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典籍譯本“走回來”之誤譯例析
——以《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英譯本》為例*

于艷芳

(菏澤學院外國語學院,山東 菏澤 274015)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國內學者對海外漢學家的中國典籍譯本進行研究,總結這些譯本翻譯與傳播的得與失,是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走回來”的海外漢學家的中國典籍譯本是為了讓中華文化更好地“走出去”。然而,學者們的研究中出現的外文漢譯錯誤,對譯本的研究造成混亂,甚至產生誤導,影響了對這些海外中國典籍譯本的研究。以學者們對《群玉山頭:唐詩三百首英譯本》(THEJADEMOUNTAIN.AChineseAnthology:BeingThreeHundredPoemsOfTheT’angDynasty(618— 906))(下文簡稱《群玉山頭》)研究中的漢語錯譯為例,基于副文本的理論視角,以說明中國典籍外譯本研究中的漢譯錯誤對譯本研究所造成的誤導。

副文本(paratext)概念的首創者法國文學理論家熱奈特認為,副文本因素如作者姓名、書名、題記、前言、后記等是 “文本周圍的旁注或補充資料”,對于正文本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1996 年芬蘭學者 Urpo Kovala 首次用副文本概念進行翻譯研究,之后,副文本在翻譯研究領域逐漸受到重視。國內翻譯研究學者對于副文本也進行了積極探索,耿強分析了副文本的概念譜系、研究方法、存在的問題等,并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1],殷燕和劉軍平對國內自1986至2016年CNKI數據庫中的副文本研究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發現副文本研究有“由文學領域逐漸向語言領域,再向翻譯領域擴展延伸”[2]的發展趨勢,更多學者對譯本的副文本進行個案研究。

國內翻譯界對于譯本副文本的研究較多關注譯本中的序跋和注釋,對于“譯本封面設計、插圖、扉頁、題記、標題等還未能引起國內翻譯研究者的重視”[3]。副文本研究中不只是對于封面書名、扉頁、題記、標題等研究較少,對于書名、題記等誤譯方面的研究更少,而“譯本的副文本體現了譯者的翻譯思想和翻譯觀”[4]。鑒于此,本文梳理相關研究和歷史文獻,對英譯本《群玉山頭》的美國譯者Witter Bynner的漢譯名、譯本書名的漢譯、譯本題記的漢譯等方面所存在的錯誤和不一致進行指誤并糾正,指出這些副文本的誤譯與原文所體現的譯者翻譯思想相背離。

一、《群玉山頭》國內研究概況

《群玉山頭》是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的“第一個英語全譯本”[5],由美國詩人維特·賓納(Witter Bynner,1881—1968)和中國學者江亢虎(Kiang Kang-hu,1883—1954)合作翻譯,于1929年由紐約Alfred A.Knopf,Inc.出版社出版。百年來,《群玉山頭》多次重印,在英語世界產生很大影響,成為美國“各大學世界文學課程和東亞文化課程多年使用的教本”[6],“長期以來都是美國唐詩學習和研究的必備參考書之一”[7]?！度河裆筋^》是中華文化在海外接受和傳播的成功譯例,吸引了國內外學者對其進行研究。

國內學術界對于《群玉山頭》的研究大多是選用譯本中的英譯唐詩與其他譯詩作平行研究,對于譯本和譯者的專題研究較少。

國內最早以《群玉山頭》中英譯唐詩進行平行研究的學者是呂叔湘。呂叔湘在其1948年由中正書局出版的《華英集:中詩英譯比錄》序言中,評價了維特·賓納的譯詩風格,認為“Bynner譯唐詩三百首乃好出奇以制勝,雖盡可依循原來詞語,亦往往不甘墨守”[8]。

國內最早對譯本《群玉山頭》及其譯者維特·賓納和江亢虎進行介紹的學者是趙毅衡。20世紀80年代,趙毅衡在《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等著作的有些章節中,對《群玉山頭》的兩位合譯者維特·賓納和江亢虎有較多論述,貢獻巨大。另一位有較大影響的是臺灣學者鐘玲,鐘玲在其撰寫的《美國詩與中國夢》的第二章中,探討了維特·賓納等譯者“創意英譯”[9]的中國古典詩歌在美國經典化的客觀事例和現實基礎?？梢哉f,兩位學者的專著推動了國內學界對譯者維特·賓納和江亢虎以及譯本《群玉山頭》的研究。

