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數字治理的內在邏輯、潛在風險及消解策略

許歡科，韋安

（南寧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廣西 南寧 530299）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鄉村治，百姓安，國家穩。實現鄉村有效治理不僅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內容，也是著眼于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應有之義。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作為一種區別于人腦且又充滿智慧的數字技術已經全面滲透于社會的方方面面，推動著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與社會結構的變革。在信息化時代，數字技術是推進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最優技術路徑，運用大數據資源、思維與技術手段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鄉村治理模式，優化鄉村治理機制，推進鄉村善治。為充分回應信息化時代帶來的鄉村新變化趨勢，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數字鄉村建設。自2018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實施“數字鄉村”戰略以來，國家多次出臺支持鄉村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文件，如《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和《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 年）》等，這些文件都為新時期的鄉村數字化建設作出了全面的頂層設計和具體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要加快鄉村數字化建設，因此探討鄉村數字治理的內在邏輯，剖析其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的潛在風險并提出策略，對鄉村數字治理的深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2018 年，隨著“數字鄉村”戰略的提出，我國學術界開始將數字技術治理的客體由城鎮轉向鄉村，并在其戰略引領下逐漸成為熱點議題。通過梳理現有相關文獻，發現當前對于鄉村數字治理的研究主要從性質與特征、重要優勢、風險挑戰和路徑優化這四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一，鄉村數字治理的性質與特征。鄉村數字治理是在敏捷治理思維與方法驅動下的一種獨特的鄉村治理模式，這種模式運作呈現出智治主義、簡約主義以及人本主義這三種實踐取向［1］。新時代的鄉村數字治理具有智慧治理屬性［2］，不僅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現代化轉型的關鍵，也是我國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3］。從技術治理的角度來看，鄉村數字治理就是一種以國家行政力量為主導的技術治理和以社會力量為主導的自主性治理之間建構平衡機制以期實現對鄉村社會改造的過程［4］。其中，搭建鄉村治理情境場域的共同在場機制、構建鄉村治理網絡結構的協同共治機制與促進鄉村治理行動傳播的公共精神機制，共同構成了鄉村數字治理的內生動力驅動機制［5］。第二，鄉村數字治理的重要優勢。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嵌入式”治理工具，打破了傳統鄉村治理中政府一元垂直型的管理模式，改變了以經驗為依據的決策模式、被動處置的應對模式與精細服務的服務模式［6］?；谕黄茣r空阻隔的技術支撐，數字技術可以解構傳統鄉村治理結構的單向性，消解鄉村社會信息傳播的局限性，推動城鄉融合發展［7］。此外，數字技術還有助于推動鄉村治理共同體的網絡化再造［8］。第三，鄉村數字治理的風險挑戰。當前，我國鄉村地區面臨著數字發展結構性失衡、數字建設總體投入不足、城鄉數字應用鴻溝突出等多維困境［9］。此外，鄉村建設缺少足夠的技術、資金和人才支撐，農民數字素養滯后以及鄉村協同治理困難等都是鄉村數字治理面臨的挑戰［10］。更有甚者，數字技術在鄉村治理實踐的過程中會帶來技術懸?。?1］與數字負擔［12］。第四，鄉村數字治理的路徑優化。為解決鄉村數字治理面臨的風險挑戰，部分學者提出制定數據驅動智慧治理、多主體共同參與、溝通協調促成共識產生等策略［13］。此外，加強鄉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搭建數據人才智庫、構建大數據云平臺等也是提升鄉村數字治理效能的出路［14］。

文獻梳理表明，學術界對于鄉村數字治理形成了較為豐富的理論體系與實踐內容，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但仍有可優化的空間：一方面，研究者更多關注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給鄉村治理帶來的重要優勢，而較少關注數字技術對鄉村禮俗社會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對鄉村數字治理這一議題的多元化研究都隱含著一種理想化的假設，即假設數字技術與傳統鄉村禮俗社會有著天然的適配性。然而實際情況卻是，現代化數字技術與鄉村社會長期形成的傳統治理模式并不會自然達成耦合協調。如果不充分考慮鄉村禮俗社會與數字技術的適配性問題，那么數字技術治理所呈現出的“數字性”勢必會與鄉村禮俗社會的“鄉土性”短兵相接，進而破壞鄉村禮俗社會內生的基礎秩序與社會生態?；诖?，本文在闡明以“價值—制度—技術”三維邏輯構成的鄉村數字治理內在邏輯的基礎上，剖析數字技術給鄉村社會帶來的潛在風險與提出可行性消解策略，以期為鄉村數字治理研究作出補充。

