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養方式、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發展

聶倩 項亞光 李佳麗

摘 ? 要：該研究基于資源替代理論與優勢強化理論，使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2013—2014年、2014—2015年兩期數據，探索家庭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發展的影響機制，并分析不同路徑是否存在階層異質性效應。研究發現：1.相較于忽視型教養方式，專制型、寬容型和權威型教養方式對子代的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2.教養方式對弱勢階層認知能力的發展影響作用更大，對非認知能力的影響作用則不存在異質性效應；3.非認知能力中的成就目標和情緒管理技能在教養方式和子代認知能力之間扮演中介角色，且中介作用在弱勢階層中更大。

關鍵詞：教養方式；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異質性；中介效應

一、引言

我國臺灣學者藍佩嘉在其著作《拼教養》中，將教養視為階層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1，父母試圖以“完美”的教養方式保障子女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從而實現階層上升或穩固現有的優勢階層。這種“拼教養”的行為與家庭原有資源的多寡密切相連：優勢階層利用自身豐富的資源，在實踐中大多采用密集型育兒方式；資源匱乏的階層在子代養育上面臨能力與行為的“雙重夾擊”2，最終淪為教養上的落敗者。

顯然，家庭教養方式與階層之間并非涇渭分明而是相互運作的關系。以往的研究已經對教養方式的階層分化現象進行了詳細探討，但是要回答“教養方式是否助力了階層再生產”這一問題，還需要對不同階層獲益的程度進行考察。此外，關于子代地位流動與再生產的判斷大多還停留在學習成績（或認知能力）的探討，忽視了社會情感等非認知能力。因此，本研究將著重探討以下兩個問題：（1）家庭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的影響效應如何，是否存在階層異質性？（2）非認知能力是否扮演中介角色，其效應大小是否存在階層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

1.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發展的平均影響效應

鮑姆林德依據父母對子女選擇的干預方式，提出了權威型、專制型和寬容型三種教養方式（parenting styles）1，而后麥克比和馬汀對其進行了修正，從親子互動中的“回應”和“要求”兩個維度出發，按照“高—低”兩個響應水平將教養方式劃分為四類：權威型（高回應—高要求）、寬容型（高回應—低要求）、專制型（低回應—高要求）、忽視型（低回應—低要求）。2 這四種教養方式很好地概括了不同家庭的養育氛圍，在后續研究中被廣泛使用。

大量研究延續了父母教養方式的維度劃分模式，從“回應”與“要求”兩個方面考察對子代發展的影響。對于認知能力而言，父母早期采用的民主、鼓勵的溝通方式有利于兒童的智力開發3，當子女進入學校后，父母的嚴格要求又會通過加強子女良好習慣的培養、改善學習策略來提高學業成就。4 非認知能力的發展則更多與父母的“回應”有關。父母的關心、重視與鼓勵會傳遞給子女更多積極的信號，使他們形成較高的自我效能感5；高頻率、高質量的親子溝通可以緩解孩子的負面情緒，也能讓孩子在潛移默化中學習到良好的溝通技巧。6 而關于“要求”維度的作用目前還存在一定的爭議，雖然明確了孩子的日常行為準則，但是存在增加孩子焦慮的程度7、降低自主能力的發展8、破壞社會化進程9 等風險。因此，教養方式的影響效應是一個情景依賴與動態衍生的問題，“哪種教養方式才是最有利于子女發展的”這一問題，仍然存在討論的空間。

2.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發展的異質性影響效應：“資源替代”還是“優勢強化”？

在探索異質性效應的相關文獻中，存在兩種充滿張力的假說，羅斯等人將之稱為資源替代理論與優勢強化理論。前者認為某一資源對產出的影響會在弱勢階層中表現更加強烈，因為弱勢階層擁有的資源更少，產出的實現就更加依賴于現有的難得資源；后者則持相反主張，認為多種資源的效應是可以相互疊加與促進的，所以特定資源對產出的影響會在優勢階層中表現更為明顯。10

