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戶的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與支持度
--基于CSI框架和SEM的檢驗

蔣 振,高雅罕,靳樂山,*

1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北京 100193 2 中國生態補償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3

生態補償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主要生態領域中都進行著不同程度的探索實踐,且越來越多的被賦予了生計扶持功能[1],對我國的生態保護和區域一體化發展事業具有重大影響[2]。草原是我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生態系統,且多位于少數民族聚集地和邊疆地區,對國家生態安全和社會穩定大局舉足輕重。國家高度重視草原生態保護和牧區綠色發展工作,于2011年開始在全國草原統籌實施5年一期的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標志著草原生態補償工作在牧區全面展開,經過十多年的實施,顯著促進了草原生態恢復,草牧業生產方式轉變,農牧民持續增收,公眾生態保護意識提升。同時,設施型、技術型、碳交易型等市場化和多元化生態補償項目加快探索實施,生態補償立法工作也在積極推進,表明生態補償在促進草原牧區綠色發展中將長期發揮作用。在深入推進草原生態補償制度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有必要系統總結和反思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經驗,從生態保護和生計發展的雙重視角,對政策有效實施的現實邏輯進行深入檢視。

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服務型政府理念,認為衡量政策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最直接、最可行、最有說服力的辦法就是立足于農牧戶視角,對公共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評價[3-5],公眾認可的、滿意度高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才是有效率的,也會增加公眾對政府的信任[6]。因此,公眾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研究對環境政策改進十分重要,在提高環境政策的可實施性,擴大政策效果,降低實施成本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價值[7]。生態補償是牧區最重要的環境政策之一,在草原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中,最活躍的積極因素是人,最強烈的破壞因素也是人[8],牧民作為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執行的對象,是草原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護的主體,其對政策的評價和反應決定著草原生態保護效果和牧區綠色發展成色。另一方面,政策設計充分考慮牧戶的需求和期望,也會促進牧戶對政策實施的支持,提高效率[9]。因此,基于牧戶微觀視角從“生計”和“生態”兩個維度[10],研究牧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及支持度,對深化生態補償機制改革,賦能草原綠色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已有文獻揭示了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牧戶滿意度和行為響應影響因素,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研究發現,牧戶政策滿意度與實際收入之間存在正向因果關系[10],而經濟收益重視程度越高的牧民,政策滿意度越低,對環境保護越重視的牧戶,政策滿意度越高[11]。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實施以來成效顯著,贏得了牧戶滿意,但促進牧戶減畜的激勵效應不明顯[12],若使牧戶把對政策的積極態度和生態保護意愿上升為草地保護的主動行動,依然存在較大障礙[13],解決方法的關鍵在于降低牧戶對草原放牧的生計依賴[14-15]。已有文獻對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的研究,雖然進行了豐富和深入的分析,但多屬于單路徑的影響因素研究,研究方法多局限于logistic和probit模型[1,11,16-18],未能從多路徑、多因素、心理學預測的理論層次,全面考察農牧戶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的心理形成機制,具有研究層次的進步空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在草原生態補償制度已全面實施十多年和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下,從馬克思“生態經濟人”人性預設和費耐爾滿意度因果邏輯模型(CSI)的理論層次,探究影響牧民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與支持度的機制。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有:第一,辨析牧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的本質內涵和影響路徑,促進現有政策措施完善。第二,推動“造血”型市場化和多元化草原生態補償制度創新,提升牧戶的綠色發展能力和草原保護積極性。第三,增強環境政策中對“生態經濟人”人性預設的理性認知,為新時代草原生態文明建設的環境政策和法律設計提供研究支持。

1 基于“生態經濟人”的CSI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說

1.1 “生態經濟人”的理論切入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繪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行為動機的理性“經濟人”形象,成為了經濟學理論中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據[19]。此后,理性“經濟人”假說不斷得到發展與完善,更加接近現實中的人性,但依然沒有改變“經濟人”對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追求的假設基礎[20]?！敖洕恕笔且詡€體主義和利己原則作為行事基礎,單純強調經濟利益,認為生態利益、政治利益等其他利益都是經濟利益的體現,暗含著人與自然之間是征服與被征服的主奴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雖然是一種合理存在,但生態危機的爆發使其逐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有限理性”理論缺陷[21]。

