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能否降低企業資本成本

邱妍 王治 江媛

摘 要：依據2007—2020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考量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可以有效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機制檢驗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強化企業創新動能、提高內部控制質量等路徑降低企業資本成本。進一步研究發現，高科技企業以及企業面臨較高環境不確定性時，數字化轉型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效果更顯著。結論從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視角為企業如何推進數字化轉型戰略提供了經驗證據。

關鍵詞： 數字化轉型；資本成本；信息不對稱；創新動能；內部控制

中圖分類號：F832；F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24）01-0083-08

一、引 言

數字經濟已成為引領全球經濟社會變革、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數字化轉型賦予企業新的發展動能，已成為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1]。資本成本是投資者預期其能夠獲得的最低報酬率，與投資行為活躍程度和所處風險等級相匹配[2]。作為企業籌集和占有資金的代價，資本成本的高低對企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當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等壓力時，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就會提高企業融資難度與成本。2020 年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織實施的“2020·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結果顯示，35.8%的企業家認為企業發展經營困難中面臨“資金緊張”問題，在19個選項中排名第三；46.6%的企業家建議政府出臺“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相關措施，在18個選項中排名第五，融資成本高依然是阻礙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痛點。研究表明，以應用數字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化轉型能夠促使企業業務模式[3]、公司能力[4]、組織結構[5]、管理系統流程等方面發生重大變化，改進實體屬性[6]。2021年，埃森哲發布研究報告顯示，數字化基礎較好的企業，面對疫情沖擊，可顯示出強大的韌性，更能將數字化優勢進一步轉化為財務優勢。因此，通過數字化轉型降低企業資本成本，對增強企業轉型動力、推進降本增效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研究將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因素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包括企業信息披露質量[7，8]、公司治理[9]、企業核心競爭力[10]等。外部因素則主要包括政治環境[11]、媒體關注[12]、機構投資者[13]等。數字化轉型能夠驅動企業組織管理變革[14]，提高企業績效[15]、創新商業模式[16]，促進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17]。已有文獻雖然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因素以及數字化轉型的經濟后果做了諸多探討，卻較少考慮數字化轉型對綜合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的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以及上述影響通過何種機制實現，未能區分數字化轉型不同類型以及對債務資本、權益資本、綜合資本成本的影響差異。為此，在機制分析的基礎上，依據2007—2020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并進一步區分不同類型、場景等情況加以細化討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基于技術躍遷理論和戰略匹配模型，數字化轉型催生了數據抓取、分析、處理到動態解決方案形成的“數據鏈條”，對組織內外部環境造成系統性變革，提高企業資源配置能力，實現數字技術與企業深度融合[1]。一直以來，受限于數字技術等制約因素，傳統企業產生的大量繁雜信息往往無法被有效挖掘并加以利用。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形成自身在數據信息采集、存儲、傳輸、識別等方面的優勢，顯著提升其對內外部生產經營相關信息的處理效率，進一步緩解自身與資本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其次，數字化轉型能夠讓企業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開放性服務創新平臺，擴大企業資源獲取和利用的途徑與方式，通過外部互動和學習形成創新知識，提高自身創新動能[18]。最后，借助于數字技術，驅動企業自身生產、管理、財務體制機制優化升級，強化企業對內外部資源配置關系的精準識別。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有助于企業做出科學的投融資決策。據此，可以推斷，數字化轉型將顯著改善企業信息不對稱、企業創新與公司治理等問題，而這與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因素吻合。因此，本文試圖從這三個方面闡述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路徑，并提出研究假說一。

H1 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降低資本成本。

首先，數字化轉型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進而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自身數據分析流程轉向數據挖掘捕捉和智能化分析。通過借助數字科技賦能現有組織管理模式，消除企業內部不同組織部門間的“數據鴻溝”，提高管理者信息處理效率與質量。在信息得到有效識別、處理和輸送的情況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得到進一步提升，降低自身生產決策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生產經營質效[19]。在生產績效良好的情況下，企業更樂于主動向市場傳遞信息，在對企業經營狀況更加了解的情況下，企業獲得融資的可能性提高，資本市場交易活躍度得到提升[1]。一方面，對于債務融資而言，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提高了企業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息流暢度，從而降低信貸準入標準，放松債務融資條件，使得銀行及其他外部投資者降低企業債務融資所需要的風險溢價，降低企業債務資本成本[20]。另一方面，對于股權融資而言，資本市場信息環境的改善，投資者關注度的上升，有助投資者更加準確地進行證券估值，降低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由于信息誤差造成的市場摩擦，提升股票流動性[1]，降低交易成本，使市場降低對公司股票的必要報酬率，從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19]。綜上，提出研究假說二。

