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防御”脈絡中的瑞典傳播研究發展及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紀 莉 黃夏歆

2022年1月,瑞典政府宣布重啟2008年就已經關閉的“心理防御機構”,重新以“心理防御”(psychological defence)機制應對外國虛假與惡意信息(misinformation)的傳播,以保護當年9月舉行的大選不被外部影響(interfere)。

心理防御是瑞典的國家策略。瑞典在二戰時期就成立了“心理防御機構”,作為針對冷戰格局進行戰時信息傳播和管控的重要政府組織。該機構在關閉多年后突然于俄烏沖突開始后重啟,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法國等歐洲國家政府還表示對學習瑞典經驗有極大興趣。(1)2022年1月6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題為《為打擊虛假信息與外國干涉,瑞典開設“心理防御局”》(Sweden Sets up Psychological Defense Agency to Fight Fake News,Foreign Interference)的報道;當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發表了題為《瑞典新設“心理防御”機構反擊謠言》(Sweden’s New ‘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 Counters Misinformation)的報道;同年2月6日,英國《觀察家報》發表了題為《瑞典重啟冷戰策略對抗假新聞:擔憂俄羅斯干預大選民調,新“心理防御”機構設立》(Sweden Returns to Cold War Tactics to Battle Fake News;Fears of Poll Meddling by Russia Prompt New ‘psychological defence’)的報道;9月4日,英國《衛報》發表了題為《瑞典對俄羅斯干預選舉“高度戒備”,心理防御局為9月11日民調突發事件做好萬全準備》(Sweden On ‘High Alert’ for Election Interference amid Russia Tensions;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 Ready for Chance of ‘Something Exceptional’ in Lead-up to 11 September poll)的報道。重啟的心理防御機構副主任霍特甚至預測,其他國家也將在未來效仿成立相關防御機構[1]。

“心理防御”在瑞典傳播學研究傳統中被理解為與“宣傳”相對稱的概念,是對抗大眾傳播心理戰的重要策略,對于應對今天的信息戰或混合戰都具有強烈的現實價值。[2]而事實上,以對抗“宣傳”為目的,建設以心理防御為目標的大眾傳播研究奠定并推動了瑞典傳播學的發展。通過對“心理防御”機制對瑞典傳播學發展的影響進行梳理,本文探索了北歐國家將國家共識融入學術建制的學科發展史與發展脈絡。本文期望通過對這一特定區域國別的傳播學研究發展史的梳理,為國際傳播的精準研究貢獻有價值的案例。

一、心理防御:從“宣傳”中發展、演變的學術概念

在北歐的傳播學與媒介研究學術傳統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時期美國的傳播學研究對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奠定了其研究格局與知識體系。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綱領性人物赫伯特·席勒曾在《大眾媒介與美帝國》中通過考察美國政府、軍隊、企業與大眾媒介的關系,分析了商業媒介與政府、軍隊如何結成利益共同體,向全球推廣美國的大眾傳播策略與意識形態。瑞典作為冷戰時期與對立意識形態陣營接壤的國家,也不例外地成了這個推廣對象的一部分。[3]

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在二戰結束后和冷戰初期,瑞典并沒有獨立的媒介學或傳播學學術研究機構,但是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脈絡中,關于“宣傳”的研究傳統一直存在。

美國學者愛德華·伯奈斯在其《宣傳》一書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宣傳”一直被中立地使用。它甚至可以被用以描述女性、少數群體等對社會不公的游說行為,因而具有公共關系的正面價值。瑞典也曾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與應用中如此使用“宣傳”概念。[4]瑞典早期對“宣傳”的研究主要在兩方面展開:一是把商業化傳播技巧作為“宣傳”進行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宣傳”一詞作為被廣泛使用的商業概念,與當時瑞典語中的廣告(reklam)常?；煊?用來描述人們銷售商品和服務,以及傳播商業想法的行為。因此,“宣傳”也被認為等同于營銷(marknadsf?ring)。[5]

