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漢社會調查思想與實踐研究

閻 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注重實地社會調查。1948年,在中國社會和社會學面臨巨變前夕,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1891—1979年)在全面回顧與評價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時指出,盡管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有大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但只是在近20多年里(約指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才比較發達。也就是說,從清末至民國初年,在中國社會學的發展早期,“外來色彩”較為濃厚。經過相當的努力,才逐漸到了孫本文所指的“發達階段”,有了“相當的根抵”。其重要標志——被孫本文列為六個顯著特征中的第一個,即“注重實地調查與研究”;其第二個特征“注重本國資料的分析與引證”,同第一個密不可分、以它為前提[1]280-281。孫本文說,中國社會學者注重實地研究者“為數甚多”,其中最有貢獻者“當推陶孟和、陳達、李景漢三氏”,“三氏實為我國社會實地調查的前鋒?！盵1]223,276那么,從這三位社會學者的工作及貢獻來看,陶孟和資歷最老,他1914年從英國歸來,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在五四運動時期頗有影響。盡管他是最早在中國提倡社會調查的中國人,但并未親身參與實地調查,其主要角色是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領導者,先后主持了第一個社會調查專門機構——北平社會調查所和當時中國社會科學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陳達擔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致力于中國人口問題和勞工問題研究,抗戰時期在云南主持了中國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記工作,為中國的人口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陶孟和與陳達的工作得到過學術界高度認可,1948年均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與其他人相比,李景漢從事實地社會調查的時間長,從1924到1944年長達20年之久,被直接稱為“社會概況調查專家”[1]277。他參與的社會調查范圍廣,涉及城鄉社會、經濟、文化諸多方面。他也曾做過陶孟和、陳達的助手,例如,陶孟和的開拓性著作《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實際上就是李景漢帶著兩位女調查員搜集的一手材料[2]231-232;陳達在抗戰時期的云南主持人口普查與登記工作,也有李景漢的協助與付出。

對于李景漢的生平與學術貢獻,在中國社會學史的研究中是有所體現的[3-5]。近年來,學術界對李景漢的關注有所增加,如《李景漢文集》(2019)得以出版,也有學者從某些角度對其工作進行研究[6-8]。本文聚焦于李景漢的社會調查思想與實踐,主要參考的是,他本人在實地調查中記錄下來的總結、反思調查方法運用于中國社會時的種種經驗教訓;展現他面對厚重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政治經濟動蕩,試圖以社會調查這個“新工具”,為中國的社會改造和現代化“開路”的激情與決心,為社會調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艱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績;分析他對于調查技術背后的人文環境、調查與社會改造、救國救民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的思考;對其工作的貢獻、意義,以及在調查技術和倫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進行分析與評價。

一、社會調查之于中國社會的改造

什么是社會調查?李景漢(1894—1986年)曾對此作過定義。

“社會調查,是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調查社會的實際情況,用統計方法,整理搜集的材料,(包括制表繪圖,求得百分比,平均數等項)分析社會現象構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實真相,發見社會現象之因果關系(至相當程度時,即可將已經證明的事實關系歸納起來,作成定律)。然后根據調查之結果,研究計劃改善社會之方案(社會全體的,普遍的,或部分的特殊的)。再按照社會狀況,以適當的展覽宣傳的手續,喚起民眾,使覺悟關于彼等自身待決的利害問題,使他們更進一步自動的,及督促地方負責者,認真的,有效率的,實行擬定的方案,解決社會問題(一個問題或許多問題)?！盵2]11

這是一個當時通行的教科書式的定義,包括兩部分。一是指出社會調查的基本含義和做法,其要點在于,按照客觀、真實、系統、精確等科學標準,搜集關于社會現實狀況的材料,并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二是指出社會調查的目的和作用,一方面是為學理,或稱“求知識”,發現事實,尋求社會運行的規律;另一方面是“為實用”,根據調查結果制定社會改革的方案,宣傳、動員各界參與,共同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進步。社會調查,這個在今天看似平常無奇的研究方法,在100多年前的中國卻是新事物。在那個西學東漸的動蕩時代背景下,各種思想、學說、制度等紛紛登場,一代代知識人殫精竭慮,不斷提出新的思路、方法,為這個老大帝國走向新生出謀劃策。社會調查作為一個新的社會研究方法、改造社會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進入中國,為李景漢等一批學者所看重、被寄予了厚望。

從李景漢的背景和經歷來看,他生長在清末民初,受當時社會改良思想的影響,有民主意識;民族自尊心強,希望中國早日富強。他曾多次提到,他對社會調查產生濃厚的興趣,決心以此為終身志業,同其留學美國的經歷有關。在留學期間,他看到美國教授用西方完備的社會統計方法進行社會分析,資料扎實且有根有據,極具說服力;相比之下,中國在此方面卻非常薄弱匱乏。他希望能夠趕上去,于是下功夫接受相關專業訓練,并立志回國后從事這項事業[2]10,[9]。李景漢從1924年回國從事社會調查時,就與有識之士們一直在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各種知識和方法被介紹到中國來,社會學也位列其中。而他們所反思的是,經過數十年的向西方學習,盡管在制度與技術上采取各種改革措施,卻并未給中國帶來顯著的改變;甚至于,某些改革不但沒有從中獲益,反而深受其害、造成新的問題。李景漢認同這種立足于中國文化、分析性地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思路。他最初談到對社會調查的認識時,顯然受到了陶孟和的影響。他引述陶孟和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問題紛繁復雜,政治、經濟、教育等方方面面相互牽連,不可能輕易解決,而了解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凡事之解決,全視能否了解而定,能徹底了解,始可得到徹底解決之方法?！仨毾葘⒅袊鴨栴}各種情形徹底了解,然后可有支配研究解決之可能?！崩罹皾h認同陶孟和的“徹底了解”,而所謂的“徹底了解”,在他看來,指的就是社會調查。而且,這是了解社會問題的唯一途徑,“除實地調查社會狀況外,實無其他捷徑也?！薄敖袢罩袊鴨栴},欲謀根本解決,非先從社會調查入手不可。不然亦猶不察病源,而投藥也?！盵10]227-228

