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基本邏輯、現實表征及實現路徑

李雪艷 馬雙雙 雷濤

摘 要：在推進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綜合檔案館作為公共文化事業機構，是實現文化治理功能的重要場域。文章在明晰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基本邏輯的基礎上，分別從資源、空間、服務三方面論述綜合檔案館助力國家文化治理的現實表征，并提出以資源建設為基礎、以空間建設為突破、以公眾建設為驅動的實現路徑，為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提供現實參考。

關鍵詞：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實現路徑

分類號：G270

The Basic Logic，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omprehensive Archives Empowering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Li Xueyan1， Ma Shuangshuang1， Lei Tao2

（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2.China Construction Seventh Engineering Division. Corp.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3 ）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omprehensive archives， as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basic logic of comprehensive archives empowering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lity character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archives empowering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three aspects： resources， space and service， and puts forward the realization path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breakthroughs in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driving public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realistic references for the empowerment of comprehensive archives in national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Comprehensive Archives； Cultural Governance； Realization Path

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后[1]，“文化治理”正式進入政策話語體系，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2]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指出要“構建文化數字化治理體系”[3]；《“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提出“鼓勵人民參與文化創新創造、依法參與國家文化治理”[4]。在推進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綜合檔案館作為公共文化事業機構，理應以自身文化治理功能為回應，履行公共文化機構職責，“更好發揮檔案在服務國家治理、傳承紅色基因、建構民族記憶、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的獨特作用”[5]，加快融入國家文化治理實踐。

目前，學界有關“文化治理”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檔案文化治理[6-8]和檔案館參與文化治理[9-11]兩個方面。但是，現有研究主要以檔案或檔案館為本位，強化論述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功能的缺位和補位，尚未從國家站位考量綜合檔案館助力國家文化治理的方法和路徑?；诖?，文章在闡釋綜合檔案館為什么能夠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進路。

1 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基本邏輯

1.1 檔案文化的治理性為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提供先決條件

檔案文化具有治理性。[12]從檔案產生的緣由來看，檔案是國家為加強對社會事務的管理而產生，檔案資源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文化具有治理性的根源在于文化自身。綜合檔案館作為一種文化機構，也是一種文化形態，是特定社會文化規約下的產物，用整體的形象向社會展示著檔案文化的存在意義[13]，在檔案收集、整理、利用等業務環節，扮演著承載和傳播檔案文化的角色，“并以資源集合的方式實現了檔案文化場域從組織管理系統向社會公共系統的過渡和沉淀”[14]。綜合檔案館的檔案治理制度、檔案文化資源、檔案空間塑造和檔案服務設計等構成了檔案文化的基本要素，為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實踐依憑。綜合檔案館以檔案文化要素為依托積極開展公共文化服務，通過有形的具體操作將無形的理念貫穿其中，實現以文化人、以文養人、以文促人。

1.2 綜合檔案館的文化治理功能是其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邏輯根基

相較于文化管理，文化治理代表的是一種新型的自上而下的指導方式，它既不是等級制的，也不是官僚主義的，而是賦予權力和自律的?！捌涔δ芸梢岳斫鉃槿齻€方面：在政治層面提供合法性機制、在社會層面提供文化認同和文化身份的支撐、在經濟層面保證產業供給”[15]。文化治理的三個功能面向與綜合檔案館作為文化記憶存儲庫而發揮多重價值的作用機制具有同構性[16]，在政府領導、檔案主管部門主導和社會公眾的參與下，綜合檔案館借助文化功能，通過資源建設、活動安排、空間設計等具體操作，對綜合檔案館的文化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和運用，以推進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承，提升公眾文化素養，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提高文化事業的發展水平和質量。從政治層面看，綜合檔案館經由其文化功能，在國家文化認同的構建與強化中發揮作用，從而加強國家向心力；從社會層面看，綜合檔案館作為社會文化建構者[17]，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能夠增強公眾價值認同，促進國家認同與社會認同的良性互動，實現國家文化認同和社會文化認同的統一；從經濟層面看，綜合檔案館通過對多種檔案資源的整合，從文化維度挖掘檔案資源的生產要素價值，開展檔案文化服務，能夠使檔案資源以文化生產要素的方式支撐經濟發展。[18]總體而言，綜合檔案館在國家文化治理實踐中并不是被動地接受社會語境的規約，而是以積極的姿態、獨特的價值參與到國家文化治理實踐中。