在瑞典的政治話語體系里,“宣傳”作為一種中性的信息傳播策略在政治文本中的使用也極為普遍。瑞典學者姚翰·亞布里克等人的研究認為,直到20世紀60年代,瑞典政治話語體系里“宣傳”一詞的負面含義才更為明顯地覆蓋了曾經的中性內涵。他們在對瑞典議會記錄進行詳細的梳理后指出,二戰后瑞典的政治話語中“宣傳”還是作為一個去意識形態的詞語來使用。在議會的演講中,只要是為了好的目的,非爭議性的議題,都可以使用“宣傳”來表示一種技巧。[6]瑞典學者埃琳·加德斯特羅姆也在對20世紀30年代以后的瑞典“宣傳”概念進行研究后發現,盡管在一戰后“宣傳”概念被以中立和積極的方式使用的趨勢有所下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后的幾十年中,在英國和瑞典等國家,積極意義上的‘宣傳’仍然是可能存在的”[5]。

可見,作為一種傳播技術和技巧的“宣傳”在瑞典是早期傳播學的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問題是關于市場營銷技巧和政策推廣的傳播策略。雖然瑞典等北歐國家的傳播學與媒介研究到20世紀60年代之后逐漸向相對獨立的研究方向發展,但其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卻頗富爭議。這一點在二戰后尤其是冷戰時期對“宣傳”概念的舍棄,以及心理防御概念的建構上可見一斑。

二戰結束后,瑞典作為歐洲少數幾個沒有遭受嚴重戰爭創傷的國家對非暴力不卷入的“中立”政治選擇更為看重。而且20世紀50年代開始,瑞典組建聯合政府,推動“人民之家”(Folkhemmet)(2)“人民之家”是一個比喻。20世紀20年代瑞典Per Albin Hansson對此概念進行了一場最為著名的演講,其含義是“瑞典將成為人人平等的人民的家園”。即和諧社會國家發展,專注發展國家建設。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瑞典學者稱為瑞典社會的“去意識形態”時期。[6]在較為和諧的政治氛圍下,不同的利益群體、組織、協會、專業機構等都使用了不同的傳播手段服務國家共識,推動瑞典國家認同。當然,20世紀50—60年代瑞典的大規模國家建設,也需要穩定的經濟發展與政治共識。[7]羅森巴赫將這一共識概括為一種社會主義、家國情懷和民族主義的融合體。[2]顯然,塑造與推動國家認同的需求,要求瑞典傳播學研究在國家的政治宣傳與傳播方面挖掘出去意識形態化的概念體系。

而瑞典早在二戰期間就采用了信息防御體系保護國家認同的重要性。1935年,瑞典成立了“信息委員會”,用以提高關于瑞典政府的信息傳播能力。1940年,瑞典成立了國家信息局(Staten Informationsstyrelse)。[8]在這個機構的組織架構中,除了一般的信息服務和信息審查部(信息或宣傳部)外,還成立有“公民準備部”(The Division on Civic Preparedness)。這個部分的工作就是通過在瑞典的城市和鄉村建立各種學習組織,傳播政府信息,而且從1941年1月開始,它還參與了針對謠言和虛假信息的反攻擊工作。[8]可見,建立公民參與的反虛假信息防御系統,這一傳統在戰時的瑞典就已經形成。而如何概括和概念化這一國家信息傳播機制,是瑞典傳播學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

此外,納粹德國記憶也讓戰后的瑞典的傳播學研究面對一定的歷史包袱。二戰期間,瑞典對德國并非真正中立,其讓步就包括了在新聞業方面的妥協。1940至1943年,瑞典政府多次沒收或阻止若干反納粹出版物的發行,對報紙實施運輸禁令等,以向德國表明它對輿論進行了大量干預。[2]這些丑聞讓戰后的瑞典非常警惕,不愿再重蹈作為納粹戰時宣傳幫手的覆轍。因此,面對曾經的歷史問題,要保護瑞典的國家共識在面對強大外部力量干預時不受破壞,構筑國家心理防御防線,為包括戰爭在內的多種可能性做好準備,成為瑞典戰后的普遍心理。[2]

基于此,國家防御的需求以及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都讓瑞典傳播學研究無法在被認為是敵對意識形態手段的“宣傳”概念上延續發展,傳播學研究在話語體系上必須與“宣傳”的概念體系剝離。最終,“心理防御”概念行使了這一使命。

