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演化博弈視角下鄉村旅游投資開發參與主體合作行為策略研究

沈國琪

[摘 要]工商資本參與地方鄉村旅游開發將有力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而投資方與地方基層政府、村集體達成良好的合作是鄉村旅游項目開發成功的關鍵。文章結合鄉村旅游項目開發中不同主體的有限理性，建構了工商資本、基層政府和村集體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浙江省安吉縣HSW 村為例進行仿真分析。研究顯示：工商資本、地方基層政府、村集體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個動態演化路徑達到均衡狀態，這些路徑對應不同主體各自的策略選擇;工商資本在進行“獨立經營”或“村企合作”的投資模式選擇時，對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的策略選擇的反應較快、演化路徑較敏感，而基層政府及村集體受其他主體影響較小，因而這兩者策略選擇時達到穩定狀態相對較緩慢，演化路徑比較平穩;由于“損失厭惡”心理及信任基礎不足，地方基層政府在選擇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積極支持”策略時需要更長時間，在制定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規范引導”策略時則比較迅速，因此工商資本在開發鄉村旅游項目時必須明確投資的長期性和階段性;鄉村旅游項目開發中地方基層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當工商資本選擇“獨立經營”時受地方基層政府“積極支持”策略的影響較小，而選擇“村企合作”策略時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因此工商資本選擇投資模式時必須考慮地方對投資模式的傾向性。文章最后從利益均衡、社區融入、風險控制等視角為工商資本順利進行鄉村旅游項目開發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工商資本;鄉村旅游投資;策略選擇;演化穩定;社會嵌入

[中圖分類號] F590.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3784（2024）01-0069-11

0 引言

旅游開發是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抓手，但隨著鄉村旅游的快速推進，投資不足逐漸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短板，因此如何吸引更多的工商資本進入鄉村旅游，變得非常關鍵。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以及各部委單獨或聯合出臺的關于促進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的文件中，都直接或間接地提出要調動工商資本，撬動和引導更多外部資源支持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而因為參與主體利益沖突以及風險預測和控制不足導致鄉村旅游投資項目嚴重虧損的情況逐漸增多，使得工商資本的進入顧慮重重。因此，在考慮投資規模、投資政策與環境等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探討鄉村旅游投資開發參與主體的策略選擇以及多方博弈策略演化的機理，分析演化穩定路徑，對于吸引更多工商資本進入鄉村旅游開發領域、保障項目規范運作、減少投入風險、促進鄉村旅游產業有序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關于農村休閑旅游項目投資的研究，學界主要從以下4個方面進行展開：

（1）關于鄉村旅游投資開發參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

研究重點是各市場主體以不同的身份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中因其訴求不同所引發的利益沖突。國外有學者通過對Malta地區的旅游發展與當地水土資源嚴重短缺而產生的矛盾開展了實證研究，提出管理者必須通過利益相關者間的相互協調來解決旅游發展中的矛盾[1-2]。也有學者認為，增加貧困人口平等參與旅游扶貧的機會，有利于促進鄉村旅游的持續性發展[3]。從受益主體視角來看，投資企業會把“誰投資誰受益”作為旅游開發的當然原則，因此產生了普通村民對鄉村發展控制力的喪失、利益分配打折扣等一系列問題[4-5]。在鄉村旅游中還存在“扶強不扶弱”的現象，這也是利益沖突的原因之一[6]。

（2）關于鄉村旅游投資風險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違法用地是鄉村旅游投資開發主要的風險源，投資者應從風險避免、風險減小、風險轉移、風險保持或接受等4個方面深入研究鄉村土地旅游化流轉的管理工具，以盡量降低投資的風險[7]。鄉村旅游投資開發與其他類型的投資一樣存在市場風險、管理風險、技術風險、政策風險、環境風險和金融風險等，投資者應該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以減少風險、增加營利的概率[8-9]。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鄉村旅游投資開發過程中，存在地方旅游接待過載的問題，這也導致了環境退化等現象的發生，地方政府應該幫助農戶充分認知生態風險，并采用技術手段監控，建立生態安全預警系統[10];同時對于基層政府而言，鄉村旅游快速發展中隱藏著認知偏差、投資和環境約束等風險制約，應該從強化政府預算約束、抑制投資沖動、強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來降低風險[11]。

