美國外交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的評估研究*

■ 黃婧 陳廣猛

1 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 昆明 650091

2 四川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 重慶 400031

1 引言

2014 年10 月27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時指出，中國需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的高端智庫[1]。本文在理論上提出了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這個概念，并對之進行了操作和測量，通過統計分析，揭示了不同規模/類型的智庫極化程度的差異。在對策應用層面，本文的直接目的是探討美國智庫的極化水平和影響力，以期本文研究成果能夠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讓我國的外交智庫在國家的對外交往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韋伯斯特大詞典》把“polarization”解釋為“集中分布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極端的一種狀態”[2]。本文中的“極化程度”指的是所謂杰出人士在智庫機構中聚集程度的一種狀態。具體而言，極化程度反映了美國外交智庫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由杰出人士掌控。智庫被譽為精英俱樂部，其成員通常占據律師、教師以及其他公共或私營部門的高位，控制著大量經濟和社會資源[3]。美國智庫在向政策制定者傳播信息、塑造公共話語，甚至在美國政府的運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它們發現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為政府提供專業知識和信息，教育公眾。有學者認為，華盛頓的決策者已經形成了對智庫的“極度依賴”[4]。蘭德公司、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在內政和外交事務領域的政治影響力眾所周知。然而，這些頂級智庫只是少數，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2020 年美國智庫多達2,203 家[5]。不同的智庫在團隊規模、人員構成、資金來源、研究重點等方面千差萬別。除此之外，更有不計其數的由十幾名或更少的雇員組成的小型智庫，其年度預算往往不足100 萬美元。著名智庫英才云集符合日常經驗和直覺，但所謂“英才云集”到底是什么含義，需要具體的、可測量的指標來操作。中小型智庫是否也有著類似的人員構成，則需要通過經驗檢驗才能得到結論。為此，本文構建一套評估智庫人員構成的極化程度的指標體系，并據此對美國外交智庫進行抽樣評估。

2 美國外交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評估體系構建

國內現有的智庫評估體系主要關注的是智庫影響力的評價。關于全球智庫評價的報告有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的《全球智庫評價報告》、浙江大學信息資源分析與應用研究中心的《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等。關于中國智庫評價的報告較多，具體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的《中國智庫報告》、清華大學智庫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智庫大數據報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的《中華智庫影響力報告》等，還有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和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聯合發布的《CTTI 智庫報告》——該報告構建了“MRPAI測評指標體系”?，F有評估報告對全球或中國智庫的評價做出了積極的嘗試，并對樣本智庫進行了排名。排名不是智庫評價的最終目的，而是通過排名促進智庫的建設與提升。本文對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的評估，目的亦非對樣本智庫的極化水平進行排名，而是著重從“人”的角度深入理解美國智庫這種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僅從單一的人員維度對美國智庫的極化水平進行評估是有失偏頗的。有些美國智庫雖然建立了龐大的人際網絡，但其經費與成果等要素與之并不匹配。政策影響力始終是智庫評價最重要的維度，對智庫極化程度的評估同樣有必要體現影響力這一關切。本文評估體系基于對國內外現有的幾大智庫評估體系的系統考察：一方面，把人員配備用作極化的主要維度；另一方面，納入了機構資源、產出和輿論傳播能力等智庫影響力評估的常規指標，目的是繼承、補充和完善現有評估體系而非“另起爐灶”。

