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常談》“追本溯源”的講述邏輯

郗文倩

摘 要 《經典常談》以散文筆法講述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知識，親切平和，是一本學術著作，體現了學術研究的基本態度和思維方式。書中十三篇大都采用追本溯源的講述邏輯，且根據講述對象特點，選擇不同的言說起點。把握其敘述邏輯，找到“抓手”，方能將書中高密度的知識信息納入整體系統中，從而降低閱讀難度，獲得閱讀的主動性，并感受研究性思維的特點。把握敘述邏輯是思維訓練的重要方式，是借由“知識”獲得“智識”的過程，這正是核心素養培育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 《經典常談》? 講述邏輯? 思維能力 核心素養

《經典常談》是一部系統介紹傳統文化典籍的入門書，出版七十五年來滋養了無數讀者，其被編入八年級語文教材順理成章。該書內容精要，具有很高的知識信息密度，是一本“極有學術分量的書” [1]。書中十三篇講述的都是學術史、文學史的內容，如《周易》《詩經》《尚書》等。這些內容不僅對積累尚淺的中學生有一定閱讀難度，而且也給教師的閱讀指導帶來不小的挑戰。筆者認為，閱讀指導當盡量淡化這些知識信息的記憶和整理要求，以借助“知識”獲得“智識”為目的，引領學生“看見”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的“大模樣”，感受其豐富性和生命力，感受古今的聯結；“看見”經典形成的過程，體會學術研究的基本思維和研究方法；“看見”舉重若輕的寫作姿態，感受“秀才說家常話”的語言魅力等。而想要達到這一目的，教師應把握該書的講述邏輯，找到“抓手”。

從整體看，朱自清基本上采取的是追本溯源的敘述方式，即從“頭”說起，從經典的“身世”說起，梳理來龍去脈。這種講述方式中肯親切，化解了經典的“沉重”，體現出舉重若輕的智慧。追本溯源本是學術研究中重要的思維和研究方法，很多現象表面上很復雜，具有迷惑性，可一旦追根究底，順藤摸瓜，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書中所涉“經典”大都讓人望而生畏、敬而遠之，而講述“身世”是從學理出發，從歷史出發，理性認識其性質以及動態的變化發展過程。當然，書中十三篇講述內容不同，亦各有言說起點，具體可分五種情形加以觀察。

一、從中華文化起點說起

《經典常談》里都是古老的經典，涉及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保留了豐富的信息。書中逐一梳理了這些典籍的來龍去脈，其折射的觀念是：經典不是“天生”的，而是經歷了一個“經典化”的過程。由此，文章講述了這一過程涉及到的重要問題，如經典在什么情況下產生、最初是什么樣子、什么情況下才變成了經典、在歷史發展中又疊加了哪些內容才最終成了今天的模樣等。了解經典的起源，也是追溯中華文化的起點。這種思維方式在講述《說文解字》《周易》《詩經》《尚書》以及“春秋三傳”時表現最為突出。

《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經典著作，舊屬“小學”，也是經學附庸。而且，文字是文化傳承的最重要載體，因此，朱自清將之列為首篇，借此講述文字的起源和發展。文章從倉頡造字的傳說說起，分析傳說的產生和影響以及背后的動因；接下來依次講述周、秦、漢時期文字的使用和字典的編纂情況，讓讀者看到在文字使用過程中，古人也在持續不斷地對文字及其規律加以整理、歸納和總結，最終到東漢時才誕生《說文解字》這部集大成之作；隨后，文章根據這部書介紹總結的“成果”，即相關文字學常識，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古文字名稱，各種書寫工具和材質載體，造字法（“六書”），篆、隸、楷、行、草等書體（書法）的類型和演變等。

