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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科幻電影中“科學共同體”的形象建構及其在科學傳播中的意義

2024-04-25 03:45安帥栗靜舒
科普研究 2024年1期
關鍵詞:科學傳播科幻電影

安帥 栗靜舒

[摘 ? 要] “科學共同體”是災難敘事體裁的科幻電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被塑造成多種形象。作為科學傳播的重要元素之一,“科學共同體”的電影形象影響著科學家、社會公眾、大眾傳媒對于其豐富內涵的準確理解。本文從比較敘事學的視閾探討“科學共同體”形象在科幻電影中的建構,以西方電影史為鑒,聚焦于其從“徒有虛名的松散組織”“阻礙科技進步的守舊者”到“救世主” 等多重身份的轉變,以當代中國科幻電影代表作《流浪地球2》為落腳點,揭示其東方文化印記和民族特色,進而指出,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有助于加強科學精神與科技倫理的傳播,有利于堅定人類對于自身在歷史進程中的主導地位的信心,更是未來反思與重構這一群體的重要素材。

[關鍵詞]科學共同體 ? 科幻電影 ? 災難敘事 ? 科學傳播

[中圖分類號] N4;J905 [文獻標識碼]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4.01.010

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最早由英國科學家邁克爾·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于20世紀40年代初提出,由不同門類的科學家基于共同的科學信念(scientific beliefs)所構成[1]。之后,這一概念隨著托馬斯·塞繆爾·庫恩(Thomas Samual Kuhn)等人的闡釋而逐漸流行起來,其中庫恩劃分出了科學共同體的不同層級,最廣義上,它指的是所有自然科學家的共同體;往下一層,指的是根據學科劃分的團體;還可以繼續根據學科內部的研究方向往下細分[2]。時至今日,科學共同體的主體內涵隨著科學、技術、社會的一體化,已經有了極大的擴展并形成了新型結構,包含科學家群體以及政府科學部門、科學管理部門和科學服務部門的人員[3]。

不同于學術界對于科學共同體的抽象定義,科幻電影,尤其是以災難作為主要書寫語境的作品(所謂災難指的是因為自然或者人為原因引起的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嚴重損害的事件),已經塑造了許多具體的科學共同體形象。從20世紀初科幻電影誕生以來,西方的科幻電影對科學共同體的表征已經歷了顯性的流變,形成了幾大不同的脈絡,它們在時間軸上互有重疊,在整體觀照之下完成了對科學共同體多面向、多維度的角色塑造,構建了具有立體感的科學共同體形象。此外,自中國在2019年迎來“科幻元年”之后,以《流浪地球》系列作品為代表的國產電影對科學共同體的建構,既可見西方電影敘事傳統的影子,又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從而讓科學共同體以更加豐滿的形象走進大眾的視野。

在科學傳播中,科學共同體作為最常態化的三大層次之一(另外兩個是社會公眾和大眾傳媒)[4],其形象(即科學共同體在科學、社會活動中展示出的角色特征)本身就是科學傳播的重要元素,但各界人士多將科學共同體的主體對象聚焦于科學家群體,這就不可避免地將“科學家群體形象”等同于“科學共同體形象”,進而導致相關研究的匱乏。鑒于科幻電影與科學的緊密關聯以及其數量和內涵的豐富性,本文基于東、西方科幻電影作品的比較視閾,嘗試對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建構進行深入探討,以期在厘清這一形象主體豐富性的同時,避免對該形象產生抽象化、單一化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在科學傳播中的影響與意義。

1科學共同體在西方科幻電影中的形象塑造

在西方科幻電影中,科學共同體常常被制片人等同于科學家群體,在災難事件中被賦予多種角色,這些角色在時間軸上互有重疊。如在20世紀30年代改編自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同名作品(同時也是公認的第一部科幻小說)的電影《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科學共同體的形象特征便為“徒有其表”“形同虛設”:主人公弗蘭克斯坦制造怪物時是生理學專業的一名大學生,但并沒有學術委員會或本領域專家對其實驗的可行性予以論證,對其項目進展情況予以評估,他的科研工作幾乎是完全憑借一己之力完成的,其所在的科研單位及其所處的科學家群體組織除為其提供必要的知識儲備外,完全處于邊緣的位置,最終引發了實驗成品與預期不符、人造怪物沖擊人類世界秩序的災難性事件。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角色塑造,一方面源于當時真正的科學共同體的確組織松散,沒有明確的“能指”(signifier);另一方面源于當時的科學電影熱衷于人體復活、基因重組以及核威脅主題[5],為了凸顯瘋狂科學家的形象,科學共同體被有意塑造成了這種沒有約束力以及缺乏共同信仰的群體角色。