研究表明,瑞典的公民防御傳統也與冷戰時期的冷戰文化保持了可見的持續性。[9]冷戰時期,美國為了美化其在瑞典民眾心中作為世界政壇領袖的形象,加大了對瑞典傳播活動的干預,并將投入科研經費作為服務美國霸權的宣傳工具。[10]美國將大量資金投向瑞典的大學和研究者,以便其能夠開展美國軍方感興趣的研究,并推動針對冷戰需求的傳播學研究。[11]

冷戰時期的美國已經建立起“公民防御”的概念體系來組織針對想象中的戰爭傳播工作。[12]隨著美國冷戰文化的輸出,美國政府也有意識地將傳播研究中的“宣傳”等詞語嬗變成“大眾傳播”等更為中性的詞語。[11]“政治宣傳”“國家宣傳”和“資產階級宣傳”等詞匯由此逐步在瑞典被視為“宣傳”的雙關語。[6]到了20世紀60年代,“宣傳”的負面含義已完全鞏固。[6]作為反宣傳的“心理防御”的傳播研究在瑞典以合法合理的研究身份,在瑞典的政府支持機構、獨立研究機構中得以熱烈的開展。

二、BN的傳播學推廣:由政府機構主導的瑞典早期傳播學研究傳統

作為政府機構的“心理防御委員會”的成立,讓瑞典傳播學知識生產的主體與政府機構的關系密不可分。

1954年,瑞典政府為了確保戰時輿論不被破壞,成立了瑞典國家心理防御委員會(Beredskapsnamnden Forpsykologiskt Forsvar)(以下簡稱BN)。BN的主要任務是為文化組織(新聞、電視、電影和戲劇)中的工作人員,以及一些民間社會機構,如瑞典人民運動和工會等提供培訓。它的另一個任務則是研究國際心理戰的發展,分析外國宣傳手段,以及了解關于瑞典國防事務方面的民意。

從概念脈絡上分析,BN在名稱中使用“心理”一詞是受到了美國同時進行的心理戰概念的啟發。美國在1951年成立了心理戰略委員會(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推動了心理戰的相關項目。1953年瑞典就首次在官方報告中提出并使用了“心理防御”(Psykologiskt F?rsvar)這一概念。當然,這一概念被生產出來就區別于納粹德國的戰爭“宣傳”概念,但又與美國的心理戰略有區別。[13]瑞典前內務部長在報告中使用的是保羅·萊恩巴格對宣傳的定義,認為“宣傳”是“不使用脅迫的有組織勸說”。[14]而心理戰是“一種純粹通過心理工具而非暴力來影響抵抗意志的過程”。[2]“抵抗意志”在此意為基于國家利益培養公民反對“宣傳”與“極權”的公民意識。在機構名字中使用“心理”一詞不僅有助于消除戰后逐漸流行的對宣傳的負面涵義,而且“防御”一詞更能與戰爭中的侵略行為相區分。

這個主導心理防御行動的機構雖然隸屬于瑞典國防部,但其管理方式是公民組織式,即雖然該機構的管理層里有軍方代表,但是負責人是普通公民,管理層由政治家、記者、公務員和學者等不同職業的公民構成[14]。同時,該機構也是瑞典國家心理準備委員會(the National Preparedness Commission)的權威機構,主要任務是規劃心理防御戰和開展該領域的研究。[14]它不僅主導了瑞典政府的信息傳播方略,也對瑞典的傳播學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缺乏學術建制式媒介與傳播研究的歷史情境下,瑞典國家心理防御委員會自成立之后,便依托國家項目以及美國的組織支持,在瑞典發起了一系列由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語言學家進行的關于媒體和宣傳的研究,[15]奠定了戰后瑞典傳播學的發展基礎。

BN主要通過兩種方式推動了瑞典傳播學的研究。第一種方式是直接資助傳播學方向的研究,這主要通過委托專家研究或招募直接效力于BN的研究人員來實現。例如,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約爾根·韋斯特斯塔爾從1954至1985年一直擔任BN董事會成員,他不僅是瑞典民主思想的主要推動者,而且也被看作瑞典媒體和傳播研究的“開山鼻祖”之一。[14]韋斯特斯塔爾長期從事關于選舉、選民和投票的社會研究。從1956年起,他與博·薩爾維克在BN的資助下一起開展關于“宣傳分析”的研究,第一次將定量的內容分析法作為政治科學研究方法引入瑞典。這既讓瑞典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力大增,也使得用內容分析法進行宣傳分析的研究,成為“哥德堡政治科學系的大課題”[14]。

