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驅動視域下世界級旅游城市評價體系及發展路徑研究

萬春花 張燕

[摘 要]創新驅動是旅游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研究以創新驅動為視角，以桂林為案例地，運用熵值法、標桿比較法與綜合評價法構建世界級旅游城市指標體系，并引入障礙度模型探尋桂林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制約因素。結果顯示：（1）與標桿值對比可知，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等級處于發展階段，未來進步空間較大，且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中諸多要素創新程度不均衡，相對差異較大;（2）2012-2021年桂林旅游發展水平呈“上升-下降-上升”的發展趨勢，2020年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城市文化創新、城市旅游創新、城市環境創新與城市生活創新上升趨勢明顯，而城市形象創新處于低位且呈持續下降的趨勢，表明城市旅游形象創新不足是制約桂林旅游創新發展水平的短板;（3）城市旅游創新和城市形象創新對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障礙度最大，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旅游總收入增長、旅游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貢獻度、旅游產品創新、萬人公共交通車輛擁有量、國際會議會展數量等是阻礙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主要因素?；谠u價結果，文章提出了相應的發展路徑及對策建議。

[關鍵詞]創新驅動;世界級旅游城市;發展路徑;桂林

[中圖分類號] F59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3784（2024）01-0080-13

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桂林，賦予桂林建設世界級旅游城市的重大使命。同年12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提出支持桂林等地建設世界級旅游城市，打造一批重點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自2012年《桂林國際旅游勝地建設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起，桂林旅游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旅游工作創新不斷，“十三五”期末，桂林國際旅游勝地基本建成，為建成世界級旅游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桂林地處欠發達地區，自身綜合實力相對較弱，經濟內生動力不足，旅游新業態發育較為緩慢、城市發展質量有待提高、高品質的服務設施和公共空間缺乏、創新動力不足等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短板。因此，在新時代發展背景下，桂林亟須跳出資源驅動的老路子，向創新驅動轉變，提升格調品位，升級傳統旅游業態、創新產品、創新服務方式，營造主客共享的城市公共空間，努力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

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黨的十九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丁笆奈濉甭糜螛I發展規劃》將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十四五”旅游業發展的重點任務，標志著我國旅游發展方式發生了重大調整，即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發展階段，面對國內外旅游業發展態勢，以及旅游業面臨的資源與市場不對等、投入與產出不相符的困境，如何通過創新驅動持續增加要素有效供給，是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重要課題。為此，本文從創新驅動的視角切入，以桂林為案例地，構建世界級旅游城市指標體系，評價和衡量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實況，以找出桂林旅游業發展的短板，為推進桂林旅游城市的創新驅動發展，提升桂林未來旅游城市建設水平提供參考。

1 研究綜述

1.1 世界級旅游城市

世界級旅游城市作為新時代文旅產業發展和城市更新升級的新命題，其理論研究和建設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現有前期研究基礎多來源于世界城市[1-2]、全球城市[3]、世界旅游城市[4]、國際旅游城市[5-6]的相關成果。通過梳理發現，國內外關于世界級旅游城市研究，大致可以分為4類：一是概念探討，但依然沒有達成普遍的共識。Ashworth等認為世界級旅游城市是在全球范圍內依賴于旅游的城市，例如威尼斯或巴斯[7];宋金平等認為，世界級旅游城市具有世界性和旅游城市的屬性，但并非兩者簡單相加[8]。二是特征研究，主要是為評價體系研究奠定基礎。例如，Edwards等提出便利互聯機場、優質旅游服務、多樣化住宿設施和各種娛樂選項是世界級旅游城市的特征[9];Alastair等總結出門戶、影響力、影響性、都會性、公認性等世界旅游城市的5個基本特征[10]。三是評價體系相關研究。學者和專業機構基于不同視角在世界旅游城市相關指標體系的構建上積極嘗試，但尚未形成權威、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如專業機構發布的《旅行與旅游業競爭力指數》《世界旅游城市發展指數》，前者以國家和地區為評價對象，其指標體系側重于對旅游目的地綜合環境因素的影響，后者可評價與比較全球范圍內不同城市的旅游發展水平和發展進程。Henderson探討了全球性城市與國際旅游業之間的關系，確定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社會支持、交通、預期壽命、社會自由等關鍵變量[11];李娜[5]和朱梅等[6]171 構建國際旅游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前者從國際旅游業發展水平、國際旅游保障體系和國際旅游環境3個維度構建，后者從城市旅游業國際競爭力體系和城市環境國際化支持力體系兩方面構建;于萍從地理學的視角，構建了包括旅游資源及吸引力指標、旅游基礎服務水平指標、旅游外圍服務指數、旅游通道特征指標以及旅游主體（游客）特征指標等在內的旅游城市世界性的指標評價體系[12];章杰寬構建了包含旅游宏觀經濟、旅游接待水平、城市旅游國際營銷、旅游人力資源、國際交流情況、公共設施、政府及居民支持力度、旅游資源吸引力和生態環境等9個維度的52個評價指標的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評價指標體系[13]118。與國外學者研究相比，國內學者對世界旅游城市的界定標準更高，強調旅游產業的突出貢獻和重要性。四是建設路徑研究。張凌云等[14]和魏士洲[15]通過北京與東京、紐約、倫敦、巴黎的對比，分析北京建設世界旅游城市的差距，進而提出提升策略。