二、鄉村數字治理的內在邏輯

（一）價值邏輯

數字技術在不斷演化與發展的過程中，不再單純是一種技術要素，而是一種“技術+生產”的要素集合體。當前，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已取得顯著成效，成為推動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要素。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數字技術整合治理力量，推動多元主體共治。數字技術的應用突破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權威治理與自下而上的鄉村自治的層級壁壘，為政府、市場、村兩委、社會組織以及村民等治理主體的有機聯結創造了機會。一方面，數字技術在鄉村的落地實踐可以推動政府從資源與權力的主導者向利益協調者轉變［15］；另一方面，借助搭建一體化數字協同治理平臺的契機，將多元主體共同納入鄉村治理體系之中，使鄉村治理從單一主體走向多元協同。二是數字技術促進信息流通，消解信息傳播的局限性。數字技術治理可以有效彌補官僚制層級制的缺陷［16］，借助數字技術可以消除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作障礙，理清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責界限，統一整合各部門數據資源，打破信息交換過程中的信息壁壘。數字技術還為多元主體協商共治提供渠道，通過該渠道及時更新傳遞各自掌握的信息，縮小主體間的信息差距，有助于防止信息資源壟斷，增強政府之外的其他治理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話語權與行動權，激發其民主與權力意識。三是數字技術激活鄉村公共信任。信任是鄉村基層治理的邏輯起點，也是促進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關鍵。數字技術強調一種“去中心化”的治理邏輯，積極塑造并持續強化多元主體作為鄉村協同治理者的身份認同，推動其成為鄉村治理價值建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增進多元主體彼此間的信任，進而推動多元主體達成目標共識。

（二）制度邏輯

制度是國家發展過程中最核心的概念，關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制度邏輯是指構成某一場域中個人行為與組織規范的實踐活動與符號結構。這些實踐活動與符號結構約束、規范與監督這一場域中相應的行為方式。在鄉村治理場域中，對制度的吸納、整合與執行并非是單一主體的主觀愿望與自我需求的結果，而是多元主體不斷調適共同作用的多重制度邏輯以達到共同選擇的結果。

首先，從制度吸納力層面上看。制度吸納力就是通過優化制度頂層設計，通過制度供給滿足社會需求，獲得社會認同與支持，從而實現政黨與社會關系的和諧。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發揮其主心骨作用，號召多元治理主體攜手共建，切實維護好村民的基本權利與滿足村民的多元化訴求，持續獲得村民的認同與支持，實現黨與村民關系的和諧。一方面，數字技術為理論傳播創造了新場域。數字技術可以將國家治理理念更大范圍、更加快速地傳播出去，讓村民及時聽到黨和國家的聲音，使村民從以往被動執行制度的客體向主動執行制度的主體轉變［17］；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兼顧了國家治理邏輯中對效率與公平的追求。數字技術將鄉村的人、事、物等要素充分聯結起來，將其置于同一治理空間內，可以精準把握與獲取不同人群的利益訴求，改變了過去以政府包攬管控的“命令—服從”式的管理模式，推動其走向更加開放的多元協同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其次，從制度整合力層面上看。制度整合力就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基礎上，協調治理體系內外關系，匯聚各種力量以采取統一行動。數字技術遵循“去中心化”的治理邏輯將鄉村不同主體、資源、信息等要素整合到統一的治理平臺中，發揮出不同治理主體特長，為在認同彼此差異的基礎上尋求合作的共識提供了保障［18］。在數據技術的賦能下，鄉村治理沖破政府“一元治理”體制束縛，強調不同治理主體的任務分工與職責區別［17］，清晰勾勒出不同治理對象的特點，增強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的匹配度，實現“數智化”精準施策。