H2 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企業資本成本。

其次，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強化企業創新動能，進而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數字化轉型強化了企業挖掘處理整合數據信息的能力，提高其對前瞻性技術的敏捷度[21]，能夠充分賦能企業創新活動。當企業在年報或其他公開文件中披露有關數字化戰略相關信息后，為了促進戰略目標的實現，會傾向于大幅度增加研發投入，提升企業自身創新能力的主觀性[1]。面對市場變化和客戶需求能夠快速反應，高效整合資源，利用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創新設計產品與個性化定制服務方案。企業和外界信息交換的頻率不斷加快，使企業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更為開放的創新平臺，進一步擴延企業創新產出邊界。一方面，對于債權融資而言，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強化自身創新動能。通過專利申請授權數量的增加以及創新產品的良好銷售前景，向債權人釋放投資者投入的研發資金會形成企業競爭性優勢資源的信號，減弱債權人自我保護機制，降低交易代理成本，進而有效降低企業債務資本成本。另一方面，對于股權融資而言，數字化轉型能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谄髽I優勢競爭地位，采取產品差異化策略并運用價格優勢搶占市場份額，向資本市場傳遞有利信息，增強股東對企業股票的持有意愿，提高股東未來獲得高收益報酬的可能性，吸引更多潛在投資者投資，增加企業價值，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22]。綜上，提出研究假說三。

H3 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創新動能降低企業資本成本。

最后，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進而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數字化技術與企業經營管理環節深度融合，延伸傳統組織邊界，賦予組織管理流程易變性和靈活性，實現企業資源、管理、決策體系的互通互聯，引發企業組織管理變革并提升企業生產效率[17]，從而降低企業資產損失風險，保證COSO報告中內部控制目標的實現，有效提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一方面，對于債權融資而言，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提高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在更了解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下，銀行等其他金融機構對于企業所要求的“風險溢價”會更低，從而降低企業債務資本成本。另一方面，對于股權融資而言，隨著企業數字化程度的提升，公司治理進一步得到優化。企業經營決策相關信息及具體計劃執行情況更加趨于透明化，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層自利及機會主義行為，避免道德風險的出現。對于股東而言，其能夠更好地監督企業經營實況，投資者投入的資金被侵占的風險或被閑置的可能性降低，增強股東對企業的信任感和股東持股意愿，有效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綜上，提出研究假說四。

H4 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降低企業資本成本。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篩選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分析數字化轉型對資本成本的影響。由于2007年起實行新的會計準則，為保證財務數據口徑的一致性，樣本期間設為2007—2020年。在此基礎上，本文對數

據作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樣本；（2）剔除ST、PT公司樣本；（3）刪除相關變量缺失的樣本。企業層面的數據來自于CSMAR、Wind數據庫，數字化轉型指標使用Python軟件爬取巨潮資訊網中企業年報文件，抓取關鍵詞條構建而成。

（二）變量定義

1.自變量。

本文借鑒吳非等（2021）[1]、趙宸宇等（2021）[17]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將上市企業年報中“數字化轉型”相關詞頻作為digital變量，并進行對數化處理。借助Python爬取上市公司年報，將數字化轉型分為“底層技術層面”（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和“實踐應用層面”（數字技術應用）并確定企業數字化轉型特征關鍵詞。digital數值越大，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

2.因變量。企業資本成本由權益資本成本與債務資本成本組成，借鑒王愛國等（2019）[2]的研究，按照負債與資產所占資產負債率比例，分別與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加權獲得估算數值。計算公式如下：

