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硅谷銀行破產風險源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策略

于方舟

【摘要】作為2023年重要的金融事件，硅谷銀行破產值得銀行業認真分析研究。文章回顧了硅谷銀行破產事件發生過程，從其價值創造模式、所處的政策環境和銀行監管計量等角度分析了破產風險來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應對策略。文章發展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理論，對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實踐提出了參考建議。

【關鍵詞】破產風險；價值創造模式；監管計量；政策環境；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5

一、引言

美國的硅谷銀行破產是2023年度的重要的金融事件，硅谷銀行并不是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在世界創新經濟界享有聲譽，其投貸聯動模式是眾多商業銀行學習的榜樣。然而，在遭到擠兌后不到兩日內光速破產。

本文基于硅谷銀行的價值創造過程、政策環境與監管計量中風險源識別，分析了硅谷銀行破產原因，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商業銀行在選擇風險管理策略上應該注意的問題。

二、硅谷銀行破產事件回顧

（一）證券投資虧損與股權融資公告引發擠兌風波

硅谷銀行于2023年3月8日對外公告，為了積極應對美聯儲不斷加息形成的高利率造成的債券價格下跌，出售210億美元的證券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由此出現18億美元的損失；與此同時，硅谷銀行宣布擬以股權方式再融資22.5億美元，以滿足自身資產的流動性需求（孫天琦，2023）。這一公告當日導致硅谷銀行金融集團的超過60%的股價暴跌，而硅谷銀行在大約不到半天內流出420億美元的存款，提款速度空前。此后不到兩日，還增加了1000億美元的預約取款。因此，硅谷銀行出售證券資產暨股權融資的公告既引發了市場恐慌又引發了瘋狂的擠兌潮（吳競擇和盧孔標，2023）。

（二）銀行監管機構介入與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

為了積極應對硅谷銀行擠兌潮可能引發的風險傳染，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加州金融保護和創新部之間經協商同意，通過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創建了過橋銀行（也就是圣克拉拉存款保險國家銀行），于2023年3月10日全盤接管了硅谷銀行，承接后者的所有存款和資產，同意受保險的存款可以提現。2023年3月12日，美聯儲、美財政部以及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共同宣布，同意由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全盤接管硅谷銀行，對硅谷銀行的所有存款人進行全額保障，存款人從2023年3月13日開始可以提取其存在硅谷銀行的所有的資金；不過，股東和一些無擔保債券持有者則不受保護。同時宣布，硅谷銀行的高管已經全部被免職。

（三）美國第一公民銀行收購硅谷銀行

美國第一公民銀行于2023年3月27日宣布，以164.5億美元收購約1100億美元的硅谷銀行的資產，同時承接936億美元硅谷銀行的負債；硅谷銀行的營業網點將以第一公民銀行的身份來開展業務。美聯儲則推出“銀行定期融資計劃”，以保障合格的存款機構的存款安全，也就是說，存款機構可以用美國國債等合格的證券資產作為抵押并按票面價值計價來獲得融資，以避免緊急出售證券資產時可能造成的損失。

三、硅谷銀行破產風險源識別

（一）硅谷銀行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產生的風險

硅谷銀行的價值創造過程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客戶以高科技企業和私募與風投機構為主；二是凈利息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高于70%；三是信貸資產快速擴張、證券投資占比大且負凸性強，現金資產占比低（韓洪靈和彭瑤等，2023）。三個特征分別對應著商業銀行的批發型業務模式、利差主導型盈利模式以及盈利導向的資產與負債匹配模式（表1）。

硅谷銀行一直以專業化經營聞名。一是專注于創新經濟服務，主要聚焦于高科技企業、與高科技企業相關聯的私募與風投機構等重點客戶群，根據企業客戶發展階段的不同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務（李希義，2013；李希義，2015；楊芮，2016）；二是以硅谷銀行金融集團內的板塊業務聯動為基礎的投貸聯動作為主要經營策略。投貸聯動是硅谷銀行的核心業務模式（盧文華，2019；周學東，2023；范從來和費正暉，2023）。正是這種專業化經營形成了硅谷銀行的資產和負債的客戶集中度和行業集中度高的特征，從而形成了集中度風險（圖1）。