而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美國政府對于科學研究的資助空前增加,加上科學家的工作與國家目標之間逐漸加深了聯系,這一方面提高了科學家的社會地位與聲望[6],另一方面也開始引發公眾對于科學家是否有能力處理一些影響國家安全問題的思考[7],如在1950年上映的《登陸月球》(Destination Moon)中,火箭工程師卡格雷夫斯博士在沙漠中使用原子發動機制造火箭以求到達月球的項目,就受到了公眾的強烈質疑。1951年上映的科幻電影《地球停轉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講述了科技的不斷發展使地球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污染和威脅,進而引發外星人入侵的故事。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人造氯氟烴引發臭氧層空洞、烏克蘭切爾諾貝利的核災難以及美國“挑戰者號”爆炸的發生,公眾對于科技進步產生了更多的質疑[5]。這種對科學與技術產生的時代裂痕的反映持續體現在以好萊塢電影為主的西方科幻影片中[8]。所以在部分經典的好萊塢式大型災難科幻電影中,個人英雄主義敘事模式,即對于個人英雄,尤其是超級英雄塑造的偏重,直接將科學共同體視為反面角色甚至阻礙力量。

直至2022年上映的科幻災難影片《月球隕落》(Moonfall),仍然可以看到這種塑造方式:影片中拯救全體人類命運的使命毫無意外地落到了兩個美國人的身上,一個是失去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這一共同體信任,遭到排擠和驅逐的航天員,另一個是憑借一己之力先于NASA監測到天象異常的業余天文學家。包括《蜘蛛俠》(Spiderman)等作品在內的漫威宇宙電影也可歸于這樣的敘事模式,作為超級英雄的主人公要對抗的終極敵人往往是某個瘋狂的科學家或失控的科研機構,這種敘事方式實質上是否定了學院科學(academic science)以及高等教育、科研機構的作用。

不過,科學共同體也扮演著其他角色。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科學技術的新進展似乎有望解決生活中很多問題,科學樂觀主義投射到流行電影上,且隨著后工業社會文明的推動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7],公眾也會將解決來自未來的威脅(如后人類)寄希望于科學與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于是,在一些當代好萊塢大片中,以NASA為代表的科學共同體也被賦予正面形象,在災難敘事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如在2014年上映的《星際穿越》(Interstellar)中,正是NASA選派包括主人公庫珀在內的優秀航天員前往外太空探索星際移民的可能性,開啟了太空之旅;當影片轉向現實主義視角,留在地球上的科學家,以老一輩的布蘭德博士和新一代的女性科學家墨菲(庫珀的女兒)為代表,成為扭轉災難敘事、改寫未來人類命運的中堅力量?!缎请H穿越》充滿樂觀主義的結局,雖然依然是由個人色彩濃郁的超級英雄的努力所致,但因為他們隸屬于科學共同體,實質上代表著科學共同體的正面形象。2009年上映的《2012》和2013年上映的《環太平洋》(Pacific Rim)也可歸于這一條支線——無論是“諾亞方舟”,還是“機甲戰士”,都是基于科學共同體而來的救贖之道。

由上可知,西方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主體仍然以科學家群體為主,并隨著科學與技術的不斷進步、科學家社會地位的改變、公眾對于科學技術的質疑與依賴,以及后工業社會文明的推動、后現代主義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一形象呈現出了從“徒有虛名的松散組織”“阻礙科技進步的守舊者”到“救世主”等多重身份的轉變。

