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學生網絡虛擬性騷擾的成因及防治策略

苗高萌 李樂

摘要：當前高校性騷擾現象出現了顯著的“虛擬化”特征，這表明隨著我國信息化建設的深入，失范行為獲取了虛擬性特質?！疤摂M性騷擾”已逐步成為當代大學生主流違規失范行為之一。通過對近期集中爆發的高?！疤摂M性騷擾”案件進行分析，歸納出該行為借助互聯網的隱匿性、分享性、即時性等特質所呈現出的系列新變化，包括騷擾的方式由完全隱蔽轉化為局部公開、內容由言語接觸轉化為影像獲取、主體由單一主導到集體參與、目標由欲望滿足到獲取利益等四個方面。研究立足當代大學生網絡思想與行為基本模式，實現了“虛擬性騷擾”的內涵界定、邏輯厘清與防治策略構建，有助于推動高校開展校園性騷擾防治的理論探索與實踐應用。

關鍵詞：虛擬性騷擾；性騷擾；大學生；網絡亞文化；失范行為

2022年3月17-20日，網絡社交媒體平臺集中爆發三起高校性騷擾輿情事件，引發公眾廣泛關注，甚至逐漸上升至以“女權主義”為核心的群體性社會話題討論。通過審視與分析其發展經過，不難發現性騷擾作為人類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行為失范現象，在網絡信息化迅速發展與廣泛應用的移動互聯網背景下已呈現出顯著變化，傳統的性騷擾概念已經無法準確界定這種基于網絡虛擬空間與手段實施的性騷擾。本研究由此提出虛擬性騷擾的學術概念，以上述事件作為案例分析對象，立足大學生群體由于生理特點處于性沖動的高發期，以及作為網絡深度用戶思想特點與行為模式已受到網絡虛擬性全方位影響的基本現實，選定高校性騷擾這一研究視閾，聚焦內涵解讀、成因分析與策略構建的邏輯鏈路達成，有助于進一步推動當前高校性騷擾現象防治研究的學理性探索。

一、虛擬性騷擾的基本內涵與主要特點

（一）虛擬性騷擾的基本內涵

特定概念內涵的清晰界定緣于對這一概念所描述現象內在邏輯或理論基礎的精確闡釋與高度提煉。虛擬性騷擾作為性騷擾現象的進一步細分與發展，其內涵指向既與性騷擾的普遍意義保持基本一致，但同時卻又呈現出自身特點。因此辨析性騷擾概念與當前虛擬性騷擾的聯系與差異是對虛擬性騷擾科學界定的前提，而對虛擬性騷擾的自身特點的分析與闡釋是進行內涵界定的關鍵。

從現象描述的根源剖析角度看，最早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學術概念界定的內容是不平等的一方強加給另一方的令人不愉悅的性要求，包括性暗示和戲謔等（Mackinnon，1970），其創設背景基于當時美國男女權利地位不平等，以及由此造成女性經濟弱勢地位，性騷擾作為女性受到支配與控制的特定社會現實反映，這一概念視角后期成為職場性騷擾的基本解釋框架。由此可見，這一概念更多聚焦于性騷擾產生的不平等社會根源。高校性騷擾現象因其顯著場域特質形成了學術性騷擾概念，也有學者將其稱作師源型性騷擾（李佳源，2017），或校園性騷擾（任海濤，2018），即基于師生權力與地位的不平等展開的性騷擾行為。但顯然這一定義無法解釋上述案例中男女雙方均為學生身份的平等社會地位與權力狀態下何以產生騷擾行為。從現象描述的內容構成角度看，有學者將性騷擾定義為不受歡迎的以性為目的的行為，包括身體接觸、語言或非語言行為（唐燦，2012），并將其細分為語言性騷擾、身體性騷擾、環境性騷擾（林建軍，2007），其中環境性騷擾是指行為人通過在某一場所播放色情電影、展示淫穢圖片物品等所創造的一個脅迫、敵意、羞辱或冒犯性的環境。而在上述案例所呈現出的實施騷擾行為的方式均不在該界定范圍之內，且行為人雙方沒有現實接觸與即時互動，受害人第一時間均未察覺自身受到騷擾與侵害，其共同點集中表現為實施性騷擾手段與呈現形式的虛擬性造成了受害人反應的滯后性。從現象描述的立法表達角度看，考察2020年10月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與2022年5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的相關文本表述，均未對性騷擾的內涵進行界定，而是強調了“違背意愿”與“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的要素表達。盡管“圖像”的增加已經反映出網絡信息化的現實特征，但是對于性騷擾概念的內涵推進與外延構建仍存在一定空間，無法完整覆蓋如上述案例所呈現出在網絡虛擬空間以P圖、造謠和色情評價直接損害受害人名譽權，間接實施性騷擾的違法本質。