具體到家庭教養方式與子女能力發展，關于資源替代理論與優勢強化理論的爭論便集中在“哪個階層能從家庭教養方式中獲益更多”這一問題上來。在資源替代理論視域下，弱勢階層沒有與優勢階層相當的資源，因此，其會更加依賴家庭的教養方式來發展自身的能力（教養方式作用更顯著）。相反，優勢強化理論認為，優勢階層豐厚的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能夠促進教養方式發揮更大的效應，使其子代得到更好的發展。因此，教養行為“讓一些家庭從繁榮走向繁榮，而另一些家庭從貧困走向貧困”。1

哪種模式更符合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現有的研究并未提供標準答案。王春超、林俊杰指出，家庭教養方式對隨遷子女、農村留守兒童等弱勢群體的非認知能力影響效應更大2；朱安新、曹蕊認為，父母教養方式對優勢階層子女的學習成績影響更大3；李佳麗等人通過引入交互項的形式，發現父母教養方式對子女學業表現、心理健康與問題行為的影響作用不存在階層異質性。4 結論矛盾的原因，一部分可以歸于研究數據、方法上的差異，同時也啟示不同能力的發展也許確實存在不一致的結論，本文將用統一的方法進行全面的驗證。

3.進一步的探索：非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其異質性效應

能力是相互流動與發展的，最為醒目的是非認知能力對認知能力的促進作用。大部分研究發現，學習毅力、自我教育期望、自尊、控制點等非認知能力對學習成績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5，且這一作用在弱勢群體中更加明顯。如方超、黃斌的研究發現，貧困學生擁有更好的情緒轉化能力，能夠積極降低自身消極情緒給成績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更有可能取得學業上的優勢。6 葉曉梅、杜育紅發現，個人努力觀念、努力行為、教育期望等自致性因素對農村學生的高等教育機會獲得貢獻度高于城市學生，進而說明了非認知能力對農村學生更加重要。7

因此，父母的養育可能還存在子女非認知能力作為中介的暗線。遺憾的是，現有的研究對此探究較少，方平等人驗證了學生自我概念在父母權威型教養方式與學習成績中的中介作用8，也有研究將之拓展至學業倦怠、成就動機、自我效能等因素9，但是人際交往、情緒管理等非認知能力的探討卻始終處于空白。再者，這條暗線的階層異質性效應也未得到討論，如若弱勢階層學生的非認知能力中介效應更強，那么意味著弱勢階層父母在養育過程中不應只偏好于追求那些可轉化為工具利益的外部益處（如有利于競爭或流動的成績等），還應該強調符合價值理性的內部益處（如堅毅、自律等品格），這對于促進階層向上流動有特殊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探索非認知能力的中介效應及其階層異質性效應。

三、研究設計

1.數據與變量

本研究使用中國人民大學執行調查的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2013—2014年、2014—2015年兩期數據，最終追蹤匹配成功進入分析的學生樣本為9449名。

主要解釋變量為家庭教養方式，傳統的分類方式并不完全符合我國當下的社會文化情境，比如說，在教育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家庭教養早已突破了照料子女的內涵1，所以“回應”維度應該包含更多的父母參與因素。本研究借鑒李佳麗的分類方式，從“參與”和“要求”兩個維度構建教養方式指標，其中前者包括父母對子女的學習、生活和情感參與等13個題項，后者包括父母對子女學習、生活行為等8個方面的管教程度，均以均值為界劃分為“高—低”兩個二分變量，交叉形成權威型、專制型、忽視型與寬容型四種教養方式（見圖1）。2

主要被解釋變量有兩個：第一個是子代的認知能力，參考以往研究3，本文選取學生2014—2015年數學、英語和語文三門主課期中考試成績作為認知能力的代理變量，并將原始分數標準化，以確保成績量化的客觀性。第二個主要被解釋變量為子代的非認知能力，采用周金燕提出的測量框架，從“成就目標”“人際合作”與“情緒管理”三個維度進行指標構建4，具體題項與方法如下：