在擔任BN的董事會成員期間,約爾根·韋斯特斯塔爾還為哥德堡大學傳播學研究爭取到很多BN的資助。這也是BN推動瑞典傳播學發展的第二種方式,即資助相對獨立于BN的研究機構和人員開展獨立研究。雖然第一種資助形式在資源的可用性和研究結果方面明顯占主導地位,但BN通過第二種方式發揮的作用在媒體和傳播研究早期階段也不可低估。哥德堡大學的政治科學系在BN建立的最初幾年,會定期收到學術捐款。[14]受益于BN的研究經費支持,哥德堡大學政治科學系成立的大眾傳播研究中心至今在瑞典傳播學發展中仍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诿绹闹С?BN在成立短短幾年內也成為瑞典第五大媒體研究資助機構。[14]從其傳播學發展的知識生產角度來看,這一合作也讓美國傳播學研究成果被大量引入瑞典的傳播學與媒介研究中,形塑了瑞典傳播學的研究傳統與研究發展方向。

1957年,美國國務院邀請BN的行政主管格納·達蘭德訪問美國,了解美國的大眾媒介與輿論表達。羅森巴赫在研究中指出,達蘭德的訪問在三個方面受到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啟發,并將其運用到瑞典心理防御體系的建設中。首先,通過對美國媒體技術與傳播方式的考察,達蘭德意識到電視在未來的影響力,并發覺電視商業化的負面傳播效果,從而為瑞典提倡以教育與傳播信息為導向的公共廣播電視服務系統明確了方向。其次,通過對蓋洛普以及尼爾森等美國民意調查公司的了解,達蘭德意識到安裝家庭測量儀的量化研究方法可以應用到瑞典的心理防御研究,發現了訪談法之外的關于輿論的量化研究方法的價值。最后,達蘭德通過這次美國訪問了解了拉扎茲菲爾德的傳播學研究,尤其是“二級傳播”理論,他不僅對此極為重視,而且推動BN將其應用于對瑞典的民意研究中。[2]

達蘭德美國之行所發現的傳播學理論與研究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瑞典20世紀60年代傳播學研究的主要議程。出于對美國傳播學研究方法和理論探索的認可,BN在瑞典成為最早系統地、長久地委托研究機構并自己開展輿論與媒介研究的機構之一,也是向瑞典介紹和翻譯大眾傳播理論(主要是美國),向瑞典科學界介紹傳播學研究傳統的概念和問題的主要來源之一。[14]

BN長時間、系統性地引進、翻譯并向瑞典研究界介紹美國大眾傳播的研究。1981年的一份研究顯示,當時BN圖書館三分之一的書籍都是關于大眾傳播的。[14]BN還經常發布由美國著名大眾傳播學者如卡茨、拉扎茲菲爾德、拉斯韋爾和施拉姆等人撰寫的文章和書籍的摘要和譯文。受到這種研究資源的影響,瑞典學者從研究方法到傳播理論都追隨美國傳播學研究展開。如瑞典烏普蘇拉大學的安德森與梅倫在BN資助下于1959年發表了《拉扎茲菲爾德的二級假設:從瑞典調查獲得的結論》。研究完全采用拉扎茲菲爾德的調查方法,并用瑞典的調查數據證明了“非正式傳播在公眾意見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6]

1962年,時任BN研究負責人的奧拉·梅倫在撰寫的一份報告中總結了大眾傳播研究這一新領域在瑞典的發展,認為BN的研究團隊是這一新興領域形成的關鍵機構。研究數據也有力地證明了這點。BN在20世紀50—60年代發表了至少8篇關于大眾傳播的研究報告。當時BN針對廣大公眾出版的流行期刊《信息》(Messages)中,前100篇文章中有45篇是關于大眾傳播研究的。[14]

三、“心理防御”的科學化推進:瑞典“媒體與傳播研究”的學術建制與批判研究發展

格蘭德認為,美國傳播學在研究機構化與建制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僅直接為政府與軍方機構服務,而且拉扎茲菲爾德等人的研究也帶有一種“隱藏的議程”,即有意識地將對宣傳的討論轉為使用更為中性的“大眾傳播”這一術語,但其研究目標依然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戰后正在發展的媒介社會如何勸服公眾。[11]追隨美國傳播學的發展,瑞典的傳播學研究在推動“隱蔽的議程”過程中,逐步發展更為科學化、客觀化、中性化的傳播學研究,并最終建立了獨立的傳播學研究機構。

