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家經典到課本選文：清末民初讀經科向國文科的轉化與融入

張心科

（華東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上海 200062）

目前，學界在討論清末民初的讀經運動時多持“取消—反復”說，即認為清末設立的讀經科在民初被取消了，從袁世凱統治的北洋政府垮臺后取消了讀經學科名稱、不再課程設置、不編專門教材等，到后來又反復有人發表提倡讀經的言論等。不過如果考察一下讀經科和修身、國文科的關系，不難發現，實際上讀經科最終融入了相關的學科，并對相關學科的課程、教材和教學的轉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或者說讀經科部分轉化成了國文科。目前，對其與修身科的關系，已有學者從教材的層面提及，如稱清末出現了《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蒙學經訓修身書》等“融合經學精華的現代教科書”[1]，但是尚未見到討論其與國文科關系的論著。本文將從課程、教材與教學三個層面來梳理其向國文科轉化、融入的過程并分析原因，目的不單是提出“轉化—融入”說，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轉化—融入”直接影響了一百年來語文科的理論與實踐。了解這個過程，有利于全面正確地認識語文科的課程目的、教材選文標準、教學內容確定以及方法選用等；也有助于正確對待近年來頒布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政策，有效地開展“中華優秀古詩文誦讀”活動，合理地估價“讀經熱”等。

一、讀經向國文“轉化—融入”的過程

（一）課程：從讀經到國文

傳統蒙學以“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和“四書五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和《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為主要教材，前者主要作為蒙館學習識字、屬對和作詩之用，后者主要作為經館學寫八股文之用。不過，除了訓練這些語文能力之外，還要讓兒童在閱讀過程中接受儒家的綱常倫理教化。隨著1902 年《欽定學堂章程》和1904 年《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現代分科教育的正式確立。在這兩份課程標準中，讀經、讀經講經科（統稱“讀經科”）承擔了傳統蒙學中教化的任務，而承擔語文能力培養任務的課業則是以學科群的形式出現，如《欽定學堂章程》在“功課教法”中所列的與語文相關的“課程”，蒙學堂中有字課、習字，尋常小學堂中有習字、作文，高等小學堂中有讀經、讀古文詞、習字、作文，中學堂有詞章?！蹲喽▽W堂章程》在“學科程度及編制”中所列的與語文相關的“科目”，初等小學堂中有中國文字，高等小學堂中有中國文學，還有官話及中小學堂讀古詩歌法，中學堂有中國文學。從學堂章程對兩種課程目標的界定也可以看出，在《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之“讀經講經”的“教育要義”中已明確提及讀經科的目的分別為“令圣賢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兒童知識初開之本”和“令圣賢之道時常浸灌于心，以免流于惡習，開離經叛道之漸”[2]5,8。1904 年頒布的《學務綱要》也強調，“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3]。雖然《欽定中學堂章程》沒有指明“讀經”的目的，但《奏定中學堂章程》指出“讀經講經”是“以備將來學成經世之用”[2]268。而所謂的“經世”也只不過是為人處世要遵從“圣賢正理”，想到“圣賢之道”，接受圣賢思想的教化而已?！蹲喽ǔ醯刃W堂章程》規定，中國文字科的“要義在使識日用常見之字，解日用淺近之文理，……并當使之以俗語敘事，及日用簡短書信，以開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謀生應世之要需”[2]5-6?！蹲喽ǜ叩刃W堂章程》規定，中國文學科的“要義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詞句，以備應世達意之用，……教以作文之法，兼使學作日用淺近文字”[2]9?！蹲喽ㄖ袑W堂章程》規定，中國文學科的目的是寫作成篇的“清真雅正”與“適于實用”的古文[2]268-269?？梢?，讀經科和國文科的課程目的明顯不同。

民國初年，隨著讀經講經科取消、與語文有關的學科群統一為“國文”，相應地，讀經科中的教化任務就轉移到修身、國文等學科中，所以1912 年頒布的《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和《中學校令施行規則》規定的“國文要旨”分別為“在使兒童學習普通語言文字，養成發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啟發其智德”和“在通解普通語言文字，能自由發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養文學之興趣，兼以啟發智德”[2]11,272，其中的“德”的目標就是由讀經科轉化而來的。