此外，目前學界已普遍將性騷擾現象的生成機制概括為自然生理、組織機構、社會文化、性別角色溢出等四類理論基礎，不同理論視角下對性騷擾基本內涵的解讀也各有側重。如自然生理觀點認為男性普遍具有較為強烈的性沖動，男女間對以性為核心的認知與行為存在顯著差異，性騷擾正是基于這種自然性別差異的誤解具象。組織機構論認為等級制度的組織環境中性資源被視作一種能夠交易以達成目標的籌碼，而性騷擾則是企圖完成這種交易的表現形式之一。社會文化論則指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中對于男女間某些語言、行為是否存在性騷擾判定標準不同。性別角色溢出則是性別角色掩蓋社會角色，如前幾年頻繁出現的高校學術性騷擾事件中，女學生在男教師的認知中更多被視作成年女性這一自然性別身份，而非自己所教授或指導在校學生的社會倫理身份。

通過上述關于性騷擾概念界定的兩類基礎性研究簡要回顧，結合近期典型案例及網絡空間中相關主題的社會現象，在符合目前學界已經達成廣泛共識的判斷指向前提下，文章將虛擬性騷擾界定為通過借助或使用現代科技手段，以圖片視頻等影像資源為媒介對特定主體開展具有色情性質的猥褻、污蔑、侮辱等言行，但同時行為主客體雙方并未發生直接現實接觸，且使得受害人及其所處空間成員無法在第一時間內察覺并作出維權反應的性騷擾行為。該內涵界定主要聚焦于虛擬性騷擾所呈現出方式的隱蔽性、現實的隔離性、應對的滯后性、影響的公共性等重要特征。

（二）虛擬性騷擾的主要特點

內涵的界定是深刻理解某一概念或現象的前提，尤其是面臨與相近概念的辨析，兩者或多個概念外延厘定的核心在于對內涵充分確證。而特點的闡釋則是進行這種確證的具體路徑，對虛擬性騷擾主要特點的把握，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系統和全面準確地認識理解這一現象，從而實現更具針對性與科學性地進行防治策略構建。需要強調的是，借助現代化技術手段和網絡空間開展性騷擾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尤其隨著移動互聯網及智能手機、平板等網絡終端設備的廣泛普及，虛擬性騷擾將越發成為性騷擾現象的主要表現形式。上述三起案例發生在青年群體高度集中的大學校園，案例本身以及所引發的網絡輿情十分具有代表性。立足當前網絡空間基本樣態與當代大學生思想行為特點，本研究重點歸納總結出虛擬性騷擾具有以下四個主要特點。

一是實施方式由現實接觸轉向影像獲取。上述案例十分直觀地體現出性騷擾行為的實施不再通過現實中不恰當的肢體接觸或語言表達得以完成，此外社會中層出不窮的各類偷拍偷窺等侵犯女性隱私的犯罪行為表明，虛擬性騷擾均以圖片、影像的獲取展開。這反映出不同于傳統性騷擾，虛擬性騷擾發生后通常受害人要經過一段時間，甚至很長時間才能依靠不確定的第三方信息來源獲得自身已遭受侵犯與騷擾的事實，甚至始終無法獲知。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圖片、影像的傳播不僅嚴重侵犯了受害人的名譽權，同時因其內容與性質會對受害人造成以持續性社會污名化的精神傷害為基礎的各類困擾。

