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思維

于瑤

摘要：戰略思維，是對關涉全局和整體的重大根本問題進行系統性、長遠性、前瞻性謀劃的思維方式，具有思維廣度上的全面性、思維高度上的導向性和思維深度上的科學性。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需要以戰略思維觀大勢、謀全局、利長遠。戰略思維能夠在認識論上提供開放的理論視野，指引開創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新范式；在實踐論上提供能動的指導作用，指引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取得新突破新成就；在方法論上提供廣闊的世界眼光，引導開拓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開創人類法治文明新形態。實踐中，需要堅持加強戰略領導與夯實戰略基礎相結合，以戰略性整體思維構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機制；堅持錨定戰略目標與部署戰略任務相協同，以戰略性系統思維謀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堅持保持戰略定力與增強策略活力相統一，以戰略性發展思維規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路徑。

關鍵詞：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思維；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建設

中圖分類號：D9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5595（2023）06-0007-08

戰略思維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不同時空場域，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高度重視將戰略思維與國家發展方位和黨的歷史使命有機結合，在把握戰略方向、抓緊戰略機遇、駕馭戰略全局中研究時代之問、破解時代之題、領航時代之舵。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兩個大局”的互動邏輯中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21世紀的新形勢和新任務，以戰略思維通盤運籌民族復興偉業的頂層設計、整體布局和系統實施，彰顯出高超的大國治理智慧。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大國治理全局的戰略高度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專章論述，繪就了“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40的戰略藍圖，作出了以法治現代化引領和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各項事業發展的戰略擘畫。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的深刻變革中，戰略思維得到了有效運用，但現有研究成果尚未從學理上澄清戰略思維運用于全面依法治國的致思理路問題。鑒于此，本研究從認知圖景、現實效應、實踐要求等維度回應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思維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等問題，以期對系統認識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思維作出理論上的思考。

一、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需要戰略思維

“戰略”原本是一個軍事學術語，指的是“為了達到戰爭目的而對戰斗的運用”［2］，關涉擬定戰爭計劃、擬制作戰方案、部署戰斗行動等全局性、長遠性重大戰事問題的統籌謀劃，之后被引申到人類社會的多個實踐領域，逐漸拓展成為跨學科、跨領域的通用性概念。但無論如何演進，戰略的內涵總與整體、系統、未來、預判相關，是反映整體和部分、系統和要素、未來和當下、現狀和趨勢關系的范疇。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指出：“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保?］可見，全局性、長遠性、前瞻性是戰略的重要特質。戰略思維是人類思維方式的一種。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視域下，思維和認識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能動反映，而人的思維活動和認識活動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戰略思維是以戰略性思考為核心的認識框架和思維模式，是對重大問題進行系統性、前瞻性、根本性謀劃的思維方法。在思維觀念層面，戰略思維的認識對象是具有重大性、全局性、長遠性的戰略問題。在思維結構層面，戰略思維是一種立體式、發展式、問題式思維。從思維廣度看，它把全局作為觀察和分析問題的基點，要求在駕馭全局中解決局部問題；從思維高度看，它突破了眼前的狹隘視野，強調錨定發展目標主動作出前瞻性的戰略預判和戰略部署；從思維深度看，它致力于科學把握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探究事物表象背后的抽象本質及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思維方法層面，戰略思維是全方位、網絡式、系統化的思維模式?！叭轿弧笔侵笐鹇运季S在思維運動的線路和程序上涉及時間和空間、理論和實踐、必然和偶然等多個范疇；“網絡式”是指戰略思維在思維線索上呈現出整體性、開放性、發散性和動態性；“系統化”是指戰略思維以系統整體為著眼點，通過認識系統與要素、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探求系統整體優化的路徑。概言之，所謂戰略思維，乃是指對關涉全局和整體的重大根本問題進行系統性、長遠性、前瞻性謀劃的思維方式，具有思維廣度上的全面性、思維高度上的導向性和思維深度上的科學性。

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需要戰略思維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由全面依法治國自身的政治規定性決定的。戰略思維是求解關涉全局的重大根本問題的思維方法，而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就是一個戰略性課題。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和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然而，法治作為政治上層建筑，本身帶有意識形態屬性。我們追求的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能否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決定了全面依法治國的興衰成敗。要保證全面依法治國不犯根本性、方向性錯誤，就不能孤立看待法治問題，而要從戰略高度定位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意義。全面依法治國應當突出政治效果，服務于保障黨執政興國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局，服務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大局，服務于變革全球不合理的治理秩序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既然服務政治大局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使命，我們就應當以大系統觀和大歷史觀思考和謀劃全面依法治國，突破簡單、機械的狹隘思維視角，用戰略思維的開闊視野和整體眼光深刻闡釋全面依法治國對黨、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影響。

