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從此以后》中的創傷、幽靈敘事和主體性重構

杜麗麗

[摘 要] 創傷與幽靈敘事存在密切聯系，因為以幽靈的形式對現在造成侵擾的多是記憶中揮之不去的創傷，在這種意義上，歷史書寫即是對創傷的挖掘和治療。文章通過對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從此以后》的文本細讀，探討小說所再現的個人和家族歷史記憶中的創傷，以及它所采用的幽靈敘事模式；借鑒列維納斯的他者理論，分析在追尋的敘事框架下，當代主人公比爾·昂文艱難的自我主體性重構；進而論述以《從此以后》為代表的“新維多利亞小說”在創傷表征和創傷見證方面的倫理意義。

[關鍵詞] 《從此以后》；創傷； 幽靈；他者；主體性；創傷表征

[中圖分類號] I561.74[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2096-2991（2024）02-0062-06

《從此以后》（Ever After）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創作于1992年的一部“新維多利亞小說”（Neo-Victorian fiction）。作為當代英國文壇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常取材于歷史，在現在與過去的關系中探究歷史敘事的本質，描述家庭生活的情感壓力?！稄拇艘院蟆费永m了他在《水之鄉》（Waterland，1983）中所采用的家族史和個人史的敘事模式，反思歷史敘事的虛構性和意識形態建構性本質，關注被傳統歷史敘事忽視的“另一類維多利亞人”（the other Victorians），并在敘事倫理的層面探討如何在當代語境下再現維多利亞“他者”的創傷。小說的主人公是無意中得到祖先遺稿的大學老師比爾·昂文（Bill Unwin），他自殺未遂，以內心獨白的形式敘述他的精神創傷和人生困境，在回憶中探究自己的人生緣何出錯。在與當代時空對應的歷史敘事層面，小說穿插了比爾的祖先馬修·皮爾斯（Mathew Pierre）的日記。馬修生活于維多利亞時代，曾享有幸福穩定的家庭生活，但信仰危機以及痛失愛子等一系列創傷事件使他不堪忍受，最終選擇自殺身亡。同樣深陷精神創傷的比爾，嘗試通過摘選馬修的日記在敘事中再現馬修的一生，借此擺脫創傷，重構自我主體性。這部作品發表后，并未像《水之鄉》和《最后的遺囑》（The Last Order，2000）等受到批評界的廣泛關注，這或歸因于早期評論對這部小說缺乏原創性的苛責。筆者認為，《從此以后》與諸多英國文學作品存在互文關系，但這并非小說缺乏原創性的證據，而是說明了斯威夫特小說討論的是英國文學中人們普遍和迫切關注的一些問題，因而在當前理論話語體系下，小說的價值和意義應被重新認識。這部作品對創傷和幽靈的歷史再現獨具特色，對歷史敘事的倫理維度的思考深刻而又敏銳，應在幽靈批評和創傷敘事的理論視角下重新闡釋。

一、歷史再現中的創傷和幽靈

如果我們借用戴維·龐特（David Punter）幽靈批評（spectral criticism）的方法解讀這部小說，會發現《從此以后》以幽靈敘事的形式再現了歷史中的創傷，屬于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意義上的“幽靈文本”1（texte fantome）。它對維多利亞時期的歷史再現在兩個層面展開：主人公比爾對先祖馬修精神創傷的歷史再現，以及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對維多利亞時期“另一類維多利亞人”（the other Victorians）精神創傷的歷史再現。這部作品深入挖掘了“歷史無意識”中的創傷，模仿維多利亞時期的語言和敘事風格，以“腹語術”（ventriloquism）的形式對創傷進行敘事再現，表達了當代作家在歷史與現實的遭遇中追尋歷史真相的倫理訴求。

在當代理論話語體系中，“幽靈”（specter）和“創傷”（trauma）這兩個概念密切相關。凱西·卡魯斯（Cathy Caruth）提出，創傷是一種突如其來或災難性的不可抗拒的經歷，人們對創傷的反應常常是延遲的，不可控制的，并以幻覺或其他侵入方式重復出現。他對創傷的界定強調了創傷的“延宕性”及其“通過幻覺或其他闖入方式反復出現”的特征[1]92，這和幽靈的“縈繞”存在理論上的共通之處——創傷的原始事件難以確切還原，從而造成了對當事人的持續纏繞?！稄拇艘院蟆芳壬婕熬S多利亞人的精神創傷對當代主人公的影響，又反思了在當代語境下如何再現維多利亞時期的創傷以及如何在歷史與現實的聯接中重構自我主體性等問題。