最后，從制度執行力層面上看。制度執行力是制度能夠有效落實的關鍵環節。在鄉村治理現代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作為制度運行邊緣化的鄉村，更易于產生“制度虛化”的現象，一些基層組織對制度的認識僅限于停留在表面的文件上，缺乏對制度的認真貫徹與落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搭建的數字共享平臺可以將各個制度執行單位匯聚于同一個治理空間內，各單位可以進行信息交換，打通單位彼此間的信息壁壘，加速信息的流通。利用數字技術開放、共享、快捷的特點打通制度運行的“最后一公里”。在此基礎上，利用大數據搭建制度運行情況的信息采集系統，并建立制度運行情況的反饋機制，以此提高制度投放的精準性［19］。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政務”“互聯網+村務”等創新模式實現制度運行流程的公開透明化和動態可追溯，強化制度運行的監管能力，增強制度運行的有效性。

（三）技術邏輯

從出門“忘帶錢”的尷尬到手機支付，從線下排隊到一鍵購票，從線下觀展到“數字博物館”，再從城市大腦AI 到數字鄉村，數字化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態勢，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整個地球?！泵嫦驍底只D型，數字技術就是這個支點，將極大推動各行各業的轉型升級與影響著整個社會實踐的發展。所謂的技術賦權，就是指以現代化信息技術為支撐，以提升弱者的利益主張能力為路徑，改變傳統社會草根群眾在公共治理場域中的邊緣地位［20］。數字技術將鄉村治理的實體空間逐漸演變為數字技術建構下的虛擬空間，實現多元主體的話語與集體行動協同。因此，可以認為鄉村數字治理就是一個數字技術建構并融合鄉村場景，通過多元主體以合作的形式促進鄉村逐漸走向“智治”的實踐過程。

一是數字技術為鄉村治理賦權增能?；ヂ摼W先驅尼葛洛龐帝曾指出：“數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賦權’的本質?！保?1］依托數字技術搭建數字空間治理平臺，使多元主體能夠在平臺上進行數據共享與溝通交流，凝聚鄉村治理共識，重塑鄉村社會關聯體系。與此同時，數字技術打破了時空限制，使多元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決策權等多種權利得到廣泛的延伸。如在數字技術支撐下的村務微信群、鄉村QQ 群等社交媒介在鄉村的使用破除了村民交往的時空阻隔，改變過去村民在鄉村治理中的“脫域”局面與“失語”狀態，有利于形成鄉村治理的“群體智慧”。

二是數字技術催生出數字村民。數字村民指的是具有較高數字素養且能運用數字技術參與鄉村治理的村民，數字技術賦予了村民一種能夠在虛擬空間自由表達利益訴求的數字身份，這種數字身份是村民多重身份的一種技術存在方式。擁有數字思維的村民會積極地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并參與到鄉村協同治理當中，并從治理中嘗到甜頭，感悟到作為主人翁的尊嚴和價值。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村民身份由過去的傳統村民向現在的數字村民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當中，村民覺醒主體性思想，并在其思想的引領下積極地、持續地參與鄉村治理，實現鄉村治理場域中“強國家與強社會”的協同成長［22］。

三、鄉村數字治理的潛在風險

不可否認，數字技術的嵌入的確給鄉村帶來了福音。但是我們依然需要追問的是：數字技術嵌入鄉村治理是萬能的嗎？能夠解決鄉村的一切問題嗎？常識與經驗告訴我們，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作為一種外部“嵌入式”治理工具，在與鄉村社會融合并為其帶來效益的同時，也有可能帶來治理失靈的窘境。

（一）數字技術侵蝕鄉村鄉土性

柯靈曾在《鄉土情結》中寫道：“人第一眼看見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鄉土?！睆哪撤N意義上來說，鄉土性意味著“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中國是一個鄉土起家的社會，鄉土性根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肥沃土壤之中。千百年來，農民以種地為生，雙腿插入土中，面朝黃土背朝天，土的凝固與鄉的封閉，共同促成了原生態的鄉土性［23］。然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字技術在給鄉村社會帶來數字紅利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侵蝕著鄉村內在的鄉土文化。在現階段鄉村數字治理的進程中，數字技術作為一種外部“嵌入式”的治理工具，數字技術邏輯一旦無法與鄉村治理情境的應用實際有效適配抑或無法滿足農民的切實需求時，很可能產生治理失靈或“水土不服”的問題，帶來侵蝕鄉土性的不良結果。