《周易》是一部卜筮的工具書。古人用占卜的方式因往知來、預言吉兇，以期掌控個人乃至家國命運。這是人類早期文化發展最為重要的心理動因。幾乎所有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的占卜方式，許多生存智慧和哲學思想也是在此過程中孕育而生。因此，朱自清談《周易》，就從大家熟悉的八卦和陰陽五行說起，介紹了早期龜卜、蓍占兩種占卜方式。后者根據得出的奇偶數字占卜，這也是《易》占所采用的方法。由此，文章過渡到《周易》成書的過程：先是筮人卜官把占卜的數字規律進行了推演和提煉，遂有八卦、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卦和爻都含著陰陽、吉兇等征兆，對其加以判定并記錄下來，就是卦辭和爻辭，整理編輯后就是《周易》。周易比龜卜簡易，而這些“簡易”的總結是通過觀察自然和社會現象后得出的，內含陰陽變化等宇宙觀和人生觀，體現了古代早期的哲學思想，給后人留下了開闊的闡釋空間。戰國以后，人們對卦爻辭作了種種新解釋，增加了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的內容，巫術變成哲學，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經典。

在《〈詩經〉第四》一章，朱自清首先講述了歌謠的誕生——先民心有所感，禁不住歌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有了歌謠，此即“詩言志”。早先歌謠都是口耳相傳，后來有了文字，經收集、整理、編輯合樂后用在了典禮中，也用來諷諫頌美以及娛樂和教育，這就是周代禮樂文化和“詩三百”的誕生。因為“詩三百”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影響大，遂成了公共話語資源，于是在外交場合人們就“賦詩言志”，形成特有的委婉表達的風雅文化。后來禮崩樂壞，音樂丟了，只流行歌詞，儒家就借用它來談道理、言政治、講教化，“詩三百”又變成“經”。如今通用的《毛詩》就是唯一保留下來的較完整的一部。最后，朱自清介紹說，《毛詩》中的《大序》《小序》概括了先秦以來儒家的詩學理論和主張，奠定了《詩經》學乃至古代文論的基礎，對中國傳統文藝思想影響深遠。

《尚書》《春秋》兩章可對讀。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成熟的史官文化，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的說法，兩部書都是早期的官方記錄，只是各有側重。

《尚書》是記言的發端，記錄了當時許多官方正式“口語”。因為口語語音不斷在變化，后人讀著別扭，才有“佶屈聱牙”的評價。朱自清主要梳理《尚書》學史的重要話題，包括秦漢以來如何傳播這部經典，有哪些重要人物，古、今文經學怎么來的，彼此為何論爭，三國末期王肅怎么制造偽《古文尚書》，這部“偽書”又是怎樣一步步登頂成為官方用書的，宋元以后特別是清代學者如何“辨偽”讓它“原形畢露”等等。

《春秋》是記事的發端，是最早的官修史書。朱自清從孔子見麒麟而泣下，發愿修《春秋》的傳說講起。這當然可吸引讀者，但卻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因為故事中，孔子之所以看重《春秋》，主要是因為《春秋》有特殊的“微言大義”。這種觀念背后關涉的是《春秋》的寫法和出發點?！洞呵铩酚浭泛徒裉觳煌?，一般“常事”不書，遇非常之事、違禮之事才速記下來，派人通報其他諸侯國，也呈到宗廟給祖先看，由此才能對當時的君王、卿大夫們形成威懾，從而發揮“勸懲”的作用。因此講述故事之后，朱自清依次介紹《春秋》的內容、史官的記史原則以及后世對“春秋三傳”的闡釋發揮，如“一言褒貶”“春秋筆法”等與《春秋》記史觀念和方法密切相關的說法，即是后人總結發揮的產物。

二、從文化動因說起

《經典常談》談傳統經書大都遵循歷史性思維，脈絡是較為清晰的，而《三禮第五》講解三部禮學經典時卻是相對靜態的介紹，大約是敘述脈絡最不明顯的一篇。但細讀下來，朱自清是從“禮”產生的文化動因說起，這其實也是追本溯源，從根本入手。因為強調以“禮”治家治國是古人的智慧和選擇，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