（二）教材：從儒家經典到課本選文

經學教材有兩種形式：一是原本呈現。學堂章程中規定讀經所用的教材初等小學有《四書》和《禮記》等，高等小學有《詩經》《尚書》和《易經》等，到中學階段則因“學生年歲已長，故講讀《春秋左傳》《周禮》兩經”[2]268。二是精華萃取。如1904 年頒布的《大學堂謹擬編書處章程》開列的“經學課本”，除“四書五經”外，“擬編纂《群經通義》一書，略仿《爾雅》之例，天地人物，禮樂政刑，類別部居，依次敘列，務取簡賅，不求繁富”[4]，內容是對經書所作的概括、闡釋，不會列出成篇的經書。1905 年國學保存會出版、劉師培編著的《經學教科書》則是一套類似于經學史和經學理論著作。

讀經科在清末與國文學科群并行時及在民初取消后，“三百千千”以及“四書五經”等以兩種形式進入了國文教材：一是小學將經書的內容改編成課文。商務印書館反對讀經，但是其在1904 年出版的初等小學用《最新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大意中稱：“德育之事，注重家庭倫理”?？紤]到兒童的知識水平和接受心理，編者將經文改成淺顯簡短的文言故事，如其第2 冊第4 課、第5 課《孔融》《孝子》就是對《三字經》中“融四歲，能讓梨”和“香九齡，能溫席”等經文的演繹。當然更多的是將儒家思想滲透到課文中，如第5 冊第41 課《愚公移山》保留了愚公移山不止的內容而刪除二神背山的情節，以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及“子不語亂力怪神”的儒家精神。當讀經科廢止之后，民國初年的小學國文教科書也采用了上述方式，甚至1916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小學《新式國文教科書》將原來“讀經”科中的“孝”“悌”的內容也納入，以“特有”字樣標識。二是中學將經典的篇章節選為課文。與小學國文教材不同的是，在1908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影響最大的兩套中學國文教科書——林紓、吳曾祺分別編寫的《中學國文讀本》和《中學國文教科書》中見不到經文學的內容，如黎錦熙曾經評說的，“清末（二十世紀開始時）興學，坊間始依欽定課程編印國文教科書；中學以上，所選大率為‘應用的古文’（胡適氏用以稱桐城派者），其高者亦不出姚氏《古文辭類纂》等書之旨趣與范圍”[5]4。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編者不重視經書，例如吳曾祺《涵芬樓文談》之“宗經篇”首云：“學文之道，首先宗經。未有經學不明，而能擅文章之勝者?！盵6]1經文“理之精”“詞之美”均為至尊，應極力模擬。之所以不選“四書五經”作為教材，其一是因為中學國文教材主要是作為寫作策論之用的范文，所以古文比經書更合適；其二是因為編者認為經書整本閱讀，才能系統全面地理解圣賢之道，如果是節選則容易斷章取義。這當然也受到《古文辭類纂》的影響，因為“姚氏《古文辭類纂》，上不及于經，意以經固盡人所宜全讀者也”[7]3?？梢?，姚鼐認為經書應整本地讀，如果是選單篇或節錄往往會破壞原書經義。

不過，到了民國初年這種觀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再視其為“經”，而是視其為“文”。既然是“文”，那么就沒有必要整本閱讀，因為無論是作為文學史的例證，還是作為策論的范例，只要節選即可，也就是選擇的標準是其形式方面所具備的文學成就，而不是其內容的思想高度。所以，此時雖然中學國文教科書選文仍以古文為主，但是出現了少量詩歌，還有其他諸子、集部的文本，經部的文本也以節選的方式出現于其中。這在民初出版的三套有代表性的中學國文教科書中體現的很明顯：1912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劉法曾與姚漢章評輯的《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始選詩歌，間及駢體”[5]5。其編輯大意稱：“詩歌者，古人所以涵養性情，宣導血氣。不僅作文字美術品?！备鼮橹匾氖且恍┰瓕佟敖洝辈康淖髌芬脖还澾x收錄，如其第1 冊課文中有《論語》之《先進篇》《微子篇》，《孟子》之《梁襄王章》《莊暴章》《良臣民賊章》《民貴君輕章》，《春秋》三傳中的《滕侯薛侯來朝》《突歸于鄭》《晉人執虞公》《秦人入滑》《衛侯使寗俞來聘》《申包胥如秦乞師》《元年春王正月》《鄭伯克段于鄢》，《禮記》中的《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孔子過泰山側》《原壤登木而歌》等，這些作品與從《莊子》《墨子》《戰國策》《國語》中節選的作品被編排在一起。