（3）關于鄉村旅游投資開發模式的研究

從要素層面來看，通過完善鄉村旅游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和形成多產業融合的資源開發方式，可以實現區域內互動發展，從而促進旅游資源的合理開發[12]。另外，鄉村旅游開發也應從關心民生的角度出發，采取生態環境與旅游經濟相協調的開發模式[13]。從規劃角度來看，農村旅游資源應整體統一規劃、合理分類，引入“政府+市場”的配合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村集體”“政府+企業+農戶”“農戶自主經營”和“公司制”等4類農村旅游產品開發類型[14-15]。而“互聯網+”和傳統鄉村旅游業融合的新模式，讓各受益人群都能夠從中獲益，更關鍵的是，這個模式為我國的旅游業發展搭建起了一座綜合旅游信息系統，為我國更科學、更合理地規范和發展旅游業奠定了基石[16]。

（4）關于鄉村旅游投資主體博弈的研究

從合作博弈的視角出發，投資主體可以利用Shapley值法探討合作中利益分配的問題，得出超越Shapely值的合作博弈“宗系解”，從而為投資合作提供更好的利益分配模式[17];從演化博弈層面分析，應該重新界定鄉村旅游社區利益相關者，進而可以從動態的視角探討不同條件下各均衡點的穩定性以及不同利益主體的策略演化趨勢[18];也有學者通過分析演化博弈模型，發現政府補貼力度和成本分擔比例將影響主體策略選擇，進而影響博弈演化系統穩定[19];還有學者從各主體協調治理鄉村旅游發展機制等方面，對鄉村旅游系統多元利益主體博弈行為展開研究[20]。

通過文獻整理，筆者發現已有研究主要從鄉村旅游投資參與主體利益沖突、投資風險來源、投資策略選擇以及投資主體合作博弈等視角展開了探索，并分析了利益沖突原因和風險來源，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相互協調以及如何進行有序開發等建議，這對于剖析鄉村旅游多主體投資合作意義明顯。但是從研究視角來看，現有研究角度趨于宏觀，忽視了對工商資本投資鄉村旅游項目之前策略的選擇和地方基層政府、村集體戰略選擇適宜性的評估，進而忽視了投資方、地方基層政府、村集體三方利益訴求契合情況對鄉村旅游投資從“有意向”到真正落地的整體影響，對企業投資鄉村旅游發展無法起到有效的指導作用;同時，現有研究多數是主體兩兩之間雙方策略博弈，如村集體與投資方、投資方與基層政府、村集體與基層政府之間，鮮見三方主體決策行為互動下的利益演化博弈分析。本文嘗試利用演化博弈思維，構建三方利益博弈動態模型，分析鄉村旅游投資中工商資本、基層政府與村集體的策略行為選擇，并試圖解決以下問題：第一，為了讓工商資本從“有意向”到“真投資”，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的策略行為對工商資本決策存在哪些影響，其內在機理是什么。第二，基于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策略行為選擇，工商資本投資鄉村旅游項目時應從哪些方面來降低投資風險，考慮的主要因素應該有哪些。本研究有助于拓寬鄉村旅游投資研究視野，并為提升地方吸引鄉村旅游外來資本投入、提高鄉村旅游投資項目穩定性提供參考。

1 理論框架與研究假設

1.1 演化博弈理論

演化博弈與傳統博弈的區別在于：前者沒有參與方完全理性的必要假設，信息也無須完備[21-22]。在鄉村旅游投資項目中，由于利益關系，工商資本和當地基層政府、旅游地村集體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和對抗，同時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工商資本在進行鄉村旅游投資項目決策時，雖然可以根據當地基層政府和旅游地村委會的策略作出自己的選擇（可以選擇投資或不投資;若選擇投資，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投資等），但同時工商資本自己的戰略決策調整（選擇不同的投資方式）也可能改變其他兩方原先的行為策略，由此產生了一種動態循環，從而導致三方博弈演變過程的產生。因此，利用演化博弈方式研究鄉村旅游三方權益主體的博弈平衡策略，有較好的契合性。

