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基本特征與福利效應

蔡宇涵 張津碩 張佳佳 黃陽華

摘 要：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既需要從供給側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進程和產業數字化轉型、提升數字化治理能力，也需要從需求側引導居民更加主動、廣泛、平等地參與數字生產生活。本文利用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數據（CHDES），以微觀家庭作為基本分析對象，呈現了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討論了家庭數字經濟發展對收入、就業、消費等方面產生的福利效應，為理解數字時代家庭與個人社會經濟活動的新現象與新特征提供基本事實，為優化決策提供基礎參數與實證支撐。

關鍵詞：數字經濟；數字化水平；正規就業；數字消費；福利效應

DOI ： 10.19313/icnki.cn10-1223/f.20240313.003

一、問題提出

全球進入數字化時代，數字經濟成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動能、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引擎。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數字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就要求從需求側和微觀視角，對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學理研究，完善相關理論基礎，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

自進入信息時代以來，大量研究討論了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的應用對人們決策的影響。區別于歷次工業革命，數字技術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使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在其獨特的技術經濟特征之下，經濟體系的變動不僅由廠商主導，而且由居民同步推動。換言之，供給與需求的互動，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影響經濟體系的變動。當前，文獻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聚焦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生產過程數字技術的應用，以及數字技術的生產率或其對增長的貢獻，整體偏向于從供給側進行度量。但是，隨著數字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持續推進，數字經濟在居民生活中的應用場景日益豐富，提出了兩個新的研究任務。

其一，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有何特征？伴隨著中國居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升，數字設備和互聯網普及率趨于飽和，經典文獻中網絡服務、智能手機普及率等變量，已經不足以度量中國居民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消費者更多參與到數據要素的生產和配置過程，其資本水平、生產消費決策也隨之變化。準確、全面呈現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是深入研究數字時代家庭及個人行為的基礎。

其二，家庭數字經濟發展將對個體福利產生什么影響？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技術進步，正在對家庭生產與收入函數、勞動供給、數字消費及社會福利產生顯著且持續的影響。理解數字經濟發展的多維福利效應，是政策引導居民積極參與數字生產生活、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獲得感的重要前提。這就要求先解決數據和測度指標的可得性問題。

本文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數據庫（China Household Digital Economy Survey，CHDES），分別從數字服務、數字設備、數字認知和數字技能四個維度，呈現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事實和基本特征，分析中國家庭數字不平等現狀。在此基礎之上，本文描述了數字時代收入、就業與消費新趨勢，并對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促增收、穩就業、擴內需等效應及機制進行了分析，以期就研究經典議題在數字時代的新現象、新特征提供基本參數，為政策制定、家庭和企業決策提供學理支撐。

二、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

（一）調查實施與數據收集

1. 調查背景

近年來，數字經濟對居民生產生活的多維影響，引起了國際組織、科研機構、學者及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關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率先實施了一系列微觀調查，旨在收集家庭層面參與數字經濟活動的相關信息，并嘗試為家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供更全面的度量。從問卷設計來看，這些調查聚焦受訪者ICT 設備的購買及使用行為，輔之以電子商務（E-commerce）、電子政務（E-governance）的應用水平。從國內來看，部分微觀調查同樣在問卷設計中加入了關于智能終端（如手機）等數字設備、網絡等數字服務相關模塊，為了解我國家庭層面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了依據。相關問卷梳理如表1 所示。

國內外相關調查為從微觀層面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一定數據基礎。然而，若結合我國實際應用場景，上述調查數據可提供的信息仍較為局限。首先，盡管部分調查以數字經濟為主題，但多數問題設置仍以信息時代消費者的行為和現象為主，并不能體現數字經濟的新特征。特別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處于全球引領地位，數字經濟的應用場景更加豐富，對居民的影響更加多維和深刻。在這一進程中，以ICT 為主的傳統模塊設置，已不足以度量我國數字經濟微觀發展水平。其次，從國內來看，我國尚未實施過面向數字經濟的家庭調查，盡管近年來部分大型家庭調查在問卷中逐步補充了針對手機與網絡使用行為的問題，但相比于我國家庭層面豐富多樣的應用場景，調查信息仍不能充分度量數字經濟微觀發展與滲透水平。除調查數據外，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在我國數字經濟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大量研究以此為基礎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傅秋子和黃益平，2018；郭峰等，2020；郭沛瑤和尹志超，2022）。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具有數據量大、樣本豐富、測量誤差較小等優勢，但由于是非調查數據，其能夠描述的家庭行為相對受限。

綜上，有必要結合數字經濟的特征與我國實際，重新設計調查問卷，對我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全面度量，為從需求側理解數字經濟中的家庭與個人行為提供基礎數據。