文章先從日常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等傳統儀式說起，引出“怎么叫做禮治”的話題。古人以“禮”來解決紛爭，教人節制，教人和平，以建立社會秩序甚至政治制度，這就點出“禮”的產生和意義。隨后，文章依次介紹有關禮儀文化的兩個基本內容：敬天奉鬼的宗教部分和日常規矩的人事部分。禮源于人情，離開人情就變成虛飾、“偽禮”，乃至成了“吃人的禮教”；“禮”“樂”密切相關，“禮”強調人的分別，難免產生距離，“樂”則教人互相和愛，故能彌補“禮”的不足，因此“樂”也是“禮”的組成部分。有了這些鋪墊，文章才在最后介紹“三禮”：《儀禮》記錄儀式，《周禮》記錄官制，《禮記》是對禮的意義闡釋和發揮，它們都是我們了解中國傳統禮儀文化的基本典籍。

三、從具體歷史語境說起

《〈戰國策〉第八》《諸子第十》所述對象大致都發生在同一歷史語境下，即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的亂世，所以兩篇文章都以“春秋末年”四字發端，交代背景。

春秋戰國是亂世，意味著社會大洗牌，思想大震蕩，社會階層不再固化，由此出現一個新興階層——士，它是介于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層。士的身份自由，沒有固定的人身依附關系，很多人無權、無錢、無靠山，但在當時卻是最有影響力的一批人，這其中就包括諸子之士和縱橫策士。然而，兩者在文化繼承以及價值觀、人生選擇方面卻有極大差異，發揮的歷史作用也不同。所以，在接下來的講述中，朱自清將重點放在這方面。

文中講諸子，先述其知識的繼承和來源，將其學術淵源追溯到周代官學。因此，諸子之士與周代文化的精神氣脈相通，他們憑借自身的專業知識技能，收授徒弟，研究當時的文化制度。諸子都有各自的“道”，遂給亂世“開藥方”，尋找重建秩序的法子。于是文章接下來用大量篇幅依次講述儒、墨、道、名、法、陰陽諸家的思想學術觀念、彼此的爭鳴、政治影響以及言說方式。戰國末期，百家爭鳴進入尾聲，伴隨著秦漢帝國的建立，思想漸歸于統一，《呂氏春秋》《淮南子》都代表了雜取各家、力求整合的努力。直至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的思想才最終確立下來。這一篇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在講述中國早期思想史的發展和存在形態。

而縱橫策士大都出身底層。當時制度崩壞，內亂不斷，“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給他們提供了登上歷史舞臺展示才華的機會。然而他們所有的行事大都為了成就個人、改變底層身份和窮困的命運，因此從他們身上看到的多是世俗價值觀和平民趣味。朱自清一邊講蘇秦等策士的故事，一邊對他們進行評點：策士們有智謀和辯才，有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機智，善于出謀劃策、出使外交，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沒有是非，沒有一定之規，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彎抹角地投其所好。朱自清分析時代氛圍與其言行動機之間的因果關系，闡述其言行中所體現的道德倫理、職業倫理以及職業才能，更分析歷史現象背后的復雜情形和深層邏輯。最后他借編訂者劉向之語談《戰國策》的價值，認為該書絲絲入扣地描畫了這些“高才秀士”的叱咤雄豪，他們雖不能發揮臨國教化的大作用，但常有扶急持傾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這就點出了該書的歷史和文學價值。

四、從文體源頭說起

最后三章講“辭賦”“詩”“文”，脈絡較明朗?！霸姟焙汀拔摹贝篌w對應的是韻文和散文，而辭賦介于韻、散之間，是中國古代文體當中非常獨特的一類。三類加起來，大致就將古代文學史的整體面貌呈現出來了。

一般認為，辭賦創作以屈原為發端，故文章首先講述屈原的生平和創作，之后按照時間順序依次介紹此后不同時代辭賦的發展流變。近現代以來，辭賦已經較少出現在人們的創作中，但傳統文人卻曾在其中投注了大量心力，開拓了漢語言在言志言情、呈現天地萬物方面的表達潛力，對中國文學發展產生很大影響。其中一些重要人物更是深深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朱自清講述辭賦發展史也是試圖讓讀者意識到這一點。