二是實施主體由個體主導轉向群體參與。這里的集體參與指的是受害人圖片與影像不再是由施害人個體留存，而是被發布在網絡公共空間失去傳播控制權。因為網絡信息反饋的即時性與傳播的廣泛化，使得這場原本由單一個體主導的性騷擾行為，在極短時間內轉變為多人圍觀參與的群體行為。一方面施害人在圍觀中獲得更為復雜變態的心理滿足，不斷強化與鞏固其再次實施虛擬性騷擾的犯罪動機，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受害人因群體規模的擴大面臨更高的社會污名化成本與身心困擾。

三是實施行為由完全隱蔽轉向特定公開。傳統性騷擾普遍發生在隱蔽環境下，且具有瞬時性，即受害人在感知后能夠作出即時反應打斷與反抗這種騷擾與侵害行為。正如上文所提及虛擬性騷擾產生的影音資料將會通過網絡空間在特定范圍進行公開，將這種騷擾的持續性推向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這種特定范圍既是施害人獲取窺視窺私等變態性滿足的場域，也是完成虛擬性騷擾的空間閉環，其根源在于網絡的隱匿性滿足了性騷擾這一違法失范行為隱蔽性的需要。

四是實施目標由欲望滿足轉向利益獲取。這種轉向目前看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初次騷擾與傷害中即以物質利益獲取為行為動機，如南華大學某男生通過盜用受害人照片視頻打造放蕩女大學生網絡社交平臺形象用以欺騙他人有償添加微信從而獲取金錢利益。二是在受害人圖片、影像的網絡傳播階段完成由現實性資源到虛擬性資產的轉變，滿足不法分子用以出售牟利的需要。這既觸犯了國家法律法規，同時也擴大了對受害人騷擾與侵害的規模與深度。由此可見，一旦受害人此類圖片、影像被上傳到網絡空間，就在傳播中失去最初施害人的控制，成為制作與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用以牟利的“生產資料”。

二、當代大學生虛擬性騷擾現象的成因分析

性騷擾作為長期存在的社會現象，其根源及表現涉及性別心理、社會文化、道德傳統、法治環境、個體經歷等多重因素，因此學界相關研究大多符合弗里茨·海德多線索歸因的分析模式，普遍進行了多維度的成因分析與防治策略研究。如周小李（2020）現代大學治理多元化舉措、劉旭東（2019）校園法治化路徑探究、馬春波（2023）從制度體系設計視角出發探討，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立足信息化所呈現出的重大時代特質分析，并以此展開相關研究的成果目前仍然十分有限，特別是并未發展出虛擬性騷擾的概念予以準確界定。按照阿爾伯特·班杜拉社會學習理論的基本思想，當代大學生虛擬性騷擾現象實質為自然生理行為與社會文化行為的交互作用表現，依據“環境—認知—行為”經典分析路徑，選取當代“00后”大學生作為網絡原住民，尤其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與發展，網絡空間作為他們后天行為習得基礎性場域的客觀現實，本研究分別從網絡空間的主要構成要素，即網絡環境、網絡文化、網絡社交三個方面出發，聚焦對虛擬性騷擾現象催生邏輯的分析。