成就目標技能由“就算身體不舒服，我仍然會盡量去上學”“就算是我不喜歡的功課，我也會盡全力去做”“就算功課需要花好長時間才能做完，我仍然會盡力去做”“對于自己的興趣愛好，我能夠堅持下去”4道題組成；人際合作技能由“我很害羞”“我常自己一個人坐著，而不愿與別人一起”“與同伴在一起時，我不常講話”“我能和大人輕松交談”“當我不小心傷害他人時，我會道歉”“如果我處理事情的方法不對，我會盡量想別的辦法解決”“即使情況很糟糕，我也能保持鎮靜”“對于需要完成的任務，我通常很有信心”8道題組成；情緒管理技能由“出現消極情緒時，我通常很快可以調整過來”“我通常很快可以在別人的幫助下調整過來”兩道題組成。所有題目選項均為“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并通過0—1標準化生成取值范圍為0—100的變量，得分越高，表明學生成就目標、人際合作和情緒管理技能越強。

關鍵控制變量為家庭經濟文化地位，由家庭收入、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和最高職業地位3個題項構成，通過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0—1標準化生成取值范圍為0—100的變量，根據因子得分由高到低將樣本劃分為優勢階層、中等階層和弱勢階層三組。

其他控制變量包括個體、家庭、學校層面的變量，具體包括性別、戶口、是否流動、前期學習能力、兄弟姐妹數量、父母同住、學校性質、學校排名和學校所在地類型。

2.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比較不同家庭背景的樣本在家庭教養方式與子代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其次，考慮到本文構建的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6個代理變量很有可能還受到未被觀察到的變量（如自我認知）的共同影響，用傳統OLS回歸估計家庭教養方式對子代發展的影響效應可能存在偏差，因此，采用似不相關回歸（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簡稱SUR）對6個方程進行聯合估計，然后采用分樣本回歸的方法探討這種效應是否存在階層異質性。

最后，采用偏差矯正的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檢驗學生非認知能力的中介效應，然后用分樣本回歸的方式檢驗這種中介效應的階層異質性。

四、研究結果

1.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1顯示，不同階層家庭教養方式、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在教養方式方面，忽視型與權威型是我國家庭當前主要采用的教養方式，專制型教養方式占比最少，僅為18.19%，這與傳統東亞父母嚴格、控制的形象略有出入，反映了社會經濟文化變遷背景下我國家庭教養方式發生了轉變。不同階層父母的教養方式有較大差異：弱勢階層以忽視型、專制型教養方式為主，優勢階層父母以權威型、寬容型教養方式為主，中等階層則處于二者的“過渡”狀態。

不同階層子女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差異較大，整體表現為“弱勢階層最弱，優勢階層最優”的狀況。特別是在認知能力方面，優勢階層學生的數學、語文和英語的得分大約是弱勢階層學生的1.2倍，遠遠大于非認知能力之間的階層差異。這映照了國外的一些研究結論，即相較于白人社會，東亞的學生社會情感技能和學習動機更少受社會分層的影響而分層。1

總之，家庭教養方式、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之間的群體差異反映了階層的重要意義，但是其具體的運作機制及運作結果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2.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發展的影響及其異質性效應

表2中的第（1）列至第（6）列采用了SUR聯合估計了家庭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的影響。整體來說，權威型與寬容型的教養方式更加有利于子女發展，這與大部分研究結論一致。2 進一步比較發現，相較于認知能力，教養方式對非認知能力的影響效應更大3，這可能有兩點原因：其一，本文教養方式指標的構建雜糅了父母的學業、情感、生活參與以及對子女各方面的要求，這對以學習成績為代表的認知能力來說“提分”效應并不會很明顯；其二，青春期是非認知能力發展的關鍵時期，家庭教養方式和各項干預活動會顯著且有效影響子女發展。4

分樣本回歸（見表3）為我們展示了不同階層教養方式的影響效應結果。對于認知能力來說，隨著家庭階層地位的下降，教養方式實現了從“無關宏旨”到“舉足輕重”的角色轉變，如專制型的教養方式對優勢階層子女的英語成績有顯著的負面影響（-2.419，p<0.01），但能使弱勢階層子女獲益（1.978，p<0.01）。成就目標、人際合作和情緒管理不存在異質性效應1，即所有階層學生的非認知能力發展都能從家庭的教養方式中獲得程度相當的“收益”。綜上，資源替代理論在認知能力的發展上得到了驗證，優勢強化理論未能得到驗證。