《從此以后》“幽靈文本”的特征首先表現為由大量歷史文本“蹤跡”所建構的“互文本”：導致馬修信仰危機的達爾文式的頓悟發生在萊姆·雷吉斯（Lyme Regis）“他與魚龍面對面遭遇”[2]89 的那一刻，而“萊姆·雷吉斯不能不喚起簡·奧斯汀的《勸導》；與化石的對抗不可避免地指涉了托馬斯·哈代的《一雙藍眼睛》 中亨利·奈特的粉碎性體驗[3]。當讀者考慮到這些細節在福爾斯的《法國中尉的女人》中均以“自我指涉”的形式被借用，就會察覺到斯威夫特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互文網絡。古特本指出：“通過關注馬修·皮爾斯的達爾文信仰危機，斯威夫特設法將他的歷史語境化納入了一個豐富的文學框架?！盵3]在這些互文本構成的“幽靈文本”之下，存在著諸多“不可顯示的文本空間”，它們如同儲存一代又一代人創傷的秘密“洞穴”，將創傷深埋起來。創傷儲藏在記憶的“洞穴”里，人們感受不到它的影響，它就變成無意識里的隱秘：“由于被埋葬起來又無法用語言表達，創傷就會找機會以幽靈的方式返回……就像有再生能力般地纏繞著一代又一代人?！盵4]4由于歷史中的創傷在“幽靈文本”中隱藏起來，它有待通過讀者的閱讀行為被喚醒。

比爾的精神創傷涉及多個方面：個人生活中的挫折、身份危機、集體性的災難和時代創傷等，而他對“真實”的本體論追問以及“真實”幻滅后主體性的碎裂是造成他創傷的根本原因。比爾反復思考真實和自我的本質——“什么是真實的，什么不是真實的？”[2]8“我是誰？我不是我，曾經的我是我嗎？”[2]4他認為露絲帶給他的是真實的生活，他與露絲的愛情承載了生活的真實意義。當敘述者把“真實”與他對露絲的愛聯系起來時，小說的諷刺性變得明顯，因為露絲沒有忠實于他們的婚姻。比爾認識到這一點后，陷入人生意義的幻滅和自我認知的危機。與比爾一樣，馬修的精神創傷也涉及“真實”信仰幻滅后主體性的碎裂。在馬修發現魚龍化石的那一刻，物種進化的證據使他對信仰的真實性產生深刻的質疑。比爾忍不住感慨：“你不得不想象這個場景，對大多數人來說，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但是對一些人來說，整個世界卻轟然倒塌?！盵2]110這與比爾九歲那年得知父親自殺的消息時，“隨著父親的死，我的世界從此分崩離析”[2]22，構成一種互文關系，使讀者從馬修的創傷轉向敘事者比爾的創傷。斯威夫特不時地在兩者之間進行類比和切換，似乎暗示馬修的故事不過是比爾個人創傷在敘事上的置換。馬修和比爾的創傷在敘事中相互交叉，展示了前者對后者持續的縈繞，如同幽靈，循環往復。

綜上所述，《從此以后》講述了家族創傷如何以幽靈的形式對后代造成侵擾。小說采用大量的互文手法，模仿維多利亞小說的語言、風格和情節呈現了一個“幽靈文本”。它“類似于一位歸來者，一位來自維多利亞過去的幽靈般的參訪者，無聲地潛入我們的現在”[5]xv。馬修的日記作為對他精神創傷的敘事表征，是容納比爾家族秘密的“洞穴”，比爾的閱讀行為將深藏于他無意識中的家族創傷喚醒，使那些無法言說的秘密以幽靈的形式復歸，并最終促使他以歷史書寫的形式挖掘創傷，努力實現對創傷的治愈。在這個意義上，有學者認為維多利亞小說“積極促進了當前在個人、群體、國家和全球之間開展的創傷討論，因為無數過去和現在的創傷相互交織，爭奪我們的注意力”[6]8。

