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實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內涵、現實困難與對策

閆文晟

(菏澤家政職業學院 家政研究中心,山東 菏澤 274300)

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修訂,并于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新職教法》),是對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的首次大修?！缎侣毥谭ā穼β殬I教育近年來在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中形成的一些新成果、新觀點、新論斷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是確認和保護職業教育類型發展、高質量發展的行為規范體系,這對全國廣大的職業院校來說,無疑是新時期最好的禮物。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新職教法》第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國家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推動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鼓勵企業舉辦高質量教育[1]。這表明,國家從法律上保障企業的辦學主體地位,充分說明了落實企業主體地位在職業教育辦學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實際上,早在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第三部分“激發職業教育辦學活力”第十條“健全企業參與制度”就提出了研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有關法規和激勵政策,深化產教融合,鼓勵行業和企業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2];2019年《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第四部分“建設多元辦學格局”第十三條“推動企業和社會力量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也提出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可按規定給予適當支持[3];繼《新職教法》之后,202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在第二部分“加大高技能人才培養力度”第三條“健全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又明確提出構建以行業企業為主體、職業學校為基礎、政府推動與社會支持相結合的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4]。國家在法律和政策層面接二連三的反復強調“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究其原因,還是企業主體地位在職業教育辦學實踐中彰顯不夠,落實不到位。

職業教育辦學中企業主體地位難以落實的問題,已成為當前加快建立高質量職業教育體系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而界定清楚“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內涵和外延,也就成為該問題的首要任務。

1 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內涵和外延

關于“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內涵,目前學術界尚未有明確的界定。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主體”和“地位”分別有兩種解釋:“主體”一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二是哲學上指有認識和實踐能力的人?！暗匚弧币皇侵溉嘶驁F體在社會關系中所處的位置;二是指(人或物)所占的地方。顯而易見,本文中的“主體”和“地位”均為第一種解釋。另外,潘海生等[5]通過大量的研究界定了“辦學主體”的定義:辦學主體是指通過舉辦、管理、運行和評價等活動參與職業教育培養高質量技能人才的相關組織和個體,具體包括政府、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科研機構、社會組織等。由此看來,“企業辦學主體地位”應是指企業通過舉辦、管理、運行和評價等活動,有效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組織,是職業教育辦學中不可或缺的一支辦學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關于落實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形式,潘海生等[5]提出有“兩種主體形式”,即舉辦主體和管理主體?！缎侣毥谭ā返诙鍡l則明確提出了彰顯企業主體地位的“路徑”,即資本、技術、知識、設備、場地和管理等[1]。王志遠[6]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將企業主體凝練為“五個主體形式”,即創辦、投資、管理、培養和評價。雖然三者所提出的企業主體數量不同、名稱各異,但其本質上是一致的,無外乎兩種形式:一是企業通過獨立出資直接舉辦(創辦)職業教育。例如國外的不少職業院校都是企業獨立投資舉辦的,職業院校屬于企業,職業院校是企業的一部分。我國近代社會,在洋務運動中一些企業創辦的洋務學堂和實業學堂也是屬于這種形式;二是企業通過發揮自身的資本、技術、知識、設備、場地、人員等優勢,參與職業教育的經營、管理、人才培養和評價等活動。例如當前流行的一些行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冠名班、訂單班、職教集團、產業學院、產教融合型企業等,都屬于這種形式。

實際上,除此之外還應有第三種主體形式,即學校直接出資獨立創辦的企業,企業隸屬于學校,是學校的一部分。例如,新中國成立后一些技工學校、職業學校舉辦的工廠、農場或醫院等。當前一些職業院校創辦的校辦產業、校中廠、附屬醫院等,就是這種主體形式。雖然這種形式中企業是隸屬于學校的,但企業在職業教育辦學中形成的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是其他辦學力量不可替代的。

為此,我們可以形成三點認識:一是落實企業的辦學主體地位,就是充分利用企業的資本、技術、知識、設備、場地、管理、人員和評價等優勢,直接或間接參與職業教育辦學,實現校企雙方高質量發展。二是落實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地位,并不否認學校、政府等其他辦學力量的地位和作用?！缎侣毥谭ā返诰艞l規定,國家鼓勵發展多種層次和形式的職業教育,推進多元辦學,支持社會力量廣泛、平等參與職業教育[1]。因此,企業、學校、政府和社會都是職業教育辦學的重要力量,只是它們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定位和功能。三是落實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地位沒有固定的公式,可以是企業直接獨立投資舉辦職業院校,也可以是企業通過資金技術、設施設備、人員知識、培養評價等間接參與管理和經營職業教育,還可以是職業院校直接獨立創辦企業,甚至可以是職業院校通過教育資源、科研間接參與企業生產活動等,不一而論。至于采取何種形式,企業和院校都要根據自身規模、性質和特色優勢等實際情況,量力而行,擇優為之。