1.破壞了鄉村歷史文化的內源式積淀

隨著數字技術在鄉村的不斷滲透，走在時代前沿的部分鄉村依托數字技術在盤活文化資源、培育文化產業和推進文化傳承等方面迸發出了強大的內生式動力。近年來，不少地方依托數字技術，對千百年來留存于鄉村的靜態文化遺產（農村祠堂、文化禮堂、學堂、作坊、土樓等）進行產業的數字化挖掘，希冀于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虛擬化的活態展示，使其更為生動。但是部分鄉鎮政府為了促進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破壞當地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大力興建現代化建筑，破壞了村莊的文化氛圍與鄉村風貌神韻。例如，A 省X村作為擁有豐富多彩的徽州文化元素的歷史文化古村，有人卻在旅游開發保護的名義下，對村落之中的古建筑進行“建設性”破壞，興建現代化廣場，將徽州傳統古村落原有的徽州文化元素任意舍棄清除，而把偽徽州文化物種又當寶貝移栽，這嚴重破壞了傳統古村落原有的文化內質。再如，S 省L 村在發展鄉村旅游產業時只注重旅游景觀的塑造而忽視了產業與鄉村歷史文化的有效融合，這將不利于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從應然意義上來說，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文化的結果是要實現數字技術與文化的深度融合，拓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播新場域、新渠道，增強鄉村文化的影響力和軟實力。但就實然意義上來看，數字技術過度嵌入鄉村場域，加上一些過度商業化的開發，商業價值掩蓋了鄉村自帶的文化價值，人們只窺見鄉村文化資源的本體價值，而沒有充分理解與挖掘蘊含在鄉村文化資源背后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照本宣科式的數字融入只會適得其反，導致原有的鄉村文化資源被數字技術“稀釋”甚至破壞，因而也就無法真正實現鄉村內源式文化的傳承和保育功能，自然無法實現數字技術與鄉村性的有效融合［24］。

2.沖擊了鄉村傳統的道德規范和禮俗秩序

中國是鄉土社會，也是人情社會，向來推崇“以和為貴”“以和為美”的傳統道德和處世原則，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的血脈中代代相傳著“仁義禮智信”的傳統文化精髓。數字技術未嵌入鄉村場域之前，我國鄉村始終依賴于血緣、人緣、地緣去維持鄉村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尤其以宗族血緣關系而形成長久穩定的血緣紐帶式治理場域［25］。從某種程度而言，以血緣關系為紐帶所形成的血緣社會其穩定性不依靠外力無法打破。然而，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嵌入，鄉村數字治理以數字技術的非人格特征，賦予鄉村治理的技術化趨向［12］，這種技術化傾向遵循一切以數據說話的原則，用剛性的量化指標來滿足治理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沖擊并打破了傳統以“關系”、“人情”、“面子”為內核的鄉村禮俗秩序。例如，數字技術割裂了鄉村社會人與人之間淳樸、真誠與真實的人際交往關系，使得過去面對面的交談轉變為一種依靠數字虛擬身份的遠程互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莫過于以前大家面對面相見時都會溫暖熱情地問一句：“您吃了嗎？”而如今僅剩為朋友圈點贊和借助虛擬工具問一句“在嗎”，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從以前的溫暖熱情變成了現在的冷漠麻木。這也正如桑內特所言：“技術雖然拓寬了人際交往渠道，但也削弱了人與人的實際交往?！保?6］

（二）數字技術消解鄉村自治性

信息化時代，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為核心的數字技術為鄉村自治、創新提供了機遇。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治理，將“智治”融入自治、德治、法治的鄉村治理體系之中?！爸侵巍弊鳛猷l村數字治理的內核，以數字手段賦能鄉村自治，可以實現鄉村自治從以往的人情式自治向技術型自治轉變。技術型自治充分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村民自治結合，推動村民自治空間、思維與方式三重轉向的治理創新［27］，增強了鄉村自治的“數智化”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的鄉村社會依舊遵循著村民自治的治理路徑，注重以內生的人情禮俗秩序來處理鄉村事務。因此，需要防范數字技術治理工具過度嵌入對村民自治實踐產生的消極影響，防止數字技術治理體制向鄉村延伸而導致村級治理朝行政化的方向發展，使其村民的自治屬性被剝奪，村民自治被消解。