綜 上可見，已有研究對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定義還有爭議且研究聚焦于評估體系研究。評估體系上缺乏從某個視角切入構建，多以經濟類、旅游類、酒店與會議類、文化類、交通類、環境類等綜合性指標構建為主[16];研究方法中也存在局限性，具體表現為獲得指標權重的方法多為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受專家的主觀影響較大，指標權重因專家團隊背景差異存在顯著不同，但在建設路徑研究方面，眾多學者認為，可行的路徑是：錨定一個“世界級旅游城市樣本群”加以對標。

1.2 創新驅動

廣義的創新驅動不僅包括科技創新，還包括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組織創新等方面[17]。在旅游領域，郭巒認為，“旅游創新”是服務于旅游產業發展的一切創新活動[18];黃成認為，創建國際旅游城市過程中要把創新作為發展新動力，重點推動戰略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營銷創新、體制創新等[19]。龐鐵堅認為，創新是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關鍵點[20]。從旅游創新要素來看，江金波等歸納出酒店業、餐飲業、景區、旅行社以及其他旅游要素創新是主要研究領域集中點[21]。從旅游創新評價研究來看，國內外開始從企業旅游創新研究轉向區域旅游創新研究。王毅等[22]614、江金波等[23]1753、張佳儀[24]68 基于“環境或基礎-投入-產出-效果或潛力”框架，構建創新人員及機構、旅游市場創新、經濟基礎、創新經費、知識產權等5個維度的區域旅游創新評價指標體系，測算區域旅游創新綜合發展水平以及協調發展水平。周成構建了旅游人才知識、科學技術、資源市場、管理機制、景區企業、環境績效等維度的區域旅游創新能力評價體系[25];從旅游驅動機制來看，田敏等從需求、供給、營銷和扶持4個方面構成了鄉村文化旅游發展的驅動機制[26]。劉佳等構建由技術創新主導，由基礎設施輻射、城市化集聚、經濟帶動誘發，由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環境管制、創新引領驅動的我國沿海地區旅游產業綠色創新效率空間分異演化的形成機制框架[27]?？梢?，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要素創新、區域旅游創新能力評價研究，旅游驅動機制研究較少。區域旅游創新能力評價上缺乏非技術創新的研究，多偏重技術創新研究，展開以科研投入和知識產權為指標的旅游業創新測量，因而缺乏評估旅游創新能力的普適性。但研究方法從質性研究轉變為以構建評測模型為主的量化研究。

由上可知，國內外學者及專職機構在對世界級旅游城市與旅游創新能力的評價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城市是推動創新發展的重要載體，創新驅動作為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內生增長動力，兩者相結合的研究成果甚少?；诖?，本文擬從創新驅動的視角出發，以桂林為例，運用熵值法對指標進行賦權構建世界級旅游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借助標桿對比分析與綜合評價分析檢驗桂林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差距，并引入障礙度模型對影響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障礙因素進行分析診斷，旨在找出桂林在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中存在的問題，明確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方向，并提出建設與提升策略。

2 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評價體系構建

2.1 分析框架

世界級旅游城市為旅游城市發展的高端形態，在旅游休閑度假、文化傳播、人類居住、國家品牌形象塑造等方面具有廣泛的全球影響力、吸引力、輻射范圍，同時也是世界性旅游生產要素聚集和調控配置的戰略管理中心[28]66。創新驅動是一種綜合創新，是產業創新、科技創新、產品創新、制度創新、戰略創新和文化創新所發生的綜合協同作用[29]。宋瑞認為創新驅動是中國旅游的必然選擇，中國旅游發展的驅動就必須轉到創新上來，轉變到提升效率、質量、品質上來[30]。據此，結合陳伍香[28]66 對世界級旅游城市定位的認識和創新驅動內涵，本文認為：城市文化創新是世界級旅游城市創新的驅動原動力，包括文化資源豐度、文化藝術氛圍和文化創新績效，是旅游城市文化輻射力增強的體現;城市旅游創新是驅動方式，通過漸進式、建構式創新，促進旅游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包括旅游產業升級、產業科技研發和產業深度融合;城市環境創新是驅動基礎，通過完善城市設施和生態環境，優化城市公共空間質量;城市生活創新是驅動方向，是居民獲得感和幸福感增強的表現;城市形象創新是驅動成果，是城市旅游影響力擴大的重要體現（圖1）。