1.2 投資參與主體界定

鄉村旅游建設項目的投入主體主要是工商資本、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

（1）工商資本進入鄉村旅游領域，其主要目的是為資本尋求出路，謀求綜合收益最大化，如擴展旅游市場、延伸產業鏈、搶占市場份額等。

（2）地方基層政府對鄉村旅游資源具有直接的擁有權，也是規則、標準的制定者，同時履行監督職能，其目標除經濟效益以外，在擔當地方利益的擁護者及規范的制定者時，其利益訴求還包含了創造就業機會、提升當地生態環境、改善農村的公共服務設施水平以及獲得投資方其他方面支持等。

（3）村集體是鄉村旅游資源的直接提供者，獲取租金回報、學習先進的運營管理技能、獲得較多的就業機會等是其基本利益訴求，以此提升本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

1.3 模型假設

鄉村旅游投資方的選擇會偏向旅游資源豐富、基礎設施相對較為完善且村集體渴望工商資本參與開發、周邊旅游消費市場較成熟的地方，這種投資方式除利益誘惑因素以外，還通常伴隨著當地政府部門的招攬和扶持。據此，在建立鄉村旅游資本的投入主體行為選擇博弈模型以前，作出相應的假設。

假設1：鄉村旅游投資者、地方基層政府和旅游地村委會（村集體的代言者），往往在有一定合作意向的基礎上，形成了博弈戰略。

假設2：三方博弈是有限理性主體之間的非對稱博弈，各博弈主體都有2種策略選擇的可能，且每個選擇都有一定的概率。

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選擇“積極支持”或“規范引導”，分別指地方政府在旅游項目開發活動過程中，所采取的減免稅收費等措施或實施環境、股權等規范約束。其中，選擇“積極支持”策略的概率為x（0≤x≤1），“規范引導”策略的概率為1-x。鄉村旅游投資方（工商資本）可以選擇“獨立經營”或者“村企合作”的模式，“獨立經營”主要指通過長期租賃旅游資源自主經營，“村企合作”則是工商資本通過資本投入、技術輸入、經營管理等方式，與旅游地村集體合作發展，共享收益，共同承擔經營風險。選取“獨立經營”模式的概率設定為y（0≤y≤1），“村企合作”策略的概率為1-y。旅游地村委會可以選用“長期租賃”的模式（此時工商資本采取獨立經營策略）和“村企合作”的模式，以達到收取租金或學習先進運營管理技能和就業的目的。選擇“長期租賃”模式的概率設定為z（0≤z≤1），“村企合作”策略選擇的概率為1-z。如圖1所示。

假設3：不同的模式收益也不同。三方不同模式下的收益函數如下：（1）地方基層政府開發鄉村旅游項目前來自稅收的基本收益為RG ，開發合作的機會成本設定為CG ，假如選擇“積極支持”政策，則要承擔相應稅收減免、貸款貼息等成本CG0 ;如果實施“規范引導”的策略，則可獲得一部分經濟利益（環境補償稅）RG0 。此外，在工商企業與村委會協商合作時，將地方基層政府取得的社會與生態環境效益設定為Ri（i 表示4種模式組合，i=1，2，3，4）。（2）工商資本需支付搜尋其他投資信息的成本費用Cci ，當選擇“獨立經營”模式時，工商資本按照投入后占地規模L 與km2 均收益r 獲得總收益;此時需要支付租金、人力、稅額以及日常經營流動資金等成本支出CE1 。當選擇“村企合作”模式時，工商資本的利潤分成為α，α∈[0，1];付出的投資CE2 。（3）旅游地村委會固定信息資料搜集花費為Cvi 。當采用“長期租賃”策略時，獲得的利益主要為土地租金收益RV ;當選擇“村企合作”時，收益為（1-α）*L *r。三方演化博弈收益函數的相關參數及含義具體見表1。

1.4 三方博弈收益矩陣構建

在條件假設下建立三方的收益矩陣，以三方行為組合（積極支持、獨立經營、長期租賃）來舉例說明，即當地基層政府采取“積極支持”政策、工商資本采取“獨立經營”模式、旅游地村集體（村“兩委”）采取“長期租賃”行為時，當地基層政府的收益函數是RG -CG0 -CG +R1;工商資本的收益函數是L *r-CE1 -RG -Cci -RV +CG0 ;旅游地村集體（村委會）的收益函數是RV -Cvi 。具體見表2。