2. 數據收集

2021 年12 月至2022 年3 月，中國人民大學實施了首輪“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ChinaHousehold Digital Economy Survey，CHDES），從數字服務、數字設備、數字認知和數字技能四個核心維度描述我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評估其經濟社會后果，提煉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重大事實、重要關系、核心參數、重大假說”。本次調查遵循“誘因（Cause）-行為（Behavior）-后果（Performance）”（C-B-P）的基本框架，圍繞家庭數字經濟發展這一核心，對其度量方式、影響因素及造成的經濟社會后果進行探索分析。問卷內容分為“基礎信息模塊”和“數字經濟模塊”兩個核心板塊，包括戶主和家庭的基本信息、主觀態度、數字設備使用情況、數字認知與技能、數字活動、就業情況、收入與消費、住房與交通工具、碳認知等，能夠為微觀家庭層面數字經濟滲透水平提供全面充分的度量。

該調查采用分層抽樣，先在省份層面在省會和1 個中低水平城市抽樣（北京市采用中心城區和郊區縣抽樣），再按照1：1：1 比例在市區、縣城和鄉村分別抽樣。這一抽樣方式是為了確保樣本能夠充分代表全國勞動者數字化水平，避免樣本選擇性偏誤?？紤]到數字經濟微觀滲透與個體特征（例如就業、教育等）密切相關，調研按照2020 年就業人口比例，按照25%和75%的比例分別在工作日白天、工作日晚上和周末展開入戶調查，使得樣本更具有代表性和準確性。此次調查最終抽取了北京、吉林、山西、廣東、廣西、河北、河南、浙江、甘肅、貴州等10 個省份的1 675 個家庭的調查數據。

本文對比CHDES 數據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結果如表 2 所示?？梢钥闯?，本次調查計算得到的社會、家庭、個人層面相關變量均值，均與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沒有顯著差異，表明CHDES 的抽樣具有較好的全國代表性，能夠用于相應的統計推斷和計量分析。

（二）中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與特征

對CHDES 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呈現了“兩實現、兩不足”的基本特征：我國數字服務、數字設備均等化基本實現，但數字認知、數字“賦能”明顯不足?，F階段，數字認知不平等是我國家庭數字不平等的最主要來源。

1. 數字服務發展成效顯著

數字服務普及是家庭廣泛參與數字活動的前提，其核心是網絡服務。本次調查從固定寬帶和移動寬帶網絡的接入、使用、評價等方面對家庭實際獲得的數字服務水平進行評估。2009年以來，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實現了從“3G 突破”“4G 同步”到“5G 引領”的跨越式發展。結果顯示，得益于移動寬帶網絡的發展，我國家庭數字服務可得性顯著提升，家庭移動寬帶網絡接入率（99.34%）遠高于固定寬帶網絡接入率（84.36%），數字服務可得性遠超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在農村、西部省份等欠發達地區的建設，也賦予其顯著的后發優勢，極大緩解了長期以來網絡服務供給的地區不平等。對移動流量的分析結果表明，受訪者實際流量月均消費量為25.89GB，居全球高位。約七成受訪者認為，當前購買的套餐流量能夠滿足需求，發生套餐外流量消費的受訪者占比僅為10.52%。結合家庭收入的分析結果顯示，移動流量消費的收入彈性僅為0.13。按照經濟學的定義，收入彈性小于1 表明移動流量已成為家庭必需品，且提升家庭收入或降低流量成本（如通過網絡“降費”政策）的收入效應，對流量消費的拉動作用將十分有限。這也意味著在現有數字服務供給條件下，我國移動網絡用戶的流量消費趨于達峰。

2. 數字設備均等化基本實現

數字設備是家庭參與數字生產或消費活動的基本投入品。本次調查的數字設備，包括智能手機及臺式計算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各類計算機設備。調查結果表明，我國家庭數字設備呈現向智能手機集中的趨勢。2021 年，我國智能手機戶均擁有量為2.3 部，普及率達到98.68%，使用率達到93.20%，居各類數字設備之首。從使用習慣來看，96.42%的受訪者最常使用智能手機上網。智能手機具有日益強大的處理信息能力和豐富多元的應用場景，不僅取代了傳統非數字設備，而且超越各類計算機設備，成為家庭數字設備的核心。智能手機的普及和廣泛使用，縮小了家庭數字設備的不平等程度。異質性分析顯示，不同居民群體的數字設備購買及使用不存在顯著的經濟和統計意義上的差異，個人智能手機基尼系數為0.16。若參照聯合國對收入不平等的界定，我國智能手機分布達到“高度平均”?？梢?，相比以計算機為主要上網設備的信息時代，我國家庭數字設備不平等程度顯著下降。