美國傳播學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獲得建制化發展,而瑞典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完成傳播學的建制化發展,并出現了獨立于美國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學術傳統與知識生產。

雖然20世紀50年代瑞典政府推動的心理防御系統建設對于傳播研究逐步從邊緣走向擁有獨立學術身份和學術聲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一直到1963年瑞典還是很少有專門研究媒體和大眾傳播的機構,也沒有專門進行大眾傳播的研究系所。當時的傳播學研究是在其他學科中開展,涉及面廣泛,卻缺乏大的研究平臺,只是由一小群專門研究傳媒的研究人員散布在斯德哥爾摩、隆德和哥德堡的大學里發展研究。[17]

20世紀60—70年代被視為瑞典現代傳媒研究的起點。[14]政府對其支持功不可沒。瑞典政府對媒體研究的興趣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頂峰。[18]1972年,由北歐部長理事會、瑞典文化部和哥德堡大學資助,哥德堡大學建立起了一個非營利性的研究中心——北歐大眾傳播研究信息中心(Nordicom)。[17]該中心致力于收集和加深北歐國家間的媒體傳播研究,目標是“通過信息流動,將個別研究人員、研究團體和機構聯系起來,建立和加強北歐研究界與世界各地同行之間的聯系”[17]。該中心的成立對于瑞典的傳播學制度化進程十分重要。[17]

Nordicom建立初期只是一個學術信息交流中心,但很快便發展成北歐傳媒研究的網絡溝通平臺,被認為是“北歐合作的黏合劑”。[19]在瑞典傳播學研究制度化之前,很多其他學科的學者都對媒體研究感興趣,但是,在像Nordicom這樣的交流平臺建立之前,學者們之間沒有太多互動和溝通的平臺,也沒有辦法對研究議題進行討論分享。[15]Nordicom通過組織學術會議、發表學術刊物等方式促進北歐傳播學學者間的溝通交流。從1973年開始,Nordicom參與組織兩年一次北歐媒體和傳播會議NordMedia(F?reningen f?r svensk medie-och kommunikationsforskning n.d.a)。該會議由五個北歐國家(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交替主辦,被認為是北歐地區傳播學交流和聯絡的重要學術樞紐。Nordicom還作為學術信息中心“收集與編輯北歐地區媒體發展情況及其文獻資料”。在Nordicom建立之初,瑞典還沒有專門關于傳播學的學術期刊。Nordicom創辦的兩本期刊《北歐信息》(Nordicom-Information)和《北歐評論》(NordicomReview)成為供北歐傳播學研究者閱讀的學術刊物。[17]

除此之外,瑞典還成立了瑞典媒體研究協會(the Swedish Association of Media Research)。瑞典傳播學和媒介學研究領域的“先驅者”——斯德哥爾摩大學、隆德大學和哥德堡大學三大傳媒研究重鎮初具雛形。

不過,作為歐洲大陸尤其是北歐重要的中立國家,瑞典傳播學研究中也建立并發展著歐洲的傳播學批判理論思想,展現出與北美傳播學發展不同的研究視野。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瑞典傳播學與媒介研究就出現了功能主義研究與批判研究的分野。政府支持下的民意與輿論研究發展也受到了過于功能主義、行政主義的批評。[18]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媒介產業在高度商業化發展中形成的自我規制的北歐模式,也對傳播學研究提出了確立學術自主性與獨立性的強烈要求。

瑞典曾是全世界人均報紙流通量最高的國家之一。[20]瑞典報業高度職業化。曾有統計顯示,20世紀90年代瑞典大約15000名記者里,60%是在報業工作,只有15%的記者在廣播電臺與電視臺工作。[20]瑞典報業管理模式被認為是一種機構化、自我規制的媒介系統。[21]瑞典的報業委員會(the Swedish Press Council)以一種近企業化的機構方式運行,不隸屬政府機構,定期發布職業道德報告與政策調整解釋。但報業也享有政府提供的補貼以維持公共服務的功能。[22]哈林和曼奇尼將其歸納為西方三種媒介民主模式的一種——“民主法團主義模式”。[23]