2 研究方法

2.1 演化穩定策略探討

2.1.1 地方基層政府模式選擇的演化穩定策略探討假定地方基層政府采取“積極支持”行為時的平均預期收益為G1，采取“規范引導”行為時的平均預期收益為G2，平均預期收益為G12。則：

由上述（1）、（3）式可以得出，地方基層政府模式選擇的復制動態方程如下：

2.1.2 工商資本模式選擇演化穩定的策略探討

假定鄉村旅游投資企業采取“獨立經營”“村企合作”模式時的預期收益為E1、E2，平均預期收益為E12。則：

2.1.3 村集體模式選擇演化穩定策略探討

假定村集體選擇“長期租賃”“村企合作”模式時的平均預期收益為O1、O2，整體平均預期是O12。則有：

2.2 演化博弈均衡分析

2.2.1 演化博弈均衡點求解

鄉村旅游地所在基層政府部門、工商資本和鄉村旅游地村集體三方模式選擇決策的復制動態方程構成的三維動態系統如下：

設fi（i=1，2，3）=0，對上式進行求解運算后，得到E1（0，0，0），E2（1，0，0），E3（0，1，0），E4（0，0，1），E5（1，0，1），E6（1，1，0），E7（0，1，1），E8（1，1，1）等8個純策略均衡點。

2.2.2 均衡點的穩定性分析

基于李雅普諾夫穩定性理論，先建立雅可比矩陣，得出在所有純策略均衡位置變量的特征值大小，然后再通過正負來判斷在所有純策略均衡位置下是否為進化穩定點。分別對f1、f2 以及f3 求關于x、y 和z 的偏導，結合條件分析，得到E1（0，0，0）、E2（1，0，0）、E7（0，1，1）、E8（1，1，1）為模型的演化平衡點，所以只需要對這4個點進行數值探討。其中：

（1）平衡點E1（0，0，0）對應三方參與主體最終演化的行為組合是（規范引導、村企合作、村企合作），其動態演化最終的均衡狀態取決于其特征值λ1=R2 -R4 -CG0 -RG0 <0和λ2 =CE2 +RG +RG0 -rLα<0是否同時成立，即當工商資本與鄉村旅游地村集體在“村企合作”行為下，地方基層政府采取“規范引導”行為所獲得的收益與增加稅收獲得的收益總值超過采取“積極支持”行為所獲得的收益與減免稅費的差值，并且工商資本采取“村企合作”行為時的收益遠超地方基層政府在“規范引導”模式下所支出的費用時，無論參與三方最初選擇何種模式，最終必定演化為前面所述的平衡策略組合。

（2）平衡點E2（1，0，0）的演化行為組合為（積極支持、村企合作、村企合作），當地方基層政府在“規范引導”行為下獲取的收益總值不超過“積極支持”行為下獲取的收益總值，表現為λ1=R2-R4-CG0 -RG0 <0，且工商資本采取“村企合作”模式時的收益總值超過地方基層政府在“積極支持”行為下的總支出，表現為λ2=CE2 +RG +CG0 -rLα<0時，三方主體最終會演化成（積極支持、村企合作、村企合作）的行為結果。

（3）平衡點E7（0，1，1）的演化行為組合為（規范引導、獨立經營、長期租賃），如果地方基層政府采取“積極支持”行為所得到的收益總值沒有超過“規范引導”行為所得到的收益總值，表現為λ1=R2-R3-CG0-RG0 <0，且工商資本采取“獨立經營”行為時的總收益大于地方基層政府在“規范引導”行為下的總成本，即λ2=CE1 +RG +RV +RG0 -rL<0時，三方行為組合最終會演化為（規范引導、獨立經營、長期租賃）。

（4）平衡點E8（1，1，1）的演化行為組合是（積極支持、獨立經營、長期租賃），當地方基層政府采取“規范引導”行為得到的收益總值不超過“積極支持”行為帶來的總收益，表現為λ1=-R1+R3+CG0 +RG0 <0，并且工商資本采取“獨立經營”行為時帶來的收益總值超過地方基層政府在“積極支持”行為下的總支出，表現為λ2=CE1 +RG +RV -CG0 -rL<0時，三方的行為組合最后演化狀態為（積極支持、獨立經營、長期租賃）。