硅谷銀行的收入來源中凈利息收入占主體，非利息收入并不占優勢；同時，在資產與負債匹配管理上，硅谷銀行以盈利性而不是流動性為重點。正是硅谷銀行特有的價值創造模式形成了其資產和負債上相應特征，表現出引發破產的相應風險。

1.資產特征

（1）資產規模擴張過快

硅谷銀行的總資產規模擴張過快。從總資產絕對額增長上看，與2018年相比較，2019—2022年分別增加了141億美元、586億美元、1546億美元以及1549億美元，從2020年疫情期間資產得到了快速增長，以2018年為基礎，2020—2022年期間，資產定比增長率分別為102.99%、271.70%、272.23%（表2）。其背后的宏觀經濟背景在于，因疫情等因素影響，美聯儲采用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市場的流動性升高，科創企業的投融資活躍，進而獲得的大量資金存入了硅谷銀行。在客戶存款快速升高的條件下，驅動了硅谷銀行進行大量的資產投放。

（2）證券投資占比高

硅谷銀行選擇以利差為主導的盈利驅動模式，也就是以低成本資金在資產端增持國債和房屋抵押債券，以獲取高利差的回報。從表2數據看，以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三項合計計算，2018—2022年間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分別是41.48%、39.58%、41.55%、59.59%、55.73%。其中，持有至到期投資占比遠比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占比高，在2021—2022年期間占比迅速上升。

（3）貸款行業集中程度高

作為服務于創新經濟業務的商業銀行，硅谷銀行的貸款高度集中于科技企業以及與科技企業相關聯的私募與風投機構。數據表明（表3），硅谷銀行貸款給私募與風投機構的比例高于50%，2019—2022年度分別達到了53.15%、56.53%、57.27%、55.58%?？蛻粜袠I集中度高意味著，貸款規模和收益會隨著行業景氣變化而變化。創新經濟領域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影響，能夠低成本融資，不過隨著美聯儲加息腳步加快，融資成本急劇上升，客戶企業出現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在這種情境下，勢必會對硅谷銀行的私募和風投貸款、科技企業貸款帶來負面影響。

2.負債特征

（1）活期存款占比高、無息活期存款占比高、期限短

硅谷銀行2018—2022年的負債迅速攀升。從絕對額上看，2019—2022年分別較2018年增長了126億美元、553億美元、1431億美元、1438億美元，定比增長率則分別達到了24.37%、106.96%、276.79%、278.14%。

硅谷銀行吸收的存款在負債中占比高。2018—2022年存款在負債中占比分別是95.36%、96.11%、95.33%、97.13%以及88.54%。吸收的無息活期存款在負債中的占比高。2018—2022年無息活期存款占負債比分別是75.63%、63.45%、62.15%、64.63%以及41.33%。

從活期存款的儲戶分布看，由于硅谷銀行價值創造過程中業務模式采用批發模式，上述存款主要來源于其服務的創新經濟企業，包括科技企業、私募與風投機構以及附近的葡萄酒企業等；也就是硅谷銀行表內的無息存款主要源自于客戶的營運資金，而計息存款源自于客戶營運資金外的超額流動性。

從經濟環境背景上看，在本文分析的時間段內，始于納斯達克綜合指數飆升，在硅谷銀行的客戶中，科技創新企業通過IPO、定增、重組等資本運營活動，源源不斷地將資金存入硅谷銀行；不過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收緊，加息腳步加快，硅谷銀行的計息存款開始增長，占比從2018年的19.73%上升至2022年的47.26%；無息存款占比在下降，從2018年的75.63%下降到2022年的41.33%。

（2）負債的行業集中度高、存款保險比例低

硅谷銀行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創新經濟企業的存款，這種客戶在行業分布上非常集中，一旦創新經濟企業所在的行業景氣指數發生變化，勢必會導致存款比重發生相應變化。此外，由于科技企業客戶、私募與風投客戶的存款均高于25萬美元的存款保險額度，導致硅谷銀行的存款不僅存在客戶單一性問題，而且存在存款保險比例太低問題。