李景漢曾多次論述社會調查對于中國何其重要。那么,具體而言,社會調查能為中國問題的解決做些什么呢?李景漢先后列出了8～12條不等的理由[2]1-10,[10]227-230,280-285。對比他從1926—1933年發表的相關論著,檢視其內容的變化,可以說,最初的時候較為籠統空泛,主要是一般性原則。而當他積累了豐富的實地調查經驗以后,他的論述則更加充實,針對性也更強。因此,這里的分析以李景漢論著最后版本共10條為參考依據[2]1-10,將其所論述的社會調查對于中國的作用分為四個主要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及中西關系,現代國家的建設,社會問題的解決及公民意識的培養,社會學學科的發展。

(一)中國傳統文化及中西關系

李景漢強調中國社會的主體性與文化自覺意識,提出中西接觸以來,中國效仿西方的強國之道,在技術與制度方面進行過種種嘗試,但結果非但沒有轉弱為強,而是更糟。究其原因,是因為中西社會組織的性質與構成不同,歷史傳統、文化習俗也不同,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和社會組織都有其自身的特點與規律。當時為了能開出有效的“救國藥方”,對癥下藥,就需要深入、徹底地了解中國社會與文化,其途徑是運用社會調查,展開科學、系統的研究,對中國傳統進行清查,既要找出其優點、美德,又要對其缺點、弊病有所認識。對于前者,要設法保存,促其發展;對于后者,則要設法阻止其發展,甚至加以鏟除。他批評那些光喊口號,動不動就要“打倒”的行為,看著挺熱鬧,破壞性卻太強,而受罪的則是老百姓。我們需要做的是社會調查,這不是破壞而是建設;看看究竟哪些的確應該“打倒”,“打倒”的步驟如何。最重要的是,“打倒”以后是否有更好的來替代,否則先別著急“打倒”。

(二)現代國家的建設

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建設現代的國家,而要想成為現代國家,就必須在數字方面“有條理”,并實行有效的行政管理,這就要求對國家的基本要素如土地、人民、政事有清楚、準確的記錄。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說他6歲入小學時,中國的人口據估算是四萬萬(1)四萬萬即四億。。當時,“四萬萬同胞”的表達到處可見。他小學畢業時,仍然是四萬萬同胞。他中學畢業、大學畢業、從海外留學歸來,看到親屬中孫子輩兒的人所用的教科書里,中國人口竟然還是四萬萬。除了這官方數字以外,中國的海關、郵局等機構,以及中外學者等,也都提出不同的中國人口數字,比較一下,這些數字相差的竟然超過兩萬萬。連人口總數都如此,有關人口密度、性比例、年齡分布等人口基本資料就更缺乏了。關于土地,如耕地面積向來就沒有一個清楚可靠的數字,前后報告的數目,或從不同來源估計的數目,相互之間矛盾甚多。關于政事,政府機構缺乏系統的組織及規章,各種收入支出也欠缺清楚的賬目報告。而為了獲取這些基本數字,就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調查來搜集;通過社會調查,希望可以促進中國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

(三)社會問題的解決及公民意識的培養

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少,且不斷增加,很多是在急速的社會變遷中由于社會生活失調所導致的,許多制度或風俗習慣原來不是問題的卻成了問題,如民國以后,從前安定的家庭秩序因受到劇烈沖擊而產生各種矛盾,對其認識和解決都離不開社會調查。再如民眾的“貧、愚、弱、私”問題,其中的貧窮問題,究竟貧窮到何種程度?原因是什么?如何增加生產、提高生生活程度?只有做了社會調查,才能回答這些問題,進而提出改進措施。其中“愚”和“私”的問題,中國民眾生活封閉,知識簡單,文盲率高,迷信思想重;往往“自掃門前雪”,嚴重缺乏公共意識與合作精神。而在當時的歐美國家,舉行社會調查的一個通常做法,是將調查結果制成統計圖表,并以展覽的形式進行展出、宣傳,目的是讓民眾了解本地狀況,參與公共事務。李景漢提到,中國也可以采取這種做法,讓民眾更多地了解自身處境以及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產生改進地方社會的責任心和動力,以此來逐漸培養現代公民意識。

對于社會組織而言,社會調查可以幫助提高其工作效率和效益。例如,當時有很多組織機構都在開展貧民救濟工作,但往往各行其是,缺乏相互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導致有些貧民重復得到救濟,而另一些則完全得不到;多得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貧民,而真正窮的人卻不一定能得到救濟。如果各相關團體能夠聯合起來,舉行大規模有系統的調查,詳細、精確地了解有關貧民的信息,就可以進行分工合作,對于救濟工作作出全面的計劃與安排。更重要的是,在救濟貧民的同時,更要考慮貧窮的預防,做到標本兼治。同理,其他的天災人禍等問題,也應通過社會調查進行計劃和安排,防患于未然?？傊?社會調查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