2 落實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現實困難

關于企業主體地位難以落實的問題,既有國家政策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政府體制機制不健全的原因;既有企業自身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的原因,也有職業院校自身功力不厚等原因。

2.1 校企合作專項法律不完善,企業主體地位難以保障

雖然國家層面早已認識到通過政策與法律推進和保障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重要性,也先后出臺《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職業學校校企合作促進辦法》和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但對校企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尚無“適銷對路”的實施細則和實施辦法。一是對企業在合作辦學過程中的產權界定、資產評估、利益分配、責任劃分、資本退出等一系列重要事項無法可依,對有關辦學主體的違規違法追究和處理也無法可依[6]。二是《新職教法》缺少“校企合作”事項的專門章節,對于企業參與創辦、投資、管理、培養、使用、評價等過程中享有哪些權利,有哪些配套措施保障其權利等均未進行細化[7]。

權責關系是發揮企業辦學主體作用的具體反映,有多少權利就應當承擔多少主體責任。權責不明,企業辦學就難以自主,這是影響企業參與校企合作辦學積極性、主動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保護企業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缺乏制度保障和長效機制,無形之中也增加了企業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的風險,其辦學主體地位就難以落實。

2.2 校企合作專門機構不健全,企業主體地位難以落地

落實職業教育辦學的企業主體地位,離不開完善、完備的校企合作管理組織機構。這也是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成功開展職業教育辦學的經驗之一。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雖然召開了一系列相關會議、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強力推動校企合作和產教融合工作,但在校企合作機構設置方面,尚是空白。

缺少對口管理機構,有關校企合作的事項只是歸口于其他部門,容易導致該管的事無人管或者一事多頭管的局面,不利于事情的解決。所以,單純靠國家的會議、文件和政策推動,企業辦學主體地位仍然是難以落地。

2.3 職業教育評價渠道單一,企業缺乏主人翁意識

目前,在職業教育的“入口”,采取的是學校招生制度,企業沒有發言權;在人才培養的進程中,以學校為主,企業沒有決策權;在人才培養的“出口”,是由學校發放畢業證,企業沒有決定權。這樣一來,就體現不出企業辦學的“主人翁”地位,企業面臨身份困境。企業無法影響和控制人才培養的供給側,只能在需求側“立關設卡”[6]。

雖然國家屢次發文強調,要建立社會、行業、企業、教育行政部門、職業院校等多方參與的職業教育評價制度,要將社會及用人單位的意見作為重要的評價依據。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卻存在著重學校內部評價,輕企業參與評價等問題。企業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缺少話語權,缺乏影響力,“主人翁”意識無法彰顯,“主體責任”意識也就無法體現。

2.4 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淡薄,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內部動力不足

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主體責任意識之所以淡薄,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一是20世紀90年代國家實施“去企業化”政策,分離企業辦學校的職能,企業視學校為負擔,不愿再參與和企業無關的教育活動。這種歷史形成的產教分離、校企脫鉤的情況一直影響到現在。周鳳華[8]通過調研發現,有67%的企業(中小企業占比89%)不認同有參與職業教育的社會責任。二是企業作為以盈利為目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其首要任務是創新和生產,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獲取更多的利潤[9]。他們大都重視短期效益和顯性效益,輕視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帶來的長期和隱形效益。所以,企業普遍存在著重視使用人才而輕視培養人才,不做長遠規劃和戰略性人才儲備。三是職業教育屬于高成本培養人才的教育類型之一,其辦學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2021年全國高職招生數占到全部高等教育的55%以上,而當年高職所獲得的財政直接投入只占整個高等教育的20%左右[10]。所以,經費不足仍是當前制約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從理論上講,職業教育培養的技能型人才最終受益的是企業,企業分擔一部分費用是可行的[11]。但在執行過程中,企業在校企合作辦學中付出的成本往往大于或等于收益[12],直接影響和降低了企業投資職業教育辦學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5 職業院校自身內功不夠深厚,難以吸引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

在分析企業主體地位落實困難的原因時,學界大都把目光投向了政府和企業,而往往忽略了院校自身的原因。實際上,對“校企合作”中企業若即若離的現狀,很大程度上源于職業學校自身內功不夠深厚、實力不夠大。一是職業院校社會服務能力不夠強大。一些院校對相關技術領域積累不夠多,不能對企業的技術問題提出契合企業發展的可行性改進意見,導致合作過程中的院校話語權不足,處于弱勢地位[13]。二是院校培養的人才與市場需求脫節。院校人才培養工作與市場規劃不能同頻共振,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協同性偏差,造成了“企業不考慮人才培養工作,院校人才培養不考慮企業需求”的“兩張皮”現狀。有研究數據指出,美國80%的工科畢業生可以勝任世界500強企業的相關工作崗位,印度的這一比例為25%,而我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0%左右[14]。這意味著我國將有90%的畢業生(包括普通工科高校和職業院校)與企業需求脫節,即是當前我國人力資源市場上的“兩難(就業難、招工難)”并存的真實折射。