事實上如前所述，在2018—2022年期間，先是美聯儲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伴隨著企業客戶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融資，硅谷銀行的資產規模也得到大幅增加；但隨著美聯儲政策轉向，加息加快，企業客戶融資成本急劇上升，加速企業客戶所在的行業不景氣，導致硅谷銀行的流動性危機顯現。

（3）主動負債規模小、占比低

如表4所示，根據短期借貸長期借貸當期到期、長期借貸以及其他負債等項目計算硅谷銀行的主動負債，2018—2022年分別是4.25%、6.54%、7.48%、2.78%、3.18%，這說明，硅谷銀行進行主動負債的比例很低。因此，硅谷銀行的負債結構非常不穩定，負債質量不高（方意，袁琰，2023）。

（二）硅谷銀行面臨的政策環境與監管計量的風險源

1.政策環境風險源

（1）量化寬松政策助長了配置長久期的資產行為

基于疫情下經濟發展的考慮，美聯儲于2020年3月啟動了量化寬松政策，并且將這一政策維持至2021年底。所謂量化寬松政策，具體操作手段是通過央行一方面運用常規的貨幣政策降低國內的利率，另一方面大舉買進國債或者是其他的中長期的債券；顯然，在量化寬松政策下，大量貨幣投入市場，市場流動性顯著增強，這樣，在低利率加持高流動性的條件下，企業投融資活動會顯著增強。

在此背景下，市場上的貸款需求處于飽和的狀態，銀行放貸利率低。硅谷銀行處于一方面吸收了企業客戶大量的無息存款，另一方面，需要將這些大量的存款配置在長久期的美債以及抵押支持債券上，以獲得更高的利息。這導致了“借短投長”的資產負債結構性錯配進一步加劇，為美聯儲加息背景下硅谷銀行的流動性危機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2）貨幣政策激進加息導致利率風險不斷上升

由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通貨膨脹率的飆升使得美聯儲實施貨幣緊縮政策，進入連續8輪的加息周期，2022年3月的利率比2020年3月的利率已經高出6.4%，達到了7.9%。

在此背景下，硅谷銀行由于前期大量持有長期的資產，在利率不斷升高的情境下，其市價不斷地下降，大量證券資產出現浮虧。同時，由于市場利率的攀升，企業客戶無息存款下降，有息存款比重上升，利差盈利空間被壓縮，銀行流動性風險上升?；诖?，硅谷銀行急于進行資產組合調整，既披露了虧損信息又披露了股權再融資計劃，從而引發儲戶恐慌，出現擠兌。

（3）擠兌壓力持續增加

一是硅谷銀行接受的存款中受保存款的占比低。由于硅谷銀行存款主要來自于企業客戶而不是零售客戶，存款普遍高于25萬美元的受保額度，因而受保險保護的存款比重很低。二是鑒于硅谷銀行客戶群體處于創新經濟領域，無論是科技企業還是服務于科技企業的私募和風投機構，在美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條件下，必然普遍面臨增加現金流需求，提款需求增多，從而導致銀行暴露在流動性危險中。

2.銀行監管風險源

（1）監管計量模式風險

證券投資的確認與計量會導致審慎監管失效。硅谷銀行在證券投資上確認和計量要遵守美國的公認會計準則的具體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確認與計量存在較大的差異（表5）。

因此，從準則運用角度看，也就是說即使存在浮盈或者浮虧，持有至到期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動會被隱藏起來，除非對它進行終止確認。因此，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管無法反映持有至到期投資由于加息等因素存在的利率風險。正是基于此，硅谷銀行由于出現了流動性的問題而被動處置持有至到期投資時，那些被藏起來的公允價值波動導致的浮虧得以成為事實上的損失進而被計入當期的損益，最終反映在報表的凈利潤中，從而引發市場恐慌。

（2）硅谷銀行存在操縱監管計量的可能性

從準則角度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能夠重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投資，這為硅谷銀行銀行提供了操縱監管計量的空間。存在利率下降導致債券資產升值，可以將債券資產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將其公允價值變動歸入其他綜合收益，提升資本充足率；反之，利率上升導致持有的債券價值下降，硅谷銀行可以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投資，將浮虧隱藏起來，以達到資本充足率虛增目的。由于根據規定，雖然仍然需要在報表的附注中對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潛在利得或損失進行披露，但是這種類型的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無需調整監管計量指標（韓洪玲和彭瑤等，2023）。從這個角度看，在持有至到期投資對資本充足率的操縱上，現有監管措施很難奏效。