3. 數字認知水平亟待提升

數字認知是數字時代微觀個體行為決策的基本邏輯與依據，對中長期內實現家庭數字經濟均衡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亦是塑造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指標。本次調查評估了受訪者數字經濟概念認知和數字安全認知。對于數字經濟概念認知，構造兩級認知指標：以“是否聽說過‘數字經濟”作為一級認知并以0-1 賦分；對I 級認知得1 分的受訪者，請其對10 項日常場景是否應用數字技術做出判斷，將判斷正確的場景數量作為II 級認知。受訪者數字經濟概念認知由兩級認知評分加總得到。結果顯示，數字經濟概念認知兩極分化趨勢顯著。一方面，逾六成受訪者從未聽過數字經濟，表明不具備數字經濟I 級認知；另一方面，近三成受訪者對數字經濟含義具有較準確的理解（II 級認知不低于6 分）。認知水平兩極分化，表明家庭數字認知存在高度不平等。對數字安全措施與數字安全風險評價的分析發現，我國家庭數字安全認知水平較低。近三成受訪者在使用網絡服務過程中，從未采取過任何信息安全保護措施，特別是對于數據安全的重視程度尤為不足（關注人數占比不足20%）。此外，多數受訪者對數字時代新技術潛在的安全風險認知有限。以智能家居為例，在458 位家中使用智能設備的受訪者中，沒有考慮過或不認為設備使用過程存在個人信息泄露風險的比例達到64.19%，表明消費者在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風險防范和隱私保護意識仍然欠缺。

4. 數字技能紅利有待釋放

數字技能水平由技能學習成本與預期收益共同決定，能夠用于評估家庭實際參與各項數字活動的能力，是家庭數字化進程的重要評價指標。本次調查將數字技能界定為“在接入網絡的場景下，需要借助數字設備完成操作的動作或活動”。本次調查共提供22 項通用數字技能。根據目的與主要收益將技能分為三類：一是社交技能，用于社會交往、擴大社會網絡、積累社會資本；二是消費技能，用于獲得商品、娛樂或休閑服務；三是生產技能，用于提升個人能力或勞動生產率，或是能夠創建數字內容（例如發布信息、網絡銷售等）。結果顯示，我國家庭數字技能水平較高，多數家庭能夠適應數字生活。受訪者的平均技能掌握率（掌握技能數量/技能總數×100%）達到80.05%，四成受訪者的數字技能掌握率達到100%；家庭數字技能基尼系數0.16，不平等程度較低。但數字生產技能掌握不足，數字“賦能”有待提升。受訪者生產技能的平均掌握率為66.07%，顯著低于社交（92.15%）和消費技能（83.90%），表明家庭層面利用數字技術實現自身發展，或從事數字生產經營活動的能力有待加強。究其原因，數字生產技能通常需要較高的學習成本，但現階段多數受訪者認為相關技能的潛在收益較低。

5. 數字認知是數字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利用基尼系數可對數字服務、數字設備、數字認知和數字技能維度不平等程度進行比較分析，結果如圖1 所示。在我國，家庭數字不平等程度從低到高排序為：數字技能<數字設備<數字服務<數字認知。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信息通信服務能力的大幅提升，是驅動家庭層面數字服務和數字設備均等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以此為基礎，數字技術應用場景的日?；?、多元化和普遍化，加快了社會交往、購物及休閑娛樂活動的數字化轉型，促進家庭及個人數字社交與消費技能普遍提升以及我國家庭數字技能不平等的下降。然而，各界對于家庭數字認知的關注不足，相關概念、理念的微觀滲透有限，導致數字認知不平等成為家庭數字不平等的最主要來源，并可能對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包容性產生影響。

三、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福利效應

（一）家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

近年來，一些文獻探討了以互聯網普及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滲透，在居民增收與促進包容性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邱澤奇等，2016；張勛等，2019；戚聿東等，2020）。這一研究議題的重點與難點在于如何有效度量數字經濟。利用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數據庫CHDES，黃陽華等（2023）構建了中國居民數字化指數（China Individual Digital Index，CIDI），包括“數字接入”“數字技能和使用”兩個維度，具體包含5 個二級指標、15 個三級指標，共計19 個具體指標，較為全面系統地在微觀層面度量了居民數字化水平，彌補了現有文獻微觀數據和測度的不足。

CIDI 指數的核密度圖如圖 2 所示。2021 年，CIDI 的均值約為0.41，標準差約為0.13；數字接入的均值約為0.32，最小值約為0.01，不存在沒有數字接入的居民，再次表明近年來中國通過適度超前的大規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成數字基礎服務普及。數字技能和使用的均值約為0.59，最小值約為0.00，最大值約為0.98，意味著雖多數居民的數字技能和使用處于較高水平，但仍有部分群體的數字技能和使用水平較低，是全面提高居民數字化水平、緩解“數字貧困”的短板所在。

本文進一步對調查樣本進行數字畫像，發現不同特征的居民數字化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而言，如圖3 所示，受訪者中女性的數字化水平顯著高于男性，45 歲以下中青年居民的數字化水平顯著高，高收入家庭數字化水平顯著優于低收入家庭，城鎮家庭數字化水平顯著高于農村家庭，且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數字化水平顯著更高。從受教育水平來看，普通高中以上學歷群體的數字化水平雖略高于普通高中以下群體，但組間差異并不顯著。值得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受教育程度與居民數字化水平無關。教育可以通過影響個人偏好、專業技能等人力資本積累過程，間接影響數字化水平，并且對個體福利也具有潛在的長期影響。

