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朝圣與共情傳播：新媒體背景下城市形象建構的溝通機制與優化路徑

馬 琳，顏 彬

（北京石油化工學院 人文社科學院，北京 102600；天津師范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天津 300380）

近年來，短視頻以碎片化、生活化、年輕化的傳播特點，從呈現方式與感知路徑雙重維度解構了既往的媒介傳播形態，媒介不再只是呈現世界的文本，亦成為構建世界的方式，城市形象的生成機制在新媒體語境下變得復雜、多元。與傳統媒體時代不同，多元且豐富的影像通過視覺表征實現了對城市空間的嵌入，經過“再現”與“擬仿”，一個衍生于現實城市卻獨立于現實之外的想象性空間被建構起來。在這一具有關系型的“想象空間”之中，媒介與城市空間形成了雙向驅動的溝通機制。

城市空間通過打造具有符號化的場景、具有傳播力的視覺空間和具有審美性的生活空間，吸引媒體人、旅游者以具身化的形式“打卡拍照”，進而實現對城市市井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共情與認同。而媒體人、旅游者通過記錄那些具有傳播力的影像化空間，以一種數字地方感［1］的形態，實現對新的旅游人群的吸引。伴隨著以成都、重慶、長沙為代表的網紅城市的崛起，游客通過影像再造的方式，以審美化的手段記錄、呈現、表征城市，實現了城市形象的審美突圍。本文希望以媒介、人、城市三者之間的溝通關系為切口，梳理新媒體背景下城市形象建構的溝通機制，進而提出相應的優化路徑。

一 媒介與城市的溝通機制：雙重在場與媒體朝圣

人文地理學家凱文·林奇以“城市意象”的概念代替“城市形象”的表述，認為城市意象是“觀察者與所處環境雙向作用的結果”［2］，他已然意識到人與媒介、城市形象之間所存在的“可溝通性”［3］。城市觀察群體以媒介為介質，將自身的主觀認知與現實城市聯結起來，形成了衍生于現實城市又漂浮在現實之外的“城市意象”。在過去，媒介對城市形象的想象與指涉是由代表特定意志的“大眾傳媒”實現的，這種由文字報道、視頻圖片等形式所描述的“紙上的城市”，深刻地影響了大眾的“城市觀”，“再現”與“美化”成為表征城市的主要范式。在資源相對稀缺的情況下，媒介對城市形象的描述也集中在對地標建筑、核心文化的呈現之中，進而以一種“絕對想象”的形式，實現對城市的符號化編碼。這一過程，是以抽離城市豐富且鮮活的細節為代價的，媒介所建構的城市形象宏觀、抽象，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城市形象與受眾體驗的疏離。

1.基礎：雙重在場與城市意象塑造

互聯網時代，媒介形態的“爆炸式”發展改變了這種疏離感，豐富且多元的自媒體形態快速生長，眾多創作主體開始以一種微觀視角介入對城市的記錄與表征之中，城市原初的豐富細節開始“生長”。與既往符號化、概念化的呈現方式不同，新媒體時代城市形象的建構是以個體體驗為基本立場的。伴隨著互聯網和智能媒體的加速迭代演進，媒介與人的關系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早已無法脫離智能媒體，媒介作為“身體的延伸”，開始代替人的具身去超越距離的限制、突破身體的邊界、探尋原本無法到達的遠方。無論是短視頻、人工智能技術亦或是虛擬現實技術，無不以個體具身為立場或者視角展開敘述與表達。媒介通過對城市的記錄與呈現，構建一種虛擬的“在場”，創作者主觀性的空間實踐介入了原本作為傳播客體的城市空間，城市意象得以重塑，形成了一種具有溝通性、可供感知的“流動性空間”［4］。

在短視頻的推動下，原本被距離阻隔的現實城市開始以一種“流動”的樣式內嵌在互聯網端，變得觸手可及。媒介中的城市不再宏觀抽象，而是變得真切可感，成為一種由個體經驗建構起的“想象城市”和一種可以被感知的具有豐富細節的“遠方”。伴隨著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浪潮，觀望式的目的地旅游已經開始被體驗式的休閑旅游所取代，年輕人更喜歡體驗城市中真實的人間煙火，無論“打卡游”還是“休閑游”，其本質都是對城市中美好生活方式的體驗。媒介對城市細節的呈現、對個體體驗的表達，為城市形象的“出圈”提供了可能，為受眾從虛擬在場到最終的實地體驗提供了認同基礎。