其次，是由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定位和功能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保?］144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國是服務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具有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作用的重要戰略舉措，同時對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具有戰略保障功能。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命題，而國家治理法治化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取向、支持力量和評價尺度，打造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格局有賴于全面依法治國提供的核心價值共識、法律法規支持以及制度體系架構。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場涉及多元利益主體、觸及深層矛盾沖突的社會轉型，而全面依法治國可以為全面深化改革供給普遍適用的、穩定的、可預期的理性規則秩序，從合法性層面保障各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從而增強改革的穿透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是依規治黨，而作為依規治黨制度性前提的“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全面依法治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依托。概言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本身是一個復雜性命題，這就要求我們發揮戰略思維的整體性認識功能，從戰略系統論高度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法治保障價值。

再次，是由全面依法治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黨百年奮斗的鮮明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全面依法治國則是民族復興偉業進入關鍵階段的重大戰略決策和長期制度保障。新時代的中國正日益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值此關鍵時期，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以奉法國強的堅定信念和求真務實的實踐理性開辟全面依法治國新時代，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積法治之勢”［4］3。實現民族復興有國內和國際兩個向度的要求，對內需要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軍事、黨建等多維度建設的“并聯式”推進和“疊加式”發展；對外要求抓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戰略機遇，破除現代化道路的“西式崇拜”，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方略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全面依法治國也有域內和域外兩種效能，在域內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機制、推動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引領生態環境治理法治化、助力建設現代化人民軍隊、帶動依規治黨從嚴推進落實；在域外可以拓展出一種不同于西方法治模式的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模式，從而在世界法治之林進一步彰顯中華民族的昂揚姿態。在全球化時代，我們要從統籌“全局”與“變局”的戰略高度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價值賦能，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筑牢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法治基石。

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思維的認知圖景

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涉及體制機制、制度規則、運行環節、支撐條件等諸多要素的復雜系統工程”［5］。戰略思維是一種多維度、立體式、系統化的思維方式。以戰略思維運思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認知圖景，就要從戰略思維的多維特質中認識和把握其多層次、全方位的豐富信息。

第一，注重戰略全局，具有整體性思維特質。戰略思維是一種關照全局的整體性思維，把全局和整體作為觀察和分析問題的基點，注重在駕馭全局、統攝整體中解決局部問題。注重戰略全局的整體性思維特質集中體現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宏觀運籌上。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錯綜復雜、相互交織的深刻歷史變遷中出場，大變局、大發展的時空背景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運籌提出了新課題，即突破國內視野的局限，以全球視野把握國內外大勢，從世界歷史發展的整體性上審視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主題和實踐要求。首先，從世界發展形勢看，大變局時代的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諸如經濟增長乏力、世紀疫情沖擊、單邊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國際秩序失衡等全球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適時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戰略構想，多次向全世界發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倡議，表示中國要“帶頭講平等、講合作、講誠信、講法治，展現大國的樣子”［6］。同時，針對當前我國在國際交往中面臨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隱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法治應對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用規則說話，靠規則行事?！保?］256可見，“講法治”是當前中國積極參與建設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方略。為此，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尤為重視涉外法治工作，打造國內法治建設與涉外法治工作同頻共振的雙向互促格局。其次，從國內發展形勢看，大發展時代的中國正日益接近“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7］，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則是實現民族復興戰略目標的必由之路和題中之義。何為“全面”？一則需要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整體性上理解，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二則需要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上理解，即整合利用一切資源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整體性而言，全面依法治國既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又能為各領域的建設提供法治保障；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言，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顯著優勢，可以為整合利用資源提供憲法和法律依據。概言之，全面依法治國對于我國的國內發展戰略和國際外交戰略都具有關鍵性和基礎性的戰略價值，這就要求我們從戰略整體性上統攬和把握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宏觀運籌。