1913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許國英編寫的《共和國教科書國文讀本》也是如此，該書的第5 冊課文中有：《論語·季氏將伐顓臾》《論語·微子》（節錄二首）、《孟子·舜發于畎畝章》《孟子·謂戴不勝章》《孟子·梁惠王》（節錄）、《孟子·魚我所欲也章》《孟子·許行章》《詩·南山》（節選）、《詩·蓼莪》《書·秦誓》《書·無逸》《禮記·檀弓》（節錄二首）、《禮記·禮運》（節錄）、《周禮·考工記》（節錄）、《周禮·小司徒》（節錄）、《周禮·大司馬》（節錄）、《儀禮·士相見禮》《易·繋辭庖犧氏之王天下章》《易·謙卦》《易·乾文言》《左傳·燭之武見秦君》《左傳·曹劌論戰》《左傳·秦師入滑》《左傳·楚子狩于州來》《左傳·魏絳諫伐戎》《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左傳·呂相絕秦》《谷梁傳·虞師晉師滅夏陽》《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該冊66 篇課文中有29 篇出自“四書五經”，接近課文總數的一半。值得一說的是，此時的《詩經》由“經”變成了“詩”。1914—1915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謝無量編寫的《新制國文教本》中也出現了《周禮·輪人》和《禮記·深衣》等原屬“經”部的作品節錄。該書的廣告稱其一大特點是“經史諸子，悉擇要采入……各種文體具備”[8]?？傊?，民國初年，讀經科之“經”在國文科教科書中發生了三大變化：一是地位降低。這些經部作品不再作為“經”被尊崇而是作為一般的“詩”“文”被對待。二是形式變化。由整本書呈現到篇章節選。三是功能轉變。由作為八股文寫作的題目與材料來源，變成了訓練寫作能力的范文及印證文學史知識的例文。

（三）教學：從誦讀內容到與講解形式結合

陳子褒稱舊時童子讀經旨在八股寫作：“中國小學，猝教以深奧文字，讀四書則曰八股題目也，讀五經則曰八股材料也。凡無關于八股者，則曰童子習此心便雜矣?！盵9]20-21八股文有固定的程式，其形式與“四書五經”無關，但是其題目出自“四書”，內容來自“五經”及其評注，所以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熟讀成誦尤為必要，反復誦讀、涵泳，這樣在參加科舉考試寫作八股文時才能代圣人立言，做到如出圣人之口。清末的讀經講經也沿襲了這種傳統，但是已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考慮到兒童的接受心理，如《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提到，“凡教授之法，以講解為最要，講解明則領悟易。所誦經書本應成誦，萬一有記性過鈍實不能背誦者，宜于試驗時擇緊要處令其講解。常有記性甚劣而悟性尚可者，長大后或漸能領會，亦自有益。若強責背誦，必傷腦力，不可不慎?！盵2]7

可見，講、誦應結合，背誦時應針對所讀的內容的重要程度以及學生的賢愚不同而區別對待，而不是像傳統教學那樣，多誦少講或只背不講，且所讀內容要求全部會背，也要求全體學生均須會背，否則施以夏楚。講解的內容與步驟是“先明章旨，次釋文意”，即先從總體上介紹本章的旨意，然后再對局部的字句作詮釋。