最近十幾年來,對《群玉山頭》英譯本以及合譯者維特·賓納和江亢虎的研究逐漸增多,如羅志祥、段曉萌、葛文峰、耿強、林志堅、陳佳欣、黃留威、朱斌的期刊論文,黃薇、黃留威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至今還沒有博士論文),以及朱徽、江嵐兩位學者著作中的章節等。這些學者對譯本《群玉山頭》的影響、維特·賓納和江亢虎的合作翻譯緣起、譯者的翻譯策略、維特·賓納的仿中國詩創作等進行了初步探討。

正如江嵐等學者所說,“我國學術界對早期英譯唐詩的文本和譯者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其間的某些誤讀尚有待辨析和厘清”[10]。學者們在《群玉山頭》譯本和譯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尤其是國內尚無《群玉山頭》譯本的印行,又缺乏國外有關《群玉山頭》的研究文獻,更增加了這個“難能可貴”的《唐詩三百首》第一本“原本照譯”[11]的研究困難,以致《群玉山頭》譯者名、書名、題記產生漢譯錯誤,影響學者們對于譯本正文本的研究。

二、美國譯者Witter Bynner漢譯名誤譯辨析

外國人名的翻譯是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國出版了《英語姓名譯名手冊(二次修訂版)》《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修訂版)》等權威文件和工具書,規范了外國人名的翻譯。對于不在譯名工具書中的外國人名的翻譯,按照慣例,“以其所習之語音為主”[12],但漢語多同音字或讀音相似的字,造成外國人譯名出現不一致的混亂現象,甚至成為“頑疾”[13]。學者們對于美國譯者Witter Bynner的名字 “Witter”的翻譯不一致,如表1所示:

表1 學者們對譯者名“Witter”的漢譯

從此表可以看出,多數學者使用了趙毅衡對于“Witter”的漢譯名“威特”。趙毅衡作為國內研究中國詩對于美國新詩運動之影響的開拓者,其影響力對于后來的研究不容置疑,這是多數學者沿用趙毅衡所用漢字“威特”作為“Witter”漢譯名的原因。但“Witter”的漢譯應該為“維特”,這個漢譯名有其來歷。

江亢虎為“Witter”取中文名“維特”,意即“特別翻譯(王)維之人”,原因是維特·賓納特別喜愛王維和王維詩,維特·賓納有文記此事。在1960年8月號的《詩刊》上,維特·賓納發表了評論張郢南(Chang Yin-nan)和黃思禮(Lewis C. Walmsley)合譯《王維詩選集》[14]的文章《南山陲》(AT THE FOOT OF THIS MOUNTAIN)①。維特·賓納在文章中寫道: “相較于當時在西方更為知名的李白、白居易、杜甫等唐朝詩人,我更喜歡王維的性格以及表現其性格的詩句。江亢虎有感于此,不久為我的名字‘Witter’取了一個對等的中文名‘維特’,意思是‘特別翻譯(王)維之人’(a specialist in(Wang)Wei)”[15]。江亢虎將此中文短語中的“維”和“特”合起來即 “維特”,作為“Witter”的漢譯名。維特·賓納很認可這個名字,并且為自己的王維詩歌譯介得到中國學者江亢虎的認可感到非常自豪,因此特別在文中記載了此事。

“維特”——“特別翻譯(王)維之人”,這個名字對于維特·賓納來說,可謂名副其實。維特·賓納是美國“最早介紹王維和道家詩學的人”[16]。1922年維特·賓納和江亢虎合譯的16首王維詩發表于同年2月號的《詩刊》(Poetry)雜志上,并且在同一期,還刊有維特·賓納所寫的文章《翻譯王維》。此外,前文提到,維特·賓納在1960年8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為張郢南和黃思禮的合譯本《王維詩選集》撰寫的書評。維特·賓納對王維詩的大力介紹開啟了美國詩人和學者們對王維及王維詩的翻譯和研究。維特·賓納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仿寫具有王維詩風格的中國詩,并且“在生活中走王維之路,歸隱新墨西哥山區”[17]。

維特·賓納如此喜愛王維的原因在其《翻譯王維》一文中有明確說明。在文章中,維特·賓納以《終南別業》中“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酬張少府》中“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等詩句為例,說明王維“真誠而曠達的價值觀——和諧、謙遜、對大自然的高度認同,使他成為文學大師、書畫大師和主宰生活之人”[18]。王維接受道家思想,順應宇宙的自然之道(順應天道),相較于“孟浩然和杜甫的憂郁情緒”、“李白為擺脫生活疾苦在酒中尋求慰藉”,維特·賓納認為王維在“有療愈作用的青山中以及在老子謙遜調和的神秘教義中找到了永恒的安適”[19]。王維這種淡泊從容、曠達超脫的人生態度所體現的中國哲學思想,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西方世界希冀以東方文明拯救西方危機的時代命題,這也是維特·賓納譯介中國文化的翻譯目的所在,希望在中國文學中為西方的文明危機尋找安身立命、靈魂棲息的精神文化價值。