(四)中國社會學學科的發展

社會調查是產生中國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中國社會學是自外面引進的,當時所用的社會學課本都是西方的,內容則是外國社會的材料,缺乏中國的材料。那么,中國的材料從哪里來?歷史資料往往是關于朝代興亡的記載,很少反映民間生活,即便有也是零碎且不可靠的,對于數字的記載尤其籠統而不精確?？h志本應是研究地方社會生活的好材料,但其實不然;其內容要么是關于所謂的先儒、烈女,要么是關于山川、歷史、軍事、災荒等,至于社會如何組織,人民如何生活,很少記載。而社會調查則不同,它注重搜集有關民眾現實生活狀況的詳細材料,供給社會學者研究所用,如此積累,才能逐步發展中國的社會學和社會科學。

李景漢對以上道理的闡述,極其淺顯直白,特別喜歡用各種比喻或成語來解釋問題。他最常用的比喻就是,社會調查就像診病治病,要找出國家衰弱的“病源”;若是病源找不到就病急亂投醫、胡亂開藥的話,不但不能對癥,反而會加重病情。當然,這也是當時社會調查論著中最常用的比喻。其他的比喻還有,社會調查就像做工程或進行一場戰役,行動之前都需要縝密地勘測、計劃等[11]46-47,[12]。李景漢還把中國比作古董機器,需要高水平的機械師仔細檢修,擦油泥,去銹滌污,重新潤油,才能順暢轉動;比作一個老大雜貨店,需要對其徹底清理,重新評估,審定其價值。概言之,不管是一個病體也好,還是古董機器或雜貨店也罷,都需要仔細檢查,而查驗所用的就是社會調查這個工具。若不調查就盲目行動,就會發生如有些成語所表達的：張冠李戴、削足適履、緣木求魚等嚴重錯誤。

從對李景漢論著的梳理與分析來看,他對于社會調查推崇備至,這個新工具可以既廣泛、又深入地認識中國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甚至可以達到治標兼治本。而社會調查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功效或“魔力”,就在于其科學性代表著一套全新的認知系統,與傳統認知系統完全不同。作為一種科學的研究工具,社會調查要求關注事實和真相,多用理智,盡量避免主觀的成見、偏見、情緒;破除迷信,基于事實斷定是非,增加主見與判斷力。運用此一工具,對于社會現象的反映,可從籠統、空泛到細致、精確的描述與分析;對于各種人物,從注重精英的豐功偉績,轉向關切普通民眾的現實生活。社會調查就是以科學方法對社會進行認識和有計劃的改造,是為建設新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具,是為中華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鋒。

二、應對調查文化與技術的本土性挑戰

在李景漢所描繪的理想愿景中,調查對于中國的社會改造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如此需要它,但在20世紀初期,社會調查在中國卻處于萌芽階段,研究者實施調查時常常會遭遇各種阻礙與挫折。就科學本身而言,社會調查的程序包括調查表的設計與發放,統計數字的搜集與分析,以及用數字和圖表來說明現實社會狀況。而社會調查能否順利進行,其結果的質量如何,不但取決于調查者對技術的掌握,還要看其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尤其取決于被調查者的態度與行為。正如李景漢所言,往往按照科學的抽樣方法選擇了調查對象,卻無法實施;即便勉強做了,后果可能更糟糕。

“……在大多數的中國農村社會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為你的調查而存在的。你所決定調查的某區,某村,某街或某家,往往多半不歡迎你的調查,也許根本不讓你調查,也許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叫你調查,但不跟你說實話。有時你以為表格填寫的整齊了,就以為成功了,其實都是謊話,不是事實。有的謊話可以從統計的結果發現出來,也有的無論如何看不出來。此后說不定有人根據你這似是而非的科學調查與分析,來應用到解決某種社會問題。這是多么誤引,多么危險!豈但是糟蹋所謂科學之方法而已,竟至可以誤國誤民?！盵2]自序

也就是說,科學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李景漢將當時的社會調查所遇到的困難列舉了16類共30個,而那么多的問題,其實最關鍵的就是人們不愿意接受社會調查。這原本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但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初期的中國,卻顯得格外突出。在人們的意識、態度、行為的背后,反映的是特定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濟狀況、社會結構、文化習俗等因素的作用。

那時,中國社會普遍對于社會調查缺乏了解,基礎性資料如政府統計薄弱且可靠性差,貨幣單位及度量衡不統一。再者,無論是公、私立機構還是民眾個人,往往出于趨利避害的考慮,都非常排斥社會調查。他們不愿參與,是恐怕付出了時間和精力,卻沒有直接的、可見的收益;不愿提供信息或資料,是怕于己不利,甚至有害。李景漢詳細地描述了民眾對待社會調查的心理狀態：在政治方面,局勢動蕩,政府強收苛捐雜稅、征兵拉夫,軍閥集團劫掠搶奪,都已成為家常便飯。人民飽受亂世之害,因此戒備心極重,早已學會了搪塞支應的技術,以防受害。在經濟方面,因為繳納捐稅時以戶口和地畝數為依據,當調查人口和地畝時,一般人的心理是盡量少報,農民甚至將之視為大禍臨頭,是不會配合、報告實數的。每村村長手里都有很詳細的全村地畝冊,卻只為本村辦公用,不輕易示人,尤其不讓縣政府知道本村地畝的確切數,以避免按地畝索要苛捐雜稅;而為應付外患起見,每村都另預備一本假地畝冊。在農戶層面,調查富人往往很難,他們怕上捐,怕露富,有時竟不承認小孩識字。調查貧戶時可以對其說些同情的話,以博取好感,但對方可能會認為,來訪者是要發放救濟物品的,往往夸大自己生活的困境,因此依然得不到真實情況。