（一）網絡環境：軟色情現象泛濫模糊個體邊界感

盡管網絡環境的構成要素與主題類型復雜多樣，但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進行考察可見其表達形式集中體現在網絡空間中各類視聽語言共同構成的信息綜合體，其實質是具有虛擬性的社會人文環境?，F實充分表明作為負荷各類信息、表達各種觀點、追求不同審美、滿足多種需求的網絡環境將會發揮其內在的社會化育人效能，直接全面地對用戶價值觀念、認知判斷、言行舉止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對于思想觀念正處于逐步成熟定型關鍵時期的青年大學生群體而言，網絡環境對其思想動態的長期性、基礎性、全面性的影響力日益顯著。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如5G和智能終端的迅速發展，網絡環境實現了由傳統web的圖文形式向圖像視頻的全方位轉變。這為人們獲取資訊、組織生產、豐富生活等方面提供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催生出很多前所未有的職業形式與經濟業態，在活動網絡空間中獲取流量進行利益變現的商業邏輯已高度成熟。由此催生出的“流量至上”的網絡現象反映出拜金主義在信息化時代的嶄新外在，且已造成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如“標題黨”“審丑”“刻奇”“造謠”等博取公眾注意力的網絡行為，其實質仍是對物質利益不擇手段毫無底線追逐的具體表現，而以“擦邊”為標識的網絡軟色情現象正是其中長期存在的毒瘤之一。相較于網絡色情直接受到國家法律法規的監管與制裁，網絡軟色情因缺乏清晰法理依據導致執法困境從而持續泛濫。所謂網絡軟色情就是不直接暴露隱私部位，而是進行大幅度的暴露與飽含性暗示的圖文音像展示。一項截至2021年的調查顯示，“00后”大學生接觸不良信息的幾率較大，98%的受訪者有瀏覽不良信息的經歷，有將近65%的人認為自己在面對不良信息時欠缺理智分析能力。[1]這一數據直接反映出當代大學生普遍持續受到網絡色情信息的影響，間接表明網絡環境中的色情信息，特別是軟色情現象的高度泛濫。其中以網絡直播為代表的即時互動性軟色情現象，使得當代大學生對異性認知與評價產生嚴重錯位。案例中重慶大學賀某某所在QQ群中的侮辱性評價，大量來自網絡空間軟色情集群地。這表明個別當代大學生由于受到網絡軟色情長期影響，現實與網絡間個體邊界感模糊錯位，已經不自覺地將網絡空間的行為模式遷移到現實生活中。對于他們而言，虛擬性騷擾是在網絡軟色情誘導下常態化的思想動態及言行模式表達，這表明現實生活中虛擬性騷擾現象的根源在于網絡空間內的集體行為失范，即虛擬開放的技術架構與轉軌時期的道德裂谷催生網絡道德失范行為。[2]

（二）網絡文化：亞文化消解屬性弱化道德約束力

網絡亞文化是指依托網絡空間創造與傳播，不同于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的特定文化形態。一方面網絡亞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約與影響，并表現出補充和建設的積極意義，另一方面，更加引人注目或者說飽受詬病的是其負面作用，即網絡亞文化因其娛樂消遣基本取向的價值內核，呈現出普遍與泛濫的惡搞、調侃、嘲諷、戲謔等網民所共識共構共享的消解功能，這一點在青年網民群體間表現尤為突出。因此關于網絡文化的社會功能闡釋，通常被定義為由青年群體借助網絡亞文化對抗權威、崇尚自我、追求自由的集體心態，同時這種以消解為核心的文化紐帶也成為聯結與組織青年群體的力量形式，更加符合當代青年群體的現實特征，尤其是當代大學生對于文化娛樂的過度沉迷和圈層認同的高度關注。

值得提及的是，消解屬性是網絡亞文化的存在方式與動力來源。網絡亞文化正是依賴對網絡主流文化、社會主流文化的消解得以不斷豐富發展，具體表現為大家熟知的“二創”“玩?！薄肮硇蟆?，即對主流文化的“二次創作”“造梗玩?！薄熬庉嫾糨嫛?，挖掘與放大其中的娛樂戲謔成分，甚至脫離原有文化指向，異化成為具有顯著消解作用的亞文化形態。網絡亞文化的生成與傳播伴隨著社會主流文化所代表的價值觀念的萎縮和消弭。而社會道德秩序的約束力首當其沖，原因在于相較于現實生活基于熟人社會倫理規范所呈現出的道德發生機制的顯著效用與廣泛覆蓋，網絡空間內的個體道德感、敬畏感、歸屬感在技術虛擬性的遮蔽與隱匿之下普遍弱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復雜多樣，但不可否認的是網絡亞文化在日益多元流變的發展中蓬勃壯大，借助算法推薦機制對受眾造成信息繭房效應，青年大學生在網絡亞文化反復沖刷中固化認知路徑，不再檢視與反思自我的思想狀態與言行舉止。這種影響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對青年群體道德約束力的弱化。網絡亞文化的創作與傳播，對青年群體具有強大天然吸引力，成為網絡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表征范式。立足上述案例表露出的信息，作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大學生，顯然長期受到網絡亞文化的深度影響，自身道德約束力遭到嚴重破壞。如蘇州大學趙某某編造發布三名女同學色情侮辱信息于黃色網站長達半年之久，這表明個別接受高等教育的當代大學生不具備與其社會身份相符的道德素養，尤其是網絡空間內表現出的道德素養之低下出乎意料，言行舉止所折射出的道德水準在現實生活與網絡空間中呈現出斷裂式反差。