3 落實企業辦學主體地位的對策

如前所述,落實好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地位已成當務之急,勢在必行。這不僅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還需要企業、行業和院校的鼎力相助和積極配合。

3.1 制定完善各項校企合作專項法律法規,切實保護企業產權

產權保護是落實企業主體地位的最有效手段,這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功開展職業教育的重要經驗和法寶之一。而從當前我國企業參與辦學有關的產權保護法律法規來看,仍是一片未開墾的園地。

因此,我們首先要根據《新職教法》,“量身定做”一套“校企合作專法”,對企業在校企合作辦學中的原始投入資產、無形資產、資產增值、資產評估、利益分配、責任劃分、資本退出、獎懲措施等進行明確界定。然后,研究出臺與之配套的實施方案和實施細則,既可操作又便于執行,切實保障“企業主體地位”落在實處,而不是局限于口號上[15]。這不僅是企業的渴望,也是廣大職業院校的呼聲。

3.2 構建校企合作的組織體系,切實提升企業話語權

積極構建和完善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組織體系是保障企業主體地位,提升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保障[5]。

考慮到當前校企合作“兩張皮”的現狀,我們可以嘗試在學校和企業之間添加一條“輔助線”,架設一個“橋梁”。這條“輔助線”和“橋梁”即為“校企合作組織體系”,對校企合作實施運營、管理、監督、服務和指導。一方面,在國家、省、市、區(縣)政府增設校企合作專門管理機構,機構人員組成包括一定量的企業、行業人員;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現有的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各省市職業教育工作聯系會議,加強行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專業建設委員會、職業教育協作聯盟和職教集團等校企合作平臺建設。通過增加企業代表工作權重,打通企業參與評價通道,確保企業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增強企業主人翁意識,進一步提升企業代表話語權。如此,企業、學校和“校企合作組織體系”三方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形”,成為真正的“三口之家”,企業的辦學主體地位便會牢不可破。

3.3 健全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激勵機制,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感

無論是對組織還是個人來講,僅僅依靠自覺獲得社會責任感將難以實現,適時的精神刺激和物質獎勵會極大提升他們獲得社會責任感的積極性。

一方面,對在校企合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加強宣傳,通過評選“最美產教融合型企業”“校企合作貢獻先進集體或個人”等方式,對一些經典案例大力推廣。通過榜樣引導,推動企業改變經營理念,使企業認識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在企業長遠發展中的隱形價值和潛在價值,從而引導企業更加主動地參與校企合作。

另一方面,充分發揮財稅激勵的作用。李慧等[16]經過大量的調研發現,有97.4%的企業希望其在參與職業教育辦學中獲得稅收優惠政策。所以,我們可以采取允許企業扣除相關費用、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和實習基地收入免稅等實實在在的措施[17],讓企業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嘗到“甜頭”,享受到辦學成果帶來的實際效益,才能更好地讓企業把資金、設備、人員等投入到職業教育辦學中去。

3.4 提升職業院校服務企業能力,切實吸引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

有這樣一段富有哲理的話,想要擁有駿馬,不用去追它,而是用追馬的時間種草。待來年綠草如茵時,自有駿馬等著你挑選。所以,要想贏得企業“青睞”,吸引企業將更多地資金、技術、人員、設備等投入職業教育,那么職業院校需要進一步提升內功,提高服務能力。

職業院校提升內功要抓好兩個著力點:一是要發揮自身的科學研究優勢,把企業遇到的“難題”變成研究“課題”,與企業人員聯合開展橫向課題研究,幫助企業解決實際難題。只有這樣,企業才會情投意合,才會甘愿把資金、技術、人員等投進學校的“懷抱”,校企才會成為真正的“一家人”。二是要發揮自身的師資、課程等教育培訓優勢,幫助企業培訓員工,把學校變為企業員工培訓的大后方和根據地。而這一點恰恰是企業的劣勢,“以校之長補企之短”。教育“哺乳”了企業,作為回報,企業才會盡心盡力的資助學校發展。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與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共生共長”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然,落實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地位的最高境界是把校企雙方當作兩個泥菩薩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調和,再來做兩個新的泥菩薩。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18]。當然這是一種目標,不僅需要時間,還需要實踐,更需要政府、院校、企業行業齊心協力、共同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