在文化傳統方面,調查所受到的影響就更深了。中國的文字表達重修辭而輕準確性。文人寫文章喜歡用借喻的形容詞,長于言情而不適于說理,且有夸大其實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籠統、模糊的表達習慣極其普遍,簡直是其“第二種天性”[13]。尤其是對數字的“大概其”表達,如“來了好幾天了”“有幾百家”“一二百里路”等?；卮鹜瑪的肯嚓P的問題時,習慣用十進十退之整數,忽略其零數。在交往時態度敷衍,不直接表達,常常心口不一;注重面子,卻不重事實,不重是非。人們順天知命,安常守分,凡事采取一種消極被動、袖手旁觀的態度,缺乏同情心、公共心、團結力。以人口調查為例。民眾的迷信思想很重,各式各樣的禁忌,又加上利與害的權衡,把人口調查這個看似簡單的工作搞得難度極大。例如,人們不據實報人口或年齡。具體有：青年婦女往往不報或錯報年齡;老人往往以為將死之人無關緊要;中年男子怕與征兵派差有關,故意漏報;有人為了避富,不肯報家中長工;男孩視為寶貴,怕人知道生辰日期,擺鎮物陷害;女孩無足輕重,亦易忽略過去;孩子過多,母親不好意思說;女孩過多為不體面,都易遺漏;已婚之幼年男子有時隱瞞婚姻狀況。當詢問有關健康或疾病問題時,被調查者認為這“不吉利”,常?；卮穑骸芭瓮覀兊貌「墒裁?”凡此種種,都成為社會調查的嚴重障礙[2]29-35。

顯然,科學的社會調查在現實中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但李景漢并沒有更進一步解釋,這可能主要同傳統農民社會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狀態有關。對于調查時所遭遇的困難,他曾經引述自己的一個學生談到參加調查實習受挫后的感受。

“拿我本人來說,起初我并不知道我對于社會調查的態度如何。及至入到里面作了四個月的調查,感覺這種工作是干燥無味,原有濃厚的興趣減去不少。原來我以為借著社會調查可以了解平民生活狀況,那里想到我所要知道的事情從他們的談話里竟得不著甚么。他們不肯說實話,對于調查的人不歡迎。每次調查的結果只是疑問或謊言。他們的性情既愚且偽。與他們談話的結果真不夠我所犧牲光陰的代價。并且用同樣的問題表連續不斷的問了又問,所得的一切事實都是大同小異,好像是從一個模子搕出來的。我覺得這項工作實在單調。每次調查回校的時候我的全身疲倦,精神不快,我人生的意味都被他們的談話擄去了。他們可憐的生活老在我的腦子里盤旋不去。我覺得自己不宜,不佩(配),也實在沒有勇氣還繼續作社會調查了?！盵14]

李景漢以此為例說明,這個女大學生的調查經歷和感受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會同這個“聰明又熱心”的女學生一樣,最初對社會調查抱有熱情,特別是對于以此途徑來了解平民生活狀況,滿懷好奇與憧憬。然而,一旦參與進去很快就會遭遇挫折,因困難重重、現實與想象之間的落差之大難以承受而放棄。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而因為調查員的中途退卻使得調查無法完成,或者完成后結果不可靠、不能用的情況非常普遍,失敗的調查甚至占大多數[14-15]。李景漢談到,實地調查員的工作關系到調查的成敗,他(她)既要了解社會調查的意義和技術,還必需有待人接物的本領。中國的事情,其困難點往往不是對事的問題,而是對人的問題。因此,選擇實地調查員必須非常審慎[2]50-51。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資質才能勝任此項工作呢?他先后列出了20多條[2]49-58,[14](2)李景漢先后在不同的論著中列舉了16條和17條,大部分是相同或相似的,還有少數是不同的,這里都包括在內,以較模糊的“20多條”表述。。除了教育程度的要求,即最好是大學畢業生,修習過經濟、社會、倫理、統計、心理學等課程以外,還詳列有關相貌、性格氣質、為人處世的多項特質：相貌端正,語言清楚流暢,忠實,穩重,聰明敏捷,精細準確,對調查感興趣,有同情心,懂常識,通人情,謙遜,活潑,詼諧,辨別力,記憶力,忍耐力,等等。這里可以看到,李景漢所定調查員的標準之高,體現在：一是如此多面和全面的要求;二是在這些特性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恰好相反的,如忠實和聰明敏捷,穩重與活潑,受過高等教育同時又要懂常識、通人情,還要謙遜。他知道,有人會覺得這么多的條件未免過于苛刻,但他堅持自己的意見,因為他本人當過實地調查員,飽嘗過其中的辛苦,這些條件的必要性都是根據他自己的切身體會提出來的。的確如此,實地調查員的工作,決定了所搜集材料的質量。如果他們敷衍了事,得來的材料并非事實,那么,上一級的調查指導員、統計員即便有再高的分析技能,也是白費力氣[2]49-58。

