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與傳承：新加坡華族家庭祖語治理研究*

劉 慧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國家語委海外華語研究中心

李葉凡 暨南大學華文學院

薛煒俊 成都環境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提 要 文章運用社會語言學、經濟社會學理論及案例研究法，在實地調研新加坡華族家庭語言使用情況的基礎上提出“祖語治理”的概念，考察不同類型華族家庭（本土華族、新移民華族、本土與新移民華族組合的家庭等）的語言治理尤其是祖語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分析“嵌入”作為家庭祖語治理機制的類型及特點。文章指出，跨學科視角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外華族祖語治理的區域國別特征以及華族祖語的活力和韌力。

一、引言

“祖語”意為“祖傳之語”，主要指社會主體語言之外作為語言文化傳承的祖輩語言，具有歷史性、象征性、資源性的性質，以及邊緣化、需要學習的特點。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和社會現實使得華族的祖語生態逐漸形成并不斷凸顯（郭熙，2017）。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超過77.4%的5—14歲新加坡孩童在家主要講英語，比2010年增加了近一半1。新加坡華族2祖語傳承面臨極大的挑戰。

本文在實地調研新加坡華族家庭語言使用情況的基礎上提出“祖語治理”的概念，主要有如下兩方面原因：首先，“語言治理”概念的內涵及外延與海外華族祖語傳承的特點相契合。語言治理是對語言生活的治理，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向治理路向（李宇明，2020），它打破了過去單一主體管理或命令式的“垂直性”語言規劃層級，政府、社區、學校、家庭、個體等多元主體民主化、參與式、互動式地協作管理，構建“水平型”發展的語言規劃新模式（沈騎，2021）。海外華族在祖語治理方面具有族群性、自主性、代際性等特點（劉慧，2022），華族家庭與“華社三寶”（華人社團、華文媒體、華文學校）整合利用族群內外的資源，共同致力于華族語言文化傳承（劉慧，2021）。

其次，語言治理具有廣視角、跨學科的特點。語言治理從社會經濟的視野來研究語言問題，考察語言作為社會現象或經濟資源和交際工具時的特點及問題（王玲、陳新仁，2020）。海外華族對所在國的貢獻以經濟為首（王賡武，2013），華族家庭語言治理也具有明顯的社會經濟學特征，也就是不同代際的家庭成員通過日常交流、教育等方式，共同參與家庭語言實踐，協調處理語言問題，從而實現情感交流、經濟利益獲取、社會地位提升等目標。家庭語言治理可分為縱向和橫向兩部分，縱向治理如家庭成員的祖語傳承和語言教育，橫向治理如家庭協調處理與政府、社區、學校等不同主體語言治理的關系。

以往研究較為關注新加坡本土華族家庭。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新移民數量急劇增長，2020年二者已成為新加坡數量位居前二的移民來源（劉宏，2022）。本文實地考察新加坡不同類型華族家庭（本土華族、新移民華族、本土與新移民華族組合的家庭等）的語言治理尤其是祖語治理的理念和模式，分析“嵌入”作為家庭祖語治理機制的構成及特點，為海外華族祖語傳承研究提供實證材料和理論借鑒。

二、研究理論、對象及方法

語言根植于經濟社會之中。這一特性需要我們將語言學與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相結合（孫濤、張衛國，2021）。近年來嵌入理論的知曉度和應用性逐漸增強，已成為連接經濟學、社會學與組織理論的橋梁（蘭建平、苗文斌，2009）。嵌入主要是指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間多邊復雜的聯系（楊玉波等，2014）。學界對新加坡新移民華族的嵌入研究主要是考察華人企業家及新移民社團對祖籍國和移居地的雙重嵌入（劉宏，2021），對華族家庭的嵌入情況關注較少。