2科學共同體在當代中國科幻電影中的形象塑造——以《流浪地球2》為例

2019年,《流浪地球》的上映被譽為“開啟中國科幻元年”的大事件。4年后,《流浪地球2》累計票房突破40億人民幣,成為中國影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具體而言,這兩部科幻電影以災難元素構建敘事語境,進而書寫“未來史”。在影片中,太陽不再是地球生命的能量之源,月球也變成了“幫兇”,成為地球逃離太陽系的障礙。在末日威脅之下,科學共同體成為影片的重要表征對象,這一點在后一部作品中表現得更為明顯。通過比較敘事學的視角,可以看到以《流浪地球2》為代表的當代中國科幻電影在塑造科學共同體形象方面與西方的相通與不同之處。

同西方影片類似的是,其科學共同體的形象塑造遵循的是西方影史中“救世主”這一脈絡。在電影中,阻礙“移山計劃”、制造太空電梯危機、在情節中掀起第一次高潮的是來自“數字生命”派的反叛,而以劉培強、張鵬為代表的一眾科研、技術人員成為抵擋暴力分裂勢力的排頭兵。

但是,不同于部分西方科幻電影將科學家群體等同于科學共同體, ?《流浪地球2》所界定的科學共同體的主體不但符合庫恩的定義,體現了多個領域科學家的聯合,同時也符合新時期科學共同體概念的外延,即除了科學家以外,還囊括了與科學活動相關的多個部門的人員。從特性上來講,科學共同體本身具有開放性,不同的科學共同體間存在交叉與融合[9]。秉承這樣的原則, ?《流浪地球2》塑造的不是狹義上針對某一個學科、行業的限定科學共同體,共同體成員的學科背景也不僅僅是幾個學科的交叉(地質、生物、天文、物理、數學、計算機等在內的學科都涉及其中,既有基礎科學,又有應用科學和技術),甚至不只局限于自然科學學科(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心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樣,影片中的科學共同體打破了學科的壁壘,解除了職業分工的桎梏,消解了國別界限,實現了知識、資源的共有、互通,為現實世界中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組織構建以及不同共同體之間的合作、協同提供了范例。

此外,不同于好萊塢式孤膽英雄的勝利,《流浪地球2》中科學共同體的榮光,也向觀眾傳達著集體的勝利。盡管劉培強被塑造成“太空電梯危機”中的核心人物,但在他背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移山派”(以周喆直為代表)同樣功不可沒。當需要啟動應急方案,靠航天員手動引爆核彈的時候,各國50歲以上的航天員主動承擔了這項任務,這一次對“崇高”(sublime)美學的闡釋是通過對群像的刻畫完成的,中國航天員張鵬只是代表一個集體發聲,并不超凡脫俗。重啟根服務器不僅是圖恒宇自我救贖的機會,更是來自中國的工程師團隊重啟人類未來的集體嘗試。同西方“救世主”一脈的影片相比,雖然《流浪地球2》也凸顯了“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但以劉培強、張鵬、圖恒宇為代表的“我”是不辱集體使命的“我”,而以庫珀等為代表的“我”是要扭轉乾坤的“我”。在對新秩序的探索中,前者重在有生力量的整合、協作,“我”的閃光或在于凝聚他者,或在于修復“我”與“他者”之間的裂痕;后者則是不破不立,“我”即代表科技、倫理的正義與秩序。因此, ?《流浪地球2》中凱旋的是科學共同體之集體形象。

同時,以《流浪地球2》為代表的當代中國科幻電影塑造的科學共同體形象也帶有鮮明的東方文化印記和民族特色。例如, ?《流浪地球2》對科學共同體的建構,共同體除了具有弘揚科學精神、遵循科學規律的共同的科學信念,更是別具特色地遵循了“家國一體”的理念。無論是圍繞飛行員、領航員劉培強成長展開的主線,還是圍繞研究員、工程師圖恒宇展開的支線,家庭敘事都占據顯要地位。他們始終將家庭置于個人之上,以謀求家人(特別是下一代)“生”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并非西方影片中異質化的超級英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劉、圖兩個家庭恰恰令中華民族這個共同體在這段未來史中得以“顯影”。在劉培強和圖恒宇這兩位父親身上表現到極致的“舐犢之情”,實際上詮釋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家國一體的共同體想象邏輯——“家”是小“國”,“國”是大“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反之亦然,若家破人亡,則國將不國。這也是電影敘事的內在邏輯:守衛了家庭,就是守衛了最小的共同體單元,從而也就不會動搖更加宏大的科學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基。