3 結果與分析

3.1 參數賦值

2020年4月，在浙江省安吉縣LF街道的積極支持策略下，浙江安吉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投資位于LF街道西北部的HSW 村，最后通過“村企合作”的模式，設置彈性收益分成比例（40% ～80%），成功打造了民宿聚集村落———小癮半日村。截至2020年12月，70余幢民宿已相繼開工建設，2021年10月開始對外運營，已成為該縣內最大的鄉村民宿集聚村落，是一個極佳的生態旅游項目。該項目從投資意向到投資執行，針對不同的投資規模、政策支持程度、收益分成比例等因素，投資方、LF街道、HSW 村集體經過多次博弈，最終達成投資合作，較為貼切地演繹了動態博弈演化到穩定策略形成的路徑，具有較好的典型性，這也是筆者選擇該案例進行演化博弈分析的主要原因。筆者利用對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走訪、調查所獲取的基本數據，并結合當前對鄉村旅游項目投資、投入的基本情況，對模型參數范圍內作出以下假定：項目基礎投資稅費收益為RG ∈[10，80]（萬元），地方基層政府在“積極支持”策略下對鄉村旅游項目投資稅收的減免額度為CG0 ∈[30，60]（萬元），在“規范引導”行為下增加的稅收為RG0 ∈[15，25]（萬元），旅游項目涉及地域范圍S=0.107km2，單位面積獲利r∈[15 000，45 000]（萬元/km2），村集體租賃土地租金收益RV ∈[45，105]（萬元/km2），企業利潤占比α∈[40%，80%]。在對模型參數選擇范圍基本確定的條件下，根據實際要求對主要參數作出如下選擇：各參數的最初值分別為CG0 =30，RG0 =30，α=0.4，S =0.107，r=30 000，CE1 =100，RV =550，RG =50，CG =50，Cvi =50，Cci =50。同時，將各行為可能性概率初值設定為0.5，結合MATLAB 軟件對其行為選擇的演化展開模擬仿真研究，分析鄉村旅游項目投資參與三方行為選擇的演化博弈路徑。

3.2 參與三方演化穩定狀態的二維演化路徑

在前述模型已有基本參數值固定的基礎上，根據地方基層政府、村集體不同政策供給，設定其他參數（自身收益、成本、收益分成比例等）。令R1=30，R2=30，R3=200，R4=1 000，CE2 =50，E1（0，0，0）的演化路徑如圖2（a）所示;令R1=200，R2=200，R3=30，R4=30，CE2 =50，E2（1，0，0）的演化路徑如圖2（b）所示;令R1=30，R2=30，R3=200，R4=200，CE2 =500，E7（0，1，1）的演化路徑如圖2（c）所示;令R1=200，R2=30，R3=30，R4=200，CE2 =500，E8（1，1，1）的演化路徑見圖2（d）。

如圖2（a）所示，鄉村旅游投資方“獨立經營”選擇的演化路線先升后降，開始時演變速率較慢，隨著地方政府與所在村集體向“規范引導”模式與“村企合作”模式的進一步發展，投資方行為調整的進度也越來越快，最終在t=0.03時達到了三方平衡狀態（規范引導、村企合作、村企合作）。這說明在發展初期，鄉村旅游地基層政府對安吉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的信任有待進一步提升，基于“損失厭惡”心理傾向，采取“規范引導”模式，安吉縣HSW 村村集體雖然著意于“村企合作”的模式，但“長期租賃”模式意愿下降并不顯著，可發現此時基層政府（LF街道）、HSW 村村委與安吉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之間并未建立起誠信伙伴關系。投資方基于擴大市場、快速收益等目的，進入安吉縣LF街道也趨向風險規避，進而采取“獨立經營”的模式;同時，由于地方的政策態度傾向對于投資方是否真正落實投資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地方基層政府一開始采取“規范引導”的模式，投資方可能會認為投資壁壘被提高，從而選擇“獨立經營”的方式，甚至會有放棄投資的可能性。