（三）網絡社交：普遍交往擴大化催生趣味共同體

相較于傳統性騷擾，虛擬性騷擾的顯著特征體現在其失范行為主動在特定范圍內進行公開，這表明虛擬性騷擾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不再是個體在性沖動下單純為了滿足不健康的性需要的偶發行為，而是轉化成具有更多樣目標訴求的復雜主觀能動性犯罪，如南華大學何某某用以包裝網絡社交平臺的人物形象進行詐騙。理解這一核心特質的關鍵在于互聯網的聯結屬性與趣味共同體生成邏輯的耦合性作用。從前者看，正如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而社會交往則是維持與擴大社會關系、實現人的本質的基本形式。毫無疑問，信息技術革命實現了人類以社會信息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方式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巨大變革，特別是網絡社交將人的普遍交往擴大化發展到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狀態。從后者看，依據美國社會學者赫伯特·甘斯關于現實生活中更多存在的是為生活提供娛樂、信息并美化生活、表達趣味和審美的價值和標準的“趣味文化”，而非承載與表達各類價值觀念的基本觀點[4]，可以十分準確與契合地描述出當前“00后”大學生群體在網絡空間內秉持娛樂至上的態度、積極追逐趣味消費的網絡泛娛樂化現象。同時布爾迪厄認為家庭出身、資本、學校教育等因素造成社會分層，不同階層擁有各自不同的趣味空間[5]，即表達出網絡圈層（即趣味共同體）形成的內在邏輯。趣味共同體概念表明“趣味文化”不僅具有個體性與經驗性，同時以建立在社會交往中的“評判機能”獲得“共同感”，即文化趣味是共同體內部成員之間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建共享”的趣味消費品[6]，由此可見這是一個由“私人趣味”上升至“公共趣味”的社會交往過程。作為善于掌握各類網絡技術，具備積極社交聯結心理、廣泛趣味滿足與社會認同需求的當代大學生群體，通過網絡社交的交往擴大化形成各類趣味主題的網絡圈層，已經成為他們開展網絡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需要注意其核心邏輯在于網絡技術的虛擬遮蔽特質，即每個“在線人”都可以對自身形象進行精心選擇和控制，使本身自我分化為主動自我與被動自我，多重自我可以變換角色出場或退場。[7]“性”是人類原始且普遍的“私人趣味”。處在性沖動高發期的青年大學生，在強烈的好奇心與探索欲驅使下進入相關趣味共同體，并通過共同體成員間的交流、分享與評價反復獲取性趣味的滿足。正如案例中的賀某某和趙某某分別將受害人照片發布在QQ群與黃色網站進行公開傳播，以獲得共同體成員對其個人性趣味的認可與共鳴。此外，數字經濟的出現也為通過網絡社交獲取性資源提供了可能，這一現象突出表現為通過各類社交平臺出售黃色圖文視頻資料牟利，各類性趣味共同體成為不法分子的交易對象。

三、虛擬性騷擾的高校防治策略構建

近年來，在師源型性騷擾引起網絡輿情頻發的現實背景下，高校已依據《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師德師風建設的意見》等文件精神，逐步形成與確立了以從重從快處理、及時公開回應、強化師德建設為核心的應對原則。但是關于大學生間的性騷擾現象，特別是對于虛擬性騷擾行為的防治意識及相關策略構建仍處于較為匱乏和被動的狀態。虛擬性騷擾作為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復雜社會現象，防治視角具有系統化和多樣性，如推動與完善法律法規，明確法律內涵與構成要件；優化網絡環境，重點整治網絡軟色情；加大警示教育宣傳力度等。但無一例外均需關注到網絡智能時代信息的豐富化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知識權威、個性化推動傳統思想政治教育語境的時空轉換、碎片化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宏大敘事和理性推演。[8]

