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必爭之地上黨地區的研究現狀

張梅艷,張多勇

(北方民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00)

毛主席在《關于重慶談判》一文中,對上黨戰役作了高度評價:“太行山、太岳山、中條山的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里,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盵1]反映出上黨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上黨盆地,東依太行山脈、西鄰太岳山脈,北為五云山、八松嶺等山地,南面為丹朱嶺、金泉山等山地,面積約1000平方千米。其整體地勢高,盆地周邊群山環繞,平均海拔多在1500-1800米之間,最高達2020米,盆地底部平坦,平均海拔900米。因盆地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所以雨量充沛,平均年降水量在550-670毫米。盆地形狀大體呈圓形,周邊有眾多細流,向盆地底部中央匯聚,最后合攏成濁漳河,北繞東行,流出太行山。上黨盆地沿邊均有數十公里或更寬的高山組成層層疊疊的堅固屏障。因歷史時期置潞安府及遼、澤、沁等州,又稱“沁潞高原”。顧祖禹稱:上黨地區與三晉大地關系“如捍頭目而衛心腹也”[2]。

狄子奇《國策地名考》曰“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3],可見其地勢之高。秦漢以上黨盆地為中心置上黨郡,西漢時期隸屬于并州刺史部,轄14縣,其管轄范圍包括今天晉城市、長治市的全境和晉中市東南部的榆社、左權、和順三縣,以及臨汾市的安澤縣?！都螒c重修一統志》稱:“上黨四塞之固,東帶三關,據天下肩脊,當河朔咽喉,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太行瞰其面,并門負其背?！盵4]其戰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我們有必要對上黨地區的歷史進行梳理,對這一地區發生的事件進行總結,這對深入研究大有裨益。筆者對國內相關文獻進行檢索、梳理、歸類,以就教于學術界。

一、漢代上黨郡屬縣的研究現狀

關于上黨郡的設置的時間,學界有一定分歧,《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言:“上黨郡,戰國韓、趙各置郡?！厝肭睾?合為一郡?！盵5]《山西歷史地名詞典》云:“戰國時韓、趙先后置上黨郡。秦、漢、晉、北魏因之?！盵6]謝鴻喜、楊建英在《戰國上黨郡縣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前359年之前韓國和魏國各自有上黨,而魏國或許置有上黨郡,趙國置有上黨郡,但是設置時間未知[7]。吳良寶的《戰國時期上黨郡新考》一文通過仔細梳理文獻資料,對上黨這一名稱的由來、戰國時期上黨郡的設立時間、戰國中晚期韓趙在上黨地區的轄區、城邑等問題進行了新的研究與論證[8]。楊麗《先秦至西漢時期并州的變遷——兼論邊郡設置的軍事戰略價值》一文認為,上黨郡始置于戰國時期,具體始置時間不清楚,而西漢時期,上黨郡設于漢高帝二年(前205)[9]。張宏蕊在《山西上黨郡的建置與變遷考析》一文中提出,上黨郡在三家分晉前便已經存在,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國都曾在其所控制的上黨地區置有上黨郡的說法,但是論證不足[10]。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11],“(秦始皇)二十九年……旋,遂之瑯琊,道上黨入”[12]?？芍厥蓟始次磺扒貒延猩宵h郡,而秦始皇二十九年將上黨郡列為秦三十六郡之一。漢代承秦之制,仍設上黨郡?？v觀秦漢歷史,上黨郡屬于秦漢王朝防御體系的重要一環,雖不是秦漢王朝防御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地帶,卻是守衛中原的一道屏障,是連接北方地區與中原地區的交通要道,占據了重要的交通動脈和關隘,其地理位置尤顯重要。