2.2 評價指標體系

依據科學性與可采集性相結合、簡明性與可比性相結合、特色指標與通用指標相結合原則，基于以上建構的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分析框架及內涵，本文通過參考眾多文獻，并結合桂林旅游發展現狀，提煉對應指標，構建出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評價體系（表1）。其中，城市文化創新，用歷史傳統和文化遺產代表文化資源豐度，公共文化場館和公共圖書館藏書量代表文化藝術氛圍，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代表文化創新績效;城市旅游創新，從旅游業績競爭力和旅游產品創新兩方面來反映旅游產業提升，從旅游專業研究和產業科技創新投入兩方面來反映產業科技研發水平，從旅游與文化、智能技術、中醫藥健康的融合程度來反映產業深度融合情況;城市環境創新，從交通體系、旅游設施、旅游住宿體系、餐飲體系、日常購物場所、設施創新等維度來反映城市設施完善程度，從城市環境質量、城市綠化狀況、城市環境規制、城市綠色專利申請量來反映生態環境美化情況;城市生活創新，從經濟發展和城鄉區域協調來反映居民共享共富，從健康水平、公共醫療服務和安全來反映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形象創新，城市形象宣傳和游客滿意度方面已形成慣常指標，采用可量化且認可度較高的指標作為三級指標。

2.3 評價過程

2.3.1 指標權重的確定

由于世界級旅游城市前期研究基礎使用主觀賦權法的研究方法較多，受專家的主觀影響較大，故文章采用客觀的熵值法賦予指標權重，與其他方法相比較，熵值法具有減少指標間信息重疊、克服人為確定權重的主觀性等優點，是一種比較綜合、全面、客觀的測評方法[38]。其算式與計算步驟參考文獻[39]52，最終得到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指標權重（表1）。

2.3.2 綜合評價的計算

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與標桿值對比分析得到的綜合得分，本文先借鑒章杰寬的方法[13]122，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采取線性加權計算，其算式為：

2012-2021年桂林旅游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計算步驟如下：（1）極差法對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2）借鑒文獻[40]對指標權重的處理[40]1285，計算各二級指標、一級指標以及最終綜合得分F'。F、F'的區間在[0，1]。通過相關查閱文獻并考慮中國旅游型城市發展現狀，綜合評價標準如下：（0.75，1]，成熟階段;（0.5，0.75]，發展階段;（0.3，0.5]，參與階段;（0，0.3]，探索階段。

2.3.3 障礙度模型分析

系統的協調發展是系統內部的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從而形成由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過程[41]?？梢?，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建設與其內部的各要素也存在密切關系。為診斷制約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主要因素，為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提供定量依據，文章借鑒相關研究[36]169，引入障礙度模型。該模型通過引入3個指標實現上述目的，分別是：因子貢獻度Uj，代表三級指標在總指標中的權重;指標偏離度Ij，代表三級指標與總目標之間的差距;障礙度Mj、Nj、Mj 代表三級指標的障礙度，Nj 代表一級指標的障礙度。其算式為：

2.4 標桿值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北京與上海的平均值、已有文獻的參考值作為標桿值，基于以下考慮：（1）相較于國外世界級旅游城市，國內世界級旅游城市的數據收集難度較小、數據口徑較為統一且數據完整性較好。（2）2016年起，權威評價機構世界旅游城市聯合會（WTCF）每年發布《世界旅游城市發展報告》，根據其公布的2019年世界旅游城市發展排行榜綜合排行前10名城市中，北京與上海的綜合排名分別位列第5和第9，是除香港以外我國排名最高的兩個城市。（3）北京、上海與桂林均為中國首批對外開放的旅游城市，自改革開放以來，北京、上海在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設中成效顯著。（4）參考目前學界基本達成共識的相關指標體系[6]172-173，[13]118-119。

數據來源于相關機構或部門官方網站公布的《統計公報》《廣西統計年鑒》《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廣西科技統計數據》等統計資料、規劃與報告。對于指標缺失數據，本文采用均值插補法與平均增長率的方法進行補充。