2.1 評估維度

本文重點關注智庫內的人員，以人員配備（Fellow）為中心維度，結合運作經費（Revenue）、機構建設（Construction）和成果產出（Output）3 個維度，建立了“以人才評估為中心，多維度輔助分析”的智庫極化程度理論模型，見圖1。各個維度的指標選取兼顧科學性、代表性、關聯性和數據可獲取性等原則，經過對指標選取及其表述方式的多次調整，最終確定“美國智庫極化程度FRCO 評估指標體系”（FRCO 為四個維度英文首字母組合），該指標體系包括三級指標，其中一級指標4 個，二級指標9 個，三級指標23個。在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中，本文借鑒了國內外研究機構的已有成果，在運作經費、機構建設和成果產出3 個維度及其指標選擇上，《全球智庫評價報告》的“AMI 指標體系”、《CTTI 智庫報告》的“MRPAI 評價指標體系”以及《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的“RIPO 指標體系”等評價體系，為本文建立的FRCO 指標體系提供了理論和經驗支持。本文指標體系的特色在于突出智庫“人員”重要性，將人員配備作為重點評估維度。此外，本文將擬構建的指標體系稱為“智庫人員構成的極化程度”指標體系，原因有兩點：第一，如前所述，智庫人員結構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是本文區別于前人類似研究的主要創新點，而且本文的統計分析也主要圍繞人員構成展開；第二，假定智庫的運作經費、機構建設水平和成果產出均與人員構成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一個智庫的績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人員的動員能力、知識水平和社會經驗地位，而這些恰恰是社會杰出人士的優勢。

圖1 美國智庫極化程度評估維度Figure 1 American think tank polarization evaluationdimensions

2.2 指標體系

2.2.1 人員配備維度 教育程度和職業性質是衡量杰出人士構成的兩項重要指標。因此，人員配備維度主要考察智庫人員的受教育情況和職業經歷。受教育情況考察有三個維度。①即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康奈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劍橋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帝國理工學院、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芝加哥大學，共17 所大學。獲得的最高學位。智庫人員的最高學位一般有學士、碩士、博士3種情況?！捌渌闆r”是指缺乏數據和極少數人員尚未取得學士學位的情況。②美國行政等級表：《美國法典》第5 卷第5311 章至第5318 章規定了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內政治任命官員（即除總統和副總統之外）的工資級別，這些官員大多數是由民選的美國總統提名并由參議院建議和同意后被任命的，包括內閣成員和下級的政策制定者，行政等級表有五個級別。畢業高校。畢業高校按人員所讀大學中排名最高的學校計算，劃分為世界頂尖大學畢業或其他大學畢業兩種情況，世界頂尖大學是指常春藤盟校以及2022QS 世界大學排名前十的大學①，其中，常春藤盟校被視為杰出人士的搖籃。除此之外，還加入了2022QS 世界大學排名前十的大學，重復的學校只計算一次，共17 所大學?！捌渌闆r”是指缺乏數據的情況。③美國國稅局990 表格是大多數申請聯邦免稅地位的組織必須每年提交的年度信息申報表。羅德學者。1903 年，塞西爾·羅德（Cecil Rhodes）創立羅德獎學金，獎學金獲得者是從每個領域的頂尖學生中選拔出來的，該獎學金是全球最負盛名、也是最難申請上的獎學金之一。

將職業經歷指標分為商界、學界、政界，基本可以囊括美國智庫人員職業經歷的所有情況。本文認為，杰出人士來自各個行業和社會領域，商界領袖是指企業和社會上各類組織機構的負責人，也包括在樣本智庫擔任會長或理事長的個人。學界領頭人包括高校任教的副教授、教授和擔任教務長、校長等高級職務的學校領導。通過智庫人員的“旋轉門”特征以及當中擔任高級官員的人數測量智庫人員的參政情況，高級官員是指美國行政等級表中第一、二等級的政府官員②。人員配備維度的指標見表5。

表5 美國智庫極化指數計分規則Table 5 Scoring rules of the Elite Index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2.2.2 運作經費維度 運作經費是衡量智庫規模的最主要的指標。該維度考察美國智庫年度經費的來源和經費數額，這兩個指標體現了智庫的籌資能力，也直接顯示出智庫的不同實力。美國大多數智庫是非營利組織，不僅不繳納聯邦稅，還免稅接受捐贈，但要依法接受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監管。美國智庫通常會在每年的年度報告中公開該機構的收入和支出款項、捐贈者的信息，并公布接受IRS 調查的990表格③，以彰顯機構的透明度，也是應對501（c）3 免稅條款的相關要求。運作經費維度的指標見表5。