對家庭進行數字畫像，為理解不同群體數字化水平差異提供了基本事實，同時強調了提高數字包容性的重要性，為政策制定者針對不同群體精準提供數字教育和支持措施提供參考，以保障居民平等地從數字化中獲益?；贑IDI 指數與數字畫像，本文將從收入、就業與消費等方面，探討家庭數字經濟滲透與居民數字化水平提升的多維福利效應。

（二）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增收效應

釋放數字經濟紅利，使更多家庭享受數字經濟帶來的福利增進，歸根結底需要以數字經濟發展促進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續增長。因此，理解數字經濟發展與居民數字化水平差異帶來的收入增長和分配效應，成為一項基礎性研究任務。

1. 居民數字化水平與收入的典型事實

基于CIDI，本文研究呈現居民數字化水平與收入關系的三個典型事實，為理解家庭數字經濟滲透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提供分析基礎與事實依據。

事實一：數字化水平與收入水平正相關。首先將CIDI 按照數值，從小到大排序后進行100 等分，計算每等分居民數字化指數以及居民收入均值，繪制散點圖和擬合線（見圖 4）?？梢钥闯?，數字化指數與居民收入呈現正相關關系。近年來，數字技術與各行業加速融合，新業態、新模式競相發展，深刻改變和重塑了勞動力市場，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拓展了居民的收入來源。這些因素都使高數字化水平居民有機會獲得更高收入。

事實二：數字接入水平提升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徑。進入數字時代，家庭層面數字服務和數字設備的普及、數字認知與數字技能的提升，能夠保障不同家庭獲得平等發展的機會與能力；數字技能和使用能夠反映家庭數字技術的實際利用水平，直接影響家庭可獲得的經濟收益。從居民數字化水平的兩個一級維度與居民收入散點圖和擬合線可以看出（見圖5），數字接入與居民收入的擬合斜率更高，即單位數字接入水平的提升對居民收入的拉動作用，高于數字技能和使用。中國適度超前大規模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提高了全體居民的數字接入水平，使得一些社會經濟弱勢個體獲得數字紅利，從而給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實現收入“換道超越”提供了機遇。而數字技能和使用對居民收入的拉動平均作用較小，表明數字技能和使用還沒有成為居民普遍增收的充分條件。這也表明，在提升全民數字素養的基礎上，引導居民適應數字生產生活方式、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賦能自身發展，是提升家庭數字化發展收益率、實現數字紅利普惠共享的重要手段。

事實三：數字化水平與收入分配的U 型關系。從CIDI 與基尼系數散點圖和擬合線可以看出（見圖6），CIDI 與收入分配之間呈現出U 型關系，即隨著居民數字化水平提高，居民邊際收入可能會先遞增后遞減，表現為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先縮小后擴大。這說明數字經濟發展可能對收入差距同時存在“收斂效應”和“擴大效應”?！笆諗啃笔侵膏l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彌補了貧困地區在公共服務、金融服務以及產業服務供給上的匱乏，為智慧農業生產、農村電商、數字化生活等數字鄉村應用場景提供基礎。在此過程中，電子商務逐漸成為扶貧助農新助手，創新創業、靈活就業、普惠就業的新渠道，為數字技能弱勢農戶提供發展機會（邱澤奇和喬天宇，2021）?！皵U大效應”是指由于低收入家庭在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方面不及高收入家庭，尤其是人力資本差異帶來的數字技能和應用能力差異，數字經濟在發展后期可能會加大收入差距（van Deursen 和van Dijk，2014；劉駿，2017）。

2. 居民數字化水平提升促進收入增長、改善收入分配

基于調查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當CIDI 提升1 個標準差（0.13）時，居民收入將提升5.93 個百分點，表明數字化水平提升將顯著促進居民收入增長。通過對居民數字化水平影響收入的城鄉、區域、行業差異進行異質性分析，發現農村和縣城居民相比市區居民獲得更顯著的收入增進，表明數字化水平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數字技術具有廣滲透性，數字經濟發展一方面推動鄉村產業升級，為擴大生產規模和提升生產效率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創新農產品銷售渠道，以各類電商平臺為依托的“網紅+網店”銷售模式，為農村產品迅速融入全國市場提供助力。智慧農業、農村電商、鄉村數字治理等鄉村數字化應用的推廣普及，農村數字經濟快速“追趕”，對于提升農村居民數字素養、促進農村家庭收入增長、縮小城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由于發達地區可以有效率地整合基礎設施、物流、人才、企業等優勢資源，為數字產業的聚集和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同時，數字經濟的滲透也推動了數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資產業、新興行業集中，這也在短期內擴大了區域和行業收入差距。