李景漢本人就是能達到這些嚴苛條件的少數人之一,從他對每一個條件的解釋里,可以折射出他在調查中是如何做人行事的。而所謂“文如其人”,從他留下的大量文字的風格和內容,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所具有的性格氣質以及對待工作嚴肅認真的態度。親友們開玩笑似的贈給他的兩副對聯,也能從側面印證此點。一方面,他具有極強的耐心和毅力,肯于埋頭苦干,長期堅持同大量的極其單調枯燥的數字打交道,這生動地反映在一副朋友送給他的對聯中,上聯：一二三四五,下聯：六七八九十,橫批：加減乘除[16]95。另一方面,他樸素、務實;那接地氣的平民本色,使得他善于同各色人等打交道,能運用智慧和資源去克服、解決調查中的各種難題或障礙。另一副對聯,則是他在做人力車夫調查時,友人看見他——一個留過洋的人天天和那些“齷齪粗魯的下流社會”混在一起,感到非常不解,于是送了一副對聯調侃他：談笑無鴻儒,往來有白丁[2]自序,[17]。而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究其直接的個人原因,是他對社會調查看得很重,有一種使命感,甚至提到了“信仰”的高度。

“現在談民治主義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幾位曾到三萬萬農民里去實地調查的呢?講社會主義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幾位曾經詳細剖解民眾內容,專心研究工人現狀的呢?我以為若要徹底的補救社會,斷不能憑借任何一種舶來品的什么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在乎赤條條的事實,在乎煩瑣復雜的事實,在乎用長時間和忍耐心換來的事實的調查。我是信仰社會調查的?！盵17]

另一個讓他數十年如一日投身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對于調查所感到的強烈的興趣。調查是他的職業,是他的志愿,也是他的娛樂——也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因生病不能做調查時,他感到非常痛苦;調查順利時,他覺得快樂,但僅將之看作特例,反而將所遇到的障礙看作常態。困難令他的精神更加奮發,興趣大增;他以能夠設法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為樂,以失敗為暫時未解之謎。調查中所發現的一些新鮮事,能滿足他的好奇心;已經知道的,他則想了解得更加徹底。這樣濃厚的興趣,再加上對其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工作能直接或間接地增加人類幸福,這在趣味上又加了功德,使得他覺得特別有意義[2]54-55。

如此說來,李景漢就是為調查而生、而活的一個人。他更加幸運一點是,從客觀條件來看,他也趕上了好時機,先后加入數個有志于中國社會研究和改造的群體或機構,得到有資源、有活力的人士或組織的支持和幫助,1928年以前,是甘博以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等;1928年夏天,他加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定縣試驗區的工作,搬到定縣翟城村,開始了一段參與社會調查與農村改造相融合的試驗。

三、定縣調查：一個社會調查與農村改造相融合的試驗

李景漢加入平教會并擔任社會調查部主任后,他的調查工作完全轉到了農村。在平教會這個極有活力的組織中,他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有利條件,用他自己的話說,要認真地做社會調查,在定縣的機會比中國任何鄉村都好[18]。

應當說,在李景漢到達之前,平教會和定縣的發展就都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定縣是中國當時1 900余縣中的一個,人口近40萬,約等于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定縣作為一個農業區域,人民的職業以務農為主,那里農民的生活代表了中國北方農民的基本生活狀況。而平教會之所以選擇定縣,除了其在華北農村中有代表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素有模范縣之名,距城東30里的翟城村也久有模范村之稱。有一些熱心而開明的鄉紳和縣官,自清末民初開始,就共同推動農村生活的改進,在教育、移風易俗、鑿井造林、救濟貧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20]。另一方面,平教會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在總干事晏陽初的領導下,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其平民識字工作已經開展數年,在全國各地城鄉有不少地區性組織。晏陽初意識到,中國的文盲大部分在鄉村,于是就將工作的重點放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平教會與定縣的初步合作始于1924年,并于1926年決定在定縣設立“華北試驗區”(3)“試驗”和“實驗”,當時的用法不統一。本文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試驗”。。平教會在定縣的工作,大大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平民識字教育,其宏大目標就是晏陽初提出的“民族再造”,即針對民眾的“愚、貧、弱、私”四個基本問題而實行教育和改造工作,主張“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從而在文化、經濟、衛生、道德及政治等方面謀求改造與建設。同時,教育不能僅著眼于個人,更要關注個人所處的社會生活環境。因此,四大教育實施的方式有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種;三者結合,綜合治理。平教會所立下的志向,是以十年的試驗工作,建立一套以縣為單位的教育與建設之原則、方法、技術與制度,再推行到全國[21-22],[23]785-814。

定縣試驗的一大特色是將科學研究與農村改造相結合。將整個縣當作一個活的“研究室”,以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以全縣人民的生活為研究材料,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定縣實驗的目標是要在農民生活里去探索問題,運用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與公民教育的工作,以完成農民所需要的教育與農村的基本建設。而一切的教育工作與社會建設必須有事實的根據,才能根據事實規劃實際方案。因此本會對于定縣的實驗最先注意的就是社會調查。要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實地調查定縣一切社會情況,使我們對于農民生活農村社會的一般的與特殊的事實與問題有充分的了解與明了的認識。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為有事實根據的設施?！盵23]晏序

李景漢認同晏陽初的主張,把社會調查作為試驗工作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要“在實際生活里研究試驗,在民間生活里找出生活的缺憾,尋求具體的方案。具體的方案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而事實的根據必須以實際社會調查的結果為材料?！盵23]序言這個理念體現在試驗區的組織機構安排上,由四個部組成,其中三個為農民教育部、普及農業科學部、普及家庭科學部,還有一個就是鄉村社會調查部。調查部下面分為普通調查、農民調查、農業經濟調查三個股[24]10-13。在李景漢到達之前,調查部由曾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的農學專家馮銳主持。馮銳根據自己在廣東、江蘇、直隸、山西等省的鄉村調查的經驗,編成《鄉村社會調查大綱》,在定縣實施[25]。李景漢初到定縣時擔任馮銳的助手,參與調查部的工作。1929年以后,馮銳因故離開,改由李景漢擔任調查部主任,主持調查工作。