資本成本=股權資本成本×（1-資產負債率）+債務資本成本×資產負債率

其中權益資本成本衡量方式主要采用OJ、PEG和MPEG模型等。其中PEG模型綜合考察成長和價值，基于毛新述（2012）[23]的研究，本文選用PEG模型進行權益資本成本衡量。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COCi，t為企業i在時期t的權益資本成本，EPSi，t+2和EPSi，t+1為企業i在t+2期末和t+1期末的每股凈收益預測值，Pi，t為企業i在t期末的股票價格。

債務資本成本衡量方式借鑒李廣子等（2009）[24]、張偉華等（2018）[25]的研究，計算公式如下：

債務資本成本=（利息支出/負債總額）×?（1- 所得稅率）（2）

3.控制變量。借鑒李廣子等（2009）[24]、王愛國等（2019）[2]等研究，本文選取一系列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

（三）模型構建

本文設計了如下模型（3）以檢驗H1是否成立。

Wacci，t=α0+α1×digitali，t+∑Controli，t+εi，t（3）

其中，Wacc代表企業資本成本，digital表示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Control為相關控制變量，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四）描述性統計

本文列示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資本成本變量（Wacc_1）中位數（均值）分別為0.075（0.078）；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digital_1）中位數（均值）分別為0.693（1.148），與已有文獻計算結果無明顯差異。

本文進一步根據年度樣本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成本的分布繪制散點圖并進行線性擬合（如圖1所示），發現隨著時間的變化，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整體呈上升趨勢，資本成本年度變化率圍繞擬合曲線上下波動，但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圖2為數字化轉型程度與企業資本成本的擬合曲線。從圖中可以發現，年度均值和中位數均表明數字化轉型與資本成本呈負相關關系，一定程度上驗證假設H1。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3基于“數字化轉型—企業資本成本”的基本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與企業資本成本均呈顯著負相關，第2列結果顯示在控制年份、行業和其他相關變量后數字化轉型依然與資本成本呈顯著負相關。關鍵解釋變量（digital_1）的系數為-0.0009，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標準差每增加1%，企業資本成本相對于其標準差會減少4.0%，支持前文假設H1。

（二）穩健性檢驗

為了考察研究結果的穩健性，分別采取了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1）更換資本成本衡量指標。參考毛新述等（2012）[23]的研究，一是采用OJ模型和MPEG模型分別重新計算企業權益資本成本，構造資本成本的替代變量Wacc_2，Wacc_3。二是參考張偉華等（2018）[25]的研究，采用凈財務費用與企業負債總額的比值衡量企業債務資本成本，重新構造企業資本成本的替代標量Wacc_4。（2）更換數字化轉型衡量指標。參考袁淳等（2021）[26]的研究，采用以下幾種方法重新構造數字化轉型程度指標并進行回歸檢驗：一是考慮到不同行業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將數字化轉型指標進行行業均值調整（digital_2）；二是基于詞典中各維度包含的詞匯數存在一定差異性，會影響到數據挖掘過程中捕捉不同維度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能力。因此，本文對以上五個指標進行分年度離差標準化處理，將消除量綱后的數據求和得到新的數字化轉型指標（digital_3）;三是對五個維度的指標進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選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構建新的數字化轉型指標（digital_4）。采用替代變量對模型（3）重新進行了回歸分析。（3）排除企業策略性行為的檢驗?；跀底纸洕尘?，考慮到企業年報中披露信息可能存在策略性炒作或蹭熱度的嫌疑，進而在年報中夸大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為了排除這種可能性，本文對樣本進行剔除和篩選：一是剔除創業板公司；二是刪除信息違規企業；三是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評結果，僅保留考核結果為優秀或良好的上市企業樣本。檢驗結果均支持前文的研究結論。

（三）內生性檢驗

為了盡可能緩解內生性問題，采取以下三種方法進行內生性檢驗。（1）延長觀測窗口。本文進一步延長了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資本成本的時間考察窗口。分別對digital_1和Wacc_1進行滯后1～2期與前置1～2期處理。（2）工具變量法。借鑒袁淳等（2021）[26]的研究，采用1984年各城市郵電數據作為工具變量。具體而言，將滯后一期的全國互聯網人數與1984年各城市每萬人固定電話持有數進行交乘。（3）基于多期雙重差分模型的驗證。將企業分批次逐步推進自身數字化進程視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選擇多期雙重差分模型（DID）進行穩健性檢驗以進一步克服內生性問題[1]。內生性檢驗結果均支持前文的研究結論。