2.2.3 機構建設維度 機構建設維度從美國智庫的成立時間、國外分支機構、社交網絡建設來考察智庫的機構建設情況。智庫成立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智庫機構設置和運作模式的成熟度，美國既有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至今已有超過百年歷史的智庫，也有建立于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較為年輕的智庫，如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尼克松中心（Nixon Center）。不僅如此，美國的一些高端智庫還利用其品牌和資源優勢在海外建立分支機構，以便獲取一手信息，并近距離影響分支機構所在國家的媒體和公眾，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和布魯斯金學會就在中國建立了政策中心[6]。機構建設維度的指標見表5。

2.2.4 成果產出維度 在成果產出維度，智庫的成果形式既包括國會證詞、研究報告、專欄文章、博客文章、發布于官網的評論文章等，還包括采訪視頻、音頻文字記錄等，這些成果形式大致可劃分為智庫的政策產出和學術產出。為確保統計的方便與準確，該維度考察智庫的證詞、報告、文章等文本形式的成果，以評估智庫的成果產出能力。成果產出維度的指標見表5。

2.3 指標賦權及測算方法

美國智庫極化指數計分規則如表5 所示。FRCO 指標體系采取直接賦值并結合指標權重分配的方式，這種賦值方式易于理解，直觀，可重復驗證。人員配備維度考察美國智庫普遍共有的董事會、顧問委員會、研究員，研究員的賦分區分了全職研究員和兼職研究員。事實上，不同的智庫在研究員的設置上存在著較大差異，兼職研究員一般不在智庫常駐，智庫也不會給其薪酬，這些兼職研究員主要依靠自身的專業知識為機構提供觀點。

本文將式(1)計算出的數值稱為極化指數。極化指數的計算以公開可獲取的指標數據為基礎，進行賦值算分，根據評估體系各個維度的相對重要程度對不同維度進行權重設置。依據“以人員為中心，多要素輔助分析”的原則，分別賦予F 值、R 值、C 值、O 值的權重為35%、25%、20%、20%，下文具體解釋了各指標權重和賦值的理由。因此本文美國智庫極化指數E 的運算公式如下所示，F、R、C、O 各個維度的值為該維度每項指標的算術和：

指標權重和賦值吸收借鑒了《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和《CTTI 智庫報告》等現有的評價方法，最終采用設置指標權重與直接賦值相結合的方法。此種方法能夠突顯極化程度評估體系的側重點，且客觀公開、可驗證，同時對權重和賦值的合理性也具有較高要求。具體而言，各維度的權重分配考慮了以下情況：F 值考察的是智庫的人員配備。人員是智庫實力和影響力的根本來源，人才評價是極化程度評估體系的重點。因此賦予該維度最大權重（35%）。R 值考察的是年度運作經費。年度經費是衡量智庫規模最主要也最直觀的指標，是智庫日常運作、開展項目、雇用研究人員不可缺少的資源，能夠直接反映智庫的實力。因此，賦予該維度的權重僅次于前者（25%）。C 值考察的是智庫機構建設。官方網站、社交媒體是美國智庫的基礎配置，而國外分支機構又只有極少數的智庫具備。美國智庫在該維度上相對差異不明顯。浙江大學信息資源分析與應用研究中心的評估報告對機構資源賦予15%的相對較低的權重[7]，本文賦予該維度20% 的權重。O 值成果產出是智庫實力的直接表現。浙江大學信息資源分析與應用研究中心、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 等國內外很多評價機構均將智庫成果這一指標納入評價體系。由于智庫的成果產出量通常與其人員規模具有正相關關系，而本文已經對人員配備賦予了較大的權重，且不同智庫成果產出差距較大，在計分時已能反映出其差距，因此，本文并未對該維度賦予太大的權重（20%）。