定縣的調查與試驗工作相結合。一方面,先著手開展小范圍的試驗,以試驗工作為調查的先導。先從識字教育和生計教育開始,識字教育即給青年農民開辦識字班,生計教育則教給農民簡單的農業技術知識。當人們跟平教會的工作人員相熟,且得到了實際利益,知道他們不是要害自己而是作好事的,慢慢打消了戒備心,信任感逐漸增加[18,26]。另外,平教會識字班的一批批畢業生也成為調查工作的支持者。如此,社會調查工作才由非正式的、局部的、簡單的,漸變為正式的、普遍的、精細的[2]46-47。另一方面,調查工作是試驗及其推廣的基礎,有很強的“為實用”特征;其目的是為改進農村社會,圍繞著“愚、貧、弱、私”四種現象搜集材料,進行分析,探尋形成原因并試下結論,供給各相關部門在計劃和推行工作時作為參考依據。當某個部門需要某種材料時,就會通知調查部進行調查[26]。定縣調查的展開,正是依據實際工作部門的需求順序,由小及大,由易而難。首先做的是一般性的調查,包括定縣的歷史、地理、縣政府組織、賦稅、風俗習慣等。然后在所劃定的包括翟城村在內的東亭62村(61村+1鎮)為定縣試驗的第一“社會鄉區”范圍,進行以村為單位的62村的人口、教育、娛樂、宗教、衛生、生活程度、經濟等概況調查。1929年,平教會的辦公地點從翟城村搬到定縣縣城的貢院,次年定縣試驗區正式成立,自此以全縣為試驗范圍,調查的范圍也隨之擴大到全縣。先舉行各村概況調查,包括每村戶口、村中領袖、學?，F狀、文盲人數,種地畝數、農產物種類、男女職業、集市情形,醫藥狀況等項。進而舉行專項調查,如縣內各村的土地分配調查和家庭手工業調查,以及選樣的按戶人口調查(人口抽樣調查)、家庭生活費調查等項。1932年秋季,選擇縣內第一區的東部及第三區的西北部為研究區,包括61村,而以其中的高頭村為研究村,調查的范圍則集中于此區,包括區內經濟狀況調查與家庭衛生調查等[23]序言。這樣,定縣的試驗工作,就依據調查結果,制定出長、中、短期的詳細工作計劃,然后根據計劃進行小范圍的研究試驗,取得實際經驗后,再在大范圍內推廣。

對于調查者而言,能否取得被調查者的信任和支持,是社會調查成敗的關鍵。李景漢所主持的平教會社會調查部,以試驗工作打開了農戶的大門,成為定縣調查的一大便利條件。即便如此,這也絕不意味著調查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個輕而易舉之事。在這個過程中,尤其當調查某些專題時,仍然需要做艱苦的努力和付出。李景漢以及平教會的工作人員抱著與農民打成一片、生活農民化的決心和耐心,努力跨越科學與現實、調查者與被調查者、階層之間的鴻溝[27]。而這主要涉及到調查文化與技術兩個方面,可以歸納成三個特點。

一是注重宣傳工作。為調查做宣傳的主要形式,有演講、漫畫、標語、游藝會等,目的是用形象化、有趣味的方式,同被調查者做充分的溝通,盡量使對方了解、理解調查的目的和意義。在調查前,先召集地方領袖開會,如相關機構負責人、村長及村佐、鄉紳等,向他們解釋社會調查的重要性。為了使對方能明白,運用了許多淺顯的道理和比喻。例如,對什么是“社會”所做的解釋：一群人在一個地方一塊生活,彼此交往或幫忙,你有時候來看我,我有時候去看你。對于“調查”的解釋：就是考察、訪問,遇到不大明白的事情,要向人“打聽打聽”,問個水落石出,知根知底。所用的成語或比喻包括,對癥下藥、削足適履、張冠李戴、知難行易,商店記賬簿,工程師畫圖樣,軍事偵察,照相,生物解剖等,生動地說明調查的作用[2]40-41。再召集村民大會,以組織游藝會的方式進行,在會上唱話匣子(留聲機)、放映電影以及做各種有趣的游戲,這樣的活動一般全村男女老少都會去參加。在會上,平教會調查人員則適時與村莊領袖一起,向村民們解釋即將舉行的調查,消除他們的疑慮。再者,由于平教會在定縣的調查和試驗是一種長期不斷的工作,在調查的過程中,調查者仍然要注意宣傳試驗工作的宗旨及計劃,以便后期再舉行調查時,能得到村民們的幫助與配合[28]14。

二是充分利用鄉村社會分層的特點實施調查。當時的鄉村社會可以分為兩個群體：一是少數權力、財富或知識精英,如村長、村佐,鄉紳,小學教員,有經驗的農夫,規模較大的店鋪主等;二是普通民眾。前者在調查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以村為單位的概況調查中,這些人作為“知情人”就是調查對象;而在以農戶為單位的詳細調查中,引領民眾參與調查,起到示范或擔保作用,還可以協助核實、糾正某些不實信息。做法則要看具體情況而定,如調查者到村里后可以先去小學校,因教員同為教育界人士,較易溝通,且村中領袖之子弟通常都是教員的學生,可借此關系介紹引見。若去拜訪村長時,說明來意,要恭維他、拉近乎,如稱呼“老哥”等。有時村長不見,不承認自己是村長,給假戶口冊及假地畝冊等。有的村中分為兩派,各管村之一部分,調查員則需要與各派首領分頭接洽。調查農戶時,最好請村長、村佐或閭鄰長等一同前往農戶家打招呼[2]57-58。在進行農村工商業調查時,要先調查有影響力的大商店,其余小商號見到,便會接受調查。