(一)關于漢代上黨郡屬縣數量的研究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將西漢時期并州刺史部所屬的上黨郡屬縣標注了15個,相較于《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上黨郡14個屬縣多了一個涉縣[13]。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是研究秦漢政區地理的重要出土文獻,依托其記載,許多學者對西漢時期的行政區劃進行了研究。周振鶴在《〈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一文中按長吏俸祿的高低,將《秩律》中的縣分為五等,按《秩律》言,漢初上黨郡有13縣[14];他所著《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一書指出,西漢時期上黨郡屬縣共有18個,除《漢書·地理志》所載的14個縣之外,還包括《秩律》記載的武安縣、涉縣、沂陽縣、端氏縣這四縣[15]。晏昌貴的《〈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初政區地理》一文對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進行了系統分析,并按規律將其中數量最多的六百石縣名進行分組,認為《二年律令·秩律》將潞、涉、余吾、屯留、武安、端氏、阿氏、壺關、泫氏、高都、銅鞮、涅、襄垣這十三縣被并列在一起,雖然涉縣和武安縣在《漢書·地理志》中屬于魏郡,端氏縣屬于河東郡,但是可以說明漢初這些縣在上黨郡范圍內。所以漢初上黨郡屬縣有15個,約當《漢志》上黨郡,東有魏郡之涉縣、武安,西有河東郡之端氏,北有太原郡之茲氏地[16]。馬孟龍的《張家山漢簡〈秩律〉與呂后元年漢朝政區復原》一文認為,《秩律》記錄了朝廷直轄280余縣道,是迄今所見漢初政區建制最完整的資料,通過嚴謹考訂,得出高后元年五月上黨郡屬縣有長子、潞、涉、余吾、屯留、武安、端氏、陭氏、壺關、泫氏、高都、銅鞮、涅、襄垣這14縣的結論[17]。

(二)關于漢代上黨郡屬縣治所的研究

關于漢代上黨郡郡治和縣治的研究,譚其驤、謝鴻喜、周振鶴、史為樂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觀點,雖意見不一,但對當今漢代上黨郡屬縣治所遺址的確定很有幫助?，F以周振鶴《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中西漢時期上黨郡18個屬縣數量為參照,將各家觀點列表于后,以便于比較(見表1)。

表1 上黨郡屬縣治所各家意見表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學者對上黨郡的屬縣位置所在發表了其他看法。楊純淵的《山西古代城市的實態分析》一文認為長子古城城址在今長子縣西,且這個城址直到戰國末西漢初一直很繁榮[18]。王向明的《銅鞮小考》一文認為西漢銅鞮縣在今山西沁縣古城村[19]。郭新虎在《上黨郡治宮殿建筑在今長治二中校址上》中提出,漢代的上黨郡治不可能在長子城西南,有可能在壺關城今長治二中校址上(秦漢時長治稱壺關),壺關城不是秦漢置壺關縣治,而是郡治的觀點[20]。賀晚旦、楊紅保、郜和平的《丹河上游文明嬗變考》一文認為,漢代“泫氏縣城即舊日的長平城”,而“長平城故址當在故泫氏邑城(王報村)東北不遠的丹河東岸、今長平村偏南、北王莊村北的川地上”[21]。劉衛帥的《〈水經注〉所見上黨地區濁漳水流域城邑考述》一文以傳統文獻為依托,結合考古資料,通過考證《水經注》中記載的上黨地區濁漳水流域的長子縣故城、長子城、余吾縣故城、屯留縣故城、壺關城、銅鞮縣故城、襄垣縣故城、涅縣故城、武鄉縣故城等歷史城邑,探究上黨地區漢魏時期的濁漳水流域歷史城邑的地理分布及其歷史變遷[22]。李嘎、白如鏡在《陽阿城地望考析》中通過分析文獻資料,對陽阿城的地望進行考證,并得出歷史上確有兩個陽阿治城,一個在沁水西,一個在沁水東,但是從西漢到曹魏時期,陽阿城位置穩定在今陽城縣陽陵村并未改變的結論[23]。