當然，課后還需要“溫經”，下次課前也?！疤舯场?，或要求默寫、回講。隨著“四書五經”等由儒家經典變成課本選文，其功能已發生重大改變，即主要作為印證文學史知識的例文和訓練寫作能力的范文。清末的《中學國文讀本》《中學國文教科書》和民初的《共和國教科書國文讀本評注》（1913）、《中華新制國文教本評注》（1914）等嚴格地說都屬于“寫作”教科書。如《中學國文讀本》的凡例稱：“本書所選之文各類略備，使讀者稍知其門徑?！贝颂幍摹伴T徑”顯然指了解各家各派作文的門徑?！吨袑W國文教科書》例言的首句則說得更為明確：“學生至入中學堂，多讀經書，漸悉故事。此時急宜授以作文之法?！边@些教科書通過眉批、夾注、總評等形式來呈現作法知識。如《共和國教科書國文讀本評注》的編輯大意稱：“注與評各異。注主解釋意義，音聲訓詁屬之。評主揭示作法，體例、結構及一切變化屬之?！睂W習這些靜態的文本形式和暗含的寫作方法，光靠在誦讀、涵泳中悟是不夠而且緩慢的，所以有必要將暗中摸索改為明里探討，如1915 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國文教授要目草案》指出，“講解之要在于甄明訓詁暢釋章句，而篇法句法宜當隨時指示，俾學者略知作文之用心?！盵10]

所以，針對上述國文教科書中所節選的“四書五經”中的課文，教學時主要是論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講解其靜態的文本形式和暗含的做法。當然，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的國文都沒有完全拋棄誦讀，而是汲取了其合理成分，與講解法并用，如黃炎培在考察中國教育時說，因為“高等小學以上之國文，由應用而漸近于美術。美術的文字，非第求能解已也。字法句法，以有所本為美，以能運用成語成典為美。此非熟讀讀本不可矣”，而“私塾教國文法，其病在不講，而不在背誦”，所以“不必盡反其所為，而轉病矯枉之過正”[11]。

正因為讀經講經是逐步轉化融入國文科的，以至于后來人們很少察覺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系，如1936 年胡懷琛在針對“讀經”的問題發表看法時提及：“中學以上的國文課中，雖沒有‘讀經’的名稱，然教員們你選一篇《孟子》，他選一篇《禮記》……所讀的何嘗不是‘經’！明明有讀經之實，何必在空名上多所計較?！盵12]46不過，中學國文教材中的“經”和“讀經”科中所讀的“經”雖然對象相同，但是其地位已由“經”蛻變成一般的“文”，功能也由全為思想教化的材料而轉變為用以訓練讀寫能力的憑借，相應地其形態、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也已與讀經時代明顯不同了。

二、讀經向國文“轉化—融入”的原因

（一）教育目的：從培養臣民到培養公民

清末的中國仍處在封建專制社會，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馴服的臣民而非普通公民。作為臣民，首先要絕對地順從在上的旨意，所以教育的首要任務是進行思想教化而非實用的生活知識和技能，更不是培養審美情趣。隨著清朝滅亡、民國建立，整體由專制走向共和，教育目的必然也隨之變更，即培養公民。王國維早在1903 年的《論教育之宗旨》中就認為理想的教育宗旨就是培養完善的人，他說：“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蓖耆宋镄枭眢w與精神之能力發達且調和，“精神之中，又分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對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備真善美之三德。欲達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為三部：知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13]。

要培養合格的公民，不僅要重視德育，還要重視智育和美育。落實智育需要傳授日常生活及工作需要的基本知識、訓練相關的技能，落實美育需要讓其在文學、藝術的閱讀與欣賞中獲得審美愉悅。隨著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尤其是西方現代物質文明、各種思潮的傳入，傳統經書所闡發的許多觀念違背了現代精神；所述的古代內容，不合現代學生的經驗，學生理解起來將十分困難。如1911 年，清學部仿照日本高等教育會議的方式在京師召開中央教育會議，林傳甲等代表主張讀經，但多數人反對設“讀經講經”科，例如何勁就致書全國教育聯合會，痛斥讀經講經之害，例如經書的內容不莊而不宜學習（《詩經》中多男女相悅之辭）、文理艱深而不易學習（《大學》《中庸》理太深而文太奧……今乃執八九歲之童子，而遽語之曰道千乘之國，曰吾道一以貫之，何其視今日八九歲之童子，其程度竟高于孔門之高足弟子乎[14]）。

