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哺”與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
——基于CFPS的實證分析

鄧永輝,劉 慧

(哈爾濱商業大學 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哈爾濱 150028)

一、問題的提出

人口發展關乎國家大計,人口數量和質量直接影響國家未來發展水平。近年來,我國新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增速快且未來一段時間內老年人口數量只增不減的趨勢與其并存,呈現出“高齡少子”的特征,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我國生育政策歷經了“計劃生育、只生一個好—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四次改革。20世紀計劃生育政策為限制性政策,而之后實施的“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皆以倡導和鼓勵為主,放松了生育數量的限制,盡管該項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有小幅回升,提升了人口平均出生率,但政策實施效果未達到“預期”目標[1]。為促進人口均衡,2021年生育政策調整為“三孩”政策,有數據顯示,2021年新出生人口為1062萬,較2020年有所下降,總和生育率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甚至2022年出現人口負增長。短時間內,低生育率有利于緩解我國人口與環境資源等之間的矛盾,但長期來看,過低的生育率導致的新生人口少裹挾著人口老齡化形勢嚴峻,如不加以調控,我國將會面臨極高的“低生育陷阱”風險,進而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因此,生育率低不僅是國家發展關心之要切,更是當下亟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2021年國務院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出臺了“三孩”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顯現出國家推動人口均衡、應對少子老齡化的積極態度;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這表明黨和國家在提高生育率和擴大育齡群體生育行為方面的堅定決心。生育率這一數據具體表現在個體的生育行為上,個體的生育意愿越高和生育行為越多,生育率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個人生育意愿常會受到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多的育齡群體由于工作壓力大[2]、房價高[3]、經濟負擔重[4]、兒童照料欠缺等現實困境而降低生育意愿,減少“三孩”生育行為[5]。與此同時,家庭層面的家庭關系以及家庭互動模式等也會改變子輩的生育意愿,正如父母給予子代支持且達到一定量時會顯著增加子代生育意愿[6],也有學者認為祖輩的兒童照料支持既不能有效提升子代生育意愿,也無法促進一些有再生育意愿卻因沒時間精力而不生的媽媽做出生育決策[7]。父母以經濟幫助和時間照料為表現形式支持改變了傳統的“撫育—贍養”模式[8],更多呈現出“逆反哺”的特征[9]。以往研究著重于祖輩支持對子代生育意愿的研究,而沒有仔細探究何種形式的“逆反哺”與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那么,父母“逆反哺”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有什么影響呢?除此之外,還有什么因素影響“三孩”生育意愿呢?探究以上問題,不僅能夠認識“逆反哺”與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同時還可為國家未來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

(一)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

生育意愿是生育研究的重要領域[10],1936年美國學者喬治·蓋洛普在一項民意調查中首次使用“理想子代數”這個概念,這標志著生育意愿進入了生育研究的視野[11]。生育意愿是個人關于生育的想法,一定意義上表現出個體的生育期望和生育理想數量,往往生育意愿不等同于生育行為,但可以作為生育行為的觀測值?；诮Y構主義視角,分析社會經濟、文化等宏觀因素對個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基于微觀視角,分析個體的年齡[12]、性別[13]、受教育水平[14]、健康和家庭的結構等微觀因素對個人“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15]。

在社會經濟層面,經濟負擔重、養育成本高等經濟因素成為影響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16],如收入水平對子代生育意愿的影響主要體現為“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17],有學者認為收入水平提高會降低生育意愿,而王曉娟等則認為收入水平提高會帶來生育意愿的提高[18],也有研究表明收入水平與生育意愿呈“U”型曲線關系。在文化層面,內嵌于生育政策背后的生育文化和價值規范也是導致中國女性生育意愿顯著降低的重要原因[19]。在年齡層面,特斯塔基于奧地利數據調查發現女性年輕時生育意愿比較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降低[20]。邢采等認為當個人主觀感覺最佳生育年齡受到生育政策限制時會刺激其生育意愿,即生育意愿將會增加[21]。在性別層面,女性是生育意愿抉擇和生育行為的直接承擔者[22],女性賦權假說認為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參與率也得到提高以及包括生育意愿在內的思想觀念發生轉變,她們會在“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理性思想的指導下權衡“工作—家庭”之間的沖突、經濟和時間成本的約束后會減少“三孩”生育意愿[23]。在受教育水平層面,有研究證明:多數個體受教育水平提高會通過初婚推遲而降低生育意愿[23]。在健康層面,程雅馨等通過馬爾可夫模型分析并推測出女性身體健康是影響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24],足以說明身體健康狀況已成為育齡群體在產生生育意愿和做出生育行為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層面,父母的生育數量會影響下一代的生育意愿,年輕一代的低生育意愿是其在兒童數量減少環境中的社會化結果[25]。