主奴式的人與自然關系具有不平等性和非正義性,超越人與自然的不平等關系,尋找更本真的人性,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脈絡[22]。時代呼喚一種適應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性來補充經濟理性,幫助人們審慎的處理人與自然之間愈發緊張的關系[23]。在此背景下,馬克思提出了人與自然是平等和正義的生態思想[24-25],一方面,馬克思強調人對自然的依賴性,人如果離開了自然界將不能生存,也無法進行任何創造;另一方面,馬克思認為,沒有人類存在,自然界的任何存在和價值,乃至自然界存在本身,都不可能體現出價值[24]。實踐證明,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社會制度的不完善,“經濟人”的人性預設不符合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史[26]。在馬克思“生態經濟人”的人性預設下,人與自然是一種平等和尊重的關系,“經濟人”具有生態理性,“生態人”也具有經濟理性,兩者辯證統一,是人與自然的本真關系,更加符合社會現實。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繼承和科學發展,提出了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態民生觀,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觀,以及保護環境的生態法治觀和“生態紅線”的生態安全觀[27]。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鐫刻著深刻的“生態經濟人”科學內涵,強調生態環境本身對于人類就有價值,就是民生,“生計”與“生態”辯證統一,人不僅僅是市場經濟下逐利的“經濟人”,也是自然界中與生態和諧發展的“生態人”,這一思想既是馬克思生態思想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也是對新時代人與自然實踐關系的總結和基本判斷。

農牧戶深受傳統自然觀和民族生態文化的影響,持續且穩定[28]。在草原牧區的現狀中,牧民與草地,以及牛、羊、馬等牲畜產生緊密的相互關系,形成和塑造了草原牧區特有的民族生態文化,牧民普遍認為重視草地、重視牲畜是自身繁衍生息和民族傳承的基礎[29]。因此,牧民是一種接近理想意義上的“生態經濟人”,其作為草原環境政策的主要實施對象,評價、分析或設計一項環境政策,牧民的生態理性顯然不能被忽略。

1.2 費乃爾滿意度邏輯模型

顧客滿意度評價起源于營銷學研究,美國密歇根大學費耐爾博士在總結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并進行自我改進,最終以顧客期望、感知質量、感知價值、滿意度、顧客抱怨和顧客忠誠(支持)6個心理學構念(construct),設計了顧客(公眾)滿意度評價指數(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CSI)特定因果關系的計量邏輯模型,即費耐爾邏輯模型;模型具體形式參考圖1,箭頭表示因果關系,符號表示影響方向[5,30]。在此之后,CSI模型迅速在發達國家得到廣泛應用,成為顧客滿意度評價的主流模型,新公共管理運動也把CSI模型引入到政府績效考核測評之中,利用這一模型,研究者可以洞察公眾滿意度的形成要素,以及預測關鍵要素改進對提高公眾滿意度的效果[6,9]。

圖1 基于公眾滿意度評價模型的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牧戶滿意度邏輯模型Fig.1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logic model of herdsmen′s satisfaction to grassland eco-compensation policy

草原生態補償政策作為我國草原地區執行時間最長、最重要的綠色發展政策之一,為牧區提供了生態公共產品和綠色發展機會,是政府創造公共價值的具體體現,牧戶對該政策的滿意度評價與顧客對產品滿意度的評價機制較相似,理論上適用CSI模型進行因果分析[31]。另一方面,CSI模型在公共政策評價研究中已有廣泛應用,如國內的生態補償、土地整治、農地流轉、精準扶貧、參與式管理等政策或項目研究[5-6,32-35],國外的城市政府服務、農業保險、物流服務、農業推廣等政策或項目研究[9,36-38]。因此,使用CSI模型探究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滿意度和支持度,具有較強的理論和經驗支持。

在CSI模型中,顧客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為前因潛變量(latent variable),滿意度、顧客抱怨和顧客忠誠為結果潛變量。參考前人文獻[9,30],基于馬克思“生態經濟人”的理論視角,本文草原生態補償政策CSI模型(圖1)潛變量的含義和因果關系分析如下:

結果潛變量。滿意度是牧戶對政策實施過程、結果和效果的總體性心理評價,來源于牧戶的政策期望與政策實際利益供給的心理比較,這種利益包括資金和非資金的方式[39]。支持度指牧戶對政策的理解和認可程度,以及對政策號召的響應程度,體現了牧戶能以實際行動配合政策實施的可能性。CSI模型最終考察的結果是公眾對政策或服務的忠誠情況(支持度),抱怨可以理解為牧戶對政策的非滿意和沖突程度[30],因此,本文不考慮政策抱怨變量。

前因潛變量。感知質量指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評價,具體包括政策實施后草地質量改善結果和資金補償結果。感知價值指牧戶對政策實施帶來的價值收益相較于(機會)成本的效用評價,對一項綠色發展政策,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發展機會的培育和促進家庭增收兩個方面。政策期望指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實施結果和效果的期望程度,代表了牧戶的“生態經濟人”理性強弱,具體包括對促進自身收入增長的期望和草地生態環境改善的期望。

前因潛變量對結果潛變量的因果關系。首先,感知質量是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最直觀、最基礎的評價,作為“生態經濟人”的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評價越高,將直接促進牧戶的政策滿意度。另一方面,感知質量還將促進牧戶對政策實施效果的價值感知來間接促進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即草地質量改善越明顯、補償標準越高,牧戶對政策實施帶來的綠色發展機會和家庭增收效果的感知越積極,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牧戶的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牧戶的政策期望越高,對草地生態改善和家庭收入增長的期望越大,則牧戶直接對草地保護與補助政策的實施越容易感到滿意,心理支持度也越高;另一方面,牧戶的政策期望越高,“生態經濟人”理性越強,其對綠色發展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感知和實施效果的價值感知越明顯、越強烈,進而又促進了牧戶對政策的滿意度和支持度。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總體假說H:在草原生態補償政策CSI邏輯模型中,各潛變量具有如圖1所示的因果關系。具體可以拆分為以下2個假說:

H1:前因潛變量政策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牧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產生促進作用。

H2:前因潛變量政策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通過促進牧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進一步正向影響牧戶的政策支持度。

2 結構方程模型設定、數據來源、量表設計與分析

2.1 結構方程模型設定

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融合了因素分析與路徑分析的統計技術,是一種同時檢驗和估計多個自變量和因變量關系的統計工具,可以進行單因素、系統性和復雜模型的分析,根據潛變量與測量題項性質,又分為反映性指標(reflective indicators)和形成性指標(formative indicators)兩類結構方程模型[40]。對于難以觀察和直接測量的潛變量,如看法、好處、滿意度、支持度等構念,一般可以通過多項可觀測變量來反映[41]。反映性指標的SEM所呈現的結果是客觀狀態的數學模型,基本上是一種驗證性的方法,通常必須在成熟理論或經驗法則的支持下,才能構建檢驗觀察變量和潛在變量假設關系的模型圖,特別強調理論的合理性[42]。因此,反映性指標的SEM比較適合檢驗本文的理論模型和因果假說,并通過AMOS 26軟件實現模擬。

反映性指標的SEM是基于協方差矩陣的統計技術,包括測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和結構模型(structural model)。測量模型測量的是觀測變量與潛變量之間的關系,一般由兩個方程組成,表達式分別如下:

Χ=Λχξ+δ

(1)

Y=Λyη+ε

(2)

(1)式為外生潛變量(exogenous/independent latent variables)測量模型,其中,ξ為m×1階外生潛變量,χ為p×1階外生觀測變量(測量題項),Λχ為p×m階矩陣,是外生觀測變量χ在外生潛變量ξ上的因子載荷矩陣,Χ為p×m階外生觀測變量,δ是p×1階測量誤差向量。(2)式為內生潛變量(endogenous/dependent latent variables)測量模型,解釋類似(1)式,不再贅述。

結構模型是表示潛變量之間影響關系的模型,具體表達式為:

η=Βη+Γξ+ζ

(3)

式中,Β表示內生潛變量的系數矩陣,Γ表示外生潛變量的系數矩陣,ζ為殘差項。

2.2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20年8月在川西北若爾蓋草原開展的實地調研。課題組首先通過主觀抽樣選取了紅原縣和若爾蓋縣兩個純牧業縣作為調研縣,數據獲取方式為調研員到草場遠牧點或牧戶定居點進行入戶問卷調查,并結合深度訪談。川西北若爾蓋草原是傳統藏區牧區,位于青藏高原東緣,四川、青海、甘肅交界處,人草畜和諧共生的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生態文化底蘊高,牧民生態理性明顯,因此對整個藏區牧區、乃至對全國少數民族聚居的草原牧區都具有典型研究意義。