二、追尋的敘事模式和創傷書寫中的主體性建構

起初比爾在重構馬修歷史時曾有意采用羅曼司敘事，刻意規避馬修的創傷體驗。借用拉凱布拉（Dominick LaCapra）的觀點，這種敘事屬于“救贖”式的敘事，因為它“基于某種目的摒棄創傷事件或把創傷事件邊緣化——含沙射影地表達一些有可能實現的價值觀和愿望”[7]192。當比爾意識到他無法在對馬修羅曼司化的敘事重構中治愈自身創傷時，他開始直面歷史中的創傷和幽靈，采用以“追尋”為中心的敘事框架，努力在各種文檔的碎片中探索歷史的可能“真相”。作為一部典型的“新維多利亞檔案小說”（Neo-Victorian Archive Novel），《從此以后》描述了比爾在維多利亞文獻資料中對歷史真相的追尋，“著眼于構建過去和現在之間的清晰界限，進而反思兩者之間關系的本質，并試圖表明，過去逝者已逝，唯有通過文本遺跡才可以向現在彰顯其存在”[8]123。 比爾偶然邂逅維多利亞時期的一些歷史文檔并對此展開學術考古，由他的學術探險揭示出的有關維多利亞時期某個歷史人物的秘聞則構成了小說的第二層歷史時空。兩大時空之間對歷史真相的“追尋”是這類小說的總體敘事框架。具體來說，《從此以后》中的“追尋”在三個層面展開：第一，比爾對自身身份之謎的追尋；第二，比爾對浪漫愛情的追尋；第三，比爾對祖先歷史真相的追尋。斯威夫特采用追尋的敘事框架試圖引導讀者思考過去和現在的悖論關系。然而，他更重要的目的是重建自我主體——通過詮釋馬修的日記，重構馬修的歷史，比爾探究自己的身份，重建真實、穩定、有意義的自我主體。

父親的自殺曾造成了比爾嚴重的創傷，使他出現了認知和身份危機。比爾喜愛閱讀文學作品，他借助文學想象，為自己建構了新的身份——追尋父親死亡真相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并在內心計劃著對繼父山姆的復仇。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他不得不一次次接受繼父的恩惠，所以和哈姆雷特一樣，他猶豫不決，無法復仇。最后，事實的真相是比爾父親并非因為得知他母親塞爾維亞的私情自殺，而是因為知道了比爾并非他的親生兒子。出其不意的逆轉和未解的身世之謎形成了對傳統追尋敘事的反諷，粉碎了比爾賦予自己的哈姆雷特身份。此后，比爾將目光轉向維多利亞時期母系家族的祖先馬修的日記，他試圖通過重寫馬修的故事，治愈內心的創傷，重構主體性。比爾對馬修的重構起初采用了羅曼司的敘事框架，描述了馬修的浪漫愛情和幸?；橐?，他希望他敘述的馬修的故事能有一個完美的結局，馬修和伊麗莎白“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2]117。比爾重構的馬修和伊麗莎白的愛情羅曼司和現實中比爾與妻子露絲的愛情羅曼司相互交叉，互為參照。然而，他們最后的結局構成了對傳統羅曼司敘事的反諷：馬修因信仰危機，不堪忍受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最終婚姻破裂，自殺身亡；比爾一直生活在妻子露西的光環下，“作為一名后臺管理者，始終等待著女主角的親吻……”[2]81，但是他不得不承認一直以來他只不過是“一個舞臺上戴綠帽子的丈夫”[2]120。換言之，在他者馬修和伊麗莎白悲劇的參照下，比爾為自己建構的傳統羅曼司中騎士的身份轟然倒塌。

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認為重建自我主體的重要因素是對他者的責任：“正是在他者與我的關系并非對稱的這個意義上，我是臣服于他者；從本質上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是‘主體?！盵9]59比爾自我主體的重構是在與作為他者的馬修的相互觀照中實現的，或者說，比爾主體性的重建需借助馬修的“他性”來完成。如果說閱讀馬修的日記是比爾對他者的召喚，他重構的文本則可被視為他和維多利亞幽靈“面對面”交流的場域：馬修在比爾的閱讀中被喚醒；而對馬修人生真相的追尋賦予了比爾以倫理的責任。隨著比爾在歷史文獻中的追尋和學術探索活動，作為他者的馬修的“臉”逐漸清晰，而比爾通過承擔追尋真相的倫理責任，他的自我主體性逐步被確立。因此，在《從此以后》中，斯威夫特對維多利亞他者的書寫最終亦落腳于比爾在當下語境中對自我創傷的治愈和主體性的建構。小說的故事層面的結局是比爾將馬修的日記送給了別人，這暗示了他在閱讀馬修日記，與幽靈“面對面”的交流中通過對他者的認識已經實現了對自我主體的認知，所以不再需要馬修的日記。循著這一思路也可以解釋為何《從此以后》敘事的結尾又回到了比爾記憶中與妻子露絲相見的時刻，這似乎暗示著他已經成功地走出創傷，開啟新的生活。