在漢代上黨郡屬縣治所研究中,考古發掘材料也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郎保利、楊林中在《山西沁源隋代韓貴和墓》一文指出,孤遠城即今沁源縣城[24]。陶正剛、趙滿芳、范宏等人撰寫的《山西黎城縣出土的戰國貨幣》一文,指出上黨郡治長子縣在今長子縣西,且古城址與東周墓地仍在;銅鞮縣在今山西沁縣南25公里古城村;涅縣位于山西武鄉西北25公里故城村;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晉城縣城東北[25]。李裕群在《山西沁縣南泉北魏佛教摩崖石刻考》一文中指出,古銅鞮城在今沁縣南20公里的南池鄉古城村,唐武德年間遷至沁縣西南25公里之故縣鎮,南泉鄉位于故縣鎮南約10公里;沾縣即今山西昔陽縣。且晉東南地區在北魏時期起著連接平城和洛陽的作用,這條路線(太行山西線)是由平城南下,經太原和晉東南,到達洛陽,而銅鞮是這條路線上的必經之地[26]?！吨袊奈锏貓D集·山西分冊》中記錄了兩個古城城址,這兩個古城址分別是位于潞城區辛安泉鎮古城村西北約200米的潞河古城和長治市長子縣丹朱鎮孟家莊村西南的長子縣長子古城址。漢唐時期的縣城周長約1000米,郡城周長約2000米,潞河古城面積約1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約1米;長子古城址南北長約2000米,東西寬約1500米,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址周長有7000米[27]。

目前有關山西漢代城址的綜合研究僅有兩篇,即王銀田的《山西漢代城址研究》和李昌宏的《山西兩漢時期城址的形制及布局研究》。王銀田的《山西漢代城址研究》一文對山西已發現的71座各類古城遺址的選址、平面布局以及功能等進行探究,指出“山西漢代古城址多數位于地勢較為平坦的河流二、三級階地上,也有少數城址位于陡峭的山坡上”,且“山西漢代古城址依據外形輪廓,可分為六種:長方形、方形、‘日’字形、梯形、圓形和不規則形”,這對于尋找漢代上黨郡的屬縣位置具有較大指導意義[28]。李昌宏的《山西兩漢時期城址的形制及布局研究》通過對山西目前所發現的83座兩漢時期各類城址的形制特征、年代特征以及空間布局等方面的研究,對其規模、形制、年代特征、選址等進行了總結:在城址規模上“以小型、特小型城址數量最多”;在城址的形制、結構上“以方形或長方形為主要平面形制,城墻寬度與所屬等級成正相關”;城址的城門“數量與城址規模成正相關”;“沿用前代者略少于漢代新建者,并且大型城址多沿用前代。在選址上,絕大部分城址均位于河流兩岸且地形平坦開闊之地;分布密度上,在山西西南部、北部分布密集而中部稀疏?！鼻易髡哒J為陽城的陽阿縣故城就是漢代上黨郡陽阿縣治所[29]。