三是調查技術與策略的靈活運用。以人口調查為例,人口資料是一個社會的基礎性資料,但在當時,官方的統計與實際情況相差很大?？h政府記載的每村戶數一般都少于實際戶數,有少至一半者;反之,選舉議員或遇災荒放賑時,每村所報戶數又多于實際戶數。那么,調查者要摸清人口的真實狀況,就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首先,為了盡可能地打消被調查者的顧慮,并對其表示一種平等和尊重的態度,在調查表格的設計與填寫上,將“戶口調查表”改為“拜訪鄉村人家談話表”;將“調查”改為“拜訪”;將“調查員”改稱“拜訪者”,回答人為“賜教者”。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運用靈活的策略或技巧,以應對調查中可能遇到的各種瞞報、漏報、錯報的情況。例如,年齡問題。人口調查和統計要求遵照統計標準,且能同其他國家的人口資料做比較,但在中國要搞清楚年齡并非易事,因為人們依照傳統習俗一般講虛歲;或者可能不記得自己的歲數而瞎報;有時還愿意把自己的歲數往整數上說,二十三、四歲的人報25歲,二十八、九歲的人則報30歲。為了搞清準確的實足年齡,就需要了解出生月、日問題,但很多人不記得準確日期,就會回答說自己是雞打鳴的時候生的,或是在某一個廟會時生的。還有人懷疑,詢問生日是要擺八卦陣害他們,因此不肯告訴調查員。針對這些問題所采用的辦法有：先問年齡,再問屬相,然后問何月何日的生日,以此三者推算其準確年齡。更有效的是,向被調查家庭里的老太太詢問,她們多半會記得家中每個人的生日。又如,調查家庭中孩子的數目之困難。普通農民不把小孩子當人,因此小孩子的數目容易遺漏,尤其是經常把最小的孩子忘記不報。應對辦法包括：調查員進農家院子時,應該注意院子里繩子上晾著的小孩衣服,如果多的話小孩子就會多,要多加注意。調查時農家的小孩都喜歡站在旁邊看熱鬧。這時調查員就可以問小孩子有幾個兄弟姐妹,與正式調查時的答案相互印證。注意家庭中的婦女數目,尤其是中年婦女數目,也是一種確定小孩子數目的參考[2]61,63,[29]31-34。

從定縣案例可以看出,定縣調查最大的特色是被調查者的接受與配合,這一方面得益于其同試驗工作的融合,使得民眾因得利而支持平教會的調查;與此同時,也體現了將科學的調查技術靈活運用在特定的鄉村社會文化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成果。

四、小結與討論

本文論述了李景漢的社會調查思想與實踐,可以看出,李景漢作為一位中國早期社會調查專家,其調查經歷、思想及實踐,的確具有代表性。他為中國的社會調查事業所做出的貢獻,極其突出,主要體現在理念和實踐兩個層面。

在理念上,李景漢對于社會調查是寄予了厚望的,認定它在中國的社會改造、走向現代化過程中起著基礎性作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社會調查的確如此。這一科學的認識工具,在當時就是以數字統計來更精細地表現社會現實,并以此分析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這同中國傳統文人的治學方式迥異,是對其“讀經”傳統的背離與超越,是從書齋走向了“實地”。它也是從對精英階層的關注到對廣大民眾日常生活關注的一種轉向。作為民國初建時期的新型知識人,李景漢一反既往“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空談,深入民間,與民眾打成一片,真切地關心其疾苦,為改善其生活處境而耗費心血。也正是基于如此深的認同感和責任感,他才能耐心而持久地堅持不懈,竭力克服調查中的重重障礙?？梢哉f,他對社會調查是一見傾心,對其興趣和熱情從此保持了終生。盡管中年以后因為社會環境的變故而被迫中斷,但當環境短暫寬松而調查被允許時,他立刻就展開了行動[30]。20世紀80年代,環境終于“解凍”,社會調查的價值再次得到認可,此時他已屆高齡,卻依然初心不改,表達了參與調查的渴望以及無法親身前往的遺憾和無奈[10]600。

在實踐層面,從李景漢的調查經歷可以看出,社會調查很不簡單,它遠遠超出科學和技術的范疇,所受到的社會環境影響之強,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初期,歷史傳統、政治經濟狀況、社會結構、文化習俗等各種因素,都對它起到幾乎是決定性的影響。在大環境不利的條件下,李景漢盡其所能,抓住社會調查的關鍵點,即如何處理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是挑選和訓練既懂調查技術又通人情世故的調查員;另一方面是要對被調查者下大功夫。尤其是定縣的工作,以平教會組織及其試驗工作為支撐,獲得調查對象的信任和配合;并以較為靈活而實用的策略,利用鄉村社會及家庭結構的特點,有效地實施社會調查。也就是說,李景漢及其同事們在調查文化與技術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貢獻,功不可沒。

但毋庸諱言的是,在那個現代科學和現代社會的發軔期,由于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李景漢的工作也是存在著問題、有某些局限性的。本文主要討論三點。