課題組在每個調研縣分層隨機抽樣4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抽樣2-5個牧村,每個牧村隨機抽樣訪談10-50個牧戶,總計獲取674份入戶調查問卷。在正式調研之前,課題組首先在紅原縣隨機選取了安曲鎮進行預調研,隨機選擇兩個樣本村共隨機訪談了70個牧戶,然后在此基礎上對測量題項進行優化設計,形成最終的調研問卷。通過刪除有缺失值、前后題項矛盾等無效問卷,最后獲得有效問卷574份,其中紅原縣268份,若爾蓋縣306份。受訪者主要是實際做出家庭決策的戶主,占比86.76%,男性占比87.98%,年齡為30-65歲占比79.79%,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占比90.59%,家庭人口數為5-8人占比63.61%,從事畜牧業年數在10年及以上占比91.81%,樣本代表了調研區域牧戶總體情況。本文CSI模型潛變量有5個,測量題項提取公因子方差(communalities)最小值為0.452,根據Hair[43]給出的SEM樣本數參考標準,本文有效研究樣本數量較理想(574>300)。

2.3 調研量表設計與測量指標選取

參考已有文獻的量表設計思路[6],設計了本文草原生態補償CSI模型的測量題項,并經過征求專家意見、預調研等方式對量表進行優化。調研問卷在5個潛變量設置了若干測量題項,然后把初步的測量數據帶入模型,進行量表信度分析、模型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和驗證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步驟見下文)。然后根據SPSS和AMOS報告的Cronbach′s α系數、MI(修正后卡方的變化量)、因子負荷量、AVE(平均變異數萃取量)等檢驗結果,逐步刪除不適合進入模型的測量題項,以及考慮變量方差之間的合理共變關系,對殘差項拉相關關系修正模型[44],使模型通過EFA和CFA等檢驗(參見下文),最終篩選出各個潛變量的測量題項(表1)。

表1 潛變量與測量題項設計Table 1 Latent variables and measure items design

每個潛變量的反映性指標(測量題項)選取情況如下:

政策期望。牧戶作為“生態經濟人”,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有提升經濟收入和改善草地質量的雙重期望,二者共同反映了牧戶對政策的總體期望。牧戶對收入看待的越重要,反映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增收效應期望越大,因此,用E1反映牧戶的收入期望。牧戶對草原環境越重視,對草地生態質量越關注,反映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生態保護功能期望越大,因此,用E2和E3測量牧戶對政策生態效果的期望。

質量感知。草原生態補償的主要目標是草地生態保護和牧民生計發展,因此本文從環境保護和經濟結果兩方面選取測量指標反映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感知。首先,政府對草原保護越重視、宣傳教育強度越大,草原保護措施執行的越嚴格,草地質量改善的越理想,則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環境保護效果的質量感知越高;同時,牧戶對補償標準的評價,反映了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經濟結果的質量感知。因此,可以用Q1-Q5來反映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質量感知。

價值感知。草原生態補償本質是推動牧區綠色發展的制度工具,核心是實現可持續的綠色增值。政策補償牧戶損失的效果越好,對家庭增收的促進作用越明顯,擴大草地生態的比較優勢、增加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潛力的效果越好,則反映了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發展價值越高。因此,可以用V1-V3來測量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實施效果的價值。

滿意度。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滿意度是其對政策實施情況的綜合心理評價,包括對政策的直觀滿意度評價和政策實施效果的滿意度評價,政策效果主要體現在生態保護效果和促進生計發展效果。因此,可以用S1-S3來測量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綜合滿意度。

支持度。支持度指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心理支持程度,反應了牧戶響應政策要求的可能性。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是否改變了牧戶的行為習慣是政策長遠效果的重要體現,牧戶在平時的生產生活中更注意考慮草原生態保護,自覺地做出保護草地的行為,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有更深的理解,反映了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支持程度。因此,可以用L1-L3來測量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支持度。