談古代詩歌史，本應從《詩經》談起，但因其為“經”，已單篇介紹，故本章就從漢樂府說起。具體介紹時也是采用追本溯源的敘述方式，從漢武帝時樂府“采詩”活動說起，依次講述其整理方式、音樂和內容題材特點等。漢樂府的興盛直接影響了漢代文人的詩歌創作，此后文人逐漸成為創作主體。故文章沿此線索，用大量篇幅梳理歷代文人的創作和詩歌發展流變。

“文”也是由頭說到尾，從古文一直說到白話文，呈現了中國古代“文”脈的流淌。文章以商代卜辭、《周易》卦爻辭、《尚書》《春秋》等為開端，接著將諸子散文、史書、辭賦等講下來，繼而介紹歷代不斷匯入的新“文”類，包括佛典翻譯、群經義疏、語錄、傳奇、古文、話本、變文以及八股文等，介紹其間重要的作家作品、有關“文”的討論等，內容非常豐富。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所談之“文”，用的是古代寬泛的“文”的概念——“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2]，所以，辭賦、小說、注疏等都包括進去了。

五、從經典的地位說起

《四書第七》《〈史記〉〈漢書〉第九》講的都是人們非常熟悉的著作。對這類書，朱自清先從其地位說起，然后談其成書過程。其他如書的體例內容，以及包蘊其中的思想觀念、情感寄托等都糅合其中。

“四書”是傳統私塾、科考用書，故文章先由其重要性說起，順勢推到其內容，即“四書”由哪四書匯集而成，各有怎樣的歷史地位等；接下來則講述程頤、程顥兄弟對“四書”的提倡，講述朱熹如何接續二人闡釋其價值意義，最終使得“四書”匯集成一套儒家經典。

《史記》《漢書》是經典史書，故作者先將其放在史書系統里作簡單介紹，突出其開創意義以及作為古典史學名著對后世的影響力；接下來，則依次介紹司馬遷的家世、著書的艱難歷程，講述體例篇章中所蘊含的史觀、史筆和情感寄托，介紹班固的家世、《漢書》成書過程及突出貢獻，以及后世對兩部古典史書的優劣評價等。

總而言之，《經典常談》諸篇所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最精要的知識，可以說是“濃縮的精華”，是朱自清對傳統文化典籍研究的總結。他以其特有的散文筆法講述這些知識，但敘述脈絡和思維方式都遵從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從整體來看就是一種追本溯源的敘述邏輯。了解這一敘述脈絡是把握該書的抓手，如此書中高密度的知識才得以一一串聯，閱讀時才不會墮入“知識記憶”的陷阱中。而掌握了這些線索，便會看到知識細節、局部和整體的關系，明晰看似散碎的知識方能彼此勾連，“高冷”的經典才有了生命活力，煥發出魅力。這樣才能如朱自清所期望的——啟發讀者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

從學科角度看，這種閱讀方式也是獲得“智識”的途徑。把知識轉化為素養、獲得“智識（智慧）”本就是核心素養導向教學的最高命題。而實現轉化的秘鑰之一，就是把握知識的邏輯維度，由關注“知識是什么”轉為關注“知識怎么來的”，關注知識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即知識產生和獲得的方法、策略、路徑、過程等?！督浀涑Ｕ劇肥且徊科占白x物，但其內核是學術的，是智慧和思想的凝結，教師借此引導學生由“審美”到“審智”，方能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和探索未知的欲望，也才能充分發揮這部經典著作的價值。

此外，從教育的延續性上看，《經典常談》和《鄉土中國》都屬學術經典，是“整本書閱讀”中能體現研究性思維的著作。二者不僅給學生了解、探尋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宏闊視野和方向導引，對提高學生思維水平也有著強大的引領作用。其分別納入初高中教材，正可前后呼應，展示研究所追求的理性、智性、“智趣”，有助于學生研究性學習能力的逐步提高。

參考文獻

[1]朱自清，撰.經典常談[M]，錢伯城，導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2]畢 沅.釋名疏證（叢書集成初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