中國人為自己所熟知的外國人取漢譯名,會考慮“從多個同音漢字中選用代表其情感、志向、興趣等的漢字”[20]。江亢虎為“Witter”取名“維特”,這個名字既重音又重意。既考慮到名字“Witter”的英語讀音,又表達了維特·賓納對中國詩人王維及其詩歌中所含中國哲學思想的特別喜愛,并且維特·賓納很喜歡這個名字。根據“名從主人”這一原則,美國譯者“Witter”應譯為“維特”?！熬S特”這一漢譯名所表達的賓納對于中國文化的熱愛,不僅體現了賓納克服時空相隔和東西文化差異造成的困難,歷經十一年合作翻譯完成《唐詩三百首》的精神動力,也體現其翻譯目的——渴望借助翻譯中國文學探尋美國文化自救之路。

潘文國教授認為,“從某種角度看,譯名的處理是否得當就是話語權”[21],說明外國人名翻譯的正確和規范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謝天振教授在《人名翻譯要謹慎》一文中,談到有位學者把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翻譯成“歐根尼·寧達”,使他對這位學者專著的“良好印象大打折扣”,以此說明“學術著作的人名翻譯要謹慎,這也應該視作學術規范的一部分”[22]。

“Witter”的漢譯名“維特”由合作譯者——中國學者江亢虎所取,并且得到維特·賓納的喜愛?！熬S特”這一漢譯名既體現了譯者維特·賓納對于王維的喜愛又反映了賓納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的翻譯目的, 而國內學者們把“Witter”翻譯為“威特”、“懷特”等,只是“Witter”的音譯,沒有體現出這一名字的來歷及涵義。維特·賓納作為20世紀初美國詩壇領袖人物之一,新詩運動中“美國公認的中國詩翻譯權威”[23],為學術規范,其漢譯名應該一致,所以“Witter Bynner”應該翻譯為“維特·賓納”。尤其是對于初始階段的譯者或者譯本研究,專有名詞翻譯規范化顯得尤其重要。

三、《群玉山頭》書名漢譯誤譯辨析

書名有吸引讀者注意、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作用,并且書名、扉頁等副文本也會體現作品翻譯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對于解讀和研究翻譯文本具有重要作用”[24]?！度河裆筋^》的漢譯書名在學者們的研究中存在不一致,如:趙毅衡翻譯為《珠峰玉巒》②、葛文峰翻譯為《玉山詩集》[25]、鐘玲翻譯為《玉山》[26]等,這些漢譯名是不正確的。

《群玉山頭》第一版于1929年由美國紐約Alfred A. Knopf, Inc.公司出版發行,該書封面文字分上下兩部分排版。封面由中間向下為三列豎排的繁體漢字,從右至左依次為“唐詩三百首英譯本”“群玉山頭”“江亢虎自題”,其中位于中間的“群玉山頭”字號大于兩旁漢字,很明顯是中文書名;封面右上角是英文書名“THE JADE MOUNTAIN”。

《群玉山頭》這一中文書名摘自《唐詩三百首》中李白樂府詩《清平調·其一》中的后兩句“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譯本中文名由國學功底深厚的江亢虎所取。江亢虎之所以為譯書取名“群玉山頭”而沒有用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原書名《唐詩三百首》,是因為“群玉山頭”的美好寓意與其翻譯目的——傳播中國文化,構建中國形象,建立文化自信相一致。

群玉山為傳說中的仙山,是古代帝王藏書之處。在《穆天子傳》卷二中記有“癸巳,至于群玉山,四徹中繩,……先生之所謂策府”。晉朝郭璞注的《山海經》中有“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兩位譯者翻譯的是唐朝詩歌,在唐朝,群玉山被用來指代掌管校正圖書的弘文館,唐代校正圖書的弘文館名字中的“弘文”寓意也是《群玉山頭》譯者的翻譯目的:弘揚文化。

《群玉山頭》書名中所體現的中國燦爛文化,正是江亢虎針對當時西方社會意識形態中對于中國的偏見,以及中國人對自己文化所產生的懷疑而翻譯《唐詩三百首》的目的所在,即傳播中國文化,構建中國形象,建立文化自信,這一點江亢虎在演講中有明確說明。1920年11月19日,江亢虎從美國剛回國三個月,應邀在山西太原自省堂做講演《中國文化及于西方之影響》。在演講中,江亢虎提到當時西方社會對于中國文化的態度,“有許多西人,譏我們為半開化,似乎中國有沒有文化,還是一個未決的問題”[27],以致影響了中國人對于自己文化的態度,“我們本國人,震于西方文化的發達,也存著一個謙讓未遑的思想”[28]。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錯誤認識以及中國人對于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促使江亢虎在美國八年(1913—1920)“大力宣揚中國文化”[29]。