最后,《流浪地球2》對于科學共同體形象的塑造方式也別具一格:電影對科學共同體采用了“背景化”的敘述策略,令其“顯而不露”。影片中,科學共同體這一元素構成了故事世界的底色。影片并沒有直接交代有任何形式的國際科學共同體存在,但在廣角鏡頭之下,無論是垂直升降距離達10萬公里的太空電梯,還是巨型的“領航員號”國際空間站,顯然都不是舉一國之力就能實現的。超級體量的跨國人力資源的匯聚是另外一個聚焦點,特別是那些零障礙溝通、親如手足的航天員(以中國飛行員張鵬與俄羅斯飛行員戈拉希諾夫為代表)。技術上趨于完美的同傳設備帶來的語言通暢固然重要,但高度趨同的職業操守、價值觀、宇宙觀才是這些一線科研從業者真正的黏合劑。這種對科學共同體“顯而不露”的敘述方式恰恰表明,科學共同體的建構在故事世界中已經日臻成熟,逐漸成為全人類默認的行動基石,自然地落入了故事世界的背景板中。也就是說,影片其實是用轉喻(metonymy)的方式完成了對科學共同體的主體角色表征——觀眾是通過部分(元素、景觀,特別是個性化的人物)來拼接科學共同體的整體形象。這實則遵循了西方科幻電影的基本敘事模式,即重視情節進程與人物塑造,通過人物,特別是個體英雄來推動事件發展。這種方式反而潛移默化地加深了觀眾對于科學共同體形象的感知,加大了對科學共同體的宣傳力度。

綜合來看,科幻電影《流浪地球2》賦予科學共同體末日救世主的地位,其建構的科學共同體形象的主體不但符合庫恩的界定,同時也符合新時期科學共同體概念的外延,凸顯了科學共同體的群體特征,也帶有鮮明的東方文化印記和民族特色。此外,影片在建構這一形象時,科學共同體元素多次作為背景出現,并通過對個別科學家形象的著重塑造,讓科學共同體的救世主形象更加具體。

3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對科學傳播的影響

有研究指出,科學傳播是科學普及的一個新形態,是公眾理解科學運動的擴展和延續[10]。而作為科學普及的重要形式,科幻電影包括科學因素和幻想因素,以及各種技術的疊加應用,其提供的視覺體驗與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讓科學傳播與大眾更貼合。近年來,以科幻電影為主要話題的科普活動出現在社會各個層面,參與對談的學者既有一線的科學家,也有電影評論家、科幻作家、文學評論家?;陔娪笆澜缰辛钊藝@為觀止的未來畫面,作為科普對象的大眾開始關切現實世界中的科技前沿,并且將電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與現實中近距離接觸的科研從業者進行對比,凸顯了科幻電影在科學傳播中的重要意義??苹秒娪爸械目茖W共同體形象在科學傳播中的積極意義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科幻電影所塑造的“科學共同體形象”有助于加強科學精神與科技倫理在公眾媒體、公眾群體甚至科學家間的傳播。截至目前,全球票房最高的10部電影,幾乎全是科幻片,而在國內, ?《流浪地球2》總票房破40億元,這意味著在影院接受近3個小時科學洗禮的觀眾數以千萬計,再加上使用流媒體觀影的群體,這樣龐大的科普受眾體量無疑是其他科學傳播形式難以企及的。此外,影片上映后引發了從自媒體到主流媒體的熱烈討論,參與者既覆蓋了一般的電影愛好者、專業影評人,又有科學家、一線科研工作者等。

其次,科幻電影為人類的重大關切問題提供“試金石”,其塑造的科學共同體的正面形象堅定了人類對于自身在歷史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信心。虛構文學的一大作用在于,用可能世界為現實世界提供鏡像,在人工智能時代,后人類社會的到來亟須我們對人性予以思考和重新界定?!缎请H穿越》和《流浪地球2》這樣的影片表明,盡管理性到冷酷的數字人、賽博格等后人類與人類并不一定對立,但在重大危機面前依然需要傳統意義上的“人性”的閃光,需要人類自己形成命運共同體的合力。