第二，注重戰略協同，具有系統性思維特質。戰略思維中包含著唯物辯證法的系統觀，講求從系統組織與系統環境的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中把握認識對象的存在和發展。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突顯了注重戰略協同的系統性思維特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保?］4首先，從基本內涵看，全面依法治國是目標、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五位一體”的內在統一，分別回應了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方向、實踐路徑、理論指南、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撐。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目標引領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制度、法治文化彼此關聯、相互作用，有機組成了全面依法治國的系統整體。其次，從結構體系看，全面依法治國是“政黨-國家-政府-社會組織-公民”等多元主體緣法共治和“立法-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多層環節銜接協同的動態博弈過程，必須統籌兼顧各主體、各要素、各環節的復雜矛盾關系，強化頂層設計的系統性。在主體的頂層設計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是一個有機整體”［8］。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依法治國為基石，而將依法治國從理念向實踐、從“應然”向“實然”轉化的關鍵正是黨堅持依法執政、各級政府堅持依法行政。在要素的頂層設計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有機統一。法治國家是目標，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法治政府是關鍵，能夠發揮輻射帶動作用；法治社會是基礎，可以提供法治文化支持。在環節的頂層設計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貫通銜接。立法提供法治前提，執法落實法治要求，司法捍衛法治價值，守法塑造法治文明，監督守護法治環境?？梢?，從基本內涵到結構體系，全面依法治國都呈現出系統性的存在方式。以戰略思維謀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必須注重系統和要素、系統與環境、要素與要素之間的戰略協同，從戰略系統性上尋求全面依法治國的整體最優解。

第三，注重戰略主動，具有發展性思維特質。戰略思維不是對認識對象作靜態描述，而是堅持歷史發展觀點和動態思維視角，強調思維的連續性和發展性，注重以戰略主動精神對不斷運動變化的認識對象作前瞻性、預見性、發展性思考。注重戰略主動的發展性思維特質集中體現在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道路選擇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9］。首先，把握戰略主動的前提是對道路問題的根本性保持高度的戰略清醒和戰略自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成功開辟既非純粹的邏輯推演，亦非簡單的照搬照抄，而是鋪就于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生成于黨對其百年來治黨管黨和70多年來領導新中國法治建設實踐的經驗反思，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中國化的理論邏輯、中國共產黨領導法治建設的實踐邏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的歷史邏輯的有機統一。其次，把握戰略主動的關鍵在于發揮戰略主體的能動性，即能夠主導全面依法治國的發展趨勢，錨定戰略目標對當前的實踐活動主動作出前瞻性的戰略預判和戰略部署。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不斷總結我國法治建設歷史性成就的基礎上，以遠見卓識的戰略預見力主動謀劃部署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戰略布局、戰略要求和戰略任務，牢牢把握戰略主動，用“兩步走”規劃全面依法治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以“十一個堅持”落實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構想，發布《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從九個方面明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任務，在現實與未來的會通中駕馭全面依法治國的階段性發展和長遠性發展。在進行戰略預判的同時，黨還以戰略主動精神準確分析并時刻把握主要矛盾，將堅持黨的領導、提高立法質量、建設法治政府、保障公正司法、推進全民守法等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重點，在“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中不斷取得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突破。

三、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思維的現實效應

戰略思維作為一種整體式、系統式、發展式的“認識前結構”，在向實踐觀念轉換的過程中，能夠使人們的認識活動顯示出觀大勢、謀全局、利長遠的思維傾向，引導人們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具有科學性、主動性、前瞻性的解釋和判斷，進而通過思維方式對實踐活動的反作用，使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活動呈現出高廣、多維、開放的大格局。

第一，在認識論上提供開放的理論視野，指引開創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新范式。給具體的認識活動以戰略性指引，是戰略思維的首要效應。戰略思維具有鮮明的開放性，能夠幫助認識主體打開思維空間，實現對呆板、僵化、靜態理論視野的超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保?］16然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并不在于它自發、先驗地適合于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拋棄了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在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主觀形式與客觀實際的統一，從而形成了“行”的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戰略思維使我們在認識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時，能夠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放置于當代中國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現實語境之下，指引開創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同中國法治建設的現實規定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歷史規定相結合的新范式。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法治思想在新時代的歷史坐標中出場。習近平法治思想成功運用戰略思維把握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現實面向和未來走向，從新時代緣何推進、如何推進、以何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等三個層面，對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科學、系統、全面的回應，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在法治本體論上，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對于法的本質的認識，肯定社會經濟條件的決定和制約作用，同時從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指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要“從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際出發”［4］1，使馬克思主義法治本體論更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色。在法治價值論上，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同時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精華，創造性提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等具有標識性的新命題，為推動馬克思主義法治價值論的發展作出原創性貢獻。在法治運行論上，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將“人民至上”理念貫穿于法治運行全鏈條，強調“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4］107，增強了馬克思主義法治運行論的價值底蘊。習近平法治思想對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理性省思和學理闡發，集中體現出戰略思維主動性、創造性、開放性的科學品質。