3 結果與分析

3.1 世界級旅游城市標桿值對比分析

經過測算，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綜合評價結果為0.688 1，等級處于發展階段，未來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需全方位提升。從總體上來看，三級指標標準化得分參差不齊，體現了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中諸多要素創新程度的不均衡，相對差異較大（表2）。

3.1.1 城市文化創新分析

桂林百萬人擁有歷史文化名村名鎮（C2，1分）及博物館、文化館及藝術館（C3，1分）數量標準化得分超過了標桿值，但百萬人擁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1，0.235 5分）、公共圖書館藏書（C4，0.3229分）數量、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C5，0.326 3分）的得分均較低，表明桂林文化資源內涵與文化表達場所存在聯動性不足的現象，文化資源的利用不足，導致桂林文化產業創新鏈條縱向延伸能力與創新活力受到約束，進一步制約了文化產業創新發展質量。

3.1.2 城市旅游創新分析

在旅游產業提升方面，桂林旅游總收入增長率（C6，1分）、旅游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貢獻度（C7，1分）、入境過夜游客人均停留天數（C8，0.771 4分）、旅游景區和度假區品質（C10，0.769 2分）及旅游產品創新指數（C12，0.889 0分）較高，但品牌景區影響力（C9，0.32分）、全域旅游發展水平（C11，0.4444分）得分均不高，說明目前桂林旅游經濟成就已非常突出，在旅游景區品質和旅游產品創新有保證的情況下，品牌網絡影響力和全域旅游發展效應未能顯著提升;在產業科技研發方面，桂林旅游產業科技創新投入（C13，0.926 8分）、學術研究（C14，1分）成績顯著;在產業深度融合方面，桂林旅游與文化產業（C15，0.771 2分）、夜間文化（C16，0.784 9分）、智能技術（C17，1分）、中醫藥健康（C18，1分）融合程度高。綜合來看，桂林旅游品牌景區創新發展除自身品質以外，還需品牌整合、品牌運營與品牌保護等方面的漸進式創新來推動。且桂林核心區域與周邊及稍遠縣域的合作創新耦合度不高，造成多數到桂林的游客僅游覽核心區域而忽略周邊縣域，亟須進一步優化桂林全域合作創新的旅游發展格局，共享創新擴散的積極效應，提高創新效率。

3.1.3 城市環境創新分析

桂林的城市設施有待完善，主要體現在國際航線數量（C19，0.7分）、公交服務能力（C20，0.333 3分）、購物場所（C26，0.336 8分）等方面;同時在生態環境方面也有待提升，主要表現在人均公園綠地面積（C28，0.610 5 分）和萬人綠色專利申請量（C30，0.116 7分）。這綜合反映目前桂林旅游創新發展承載力需依靠交通和購物場所等基礎設施來支撐，同時綠色環境創新格局未形成的局面，導致城市公共空間質量提升緩慢及創新發展要素集聚能力衰減。如何通過優化城市設施的供給結構和生態供給，強化創新要素流動，推動城市環境創新發展，真正把桂林建成主客共享的現代化城市新空間，需要重點思考。

3.1.4 城市生活創新分析

在居民生活幸福感方面，桂林在健康水平（C34，0.967 8分）、公共醫療服務（C35，0.906 0分）與交通安全（C36，1分）方面貢獻顯著;在居民共享共富方面，雖然桂林城鄉收入差距（C33，1分）小，但存在著相應問題，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C31，0.328 4分）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C32，0.604 1分）的得分均不高，緣于桂林鄉村旅游創新發展并日益成熟，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鎮化水平低，旅游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表現出縮減作用，但旅游發展難以反哺經濟社會發展，居民共同富裕的創新物質基礎弱[42]。

3.1.5 城市形象創新分析

桂林旅游發展過程中注重游客滿意度，從極高國內網絡輿情熱度（C40，1分）、較高國內游客滿意度（C41，0.810 7分）可知，但在城市形象宣傳上存在短板，主要體現在國際營銷創新效果（C37，0.507 9分）不明顯、國際會議會展數量（C38，0.250分）不多。這說明桂林尚未形成創新化、國際明星化的旅游形象，導致入境旅游流規模小，且其在國際營銷創新等方面后勁不足，陷入惡性循環。

3.2 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旅游發展水平分析

本文進一步對桂林旅游發展水平進行分析，以探究其旅游發展演變特征和趨勢。運用綜合評價法對2012-2021年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旅游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圖2）?？傮w來看，桂林旅游發展水平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趨勢，即2012-2014年處于大幅上升狀態，2015-2016年處于大幅下降階段，2017-2021年處于上升階段，且2020年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對應5個維度的發展水平而言，城市文化創新、城市旅游創新、城市環境創新與城市生活創新上升趨勢明顯，而城市形象創新始終處于低位且呈持續下降趨勢，表明桂林旅游形象長期缺乏創新，對旅游發展產生累積性的負面影響，進而難以驅動整體的質量提升。