新媒體時代的城市意象建構，本質上是經由兩個方面的“在場”相互促進形成的。第一，在現實空間，游客、自媒體人對城市空間進行體驗式、在場化的微觀介入。有別于宏觀敘述，這種體驗式的身體實踐實際上是對宏大意象及其權威化生產方式的消解，每一個個體記錄城市的過程，實質上已經擺脫了既往的“外來者”心態，演變成一種模糊了游客身份與當地居民身份的身體實踐。即便是對已經“標簽化”的旅游目的地，表述也開始因為個體的介入變得不再宏大，而是借由微觀的視角重新打造，城市意象在這一在場性的實踐活動中逐漸完善，進而從片面走向全面，從符號走向鮮活。第二，未曾到達的大眾，經由媒體人、到訪者所記錄下的主觀化的、可感知的視頻影像，實現對城市的虛擬在場。在這一階段中，影像媒介成為大眾感受城市氛圍的介質和想象的源泉。面對大多以第一人稱為視角，以“種草”“打卡”為目的的視頻影像，大眾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進而形成在“觀看”與“凝視”之外的到訪欲望。至此，媒介實現了與人和現實城市的溝通過程，城市不再是沉默的，而是變成了“會說話的環境”［5］，實現了城市意象與城市實體空間的意義勾連。

2.路徑：流動空間與媒體朝圣

參照英國學者尼克·庫爾德里的觀點，人們從媒體世界到普通世界的目的地“打卡”的過程，實際上是“媒體朝圣”［6］的過程。這一概念是從維克多·特納對“朝圣”概念的闡釋中發展而來的，他認為，朝圣是一種“象征性旅行”，人們在朝圣的過程中“懷著極大的敬意與參與感”［7］。庫爾德里將媒體參與的，以呈現旅游目的地人文地理風貌，進而引導游客奔赴具身實踐的過程，視作一種“媒體朝圣”活動。在他看來，游客拜訪媒體所塑造的地點，意味著“跨越了媒體世界與普通世界的邊界”，是一種從媒體感知到現實實踐的轉換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介入的旅游已經超越了傳統旅游過程中對“旅游目的地”的差異性期待，轉變為一種類似“朝圣”的象征性旅游活動?；谶@一觀點，我們重新審視媒體與城市形象的溝通機制應該可以看到，城市形象的建構過程不應再以單純差異性、符號化的宣傳為目的，具有共通性的城市精神才應當成為媒介與城市形象之間溝通的基礎。

換言之，城市形象與媒介溝通的落腳點已經不再是認知，而是感知，是具有情感和精神認同的新溝通機制。媒體參與城市形象建構的過程，本質上應該是通過極致化的視覺景觀、充滿煙火氣的城市生活、具有豐富生活表意的媒體敘事，建構一種相對特殊的旅游“地方感”，吸引具有相同生活期待的人群，形成對“朝圣”的認同基礎。近年來，成都、重慶、長沙分別打造出休閑、魔幻、青春等不同的城市精神，強化自身的休閑屬性，通過城市內的視覺景觀——成都的爬樓大熊貓、重慶的洪崖洞、長沙的文和友，與具有歷史性的城市文化和具有煙火氣的市井生活聯系起來，形成日常生活之外極具反差感的城市意象，實現了城市形象的突圍?，F代社會相對高頻的流動，極大地壓縮了段義孚在《戀地情結》與《地方感——人的意義何在》中所述的生存空間，傳統的城市群居共同體逐漸瓦解，但人類的群居性需求并未降低，人群的聚集空間開始從現實空間向虛擬的媒介空間轉移。寄居在互聯網上的年輕人，通過媒體的“寄居”實現了身體的聚集。媒體朝圣的本質，實際上是人群在共同體意志下的聚攏。