關于表5 中FRCO 三級指標的賦值，本文考慮了以下情況。F1.1 ～F2.4 考察智庫人員的受教育和職業經歷情況，根據董事會/顧問委員會、全職研究員、兼職研究員在美國智庫中重要程度和作用的不同，對3 類人員的情況分別賦值，總體上對全職研究員和董事會/顧問委員會賦予大致相當的分值，在F2 的指標賦值上又體現出一些高低，兼職研究員的賦值則總體為全職研究員的二分之一。R1 ～R2 考察智庫的運作經費?？紤]到美國不同規模的智庫經費的差距較大，小型智庫的年度經費普遍為幾百萬美元，因此，把每個500 萬美元作為一個區間，500 萬美元以下的統一賦值10 分，每增加500 萬美元增加10 分。C1.1 ～C3.1 考察智庫的機構建設情況。美國智庫在官方網站、社交媒體賬號和國外分支機構的情況上差異不大，則賦予3 個指標較高的基礎分，該維度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智庫的成立年限和社交媒體關注度方面，因此對這兩個指標賦予的基礎分較低。O1.1 ～O2.2 考察智庫的成果產出情況。根據智庫各類研究成果的影響與作用的一般差異，對4 種文本成果形式在賦值上作了明顯區分。美國智庫參與國會聽證會是影響政策決策較為直接的方式，也是反映智庫政策影響力的重要指標。對大部分智庫而言，參與國會聽證并不容易，故對每份證詞賦以3 分的高分值。研究報告是智庫的重要成果形式，每份賦值2 分。智庫的期刊文章和博文/網文的影響相對有限，分別對每篇賦予1 分和0.5 分。

3 美國智庫極化程度評估

3.1 選取智庫樣本

美國智庫數量龐大，類型多樣。按照規模的不同，美國智庫一般可劃分為大型、中型和小型3種類型，其測量指標通常是人員規模和經費多少。大型智庫的科研人員一般超過100 人，年度經費在4,000 萬美元以上，研究范圍較廣泛。中型智庫的人員一般有幾十人，年度經費一般在2,000 萬美元左右。小型智庫一般只有少數專職研究員，年度經費不超過500 萬美元，往往在專門領域上發揮作用，有些智庫的年度經費甚至低于100萬美元，如世界事務協會、貝肯山研究所等智庫④世界事務協會（World Affairs Councils of America）2016 年年度經費為58.44 萬美元；阿勒格尼公共政策研究所（Allegheny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17 年的經費為53.1 萬美元；貝肯山研究所（Beacon Hill Institute）2017 年的經費僅有19.85萬美元。。在智庫研究中，“明星”智庫通常受到智庫研究者過多的關注，但小型智庫往往被忽視。為了確保樣本的代表性，本文使用分層抽樣法。抽樣的依據是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 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該報告是國際上影響力較高的全球智庫評價體系。其對全球智庫進行綜合評價，并按區域、按研究領域、按特殊成就等不同類比對智庫進行排名，其中按研究領域劃分的“頂級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智庫”榜單構成了本文的樣本。首先，本文保留了這兩類智庫中總部設在美國的智庫，共計30 家。其次，本文依據上述對智庫規模的劃分，對這30 家智庫進行了分類，其中大型智庫13家，中型9 家，小型8 家。對這些美國智庫進行編碼（1～30 號），使用在線隨機號碼生成機（random number generator）⑤在線隨機數字生成機，可參考https://www.random.org/，或https://www.calculator.net/random-number-generator.html。，選出了代號分別為4、20 和27 的大型、中型和小型智庫各一家，分別是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以下簡稱為Hudson）和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

CSIS 成立于1962 年，總部位于華盛頓特區，在意識形態上偏保守，擁有70 多名全職研究員，并有總數接近500 名的兼職研究員、顧問和助理，其年度經費為4,280 萬美元。

Hudson 創建于1961 年，始創地是紐約，有60 余名全職研究員、30 多名兼職研究員，2020 年的年度經費為2,150 萬美元。該研究所是美國五大保守派外交智庫之一。

FPRI 是一個小型智庫，位于費城⑥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 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有92%的美國智庫都不在華盛頓特區。，成立于1955 年，只有不到300 萬美元的年度預算，該智庫有100 多名兼職研究員，不設專職研究員。盡管如此，它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校友網絡在華盛頓占據著高層職位，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總統競選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3.2 指標數據采集