3.非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其異質性效應

使用Bootstrap法對非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倶颖窘Y果顯示，成就目標、情緒管理技能在教養方式與子代學習成績間扮演顯著中介角色，且前者作用更強，這一結論與非認知能力領域的大部分研究相呼應。1

分樣本結果顯示非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存在階層差異。對于優勢階層而言，僅有成就目標技能中介效應顯著，對數學、語文和英語成績的效應值分別為0.051、0.039和0.020。對于中等階層來說，除了成就目標技能之外，情緒管理技能也擔任了部分中介角色，其效應值分別為0.045、0.083和0.070。對于弱勢階層而言，成就目標與情緒管理技能都起到了積極的中介作用，效應值分別為0.096、0.120和0.075。

綜上，通過對分樣本的中介效應進行比較，我們發現，隨著家庭階層地位的劣化，非認知能力的中介效應大小在認知能力的發展中呈現加劇的趨勢。這表明，發展非認知能力對于弱勢階層來說也許是一條實現學業逆襲的“隱蔽路徑”，資源替代效應再次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建議

1.結論

本文從資源替代和優勢強化的理論視角，探討了家庭教養方式與子代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發展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闡釋了非認知能力作為中介的效應機制，研究發現：

第一，家庭教養方式、子代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均存在顯著的階層差異，家庭階層地位的下降往往伴隨著教養方式的忽視與專制化，子代的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得分也逐漸下降。父母的教養方式會對子代的能力發展產生積極作用，效應大小呈現“權威型最優，寬容型次之，專制型隨后，忽視型墊底”的排序。

第二，家庭教養方式對子代認知能力的發展作用在弱勢階層中表現得更為強烈。優勢階層子女只能從寬容型教養方式中獲得數學與語文成績上的增益；中等階層子女雖能從寬容型與權威型教養方式中獲得認知能力的發展，但是效應不及弱勢階層大；弱勢階層子女可以從三種教養方式中獲得“認知收益”，且效應值最大。綜上，資源替代理論在認知能力的發展上得到了驗證，而優勢強化理論未能得到驗證。

第三，非認知能力中的成就目標與情緒管理技能在家庭教養方式和子代認知能力中扮演中介角色。具體來說，優勢階層中僅存在“教養方式—成就目標—認知能力”這一條中介路徑，中等階層補充了“情緒管理”這一中介路徑，但是中介效應僅限于權威型與寬容型教養方式，弱勢階層補充了專制型教養方式的中介路徑，且效應最大。

2.建議

首先，本研究為弱勢階層制訂了一系列“趕超”計劃，但是將理論遷移至實踐還存在一些障礙，比如實際生活中，父母的行動處境更接近“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教養方式的選擇與其說是極大化利益驅動下的策略，不如說是為了降低風險與不安全感的摸索過程。其次，在教育評價系統仍然以學業分數為唯一考核指標的背景下，非認知能力的“回報”只能以一種更加隱匿的方式呈現，無法得到制度上的有形激勵。因此，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與資源調配者，應該從“結構缺陷”出發給予弱勢階層支持，如建立改善家庭教育質量的專項資金、建立公共教育平臺；社會媒體則應該加大健康的、積極的教養方式的宣傳，如平等的親子關系與和諧的親子互動；學校作為家庭教育的重要補償機構，應該加強和家長之間的溝通，特別是對于弱勢階層而言，家校合力是助力其打破壁壘、實現代際流動的重要途徑。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 A D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Heterogeneity and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NIE Qian1，XIANG Yaguang2，LI Jiali2

（1.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2.School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

Abstract： Based on resource substitution theory and reinforcement of advantage theory，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echanisms of the effects of parenting styl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during the years of 2013-2014 and 2014-2015 and it also analyzed whether there existed any class heterogeneity effects across pathways. The findings have shown that：1.compared with neglectful parenting styles，authoritarian，permissive，and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of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2. parenting styles have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skills in disadvantaged class，and there were no heterogeneous effects on non-cognitive skills；3. achievement goals and emotion management skills，which are included in non-cognitive skills，play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skills，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tends to be stronger in the disadvantaged class.

Key words： parenting styles，cognitive skills，non-cognitive skills，heterogeneity，medi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