從數字化水平促進收入增長機制來看，一方面，居民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賦能個體在線工作學習時長或受雇概率提高收入，體現為數字化對勞動要素的“賦能效應”。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勞動要素供給影響收入，主要存在兩種渠道：其一，數字經濟發揮了就業彈性大、靈活性高、吸納能力強等特性，助力創造眾多新的就業崗位和職業，實現了穩就業和保民生（戚聿東等，2020）。同時，遠程辦公或者異地辦公成為新潮流，提高了工作效率。其二，數字經濟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模式和就業觀念，提高了就業率。具體而言，數字經濟發展不僅可以降低就業信息的不對稱性，提升和維護社會資本以增加居民就業概率（戚聿東和褚席，2021），也有助于創造靈活就業崗位和自主創業機會，并推動非正規就業發展，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同時，為家庭增加收入來源。

另一方面，居民數字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優化居民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構成的資本組合，通過提高各類要素利用率和生產率實現收入增進，體現為數字化對資本組合要素的“倍增效應”。這其中的主要機制有三：一是多樣的數字平臺與數字服務，可使得既往積累的、無法轉化為資本的“僵化”或閑置資產轉化為有價值的物質資本。二是數字技術突破了時間、空間或傳統教育體系的限制，利用網絡平臺和在線教學等方式加快知識傳播，推動正規教育和技能培訓資源的規模共享，降低教育的邊際成本。移動設備的普及還可以提升實操技能，推動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在勞動市場的競爭力。三是相較傳統的社交方式，數字滲透顯著擴大的“朋友圈”有效地幫助人們根據家庭背景、需求和偏好搭建特定的社交網絡，打破了“血緣、地緣、業緣”形成的傳統社交圈束縛，拓寬居民的信息來源渠道，進而擴大居民社會資本、提升收入水平。

（三）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穩就業效應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穩定的就業是民之所盼，也是美好生活的基石。在數字技術加速突破與應用的驅動下，我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治理體系均面臨數字化的沖擊。在此背景下，如何實現高質量就業以保障最基本的民生，進而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兼具現實性與前瞻性的研究課題。

1. 數字時代就業市場新趨勢

數字經濟驅動下就業形勢面臨著“量”和“質”雙重趨勢：在“量”的方面增加就業的崗位，在“質”的方面提升就業的穩定性。從現象上看，數字經濟對就業具有“更充分”和“更正規”兩個效應。一方面，數字經濟衍生出網約車司機、外賣快遞小哥、網絡主播等新興就業崗位。根據相關報告，2020 年我國平臺企業雇傭員工數為631 萬人①，預計2025 年將會帶動3.79 億人就業②。數字經濟為女性、農民工、在校學生、殘疾人等群體提供了解決就業的新手段，具有包容、普惠的特點。2021 年約有65.7%的鄉村群體和62.2%的本科以下學歷群體參與到數字生態相關的工作中③，為中國就業帶來新的動力（羅楚亮和梁曉慧，2021）。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更高質量”就業的影響也引發爭議。如同其他具有更高效率的技術一樣，數字技術的進步伴生出“機器吃人”“技術換人”、智能流水線等替代勞動的擔憂（Acemoglu 和Restrepo，2020），尤其是對低技能勞動者的沖擊更為明顯（王文，2020）。雖然部分互聯網巨頭啟動了就業計劃④，但多為臨時性就業（戚聿東等，2020），并不能滿足勞動者正規就業的需要，也帶來就業保障缺失、勞動者權益受損等問題。

從理論研究進展上看，數字經濟推動高質量就業有三個問題值得研究。第一，現有文獻聚焦于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就業數量的影響，不斷涌現的新型就業機會拓展了靈活就業、零工經濟發展空間，支撐了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創造（潘明明等，2021）。同時，部分文獻關注了靈活就業帶來勞動保障的缺失，擴大了不同技能勞動者之間的就業鴻溝（余玲錚等，2021）。至于數字經濟發展在“質”的方面，尤其是數字經濟能否拓展更多高質量崗位，有待開展更為豐富的實證探究。第二，現有文獻實證分析了數字經濟背景下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收入、搜尋成本等機制，對勞動者選擇更為安穩崗位的影響（Shahiri 和Osman，2015；周爍和張文韜，2021）。但是，對于數字經濟促進正規就業的理論傳導路徑，現有文獻尚未形成系統性理論模型構建，有必要提煉數字化水平如何推升勞動者正規就業的互動機制。第三，現有文獻對于勞動者數字化水平衡量進行了積極且有益的探索，集中于城市層面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勞動者層面互聯網使用情況等（戚聿東和褚席，2021；趙新宇和朱銳，2022）。但是，囿于現有數據可得性，數字化在勞動者層面的影響尚未充分體現，現有文獻對于勞動者數字化水平的衡量在顆粒度、異質性、綜合性等方面有待增強細化。如何全面有效度量微觀勞動者的數字化水平，從而對以上效應和機制進行更有效的實證檢驗，是該領域研究的重點方向。