歷史上曾經對媒體的親法西斯政府管控,當代民主企業模式的良好運作,都讓瑞典傳播學研究需要建立基于自身發展歷史和發展模式的傳播學批判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追隨北美的傳播學研究路徑。進入20世紀80—90年代后,瑞典政府對通過政治治理規范媒體發展的信心減弱,官方機構對媒體研究的關注也慢慢消退。[18]本來瑞典的媒體研究是在“行政”和“批判”的導向中尋求平衡。[24]隨著官方力量的勢弱,以及來自歐洲大陸的人文研究、德國批判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對瑞典傳播學研究的沖擊,曾以美國傳播學為模仿對象的瑞典傳播學研究呈現新的發現方向。傳播學者中超過一半的研究者通過符號學、批判學派或文化研究的視角開展傳播學研究。[24]。

這也就使得瑞典傳播學學科在建制化發展過程中,第一個自主發展出的重要研究方向是電影研究獲得了解釋。瑞典傳播學研究中將電影研究作為對“現代傳媒與政治意識形態關系中的話語與美學的研究”,并在大學中變得流行開來。瑞典在大學里開設的電影研究也被認為對瑞典的媒介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14]1970年,符文·瓦爾德克蘭茲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第一位電影研究方向的教授。[18]

20世紀70年代,電視產業的發展對傳媒業的管理帶來了挑戰,因此對文化政策研究以及瑞典公共廣播機構的研究在那個年代顯得尤為重要。1979年,經濟心理學出身的謝爾·諾瓦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成立了大眾傳播研究中心,并于1991年成為該中心的大眾傳播教授。[15]1980年,哥德堡大學也在政治科學系中設置了一個大眾傳播研究教授崗位。1985年,隆德大學宣布設置一個社會學教授崗位,專門從事大眾傳播研究。[17]在精英教育體系下,瑞典的教授職位極其稀有,設立傳播學與媒介研究方向的教授職位,既代表著傳播學研究的影響力,也代表著學科方向在學術體制內獲得肯定與重視。

隨著瑞典福利國家建設的目標實現,迫切的政治目標壓力緩和,來自經濟、歷史、政治科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與行政主義研究分離,從不同的視角對媒體和傳播給予更多關注。[17]而隨著研究人員從多個學科領域進入,新的傳播學教授崗位的設立以及傳播學建制化發展不斷推進,此研究領域也需要在整合的過程中確立學科邊界與發展方向。1991年,瑞典研究學者在一個關于信息技術和傳播的會議上共同決議,1991年,瑞典研究學者在一個關于信息技術和傳播的會議上共同決議,將以前關于大眾傳播、信息知識與媒體領域的各種研究統一命名為“媒介與傳播研究”(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簡稱MCS)。擁有了正式名稱也意味著該學科進入大學對知識進行識別、排序和分類的機制之中。[25]因而,1991年也被看作是瑞典傳播學研究的新元年。[17]

值得注意的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瑞典公眾對大眾媒體、新聞專業主義和獨立性的興趣和討論也在日益增加。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于傳播學教育的需求增加。與此同時,學術界和高等教育屆也展開了相應的變革。[15]由于當時大眾傳播作為學科還未確立,高校的本科教學與研究之間明顯脫軌,學界對于建立傳播學本科教育體系的呼聲日顯。在本科專業教育發展的需求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末,瑞典傳播學制度化進程明確了機構改革措施,推進了建立新學科的工作進程。但是,在通往職業方向的教育理念與偏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路徑上出現了選擇偏向的爭議。1982年,瑞典曾就大眾傳播研究應該被設計為職業教育的預備課程還是純粹的學術化研究方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后瑞典的傳播學研究選擇了后者,確定了傳播學研究的學科發展策略。[17]

可見,非職業化教育,與培養國家共識的政治需求相結合,重視批判視野與文化研究發展,這些構成了瑞典傳播學發展的研究特點。事實上,到1972年Nordicom成立時,瑞典的傳播學研究領域已經有了非常多樣化的議題選擇,學者們在BN進行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冷戰時期學術氛圍所特有的社會科學控制有所減弱。盡管公共關系、宣傳、受眾調查等一直是媒體和傳播研究的重要部分,但除了哥德堡大學的政治傳播研究傳統與其保持重要聯系之外,這些主題和研究在當代并沒有成為瑞典傳播學的主導研究范式?？死释郀枌θ鸬涞拿浇檠芯窟M行文獻梳理后提出,瑞典的媒介研究主要方向還是人文主義研究視角,表明瑞典的傳播學發展雖然受到美國的極大影響,但與美國情況依然存在差異。這也證明瑞典在戰后國家建設完成,福利社會建設基本完成,國際政治處于相對平穩發展階段時,心理防御對瑞典媒體和傳播研究產生的影響變得有限。[14]