一是對于社會調查認識的局限性。他過于看重科學在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認為“社會調查完全是用客觀的方法研究社會現象。調查者必須不為一己的成見所拘,不參以各人的感情或主觀的玄想,要立于任何主義之外,以科學的態度搜集事實。這才稱得起是忠實的社會調查”[14]。而且,他認為只有以社會調查為工具,才能“徹底地”改造社會。這種“科學至上”和認為社會可以“徹底”改造的觀點太絕對,且理想色彩也過于濃厚。當然,不單單李景漢有如此認識,這在當時的社會學者中是一種普遍看法,也可算作那個特定時代的印記[5]49-53。

二是社會調查的抽樣和代表性問題。李景漢曾經按照當時通行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教科書,列舉了社會調查的三個類型：個案研究法,選樣(抽樣)調查,全體調查[2]13-20。其中的個案法在當時特為社會工作界所用,全體調查的方法主要用于人口普查。而一般來說,社會調查就會涉及到如何選樣及其代表性問題。在選樣的問題上,盡管他進一步列舉了“機會或任意的選擇”“間隔選擇”等四種抽樣方法,并討論了各自的“代表性”問題,但這樣的討論僅限于紙上?？疾炱涓鞣N調查報告,很少有采用了具有代表性的科學的抽樣方法。例如,我們發現,在他早期所主持或參與的調查中有三種情況。一是沒有說明抽樣方法,如人力車夫調查,如何從幾萬名車夫中選擇調查對象,不得而知。他只是提到曾混跡于車夫當中,在大街小巷與其談話,車夫休息場所、車廠、車夫家庭都走遍了[2]自序。二是可以看作是“理論+便利”抽樣方法,如做物價調查時,先選擇若干種基本物品,再在售賣這些物品的店鋪中拿到舊賬本記錄,進行計算。再如研究勞工工資時,選擇瓦匠和木匠代表技術工人,同他們一起做活的小工則代表非技術工人,以行會記錄及某些木廠的賬本為依據進行計算與分析[31-32]。三是他所提到的“撞遇法”,如1926年指導學生在北京郊區做鄉村調查時,以“撞遇法”所調查的農戶分別占三個村的全體農戶的1/4,7/10,1/9不等[33]56-57。后來在定縣調查時,再次使用“撞遇法”,如1928年冬天,做62村文盲與識字人數的調查,以“撞遇法”從一萬戶農家中調查500戶,即每村戶數的5%[23]235。然而,兩次調查均未說明如何操作。能否按照字面理解,即遇見誰,誰愿意接受,就訪談誰,不得而知。

定縣調查并非一次調查,而是包括多年之內的數十次調查,題目、范圍、單位等各不相同。這些調查最主要的分類,是概況調查和詳細調查兩種(4)此外,還有記賬式的生活費調查和物價調查等,但限于篇幅,本文不涉及。。前者一般以村為單位,調查范圍較大,有的甚至包括全縣的453個行政村;后者指以家為單位的挨戶調查,多由各家家主及家主的兄弟回答問題[29]16-23。這兩類調查無論是哪一種,在涉及抽樣問題時,除了“撞遇法”以及多次用“理論+便利”抽樣以外,只有一次提到按比例抽樣,即在62村人口調查時,先估計調查范圍內大、中、小農戶數目及其百分比,然后依照相關比例在62村內分配調查的農戶數目[23]127,但這次的比例抽樣究竟采用“機會”或“間隔”的選樣,還是其他什么方式,未見說明。當然,如前所述,李景漢曾表達過,在調查中采用具有科學性的抽樣方法,在當時的中國是行不通的。然而,社會調查中的選樣及其代表性是一個基本問題。那些被調查者同未獲選者相比,是否具有某種特征,進而導致調查結果的某種系統性誤差,這些重要問題都是需要考慮的,卻并未成為他的關注點。

三是調查倫理問題。李景漢有著樸素的調查倫理意識,即尊重調查對象,他曾講“寧可不調查,也不傷民眾的感情”[2]46。然而,即便以此為大原則,在實施調查的過程中仍然涉及到一些倫理問題。本文僅討論二點。一是調查對象的知情權問題。定縣調查的一大特色,甚至是優勢,就在于調查與試驗相融合,得到當地人的接受與配合,調查得以進行。在工作中,調查員的角色是雙重的,在做調查員的同時參與平教會的其他工作。以“撞遇法”做的調查,就是讓平民學校的指導員去各村視察平民學校時攜帶調查表進行的。調查員也會以平民教育或農業推廣員的名義去工作。而且,當時有一個共同的認識,要用偵察的方式去做調查,即最好不要讓對方知道是來調查的。甚至不要拿出調查表來,就用談話的形式進行,將談話內容記在腦中,之后再填寫表格,并認為這種調查盡管是一種估計,但與事實不會相差太遠。若有必要,再向村長、村佐、學校教員或村中其他領袖詢問[24]170-175,[29]17。那么,我們就會想到,被調查者是否有知情權?平教會的工作人員扮演試驗和調查雙重角色,對調查的影響如何?二是本地調查員問題。當時的一線調查員主要是雇傭本地人,這其實也是有利有弊,利弊互見的。在“利”的方面,如與調查對象口音相同,熟悉當地風俗,可以減輕被調查者的懷疑;有本地的“關系”,可獲得某些難得的材料。但“弊”其實也不小,如他們極熟悉本地的情形,對于研究者認為有價值的材料,他們卻覺得平常而不搜集;有些問題他們自認為能回答,便不去做調查,而根據自己的經驗填寫[29]4-5,28-29。再有,擔任調查員的一般為青年或普通平民,他們更有可能會因顧及面子而不肯或不敢得罪人而影響調查,如在調查長輩或大戶時可能會有障礙[34]?？傊?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