熱奈特認為副文本為讀者提供作品的相關信息,在正文本和讀者之間起協調作用。朱桃香認為副文本的“功能性”體現在“為了獲得理想讀者,讓他們根據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義”[30]?！度河裆筋^》封面中不僅中文書名含有傳播中國文化的翻譯思想,而且英文書名也有對于讀者選書——譯本銷售方面的考慮。其意有二,一是譯本書名選自唐詩人李白的詩句,李白在中西方的影響有助于讀者選購譯本。當時在美國影響較大的中詩英譯本有龐德的《華夏集》[31],詩集中共有19首英譯中國古典詩歌,其中李白詩12首;洛威爾和艾斯柯的中詩英譯本《松花箋》[32]中,收有李白詩83首;還有日本著名翻譯家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的專題李白詩譯本《李白詩集》[33],共收有李白英譯詩124首。以李白作為“詩仙”在中國文學史的地位以及李白詩在西方的譯介影響,譯者選用李白詩句作書名有助于譯本的銷售。

英文書名有助于譯本銷售的另一方面是玉的美好寓意?！坝瘛弊质加谥袊罟盼淖稚檀坠俏闹?玉在中國文化中是溫厚、正直、高尚的象征。玉,作為中國特色文化的符號,很早受到西方學者的關注?！度河裆筋^》出版前,西方的中國詩翻譯選集中不少含有“玉”字,如法國J. Gautier《玉書》[34]、英國George Carter Stent的《二十四顆玉珠串》[35]、英國Cranmer-Byng的 《玉笛》[36]等?！度河裆筋^》的英文書名“THEJADEMOUNTAIN”中的“JADE(玉)”沿襲了西方的中國典籍譯書名中對“Jade”的使用,既有譯者對于“玉”所含美好寓意的主觀考慮,又有讀者據書名中的“Jade”聯想中國來判斷書中內容的客觀便利,同樣有助于譯本的銷售。

譯本《群玉山頭》的中英文書名既有美好寓意,又含有譯者的翻譯目的和銷售目的。譯者考慮到當時西方社會對于中國文化的認識,以中國盛唐詩人李白樂府詩《清平調》詩句中的“群玉山頭”作為譯本的中文書名,展示了中國盛唐文化中高度繁榮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體現出譯者對中華文化的贊美之情和傳播中國文化的美好愿望。譯本的英文書名THEJADEMOUNTAIN既體現中國特有的玉文化,又能吸引目標讀者,擴大譯本的傳播與銷售。

誤譯的書名《玉峰》《珠峰玉巒》等不僅引起研究上的混亂,而且掩蓋了譯者的翻譯目的和翻譯思想。

四、《群玉山頭》題記漢譯誤譯辨析

《群玉山頭》在敬獻頁后、目錄頁前專有一頁題記頁,題記為:

“Literature endures like the universal spirit,

And its breath becomes a part of the vitals of all men.”

——LI SHANG-YIN[37]

這一題記摘自《群玉山頭》譯本中李商隱七言古詩《韓碑》(The Han Monument)的英譯文[38],其中文原文是 “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江嵐在其專著《唐詩西傳史論——以唐詩在英美的傳播為中心》中寫到:“《群玉山頭》以李商隱‘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為題句”[39],這一表述有誤。江嵐所說“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這一句的作者不是李商隱,而是明末清初詩論家葉燮(1627—1703)。葉燮在其詩論《原詩·內篇》中,認為詩人應“不但不隨世人腳跟,并亦不隨古人腳跟。非薄古人為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為至文以立極”[40]。葉燮“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一句是論述做詩之“識”的重要性。