如圖2（b）所示，投資方的“獨立經營”模式的演化路線先升后降，但地方基層政府采取“積極支持”模式的可能性上升程度卻更小，此時呈現更長期的時間演化，即t=0.06時達成三方策略均衡（積極支持、村企合作、村企合作）。這是由于在發展初期，安吉半日鄉村文化娛樂有限公司就與HSW 村民率先進行了“村企合作”狀態的想法，但是由于旅游資源開發投資特點及旅游行業本身的弱質性極易造成投資項目運作失利，因此地方基層政府為規避風險，對于安吉半日文化休閑公司與HSW 村集體是否能夠長期穩定合作持觀望態度，伴隨著項目合作的不斷加深以及相互之間的持續了解，地方基層政府最終會采取“積極支持”的模式。

如圖2（c）所示，地方基層政府與投資方的演化路線在0.008≤t≤0.01內無限接近0和1，二者在達到平衡的時點具備一致性;而HSW 村集體的演化路線先是下降而后上升，并在0.01≤t≤0.03內實現三方穩定均衡組合（規范引導、獨立經營、長期租賃）。在發展初期，HSW 村集體可以基于對LF街道的信任背書而偏向于選擇“村企合作”策略，但隨著地方基層政府的“規范引導”策略與投資方的“獨立經營”策略逐漸達到均衡狀態，HSW 村集體在較短時間的博弈后會迅速轉向“長期租賃”的戰略，從而通過較長時間的發展獲得平衡。

如圖2（d）所示，投資方以“獨立經營”策略迅速達到均衡，HSW 村集體在經過短暫的“村企合作”意向后，迅速轉變策略并緊隨其后以“長期租賃”的戰略迅速實現了平衡，而當地基層政府也和村集體有著同樣的發展路徑，并經過了更長期的發展后才建立穩固的戰略平衡（積極支持、獨立運營、長期租賃）?？梢园l現，LF街道HSW 村民集體在發展初期，選擇“長期租賃”政策概率的減少幅度遠小于當地基層政府，并更快地實現均衡，這也代表了村民集體對半日村文化休閑企業戰略選擇的發展途徑更加靈活，反應也更加快捷;但由于地區基層政府作為鄉村旅游投資規則的制定者與實施者，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權衡可能產生的結果，使得當地基層政府達到戰略平衡狀態所需要的時間會更長。

3.3 共同參與主體演化穩定的三維演化路線

圖3是三方主體進行博弈行為選擇的三維演化路線圖。我們能夠發現，當地方基層政府LF街道、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HSW 村不同行為方案選擇x，y，z 的初始概率均為0.5時，三方主體將各自沿著4條路線朝著均衡點E1（0，0，0），E2（1，0，0），E7（0，1，1），E8（1，1，1）的方向發展。E1（0，0，0）點三方參與主體達到發展穩定狀態（規范引導、村企合作、村企合作）的時間較為一致，E7（0，1，1）點達到穩定狀態（規范引導、獨立經營、長期租賃）的時間也較為一致，而在E2（1，0，0）演化路徑上，當地方基層政府LF街道選擇“積極支持”行為的概率趨近于0.6時，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與HSW 村此時已經發展到趨同的穩定策略（村企合作、村企合作），而在E8（1，1，1）演化路徑上，當地方基層政府選擇“積極支持”行為的概率趨近0.6時，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與HSW 村已經達到各自的策略（獨立經營、長期租賃）。這就意味著，如果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在選用“獨立經營”戰略時，無須過多考慮地方基層政府部門策略選擇對其HSW 村鄉村旅游項目投資的影響，而在選用“村企合作”戰略時，必須兼顧地方基層政府選用“積極支持”戰略的概率大小，若地方基層政府部門選用“積極支持”戰略的概率較大，則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選用“村企合作”戰略時更能降低經營風險，使得安吉縣LF街道HSW 村的投資項目更有保障。

4 結論與對策

4.1 研究結論

本文構建了由工商資本、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三方主體參與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討了影響各主體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及其演化敏感度，并以浙江安吉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在安吉縣LF 街道HSW 村進行的鄉村旅游開發項目作為案例進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結論如下：