(二)“逆反哺”與生育意愿的作用機理

在參考車茂娟等研究的基礎上,將“逆反哺”界定為家庭中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或隔代照料孫輩[9]。父母為子輩、孫輩提供“逆反哺”可能基于利他動機和交換動機[26],這兩種動機的相互交織有利于實現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一方面,在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父母給予子代經濟支持是以子代履行贍養責任為動機[27];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夾帶的“家本位”思想加強了祖輩無償照料孫輩的責任[28],也有部分父母因渴望子代提供更多的經濟支持而幫助子代看孩子[29]。子女面臨著較大的生活壓力,父母可能基于利他主義提供“逆反哺”。已有研究認為,以代際支持為特征的“逆反哺”對女性生育意愿影響顯著,張孝棟等認為當前“三孩”政策背景下家庭父母的代際支持在子代生育意愿中的作用顯得更重要[30],這與麻寶斌等人的研究結論一致,但麻寶斌等人發現代際支持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性,代際支持對女性的生育意愿影響高于男性[31]?；谝陨戏治?提出以下假設:

H1:父母給予子代經濟支持,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高。

H2:父母對孫輩提供隔代照料,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高。

三、數據介紹及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該調查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SSS)實施,旨在通過跟蹤收集個體、家庭、社區三個維度的數據,切實反映中國社會、經濟、人口、教育和健康的變遷,涵蓋25個省(市)份,數據全面、代表性強。選用該數據研究“逆反哺”與子代生育意愿的原因主要是:數據庫包含的子代生育意愿、子代個體特征以及父母是否給予經濟支持和隔代照料等內容,與研究主題部分契合。本文選取CFPS2018年數據,對18～49歲適婚育子代的生育意愿數據即個人庫中的期望孩子數進行篩選,并與代表“逆反哺”變量的“與子代及父母關系”部分中的指標進行匹配,采用Winsorize對個別數據作上下1%分位的縮尾處理,以剔除極端值對研究的影響,并在剔除缺失值、不適用值后最終得到7887份數據。

(二)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叭ⅰ鄙庠?生育意愿與未來子代的期望數量有關聯,所以以CFPS2018個人庫中的“期望子代數”作為變量指標,由于研究對象為“三孩”生育意愿,因此,存在兩種選擇:有“三孩”生育意愿、無“三孩”生育意愿,所以,對“期望子代數”采取二值虛擬變量的方法進行賦值,對期望子代數量小于3的賦值為0,即無“三孩”生育意愿;對期望子代數大于等于3的賦值為1,即有“三孩”生育意愿。從下頁表1可知,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平均值僅為0.083,說明在現有條件下,子代“三孩”生育意愿非常低。

表1 變量說明表

核心解釋變量?！澳娣床浮敝饕侵讣抑懈改笇ψ哟峁┙洕С只驇椭哟侠砑覄?、看孩子,父母其中一方或雙方為子代提供以上其中一種都視為“逆反哺”。與上述被解釋變量相同,選取個人庫中“與子代及父母的關系”部分“父親/母親是否為您提供經濟幫助”和“父親/母親是否為您料理家務或照看孩子”問題,若回答為是,視為父母逆向反哺子代且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從變量的兩個指標的平均值來看,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的時間照料的均值要高于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在利他動機和交換動機作用下父母對子代可能存在“金錢—時間”機制[32]。