城市文化創新呈波動上升趨勢，2014-2016年呈現下降狀態，揭示出文化創新資源內涵建設不足及其與文化藝術氛圍的不協調創新發展問題，直到2017年逐漸回暖，2018年全域旅游發展時期達到頂峰。這段時期，桂林既持續開展“尋找桂林文化力量，挖掘桂林文化價值”歷史文化保護利用工程，又整合文化資源建成正陽東西巷、“一院兩館”、萬達廣場等文旅融合標志性項目，推動文化內核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升了城市的原動力效應。

城市旅游創新始終保持上升的趨勢，表明旅游產業的品質性、創新性與科技研發效應逐漸加深，且愈發重視多產創新融合發展。例如，桂林以“全域旅游”為契機，推進旅游高質量發展，秀峰區、灌陽縣、全州縣、臨桂區先后入選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并圍繞“大健康”推出“中醫藥特色服務+文旅”“康復療養+文旅”等創新融合發展模式。

城市環境創新呈平穩上升趨勢，表明隨著旅游的高質量發展，桂林基礎設施逐漸完備、綠色創新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效應逐漸釋放。如桂林啟動“旅游廁所建設提升實施方案”與“引進綠色公交”后，其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綠色發展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創新發展要素集聚能力顯著提升。但需注意的是：桂林國際運輸體系與住宿設施還不健全，導致潛在國際市場需求與現實優質供給的不平衡，進一步制約了桂林創新的國際化發展。

城市生活創新攀升顯著，表明桂林民生質量水平逐漸加強，居民的獲得感與幸福感逐漸上升。如桂林推動鄉村“形、實、魂”協同發展，形成桂林特色創新的鄉村振興之路，逐漸縮小城鄉、區域之間的貧富差距，以及《桂林市建設健康城市（2017—2020年）行動方案》出臺，桂林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進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增進民生福祉。

城市形象創新處于低位且有降低趨勢，城市創新開放合作格局尚未成型。桂林舉辦“兩會一節”、國際馬拉松賽、資源漂流世界杯等重大國際創新活動對桂林創新國際影響力有一定的提升力，但收效不大，城市國際形象對海外宣傳未達到相應水平，相反國內關注度與滿意度逐年上升，說明桂林區域開放合作創新與對外開放合作創新的不平衡。

3.3 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旅游發展障礙度分析

應用障礙度模型，對阻礙桂林旅游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行測度，一級指標障礙度值的動態演變如圖3所示，障礙度排名前八位的障礙因素如表3所示。

由圖3可知，城市旅游創新由2012-2020年的第一障礙因素下降為2021年的第三障礙因素，說明桂林旅游創新發展由“量”向“質”的轉化趨勢;城市形象創新由2012-2017年的第四障礙因素上升為2018-2020年的第二障礙因素，再上升為2021年的第一障礙因素，說明在旅游探索參與階段，城市形象宣傳和游客滿意度的平衡都要兼顧，引致桂林形象良性拉力效應相應較強，而后期的不平衡兼顧則引致外推效應;城市文化與環境創新的障礙度呈波動上升趨勢，也需重點關注;城市生活創新障礙度呈波動小幅度下降趨勢。

由表3可知，品牌景區數量（C9）、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和度假區數量（C10）、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區數量（C11）、旅游業R&D經費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C13）、百萬人擁有國家級夜間文化和旅游消費集聚區數量（C16）、旅游類在線平臺數量（C17）、百萬人擁有國家中醫藥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數量（C18）障礙度總體表現出波動上升趨勢，但到某個時間節點后突然下降不再成為障礙因子[43]，說明桂林旅游與相關產業的協調發展，產生了較為穩定的共生利益群體，推動了桂林旅游邁向更高質量發展階段。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C5）和國際會議會展數量（C38）障礙度呈現上升趨勢，反映了桂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較為滯后，以及對外交流平臺受到限制，制約城市創新開放合作格局的成型，束縛入境旅游對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桂林在旅游總收入增長（C6）、旅游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貢獻度（C7）、旅游產品創新（C12）、萬人公共交通車輛擁有量（C20）障礙度存在上升空間，且多來源于外部因素的制約，表明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則越會受到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形象宣傳等外部環境的影響，主要阻力因子呈現由內部資源優勢向外部環境協調轉化的過程[44]1932。由此可知，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建設應從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旅游總收入增長、旅游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貢獻度、旅游產品創新、萬人公共交通車輛擁有量、國際會議會展數量等方面采取措施。