2. 勞動者數字化水平提升促進正規就業

CIDI 指數估計結果顯示，勞動者自身數字化水平可以顯著提升正規就業的概率。勞動者數字化水平指數提升1 個標準差，勞動者簽訂正規就業合同的概率將提升16.27%，即勞動者數字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進其確立正式穩定的勞動關系。分不同群體影響來看，勞動者數字化水平促就業效果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表明數字化水平的提升能夠帶來女性和男性正規就業概率均衡提升，有助于彌合傳統勞動市場上的性別差異。數字經濟發展實現了自身技能的積累，且通過線上求職打破信息壁壘，擴充了勞動者求職崗位選擇的范圍，特別是為更多女性提供了充分實現自我的渠道，從而提升女性就業比率（明娟和曾湘泉，2015；潘明明等，2021）。然而，對比城鄉發展，勞動者數字化水平會擴大農村和城鎮間的就業不平等（Kiisk 和Pohjola，2002；程名望和張家平，2019）。這與城鄉勞動者在互聯網基礎設施條件、數字產業發展等方面存在“數字鴻溝”有關，并有可能造成正規就業的鴻溝。盡管流行觀點認為，數字經濟促進了靈活就業、零工經濟等快速發展，但是本文基于微觀調查數據的分析結果表明，從勞動力供給的視角發現，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勞動者傾向于利用數字經濟提升自身人力資本、穩住現有工作和拓展搜尋范圍等渠道謀求更穩定的就業。具體機制包括以下三點：

第一，勞動者數字化水平提升通過增進人力資本，將推動勞動者實現正規就業的概率提升17.15%。從勞動力市場需求側來看，以數字技術為主導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對勞動力需求產生沖擊，在“擠出”了傳統低技能勞動力的同時，提升了企業對于高技術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供給側來看，數字時代云教育、云培訓等遠程教育教學方式的廣泛應用，使信息資源的可得性大幅提升，降低了技能學習成本，為勞動者提高自身素質提供平臺。在需求側推動和供給側拉動的共同作用下，勞動者能夠實現人力資本積累，對于新技術沖擊的適應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逐步增強，促進了就業穩定性的提升。

第二，勞動者數字化水平的提升通過提升個人收入將促進個人正規就業的概率增長16.05%。如前文所述，數字經濟不僅顛覆了傳統的生產方式，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和智能化生產使企業的生產力得到充分釋放，顯著提升了勞動生產率，也突破了傳統的就業模式，網絡直播、電子商務、網約車等數字經濟催生的新崗位為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收入來源更加多元。收入提升將增進個人物質獲得的滿足感與安全感，提升個人轉換工作的機會成本，弱化其頻繁更換工作的動機，使勞動者偏好簽訂長期勞動雇傭合同，形成穩定的就業與收入預期。

第三，勞動者數字化水平提升將通過公平發展渠道使正規就業的概率直接提升1.39%。數字經濟發展的特征之一是信息流通成本的大幅下降，為勞動者擴大社會網絡、拓寬信息獲取渠道創造條件。對于求職者而言，海量信息資源打破了勞動力供需匹配固有的時空約束，有助于推動就業機會均等化發展，提升勞動市場匹配效率，有效克服傳統求職方式的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勞動力市場失靈，從而使得勞動者獲得更多元的就業機遇與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提升就業的穩定性。

（四）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擴內需效應

數字經濟發展對消費者偏好、約束條件及行為決策形成沖擊，對中長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產生深刻影響。當前，我國正處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機遇期，數字經濟微觀滲透的深度和廣度仍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間。識別微觀個體消費行為的新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發揮數字消費①在擴大消費總規模、推動消費升級中的引領性作用。

1. 數字消費的新特征

第一，數字消費已經成為一種大眾化的消費形態。隨著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供給側企業應用新技術加快數字化轉型，產品和服務日益多元和豐富，數字消費已經成為接受度廣、普及率高的消費形態。根據前文的調查數據，我國家庭數字服務與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數字設備普及率均超過95%，通過網絡購物、購買數字產品或服務等方式參與過數字消費的受訪者比例達到89.19%。數字消費活力已經顯現，且在適應和滿足消費新需求、推動消費升級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家庭數字消費將成為擴內需的重要引擎。家庭數字消費需求規模增長，一方面來自對傳統實體商品或線下服務的替代效應，另一方面來自產品和服務日益豐富、渠道拓寬與交易成本下降創造的消費新需求。兩種效應的相對強度，決定了數字消費能否在長期內作為擴內需、促增長的穩定來源。目前，無論消費額還是普及率，網絡購物都是家庭數字消費的最主要形式。以網絡購物消費為例，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線上消費每增加1 元，線下消費平均增長0.36 元，表明當前發展階段家庭數字消費主要來自于派生需求，且能夠與線下實體消費互補互促，拉動總體消費規模增長。