1.數字技術的滲透改變了村級治理的邏輯理路

在村級治理模式下，以村級組織為核心的治理主體以村為治理半徑，對區域內所發生的一切事務進行高度自治。鄉村事務只有在村域范圍內無法經過村級組織有效解決時，才會逐漸溢出村落治理半徑進入政府行政治理體系，成為政府事務。村級治理機制的核心是村民自治。長期以來，村民是基于鄉村文化基礎之上的內生性規則來處理鄉村內部事務［28］。這也意味著村民在處理鄉村事務時，遵循的是一種基于鄉村本土文化內容的“柔”性治理。然而，以政府主導的技術治理手段向鄉村的滲透改變了村級治理的邏輯。例如，在農村陸續啟動的政府服務熱線平臺建設就是在政府官僚科層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政府服務熱線平臺的使用實現了國家與村民的直接互動，村民的任何訴求都可以直接跨過村級組織這一層級而進入政府層級。因此，在政府技術治理與村級自治的博弈中，政府最終獲勝并主導著鄉村的治理邏輯。政府技術治理邏輯使鄉村事務未經村級自治流程的過濾就直接進入了政府行政治理體系，促使鄉村村務成為了政府政務，村級治理邏輯逐漸從自治向行政轉變，消解鄉村的自治性。

2.數字技術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為行政化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滲入，村民自治體制被技術治理體制所吸納，使得村委會本質上成為了政府官僚科層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現象使得村委會成為了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自治的真正代表。在鄉村數字治理中，村干部承接了更多繁雜的鄉村事務，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然而，村干部處理這些事務的主要來源并不是來自村民的直接反映，而是來自政府的行政壓力。政府技術治理邏輯對村干部處理事務的方法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采取“痕跡主義”的管理方式，如上傳照片、系統定位簽到、網絡留痕等考核方式使得村干部的自主裁量空間被極度壓縮。此外，村干部必須嚴格按照標準的流程與規則來處理村務，盡量避免將熟人社會中的私人情感與個人治理資源卷入其中。這種標準化的治理流程與規則，雖有利于規范村干部的工作，也使得村干部的自主行為受到限制，導致其治理行為逐漸走向行政化。

（三）數字技術催生社會倫理風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是發展的利器，也可能成為風險的源頭?！保?9］時至今日，由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興技術為內核所構成的數字社會系統，正憑借著二進制的數字邏輯全方位滲透到鄉村治理的各個環節當中，并將量化思維植入人腦以此支配人們所有的思考與設計，以此推動人們生產生活發生爆炸式變化。當前，數字技術在為鄉村社會釋放數字效力與增添數字優勢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催生諸多倫理風險。

1.數據安全風險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數據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數字治理必須警惕數據安全風險。在鄉村數字治理進程中，數據安全風險是最受關注與最具威脅性的社會倫理風險。數字化時代，村民處于被數字化包裹的狀態，每時每刻都在與數字技術打交道，各項業務的辦理都需要將各種數據信息通過各種技術應用提交給政府部門，其中這些數據涵蓋了村民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通信記錄、醫療保險、社會保障、農業生產與用戶行為等多個指標。如果數據在匯聚及流轉共享過程中出現操作不規范或信息存儲系統癱瘓等問題時，在沒有完善的數據保護措施的前提下，可能會被未授權人員、非法組織與不法分子截取和利用，將村民個人的隱私、身份、財產等信息泄漏。一旦村民的隱私數據泄露，遭遇不法分子利用，將對村民的人身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從而破壞鄉村治理生態，進而造成村民對政府部門的信任危機甚至產生對技術乃至整個社會的強烈不信任感。此外，數字技術也易使村民受到不良信息的誤導。相較于其他群體，村民缺乏辨別網絡真假的能力，因而更易被技術誘惑，很容易誤信各種網絡謠言，導致自身利益遭受損害，甚至引發更嚴重的倫理危機。