根據美國智庫人員構成極化評估指標體系，搜集了上述3 家智庫的指標數據。本文統計分析使用的是橫截面數據，數據采集的截至日期為2022 年3 月9 日。在數據搜集的過程中發現，3家樣本智庫的機構設置和多項測評指標均存在顯著差異。例如，CSIS 設置了包括董事會、顧問委員會等在內完善的機構，而Hudson 則不設顧問委員會，FPRI 的董事會規模相比之下最大。

3.3 評估結果

根據上文對樣本智庫各項評估指標搜集的數據和測算方法，分別計算出3 家樣本智庫的F 值、R 值、C 值、O 值，再根據每個維度的權重分配，最終計算出極化指數（E 值），如表6 所示。

表6 樣本智庫各維度得分及極化指數評估結果Table 6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evaluation resultsof polarization index of sample think tanks

根據評估結果：CSIS 的極化程度最高，其極化指數為566.85；Hudson 第二，其極化指數為313.90；FPRI 的極化程度低，其極化指數為293.48。CSIS 的極化指數遠高于另外兩家智庫，但Hudson 與FPRI 的極化指數相差并不大。

3.4 美國智庫人員配備分析

美國智庫通常由董事會領導，負責管理組織日常事務和確保機構的使命。有些智庫還設立了顧問小組或委員會，為機構提供專業知識，董事會和顧問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退休的政府官員或杰出的商人。智庫對研究人員的設置采取了各種各樣的做法，多數智庫采用的是一種以長期聘用的常駐學者為核心的模式，這些學者通常被稱為“高級研究員”或“常駐研究員”，為第一梯隊；第二梯隊的學者通常被稱為“訪問學者”或“非常駐學者”，被接收到各種臨時項目中[8]。智庫也經常與“兼職研究員”建立關系，根據需要雇傭研究助理、編輯、撰稿人，這取決于其運營模式和定位。例如，像CSIS 這樣的大型智庫，采用的是傳統智庫運作模式，并建立了龐大的人才網絡，常駐研究員承擔了大量的研究活動，但還與大量的兼職顧問、兼職研究員、研究助理建立了附屬關系。而FPRI 則明顯不同，其附屬學者有大部分是大學里的教授，或正任職于各類企業和機構，從某種程度上說，在該智庫的研究活動是他們的一項兼職工作。

根據美國智庫研究人員的實際情況和研究需要，本文在統計時把智庫的“常駐研究員”稱為“全職研究員”，把“訪問學者”“非常駐學者”“兼職研究員”統稱為“兼職研究員”。表7 展示了樣本智庫人員配備維度各項得分及該維度得分。在人才維度，CSIS 的得分最高，為953.00，遠高于另外兩家智庫，但Hudson 與FPRI 的得分則十分接近，后者甚至略高于前者，其主要原因是FPRI 董事會有多達50 名成員。

表7 智庫人員配備維度各項得分及該維度得分Table 7 Scores of the think tank staffing dimension andthe score of this dimension

3.4.1 董事會 本文選取的3 個智庫均有董事會，樣本智庫董事會人數見表8。CSIS 的得分最高，該智庫的董事會有45 名成員，其中有13 人擁有博士學位，21 人畢業于世界頂尖高校，在同一指標中均超過另外兩家智庫。董事會中超過40 人具有擔任企業和各類組織機構負責人的經歷，19 人具有“旋轉門”經歷，其中15 人曾任或現任政府高級職務，遠遠超過另外兩家智庫。其董事會匯集了一大批高學歷、經歷豐富的政治家、企業家和學者。著名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正是CSIS 董事會的成員，其曾擔任過國防部助理部長、副國務卿、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等職務，還曾獲得羅德獎學金。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是該機構的董事會成員和顧問。

表8 樣本智庫董事會人數Table 8 Nu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sample think tanks

3.4.2 顧問委員會 與另外兩家智庫相比，在機構設置上，Hudson 沒有顧問委員會。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顧問委員會有20 名成員，在這一項的得分最高，顧問委員會成員中退役軍官較多。CSIS 的顧問委員會有8 名成員，包括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布什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Carla Hills）等。