總之，在《從此以后》中，比爾遭受創傷之后，起初用羅曼司敘事規避創傷，并在羅曼司和文學敘事中為自己建構了復仇的哈姆雷特和追求愛情的騎士的身份。作家斯威夫特以反諷敘事揭示了這兩種身份的虛妄，因為沒有他者在場，自我的主體是不可認知的，自我需在他者的“臉”中被映現。此后，比爾決定通過對馬修的歷史重構來建構完整的自我主體，然而他起初拒絕創傷、用羅曼司粉飾創傷的行為帶來了主體的進一步分裂或碎化。當比爾決定承擔對他者的倫理責任，直面創傷，與馬修“面對面”交流時，他才真正擺脫創傷，重建自我主體。換言之，《從此以后》在追尋的敘事框架下重在表達過去以幽靈的形式對現在的侵擾，這使得小說對“他者”歷史真相的追尋之旅在后半部分發生反轉，轉變為主人公在他者的幫助下重構主體性的自我探尋之旅。

三、創傷表征和創傷見證的倫理意義

鑒于當代英國小說“既與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凝結在一起，也與哲學上扎根于英國本土的道德和文化批判傳統密不可分”[10]68，以《從此以后》為代表的大部分新維多利亞小說本身即蘊含著濃厚的倫理意味。在歷史再現的倫理維度上，“腹語術”1的大量運用使《從此以后》在創傷表征和創傷見證上頗具特色：斯威夫特既借助腹語術，以第一人稱見證者的口吻，敘述了馬修在維多利亞時代遭受的創傷；同時也講述了后來者比爾面對馬修這份來自維多利亞時期的“證詞”，不斷思考如何再現歷史中的創傷。拜厄特（A.S.Byatt）認為腹語術是英國當代歷史小說的一種重要的寫作方法，因為它關涉“對死者的愛，是對那作為持久不變的幽靈或精神的聲音的文學呈現”[11]11。維多利亞人在當代語境下無法真正為自己發聲，他們屬于歷史書寫中沉默的他者。當代作家作為遲來的見證者，必然對缺席的維多利亞人負有倫理責任。然而，面對維多利亞人不可避免的缺席狀態，在方法論的意義上，當代作家應該如何表征歷史中不在場的他者？沃爾弗雷斯提出“持續見證”的概念，因為創傷以幽靈的形式反復侵擾敘事，它抗拒書寫，這造成了創傷表征的困難；創傷唯有“以糾結不散的鬼怪或是頻露痕跡的幽靈形式”被再現，才更符合它重復性和縈繞性的特征。而閱讀幽靈文本，“把創傷作為他者在特定文本中的物質呈現來閱讀”，讀者需要游弋于在場和缺席之間，解讀文本中的符號、痕跡或者作家“試圖復原或重構歷史時所依賴的標記等的指涉意義”。[12]168-169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是持續見證，讀者需要借助精神分析、歷史和倫理等學科話語，在幽靈敘事羊皮紙式的涂抹書寫之中讀出創傷的真正意義。

從創傷見證來看，主人公比爾按照主觀意愿隨意編排馬修日記的行為顯然不能實現對維多利亞他者擔負的倫理責任。根據列維納斯的理論，“對他者的責任是自我的倫理精神，因為真正的倫理關系承認我與他者的關系是一種不對等關系，我始終是為了他者，我是為他者服務的”[13]。這實際上承認了自我與他者之間是一種奉獻而非占有的關系。作家斯威夫特采用幽靈敘事，模仿維多利亞時期的敘事風格，以“腹語術”為維多利亞人代言，明顯更符合列維納斯倡導的倫理責任關系：他既敘述了維多利亞時代和當代的創傷，同時也以“抗拒式閱讀”的形式對自己的歷史敘事行為進行了反思，從而自覺承擔起了對創傷敘事的倫理責任?！稄拇艘院蟆吩噲D重新復活那些在歷史中被迫消失的、遭受虐待的、被誤解的維多利亞他者，這是小說倫理訴求的表現?！傲硪活惥S多利亞人”的創傷被置于當代的文化理論思潮下去考量，充當創傷見證者的不僅是比爾等當代時空下的敘事者，而且包括當代的讀者。作家通過插入以“腹語術”形式創作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日記、書信等，試圖召喚讀者在閱讀維多利亞時期證詞的過程中共同見證那個時代的創傷。在這個意義上，“新維多利亞小說通過想象重構了維多利亞時期的日記、信件、自傳，甚至那些沉默的他者的思想和懺悔，達到了共情的敘事效果。他們對虛構的維多利亞時代普遍采用第一人稱敘事這一事實本身表達了當代作家的倫理訴求”[3]。維多利亞人必然是不可知的，超出我們的理解和表征的范圍，是我們無法占有的過去。然而對于那些在歷史敘事中以傷悼、回憶和證詞等形式展現的維多利亞人的創傷，那些被主流歷史敘事忽略的聲音，當代作家依然擔負著倫理責任，即通過閱讀見證創傷，通過想象性重構為那些沉默的他者代言。