2008年,作為政府機構的BN被正式關閉。

四、從“心理防御”研究重啟看瑞典傳播學自主知識建構的發展方向及其影響

瑞典傳播學研究方向培養的本土研究者大都與該領域的兩個先驅機構——斯德哥爾摩大學和哥德堡大學有聯系。學者們要么就職于這兩所大學,要么在這兩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而隆德大學和烏普薩拉大學則主要為學科的制度化建設和發展提供合適的課程和學科方案設計。[24]在這一過程中,BN所發揮的作用雖然看似沒有這么直接,但是幾乎所有參與瑞典傳播學科制度化建設的學者都曾參與過政府的合作研究,他們或被委托撰寫報告,或以其他方式參與學界以外的利益服務研究。正如海沃寧等人所提及,瑞典媒體和傳播研究在20世紀60—70年代的制度化演進,“遠不僅僅是學術界的努力”。[18]

“心理防御”機制不只是瑞典政府的機構組成部分,更是對內與對外政治話語體系的重要話語機制。?？略凇吨R考古學》中,把知識視為話語與科學之間的過渡形式,是為某門科學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體。[26]他認為知識通過話語實踐形成,話語實踐通過知識得到描述。[26]基于這樣的研究傳統與學術發展沿革,瑞典重啟“心理防御機構”后,將與瑞典的傳播學研究再次產生何種知識生產的勾連,將為全球傳播學發展提供什么樣的知識生產樣本,是一個極為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瑞典政府重啟心理防御后,曾經被批判研究壓制的行政主義、功能主義的傳播學研究是否會在瑞典傳播研究傳統中被重拾?雖然這一問題的答案還需要在數年后通過歷史分析才能揭曉,但是作為國家共識的“心理防御”話語體系建設對瑞典的傳播學研究發展確實具有深遠的影響:

首先,心理防御話語為建構符合瑞典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的概念框架提供話語資源。

瑞典是少數幾個在二戰期間未受交戰軍隊大規模影響的歐洲國家之一?！爸辛ⅰ睉B度被視為使瑞典免受侵略的主要因素。但事實上在戰爭期間,瑞典政府雖然試圖保護瑞典不受納粹宣傳的影響,可是納粹政府不僅要求瑞典政治中立,還要求其“精神中立”[7],這使得瑞典政府對當時德國采用了一些實用主義的讓步,對新聞界產生了負面影響[7],包括曾經建立的自我審查制度等。

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讓瑞典對于超級國家的宣傳能力與心理戰策略更為擔憂。瑞典政府看到,心理戰、信息戰依然可以在瑞典打響沒有硝煙的戰爭,削弱其行動的能力,從而傷害瑞典的國家與利益。[2]冷戰后,瑞典政府作為國家管理機構一方面表示希望民眾保家衛國的意志不被消磨,另一方面又繼續希望以中立國的立場獲得平衡?！胺烙备拍钫瞧鹾先鸬渫饨徽咧械闹辛⑿孕揶o。[2]

因此,“以心理防御的需求作為研究問題”,以理解瑞典的公眾輿論和“防御意愿”為目標的學術研究符合中立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形象。在歐俄地緣政治再次進入緊張甚至戰爭沖突時,其發展的必要性再次凸顯。而更重要的是,經過半個世紀以來瑞典傳播學建制化發展,學術傳統不斷深入學術研究機構的機理,已經建構了與“宣傳”概念相對立的“心理防御”概念框架,并展開了客觀化、科學化的研究。這一概念體系在瑞典傳播學研究中歷史關聯性極有可能使其成為瑞典傳播學形成自主性研究的重要學術話語資源。