五、機制檢驗

前文研究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但尚不清楚其內部影響機制。結合前文分析，本文從信息不對稱、創新動能、內部控制三個方面檢驗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資本成本的路徑。根據Bauer等（2020）[27]、聶興凱等（2022）[28]的研究，構架如下方程模型進行檢驗。

Wacci，t=β0+β1×digitali，t+β2×AnaAttentioni，t+β3×ln_Applyi，t+β4×ICi，t+β5×Controlsi，t+εi，t（4）

AnaAttentioni，t=δ0+δ1×digitali，t+δ2×Controlsi，t+εi，t（5）

ln_Applyi，t=μ0+μ1×digitali，t+μ2×Controlsi，t+εi，t（6）

ICi，t=γ0+γ1×digitali，t+γ2×Controlsi，t+εi，t（7）

本文選取分析師關注度刻畫信息不對稱水平（AnaAttention= ln（1+分析師跟蹤人數））。采用創新產出（ln_Apply，企業申請專利數對數值）衡量企業創新動能，用IC代表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取自然對數）。表4是機制分析結果。列（1）中digital_1和AnaAttention顯著正相關，代表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加快信息流轉效率，引起分析師的廣泛關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對稱。列（2）中digital_1和ln_Apply顯著正相關，說明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營造了更為高效的數字創新場景，有利于提高研發投入的產出績效。列（3）中digital_1和IC顯著正相關，說明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越高。在列（4）中，分析師關注度、創新產出、內部控制質量與企業資本成本均顯著為負，說明隨著信息不對稱的降低，企業創新動能的增強與內部控制質量的提高，企業的資本成本也隨之降低。同時，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成本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強化企業創新動能和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來降低企業資本成本，進一步支持了H2～H4。

通過計算可知，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直接影響效應為-0.0008，是影響企業資本成本總效應的93.78%（-0.000007-0.00003754-0.0000085-0.0008），而信息不對稱、創新動能、內部控制質量的間接效應分別是總效應的0.82%、4.4%、1%。以上結果表明信息不對稱、創新動能和內部控制質量是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資本成本的部分中介。

六、異質性分析

（一）區分資本成本類型

企業資本成本一般可分為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為了進一步驗證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本文分別對企業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進行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發現，不論是對于債務資本成本還是權益資本成本，企業數字化轉型均呈現顯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對債務資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對更大。造成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相較于股權融資方式，債務融資的融資門檻和成本相對較低，多數企業仍然以債務融資為主要融資方式[29]。而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對數據信息的挖掘分析能力，以數字化信息的高效流動為牽引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金融機構對企業評估審核成本，提高金融機構對資金流向的把控能力，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诔杀臼找胬碚?，資本成本的降低會引發企業生產運營成本的減少，提高企業效益。盈余資金的增加可提高企業債務償還的能力，對企業產生更為強烈的“去杠桿”效應。

（二）區分數字化轉型類型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譜系概念，包含著不同技術程度下的結構化特征。為了進一步分析“數字化轉型企業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分解為 “底層技術層面” 和“實踐應用層面”?；貧w結果發現，二者均對企業資本成本具有負向抑制作用。特別的，人工智能技術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緩解效應最為顯著（系數為-0.0020，且在1%的水平上統計顯著）。本文認為，首先，從政策層面來看，早在2015年5月，國務院在《中國制造2025》中就提及到了智能制造，強調了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作用，并在此框架背景下出臺了《中國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人工智能作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通用性目的技術將在新時代中產生更為深遠的影響效應。其次，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11—2020》中指明，中國已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專利申請國。上市公司基于人工智能技術開展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容易獲得市場認同從而產生積極效應（如降低企業資本成本）。