美國社會學家卡斯特爾把空間研究的視角轉向了與現實空間相互指涉的互聯網空間，并以“流動空間”指代這種由媒介與互聯網技術支撐、以媒介符號與媒介形象為主要表征的虛擬空間，并強調了兩者的互動性、溝通性與開放性。它擺脫了現實距離的限制，人們的互動訴求不再局限于社區的狹窄范圍，而是基于相似的城市精神形成中的“虛擬”聚集，進而促成對現實城市的期待，再通過與現實城市的具身接觸進行“媒體朝圣”。無論是媒介通過影像建構地方感的過程，亦或是游客自身帶著強烈的認同意識具身實踐的過程，都可以看作新媒體背景下城市形象的溝通機制：一種從虛擬在場到現實在場、從媒介表達到媒體朝圣的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空間參與。

3.機制：美學認同與共情傳播

城市形象與媒介的關系，早已跳出了既往的宣傳與營銷的簡單范疇，而成為一種“關乎地理與空間、城市與文化、再現與體驗、影像與美學的多元問題”［8］。在城市意象建構、“媒體朝圣”的背后，大眾對城市精神的文化認同，應該被充分關注。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記憶和不同的城市精神。如何通過影像表達，引發大眾對這種分散的、異質的城市性格形成情感認同與情緒共振，是城市形象與媒介溝通的核心機制。

城市依靠記憶而存在，城市的歷史情境、人文情境、生活感受與社會交往共筑起城市的整體形象，具有典型的地方性、差異性與主體性，城市在歷史的語境下完成了自我的建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相異的表征是城市形象傳播的主要內容，相異意味著對外來者的吸引。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城市形象的展示可由網絡實現，城市的差異不再是城市形象建構的核心機制。事實上，新媒體并未讓城市形象的建構路徑趨同，而是形成了新的走向。

英國諾丁漢大學社會學與傳播學教授邁克·費瑟斯通提出了“日常生活審美化”［9］的概念，他認為，日常生活審美化正在消弭藝術和生活之間的距離，生活與美在互相轉化、交融。在這一背景下，曾經作為美好生活向往的“遠方”不再是唯一的吸引，美同樣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被發現與挖掘，城市生活的意義從“生活在遠方”轉變為“當下即遠方”，人們期待體驗美好的生活，城市形象與大眾、媒介的溝通機制也開始轉向日常，“慢生活”概念深入人心?！熬W紅”城市開始塑造具有美好生活意志的城市品格。具有明顯日常性的城市體驗通過影像進行傳播，對青年群體有著強烈的吸引力。

總體而言，這種源于當地、卻被重新建構的“地方感”，是一種生活態度上的審美化認同，它超脫了慣常生活的功利性，形成了一種輕松、愉悅、自在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氛圍。既往的城市記憶、城市文化并未被完全抹殺，而是融入這種生活方式，以一種更為柔化的方式，安撫外來的游客。成都人喜愛打麻將、耙耳朵，具有天生幽默的特質；重慶人的魔幻生活、愛吃辣的生活美學；長沙的小吃、老街都演變成了美好生活背后的作料。城市是不同的，但煙火生活是一致的，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是可以被傳播和共情的，城市意象因內蘊了所有人都可以體味的美好而變得更加鮮活可感。至此，在新媒體的策略引導和技術賦權下，數字時代的城市形象得以借助共情的力量，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二 城市形象建構的優化路徑：共情傳播與紋理繪制

不得不說，新媒體時代，不少短視頻作品在對城市進行選擇性想象與呈現的過程中，仍停留在浮華的表面。很多城市在構建城市形象的過程中，更關注淺層的、概念化的、符號化的美景靚城，模式單一、內容雷同，城市形象建構路徑亟待優化。

人文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在論及人與地方情感生成的過程中，提出了“戀地情結”的概念，認為“戀地情結”［10］是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紐帶，經由感知、價值觀、文化認同等不同維度的生命經驗達成，城市不再只是被游覽和記錄的客體，而是一種人的情感、記憶與認同的載體。這一觀點改變了城市形象在新媒體環境中的建構過程，使其從“再現地方”的過程，成為城市通過社交媒介與人實現共情的過程，這一過程也是利用媒介間接建構地方感、形成“戀地情節”的過程，這需要通過自媒體記錄者、城市管理者等多個方面，從感知生成、隱性敘事、紋理呈現等多個角度入手，與到訪者形成情感層面的認同。