3.4.3 全職研究員 FPRI 沒有全職研究員，Hudson 有61 人，CSIS 有73 人。兩家智庫的全職研究員普遍擁有碩士及以上學位，有約一半的人畢業于頂尖高校，超過一半的人具有“旋轉門”經歷。樣本智庫全職研究員人數見表9。從統計數據來看，與Hudson 相比，CSIS 的研究員畢業于頂級高校和其他大學的數量更多；但在職業經歷方面，Hudson 的全職研究員的每個指標數據均大于CSIS，Hudson 有17 名全職研究員曾任或現任企業、民間社團、基金會和各類研究機構的負責人，CSIS 的這一數據為9。知名學者沃爾特·米德（Walter Mead）、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美國前政要趙小蘭（Elaine Chao）、邁克·蓬佩奧（Michael Pompeo）等均在Hudson 全職研究員的名單上。

表9 樣本智庫全職研究員人數Table 9 Number of full-time researchers of samplethink tanks

3.4.4 兼職研究員 在兼職研究員這一項的得分中，FPRI 最高，該智庫有135 名兼職研究員，CSIS 有80 人，Hudson36 人。該智庫兼職研究員有72 人在高校任教或擔任高級職務，有45 人具有“旋轉門”經歷，但僅有兩人曾在或正在擔任政府高級職務。該智庫兼職研究員的水平較高，圖2 顯示了3 家智庫的博士學位、頂尖高校畢業和“旋轉門”特征3 個指標的人數占兼職研究員總人數的比例，FPRI的3個指標的比例分別是0.53、0.39 和0.33，比另外兩家智庫的比例高。由此可見，該智庫的兼職研究員的水平與另兩家規模更大的智庫相比毫不遜色。

圖2 樣本智庫兼職研究員三項指標比例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part-time researchers in the sample think tanks

此外，本文從人員的受教育情況和職業經歷，對樣本智庫中包括董事會、領導層、顧問委員會、全職研究員、兼職研究員在內的所有人員進行了整體統計。就其受教育情況而言，由圖3 和圖4可知，有74%的人員具有學士及以上學位，其中有37%的人員具有博士學位。有37%的人員畢業于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等世界頂尖高校、39%畢業于17 所頂尖高校以外的其他大學。

圖3 樣本智庫人員的最高學位統計Figure 3 Statistics on the highest degree of the samplethink tanks personnel

圖4 樣本智庫人員畢業高校情況統計Figure 4 Statistics on graduate school of sample thinktanks personnel

就其職業經歷而言，由圖5 可知，3 家智庫的人員有203 人具有政府與智庫之間的“旋轉門”經歷，占總人數的43%。據統計，其中有34 人曾擔任美國國務卿、副國務卿、商務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等政府高級職務。例如，美國前勞工部長、運輸部長趙小蘭和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蓬佩奧，二人卸任后均加入了Hudson 擔任研究員。29%的智庫人員具有擔任企業或各類組織機構負責人的經歷，另有28%的人曾在或正在大學任教（副教授及以上職稱）或擔任校長、教務長的職務。智庫中有許多人員具有豐富的職業經歷，涉及政商學各個領域。

圖5 樣本智庫人員職業經歷統計Figure 5 Statistics on the career experience of the sample think tanks personnel

4 結論

本文始于對美國智庫是不是杰出人士聚集地的追問，進而引發了對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的思考。一提到美國智庫，人們往往會默認為其是各個專業頂尖人士的俱樂部，這樣便可對智庫的影響力做出籠統的回答。然而，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頂尖智庫并不能代表美國全部智庫，一概地將美國智庫視為社會上層人士的組織，在解釋智庫影響力時會導致偏差。為此，本文提出了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的概念，建立了一套指標體系，提供一個衡量美國智庫人員構成特征的方法。