控制變量。在借鑒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將性別、健康狀況、受教育水平、經濟收入水平和地區等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在性別變量中將女性賦值為0,男性賦值為1,該樣本中男性數量稍多于女性;健康狀況按照不健康、一般、比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順序賦值,該樣本中個體的健康狀況多處于中等水平;受教育水平按照文盲/沒有上過學、小學、初中、高中/中專/技校/職高、大專及本科、碩士及以上依次賦值,樣本中的文化水平多在初中及以上;經濟收入水平選取CFPS2018數據庫個人問卷部分“主觀態度”中的“您的收入在本地”作為變量指標,并以很低、較低、中等、較高和很高依次賦值,樣本中個體的收入水平多處于中等程度;地區借鑒統計局的劃分標準進行界定,并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東北地區、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并且賦值,具體說明見下頁表1。

(三)模型設定

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存在兩種狀態:一是有“三孩”生育意愿;二是沒有“三孩”生育意愿。因此子代“三孩”生育意愿問題符合離散選擇模型中的二元選擇模型,故采用Logit模型進行基準回歸分析,并將公式設定為:

Willingnessi=α+β1Ecoi+β2Carei+β3Xi+εi

其中,Willingness代表子代“三孩”生育意愿,α表示常數項,Eco表示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Care是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X為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等控制變量,i表示受訪者個人,ε代表誤差項,β1、β2、β3分別表示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系數,β的正負和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控制變量之間的正反關系相關。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分析

下頁表2展示了父母“逆反哺”和子代個體特征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影響的回歸結果。前兩列為不考慮控制變量的條件下,父母只為子代提供一種形式的“逆反哺”時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和家庭照料或看孩子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呈負相關和正相關關系,這表明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不足以提高子代生育意愿,而提供料理家務或看孩子的非物質性支持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拒絕了H1并驗證了H2,這不同于大多數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可能與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更多依賴于孩子照料因素有關,突出我國嬰幼兒照料服務不足的短板,據此可以推測出:我國嬰幼兒照料服務增加將會提升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這在發達國家有所體現。列(3)為不加入父母“逆反哺”的因素下,子代的個體特征對“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結果顯示:子代自身的年齡、性別與“三孩”生育意愿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受教育水平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自評經濟收入水平和健康狀況呈正相關,但未通過統計性檢驗。這說明,年齡較大的子代和男性的“三孩”生育意愿高于年輕的子代和女性,受教育水平低的子代的生育意愿較受教育水平高的子代高,可能的原因有:年齡較大的子代相比較年齡小的子代事業已處于成熟期,重心逐漸轉移至家庭,而年齡小的子代正處于收入積累期和職業晉升期,會降低其“三孩”生育意愿;男性在生育過程中承擔的責任少于女性,同時他們也肩負著家族“傳宗接代”的使命,而女性在生育和養育過程中承擔著較多的責任,同時職業女性會面臨著“工作—家庭”的沖突;工業文明時代下,子代在受教育過程中思想觀念等主觀意識易發生轉變,他們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提升、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而非生育和養育方面,所以會主動削弱生育意愿。列(4)、列(5)和列(6)為父母只為子代提供一種形式的“逆反哺”和父母為子代提供兩種形式的“逆反哺”且加入控制變量時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經濟支持仍不顯著,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影響的顯著性增強,其余控制變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與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表2 基準回歸分析表

(二)異質性分析

從上述基準回歸分析中可知,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同因素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不同,同一因素對不同群體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同的。人們的“三孩”生育意愿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其思維意識會受到來自所處的社會大環境和家庭小環境的影響。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于“三孩”生育意愿的態度不同,因此,選取年齡和地區兩個變量進行異質性分析,年齡段以醫學意義上最佳生育年齡30歲及以下和30歲以上進行分析,地區按照前文劃分標準進行分析,以明確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地區之間的“三孩”生育意愿的差異性。

從下頁表3可知,不同年齡段和不同地區的子代接受父母提供的經濟支持對其“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都未通過統計學檢驗,但不管在哪個年齡段,父母給予子代經濟支持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只不過影響較小而已,30歲以上的子代較30歲及以下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更強烈,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父母逆反哺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較東北地區和中部地區更大。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會顯著提高30歲以下、中部地區和東部地區子代的生育意愿,和前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說明孩子無人照料、照料難已然成為人們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若家中父母給予照料,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熱情將會有所回升,除此之外,普惠型托育服務的完善也將會顯著提升子代生育意愿;父母料理家務或看孩子也會一定程度上提升30歲以上和西部地區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但對它的作用不顯著;東北地區的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卻不會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這就解釋了東北地區人口出生率低的現象,可能與東北地區的發展遲緩、人口流失嚴重有關。