第二，在實踐論上提供能動的指導作用，指引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取得新突破新成就。戰略思維經過向實踐觀念轉化，超越了抽象晦澀的純粹思辨，變成了具體的、能夠指導全面依法治國實踐的認識工具。實踐是思維方式得以建構的基礎，但實踐卻依賴于思維方式的指導。正如馬克思用“最蹩腳的建筑師”與“最靈巧的蜜蜂”所作的精妙比喻，人在進行實踐活動之前，實踐活動已經在人的思維中成為一種“觀念的存在”。思維方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實踐目的的決策和實踐過程的籌劃。以戰略思維構思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意味著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定位越來越清晰。從“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戰略舉措”，表明黨把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意義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胺铰浴笔蔷唧w的、局部性的，“戰略”則是宏觀的、關涉全局的。位置不同，重視程度也就不同。從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謀劃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突破了就“法治現代化”談“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狹小視野，賦予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全局的宏大格局和關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長遠意義，更能突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價值?？梢哉f，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法治領域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取得的歷史性突破，無不與黨堅定不移厲行法治的決心直接相關，與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高度重視直接相關。

法治建設并非脫離時空的抽象演繹，而是合乎時勢的現實求索。立足新發展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要求黨在更高水平上統籌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戰略思維則體現出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前瞻性思考，表明黨能夠對影響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因素作出清晰的戰略預見，既“堅定不移推進法治領域改革”［4］116“在改革中完善法治”［4］38，又強調法治領域改革“必須把握原則、堅守底線，決不能把改革變成‘對標’西方法治體系、‘追捧’西方法治實踐”［10］。根據“十四五”規劃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新發展階段法治領域改革的目標是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這要求黨繼續以戰略思維的全局意識和長遠眼光深入推進法治領域改革，同時，以戰略思維深化法治領域改革的實踐勢必能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各項工作不斷提質增效升級，指引全面依法治國接續取得戰略性突破。

第三，在方法論上提供廣闊的世界眼光，引導開拓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開創人類法治文明新形態。戰略思維整體性、系統性、發展性的思維特質傾向于把認識對象看作相互聯系并不斷發展的各種規定的綜合，更注重從整體、宏觀、全局上把握認識對象。但是，整體與部分、宏觀與具體、全局與局部本身是辯證統一的，戰略思維既關注整體、宏觀、全局的普遍性，也關注部分、具體、局部的特殊性，這種辯證綜合的運思規則賦予戰略思維以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在全球化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統籌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關系，從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中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過程。戰略思維在方法論上提供了把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世界法治發展聯系起來的全球視野，即站在人類政治文明史的戰略高度，把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放在世界法治文明的廣闊版圖之中，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融入國際治理格局，用開放寬廣的世界眼光洞察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大勢，在世界法治發展進程中審視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和意義。法治現代化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價值訴求，但世界各國為實現法治現代化所遵循的綱領、建構的理論、堅持的道路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既要以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態度對待域外優秀法治文明成果，又要努力破除對法治現代化模式的“西式崇拜”，重構本土化的法治現代化新模式。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做西方法治現代化理論的“搬運工”，而做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道路的開創者，引領中國成功走出一條具有濃郁本國特色、符合本土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的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既堅持和拓展了中國法治發展的自主性，又為世界法治文明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提供了中國范例，體現出統攝“變局”和“大局”的戰略高度和國際視野。具體而言，在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基本主張上，以“人類共同價值觀”和“文明互鑒論”超越西方的“普世價值論”，尊重各國自主選擇法治發展道路的主權和人類法治文明的多樣性，倡導推進國際法治交流與合作；在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價值立場上，以“人民至上”超越西方的“資本至上”，堅持社會主義法治“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在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具體路徑上，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推進模式”超越西方的“自下而上社會演進模式”，以“法治改革觀”超越西方法治理論片面強調法律穩定性的思維定勢，強調黨的堅強領導和政府的積極作為對法治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尊重并有效運用了法治發展規律。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所創造出來的人類法治文明新形態也去除了西方法治文明范式的遮蔽，超越了法治的“西方中心主義”和人類法治文明的“歷史終結論”，為人類法治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理念、中國智慧、中國經驗。

四、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思維的實踐要求

思維方式不能僅停留在抽象的觀念層面，而必須回歸到實踐場域，轉換成一定的實踐觀念并接受實踐活動的檢驗。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思維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觀念與現實的統一，具體到實踐中體現為以戰略性整體思維構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機制，以戰略性系統思維謀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以戰略性發展思維規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路徑。