（三）區分企業科技屬性

企業順利開展數字化轉型需要一定的基礎條件，不同科技屬性的企業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自身資源稟賦的不同，可能會導致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存在差異。與非高科技企業相比。高科技企業具備更好的數字化素養和能力，能夠更加靈活的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各個場景，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能力。同時，高科技企業往往研發投入強度較大，通過運用數字化技術來進行系統改造和升級，具備更強的創新動能，從而降低企業資本成本?；诖?，本文推斷，高科技企業屬性會增強數字化轉型與企業資本成本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為此，借鑒彭紅星等的研究[30]，本文將樣本分為高科技與非高科技企業，分組進行回歸檢驗。結果發現，與非高科技企業相比，在高科技企業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抑制作用在1%的水平上顯著。

七、進一步分析：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

由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一直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展開，其經營狀況會受到市場形勢的影響。市場形勢較好時，意味著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較低，有助于企業及時把握市場形勢相關變化，提高企業決策有效度，保障經營績效的穩定。然而當企業面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會增強公司盈余與股價的波動性，也進一步加劇信息不對稱，管理層缺乏有效信息來評估外部環境帶來的收益與成本，企業決策失敗的風險增大。同時，對于投資者而言，環境不確定性進一步擴大信息不對稱程度，企業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有所下降，不利于投資者對企業經營情況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控制。企業經營環境的不穩定性向資本市場釋放一個不利信號，投資者行為趨于保守，增加企業融資成本[31]。然而，數字化轉型能以數據的高效流動改善技術、資金等要素在時空中的配置，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使企業能夠最大限度地整合自身資源，提高內部控制質量，并借助數字科技手段準確把握市場形勢，有效提升自身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的敏感度與抵御能力。

為了檢驗基于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成本之間關系的影響，本文構建模型（8）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分析。借鑒申慧慧（2010）[31]的研究，采用企業過去五年剔除正常增長部分并經行業調整之后銷售收入的標準差來表示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EU）。

Wacci，t=α0+α1×digitali，t+α2×EUi，t+α3×EUi，t×digitali，t+∑Controli，t+εi，t （8）

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列2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與環境不確定指標的交乘項（EU_digital_1）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列3和列4分組檢驗顯示說明當企業面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越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和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從而減弱環境不確定性與企業資本成本之間的正相關關系。

八、結論與建議

依據2007—2020年我國上市公司數據，考量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理。研究發現：（1）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降低企業資本成本；（2）機制檢驗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會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強化企業創新動能與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等路徑實現。進一步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資本成本的消極影響。不同類型的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存在差異性，并且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債務資本成本與權益資本成本的影響同樣存在差異性。同時，在高科技企業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資本成本的影響更為顯著。

以上研究結論對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有以下啟示：（1）持續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依據不同數字技術特征與自身資源稟賦，企業應制定合理的數字化轉型戰略，于生產經營管理中釋放數字技術的價值潛力。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在數據傳導效率與質量的優勢，加強企業標準化和結構化信息披露，構建良好的企業投資者間信息傳導機制，緩解信息不對稱；營造數字創新環境，科學合理選擇創新項目，加大研發投入，提高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增加創新產出，提高自身核心競爭力；采用數智賦能企業管理組織結構，提高企業內部控制質量，于危機中重構企業增長力，以緩解不確定性環境對企業資本成本的不利影響。（2）發揮“領頭羊”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帶頭作用。依據高科技企業自身的資源技術優勢，拓寬企業數字數字化轉型路徑，在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產業數字化升級過程中起到示范作用，從而更好地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政府也應加大對高科技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鼓勵與支持，通過以點帶面的形式打造數字化轉型協同服務平臺，緩解企業融資壓力，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 吳非， 胡慧芷， 林慧妍， 等. 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J]. 管理世界， 2021， 37（7）： 130-144，10.

[2] 王愛國， 張志， 王守海. 政府規制、股權結構與資本成本——兼談我國公用事業企業的“混改”進路[J]. 會計研究， 2019（5）： 11-19.

[3] Singh A， Hess T. How chief digital officers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companies[J]. Mis Quarterly Executive， 2017， 16（1）： 1-17.

[4] Soluk J， Kammerlander 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owned mittelstand firms：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21， 30（6）： 676-711.

[5] Chanias S， Myers M D， Hess 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making in pre-digital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a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r[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8（1）： 17-33.

[6] Vial G.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view and a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 28（2）： 118-144.

[7] Lambert R， Leuz C， Verrecchia R 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7， 45（2）：385-420.