本次調研的新加坡華族家庭3共11戶，均為核心家庭。其中新移民華族家庭5戶、本土華族與新移民華族組合家庭3戶、本土華族家庭2戶、新移民華族與新移民非華族的組合家庭1戶。11戶受訪家長均為新加坡永久居民（下文簡稱PR）或新加坡公民。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可分為描述性、解釋性、評價性和探索性四類。作為一種經驗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不依賴抽樣原理，對研究背景不予控制，也不干預現象的變化進程，主要通過一個或數個案例說明問題，分析事件間的邏輯關系（孫海法等，2004）。本文綜合運用社會語言學及語言經濟學的相關理論方法，采用描述性和解釋性相結合的案例研究法，考察受訪家庭祖語治理的理念、模式、面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分析祖語治理的嵌入機制的類型及特點。

三、受訪家庭祖語治理類型及特點

根據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我們將受訪家庭分為三類：傳承型（6戶）、兼用型（5戶）、轉用型（1戶）。傳承型家庭交際用語以華語為主，兼用型家庭交際用語兼用華語和英語，轉用型家庭交際用語由祖語轉變為英語。之所以將傳承型和兼用型家庭作為主要考察對象，是希望借由本次調研考察分析新加坡華族家庭祖語治理的經驗及機制。

（一）傳承型家庭

受訪的傳承型家庭成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傳承型家庭成員基本信息

綜合表1的資料和訪談信息，我們將傳承型家庭祖語治理的特點歸納如下。

（1）治理主體是新移民華族，其祖語傳承可分為主動傳承和被動傳承兩種。表1的CC1—CC5屬于主動傳承型。家長均為高學歷人士，具備良好的華英雙語能力，他們主動選擇華語作為家庭主要交際用語。CC6家庭屬于被動傳承型。受訪者Q女士是越南第三代華人，中學畢業赴馬來西亞打工并學會了日常的華語口語，華語讀寫能力較差，英語水平很低；其丈夫是新加坡本土華人，華英雙語能力比妻子好，但由于工作忙與孩子互動較少。Q女士在訪談中表示，希望為孩子提供華英雙語并重的家庭語言環境，但是由于上述原因，目前家庭用語以華語為主。

（2）主動傳承型家庭的家長在語言治理方面體現出較強的主觀能動性，未照搬國家和學校的語言治理模式，而是采用“互補式”的治理理念和“分域治理”的治理模式，并不以犧牲母語為代價學習其他語言，從而實現雙語能力“增益式”發展。家長在訪談中表示，他們利用自己華語能力強的優勢使家庭域與學校域形成互補，學校域以英語教學為主，家庭域以華語傳承為主，培養子女的華英雙語聽說讀寫能力。而被動傳承型的家長缺乏明確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在治理目標方面持“雙語能力不均衡發展”的觀點，希望子女具備良好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和基本的華語聽說能力，不太重視培養子女的華語讀寫能力。

（3）主動傳承型家庭的祖語治理實踐方式多元，家長與子女用華語頻繁互動，實現華語的活態傳承，增進家庭成員之間、家庭成員與祖（籍）國親友間的情感交流，建構家庭成員的集體記憶和族群認同。CC1—CC5家庭的祖語治理實踐方式主要包括：①日常華語交談；②親子閱讀華文書籍；③返鄉探親；④教孩子寫漢字；⑤觀看華語節目；⑥聽華語廣播；⑦與講華語的家庭交流；⑧參加社區的華族文化活動等。其中前三種方式每戶都使用，其他幾種方式也較為常用。此外，家長也開展少量的英語活動，比如陪孩子閱讀英文書籍、觀看英文動畫片、送孩子參加英語口語班等。

（4）語言治理側重“問題導向”，倡導社會多元主體參與治理實踐（王玲、陳新仁，2020）。主動傳承型家庭在語言治理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①現行的語言教育政策不利于華族新生代華英雙語能力的均衡發展。華文在學校只是作為單一學科進行教學，其他科目都用英語講授，使得新生代的華語能力發展相對滯后。②考試分流制度和語言能力測試存在不足。新加坡主要依靠考試實施分流教育，但語言測試分數的高低并不能真實、全面地反映應試者的語言能力，反而加劇了家長的焦慮，使其為了孩子的學業前途輕視甚至舍棄家庭的母語環境而轉用英語。③華語實踐場域有限，難以在工作和生活中實現活態傳承。④本土出版的高質量的華語書籍較為匱乏。⑤對新加坡語言變體持消極態度。如對“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的認同度不高，希望子女學習歐美的標準英語。