第三，家庭數字消費不平等依然不容忽視。盡管現階段數字消費在家庭層面的普及率已達較高水平，但不同家庭數字消費發展不均衡現象依然顯著：家庭數字消費水平在城鄉、地區與收入層面差異較大，表現為城鎮、東部地區及高收入家庭的數字消費水平顯著高于農村、中西部地區及低收入家庭，且后者的數字消費多局限于線上購買服裝、食品及其他日用品，數字服務需求不足、消費結構有待優化，消費轉型升級尚處于起步階段。整體而言，家庭數字消費不平等程度高于總體消費的不平等，表明數字時代高質量的產品、服務和多元的消費場景，尚未平等惠及全體消費者，家庭數字消費增長潛力巨大。

2. 家庭數字化水平提升促進線上消費規模擴張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 年，我國網上零售額13.1 萬億元，其中，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達10.8 萬億元。此次家庭數字經濟調查的結果顯示，居民數字化水平的提升，特別是數字設備普及和數字技能提高，對于個人線上消費規模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通過多種渠道擴大數字消費規模。

第一，數字互補品普及提升數字消費可及性。不同于傳統消費，隨著數字經濟對居民影響的日益廣泛和深入，個體做出參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各項活動（如，通過網絡購物平臺或者其他數字平臺進行線上消費，或獲得數字產品或服務）決策時，不僅需要基于產品本身價格、特征等進行分析，還需考慮網絡等數字服務、數字設備及獲得該商品必需的其他配套產品或服務的可得性。借鑒傳統經濟學中關于“互補品”性質和特征的定義，本文將與消費者直接購買的產品相配套的、完整完成數字消費所必需的數字產品或服務定義為“數字互補品”（digital complement）（例如，網絡服務、數字設備、網絡購物配套的物流服務，與線上購物配套的產品質量保障服務等）。盡管數字互補品在不同的消費情境下具有不同的內容和含義，但其作為數字消費的必需品，將對居民的消費決策產生重要影響。此次調查結果顯示，網絡與數字設備的可負擔性與可得性提升，將顯著提高家庭進行數字消費的概率與消費水平，表明數字互補品經濟上可負擔與地理上可獲得是居民充分參與數字消費活動的前提。

第二，居民數字素養提高增強家庭數字消費的偏好和意愿。數字素養反映居民應用數字技術改善生產生活、應對數字時代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居民數字素養提高顯著促進了家庭數字消費規模增長。一方面，數字素養提升使居民有機會應用互聯網理財、網絡信貸與保險等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放松消費的時空約束和短期預算約束，增強家庭的風險抵御能力、穩定未來收入預期、優化跨期消費決策、提升生活質量。另一方面，數字素養提升將增進消費者的信息獲取能力，降低其參與線上消費的信息不對稱，成為釋放線上消費潛能、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前提。因此，數字素養提升成為消費者充分挖掘數字紅利、利用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滿足自身物質和精神新需求的關鍵。

第三，數字產品和服務可達性提高，降低消費者參與數字消費的成本。調查數據顯示，能否打通產品和服務從市場到消費者的“最后一公里”，成為家庭數字消費意愿和消費決策的關鍵影響因素。近年來，我國數字交易平臺蓬勃發展，擴大了商品、服務的消費可選擇集，拓寬了消費渠道；物流、信息設施逐步實現全國覆蓋，打破了區域市場壁壘，為滿足消費者日益多層次、個性化需求，優化供需匹配結構創造了條件。然而，相較于東部、中部地區和城市，西部地區及偏遠農村的基礎設施發展依然相對薄弱，特別是受自然條件所限，交通基礎設施發展滯后，數字產品和服務難以通達，成為這些地區家庭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制約，也是家庭數字消費不平等的重要誘因。

四、結 論

數字時代的到來不僅意味著生產方式變革、產業結構變遷和新生產要素的爆發式增長，也對家庭和個人等微觀主體的行為與決策產生了多樣化影響。本文利用我國首個系統的微觀調查數據，呈現我國家庭數字經濟發展基本特征與事實?；谶@些事實與特征，本文初探了家庭數字經濟發展與居民數字化水平提升，對收入、就業、消費等經典微觀經濟學問題及福利帶來的多方面影響。

微觀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信息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數字經濟的時空均衡發展，加快了數字服務與數字設備均等化，為欠發達地區的長期發展和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提供了機遇與基礎保障。但是，調查結果也反映了我國居民在數字認知、數字技能方面存在較大不平等性，如何全面提高全民數字素養，成為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課題。福利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數字經濟發展具有顯著的促增收、穩就業、擴內需效應，是長期內提升居民幸福感和社會福利的重要動能，但也有加劇數字不平等的潛在風險。