書中的題記,是對書名內涵的具體詮釋,起點明主旨,升華主題的作用,讓讀者對書中內容有更為清晰準確地把握。同樣,譯本的題記是對于譯本書名的進一步說明,點明書中主要內容,對于解讀和研究譯者的翻譯目的、翻譯思想等具有重要作用。維特·賓納和江亢虎選用李商隱的詩句作題記,原因有三:其一,李商隱在唐代詩人中的重要地位。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32首詩作,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說明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其二,李商隱政治詩有很高的成就,將歷史與現實融合在一起,突破史實局限,更深刻批判黑暗現實,將感情和議論自然地寓含在鮮明的形象之中,達到寓意的深刻性和形象的鮮明性,增強藝術表現力,契合賓納的詩歌政治功能的主張。其三,《韓碑》所表達的文學價值。李商隱的《韓碑》敘述了一則歷史事件,詩中強烈表達對韓愈所撰《平淮西碑》被磨去的憤慨,熱情歌頌了韓愈的碑文。李商隱《韓碑》詩中“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意為“韓公此文浩浩真氣卻無法磨滅,已經深入眾人的肝脾”[41],意在竭力推崇韓碑的典雅及其價值。譯者把“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翻譯為“Literature endures like the universal spirit, And its breath becomes a part of the vitals of all men”,其中文直譯是“文學像宇宙的精神一樣永恒,它的氣息成為所有人生命的一部分”,譯者以此句作譯本題記表達文學的永恒價值。文學對于人類社會文化的價值是譯者翻譯中國詩歌的目的所在——傳播中國文化,重塑西方精神價值,這個目的與書名所體現的翻譯目的一致。

維特·賓納非常認可李商隱詩中所體現的文學對于社會文化的價值,在另外兩篇文章中也使用了這句詩以說明文學的永恒意義,強調其翻譯思想。一是維特·賓納在《群玉山頭》的序言《詩歌與文化》的文章結尾,改寫李商隱“Literature endures like the universal spirit”(公子斯文若元氣)詩句,表達自己翻譯觀點:“我更希望表現出這些唐詩杰作中普遍存在的、充滿人性的特質,正是這些特質使唐詩永久流傳”[42]。維特·賓納所強調的這一點,也是他翻譯中國唐詩的目的所在,即他希望西方人在他所翻譯的中國唐詩中發現中國文學中的文化思想對于西方社會文化的意義。二是維特·賓納在《紀念一位文雅學者》文章結尾中直接引用李商隱《韓碑》這一詩句,“文人雅士李商隱九世紀所說的話,現在依然響在人們的耳邊: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43],以此表達文學對于人類生命與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題記是書籍內容的點題之句,說明書籍的主要內容或者作者的思想觀點,對于理解書中內容意義重大?！度河裆筋^》中的題記“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Literature endures like the universal spirit, And its breath becomes a part of the vitals of all men)體現出兩位譯者翻譯唐詩的目的和思想——注重文學對于社會、人生、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中國文學所表達的思想和情感可以跨越時空為人類所共同感受。江嵐對于題記——唐朝詩人韓愈詩“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誤譯為明末清初詩論家葉燮的“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葉燮的這兩句是說明做詩“識”的重要性,這遠非《群玉山頭》的題記之意。

《群玉山頭》作為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的第一個英語全譯本,在中國典籍海外翻譯史上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美國詩人維特·賓納和中國學者江亢虎作為美國早期中國古典詩歌英譯的開拓者,為中國古典詩歌百年來在美國的翻譯和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如美國學者唐納德·E·斯坦福(Donald E. Stanford)所說“《群玉山頭》在翻譯文學中具有永久的地位”[44]。

副文本研究“有助于全面而客觀地展示譯作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45],然而,因時空相隔等種種原因,對于這樣兩位為中華文化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做出貢獻的譯者及其譯著《群玉山頭》,卻存在譯者名、書名、題記副文本漢譯的錯誤。通過研究和辨析,厘清了副文本漢譯真相,《群玉山頭》譯者“Witter”的漢譯名“維特”表達了維特·賓納對于中國文化的熱愛,譯本書名《群玉山頭》和題記李商隱詩句“公子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體現了譯者傳播中國文化的翻譯思想,這些副文本對于研究兩位譯者的翻譯思想、中外合作翻譯模式以及翻譯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另外在中華文化“‘走出去’和‘走回來’的辯證關系中,以迂回的方式重建文本旅行的方向和效果”[46],這一點對于“走回來”的海外中國典籍外譯的研究來說,尤其是對于初始階段的譯者譯本研究,為避免以訛傳訛,副文本的正確漢譯對于后續研究更加重要。通過對《群玉山頭》副文本的誤譯辨析,總結其普遍意義,希望為中華文化典籍外譯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借鑒。

注釋：

①賓納文章《南山陲》(ATTHEFOOTOFTHISMOUNTAIN),英文標題取自賓納和江亢虎合譯的王維五言律詩《終南別業》中的第二句“晚家南山陲”的英譯:

And I came to dwell at the foot of this mountain.

見《群玉山頭》,賓納和江亢虎譯,1929年,第195頁。

② 趙毅衡對于譯本書名THEJADEMOUNTAIN有兩個翻譯版本,一是《珠峰玉巒》,另一個是《群玉山頭》。見《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趙毅衡著,2013年,第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