（3）審慎過濾器的使用

在美國金融監管實踐中，硅谷銀行被允許使用審慎過濾器。也就是在實踐中，允許硅谷銀行從監管資本中剔除已經記錄在累計其他綜合收益中的大多數項目，包含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的損益，從而使得資本充足率維持高水平，讓資本充足率保持相應的水分。因此，在浮虧成為實際虧損時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引發了聲譽風險和擠兌事件。

四、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策略

（一）避免出現戰略失誤風險

從戰略定位上看，硅谷銀行的破產給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啟示在于要有戰略定力，堅持專業化經營。硅谷銀行以服務創新經濟企業和產業著稱，投貸聯動模式成為眾多商業銀行學習的典范。

顯然，硅谷銀行在量化寬松政策背景下，進入了其并不擅長的證券投資領域，大量地配置期限長的證券資產?；谟?、安全性以及流動性的權衡，顯然硅谷銀行將盈利性放在了優先位置，然而，這種在盈利性策略上將籌碼下在證券投資上顯然是戰略失誤。

商業銀行在吸取硅谷銀行的成功經驗和破產教訓基礎上，需要辨證看待專業化經營與多元化經營選擇，綜合考慮外部和內部影響因素，善于把握發展趨勢，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二）降低擠兌風險

降低流動性風險需要降低存款集中度，提高負債來源的多元化。在正的順周期條件下，價值創造過程中采用批發模式能夠給商業銀行帶來高利差，從而帶來可觀的盈利；然而，如果處于負順周期條件下，采用批發模式則會帶來負債過于集中，受保存款比例低，擠兌壓力遠大于零售模式。硅谷銀行被動性負債比例過高，主動性負債不足。這進一步加大了擠兌風險。

（三）降低流動性風險與利率風險

商業銀行需要積極地進行資產總量與結構管理，盡力降低流動性風險。從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管理角度看，應該基于經營邏輯而不是投資邏輯。硅谷銀行資產規模增加更多地來自于證券類投資，而不是創新經濟領域企業的放貸等業務。

在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美聯儲進行了快速加息，在此背景下，大量配置證券投資這種資產結構的錯配會導致利率風險增加。由于市場利率的升高，大量證券類資產面臨價值下降風險，出售相關證券資產必然是將浮虧變為實虧。如前文，硅谷銀行在2023年3月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出現虧損充分說明這一點。

因此，基于宏觀和微觀審慎評估體系的考量，商業銀行應合理把握規模發展速度。在資產端配置上，把握好客戶所在行業、地區等方面的集中程度，保持一定的風險分散。

（四）提升外部系統性風險應對能力

硅谷銀行破產的重要的風險源，在于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的急劇轉向，導致前者無法及時調整資產結構，化解擠兌壓力。這給商業銀行的啟示在于需要積極研判外部政策變化帶來的系統性風險，提升適應宏觀經濟周期的能力（謝曉雪，2023）。

（五）加強突發事件應對能力

從硅谷銀行發布的出售資產并再融資公告來看，其本意應該是想向市場釋放積極信號，也就是自身正在積極調整資產負債表的結構，做提高資產流動性努力。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其沒有充分地預判由此可能出現的消極影響，例如市場恐慌情緒導致加速擠兌問題。公告之后出現的硅谷銀行集團的股價暴跌，市場失去信心，其未能及時提出積極有效的應對之策，最終將經營風險釀成了聲譽風險和聲譽危機事件。這給商業銀行的警示在于，突發危機應對機制建設尤為關鍵。

五、結論

本文回顧了硅谷銀行破產事件始末，分析了硅谷銀行破產風險來源，在此基礎上研究了商業銀行在經營中如何規避破產風險，提出應對之策。文章認為，硅谷銀行破產風險來源于價值創造過程、政策環境以及銀行監管三個方面，需要商業銀行提升戰略定力，合理平衡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管控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系統性風險和擠兌風險，積極提升突發事件應對能力；需要合理運用銀行監管規則，防范監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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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