另外，經書中沒有現代自然和社會科學知識，也不能滿足現代學生日后的生活需要，所以也無全部學習的必要?！蹲喽ㄖ袑W堂章程》之“講經讀經”規定，“講《左傳》宜解說其大事與今日世界情形相合者，講《周禮》宜闡發先王制度之善，養民教民諸政之詳備，與今日情形相類可效法者”[2]268。對其中可能所含的與現實相關內容的講解，以求經世致用，就是已經意識到經書中的絕大部分內容是與現實生活無關、無用的。這些不適宜都阻礙了現代公民的培養。

隨著教育目的的轉變，讀經科也被逼向國文科轉化，而且因為其本身就是“詩”“文”，部分具有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功能，所以可以先以整本的“經書”借節選的“詩文”的形式存在下來，并恢復或發揮其固有的也符合現代公民教育所需要的功能，如發揮《詩經》的審美愉悅功能，發揮《春秋》三傳及《孟子》的文章范例功能等。

（二）教育形式：從私塾里的單個點撥到學堂中的班級授課

無論是私塾還是書院，采取的多數是自學研究的學習方式，所以誦讀、涵泳“四書五經”與屬對、作試帖詩、寫八股文成為主要的學習方法和基本的學習任務，老師幾乎不講解，而是督促、檢查學生的誦讀，圈點學生的習作。偶爾會針對單個人進行答疑和點撥。正如魯迅所說的，就是讓學生讀作讀作，一條暗胡同任你摸索，走得通與否聽天由命[15]。之所以采取這種教學方式，除了沒有普適的教育學之外，更主要的是上述教育目的是培養臣民，雖然老師不講，但是聰穎者仍可靠自己的努力鉆研反復體驗而領悟。

但是，隨著私塾改為學堂，班級授課制成為基本的教學組織形式，教育的對象也隨之普及為大眾，如果讓普通人在短時間內掌握教學內容，顯然面對全班講解是最有效的方式。

所以，讓學生熟讀背誦整本整本的經書已無可能，老師講解篇幅相對較短的單篇選文變得必要?？梢?，經書變為選文，讀經變為講文，也是實行現代學校教育的必然結果。

（三）教材形態：從專書到選文

與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類的中學課程完全照搬西方教材的編寫形式不同的是，中學國文的教材編寫形式完全繼承了傳統，即由一篇篇的選文組成，從形式上看和《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并無實質的區別，似乎都是文章的匯集。阮真曾說：“我國初辦學校的時候，中學的各科教材，除國文外，差不多都是取材于東西洋教科書的”，但是“因為國文教科書不能從東西洋教本中去翻譯”[16]，無論是由教師從《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等舊時的選本中去選，還是由書局編印國文教科書，都大同小異。因為以文選為課程內容的基本載體，所以“四書五經”中那些可以作為學習文言用法、作文范例、欣賞憑借而且在思想內容上不違背現實社會價值取向的章節就完全可以作為教材的選文來使用。也就是說，因為傳統經書與國文教材的形態相似，所以在形式上消除了經書變為選文的障礙。

（四）考試文體：從八股到古文

科舉時代，八股文寫作要“代圣人立言”，要“尊經守注”，所以必須將“四書五經”及其注解類的書整本整本地讀熟背會，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經書的內容、圣人的旨意。當1901年科舉考試由八股改為策論乃至1905年廢科舉后的考試文體多為議論時務的文章后，“四書五經”作為考試題目及內容來源的功能隨即消失，而只能以其語言作為學習文言用法、體式作為文章作法等工具的面貌出現時，原來作為至尊的“經書”的“四書五經”只能屈尊降格為普通的“選文”來使用。

三、讀經向國文“轉化—融入”的啟示

（一）課程目標：德性涵養與能力養成統一

因為讀經科課程目標的融入，所以德性涵養一直成為成國文課程目標的一部分。雖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追求語文科的獨立性，夏丏尊等提出“訓練讀寫能力”是國文科的“專責”，阮真在確立國文科目的時把“了解現代思潮”“啟發思想”等排出在外，20 世紀60 年代，洛寒（劉松濤）提出不要“把語文教成政治課”之類的主張，雖然20 世紀20 年代，受國家主義興盛時期，穆濟波等在討論中學國文科目的時“反對專以本科知識與技能為主的教學”[17]，抗戰期間，為了救國的需要，有學者提出國文科的目的就是進行民族主義教育，但是“以知識技能學習為主，以獲取各種知識、涵養德性、培養情趣為輔”以及“文道統一”“工具性與人文性統一”等一直是語文界對這一學科課程目標的基本認知。