面對當代大學生這一重點群體，作為培養時代新人的高等院校肩負新時代黨的人才培養重任，更應積極主動分析研判內在規律，多措并舉防治結合，立足青年大學生身心特點與成長規律主動作為，肩負起貫徹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首要責任。本研究結合高等院校育人實際重點從思想政治教育、校園文化建設和制度保障體系三個方面出發構建虛擬性騷擾防治策略。

（一）強化主題多元的學生性別教育，明確兩性關系底線

從整體上看，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心理、觀念、行為等方面表現出顯著的差異。而性別教育正是基于這種差異性，依據一定社會文化對兩性性別角色發展的期望，對受教育者性別認知、性別觀念以及性別行為的社會化施以影響的過程。[9]從當代大學生成長規律和社會期望來看，性別教育對于全面科學地樹立性別觀念、界定性別權責、處理兩性關系、培育與發展符合時代特征的社會性別意識發揮著基礎性作用。目前高校關于性別教育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建樹均處于相對滯后狀態，課程化的教育主要體現在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的相關章節，實踐化的教育安排尚未形成制度化常態化的育人效力。將性別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僅直接回應了高校虛擬性騷擾現象防治策略構建的現實需要，也集中體現出高校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時代新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扎實推進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趨勢。

高校強化性別教育不是另起爐灶，而是有機融入現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格局，與其他主題教育實現互嵌互補、協同推進。在教育內容上注重對大學生性別觀的教育引導，其中包括培養健康的性心理與道德觀念，引導學生接納與正視自身的性需要，學會正確進行性表達。特別是要注重結合典型案例加強警示教育，強化法治意識，明確校園內兩性關系中的底線、紅線。重點引導當代大學生認識虛擬性騷擾的概念與表現，加強防范意識、應對能力、維權策略的普及教育工作。教育工作要做到形式豐富、內容新穎、觀點科學，特別要注重兩性關系平等及受眾感受。個別高校習慣于在婦女節開展女生專題教育，如某高校文學院2023年3月7日開展的相關講座中列舉了所謂“美麗女生”應具備的條件，包括對外表與性格的具體描述，以及“男性對視覺和主動觸覺的刺激比較敏感，因此要減少這兩方面的刺激量和刺激強度”相關論點，被指物化與規訓女性，引起廣大同學強烈反感和抵制，一度引發網絡輿情。在教育目標上要堅持以當代大學生構建健康和諧的兩性關系為旨歸，即實現以符合國情現實、時代主題和受眾特點的兩性關系良性互動、友善交往、文明和諧、樸素大方、互幫互助、有效溝通、善于表達內心的欣賞和贊美等教育目標。

（二）打造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推動兩性健康交往

特定的文化形態根植于具體的社會環境，體現出相應的價值觀念與時代特征，同時也將全方位與持續性地對其內部成員的思想動態和言行舉止產生影響，體現出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教育視閾內這一過程被視作文化育人，是高等教育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培養時代新人的重要途徑與舉措。正如上文關于網絡亞文化對當代大學生道德約束力消解的邏輯分析，高校內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流文化的建設與傳播具有涵育德行、滋養心靈、培根鑄魂的顯著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廣泛開展文明校園創建，開展形式多樣、健康向上、格調高雅的校園文化活動，廣泛開展各類社會實踐。要運用新媒體新技術使工作活起來，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傳統優勢同信息技術高度融合，增強時代感和吸引力?！盵10]這一重要論述不僅闡明校園文化活動作為高校開展文化育人的基本形式，集思想性與實踐性于一體，對于身處網絡信息化加速演進，各類社會思潮、多元觀念、不良信息借助網絡空間大肆傳播的時代背景下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意義和特殊作用，也為新時代如何開展文化育人指明了根本方向。