最后,科幻電影中建構的科學共同體與現實的科學史書寫具有雙向的互動,是未來科學家群體與社會公眾反思與重構這一群體的重要素材。雖然虛構敘事所依托的理論并不一定被主流科學界接受,但是鑒于這一類電影是以未來世界作為故事背景,因此既是對于現實科學共同體形象的批判性思考,又能為未來這一群體的發展提供借鑒,并為人們認識科學共同體提供新的視角和途徑。以2009年上映的科幻電影《月球》(Moon)為例,其中的月球采礦理念被美國航空航天局拿來進行可行性探討[11]。甚至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機器人系列作品中提出的“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目前仍然是機器人學的重要參考。

但不可否認的是,科幻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與現實也有一定的矛盾與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科學共同體的電影形象與現實中的科學共同體存在差異?,F實中的科學共同體形象總體是積極的,如其中所包含的科學家群體形象,應該是區別于一般社會群體的,具有弘揚科學精神,遵循科學規律,堅持客觀、公平公正的同行評價原則等特定規范和氣質的形象[12]。但在西方科幻電影中,科學共同體也會被塑造成 “徒有虛名的松散組織”“阻礙科技進步的守舊者”等消極形象,或者像《流浪地球2》帶有民族性的表征。這種塑造方式,某種程度上也會阻礙真正的科學傳播。以美國的一項研究為例,通過科幻電影來獲取科學知識的中學生,普遍對于真正的科學知識以及科學精神等有著較多的誤解甚至完全錯誤的認知[13]。

第二,電影為了追求戲劇效果,強化矛盾沖突,不得已將共同體中的個體包裝成為救世主的形象,或者像部分好萊塢大片那樣,直接將個人英雄主義凌駕于科學共同體之上。在《流浪地球2》中,代表科學共同體的也是有限的個體人物,并且多數最終以犧牲的方式完成集體的使命。然而,這其實更多是出于藝術崇高的需要,并不是科學家精神的唯一體現?,F實中,一線的科研工作者(特別是基礎科學領域的科研工作者)、技術人員是科學共同體的基石,需要兢兢業業的從業態度,很難走進公眾的視野之中,更沒有機會如英雄般做出生死抉擇。與那些銘刻在觀眾記憶中的影片人物相比,普通的科研人員在整個學術生態中是去個性化的、無標識性的,這需要把默默無聞、樸實無華、甘于坐冷板凳等品質同樣作為科學家精神的重要構成。

第三,包括電影敘事在內的文藝創作歸根到底是追求獨特性的。一部新作品的出現,必然要在某一個藝術層面追求自己的印記,主題、情節安排、人物塑造、敘事技巧等內容和形式方面的要素都會落入考量范疇。就具體的科學共同體形象建構而言,以《流浪地球2》為代表的作品雖然會遵循一般的范式,但同樣會有意識地做到不同尋常,《流浪地球2》的主創團隊借鑒了西方敘事電影中的科學共同體建構(如NASA),但又會尋求突破——這也是為什么《流浪地球》系列會被認為帶有鮮明的民族性特征、建構了“中國式科幻電影范式”[14],展示的是“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原型與中國方案”[15]。然而,在現實中,科學共同體是無國界的,更多是在尋求建立一種國際化的規約,這再次要求去除個性化。這樣的共通點、一般性特征也是科學傳播首要的聚焦點,但很難在電影中得到弘揚。

4結論

西方科幻電影作品與中國科幻電影的代表《流浪地球2》所塑造的科學共同體形象,一方面,有助于加強科學精神與科技倫理在公眾媒體、公眾甚至科學家間的傳播,有利于堅定人類對于自身在歷史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信心,更是未來科學家群體與社會公眾反思與重構這一群體的重要素材;另一方面,科幻電影是基于已有科學技術,但又高于其所處時代的科技發展水平的幻想作品,它并不能與現實中的科學共同體嚴格等同,同時囿于電影制作人對于現有科學知識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其建構的科學共同體角色難以避免地帶有一些偏向性或者導向性,同時為了追求戲劇效果,強化矛盾沖突將其包裝成為救世主等形象,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會阻礙真正的科學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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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顏 ? 燕 ? 荊祎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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