除了要認清上述讀經科轉化融入的客觀事實外，還需要注意以下幾方面：

一是語文科作為中小學科的一種，進行德性教育（包含精神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包含愛國主義在內的思想教育）是其分內之事?，F在提倡加強古詩文的積累，不僅是積累優美的文辭，更是讓學生感受包括古人精神風貌在內的文化。

二是語文科本身就是綜合性的學科，不僅其選文涉及政治、軍事、歷史、地理等各方面的內容，而且聽說讀寫活動的內容也涉及這些方面的內容。也就是說，無論從學理還是實踐來看，都不存在只有“單純”聽說讀寫活動的語文科。

三是語文素養是學生在語文學習中獲得的語言知識與能力，思維方法和品質，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綜合體現。正如《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 年版）》在闡釋“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時所強調，“語文課程還應通過優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進學生和諧發展，使他們提高思想道德修養和審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18]2。

（二）教材選文：經典作品與普通文章兼收

因為現代語文教育從一開始就受傳統讀經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四書五經”本身就是文質兼美的經典，所以現代語文教材中的選文一直以此為基本標準。這種選文要求一方面有其合理性，因為這樣可以作為學生學習語言和寫作的典范，但是也需要對其反思，就是教科書里的選文不單是作為語言積累的憑借和寫作的示范，而是受傳統的影響用一篇篇選文同時進行閱讀、寫作與口語教學（集成教學）。

現代語文確立至建國以后很長時間，因為考試多考一篇作文，平時的教學最終也為寫作服務，這種選文標準及其教學方式的弊端還不明顯，但是隨著人們將閱讀、口語視為與寫作相對立的能力而且要求進行專門的訓練，這種選文標準就顯得不太恰當，因為平時閱讀的材料并非均是文質兼美的文學作品，口語交際雖然要注意修辭但主要還是以達意為主要目的，甚至作為寫作的選文也只能將文質兼美作為標準之一，因為文質兼美的文學作品只能在學生積累語言和學習局部的寫法上對寫作產生一定的作用，而整體難以作為中小學生寫作的示范，正因如此，朱自清主張用報章、葉圣陶主張選“不太好的文章”作為學生的教材。

（三）經典教學：誦讀與講解結合、內容與形式兼顧

讀經以誦讀、涵泳為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二者可以讓讀者入乎其內，可以在高聲朗誦或密詠恬吟時得其文辭與意蘊，可以通過“虛心涵泳，切己省察”（《朱子語類》）?，F代語文教學從一開始就強調講解，這自然有其必要：首先，講解是教學存在的標志之一，教學是教師、同學、編者、文本之間的對話過程。教師作為對話中的一員，也可發表自己的看法，提供他人的觀點。其次，講解面向全體學生，提高了教學效率。再次，講解可糾正錯誤，縮短試誤及發現時間。最后，講解可將對文本的理解引向深入。

況且“對于學生來說，他可能注意到作品的故事而忽略了結構，他可能注意到語言而忽略了意象，他可能注意到語詞的本義而忽視了引申義，他可能注意到語言能指和所指的吻合而忽視了能指和所指的背離，他可能注意到表層意義而忽視了深層意義，等等”[19]130。 而教師在生活閱歷、閱讀積累等方面有明顯的優勢。教師遇到這種情況，有必要深入剖析作品，將學生對作品的理解不斷引向深入。所以，不能以教師的講解代替學生的體驗，也不能一味地讓學生去體驗而不講解，最終導致理解的淺薄化，而應將誦讀與講解結合。相應地，讀經側重理解文本內容，語文教學曾側重分析文本形式，都有不當之處，應該兼顧內容與形式。此外，還應借助文本訓練閱讀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