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影響：效應、機制與政策選擇

宋美喆 胡丕吉

內容提要：國地稅合并是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具有深遠影響。文章基于城市面板數據，運用雙重差分法實證檢驗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影響效應和機制。研究發現，國地稅合并有助于抑制要素市場分割，提高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在稅務人員素質高、改革前財政壓力大、數字經濟發達的城市，這種積極效應會更加明顯。國地稅合并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和削弱稅收競爭兩條路徑抑制要素市場分割。最后，文章從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提高稅務人員的專業素質，應用“數字+稅務”融合，構建智慧稅務生態體系，改進地方官員績效評價體系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國地稅合并；要素市場一體化；稅收征管；營商環境；稅收競爭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1280（2024）01-0024-10

一、引言

2022年4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明確要求“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而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核心就在于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打破行政壁壘和市場分割，讓要素在超大規模市場中實現充分流動。稅收征管作為稅收政策與征稽力度的集中體現，不僅影響地方財政收入規模，還對企業和個人的市場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由于我國在稅制初始設計時給地方稅務部門預留了巨大的“征管空間”和自由裁量權（高培勇，2006），稅收征管受外來干擾較為嚴重。比如，某些地方出于招商引資、GDP考核甚至權力尋租等動機，通過稅收優惠、少計稅基、虛報稅收減免條件等方式放松稅收征管；而另一些地方則由于財政拮據、入不敷出，采取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措施征收“過頭稅”，導致稅源監管亂象紛呈。在經濟上行期，中央轉移支付較為充分、稅基穩定增長，稅收征管矛盾尚不突出，甚至一定程度可能形成區域間降稅減負競爭。但在經濟下行期，由于財政收入增長乏力，地方政府巨債壓頭，征管體制的內在缺陷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就會明顯放大。特別是，因地方稅務部門自由裁量權過大，可征可不征的灰色地帶過寬，不僅在執行層面削弱了稅收的剛性和嚴肅性，導致稅源流失和腐敗滋生，而且在戰略層面上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和山頭主義，妨礙要素自由流動，制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不利于國內國際兩個大循環格局的構建。

制度環境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要素流動的跨區域成本。2018年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正式合并（下文簡稱“國地稅合并”），標志著全國稅收征管體系的統一，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稅收征管標準差異，對于建設現代高效規范的稅收征管體系具有里程碑意義。合并之后實行以國家稅務總局為主、省級政府雙重領導管理體制，一方面能夠大大提升稅務部門獨立性，有效抑制地方政府間不當的稅收競爭行為，另一方面，各類稅收數據“全國一本賬”，能夠促進涉稅信息透明，大幅減少稅收征納成本，提升稅收征管效率。一般認為，此次稅收征管體制改革為要素市場一體化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有助于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加快形成，但是實施效果究竟如何，還需進一步檢驗。

二、文獻綜述

相較于商品市場，專門針對要素市場分割的研究并不多見，且受限于數據可得性，多數集中于省級層面。從市場分割的成因來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由于技術和勞動者素質差異形成的技術類市場分割（陸銘等，2004），二是因空間距離較大形成的自然性市場分割（單爽，2021），還有一類研究分析了橫向與縱向政府治理機制引發的制度性市場分割。以周黎安（2018）為代表的主流研究觀點認為，政府間圍繞著政治晉升展開的競爭，滋生了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要素自由流動，不利于市場一體化目標的實現。還有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地方政府為在同級政府競爭中脫穎而出，致力于促進轄區經濟發展，會提高財政支出規模，加大基礎設施投入，有利于市場一體化（陳甬軍和叢子薇，2017）。

從現有資料來看，有關國地稅合并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一是理論分析國地稅合并后對稅收征管的沖擊及相應的優化對策。學者們肯定了這一改革，認為國地稅合并有助于降低征稅成本，提高稅法的權威性，但同時也面臨著業務路徑依賴、人員分流、權限分配等問題（李建英和劉錦鴻，2019）。二是將其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實證檢驗國地稅合并對微觀企業稅收遵從等行為的影響。范子英等（2022）、趙玉潔和孫雪嬌（2023）論證了國地稅征管體制改革通過抑制稅收競爭發揮“威懾效應”，通過降低制度性成本發揮“激勵效應”，從而抑制了逃稅行為。葉永衛等（2022）的結論支持流動性約束效應假說，證實國地稅合并有效改善了企業投融資期限錯配。還有研究表明，國地稅合并帶來稅收環境向好發展，提升了企業信息披露質量（劉貫春等，2023）。