本文運用該指標體系評估了美國3 家外交智庫的極化程度，評估結果表明：第一，美國智庫極化程度均較高，在樣本智庫中，至少有74%的人員具有學士及以上學位，37%的人畢業于世界頂尖高校；第二，美國智庫匯集了社會各個領域的杰出人物，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具有從政經歷，在樣本智庫的統計中這一比例為43%，還有一部分人員在公司或各類組織機構擔任負責人，或是大學里面的優秀學者，在樣本智庫中的比例分別為29%和28%；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雖然美國智庫的人員具有明顯的極化特征，但整體而言，美國不同智庫的極化程度存在較大差距，如FPRI 這種年度經費低于300 萬美元的小型智庫在美國不計其數，但并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關注。本文認為，在回答美國智庫是不是杰出人士組織的問題時，不宜完全肯定或否定美國智庫的極化特征。

當下，中國智庫和專家學者的對外話語權總體仍很弱，關鍵是要調動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百萬大軍”，培養專業細分、實力過硬、務實型的知識精英，講好“中國故事”[9]。本文突顯了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才隊伍對建設國家高端智庫的重要性——人才是建設高質量智庫的根本。本文側重人員結構而不是傳統的影響力，是對現有智庫評估方法的有益補充。人是智庫維持運作的核心，也是左右其影響力的根本來源，人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過分。此外，有學者指出了國內智庫評價研究的不足：我國大多數智庫評價報告是面向智庫整體，“一刀切”[10]的評價方式其實并不能回應不同類型智庫的性質和訴求差異的問題，有待對智庫評價進行專業細分[11]?！巴饨粺o小事”，國際關系與外交實踐是智庫發揮效用的前沿陣地[12]。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以美國外交類智庫作為研究對象，能夠服務我國外交智庫建設，讓我國外交智庫在國家的國際交往和對外話語傳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本文與其說是對以往相關研究的一個總結，不如說是設置了一個新的起點，存在錯漏在所難免。例如，從理論上講，構建可行的測量人員構成極化的評估體系需要兼顧指標的全面性與代表性、數據的客觀性和可獲得性。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這些目標難以同時達到。例如，“智庫人員參加國會聽證次數”是評估智庫與決策者關系的重要指標之一，但在數據搜集的過程中發現，這一指標很難獲取準確公開的信息，因此，便舍棄了這一指標，取而代之的是“智庫年提交證詞數量”指標，因為美國智庫各種形式的成果信息在其官網上通常是公開并可獲得的。由此可見，對評估維度和指標體系的設計，是一個不斷修正和完善的過程。

關于后續研究，首先，極化主要是就智庫的人員結構而言，但高度極化是否必然導致智庫的對策建議被政府采納，這是一個具有高度理論性和對策性的問題。其次，本文研究智庫人員構成的極化程度專門選取了不同規模的智庫進行比較。一般而言，大型智庫的人員構成極化程度幾乎一定會比小型智庫的人員構成極化程度高，本文的研究結果似乎得出了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結論，但本文的研究結果也表明，作為大型智庫的CSIS的確比小型智庫的人員構成極化程度高很多，但Hudson 和FPRI 這兩家中、小規模的智庫極化程度差別不大，且本文的貢獻之一恰恰在于發現了不同規模智庫在人員結構上的一個共同點，即高極化程度。這一結論主要受限于本文的樣本數量，后續研究可以進一步深化，通過建立更多數量的智庫樣本，探討智庫的規模大小是不是影響智庫人員構成極化程度的關鍵因素。再次，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年報聚焦全球頂級智庫，FPRI 雖然規模很小，但影響力未必遜色于規模更大的智庫。實際上，美國擁有數量眾多的小型智庫，單從其機構資源來看并不突出，但仍能在特定領域對華盛頓決策圈產生獨特的影響。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在美國成立的大多數智庫是專門針對特定的區域或職能領域而設立的。FPRI 的預算和人員有限，且身處華盛頓之外，因此，它巧妙地采取了與CSIS、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不同的運作策略來發揮政策影響，強調以扎實的研究和寫作來影響具有政策影響力的讀者群，并減少對持續的政治接觸的依賴[13]。然而，目前對這樣的小型智庫的研究并不多見，有必要探討其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塑造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