第一，堅持加強戰略領導與夯實戰略基礎相結合，以戰略性整體思維構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縱覽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實踐歷程，洞察世界法治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的特殊規律，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既不能復制模仿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社會演進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韓國、日本等國自上而下的政府單向主導模式，而“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地推進法治化”［4］136?！白陨隙隆睆娬{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自下而上”尊重了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上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體現出加強戰略領導與夯實戰略基礎相結合的戰略性整體思維智慧。

戰略性整體思維不是機械地將認識對象分解成若干孤立部分的還原論思維方式，而是“強調從整體中把握局部”［11］，即從整體層面理解和把握局部的意義。戰略思維所倡導的整體視野對于構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機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里的動力機制，指的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來源及其相互關系。首先，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力量?！耙磺泄餐囊幷露际且試覟橹薪榈?，都帶有政治形式?！保?2］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保?3］34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優勢，也是確保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方向不偏、道路不變、目標不移、各項任務能夠全面落實的關鍵所在。其次，人民群眾是戰略基礎?！叭嗣袷侵袊椒ㄖ维F代化的能動主體和力量源泉?！保?4］人民群眾的積極擁護和廣泛參與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注入了最為深厚且源源不斷的動力支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了全面依法治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底色，人民群眾的擁護和參與使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建立在根基牢固的群眾基礎之上，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詮釋了全面依法治國動力機制的整體性。

加強戰略領導既能夠確保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方向，又可以充分發揮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優勢。夯實戰略基礎能夠贏得人民群眾對全面依法治國的認同和擁護，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注入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保?3］121但是，讓人民真正信仰法治的前提是黨依法執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有效落實。以戰略性整體思維構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動力機制，一是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依法治國是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屬于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的范疇；依規治黨是黨治黨管黨的基本方式，屬于黨自我革命的范疇。黨的自我革命是推動社會革命的強大動力，通過推進依規治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增強黨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規則意識，有利于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形成全民守法的榜樣力量，有力促進全社會厲行法治。二是要實現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得益彰。法治以剛性的規則尺度劃定秩序底線和定分止爭，德治以柔性的價值尺度傳遞社會文明和揚善抑惡，兩者一剛一柔、剛柔并濟，統一于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國家治理目標之中。全面依法治國有賴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同頻共振，故而應協同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和法治對道德的保障作用，不斷厚植人民的法治信心，提高全社會法治文明程度。

第二，堅持錨定戰略目標與部署戰略任務相協同，以戰略性系統思維謀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

戰略性系統思維是用“系統概念來處理復雜性的思維方式”［15］，要求從系統組織以及系統與環境的關聯性中把握認識對象的本質、內在結構、發展規律，從而克服形而上學思維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的認識弊端。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系統觀念應用于法治領域，科學運用戰略性系統思維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頂層設計進行通盤考慮和總體安排，在精準定位戰略目標和科學部署戰略任務的基礎上，系統規劃出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頂層設計的戰略矩陣。

戰略目標擘畫總藍圖，戰略任務織就施工圖，二者結合繪制成全面依法治國頂層設計的框架圖，而實現二者在戰略導向上的協同性則是確保全面依法治國能夠一張藍圖繪到底的要義所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有狹義和廣義兩個維度，狹義上專指社會主義法治自身的革新、完善、發展，廣義上則拓展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文化效果等綜合性治理效果。在狹義目標上，全面依法治國旨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讓人民群眾共享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建設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國；在廣義目標上，全面依法治國能夠助力打造法治化、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促進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軍事、外交、政黨等各領域系統治理的法治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法治之基。狹義目標和廣義目標的統一賦予全面依法治國目的和手段的雙重屬性。

戰略目標的多維性決定了戰略任務的系統性。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任務需要系統謀劃、系統部署、系統推進，同時，在統攬系統整體的前提下更加注重“政黨-國家-政府-社會組織-公民”等各主體的協同聯動，以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環節的同頻共振，以關照全局的戰略性系統思維全過程貫徹落實“一盤棋”工作要求。具體而言，首先，全面依法治國需要以戰略性系統思維一體籌劃、一體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中國共產黨要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增強法治觀念，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國理政和治黨管黨，不斷提高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規治黨的能力和水平；各級政府及其部門要嚴格依法行政，在憲法和法律劃定的行政權邊界內行使權力，有效運用法治手段化解各種矛盾糾紛，實現行政執法活動的制度化合法化；公民也要增強法治素養，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增強國家治理法治化的參與主體意識。其次，全面依法治國需要以戰略性系統思維加強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銜接協調，在立法上先行一步，以提高立法質量為關鍵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在執法上以建設法治政府為目標堅決整頓執法不作為、亂作為問題，維護法治權威；在司法上堅守公平正義原則，捍衛全面依法治國的價值底線；在守法上著力增強全社會法治觀念，優化全面依法治國的場域環境。此外，還需要以戰略性系統思維優化整合法治工作隊伍，強化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目標的組織和人才保障。