二、關于上黨地區軍事地位的研究

上黨地區作為扼喉險要之地,有關其軍事地位的研究成果不少。譚其驤先生的《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一文認為“山西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上黨地區的山隘關道如太行道、壺關道、烏嶺道可連通冀州刺史部的趙國與魏郡,司隸部的河內郡、河東郡,使得朝廷對上黨地區的管控較強,所以在政權穩定時期,上黨郡的戰略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但是當政局動蕩時期,因上黨郡易守難攻的地理特點,它的戰略地位會急劇拔升[30]。饒勝文在《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提出山西長治盆地的戰略地位重要的原因與其可通過滏口陘東下太行進入河北,通過天井關可南下河內的地理位置有很大關系[31]。史念海先生在《河山集》中提到關塞對于軍事的攻守具有重要意義[32],而占據了重要地理位置的上黨地區,雄關險隘的設置自是必不可少的。胡阿祥在《兵家必爭之地:中國歷史軍事地理要覽》一書中談論到山西的戰略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山西的地理形勝,他認為山西形勢最為完固,山環水繞,太行山上的“太行八陘”,上黨郡的轄境范圍就囊括其中四陘(即“太行南四陘”),而宋代以前的戰爭多發生在太行南四陘的原因是宋以前各代的首都多在長安、洛陽、開封一帶且中原川原平衍,少險可依,占據太行南部,進可攻、退可守,這就造成了上黨郡兵家必爭的局面[33]。安介生的《表里山河:山西區域歷史地理研究》一書認為,上黨郡是否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取決于當時的政治軍事斗爭環境[34]。李廣潔的《山河形勝:山西歷史軍事地理》一書從軍事地理的角度對山西的地理形勢和特殊的地理區位進行論述,在系統研究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考察探究了山西地區現存的古代道路和關隘情況,并對蒲州城、晉西南峨嵋原、黃河龍門渡口以及晉東南上黨臺地等重要區域所具有的戰略地位及軍事價值進行了論證[35]。楊麗的《秦漢地理形勢的變化對上黨郡戰略價值的影響》一文從長安之側翼屏障、洛陽之外圍拒防兩方面對上黨郡所起的作用進行論述,得出了上黨郡在中央政權強大時,是保國安民的防御基地,在政權衰弱崩潰之際,則易成為割據一方的戰略據點的結論[36]。陳超尚的《上黨地區戰略地位嬗變之考述》一文認為,上黨地區的戰略地位是動態變化的,該地區“在中國疆域形成的過程中逐漸內地化,戰略地位也逐漸下降”,而都城北遷、政區變動以及疆域盈縮等因素是造成上黨地區的戰略地位變動較大的主要原因[37]。王韻的《論唐、五代的昭義鎮》對唐和五代的昭義鎮進行了系統分析和研究,他認為“昭義鎮能夠在唐中后期至五代的藩鎮歷史上起重要的作用”,其地理位置起了關鍵性的影響。昭義鎮“橫跨太行脈的南端兩側,易守難攻”,中心部分是澤、潞兩州,且澤州的天井關,潞州的壺關山,都是當時的交通要道[38]。王韻的《論唐、五代昭義鎮的地理環境和種族文化》一文通過對昭義鎮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獨特的種族文化因素的研究,揭示了昭義鎮在唐中后期至五代時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的原因,一是地理位置關鍵,二是距當時的政治中心較近[39]。陰朝霞的《唐代河東道研究——以敦煌文書為中心》認為河東道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上黨山地是防御河北反叛勢力的天然屏障”,這里具有完備的交通網絡,以及四通八達的道路,四方禮佛者可“從中原北上越過天井關至晉城(澤州)、長治(潞州)再北上至五臺山”[40]。

在上黨地區的關隘研究方面,王懷中、馬書岐的《山西關隘與關隘文化》一文認為山西的關隘具有多關、軍事戰略地位重要、布局具有規律性的特點,這些關隘不僅在軍事上具有重要作用,還是商旅轉販商路上的門戶和樞紐,以及民族間交往、沖突、融合的見證,是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的結合,對研究漢代上黨地區的軍事、經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當今上黨地區關隘的開發與環境保護具有借鑒意義[41]。張松斌、張華璽的《平順古關隘述略》一文,對平順地域內的虹梯關、玉峽關及馬踏隘、消軍嶺、井底隘、正梯隘、漳義隘等古關隘進行了敘述[42]。張玲的博士論文《秦漢關隘制度研究》以關隘的分布疏密聚散的規律為主要依據,兼及當時的政治局勢、行政區劃和山河形勝等要素,將秦漢時期的關隘劃分為六大板塊:關中地區、關東地區、北方長城沿線地區、西北地區、南方地區和西南地區。而上黨地區在文中屬于關東地區,其主要關隘包括軹關、箕關、天井關、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等,作者還對這些關隘的沿革進行了詳細考證與論述,可作為研究秦漢上黨地區的道路交通以及軍事布局的參考[43]。王耀科的《明代山西軍事地理研究》從地理環境與軍事地理價值、軍事布局等方面對明代的山西軍事地理進行了系統研究,包括上黨地區的太行山關隘、驛路交通以及天井關和碗子城的戰略價值,對研究漢代上黨地區的軍事布局與道路交通具有參考意義[44]。此外,張松斌、胡志榮、馬書歧的《見證歷史的上黨關》一文以歷史為主線,對上黨關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論述[45];劉振剛的《敦煌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井谷關考索》一文認為上黨縣井谷關即襄垣縣天井關,井谷關是其本名,其俗稱即天井關,《元和郡縣圖志》與《太平寰宇記》中襄垣縣的天井關這一說法,應是受到了抄刻時本名、俗稱互相干擾的影響[46];賈麗娜的《天井關傳統聚落與民居形態分析》[47]和王金平的《山西澤州天井關聚落形態特征探析》[48]等文對天井關的歷史沿革、地理位置以及自然條件進行了梳理。