2.4 量表的信度檢驗

在進行探索性因子檢驗之前,首先通過SPSS 25對各潛變量測量題項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驗。表2報告了CSI模型潛變量的Cronbach′s α都大于0.7,總相關系數都大于或接近0.5,說明量表具有較好的測量信度[45],無需繼續剔除測量題項,可以進行下一步的模型效度分析。

表2 信度檢驗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3 結構方程模型的效度檢驗與結果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3.1.1KMO和Bartlett的球形檢驗

在結構方程模型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首先進行KMO和Bartlett的球形檢驗,檢驗測量題項是否適合降維分析。通過SPSS 25得到檢驗結果,KMO值為0.839(>0.7),Bartlett球形檢驗卡方值為3928.280,自由度為136,顯著性水平為0.000,說明量表數據非常適合做主成分因子分析[45]。

3.1.2因子負荷矩陣與方差貢獻率

按照CSI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念設定,本文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轉法提取5個共同因子。表3報告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5個因子初始特征值均大于或接近1,對應題項與潛變量理論組成題項一致,且總體方差解釋率達66.809%,說明因子解釋率良好[46],模型的探索性因子檢驗通過。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Table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3.2 驗證性因子分析

3.2.1潛變量收斂效度

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指潛變量內部一致性。CR表示組合信度,CR值越高,表示潛變量內部一致性越高,對應題項越收斂[47]。AVE表示潛變量平均能夠解釋其測量題項方差的百分比,當AVE>0.5時,認為潛變量有足夠的收斂效度[48]。表4報告了最終實測模型(圖2)潛變量的組合效度檢驗結果,潛變量測量題項標準化負荷量大于0.5的閾值,CR均大于0.6,AVE大于或接近0.5,表明潛變量內部具有良好的一致性[41]。

圖2 SEM模擬結果圖Fig.2 SEM simulation results graph圖像根據AMOS 26. 報告結果繪制,相關系數為標準化系數,e表示殘差項,雙向箭頭表示殘差項之間的共變關系;SEM:結構方程模型

表4 潛變量收斂效度檢驗Table 4 Latent variable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3.2.2潛變量區別效度

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指潛變量內部一致性大于潛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潛變量AVE的平方根需大于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且不同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小于0.7[48]。表5報告了潛變量內部一致性大于潛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且不同潛變量之間的區別明顯,因此,模型區別效度檢驗通過。

表5 潛變量區別效度檢驗Table 5 Latent variable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3.2.3模型結構效度

結構效度(structure validity)指模型整體擬合情況。表6報告了模型(圖2)整體擬合效度檢驗值,模型簡約適配度指標卡方值與自由度比值(χ2/df)=4.078<5,說明模型簡約適配度可接受,且擬合優度指數(GFI)=0.919>0.9,修正擬合優度指數(AGFI)=0.879>0.8,近似誤差均方差(RMSEA)=0.073<0.08,說明模型共變異數矩陣可以良好的解釋樣本共變異數矩陣;同時,增值適配度指標增值擬合指數(IFI)=0.918>0.9,比較擬合指數(CFI)=0.917>0.9,表示模型的適配度較虛無模型相比得到較好的改善,模型具有較好的適配度[40]?？傮w而言,模型設定和數據之間的結構效度通過檢驗,草原生態補償政策CSI-SEM適配度良好。

表6 模型結構效度檢驗Table 6 Model structure validity test

3.3 結果分析

3.3.1SEM模擬結果與違反估計檢查

通過AMOS 26模擬,圖2報告了通過信度檢驗、EFA和CFA檢驗的模型圖像結果,可以看出,誤差項估計系數(SMC)為非負數,結合表4和表7可以看出,非標準化因子負荷量和結構路徑系數均顯著,且標準化路徑系數未大于0.95,因此,違反估計(offending estimate)檢查通過,可以進一步分析路徑系數[45]。

表7 潛變量路徑分析Table 7 Latent variable path analysis

3.3.2路徑系數與假說檢驗

表7報告了潛變量之間的路徑系數、方向與顯著性,可以看出潛變量之間非標準化路徑系數滿足至少在5%水平上顯著的要求[41],且路徑系數方向與理論假說一致,說明牧戶作為“生態經濟人”,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的因果機制符合CSI邏輯模型,假設H1和H2通過檢驗。