通過文獻梳理可知，在市場分割程度的影響因素中，學者們大多是將稅收作為財政競爭的主要手段，究其原因是稅收競爭強度取決于稅收征管體制和稅收管轄范圍變化。而當前關于稅收征管制度對市場分割影響的分析并不充分，尚未厘清其中的影響機制。國地稅合并作為稅收征管制度方面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現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其對微觀企業的影響，較少探討改革的宏觀經濟效應。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聚焦要素市場一體化，檢驗了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影響及其機制，并從稅務人員能力、數字經濟發展等角度剖析國地稅合并有效發揮作用的環境。第二，拓寬了市場分割程度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趪囟惡喜⑦@一稅收征管制度改革，采用雙重差分方法識別當稅收征管獨立性、強度等發生變化時，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外生沖擊。

三、影響機制與研究假設

從影響效應看，要素市場一體化的本質是要求要素可以跨越行政邊界而自由流動，關鍵之一在于構建有利于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流動的創新服務體系和制度環境，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通過發揮稅收作用，加強稅收協調，不斷提高稅收政策的統一性、征管規則的一致性，有助于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王偉域，2022）。國地稅合并是重塑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一招”，通過國地稅合并，解決稅務機構分設帶來的職責定位不清晰等問題，降低納稅人遵從成本和稅務部門征收成本，規范稅收征管裁量權，維護全國統一稅制的公平性，推動政府治理模式更好地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和高質量發展要求。而且，由于國地稅合并后征管的規范性和透明度更高，稅收征管效率得以有效提升，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差異縮小，稅源更實，稅基更穩，地方財政收入可能不降反升，能夠有力支持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進而為要素自由流動奠定堅實基礎。據此，提出假設1：國地稅合并有助于要素市場一體化。

從主要影響機制看，一方面，國地稅合并減少了政府對企業行為的直接干預，從制度上做到“不越位”，有利于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另一方面，增強了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降低地方間不當競爭的強度。具體表現為：

（一）通過優化營商環境渠道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

市場運行秩序等軟環境的不完善已成為阻礙國內大循環的堵點和卡點，企業基于營商環境“用腳投票”的市場分割在加?。ㄏ慕荛L和劉誠，2022）。國地稅合并，能夠為國家宏觀治理能力和決策水平提高提供有力支持，從根本上解決稅收征管“兩頭跑”“兩頭查”問題，減輕辦稅和繳費負擔，從而優化營商環境。對于稅務部門，實現業務操作和執法標準統一規范，有利于涉稅信息整合和處理，及時發現稅收征管風險，通過智能證據收集實現精準監管。對于納稅企業，國地稅合并簡化了納稅流程，顯著降低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而釋放企業活力，有利于市場有序競爭和要素高效流動。據此，提出假設2：國地稅合并通過優化營商環境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

（二）通過遏制惡性稅收競爭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

在財政分權體制下，為了在有限任期內獲得政治晉升，地方政府官員通常追求短期經濟效益，利用財稅手段進行隱性補貼，以吸引要素流入，實現GDP和就業增長。國地稅分設期間，地方稅務部門的人員設置、辦公經費、考核目標等由當地政府決定，其稅收征管的尺度和方式極易受地方政府干擾。同時，地方稅務部門在應稅事實認定、稅法解釋與適用等征管環節又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這為地方政府給予少數企業隱性補貼和稅收優惠創造有利條件，容易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和稅收惡性競爭。政府為防止本地稅源流失，不得不采取“以鄰為壑”的策略，互設流通壁壘，阻礙要素自由流動，導致本該是充滿生機活力的市場機制失靈。國地稅合并后，本級稅務部門的人事、業務經費等由上一級稅務部門垂直管理，大幅削弱了地方政府對稅收執法的行政干預，一些不合理的稅收優惠措施將被清理規范，從而抑制地區間非理性稅收競爭，消除要素跨地區配置的阻礙，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動。據此，提出假設3：國地稅合并通過降低稅收競爭程度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將國地稅合并改革作為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法，建立回歸模型見（1）式。

t代表時期，i表示城市，Fac表示要素市場一體化，Mer表示國地稅合并改革，Controlk表示第k個控制變量。γ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為控制不同省份特征的時變效應，借鑒陳思霞和盧盛峰（2014）的做法，加入省份和時間的交乘項Sit。β為本文重點關注的回歸系數，刻畫了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影響的凈效應。