4 結論與建議

4.1 研究結論

本文以創新驅動為視角，以桂林為案例地，運用熵值法、標桿比較法與綜合評價法構建世界級旅游城市指標體系，并引入障礙度模型探尋桂林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制約因素，得出以下結論：

（1）從標桿值對比分析來看，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等級處于發展階段，未來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且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在產業科技研發、產業深度融合、居民生活幸福感、游客滿意度等方面的創新水平已達到一定的水準，而文化資源豐度、文化藝術氛圍、文化創新績效、旅游產業提升、城市設施完善、生態環境優美、居民共享共富、城市形象宣傳等方面的創新程度還有待提升，表明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中諸多要素創新程度不均衡，相對差異較大。因此，桂林需要針對不同創新要素采取差異化管理，積極引導各要素關系呈良性發展，以求實現創新要素多元互動，以及區域間的創新要素均衡發展。

（2）從旅游發展水平分析來看，2012-2021年桂林旅游發展水平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趨勢，2020年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對5個維度的發展水平而言，城市文化創新、城市旅游創新、城市環境創新與城市生活創新上升趨勢明顯，而城市形象創新處于低位且呈持續下降的趨勢，主要由于城市形象的海外宣傳創新未達到相應水平和區域合作創新與對外開放合作創新的不平衡，對旅游發展產生累積性的負面影響，進而難以驅動整體的質量提升。在桂林未來發展與建設過程中：一方面應持續推進區域合作創新和對外開放合作創新以增進二者的適配性，促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廣領域的創新開放合作格局;另一方面，需塑造世界級城市品牌，創新城市形象營銷與展示渠道，穩步提升城市形象宣傳實效。

（3）從障礙度分析來看，城市旅游創新和城市形象創新對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障礙度最大，從具體指標上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旅游總收入增長、旅游業對地區生產總值綜合貢獻度、旅游產品創新、萬人公共交通車輛擁有量、國際會議會展數量是制約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建設的主要障礙因素。同時還發現，創新驅動視域下桂林旅游發展水平越高，則越會受到城市基礎設施、城市形象宣傳等外部環境的影響更大，主要阻力因子呈現由內部資源優勢向外部環境協調轉化的過程。對此，桂林需注意規避不利發展因素的影響，在新發展階段，著重提升城市文化創新、城市環境創新及城市生活創新水平，同時強化旅游與關聯業態融合創新，優化全域合作創新的旅游發展格局，推動旅游高質量發展。

4.2 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文化創新賦能，提升城市內涵。一是塑造創新文化形象。充分挖掘桂林歷史文化名村名城、民族傳統的文化底蘊，推動文化傳承創新，打造桂林文藝創作品牌和傳統藝術品牌，并打造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的“桂林樣板”，強化文化遺產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高文化軟實力;二是創新營造文化藝術氛圍。引入數字虛擬現實技術打造數字博物館、數字圖書館、數字文化館等文化展示載體，創新文化表達方式，創新打造新型公共文化空間，讓歷史文化和現代生活融為一體，實現永續傳承;三是深化文旅融合創新發展。依托歷史文化資源、文化遺產資源與特色民族風俗，將文化元素融入演藝、創意、節慶會展、動漫等產業，整合創新資源，打造文化特色鮮明的旅游休閑城市和街區，營造創新文化氛圍， 以及充分借助現代化科技創新發展的勢頭，推動5G文化旅游場景化創新發展，創造極致體驗新空間。

（2）產業創新驅動，推動旅游高質量發展。一是漸進式、建構式創新旅游吸引物。實施世界級、國家級旅游景區建設工程，著力提升桂林旅游品牌影響力，升級打造世界級山水旅游品牌、高品質旅游休閑度假品牌，形成“1+N ”山水旅游品牌集群。并培育一批地域文化鮮明、主題資源突出、度假產品齊備、文化底蘊深厚的世界級旅游吸引物，向世界游客講好“桂林故事”;二是創新發展“旅游+”和“+旅游”產業融合模式。牢固樹立“質量第一”“以質取勝”的思維，不斷挖掘和盤活潛在旅游資源，以融合創新為動力，強化旅游與健康、文化、科技、農業以及關聯業態融合創新，并進一步延伸旅游產業鏈、創造新價值、催生新業態，形成良性互動，從而產生新的競爭優勢;三是優化全域合作創新的旅游發展格局。強化桂林市城區核心地位，更好發揮陽朔縣對周邊的旅游創新輻射作用，構建“一帶四區”發展空間新格局，依托文化場館、高速公路、鐵路等構建“旅游三圈”，加強城市核心區域創新、桂林區域統籌創新以及“粵桂湘黔滇”之間的穩定合作創新格局，并積極探索適合彼此的合作創新模式，推動桂林全域旅游合作創新發展的穩定性和長效性。同時，優化數字格局下旅游的共生環境，合理配置區域間的旅游創新資源，促進區域間相關產業創新對旅游創新的支撐拉力效應[23]1759。