其次,心理防御行政機構的設立,為應對虛假信息傳播及其傳播機制的研究的實踐價值提供政策性支持。

“心理防御”思維是瑞典在冷戰開始后建立的國家“整體防御”體系的四大主要構成部分之一。[2]這一思維體系受到美國冷戰時期建立“公民防御”機構的影響不言而喻?！靶睦矸烙弊鳛橐粋€有效的政治策略手段,一直用于指揮與心理戰、宣傳和信息相關的實踐工作。BN在成立之后就為對應宣傳戰、心理戰明確承擔了三個部分的工作,構成心理防御行動的組成部分。它們分別是:①反對欺騙性的和錯誤的信息,包括散布謠言和宣傳的行為,或者說反對一切敵對的心理戰;②確保政府部門能在包括戰爭在內的危機狀態時發出政府要傳播的信息;③致力于加強瑞典國民保家衛國的意愿。[13]

可以看到,這三個部分的工作都體現著傳播學研究的實踐價值,與傳播學實用主義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依照瑞典的傳播學發展研究傳統,“心理防御”機構的重啟,必然將從課題支持、委托研究等方面再次與瑞典的傳播學界產生深度關聯,為以實踐價值為目標的瑞典傳播學研究發展提供切實的支持。

第三,“心理防御”研究通過科學化、組織化地研究危機與風險應對的“媒介準備”,為瑞典傳播學擴展共識性研究邊界。

瑞典的心理防御話語體系并不只是應用于戰爭動員或戰爭準備等議題上,也通過科學化、系統化的傳播學研究發展成為在防災減災、突發危機事件等方面的策略指導。

20世紀60年代早期,出于對冷戰轉為熱戰的擔憂,美國最早在公民防御項目中將“做好準備”(preparedness)納入其中。[27]這一防御思維后來也被北歐和西歐予以借鑒。冷戰期間,以應對核戰爭威脅為目標的公民防御體系建設中,“媒介準備”成了一種教育議程。比如通過拍攝面對核戰爭的公民防御電影,媒介為公民提供防御災難事件的心理準備。研究者發現瑞典在冷戰時期拍攝的教導公民如何學習應對核武器攻擊的影片數量遠遠超過了丹麥等國。[28]

心理防御話語體系在風險應對方面已經發展成為包括識別危險、媒介準備和保持韌性三部分的策略框架。這個策略框架在冷戰結束后被瑞典用于各類危機事件的應對與防衛的話語建構中。在新的不確定性不斷疊加生成新的公共風險和公共危機的時代,瑞典傳播學者積極開展跨學科的研究合作,為瑞典應對包括自然災害、戰爭威脅等方面的各種潛在危險做好國家信息傳播的準備工作?？梢哉f,心理防御研究通過在危機與風險應對的公民教育方面的拓展,讓瑞典傳播學在共識性研究方面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會。

瑞典的媒介產業模式被歸納為西方媒介民主模式的一種典范。2014年斯維特森更提出北歐的媒介系統是“媒介福利國家”模式[29],即一種宣揚社會民主福利、平等主義價值觀,又混雜了個人主義的特定模式[30]。雖然這個模式受到了全球化、媒介市場競爭、數字化平臺發展等帶來的挑戰,但其基本價值體系與轉型方式依然保持著明確的方向。北歐國家的媒體一直保有高讀者率、高信任度等優良傳統。2020年的世界報業自由指數里,挪威、芬蘭、丹麥與瑞典排名前四。[31]這既讓北歐國家擁有了堅定地保衛既有媒介傳統的底氣,也讓政府對運用媒體鞏固社會共識具有合理的期待。

瑞典政府重啟“心理防御機構”,體現著瑞典對于政治極化世界中由信息傳播帶來的心理戰、信息戰的強烈警惕。同時,瑞典傳播學者保護言論自由、保護公民社會的信念也通過在氣候變化、能源危機、核戰爭威脅等方面進行跨學科合作,通過對“韌性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信息傳播策略研究,服務于保護瑞典的國家共識與公民利益。這一研究話語的潛在脈絡與現實策略是否可以為瑞典的傳播學發展提供有創新力量的傳播學研究幫助,我們還需要拭目以待。但是在國際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今天,瑞典以“心理防御”概念體系建構現代化信息防御能力建設的學術話語,對傳播學研究的發展帶來的推動與影響卻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傳播學的學科價值,以及再次反思傳播學研究與國家共識的關系的時代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