采用兩步法檢驗影響機制，建立回歸模型見（2）和（3）式，Mech表示機制變量集。

（二）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要素市場一體化（Fac），用市場分割水平表示。文獻中常見衡量市場分割的方法主要適用商品市場，且由于缺乏市級層面各類要素的價格指數數據，制約了這些方法的應用范圍。要素市場分割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要素無法跨地區自由流動，導致空間配置存在低效率問題。借鑒唐為（2021）的觀點，在HK模型的框架內，通過測算要素空間錯配程度反映城市間的要素市場分割水平。要素選取資本要素和勞動力要素，根據式（4）和（5）分別得到兩類要素的相對扭曲系數：

表示城市i的資本投入占所有城市總量的份額，表示城市i的勞動投入占所有城市總量的份額，Si表示城市i的產出占所有城市產出的份額；表示加權的資本貢獻值，表示加權的勞動貢獻值，ki和τi分別表示資本產出彈性和勞動產出彈性，ki+τi=1。采用規模報酬不變的C-D生產函數形式估計兩類要素的產出彈性。其中，產出用實際GDP表示，資本投入用折舊率9.6%計算的固定資本存量表示，勞動投入用單位從業人員表示。進一步得到要素空間錯配指數：

對指數做絕對值處理，取絕對值后的數值越大，表明要素錯配程度越嚴重，要素市場分割水平越高，市場一體化水平越低。

解釋變量：國地稅合并改革（Mer）。國地稅合并后，新稅務部門的管理體制與以往地方稅務部門主要由當地政府管理的模式存在較大差異，但類似于原國稅部門的垂直管理模式?？梢酝茢喑?，國地稅合并改革會對地方稅收入占總稅收比重較高的省份產生更強烈沖擊?；诖?，借鑒趙玉潔和孫雪嬌（2023）的做法，以地方稅收入占國地稅收入總和之比來區分處理組與控制組。設置組別虛擬變量Treat，當合并改革前一年某城市所在省份的地方稅收入占比高于全國中位數水平時，是處理組，取值為1；否則是控制組，取值為0。設置時間虛擬變量Post，國地稅合并實施當年及以后年份的取值為1，其余為0?？紤]到“營業稅改增值稅”（后文簡稱“營改增”）改革全面推開后，2017年多地已開展了國地稅合作并完成了辦稅服務廳的合署辦公，導致國地稅合并改革實際發揮作用的時間要早于官方宣布和掛牌的時間，本文將2017年作為改革實施當年，這與劉貫春等（2023）的研究一致。國地稅合并改革效應Treat×Post為組別虛擬變量與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乘項。

機制變量集Mech：營商環境（Bus）。在良好的營商環境之下，企業入駐當地的阻力越小，創業活動越活躍。以北京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中“新建企業進入”這一分項作為營商環境的度量指標。新建企業進入指標分值越高，說明當期城市創業活躍度越高，營商環境越優。稅收競爭（Tax），參照黃雅茹和任艷琴（2023）的做法，計算公式為：

Rev表示稅收收入，城市i的實際稅負水平越低，稅收競爭Tax的強度越高。

控制變量：財政分權（Control1），因我國的財政分權主要表現為支出端的分權，故從各級政府間的財政支出份額進行考察，計算公式為人均市級財政支出/（人均市級財政支出+人均省級財政支出）；政府干預（Control2），用財政支出與GDP之比表示；市場化（Control3），用私營企業和個體的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來反映；對外開放（Control4），用實際利用外資額與GDP之比表示；產業結構（Control5），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比值表示；金融發展（Control6），用貸款余額與GDP之比表示。

（三）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了2009—2021年全國大陸地區282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①，選擇這一區間的原因在于，既能保證改革前后均有足夠樣本，又可避免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對實證結果的混淆。主要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營商環境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缺失的少量數據用插值法補充，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1。