表3 異質性分析表

(三)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上述分析,選取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將父母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替換成父母為子代提供的經濟金額和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頻率的對數,具體見表4。

表4 穩健性檢驗表

從表4可知,對控制變量加以控制后,父母對子代提供經濟支持金額對數與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回歸結果基本與基準回歸一致,驗證了父母對子代提供經濟支持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作用并不顯著,外在經濟支持不足以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三孩”生育意愿受多元復雜因素的共同影響。在不納入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父母為子代料理家務或看孩子的次數越多,越容易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而納入子代自身特征和父母提供經濟支持時會中和僅提供一種形式的“逆反哺”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利用CFPS2018數據對父母“逆反哺”與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當父母僅為子代提供經濟支持形式的“逆反哺”時,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會顯著降低,而當父母為子代提供料理家務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時,會顯著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子代“三孩”生育意愿會隨其頻率增加而提高,但當兩種形式的“逆反哺”都提供時,兩種形式的“逆反哺”會中和提供一種形式的“逆反哺”對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作用,總體來看,父母“逆反哺”會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子代個人的年齡、性別、戶口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也會顯著作用于“三孩”生育意愿,年齡越大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越強烈,男性比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強烈,受教育水平高的子代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子代“三孩”生育意愿低,這可能與男性肩負著家族使命、女性面臨著就業壓力和工作的機會成本,以及子代所受的思想文化熏陶有關。據此可以看出,嬰幼兒的照料問題是影響子代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提高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舉措不僅應該著眼于生育環節,而更應該重視養育這一環節。由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家庭中父母應給予子代隔代照料幫助。目前,我國0～3歲嬰幼兒照料支持主要來自于家庭,若嬰幼兒父母均參與勞動市場,那么祖輩是嬰幼兒照料的主要力量。此時,祖輩大多已退出勞動市場,一般以幫助子代照料后代或者頤養晚年為主要目標。祖輩照料孫輩是積極老齡化的一種途徑,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自我價值;對于家庭來說,祖輩照料孫輩能緩解子代撫養壓力,使其能更好地投入工作,增加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感;從社會角度來說,祖輩照料孫輩既能提升當代夫婦的“三孩”生育意愿,也能將人口老齡化引起的負面影響轉化為提高“三孩”生育意愿的積極影響。因此,在生育政策中,可以將祖輩照料納入考慮范圍,如為提供隔代照料的祖輩按月發放補貼和安排定期免費體檢,為他們提供喘息服務場所,以提高祖輩在嬰幼兒照料支持中的積極性,進而從家庭角度提升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

其次,社區和用人單位給予嬰幼兒照料支持。社區要加快推進普惠型托育服務設施的建設,為0～3歲嬰幼兒提供優質的托育服務資源,在社區養老模式的基礎上增項,將“一老一小”的養老育幼需求有機結合,打造社區輔助養老和托育的共同體,在嬰幼兒助餐、智力開發、醫療保健等方面提供科學指導和專業服務,減輕“上班族父母”的照料壓力。用人單位可在經濟條件支持的情況下設立專門的嬰幼兒照料室,為子代照料嬰幼兒提供空間;同時,用人單位還可以增設育有兩個孩子及以上女性的假期,以幫助育齡女性在時間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平衡好嬰幼兒照護與自身職業發展的關系,實現努力工作和更好生活的雙重目標。

最后,營造關愛女性生育和養育的環境。認可女性生育和養育行為的家庭價值和社會價值,理解女性在嬰幼兒照料和職業發展中時間和精力的平衡,提升社會對生育女性的尊重。女性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嬰幼兒照料中發揮較大作用,因此應在其生理、心理和工作領域給予更多的關注,如成立專門的育齡女性呵護中心,對其生理、心理和工作方面提供動態健康檢查、咨詢和職業指導;并以公益宣傳片的形式將親子時光、養育愉悅、多子女家庭養老分擔等場景充分展示,培育形成女性對生育的憧憬和向往。促進照料責任承擔和工作領域的男女平等,如在設立男性陪產假、育兒假的基礎上大力呼吁男性在養育過程的責任分擔,減輕女性的照料壓力,減少乃至消除女性因生育和嬰幼兒照料導致的在職場晉升、收入增長等方面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