（3）優化基礎供給，提高城市環境創新。一是提升交通樞紐功能，強化創新要素流動。通過政策性措施提升桂林兩江國際機場航線輻射能力和通達能力，加快構建內外協同的鐵路網絡，完善區域內高速公路網絡布局，合理布局“快進慢游”的旅游交通系統，形成互聯互通、高效智能、綠色安全的現代化基礎設施網絡，提升創新要素流動的便捷度、幅度，加速創新擴散和溢出;二是完善旅游服務設施體系，增強城市創新發展要素集聚能力。以國際高端化、蘊含桂林特色鮮明文化、多元化等標準培育桂林高質量旅游住宿體系，以“吃在桂林”餐飲品牌、美食街區等創新手段不斷深化桂林餐飲體系的創新和完善，以主客共享理念完善城市日常購物場所，提高國際化接待水平，營造完善與便利的城市商業環境。再借助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增強創新發展要素集聚力，進而推動城市創新發展。

（4） 創新城市未來生活，創建主客共享新空間。一是推動文旅富民惠民，提高人民群眾幸福感。加快提升基層公共文化服務創新水平，積極引導公共文化場所常態化開展群眾文化普及活動，推進實施旅游景區免費開放日、旅游一卡通、電子消費券、旅游年卡等創新措施，讓人民群眾享受實惠，以及提升鄉村旅游的創新發展水平并賦能鄉村振興，實現人民共富;二是創新消費空間，塑造獨特的“山水城市”風貌。融合創新多元消費業態，激發地標性國際商圈、特色商業街區和夜間經濟聚集區的消費活力，營造高品質消費新空間，加快建成富有桂林特色的世界級旅游城市消費中心。同時，圍繞“山水城市”建設，創新融合城市與旅游功能，強化“城在景中、景在城中、城景交融”的城市特質，構建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新空間。

（5）形象營銷推廣創新，擴展國際影響力。一是加強區域創新協作和對外創新開放合作。桂林要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新時代西部大開發、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推動區域合作向縱深發展，積極融合全球創新網絡，促進創新資源集成，強化資源共享、客源互送，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廣領域的創新開放合作新格局;二是創新城市形象營銷與展示渠道。著眼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積極拓展國內國際客源市場，并在鞏固傳統媒體營銷的基礎上，創新多元化營銷渠道。同時，擴大開放創新服務的廣度和深度，強化城市形象推廣，提升桂林的世界影響力。依托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亞太旅游協會旅游趨勢與展望國際論壇、中國—東盟博覽會旅游展等品牌和資源世界漂流錦標賽、桂林馬拉松賽等國際賽事的輻射效應，促進城市形象宣傳路徑得到有效創新。

參考文獻

[1] 謝守紅，寧越敏.世界城市研究綜述[J].地理科學進展，2004（5）：56-66.

[2] 楊勃，王茂軍，王成.世界城市網絡研究的熱點變遷及主題判別：基于WOS數據庫的知識圖譜分析[J].人文地理，2019（5）：26-35.

[3] PARNREITER C.Global cities in Global CommodityChains：exploring the role of Mexico City i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J].Global Networks，2010（1）：35-53.

[4] MAITLAND R，NEWMAN P.World Tourism Cities：Developing Tourism Off the Beaten Track[J].Taylorand Francis，2014（5）：7-12.

[5] 李娜.國際旅游城市指標體系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6.

[6] 朱梅，魏向東.國際旅游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及應用研究[J].經濟地理，2011（1）：170-176.

[7] ASHWORTH G，PAGE S J.Urban tourism research：recent progress and current paradoxes[J].Tourismmanagement，2011，32（1）：1-15.

[8] 宋金平，于萍，王永明.世界旅游城市建設的理論與實踐[M].南京：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5：55-58.

[9] EDWARDS D，GRIFFIN T，HAYLLA B.Urbantourism research：developing anagenda[J].Annals oftourism research，2008，35（4）：1032-1052.

[10] ALASTAIR M，MAXIM C.World tourism cities asystematic approach to urban tourism[M].London：Routledge，2021，152-156.