從表1可知，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均值為0.856，標準差為0.608，表明城市間的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存在差異，具有不均衡性。組別虛擬變量的均值為0.553，說明樣本中作為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城市占比分別為55.3%和44.7%，分布較均勻。時間虛擬變量的均值為0.385，改革沖擊前的樣本量大于沖擊后的樣本量。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未見異常，可基本排除離群值的干擾。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的估計結果顯示，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影響均為負，并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即國地稅合并有助于矯正要素錯配，抑制要素市場分割，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目標的實現。具體而言，在加入全部控制變量后，改革沖擊使得處理組城市的要素市場分割程度比控制組城市總體上低1.274個單位，平均每年低0.255個單位（估計結果包含5年的平均處理效應，即1.274/5），能夠解釋樣本均值的29.8%（0.255/0.856），改革效應具有較好的經濟顯著性。上述結果充分證實了假設1是成立的，國地稅合并使稅收征管體系邁向高效統一，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打破了要素流動的制度壁壘，從而為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保駕護航。

（二）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法的前提在于滿足平行趨勢假設。以改革發生前的2016年作為基期，將改革變量分解為改革實施當年、改革前各年份、改革后各年份時間虛擬變量分別與組別虛擬變量的交乘。如平行趨勢假設成立，改革前交乘項的估計系數應是不顯著的，即如果不存在國地稅合并改革的沖擊，處理組和控制組在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的潛在變化趨勢是一致的，可以將控制組看做處理組的反事實參照。反之，改革實施前交乘項的估計系數顯著，則意味著平行趨勢假設不成立?？刂破渌蛩夭蛔?，對模型表達式（1）進行估計。圖1的檢驗結果顯示，在2017年以前，各交乘項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但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不能在10%的水平下拒絕估計系數為0的原假設，平行趨勢假設成立。各交乘項在2017年及以后都是顯著為負的，這證實了前文將2017年作為改革實施當年的合理性，表明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改善作用在改革實施當年就開始顯現，且具有持續性。從影響強度來看，改革的效應在2019年達到頂峰，此后逐年降低。

（三）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

為避免遺漏某些不可觀測的個體因素，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來進行檢驗。隨機抽樣生成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城市名單，構造偽改革變量，重復上述過程500次。如果本文的基準結果是由其他因素起主導作用，那么根據隨機生成樣本估計的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就應該顯著異于0。圖2中，500次抽樣對應的系數估計值集中在0附近，與表2中的估計結果-1.274相差較大。對應的概率P值大多超過0.1，基本可以排除是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造成了基準回歸結果，結果的可信度較高。

2.考慮其他政策的干擾

在樣本期內，可能引起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變動的主要財稅改革除了國地稅合并外，還有“金稅三期”和“營改增”等稅收征管和稅制改革，以及《預算法》（2015年）的頒布實施。其中，“金稅三期”于2013年在廣東等6個省市先行試點，2016年年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該項改革統一了全國國地稅征管應用系統、征管數據標準、網絡發票系統和納稅服務系統，加強了部門間的信息共享，為要素跨區流動提供了制度便利。生成改革虛擬變量，當第i個城市在第t年啟動了“金稅三期”，則該城市改革當年及之后年份賦值為1，否則為0?！盃I改增”從2012年1月起在上海市試點，同年8月試點增至10省市，2013年8月范圍擴大至全國試行?！盃I改增”可能通過減稅效應和推動企業專業化分工效應正向影響要素市場一體化，該項改革減少了重復征稅，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有助于增強企業內生動力，促進要素高效流動。生成改革虛擬變量，當第i個城市在第t年實施了“營改增”改革，則該城市改革當年及之后年份賦值為1，否則為0。2015年《預算法》明確規定實施全口徑預算管理，提高預算透明度，這對于約束政府官員的投機行為，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有著積極意義。生成時間虛擬變量，2015年之前取值為0，在2015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為1；生成組別虛擬變量，以《預算法》實施前一年清華大學課題組編制的《中國市級政府財政透明度研究報告》中財政透明指數的中位數為分界點，當指數低于中位數時，是處理組，賦值為1，否則是控制組，賦值為0；將時間虛擬變量與組別虛擬變量交乘作為改革虛擬變量表示。將上述干擾性的改革虛擬變量分別加入模型表達式（1）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中的第（1）列至第（3）列。