在上黨戰役研究方面,上黨戰役是毛主席屢屢提及的人民軍隊戰史上的大捷之一,它揭開了偉大的解放戰爭的序幕,在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關上黨戰役的研究成果眾多,代表性論文有:夏明星、徐曉丹的《上黨戰役的勝利之本》一文指出,上黨戰役取得勝利有四點原因:一是上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選擇了八路軍;二是廣大人民積極參軍參戰,確保了戰役力量;三是上黨地區人民投身人民戰爭;四是“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盵49]劉海峰、沈南愷、張佳佳的《上黨戰役的歷史意義》一文深入分析了上黨戰役的歷史背景,詳細敘述了戰役的過程,并指出上黨戰役的勝利,不僅加強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談判中的地位,保衛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果實,還加速了部隊由游擊兵團向正規兵團轉變的進程,是人民的勝利[50]。此外,丁則勤、李友剛的《上黨戰役意義述論》[51],商豫的《上黨戰役:解放戰爭第一戰》[52]與金沖及的《從游擊戰轉向運動戰:上黨戰役勝利始末》[53]等文亦對上黨戰役的重要性及意義進行了論述。

三、關于上黨地區交通道路的研究

李孝聰的《中國區域歷史地理》一書對各區域的自然地理環境、道路交通、經濟開發等方面進行論述,并在第三章中對秦晉交通以及太行八陘進行了簡要敘述[54]。李廣潔的《秦漢時期的山西交通》一文詳細論述西漢時期山西地區的交通狀況,點明了河東、上黨、太原三郡馬匹眾多,充足的交通工具是山西地區交通便利的重要條件,以及上黨郡在晉豫、晉冀聯系以及貿遷行旅中發揮的重要作用[55]。李裕群在《山西左權石佛寺石窟與“高歡云洞”石窟》中指出北朝時期,并、鄴之間往來最為便利的滏口道可分為兩條,“一線是從鄴城入滏口,經武安越太行山黃澤嶺,抵遼陽,由遼陽向西經榆社北上太原,或直接向西北經平城縣、榆次縣而抵太原;另一線是從滏口、武安,經涉縣,越古壺關口,抵黎城、襄垣,再北上太原,或黎城向北抵遼陽,與一線相合?！盵56]薛瑞澤《先秦秦漢以太原為中心的交通線路》一文對先秦及秦漢時期以太原為中心的交通路線進行了探究,在戰國時期“從洛陽渡過黃河,經野王(今河南沁陽市)達上黨郡(今山西長子縣),經屯留、銅凝至祁再到魏榆”,可達太原郡。西漢時期,“從河東到太原和上黨等地交通的發展”,便利了商貿的運輸[57]。楊麗在《西漢上黨郡的交通及其戰略地位》一文討論了西漢時期上黨郡的交通情況和戰略地位,對上黨郡境內的四大交通動脈即太行道、雁門關道、壺關道和烏嶺道進行了詳細論述,這些道路以郡治長子縣為中心,由長子縣向東出壺關可至邯鄲,向西出烏嶺關可達河東,向南出天井關可達洛陽,向北經襄垣縣、銅鞮縣可至塞外,對河北、河內呈俯瞰之勢,揭示了上黨郡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乃至全國的政治、軍事上的重要性[58]。張婧靜的《論十六國時期上黨地區的政權角逐與民族融合》從民族大融合的角度出發,對上黨地區的地形狀況、歷史變遷以及交通進行了論述[59]。朱一帆的《唐末五代河東地區軍事地理研究》指出,“從太原府東南部南至遼州榆社(今榆社縣)再折向西南至潞州境內,從今沁縣轉東南經襄垣(今襄垣縣)沿著濁漳水河谷南至潞州(今長治市),南下澤州高平(今高平市)、晉城(晉城市)順泫水河(今丹水)河谷穿過南太行進入河南地區”,是從太原府南下的兩條主要通道之一,優越的地理條件加上便利的交通、險要的關隘也使得“澤潞地區,對河東而言具有較高的軍事地理價值”[60]。李廣潔、牛磊磊的《漢代太行山“羊腸坂”“壺口關”考—兼論唐代的“崞口”所在》一文在系統梳理文獻的基礎上,對漢代和唐代的關隘地理位置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考證了曹操平叛所經的太行山險道“羊腸坂”是今山西省壺關縣東南的“羊腸坂”,今黎城縣的東陽關即漢代以后的“太行山壺關”,且唐代的“崞口”也在今東陽關附近,為了解古代交通和地理情況提供了重要參考[61]。