2.數字技術歧視風險

隨著數字技術在鄉村各領域的滲透，數字紅利隨處可見——農村電商、直播帶貨、在線培訓、網購農資、遠程問診教學等?？梢哉f，技術更迭讓鄉村變得更現代化，更時髦。但也應看到，數字技術會對鄉村特殊群體產生一定歧視，損害社會公平正義。比如，一些數字技能不足的鄉村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被“技術鴻溝”所困擾，沒有平等享受到技術帶來的紅利而成為“數字貧困”的典型代表。對于身處鄉村數字治理背景下的鄉村老年人來說，擺在他們面前的困境，是三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其一，“接觸鴻溝”。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當前我國還有將近2 億的老年人未曾接觸過互聯網。相比于城市，農村地區社會經濟條件相對落后，部分鄉村家庭無法為老年人購置智能手機且無法持續承擔較高的入網資費，導致老年人被隔離在數字高墻之外。其二，“使用鴻溝”。隨著年齡的增長，鄉村老年人認知能力有所下降，身體機能有所衰退，他們只會使用功能單一、只具備打電話和發消息功能的老人機，難以應用擁有復雜功能的智能手機。即便子女們為其購置智能手機，當面對操作繁瑣的界面與復雜的應用功能，再加上相對保守的價值觀念，使得他們不敢大膽地使用智能手機。其三，“知識鴻溝”。很多鄉村老年人跨越了前面兩道鴻溝，卻因數字素養不足而無法深度融入數字生活，無法有效辨別網絡信息真假，也使他們很容易遭受網絡詐騙、短信騷擾等風險。

四、鄉村數字治理潛在風險的消解策略

鄉村數字治理作為一種新的實踐范式，在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是復雜的和多元的。當前鄉村數字治理所遇到的侵蝕鄉村鄉土性、消解鄉村自治性以及催生倫理風險等方面的問題，亟須采取相應的策略以保護鄉村性價值，從而真正釋放“數字鄉村”戰略的價值。

（一）促進數字技術與鄉村社會有效融合，保持鄉村鄉土性

促進數字技術與鄉村社會有效融合不僅是鄉村數字化建設的核心要義，也是鄉土性得以保持的關鍵所在，重點要落腳于如何使數字技術契合鄉村空間場域與構建鄉村社會情感共同體。

1.數字技術要契合鄉村空間場域

鄉村空間的功能具有多樣性與復合性，與城市空間的單一性不同，鄉村空間強調一種鮮明的鄉土特色。因此，鄉村數字治理需要契合鄉村社會的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精神空間［30］。其一，契合鄉村社會的物理空間。鄉村數字化建設要在保護原有鄉村靜態文化遺產與保留原有鄉村格局的基礎上，全面推行總體鄉村設計，拆掉與村容村貌不符的建筑，加強鄉村主要巷道、橋梁以及廣場等公共區域的設計，融入最具有代表性、最具認同感的文化元素。此外，適當興建凸顯當地文化特色的建筑，打造具有鄉村文化特色的地標性建筑群。其二，契合鄉村社會空間。鄉村社會是禮俗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社會關系以地緣、親緣與血緣為主要紐帶且具有濃厚的人情化色彩［31］。因此，數字技術的嵌入必須提煉與萃取鄉村社會的禮俗秩序與道德倫理等價值取向，不斷調適數字技術工具理性與鄉村社會價值理性之間的張力，確保數字技術能夠在合乎鄉村禮俗秩序的范圍內重塑鄉村社會關系網絡。其三，契合鄉村精神空間。鄉村歷史文化不僅為鄉村數字化建設提供真實的底色，同時也是鄉民的精神原鄉，沒有鄉村文化的內源式積淀的數字治理難以得到賡續發展。一方面，充分利用抖音、微信、快手等新媒體弘揚鄉村傳統文化，打造獨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拓展特色鄉土文化的呈現形式，以數字技術涵養鄉村的公共精神與公共價值；另一方面，在由數字技術營造的網絡空間中對鄉村文化進行甄別、篩選，提煉鄉村文化精髓，厚植鄉村文化底蘊，彰顯鄉土文化本色，筑牢廣大鄉民的價值共識。