（1）基層政府、工商資本和鄉村旅游投資地村集體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個演化路徑可以達到均衡狀態，與演化路徑相對應，三方主體的策略選擇分別為（規范引導、村企合作、村企合作）（積極支持、村企合作、村企合作）（規范引導、獨立經營、長期租賃）（積極支持、獨立經營、長期租賃）;特征值能否同時滿足特定的條件以及復制動態方程的參數變動決定著模型動態演化的最終均衡狀態，即三方博弈均衡受工商資本的投資額度大小、平均收益程度、項目管理水平（成本等因素），基層政府支持力度大小，鄉村旅游項目所在村集體的收益分配占比等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

（2）以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為例進行的二維演化結果表明：工商資本無論選擇“獨立經營”還是“村企合作”，面對地方基層政府和村集體的不同選擇時變化反應較快，能夠快速達到穩定狀態，演化趨于敏感;而地方基層政府要達到均衡狀態則比較緩慢，演化路徑在3個參與主體中最為平穩，其選擇不同策略時受到工商資本與村集體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工商資本在鄉村旅游項目開發過程中若要降低風險，必須具備較高的市場感知靈敏度和快速反應能力。

（3）以半日村文化休閑有限公司為例進行的三維綜合演化結果表明：由于受“損失厭惡”等心理因素的影響，使得地方基層政府在選擇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積極支持”策略時會猶豫不決，但在選擇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規范引導”策略時顯得果斷而迅捷，這對于工商資本投入于鄉村旅游開發的前期博弈中自證投資的長期性和穩定性非常有必要;同時，由于風險規避的心理的存在，工商資本在選擇“村企合作”策略以及村集體在選擇“長期租賃”策略時均呈現猶豫不決狀態。當工商資本選擇“獨立經營”策略時，地方基層政府的“積極支持”策略對其影響甚小，而選擇“村企合作”策略時，地方基層政府“積極支持”策略對其影響很大，此時需要對地方基層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進行預研和預判。

4.2 對策建議

對如何使得工商資本在降低其投資風險的同時，又能順利進行鄉村旅游項目的開發，本研究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全面關注當地基層政府、村集體的收益預期，以達成三方協作共贏的總體目標。投資方在參與鄉村旅游項目開發的過程中要秉承合作共贏的理念，為當地鄉村旅游產業發展貢獻力量，讓地方基層政府與村集體通過旅游項目投資開發達到預期的經濟收益和社會效益。同時，在充分考慮當地基層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和村集體決策的基礎上，投資者在設定利潤分成比率時需要具備一定的彈性，盡量運用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和信息科技手段等來提高投資者在旅游發展項目中投資的利潤，并通過優化投資者的成本、利潤來調整三方的行為選擇。最后促使當地基層政府更偏向于選擇“積極支持”的策略行為。

（2）項目投資方應積極采取社會嵌入等渠道來獲取政府部門、村民集體等多方位的支持，并在較短期達到穩定均衡狀態。鄉村旅游開發投資項目的三方博弈主體之間能夠迅速達到平衡狀態是項目投資方減少風險的關鍵所在，而通過嵌入社區的手段與鄉村旅游項目社區構建起相對完善的社區聯盟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外來者劣勢”的局面，為鄉村旅游項目投資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礎。具體措施包括：一是投資方主動貫徹本土化運營策略，在材料采購、產品供給、員工招募等方面盡最大可能融入本土市場結構中，同時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就業機會，從而規避當地政府的“損失厭惡”心態，以此降低進軍本土市場的難度和政策風險;二是創新投資政策、整合旅游領域資金來源、積極借助自媒體等新聞媒介的傳播能力，提高投資者在當地的知名度;三是強化與當地政府部門和村集體、社區民眾的交流，借助公益活動等模式，適度回饋本地社區，減少參與壁壘，提高博弈三方決策速度與效率。

（3）完善風控預案，盡最大可能降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風險。投資方要建立健全企業風險警示制度、突發事件應對與處置制度，進一步增強企業異地化經營管理的風險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根據當地基層政府、村集體不同的行為選擇，及時準備各類預判與措施。同時，可通過向上一級政府部門咨詢，尋求指導，多渠道掌握有關信息資料，在公平、透明的原則下達成項目投資共識，在減少經營風險的同時建立利益共同體，迅速達到穩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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