在太行山陘道研究方面,陳習剛的《唐代白陘道的最初時代與名稱》一文通過對白陘這一名稱出現的時代和來源的探究,得出了白陘之名很可能來源于白鹿山之名的結論[62]。張憲功的博士論文《明清山西交通地理研究——以驛道、鋪路為中心》詳細梳理了明清時期山西包括太行山中陘道在內的道路交通[63]。楊金廷、劉廣瑞在《延續與斷裂:歷史地理學視域下的什里店變遷研究》一文中將嚴耕望提出的鄴城到太原的兩條線路,命名為滏口陘南道和滏口陘北道,且提出了“太行走廊”這一說法,并就地理位置將太行八陘分為南四陘和北四陘[64]。田建文、楊林中的《軹關陘絳縣段的考古學考察》一文從考古學入手,結合史料文獻與考古發現對軹關陘絳縣段進行考察[65]。段彬的《東魏北齊時代的并鄴道》指出并鄴道以滏口道為主,井陘道為輔,滏口道“自鄴城西北行,由紫陌橋渡漳,經臨水縣故城后西北出滏口,經南、北響堂山石窟及木井寺附近,至涉城分為東西兩線:西線入壺口關,經臺壁附近、刈陵縣,沿潞川入天井谷,經大王山、武王塢一帶,穿鹿臺山,北行至襄垣縣故城、襄垣縣,經石勒城至鄉郡治所鄉縣。北行經魏城、武鄉城、榆社城,沿蔣谷大道入陽邑縣境,自大嵰山下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晉陽城;東線經中皇山(媧皇宮)下,沿清漳水至松門嶺、武軍驛,西北經‘高歡云洞’石窟及‘高歡避暑亭’附近,北行至遼陽城、平都城,越八賦嶺沿蒲谷至中都縣故城,西行經中都縣、前亭、晉陽縣治、大慈照寺至晉陽城,西線為漢末至高歡時代并鄴道之交通主線,東線則最遲至高澄時代,成為東魏北齊兩都巡幸之主線”[66]。劉磊《上黨地區北朝石窟世俗化圖像研究——以菩薩造像為例》一文認為上黨地區作為溝通平城和洛陽的交通要道,在北魏時期亦佛教傳播的重要路線[67]。蘇凡的《唐代詩歌與太行山》在對太行山脈的自然地理情況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又對太行山的軍事與交通進行了論述,指出太行山“自戰國起就是重要的軍事戰場”,“太行八陘”等陘道在太行山東西交通往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唐朝中后期更是“控制連接河北藩鎮的關鍵孔道”[68]。薛賓賓的《戰國至魏晉時期河內郡政區地理研究》在研究地理環境、政治、經濟、交通等多種因素對河內郡縣級政區布局的影響時,對通往上黨地區的軹關陘、太行陘與白陘這三條太行山之間的孔道進行了討論[69]。武夏、趙杰等在《山西沁縣五龍頭石窟調查簡報》中指出銅鞮縣治即位于今沁縣新店鎮古城村,北魏時期鄴城至太原的滏口道西線是從鄴城入滏口、武安經涉縣,過古壺關口,到黎城后,再沿濁漳河向西北行,到達襄垣的井谷關,即現在的井關村。且從井谷關到太原的路線,除了由武鄉北上之外,還可以沿著濁漳河的西源向西行至銅鞮,再向西進入沁河的山谷地帶,北上達太原[70]。此外,王尚義的《芻議太行八陘及其歷史變遷》[71]王曉敏的《文化線路遺產視角下的太行山陘道研究》[72]和郭永平的《太行八陘與山西傳統文化景觀構成探析》[73]等文對太行八陘的歷史沿革以及地理位置進行了論述。