（二）兼用型家庭

華英雙語兼用家庭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表2 兼用型家庭成員基本信息

綜合表2和訪談資料，我們將兼用型家庭包括祖語在內的語言治理特點概括如下。

（1）治理主體也是新移民華族。家長均接受過高等教育，具備良好的華英雙語能力。家庭成員采用“協同式”的治理理念和“分工治理”的模式，家長和保姆發揮各自的語言優勢，分工合作，采用一人一語（OPOL）等交際策略，形成“華語為主，兼用英語”“華語與英語均衡使用”“英語為主，兼用華語”等類型的語言交際格局，幫助子女實現增益式雙語能力發展。

（2）雙語治理的實踐方式多元，與上一小節所述的祖語治理方式相似，主要包括：①日常的華英雙語交流；②雙語親子閱讀；③觀看雙語節目；④返鄉探親；⑤送孩子參加華語和英語的課外輔導班。但不同類型家庭的華語和英語實踐活動的比例存在一定的差異，以雙語親子閱讀活動為例，JY1和JY3的受訪家長從中國購入大量華文書籍，親子閱讀以華語閱讀為主。JY2和JY4的親子閱讀是華語閱讀和英文閱讀各占一半。JY5的親子閱讀以英文為主，家中80%為英文書籍。差異形成的原因與后文所述的嵌入機制有關。

（3）兼用型家庭在語言治理過程中也面臨著很多與傳承型家庭類似的問題。受訪家長認為，現行的語言政策和教育體制使得學校的華語教育和社會生活中的華語實踐均面臨困頓局面，華族對華語的尊重和熱愛正在逐漸減退。

（三）轉用型家庭

受訪的轉用型家庭成員的基本信息如表3所示。

表3 轉用型家庭成員基本信息

表3中ZY1家庭主要采用“順應式”的治理理念和“單一治理”的模式，為了順應國家語言政策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語言治理的實踐行為。從原生家庭到核心家庭，其語言交際格局經歷了“漢語方言為主→華語為主→華英并用→英語為主”的轉變過程。在受訪人的原生家庭中，其父母交談以漢語方言為主，華語為輔。受訪人與其兄弟交談以華語為主，偶爾使用漢語方言。受訪人結婚后至子女入學前，核心家庭成員交談使用華英雙語。子女入學之后，家庭日常用語轉用為英語。ZY1并非特例，而是新加坡華族家庭語言治理的普遍現象。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其語言的變化是國家宏觀語言政策在微觀語言生態的投射。

受訪人S女士表示，子女年幼時，她曾陪伴其閱讀華英雙語讀物、觀看雙語節目。孩子具備基本的華語聽說能力。子女入學之后英語使用頻率顯著增加，家庭用語也隨之轉為英語。S女士認為目前語言治理的問題之一是華族青少年華英雙語摻雜使用的情況較為普遍，他們使用標準華語和英語的能力正在下降。她認為，受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的影響，家境及成績一般的華族青少年的雙語能力難以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

四、受訪華族家庭的祖語治理機制

本次調研的華族家庭的祖語治理機制之一為嵌入機制，該機制是指家庭成員運用結構嵌入、政治嵌入、認知嵌入、文化嵌入等方式進行語言治理，以達到優化治理理念、調節治理模式、提升治理效果的目標。

結構嵌入是指華族家庭與社會網絡之間的關聯性。本次調研顯示，新移民家庭在結構嵌入方面采用祖（籍）國社會與移居國社會雙重嵌入的機制。其中傳承型新移民家庭主要采用雙重偏向嵌入機制，對祖（籍）國的嵌入程度高于對移居國的嵌入程度，與祖（籍）國社會交流頻繁，經常往返祖（籍）國與移居國，工作語言主要為華語；兼用型新移民家庭主要采用雙重均衡嵌入機制，對祖（籍）國和移居國的嵌入程度較為均衡，其配偶為新加坡本土華人或非華人，工作語言主要為英語，與新加坡及歐美的英語人群交往頻繁。