2 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現實表征

表征是一種能動過程，綜合檔案館利用自身文化資源構建文化表征空間，通過多種手段和技術來構建和展示館內文化。郭紅解將檔案館文化劃分為館藏、建筑、活動和社會需求四個要素。[19]館藏對應資源，建筑對應空間，活動和社會需求可歸為服務，結合綜合檔案館的性質及現實實踐，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現實表征主要體現在資源、空間、服務三方面。

2.1 綜合檔案館資源在國家文化治理中的育化作用

綜合檔案館以其與生俱來的文化治理性參與到推進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所藏檔案資源本身所攜帶的文化元素是其文化治理功能得以實現的依托，也是治理功能的現實表征。檔案資源在參與文化治理中主要表現為參考作用、教育作用以及認同作用。參考作用主要表現在檔案是事實、知識、經驗的記錄，供檔案形成者及社會查閱以解決具體問題，是一種認識工具?！妒酚洝な捪鄧兰摇分杏涊d：“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边@里的“圖書”主要是指以檔案為主要內容的歷史記錄。[20]因而，檔案中記錄的內容可為權力主體提供治理參考。教育作用主要是指檔案資源特別是紅色檔案資源在如今釋放出巨大的教育價值。檔案真實記錄了人們改變歷史、創造歷史的曲折歷程，以實物、音像、文字生動再現當時的社會活動，具有難以抗拒的說服力和感染力，通過各式各樣的檔案活動進行表達、傳遞，可以達到社會教化的目的。認同作用表現為檔案通過將社會記憶物化，使其成為客觀的物質形態，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產生的個體記憶匯聚為集體記憶，并且還可以將其進一步發展成為社會的共同記憶。[21]這些集體記憶在傳遞和內化為個人記憶的過程中，有助于延續和傳播記憶，增強個體對集體的認同，如明清徽州家譜檔案促進宗族認同、僑批檔案增進華僑身份認同、紅色檔案增強民族認同等。

2.2 綜合檔案館空間在國家文化治理中的塑造作用

綜合檔案館空間作為一種公共文化空間，是向社會提供檔案保存與利用的載體，也是社會關系作用的場域和行政主體實施治理的工具，傳達一定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從整體來看，綜合檔案館館舍建筑的設計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隱含設計者的設計理念。館內制度和空間裝飾塑造出的文化氛圍使公眾的意識和行為自覺進入一種公共性與私密性相結合的場景，公眾在這一場景的影響下實現文化自治。具體來講，綜合檔案館可以通過知識資源排列布局引導公眾的思想行為。在主題展覽中，檔案館文化空間可按照一定的展示順序、文化裝置主動地影響參觀者的參觀順序及接受的信息內容，引導參觀者進行知識聯系，喚醒知識記憶，推動知識生產。如河南省檔案館依托535件珍貴的館藏紅色檔案，推出“百年恰是風華正茂”黨史黨性主題教育展，展覽的布局以紅色為主基調，分模塊展出檔案資源。參觀者置身于展館中，被一件件檔案感染，油然升起肅穆和敬畏之心以及對國家發展歷程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動參觀者正視歷史，展望未來。這就是空間帶來的文化影響力。

2.3 綜合檔案館服務在國家文化治理中的助推作用

綜合檔案館提供的服務項目和服務產品作為富含文化元素的文化實踐活動，具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各式各樣的服務活動既是綜合檔案館推動公眾與文化交互的介質，也是其實現國家文化治理功能的工具，是綜合檔案館服務國家文化治理的重要表征和實現路徑。綜合檔案館的主要服務項目包括檔案查借閱服務、檔案宣傳活動等，能夠為社會提供檔案文化資源、傳達檔案文化理念；綜合檔案館的服務產品包括檔案編撰產品、檔案文創產品等，是對檔案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和精準提煉。檔案文創產品能夠生動形象地展示出檔案獨特的文化魅力，有助于在實現文化創收的同時豐富文化內涵。綜合檔案館通過對檔案中的文化元素進行提取和轉化，形成受群眾歡迎的文化產品或服務，使有距離感的檔案元素更加貼近現實生活，獲得社會關注與認可。[22]