總的來說,專門研究上黨地區交通道路的文章較少,大多數文章是與上黨地區的太行山陘道相關聯,且這些文章的著重點幾乎都不在道路交通的研究上,而是傾向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學等方面。

四、關于上黨地區的自然環境與經濟、文化的研究

在自然環境研究方面,馬保春在《晉國歷史地理研究》一書對晉國的地理環境、地貌概況進行了論述,這對于研究漢代上黨地區的地理環境具有參考意義[74]。裴玲的《上黨地理環境初探》一文對上黨地區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氣候、山脈、河流等自然地理環境和包括建置沿革、民族與人口在內的人文地理環境進行了細致探討與研究[75]。王建華、段建宏、陳華《古代上黨災異成因分析》一文在對古代上黨地區出現災異的歷史背景、自然背景和社會背景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探究了這一地域出現災異的原因,認為生態環境被破壞會導致“自然生態喪失抵御災害的能力”,而這是災異會產生的重要因素[76]。李仁和的《上黨地理環境探源》一文將人文地理置于相應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從地貌類型與氣候特征特點、山脈走向與河流分布植被形態與動物種類以及地質結構與礦產資源四方面著手,研究上黨地區的自然地理對上黨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的影響,這樣便于發現和尋找到文化發生發展變化的起源[77]。郝文軍的博士論文《明清時期晉東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以晉東南(今長治與晉城)為研究區域,以普通的鄉村堡寨聚落為研究對象,從自然環境與社會背景、堡寨聚落興修的背景和過程、堡寨數量估算、聚落的分布等方面對明清晉東南的鄉村堡寨聚落進行全面分析,因其研究的晉東南即今長治與晉城地區,與漢代上黨郡所轄范圍大致相同,其所論述的明清晉東南自然環境特征對研究漢代晉東南地區的自然環境具有一定參考價值[78]。李安冉的《濁漳河流域南源傳統村落空間形態特征研究》認為濁漳河哺育了上黨文化,通過對影響濁漳河流域南源傳統村落形態的自然地理、區域經濟、社會人文、軍事活動遺址等因素深入剖析,總結了傳統文化區域內傳統村落的空間形態特征[79]。

在上黨經濟、文化研究方面,李仁和的《上黨地區農業文化發生探源》一文從自然地理條件、文化、農業文化的始祖以及上黨地區的神話和傳說四個方面,對上黨地區是中國農業文明發源地之一這一說法進行論證[80]。楊麗的《論西漢時期并州的物產與農業之關系》一文通過史料文獻與考古材料的梳理研究,從森林資源、畜產品資源、礦產資源以及并州農業在全國的地位四方面分析了西漢時期并州的物產與農業之間的關系,指出“林木、礦產和牲畜三者彼此依存,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為并州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先進的工具、原料和動力,是并州農業發展的基礎和依靠”[81]。黨俊的《兩漢時期上黨郡的經濟發展》一文主要探討了兩漢時期上黨郡的經濟發展情況,作者通過對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的研究,發現上黨地區的農業在兩漢時期是“農牧并重”的,其“手工業的發展體現在鐵器、陶器、漆器方面”,商業的發展則得益于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便利的交通”[82]。李仁和、李麗君《上黨地域文化的特點》一文對上黨地區的地理環境、傳統的經濟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進行了論述[83]。