[8] 江媛， 王治. 董事會報告可讀性、制度環境與股權資本成本[J]. 財經理論與實踐， 2018， 39（5）： 88-94.

[9] 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W， Kinney JR W R， et al.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on firm risk and cost of equ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47（1）： 1-43.

[10]栗新， 王鐵男， 郝凡浩. 投資者對R&D投人的反應：企業財務狀況的信號作用[J]. 中國軟科學， 2016（12）： 121-131.

[11]Ben-nasr H， Boubakri N， Cosset J C.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the cost of equity： evidence from new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50（3）：605-646.

[12]李輝， 韓少真， 李勃昕. 媒體報道是否影響了股權再融資成本？——基于市場環境的調節效應[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2019， 35（3）： 83-93.

[13]李祎， 劉啟亮， 李洪. IFRS、財務分析師、機構投資者和權益資本成本——基于信息治理觀視角[J]. 會計研究， 2016（10）： 26-33，96.

[14]戚聿東， 肖旭. 數字經濟時代的企業管理變革[J]. 管理世界， 2020， 36（6）： 135-152，250.

[15]易露霞， 吳非， 徐斯旸.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業績驅動效應研究[J]. 證券市場導報， 2021（8）： 15-25，69.

[16]易加斌， 張梓儀， 楊小平， 等. 互聯網企業組織慣性、數字化能力與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類型的調節效應[J]. 南開管理評論， 2022， 25（5）： 29-42.

[17]趙宸宇， 王文春， 李雪松. 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J]. 財貿經濟， 2021， 42（7）： 114-129.

[18]傅為一， 熊曦， 徐斌， 等. 數字化升級改造如何推動企業創新：經驗證據與機制[J]. 財經理論與實踐， 2023， 44（1）： 92-99.

[19]祁懷錦， 曹修琴， 劉艷霞. 數字經濟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基于信息不對稱和管理者非理性行為視角[J]. 改革， 2020（4）： 50-64.

[20]陸岷峰.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紓困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研究[J]. 南方金融， 2020（4）： 27-35.

[21]Von briel F， Recker J， Davidsson P. Not all digital venture ideas are created equal： implications for venture creation processes[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18， 27（4）： 278-295.

[22]魏卉， 姚迎迎. 技術創新與企業權益資本成本：提升抑或降低[J]. 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大學學報）， 2019， 39（10）： 3-19.

[23]毛新述， 葉康濤， 張頔. 上市公司權益資本成本的測度與評價——基于我國證券市場的經驗檢驗[J]. 會計研究， 2012（11）： 12-22，94.

[24]李廣子， 劉力. 債務融資成本與民營信貸歧視[J]. 金融研究， 2009（12）： 137-150.

[25]張偉華， 毛新述， 劉凱璇. 利率市場化改革降低了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嗎？[J]. 金融研究， 2018（10）： 106-122.

[26]袁淳， 肖土盛， 耿春曉， 等. 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分工：專業化還是縱向一體化[J]. 中國工業經濟， 2021（9）： 137-155.

[27]Bauer A M， Fang J， Pitiman J， et al. How aggressive tax planning facilitates the diversion of corporate resources： evidence from path analysi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0， 37（3）： 1882-1913.

[28]聶興凱， 王穩華， 裴璇. 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影響會計信息可比性嗎[J]. 會計研究， 2022（05）： 17-39.

[29]馮南平， 王之穎， 魏芬芬. 企業技術創新、管理創新與融資方式關系研究——來自中國制造業企業的證據[J]. 華東經濟管理， 2021， 35（9）： 1-10.

[30]彭紅星， 毛新述. 政府創新補貼、公司高管背景與研發投入——來自我國高科技行業的經驗證據[J]. 財貿經濟， 2017， 38（3）： 147-161.

[31]申慧慧. 環境不確定性對盈余管理的影響[J]. 審計研究， 2010（1）： 89-96.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duce the Cost of Capital for Corporations of Capital for Corporations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cost of capital of enterprises i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st of corporate capital.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duces the cost of corporate capital through the paths of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dynamic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reducing enterprise cost of capital is more significant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when enterprises face higher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n how companies can advance thei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ducing corporate capital costs.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st of capital;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novation dynamics; internal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