結構嵌入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認知嵌入之間具有聯動關系。政治嵌入包括家長的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認知嵌入包括家長的多語態度，文化嵌入包括家長的多元文化認同。政治嵌入方面，新移民華族家長的華人身份認同感強烈，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感較弱。認知嵌入方面，其具備強烈的華語忠誠，認為培養子女的華語能力和英語能力同樣重要。文化嵌入方面，其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很高，對新加坡本土華族文化和歐美文化的認同感相對較低。這些嵌入機制作用于祖語治理，推動家長利用超高端篩選的移民政策所具備的高學歷優勢和跨國家庭資源（周敏、王君，2019），將子女培養成為華英雙語兼備的人才。

對于本土華族而言，無論是傳承型、兼用型還是轉用型家庭，主要采用的都是單一嵌入新加坡本土社會的機制。其中傳承型家長工作語言為華語，兼用型家長畢業于早期新加坡華校，華語能力強且重視家庭祖語治理，子女在英語為主的大環境中成長，同時也利用華語優勢在全球華語圈跨國流動，獲得語言紅利。轉用型家長華英雙語能力均為中等，子女入學后家庭用語轉為英語，以適應本地社會的需求。政治嵌入方面，多數本土華族對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感強烈，對自身的華人身份認同感較弱。認知嵌入方面，其對華語的情感評價高，對英語的地位和功能評價也高。文化嵌入方面，其對新加坡本土多元文化的認同度高，對中華傳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認同感。上述嵌入機制使得多數本土華族家庭子女的雙語能力呈現華弱英強的不均衡發展態勢。

五、結語

家庭作為祖語傳承最初的搖籃和最后的堡壘，其祖語治理特點及機制將直接影響祖語傳承的效果。本次調研顯示，治理理念、模式、實踐方式等要素是構成家庭祖語治理體系的要素，而家庭的嵌入方式正是推動上述要素形成并發揮作用的重要機制。盡管不同國家、地區的華族在代際、職業、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如果其具備不同程度的雙重嵌入，即同時嵌入祖（籍）國及所在國，在結構嵌入方面能夠與華族或祖（籍）國保持聯系和互動，在政治嵌入方面認同華族身份，在認知嵌入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華語忠誠，在文化嵌入方面認同華族文化，即使是第五代甚至第六代，依然可以實現祖語傳承，如馬來西亞、印尼峇淡島等地華族即是如此。如果是單一嵌入所在國社會，則很可能出現傳承中斷和語言轉用，本文所調研的新加坡華族家庭祖語治理情況也印證了這一點。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化時代華語圈與非華語圈國家間的跨國流動，將會出現越來越多華族家庭雙重甚至多重嵌入的情況，持續關注并研究這些現象，有助于我們制定和實施國際中文教育及海外華語傳承傳播的相關規劃，也有助于我們深入研究海外華族祖語治理的區域國別特征以及華族祖語的活力和韌力。

附注

1 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xQsLZg3HlAuVI1We--NPdlgB----gsSFXUxivYHqNULOiM__，《新加坡人口調查結果出爐！超過四分之三的孩童主要在家講英語》。

2 莊國土（2002）指出，“華族”是由保持華人意識的中國移民及其后裔組成的穩定的群體，是海外當地族群之一，構成當地國家民族的組成部分。陳衍德（2001）也指出，所有生活在中國以外的、具有中華民族血統和中國文化特征的人，就是“華族”，“華族”包括華僑、華人及華裔。

3 本次調研的時間為2018年1—6月及2019年2月。筆者利用在新加坡區域語言中心（Regional Language Center）任教及在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Singapor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實習的機會，對兩個中心的部分職員及其朋友的家庭語言治理情況進行了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獲得約20萬字的轉寫材料。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受訪者姓名均用代碼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