3.刪除部分樣本

本文的研究樣本中包括不同行政等級的城市，為了避免不同等級城市資源分布的非平衡性、差異化的發展模式和目標對回歸結果造成混淆，將所有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從樣本中刪除，最終剩余248個城市樣本，估計結果見表3中的第（4）列。

4.改變估計方法

盡管本文已經在基準回歸中控制了可能影響要素市場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但仍然可能存在選擇性偏誤，無法完全排除處理組和控制組樣本城市的系統性差異對估計結果的干擾，針對這一問題，替換使用PSM-DID方法做穩健性檢驗。為使兩組樣本的特征盡可能相似，以所有控制變量作為匹配變量，依據處理組選擇標準計算傾向匹配得分，將兩組樣本進行1：1最近鄰匹配，為處理組樣本尋找匹配的控制組，利用匹配好的樣本重新估計模型表達式（1），估計結果見表3中的第（5）列。

5.改變模型設定

第一，考慮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的變化存在動態依賴性，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時間滯后項，使用系統GMM方法估計參數，結果見表3中的第（6）列。第二，考慮地理距離相近城市可能存在分割要素市場的策略互動行為，加入被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項，選擇使用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W，矩陣元素是基于經緯度計算的城市間歐式距離的倒數，因模型中變量過多，最大似然估計難以收斂，模型中沒有控制省份時變效應，估計結果見表3中的第（7）列。

表3中，對應于不同情況，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影響至少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支持了研究假設1，結論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第（1）和（3）列中，“金稅三期”和《預算法》實施的影響均顯著為負，在推動要素市場一體化方面的政策效果明顯，“營改增”的影響為負，但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營改增”本身就是國地稅合并的一個重要助推器，兩者涵蓋的政策信息重疊較多，導致其影響效應被國地稅合并所稀釋。在排除了各類干擾性改革的影響后，對比表2的估計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絕對值有所降低，存在著國地稅合并改革效應被高估的可能，但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促進作用仍然顯著存在，結論是穩健的。

（四）異質性檢驗

1.不同的稅務人員能力

國地稅合并涉及稅務人員崗位調整、業務合并等安排，稅務人員需要掌握新業務、新系統和新流程，這對稅務人員的學習能力和專業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稅務人員能力會影響國地稅合并改革配套工作的推進效率和實施效果。比如，一個城市稅務人員普遍具有較強的能力，國地稅合并后續工作的開展將會越順利。因此，預期在高稅務人員能力的城市，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參照趙玉潔和孫雪嬌（2023）的研究，以省稅務人員中注冊會計師和注冊稅務師占比的中位數為分界點，當某個城市所在省的占比高于中位數，劃定為高稅務人員能力城市，否則為低稅務人員能力城市。稅務人員結構數據通過《中國稅務稽查年鑒》手工整理獲得。檢驗結果顯示，在高稅務人員能力的城市，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影響顯著為負，改革能夠促使要素市場一體化水平提高，在低稅務人員能力的城市，該影響不顯著，與預期一致。

2.不同的地方財政壓力

當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越大，越容易采取稅收競爭的行為策略（申亮和劉浩，2022）。因此，財政壓力較大的城市，地方稅務部門征稅規范性較差，稅收征管也更加寬松，受政府的不當干預力度越高。那么國地稅合并后，此類城市越容易受到改革的沖擊，改革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促進作用理應更為凸顯。采用財政支出與收入之差除以GDP來衡量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以改革前一年各城市財政壓力的中位數為分界點，當某個城市的財政壓力水平高于中位數，劃定為高財政壓力城市，否則為低財政壓力城市。檢驗結果顯示，在高財政壓力城市分組中，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分割的影響顯著為負，而對于低財政壓力的城市影響是不顯著的。這表明，改革前財政壓力越大的城市，國地稅合并的改革力度越明顯，對要素市場分割的負向影響越強。