1.以城為媒，構建可感知的媒介容器

在媒介與城市傳播的議題中，媒介中的城市與城市中的媒介是兩個比較傳統的研究思路，二者將城市與媒介分割開來，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側重。事實上，媒介所呈現的城市想象早已與物理學意義上的城市融為一體，城市成為可以感知的媒介容器（vessel medium）［11］。簡言之，城市中的人、事、物與媒介彼此交織，媒介中呈現的城市與城市自身，構成一種相互依伴的關系，媒體（主要是鏡頭）以一種置換的形式，實現了對觀者不在場的“遷移”，使人們在游覽城市的過程中，已然實現了對城市空間的感知。

按照段義孚的觀點，感知是地方感生成的重要原因，身體所形成的多樣感受，以一種經驗的形態，形成了對地方的情感鏈接［12］。感知生成的過程，即觀眾形成對地方共情的過程?；ヂ摼W媒體應該改變傳統且表層的空間介紹和簡單且直接的景觀捕捉，利用影像建構城市的空間“場”。城市中的地標建筑、基礎設施、風土人情、社會秩序共同以一種容器的形態被建構出來，為觀眾通過“具身游走”繪制城市的“情感地圖”提供可能。2022 年北京冬奧會期間，北京新聞中心為中外媒體記者提供了“北京行”的可能，“城市行走”成為中外媒體感知城市、共情城市的路徑，眾多媒體記者前往什剎海冰場體驗老北京的冰雪運動，為觀眾（讀者）“云體驗”北京提供切口。城市以一種現場性的模式為觀眾打開了感官擁抱的可能，“感受”北京替代“呈現”北京，這種由媒介實現的間接性的生命感知，讓原本不在場的觀眾生成了虛擬的城市經驗，為城市形象的共情和建構提供了便利。

短視頻作為親民性與普及性的媒介形態，豐富了“行走城市”的樣式和形態。越來越多的視頻創作者，深入城市的街頭巷尾、郊野里弄，以一種親歷性的行走形式，繪制可供觀眾感知的城市紋理，原本不會在媒介影像中呈現的市井和煙火，開始與觀眾的情感記憶形成深層鏈接。這種類似旅游體驗的模式，雖然無法形成“原鄉情感”，但仍舊可以為觀眾的深層共情提供切口。換言之，媒介以一種更具體、深入的親歷性表達，介入對城市的再現，為觀眾構建起一個具象化的、生動可感的鮮活城市，實現了與受眾情感的深層鏈接與情緒共情。

2.隱性敘述，講述充滿共情的城市故事

媒介作為一種介入性的“顯性敘事［13］”，其清晰的、可供察覺的敘事立場保證了媒介敘事的客觀性，創作者始終以一種在場的方式，引導觀眾與讀者理解文本內在的故事要義，形成一種以“看”（旁觀）位視角介入和引導敘事的路徑。這種法國文藝理論家熱拉爾·熱奈特所述的“外聚焦型敘事”［14］，相當于強調了內容本身的“故事性”從而降低了“真實性”，進而降低了共情的可能。與此相反，近年來伴隨著短視頻的普及，媒介敘事的客觀性與專業性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城市“UP主”開始關注更為潛在的個人情緒、更為個性化的生命體驗，形成了一種以個人化立場感知、體驗和書寫人生的“隱性敘事”［15］。通過這種下探式的內化，大量平凡個體的生命體驗進入觀眾視野，開始以一種城市形象顆粒般的樣式，建構一個具有鮮活生命感召力的新“城市想象”。

與既往的敘事形態不同，隱性的敘事隱匿了原本敘事者的姿態，以一種敘述者退場的形式為觀眾提供身臨其境的可能，并將鏡頭對準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使城市不再遙不可及，而是真切可感。這種更為深入的、介入城市生命紋理的情感歸化過程，激活了觀眾自身的生命體驗、個體記憶與想象，個體聯結個體，進而實現了觀眾對城市的共情。記錄重慶市井生活的抖音號“我們的冷暖人生”，以重慶的地攤小吃為載體，記錄重慶人的煙火人生，煮小面、炒河粉、做冰粉等生活場景與一個個平凡又暖心的小故事結合，體現了重慶這座城市自身的生命溫度。故事內容多由真人真事改編，善意和溫暖的重慶人、重慶事被以一種微觀可感的形式呈現出來，為觀眾共情提供了契機。