2.構建鄉村社會情感共同體

第一，需要注重道德倫理與風俗習慣在鄉村社會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相較于城市強調法制的硬性規則，鄉村社會更加注重道德倫理的軟性約束。這些道德倫理與風俗習慣雖然不以公開文本的形式存在，但卻調整著廣大鄉民的行為方式。因此，在構建鄉村數字治理體系過程中需要不斷調適國家制訂的各項法律、法規、規則等正式制度與鄉村社會內部自發形成的道德觀念、倫理規范、鄉規民約等非正式制度之間的張力，不可簡單地將法治凌駕于德治之上，出臺危及鄉村禮俗秩序的法律條文。第二，強調以鄉情鄉愁與不求利益回報的互幫、互助、互惠為主要精神紐帶的深厚情誼的重要性。在鄉土社會，村民之間的情感互助，自古就是鄉村社會的傳統。鄉土社會內生的深厚情誼包含了和睦、友愛、共生、共存的價值取向，因此需要將鄉土情誼置于鄉村數字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從而更好地回應數字治理過程中的鄉土性內涵。第三，強調鄉土禮俗文化的教化作用。作為中國文化體系的根源文化，鄉村文化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與文化是互為因果的“互根”關系，人創造了文化，同時也是文化的產物［32］。中國的每一個鄉村都有其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都蘊含著當地濃厚的風土人情與民情風貌，且對村民有著耳濡目染的熏陶與教化作用。如果數字技術能夠注意吸納與激發這些鄉村內生的文化傳統，就一定能夠更好地將自身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融進鄉村社會內生的禮俗秩序之中［33］。

（二）強化基層黨組織引領責任與村級組織力量，激活鄉村自治活力

技術是人類社會建構與塑造的產物，技術的發展受到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制約。因此，鄉村數字治理不能盲目地追求快捷、方便、高效的數字化發展目標，而是應該根據鄉村禮俗社會的實際情況，適時地轉換并完善鄉村禮俗社會中以人情禮俗秩序為主要紐帶的治理結構。然而，政府技術治理體制本質上依舊是官僚科層體制，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容易將村級自治體制納入自身的科層體制當中，從而消解村級自治。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基層黨組織充分發揮其政治功能與組織優勢來激活鄉村社會的內生動力，克服政府官僚科層制的弊端，重新塑造與數字技術治理和諧發展相適配的社會生態。

1.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引領功能

以多樣化黨建活動的政治性與宣傳教育的儀式感激發基層黨員干部參與鄉村數字治理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并且通過對黨員、村級組織與村民在思想與組織上的引導教育，激活其公共精神，在此基礎上，不斷調適鄉村數字治理中可能出現的觀念差異與行動分歧。其次，落實基層黨組織引領鄉村數字治理的主體責任。主體責任的落實并非坐在辦公室、動動筆桿子就能實現，基層黨組織必須引領基層干部經常深入基層，通過深度訪談、座談會等方式，廣泛了解鄉情村情民情，實事求是地對鄉村數字治理實踐進程中出現的難點與痛點問題進行準確把握、統籌推動與持續監督，時刻關注與防范“形象工程”“表面數字化”“數字迷信”等形式主義的產生。與此同時，還要對鄉村事務類型進行有效劃分，積極引導政府部門與村級組織對鄉村事務進行權責界定，村級組織能夠自行解決的鄉村事務就全權交給村級組織自己辦，村級組織無法有效解決的事務方可提交給政府部門來辦。這樣既能保留村級組織自治的權利，又能保證鄉村事務的妥善處理。最后，發揮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優勢?；鶎狱h組織要充分運用空間統合功能實現多元主體的跨部門、跨體系、跨區域的治理協同，克服鄉村數字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治理“碎片化”“技術懸浮”和“信息孤島”等問題［34］。

2.強化村級組織力量

在注重人情禮俗的鄉村社會，政府往往不是處理鄉村事務的最優主體，而內生于鄉村的村級組織恰是處理鄉村事務的最優主體。原因在于鄉村治理受人情往來、熟人網絡等鄉土性特征影響，村干部在治理過程中往往依賴人情關系來達到治理目的。因此，鄉村數字治理需要強化村級組織的數字治理力量。一方面，提高村級組織的數字素養與數字技能。通過向社會購買培訓服務的方式，邀請社會專業人士專家顧問定期定點下鄉為村級組織提供全方位的培訓，確保村級組織能夠熟練運用數字技能，以擴大自身獨立解決鄉村事務的范圍。另一方面，村級組織要充分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熟練掌握地方性鄉土知識與熟知鄉村社會關系，理清村民之間的關系淵源與狀態，這樣才能做到心中有數，找到解決問題的最優解。