3 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的實現路徑

在我國大力實施文化強國戰略、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策背景下，綜合檔案館作為國家文化機構，應當順應政策形勢，以賦能國家文化治理作為綜合檔案館的工作指向。然而，從治理資源來看，2022年開放檔案數量占館藏檔案總量的17.9%，相較于2003年的22.7%[23]，不升反降，在供給側上限制了綜合檔案館賦能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發揮；從治理空間來看，文化元素與技術的融合度還有待加深；從治理主體來看，目前檔案主管部門和綜合檔案館為核心治理主體，社會公眾的參與度有待提高?；谏鲜隼Ь?，綜合檔案館可以通過資源建設、空間建設、公眾建設等具體操作為國家文化治理賦能。

3.1 以資源建設為基礎，挖掘檔案文化資源治理價值

（1）充分保障檔案文化資源供給

綜合檔案館面向公眾提供的檔案文化資源在文化治理中發揮著重要的參考、教育和認同作用，參與社會文化的塑造和定型。為確保綜合檔案館成為公眾的精神家園和國家的文化治理場所，首先要保障知識資源量上充足、質上提升，從資源供給側入手，提高檔案資源開放度。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要求縮短檔案開放期限、增加檔案開放機構、擴大檔案開放范圍[24]，在法律規定語境下，檔案機構要明確綜合檔案館依法履行檔案開放職責的主體地位，提高檔案資源開放度，做好檔案開放審核工作，為公民利用檔案文化提供資源儲備。此外，綜合檔案館應當挖掘具有正確價值導向和展示地方特色的檔案文化資源。通過利用關聯分析法，搭建技術平臺，進行數據挖掘處理實現檔案文化資源數據的提取、關聯、重組，為后續檔案工作的開展提供資源基礎，在供給層面滿足實現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功能的需要。

（2）推進檔案文化資源數字化轉型利用

我國各地檔案數字化工作普遍存在領導重視不夠、進程緩慢、統籌謀劃不力、檔案數字化路徑不清晰、工作標準不高、檔案數字化質效存在短板等共性問題。[25]為充分發揮檔案價值、提升檔案文化資源的可獲得性、易用性，促進館藏檔案文化資源數字化，綜合檔案館應當在政府的領導下，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加強統籌，明晰檔案文化資源數字化的路徑、方法、策略，做好流程控制和監管工作。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拓展數字檔案文化資源利用入口、創新檔案利用形式、縮減檔案利用程序尤為必要。如“上海市檔案館數字檔案公共查閱平臺”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技術，整合館藏檔案信息資源，面向社會各界提供便捷、高效的數字化檔案在線服務。公眾可通過檔案跨越時空界限，足不出戶了解上海這座城市，了解過去發生在其中的故事、居住在其中的人，深入感知上海這座中國最早現代化的城市、紅色之城、人民之城的精神內核和文化底蘊。[26]

3.2 以空間建設為突破，發揮公共文化空間治理效能

（1）以檔案文化空間闡釋文化理念

文化需要表達，文化中蘊含的理念需要通過物質空間、物質材料實現文化的外化與傳播。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綜合檔案館、博物館、公共圖書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空間發揮著規訓公眾行為、滋養公眾精神世界、促進身份認同的隱性治理功能。因此，在如何實現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功能這一問題中，應以文化空間建設為突破，使公眾在綜合檔案館文化空間中實現自我規訓。一方面，綜合檔案館建筑設計和內部空間布局要凸顯自身特色。檔案館建筑的外觀設計具有獨特性和藝術性，既可以成為檔案文化內涵的外化，也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檔案館內部空間設計不僅能夠滿足保存檔案資源需要，也應符合大眾審美和利用要求，營造獨特的文化氛圍，促使形成場景記憶，潛移默化地提升社會主體文化素養。另一方面，綜合檔案館內部應以高質量服務為目標，建設和完善內部治理制度，形成內部制度空間。通過制定規章、制度和條例，對檔案工作人員和進入檔案館的公眾的言行舉止進行約束和規范，促使公眾形成自我規訓心理，實現綜合檔案館空間對公眾行為的塑造。