基于以上基本事實與結論，為更好發揮數字經濟在提升居民福利中的作用，建議：一是從推動數字時代的共享發展看，應在“硬件”上實現區域城鄉數字設備、數字服務基本覆蓋的基礎上，更為重視對居民數字認知、數字技能等“軟件”的普遍提升，防范居民數字素養方面出現新型數字鴻溝，從而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對共享發展的潛能充分釋放出來；二是從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看，應順應數字經濟向家庭滲透的大趨勢，協同推動數據市場建設與傳統要素市場深化改革，更好發揮數字經濟對勞動者人力資本的賦能效應，以及對家庭物質資本的倍增效應，增強就業的穩定性，拓展居民收入增長的渠道；三是從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看，我國現階段家庭數字消費與線下消費存在正相關關系，要求重點填補縣、鄉、村快遞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短板，拓展農產品的線上消費網絡，引導數字平臺和供應商提高面向鄉村的數字化教育、醫療、健康、文化等服務供給質量，推動城鄉雙向數字消費發展。

立足家庭數字經濟的特征和基本事實，通過加強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數據庫的建設，持續追蹤收入、就業、消費、幸福感等經典議題在數字時代的新特征與新趨勢，同時關注家庭內部數字聯合生產函數、家庭數能結合等數字時代新問題，可為數字經濟學科建設和政策研究提供基本事實與學理支撐。

參考文獻

[1] 程名望，張家平. 互聯網普及與城鄉收入差距：理論與實證[J]. 中國農村經濟，2019 年第2 期，第19-41 頁。

[2] 傅秋子，黃益平. 數字金融對農村金融需求的異質性影響——來自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證據[J]. 金融研究，2018 年第11 期，第68-84 頁。

[3]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濤，張勛，程志云. 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J]. 經濟學（季刊），2020 年第4 期，第1401-1418 頁。

[4] 郭沛瑤，尹志超. 小微企業自主創新驅動力——基于數字普惠金融視角的證據[J]. 經濟學動態，2022 年第2期，第85-104 頁。

[5] 黃陽華，張佳佳，蔡宇涵，張津碩. 居民數字化水平的增收與分配效應——來自中國家庭數字經濟調查數據庫的證據[J]. 中國工業經濟，2023 年第10 期，第23-41 頁。

[6] 劉駿. 城鄉數字鴻溝持續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實證研究[J]. 統計與決策，2017 年第 10 期，第119-121 頁。

[7] 羅楚亮，梁曉慧. 互聯網就業搜尋對流動人口就業與工資的影響[J]. 學術研究，2021 年第3 期，第72-79 頁。

[8] 明娟，曾湘泉. 工作轉換與受雇農民工就業質量：影響效應及傳導機制[J]. 經濟學動態，2015 年第12 期，第22-33 頁。

[9] 潘明明，蔡書凱，周游. 互聯網使用促進農村婦女非農就業了嗎——基于蘇、皖、豫、鄂四省調研數據的實證研究[J]. 農業技術經濟，2021 年第8 期，第133-144 頁。

[10] 戚聿東，褚席. 數字生活的就業效應：內在機制與微觀證據[J]. 財貿經濟，2021 年第4 期，第98-114 頁。

[11] 戚聿東，劉翠花，丁述磊. 數字經濟發展、就業結構優化與就業質量提升[J]. 經濟學動態，2020 年第11 期，第17-35 頁。

[12] 邱澤奇，喬天宇. 電商技術變革與農戶共同發展[J]. 中國社會科學，2021 年第10 期，第145-166 頁。

[13] 邱澤奇，張樹沁，劉世定，許英康. 從數字鴻溝到紅利差異——互聯網資本的視角[J]. 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10 期，第93-115 頁。

[14] 王文. 數字經濟時代下工業智能化促進了高質量就業嗎[J]. 經濟學家，2020 年第4 期，第89-98 頁。

[15] 余玲錚，魏下海，孫中偉，吳春秀. 工業機器人、工作任務與非常規能力溢價——來自制造業“企業—工人”匹配調查的證據[J]. 管理世界，2021 年第1 期，第47-59 頁。

[16]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何宗樾. 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 經濟研究，2019 年第 8 期，第71-86 頁。

[17] 趙新宇，朱銳. 數字經濟與非正規就業——基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的實證研究[J].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2 年第5 期，第72-83+236 頁。

[18] 周爍，張文韜. 互聯網使用的主觀福利效應分析[J]. 經濟研究，2021 年第9 期，第158-174 頁.

[19] 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 128（6）， 2188-2244.

[20] Kiiski， S.， Pohjola， M.， “Cross-Country Diffusion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02， 14（2），297-310.

[21] Shahiri， H.， Osman， Z.， “Internet Job Search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15，29（1）， 161-173.

[22] van Deursen， A.， J.， and van Dijk， J.， A.， “The Digital Divide Shifts to Differences in Usage”， New Media & Society，2014， 16（3）， 507-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