在互聯網端，《小城故事》《我的城》《城市24 小時》等充滿市井氣息的城市紀錄片也開始以一種“二次創作”的形式呈現，引發人們對城市的共情。與劇情類短視頻不同，城市紀錄影像徹底實現了創作者的退場，“城市中的人和事”成為完全意義上的主角，拳館老板、陶藝師傅、豬腳店老板、舞獅人、地鐵調度員、小鎮詩人、白海豚觀測員等，這些生活在城市中卻本身又是城市主體的平凡個體開始進入鏡頭，形成了一種新的“民間視角”，他們的喜怒哀樂也成為觀眾與城市共情的新切口。

3.紋理重現，編繪生動可感的城市場景

參照傳播地理學的觀點，探討媒介視域下的地方問題，實際上就是探討媒介如何強化“深植于本地環境和話語的特性之上的主體性經驗”［16］。保羅·C.亞當斯認為，城市的本真不在于邊界，而在于“紋理”。這些紋理實質上是城市所承載的生活日常與非凡事件的特定交織，是具有當地特性的且可以共享的“中介性聯結”［17］，從這個角度來看，城市形象的構建應該回歸現實、呈現具身、編繪情境。

簡單來說，媒介作為一種“擴大裝置”，所呈現的城市應該并非是城市本身，而是一種共享記憶的中介，是一種符號化的城市紋理。因此，城市形象的建構過程不應該只是靜態的再現，而應該是一種動態的“編繪”或“編織”。面對相對抽象的城市紋理，媒介可以通過捕捉、提純、再現，編繪出一個個生動可感的城市場景，實現對媒介中城市形象的建構。城市開始以一種修辭的方式，解構宏觀，進而利用視覺符號，引發觀者自身對城市性格、歷史記憶或身份想象的象征性聯系。在這一背景下，哈爾濱的冰面雕塑、廈門的沿海高鐵、北京的故宮城墻……都成為了城市形象鏈接觀眾認知的端口。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想象是傳統媒介建構起來的，新媒體之于此，更偏重于重現而非重構。如何利用新媒體編繪生動可感的城市場景，成為城市管理者、宣傳者必然要面對的新的議題。這實質上是城市形象符號“編碼”與“解碼”的過程，面對“龐大”的城市，選取新的、具有當地性的想象“中介”進行編碼，可以從奇觀和日常兩個角度進行切入。從奇觀角度考慮，西安“不倒翁小姐姐”的走紅盡管具有偶然性，卻頗具典型意義，大唐長安的想象在一種奇觀化的、具有視覺符號性的傳播過程中被建構起來，凸顯了一條從城市文化歷史中捕捉、重構，并以當代性奇觀再現的形式呈現的城市形象傳播路徑。從日常角度考慮，伴隨著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浪潮，地方生活的重現成為城市場景編繪的重要手段，麻將、冰粉、冷鍋串串，成都的生活場景屢屢以一種市井化的形態被編繪出來，為觀眾接受“休閑成都”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而歌曲《成都》則更是以一種日?；哪Ｊ?，講述了成都這座城市里的小酒館、街頭與垂柳等具體代表性的景觀。

三 總結與思忖

參照心理學家亞瑟·喬拉米卡利的觀點，共情需要理解他人特有的經歷，并具有作出回應的能力［18］。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形象的建構路徑，亦需要推動受眾接納和理解城市，進而與城市形成情感聯結，積極主動參與到城市宣傳與傳播的過程之中。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城市管理者開始借助新媒體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與主動參與城市生活記錄的民間話語形成了一種官方與民間的雙維互動。與自媒體市井化、微觀的傳播路徑不同，傳統媒體往往以打造“網紅”城市、呈現政通人和以及推廣優美景觀為主要路徑，這導致越來越多的城市被看見，卻并未被“發現”。從本質上說，公眾與城市的共情是一種生活美學層面的精神認同，是一種個體與共同體的情緒性認同。這里的共同體情緒并非單純的集體情緒、更非完全意義上的主流情緒，而是眾多個體共同認可的微觀情緒集合。城市空間既是社會化的、制度化的，更應該是個人的、可感知的、可體驗的。城市形象與媒介、人群的關系，終究是一種微觀化的、具有地緣性的、可共情的人地關系，而這應該成為城市形象建構的基本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