將高校虛擬性騷擾的防治有機融入校園文化活動體系首先要做到的是強化頂層設計，實現目標融入。當前高校校園文化活動普遍以提升學生綜合素養，特別是文體能力為目標，忽略了學生通過校園文化活動正確發展與處理社會關系的能力，即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實現自身發展。在文化育人目標由傳統的具體個人素養水平轉變至對健康和諧積極向上的社會關系的培育與催發過程中，青年大學生兩性關系作為高校內社會關系的重要內容，在校園文化活動實踐中將自然得到發展與豐富，從而有助于實現當代大學生網絡虛擬生活與現實具體生活達到均衡。其次要做到強化內容建設，貼近學生需求。當代大學生圈層多元、訴求多樣、思想多變，特別是圍繞著性的一系列真實觀點具有高度隱蔽性與私密性，而高校虛擬性騷擾的防治的前提就是準確全面掌握學生面臨該主題的困擾與問題。強化內容建設，多措并舉加強保障系統、提升活動質量、擴大受眾參與、豐富主題樣態、創新形式方法，以當代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與實踐活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覆蓋面與滲透率，重點促進兩性在校園文化活動中彼此深化理解，廣泛有效接觸，將性別教育的思想性與兩性交往的實踐性充分有機結合起來。最后要做到強化數字賦能，提升智慧水平。毫無疑問網絡信息技術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生產條件和重大發展動因，盡管虛擬性騷擾依賴網絡空間存在，但這不能成為杜絕當代大學生合理使用與發展提升網絡信息技術的借口。高校是知識傳承創新的殿堂和涵養精神文化的重要社會組織，以高校精品文化產品的數字化建設為主線，開辟文化育人網絡陣地，重點圍繞兩性健康關系組織動員當代大學生積極進行線上文化創造與推廣，特別是引導青年網絡用戶自覺辨別與抵制網絡軟色情、虛擬性騷擾，實現網絡空間激濁揚清和去蕪存菁，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貢獻青春力量。

（三）構建防治結合的制度保障體系，切實維護學生權益

目前已有學者注意到當代大學生進行自身權益維護時選擇發起網絡集體行動的群體特征[11]，如上述案例中所引發的網絡輿情現象，主要表現在本校學生及擁有相同價值觀念的網絡用戶在微博話題、校園貼吧、抖音、小紅書等主流網絡社交平臺通過發帖評論進行真相傳播、信息分享、觀點表達、輿論爭鋒，甚至人身攻擊等群體行為，從而形成網絡輿論壓力迫使高校等相關權威主體積極主動維護受害人合法權益。虛擬性騷擾視閾下當代大學生網絡集體行動具有兩面性，其積極意義在于當代大學生借助網絡曝光和懲治高校校園性騷擾的網絡行動，與一般以維權為目的網絡行動根本不同，作為一種外在推力在參與針對校園性騷擾的大學治理[12]，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借助網絡傳播完成社會警示教育，其消極意義在于特定情境下容易制造與引發性別對立，特別是有助于以極端女權主義為核心強化身份政治意識等不良思潮在我國大學生中的滋生蔓延。二者均暴露出高校在虛擬性騷擾防治進程中的制度建設滯后與治理效用低下，如案例中蘇州大學案例中受害人歷時半年依靠自身調查完成取證，借助網絡曝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制度建設具有長期性、穩定性、根本性和全局性作用，是現代大學事務治理實踐的基本依據，以及衡量與判定高校成員言行規范的價值準則。具體而言，一是要探索形成應急處理預案，重點明確校內各部門職責，構建涵蓋輔導員、班主任及學業導師在內的一線育人力量，構建全方位的受害人權益保障行動機制。同時注重對典型案例加大宣傳教育力度，既讓受害學生能夠相信學校，并選擇第一時間向學校反映，避免后期網絡輿情發酵產生負面影響，也是對所有在校生相關行為規范的生動教育。二是要構建受害人救濟制度。目前高校缺乏相應救濟關懷舉措，受害人通常被視作陷入心理健康困境予以對待，應具有針對性地建立救濟制度，如法律援助、匿名處理、限制傳播等，避免受害人孤立無援遭受二次傷害。三是要推進高校治理與司法程序有效銜接。高等教育主管部門應主導探索建立分類分級的處理體系，統一處理標準，避免因各高校處理力度不同引發二次輿情。免除違法者相關育人主體的連帶責任，鏟除高?！按笫禄⌒∈禄恕钡陌有膽B，同時對于情節惡劣者積極推動進入司法程序，以法治準繩嚴肅校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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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