（2）優化綜合檔案館虛擬文化空間設計

依托數字技術，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化場所的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得以整合。不斷改造升級、提升館內空間的數字化水平，已經成為實體文化空間傳統服務模式轉型的主要方向。[27]在此背景下，綜合檔案館不僅要打造虛擬文化空間，還要融入文化治理相關元素，強化虛擬文化空間的文化治理功能。綜合檔案館可按照“因果—線性敘事”與“主題—并置敘事”的空間組織秩序，設置檔案文化數字資源的敘事主題，借助數字技術對外部空間、主題展區內的檔案資源進行呈現?！案鴻n案觀上?！睌底秩宋钠脚_，是上海市檔案館檔案數字化轉型的最新成果，其綜合運用了人機交互、知識圖譜、數據庫等技術，將檔案知識圖譜和時空地理信息系統、流媒體故事系統等有機融合，打造了一個獨具海派特色的檔案文化傳播和檔案查詢平臺，為文化傳播和文化治理提供了一個獨具創新性，又富含文化審美和文化內涵的線上虛擬文化空間。[28]

3.3 以公眾建設為驅動，提升綜合檔案館文化服務能力

（1）構建多主體共治共享格局

《“十四五”文化發展規劃》強調要“激發各類主體參與規劃實施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強大合力?！盵29]多主體共治共享可提升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能力，促進文化發展成果由社會共享。具體來看，一方面，應由檔案主管部門牽頭組建檔案文化專業委員會、檔案館信息聯盟等行業組織機構，形成基于互信的協作伙伴關系，構建多方治理主體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引導更多的知識精英、社會公眾積極參與到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中，促進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服務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應加強檔案部門與其他機構間的聯系，共同探索新的交流合作模式，協同履行文化服務職能，助推文化治理功能的實現。如2023年2月15日，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敦煌研究院、甘肅簡牘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聯合舉辦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在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開展。此次展覽打破館際和行業資源壁壘、突破地域限制、整合優質文化資源、共同傳達文化理念，是公共文化機構共同提升文化服務的新嘗試。[30]

（2）拓寬社會公眾參與渠道和服務方式

社會公眾不僅是治理受眾，也是治理主體，社會公眾參與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使其主人翁意識得以發揮，促進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服務能力的提升。一方面，綜合檔案館需豐富公眾參與途徑。除以往的研學參觀、到館查閱等途徑外，綜合檔案館還可通過檔案文化作品展覽、歷史影像檔案放映、設置檔案志愿者等方式來豐富公眾參與途徑，加強與公眾的面對面交流。此外，還可完善綜合檔案館網站、微信公眾平臺、微博等社交媒體參與渠道，為公眾提供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和平臺，并注重對公眾建議的反饋，破除單向交流困境，形成綜合檔案館與公眾之間的雙向互動，提升綜合檔案館文化治理服務能力。另一方面，綜合檔案館要創新文化治理服務方式。隨著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不斷創新服務形式、改進服務流程、提升服務質量、增加公眾互動、回應社會需要，促進檔案事務參與的民主化和檔案服務的公共取向。[31]借助館藏文化資源，開展檔案文化創意產品服務和專題檔案展覽活動，讓檔案文化更加貼近公民生活。這一過程中，綜合檔案館資源的育化作用、空間的塑造作用以及服務的助推作用都將得以實現，文化理念由外在壓力轉變為內在認同，同時有利于價值認同、文化認同的形成。

*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項目“檔案文化數據共享動力機制構建及其推進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3CZH018）、鄭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優秀青年科研團隊資助項目“政府開放數據隱私風險治理效能評估研究”（項目編號：2023-QNTD-07）和湖北省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西方檔案學理論本土化批判研究”（項目編號：22Y005）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貢獻說明

李雪艷：設計研究大綱、搜集資料、撰寫全文；馬雙雙：本文通訊作者，提出研究思路、修改全文；雷濤：搜集資料、修改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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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 帆 李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