[11] HENDERSON J.Transport and Tourism DestinationDevelopment：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J].Tourismand Hospitality Research，2017（3）：199-208.

[12] 于萍.旅游城市世界性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特區經濟，2017（9）：57-59.

[13] 章杰寬.桂林世界級旅游城市指標體系的構建與評價[J].旅游論壇，2021（5）：117-125.

[14] 張凌云，程璐.北京旅游業在建設世界城市中的優勢與不足：北京與巴黎等世界四大城市旅游發展差異比較[J].北京社會科學，2010（5）：41-50.

[15] 魏士洲.會展經濟發展對北京世界城市建設的影響研究[J].江蘇商論，2011（5）：113-116.

[16] 龐雪.世界旅游城市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應用研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22.

[17] 張霄宇，柴慧敏.國內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理論研究綜述[J].中共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3）：40-45.

[18] 郭巒.旅游創新的概念、特征和類型[J].商業研究，2011（12）：181-186.

[19] 黃成.景德鎮市創建國際旅游城市的對策研究[D].南昌：江西財經大學，2016.

[20] 劉倩.創新是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關鍵點[N].桂林日報，2021-12-02（01）.

[21] 江金波，唐金穩.國外旅游創新研究回顧與展望[J].經濟地理，2017（9）：215-224.

[22] 王毅，陳娛，陸玉麒，等.中國旅游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時空動態和驅動因素分析[J].地球信息科學學報，2017，19（5）：613-624.

[23] 江金波，唐金穩.珠江三角洲旅游創新的協調發展研究：基于二象對偶理論視角[J].地理研究，2018（9）：1751-1761.

[24] 張佳儀.中國旅游產業創新與IP發展研究[J].中國旅游評論，2020（3）：65-73.

[25] 周成.區域旅游創新研究：要素解構、能力評價與效率測度[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8.

[26] 田敏，劉曉燕.基于文化模式的鄉村旅游驅動機制及開發路徑探究[J].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14（5）：33-35.

[27] 劉佳，徐文強.碳排放約束下中國沿海地區旅游產業綠色創新效率時空分異與形成機制[J].資源開發與市場，2022（5）：538-545.

[28] 陳伍香.桂林打造世界級旅游城市的“四宜”模式構建與路徑優化[J].社會科學家，2023（1）：65-72.

[29] 任保平，郭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創新驅動機制[J].學術研究，2013（2）：69-75.

[30] 宋瑞.創新研究視角下的中國旅游發展[J].社會科學家，2022（6）：9-14.

[31] 蔣正峰，陳剛，尹濤.我國主要城市文化產業創新發展比較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21（18）：105-112.

[32] 閔祥曉.珠三角城市群視角的中山市文化旅游競爭力評價研究[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8（12）：49-54.

[33] 陳倩，程曉曼，高翔.高鐵建設與沿線企業發債成本[J].上海商學院學報，2021（1）：57-75.

[34] 段德忠，夏啟繁，張楊，高鑫.長江經濟帶環境創新的時空特征及其影響因素[J].地理科學，2021（7）：1158-1167.

[35] 胡豹，黃莉莉，許佳鳳.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成效評價與機制創新[J].浙江農業科學，2022（10）：2183-2188.

[36] 邵超峰，高俊麗，趙潤，等.基于SDGs及旅游競爭力指數的旅游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評估：以桂林市為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2（2）：162-176.

[37] 李琳，曾偉平.中國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時空演化及其影響因素[J].地理研究，2022（10）：2760-2776.

[38] 李紹平.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貴州省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水平測度及障礙因素分析[J].南方農機，2023（9）：93-99.

[39] 田少華，竇學誠，龔大鑫.甘肅鄉村振興與鄉村旅游耦合協調關系測度[J].科技與經濟，2022（1）：51-55.

[40] 王倩倩，孫夢陽，關海怡.親子旅游目的地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及實證研究：以珠海橫琴為例[J].資源開發與市場，2022（11）：1281-1286+1295.

[41] 趙書虹，白夢，阮夢枝，等.云南省旅游資源與生態安全協調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及障礙因子分析[J].地理科學，2021（3）：493-503.

[42] 張琦，曹蔚寧，延書寧.旅游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空間異質性：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權回歸模型（MGWR）[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112-123.

[43] 李秋雨，朱麟奇，王吉玉.全域旅游背景下吉林省旅游業-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協調性研究[J].地理科學，2020（6）：948-955.

[44] 張新成，高楠，王琳艷，李錦敬.紅色旅游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與培育路徑研究：以紅色旅游城市為例[J].干旱區地理，2022（6）：1927-1937.

[責任編輯：呂觀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