（三）塑造“以人民為中心”的智慧鄉村倫理規范，規避倫理風險

面對數字技術給鄉村帶來巨大變革的現實，塑造“以人民為中心”的智慧鄉村倫理規范對規避風險具有關鍵意義。

1.建立以安全與責任為主導的倫理規范框架

如前所論，在鄉村數字治理中，數字技術的日益滲透，有可能會給鄉村帶來數據安全隱患而導致村民隱私信息泄露，損害村民人身與財產方面的安全，進而影響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要堅持以安全與責任為導向，構建完整的安全與責任體系，明確鄉村地區的數據安全責任界定和分攤機制。首先，掌握數據資源的多方主體，要有“數據安全”和“道德安全”的觀念，要構建一套完整的、縱橫結合的鄉村地區的安全監控系統，確保同地區和不同地區的法律、政策的有效銜接，確保鄉村地區的信息安全，構建鄉村“信息安全”生態圈，打造鄉村數據安全生態共同體。此外，在推動數字道德準則體系建設進程中，要完善隱私機制與監管機制，對于鄉村數據安全監管不力的責任主體，要以合理、有效、透明的法律法規為依據，落實問責制，明確責任歸屬。其次，不斷加強村民的數據保密意識。通過開展數據安全事故案例預警教育活動和網絡攻擊和防御演習，提高村民對網絡空間重大安全隱患或風險的認識；通過鄉村新媒體、課堂講授、大字海報等豐富的形式向村民宣傳網絡安全知識，培養數據安全文化，降低村民數據隱私泄露的風險。最后，對于竊取、泄露、販賣村民隱私數據的不法無德分子，要予以嚴厲懲處并做好后續的彌補工作，挽回村民的損失。

2.打破“數字藩籬”，推動鄉村老年人融入數字社會

首先，要對相關的應用和程序進行適老化與便捷化的技術改造，這是鄉村老年人融入數字社會的基本前提。適老化是指數字應用要根據鄉村老年人的身體情況、心理狀態以及興趣愛好等特點進行更新與優化。便捷化是指鄉村老年人能夠方便快捷地在數字應用與程序上獲取想要的信息并且分享觀點。數字技術的適老化與便捷化的目的都是要讓鄉村老年人能夠平等地享受數字技術帶來的數字紅利，重塑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一方面，在硬件升級方面，開發定制針對鄉村老年人的手機等互聯網終端設備，并且要對屏幕、字體字號、按鍵、視頻、音頻等手機構成要素進行全面優化與升級，以滿足鄉村老年人多樣化、差異化的學習需求。另一方面，在軟件開發方面，要著重針對鄉村老年人的“特殊群體”進行技術研發。技術研發要充分將鄉村失助、失依、失能、失智等“特殊群體”的需求納入其中。針對行動不便、聾啞以及文盲等群體，研發出智能化的聲音捕獲、圖像點擊、手勢掃描等控制軟件［35］，方便其融入鄉村數字社會當中，真正貫徹落實鄉村數字治理中“一個都不能少”的“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其次，加強鄉村老年人的數字教育，這是鄉村老年人持續融入數字社會的關鍵。一方面，鄉村老年人的數字教育要融入鄉土文化。鄉村老年人是受鄉土文化滋養最深的群體，鄉土文化的融入中能讓鄉村老年人獲得心靈上的歸宿感與生存上的依賴感。通過建立鄉土文化數字教育中心，營造對鄉村老年人群體的數字支持環境。另一方面，推進“反哺式”家庭教育。作為老年人的家人們，應該多抽出點時間來耐心地對老年人進行技術應用指導，多和老年人溝通介紹身邊的新事物。在自己最信任的家人們的宣傳教育下，老年人能在數字融入的文化反哺氛圍中較快學會相關的數字技術應用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