第三，堅持保持戰略定力與增強策略活力相統一，以戰略性發展思維規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路徑。

戰略性發展思維能夠在現實邏輯與未來邏輯的會通中對全面依法治國作出既實事求是又革故鼎新的前瞻性思考。尤其是在規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路徑時，更需要用戰略性發展思維賦予的歷史發展眼光和歷史主動精神科學把握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現實和未來?！白儭迸c“不變”是極具辯證色彩的一對范疇，事物的發展即“變”與“不變”的統一。規劃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行動路徑，特別需要注意“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既要有對重大根本問題保持戰略定力的堅定，又要在策略上保持適度靈活。

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定力首先表現為在堅持黨的領導上要有高度的戰略清醒。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的關系問題是關乎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全局的重大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是致力于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使命型政黨，沒有不同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特殊利益，這就使得黨具有心懷“國之大者”的戰略頭腦，能夠廓清戰略上的迷霧，對全局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負責。其次表現為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要有堅定的戰略自信。方向決定道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必然要求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上“有志不改、道不變的堅定”［16］。再次表現為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上要有清晰的戰略自覺。是否堅定人民立場，是無產階級政黨與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本質區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民是推動全面依法治國的主體力量，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最深厚的根基所在。全面依法治國要以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的期待為旨歸，積極回應法治領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貫徹在法治運行全過程。

全面依法治國的策略活力集中體現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以積極有為的姿態統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法治領域改革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自我完善和發展。首先，推動法治領域改革需要反映時代要求，作出立足長遠的戰略預判和戰略規劃。其次，推動法治領域改革需要堅持問題導向，抓住主要矛盾，以解決影響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突出問題為著力點。一是積極推進關涉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影響大局穩定、國家治理急需、涉外法治等重點領域和重要事項立法，健全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依據；二是改革行政執法體制機制，確保行政權在法治軌道上健康有序運行；三是改革影響司法權依法獨立行使的司法體制機制，切實提高司法公信力；四是改革法治宣傳教育體制機制，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和法治人才培養效度。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M］.艾躍進，譯.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5：77.

［3］ 繼續把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N］.人民日報，2022-01-12（1）.

［4］ 習近平.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

［5］ 黃文藝.習近平法治思想原創性貢獻論綱［J］.交大法學，2022（4）：10.

［6］ 習近平.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N］.人民日報，2022-04-22（2）.

［7］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M］//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1.

［8］ 張文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統觀念［J］.中國法律評論，2021（3）：7.

［9］ 習近平.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M］//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14.

［10］ 習近平.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更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J］.求是，2022（4）：9.

［11］ 王帆.復雜系統思維的整體觀與中國外交戰略規劃［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9）：145.

［12］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4．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14］ 公丕祥.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新道路的內在邏輯［J］.法學，2021（10）：12.

［15］ 苗東升.系統思維與復雜性研究［J］.系統辯證學學報，2004（1）：1.

［16］ 習近平.改革開放四十年積累的寶貴經驗［M］//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84.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YU Yao1，2，3

（1.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250103， Shandong，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Shan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Jinan 250103， Shandong，? China;

3.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ic thinking is a way of thinking that makes systematic， long-term and forward-looking plans for major fundament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all respects. It is comprehensive in thinking breadth， orientative in thinking height and scientific in thinking depth. To advance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view the general trend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consi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the long-term benefit. Strategic thinking can provide an open theoretical vision in epistemology， guid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It can provide a dynamic guiding role in the theory of practice， guiding the advancing of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to make new breakthroughs and achievements. It can provide a broad world vision in methodology，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ath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practice，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leadership and consolidating the strategic foundation to build a dynamic mechanism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ith strategic overall thinking.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anchoring strategic goals and deploying strategic tasks， plan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ith strategic systematic thinking.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unity of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and enhancing strategic vitality， planning the action path of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ith strategic development thinking.

Key words：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strategic thinking;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of? rule? of?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