3.不同的數字經濟水平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稅收治理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有助于推動稅務部門組織結構優化，使其向著橫向集約化、扁平化的方向發展，促使國地稅征管體制深度融合，優化稅務部門職能和資源配置?？梢灶A期，在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國地稅合并的積極作用更能得到充分體現。使用每百人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從業人員占比、人均電信業務總量、每百人移動電話用戶數四個指標來反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將其通過主成分法合成得到綜合指數。以所有城市數字經濟綜合指數的中位數為分界點，高于中位數的，劃定為高數字經濟水平城市，否則為低數字經濟水平城市。檢驗結果顯示，高數字經濟水平的城市，國地稅合并的影響效應顯著為負，而低數字經濟水平的城市，影響效應不顯著。這證實了數字經濟水平越高的城市，國地稅合并改革越能降低要素市場分割，促進要素市場整合。

（五）機制檢驗

表5的結果顯示，國地稅合并對營商環境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國地稅合并為企業帶來改革紅利，營造了公平競爭的環境。而營商環境的優化又有助于降低要素市場分割水平，從估計結果來看，影響系數為-0.222，在1%的水平下顯著。國地稅合并有利于維護全國統一稅制的公平性，大幅降低企業交易性成本，推動形成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優化要素的空間配置格局。綜上，第一條影響路徑存在，即國地稅合并通過優化營商環境促進要素市場一體化是存在的，故假設2成立。國地稅合并對稅收競爭的影響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能夠遏制過度的稅收競爭。而稅收競爭是不利于要素市場一體化目標實現的，稅收競爭程度每提高1個單位，要素市場分割水平則隨之擴大0.040個單位。國地稅合并改革后，稅務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隸屬關系被削弱，稅務部門獨立性大幅度提升，極大遏制了惡性稅收競爭，有效制約了地方保護主義，從而促進要素跨地區流動。綜上，第二條作用路徑暢通，假設3成立。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暢通要素流動，構建一體化的要素市場，打造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是當下的重要議題之一。本文將國地稅合并這一重要的稅收征管體制改革視為準自然實驗，運用雙重差分方法，以2009—2021年全國大陸地區282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實證考察了改革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國地稅合并能夠顯著降低要素市場分割程度，有助于實現要素市場一體化的目標。第二，從異質性來看，國地稅合并對要素市場一體化的正向作用在稅務人員能力較強、改革前財政壓力較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表現更為突出。第三，從機制來看，國地稅合并通過優化營商環境和減弱政府間稅收競爭兩條路徑發揮出積極作用?；诖?，提出如下對策和建議：

第一，深化稅收征管體制改革，進一步提高稅收征管效能。實行垂直化管理模式，提高國地稅合并后新業務與新流程的可操作性及規范化程度，進一步推進稅收征管業務流程再造。如，通過整合原國稅、地稅兩支稅務隊伍，在業務、能力、年齡上進行優化組合，加強稅務人員的業務培訓和涉稅服務技能訓練，提高稅務人員的專業素質、知識和服務水平，提升稅務人員對新業務和新流程的實踐操作能力，使其更能勝任新的稅收征管職責。

第二，加強“數字+稅務”的融合應用，構建智慧稅務生態體系。應加快建立完善全國一體化的稅務信息化管理系統，推廣使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數智技術，加快實現稅收征管的智能化。如，制定統一的數據管理標準，確保數據的共享和信息的暢通，實現稅收征管智能化，為企業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網上辦稅服務，使企業基于互聯網享受到精準、高效、定制化的財稅服務，提高稅務部門的稅收征管效率，從而進一步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激發企業活力。

第三，加快從硬環境轉向軟服務轉變，全方位全過程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地方政府應更多聚焦“簡流程、優服務、降成本、強監管”等方面，注重服務創新，智慧賦能，確保公共服務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對不符合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相關做法，應及時調整完善，破除不合理的體制機制障礙，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實現效益最大化。

第四，改進地方官員績效評價體系，破除“唯GDP”政績觀。盡管國地稅合并改革弱化了政府間的稅收競爭，但在經濟下行期，地方政府做大自身經濟蛋糕、追求政治晉升的動機依然強烈，效果立竿見影的財稅工具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為此，在制度層面，應進一步優化地方官員績效評價體系，設定長期性、綜合性的評價指標，防止政府因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采取短視化競爭行為，消除互設要素流通壁壘的體制動因。同時，對不當的財政補貼、土地出讓金返還等其他形式的財政競爭需要繼續保持高度警惕，通過列出問題清單等形式，予以逐一清理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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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