3.3.3路徑分析

表7和圖2報告的標準化路徑系數,表示前因潛變量變動一個方差單位,結果潛變量的變化量。根據本文草原生態補償政策CSI因果邏輯模型可知(圖1和圖2),前因潛變量政策期望、感知質量、感知價值對結果潛變量滿意度或支持度的影響路徑分別有3條、2條、1條。進一步考察前因潛變量對結果潛變量的影響路徑可以得出(表8):

表8 前因潛變量對結果潛變量的路徑效應分析Table 8 The path effect analysis of antecedent latent variables on outcome latent variables

(1)感知質量對滿意度的影響。第一條路徑,感知質量直接提升牧戶政策滿意度的路徑效應為0.366;政策實施直接產生的環境保護效果和補貼金額激勵了牧戶對政策的認同,因此直接提升了牧戶對政策的滿意度。第二條路徑,感知質量通過提升感知價值促進滿意度的路徑效應為0.152(0.487×0.312);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感知越好,將會促進牧戶對政策效果增加的發展價值認同,即牧戶對政策促進綠色增長的感知越好,同時,對發展價值的認同又直接提升了牧戶政策滿意度。因此,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感知質量對其政策滿意度的總效應為0.518(0.366+0.152)。

(2)感知價值對滿意度的影響。感知價值直接促進了牧戶政策滿意度的提升,路徑總效應為0.312。牧戶感知政策執行效果的發展價值越高,即政策實施后草地生態旅游等優勢產業發展潛力和自身家庭生活水平的提升越大,牧戶對政策的價值認可越強,滿意度越高。

(3)政策期望對滿意度影響。第一條路徑,政策期望對政策滿意度有相對較小的直接正向影響(路徑效應=0.118)。第二條路徑,政策期望通過提升感知質量影響滿意度的路徑效應為0.078(0.214×0.366)。第三條路徑,政策期望通過提升感知價值影響滿意度的路徑效應為0.075(0.239×0.312)。因此,牧戶政策期望對其政策滿意度的總效應為0.271(0.118+0.078+0.075)。以上結果表明,牧戶對政策的期望越大,“生態經濟人”理性越高,即牧戶對生活富裕和生態優美的發展追求越積極,牧戶對草地保護和綠色發展政策越容易感到滿意,直接促進了牧戶政策滿意度。另一方面,牧戶對政策的期望越大,同等政策實施結果和實施效果給牧戶帶來的效用水平越高,牧戶對政策實施的質量感知和價值感知就越積極,較高的質量感知和價值感知又進一步提升了其政策滿意度。

(4)前因潛變量對支持度的影響。政策期望、感知質量和感知價值對政策支持度的影響是在影響滿意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傳導因果機制至支持度。因此,在前因潛變量對支持度的影響中,至滿意度的路徑和機制分析與上文相同。進一步考察滿意度至支持度的因果效應發現,牧戶政策滿意度將會直接提升其政策支持度,且影響相對較大(路徑效應=0.617),即牧戶政策滿意度的提升,將會明顯增加牧戶對政策的心理支持和理解程度,從而有利于政策實施并達成既定的生態保護目標。根據前因潛變量對滿意度的總效應和滿意度與支持度之間的路徑效應,可以計算得出各前因潛變量對牧戶政策支持度的總效應(表8)。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基于馬克思“生態經濟人”人性預設的牧戶微觀視角,以費耐爾滿意度邏輯模型為理論框架,使用2020年若爾蓋草原574個牧戶的心理量表調研數據,通過AMOS 26模擬反應性指標的結構方程模型,對牧戶草原生態補償政策滿意度和支持度的因果機制進行了多變量、多路徑的分析。結果發現:

(1)牧戶政策期望對其政策滿意度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進而又促進了牧戶的政策支持度(相對效應量=0.271);即牧戶對生計收入和生態質量越重視、“生態經濟人”理性越高,其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滿意度就越高,也就越支持政策實施,生態保護的心理主動性越高。

(2)牧戶對政策的質量感知對其政策滿意度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進而又提升了牧戶的政策支持度(相對效應量=0.518);這說明,牧戶對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評價,是牧戶政策滿意度提升的主要影響因素,也進一步明顯促進了牧戶對政策的理解和心理支持。

(3)牧戶對政策的價值感知對其政策滿意度具有一般程度的促進作用,進而對政策支持度產生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相對效應量=0.312);這說明,牧戶對政策實施效果的價值感知將會直接促進其政策滿意度,而且進一步提升了牧戶對草原生態保護的支持。