總體來看,雖然上黨地區的研究已較為成熟,但是有關漢代上黨地區的專題研究卻很少,又主要集中在軍事與道路交通方面,政治、經濟、文化與自然環境等方面的研究更屈指可數。

五、尚待解決的問題

關于西漢上黨郡屬縣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對上黨郡屬縣的研究逐漸專題化;二是,隨著科技和考古調查的不斷進步,出土文獻以及出土文物種類越發豐富,使得上黨郡屬縣治所的定位研究準確性大大提高;三是,學者們對漢代郡縣研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對于上黨郡屬縣治所的位置所在的研究結論分歧減少,爭議較小。關于上黨郡的研究成果不斷更新,說明上黨郡這一研究領域還有許多空白亟待填補,前景廣闊。

尚待解決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第一,學者們對于漢代上黨郡屬縣數量的爭論,未能結合兩漢時期的行政區劃變化,不同歷史文獻的記載不同,造成研究結論不同。第二,關于上黨郡屬縣治所位置的定位,不少學者是依據史料文獻和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標注的漢代上黨郡屬縣位置而做出的推測,并未進行實地考察且沒有相關的遺址證據作為支撐。第三,漢代上黨郡屬縣城址的確定較為困難,漢代的縣城存在著后代沿用、縣治遷移、后世重建的現象,出現了文化層疊壓等問題,需要仔細梳理清這些文化層的前后關系,判別這些遺址的時代。第四,有關上黨地區的自然環境與經濟研究的成果較少,上黨盆地氣候溫暖,降雨量豐富,適宜農作物的生長,上黨地區主要種植哪些農作物、其產量如何、土地是怎樣開發利用的,這些問題都值得進行探究。再加上山西地區自古以來就有經商傳統,上黨郡控制著越過太行山南下的主要交通要道,不管是行軍還是經商,都需要經過上黨,上黨地區的關隘不僅在軍事上起著重要作用,還具有收取往來行商所運貨物關稅的作用,其經濟地位也頗為突出。第五,太行山地勢高聳,對河南、河北有居高臨下之勢,作為守衛河南、河北的屏障,它亦會對華北平原產生威懾,因此上黨地區作為太行山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地,歷朝歷代都會在這里布防,學界對其防御體系研究不足。

關于解決以上問題的途徑。第一,要對傳世文獻以及出土文獻進行系統梳理研究。第二,充分利用考古資料,由于漢代城址的大多被損毀與埋壓,所以可借助傳統文獻以及出土的文字資料,結合現有的考古調查報告,對屬縣治所進行定位。第三,進行大量的野外實地考察,對現存的秦漢遺址,并逐一踏勘,根據遺址邊界、夯層薄厚、夯層中的夾雜物、古城的形制以及風化程度來區分古城的外部結構和內部形態,從而對城址進行朝代判斷。第四,深入上黨地區各地博物館,對館中所藏秦漢時期的出土文物逐一排查,將對研究有用的文物的出土地進行登記整理,充分利用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成果,判斷新的漢代遺址,進一步確定漢縣治所。第五,充分借助遙感影像,遙感具有覆蓋范圍大、時空分辨率高的特點,通過遙感影像可以獲得研究區域的全局信息,對遙感地圖進行破譯,有助于對城址進行具體定位。第六,將已確定的古城遺址與漢代治所對應研究以后,利用GIS技術標注在地圖上,對漢縣治所進行空間分析,探索布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