4.2 啟示

研究結論可以強化人們對當前綠色發展實踐中“生計”和“生態”辯證發展關系的理解,并促進草原生態補償制度進一步深化改革。本文具體有以下三點啟示:

(1)已有大量研究證明了牧戶的經濟理性因素(收入大小等)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評價和有效實施具有重要影響[10-12,16-18];研究結論說明,牧戶的生態理性同樣是草原生態補償政策評價和有效實施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且牧戶的經濟理性和生態理性內在統一,體現了“生態經濟人”特征。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適應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需要的牧戶生態理性,可以從兩個維度施策。首先,要重視草原生態文化的發展和宣傳,挖掘人草畜和諧共生的文化底蘊,進一步釋放民族生態文化的“育人”功能。另一方面,也應引導牧戶轉變相對短視、狹隘的以傳統游牧經營為主要生計支撐的觀念,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環境就是生產力的綠色產業發展觀,促進牧戶對生態質量有更高追求,對綠色經濟有更大期待。保護和發展牧戶統一的生態與經濟理性,增強牧戶對草原生態補償等牧區綠色發展政策的理解與支持,必然有利于降低政策實施的阻礙因素、進一步提升牧區生態保護水平和經濟發展質量。

(2)當前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禁牧補助和草畜平衡獎勵,重點工作落在了要求或引導牧戶在天然草場“減畜”[12]。在舍飼半舍飼等現代化畜牧業經營體系發展不完全、天然游牧依然為主的草原畜牧業經營模式下,天然草原“減畜”必然給牧戶帶來高昂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同時“減畜”牧戶的生態保護行為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因此,他人對政策的執行質量,較大程度上影響著牧戶的經濟和生態福利,進而影響了牧戶對政策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鞏固提升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是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實踐走向深入的現實基礎。一方面,有必要加快探索市場化、多元化的財務可持續融資機制,爭取金融機構、社會資本、NGO、企業、地方政府等主體的支持,多渠道增加除中央財政之外的補償資金來源和總量,逐步提升現有補償標準,盡可能彌補減畜牧戶的經濟損失,增強牧戶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另一方面,應增強草原保護隊伍的工作力量,補齊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能力建設短板,加大政策內容的宣傳教育和政策執行全過程的監管力度,減少“偷牧”等“道德風險”問題的發生,以及“弱監管”等損害政策實施質量的現象,使草原生態保護效果更加凸顯,生態公共產品的生產更加公平有保障。

(3)為牧戶帶來新的綠色發展動能,并產生持續的增收效果,是提升草原生態補償政策內涵和外延的重點。研究結果得出,牧戶對政策是否滿意,對政策是否支持,根本上取決于政策實施結果的質量和實施效果的價值,即本質上是綠色發展問題,或稱為可持續“生計”問題。當前用于草原生態補償政策的財政資金,主要用于禁牧和草蓄平衡補償金的直接發放,福利性質明顯,沒有顯著發揮財政資金“造血”式的杠桿作用。利用有限增長的財政預算和補償資金總量,在生態補償政策框架內有針對性的發展綠色產業項目,并發揮項目的示范性、帶動性,提升牧戶可感知的綠色發展價值,是草原生態補償機制深化改革的重要拓展空間。比如,利用生態補償資金升級草原生態旅游基礎設施,補貼有意愿、有條件的牧戶建設和打造有區域示范性的生態家庭牧場,并支持相關建設經驗和經營模式推廣,拓展牧區生態資源的附加值,實現經濟和生態效益雙贏。再比如,發展舍飼半舍飼和適度規模養殖技術,補貼有意愿的牧戶建設牲畜暖棚和人工草地,并同時要求牧戶承擔一定的環保責任(如嚴格執行天然草地禁牧),控制或降低天然草場載畜量,實現草地生態恢復。當然,創新政策內容提升政策實施效果的價值,需要平衡好“公平”和“效率”問題,強化激勵、硬化約束,避免重復補貼和“精英俘獲”現象,應根據牧戶的意愿和申請,以及草地資源和區位等稟賦條件,進行差別化和有針對性的政策補償,以靈活、多元、實事求是的創新補償措施,提升草原生態補償實踐促進牧區綠色發展的價值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