四、結 語

“歷史創生論”者認為，歷史本質是意識的一個過程，人類的符號化表達不斷分化和對秩序經驗知識的提升，才建構起歷史。[14]《從此以后》采用腹語術的歷史書寫策略，努力回到歷史的深處，召喚亡靈為自己發聲，這反映了當代作家對維多利亞他者承擔的倫理責任。小說以幽靈敘事的形式表征了維多利亞時期沉默的他者所遭受的精神創傷，表達了作家再現歷史的倫理訴求和在當代語境下對維多利亞時期的見證。作為遲到的見證者，斯威夫特意識到了自己應負的倫理責任：他一方面采用以追尋為框架的雙重敘事時空敘事，在再現歷史創傷的同時，凸顯了備受創傷縈繞的當代敘事者憑借創傷話語建構自我主體性的努力；另一方面，他通過建構持續對現在造成侵擾的不同版本的過去的歷史，質疑了當代理論對創傷的挪用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他者創傷表征的倫理困境。筆者認為這是以《從此以后》為代表的新維多利亞小說的獨特敘事魅力所在：既遵循創傷詩學描寫維多利亞歷史中被湮沒的他者的精神創傷，又從敘事倫理的角度反思并質疑自身從歷史文獻的證詞中捕獲歷史真相的努力。這種矛盾性反映了當代作家對歷史敘事的本體問題及其倫理維度的深刻思考。

[參考文獻]

[1]CARUTH，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2]SWIFT G.Ever After[M].London：Picador，2010.

[3]GUTLEBEN C.“Shock Tactics：The Art of Linking and Transcending Victorian and Postmodern Traumas in Graham Swifts Ever After”[J].Neo-Victorian Studies，2009（2）：137-156.

[4]ABRAHAM N. and TOROK M.The Wolfmans Magic Word：A Cryptonymy[M].Trans.Nicholas Rand.Minneapolis：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86.

[5]ARIAS R. and PULHAM P.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Neo-Victorian Fiction：Possessing the Past[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6]KOHLKE M L. and GUTLEBEN C.Neo-Victorian Tropes of Trauma：The Politics of Bearing After-Witness to Nineteenth-Century Suffering[M].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10.

[7]LACAPRA D.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 Theory，Trauma[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

[8]HADLEY L.Neo-Victorian Fi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M].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10.

[9]伊曼努爾·列維納斯.倫理與無限[M].王士盛，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

[10]WAUGH P.Postmodern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Critical Theory：A Companion to the British and Irish Novel 1945-2000[M].Oxford and Malden：Blackwell，2005.

[11]BYATT A S.On Histories and Stories：Selected Essays[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2]朱利安·沃爾夫雷斯.創傷及證詞批評：見證、記憶和責任[M]//.張瓊，等，譯.朱利安·沃爾夫雷斯，編.21世紀批評述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3]孫慶斌.為“他者” 與主體的責任：列維納斯“他者”理論的倫理訴求[J].江海學刊，2009（4）：62-68.

[14]胡鎵，程庭輝.疑古與釋古：“歷史層累說”與“歷史創生論”的反與合[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4）：50-57.

On Trauma， Spectral Narrativ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Ever After

[Abstract] Trauma and spectral narrative are closely related， as historical traumas lingering in memory consistently haunt people at the present in the form of specters returning. Through a close reading of Graham Swifts Ever After， this paper discusses haunting traumas in personal and family historical memory， which are narrated in the form of spectral writing. Moreover， drawing on Levinas theory of “the other”，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Bill Unwins 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under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of questing.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Neo-Victorian fiction” represented by Ever After in terms of trauma representation and traumatic witness.

[Key words] Ever After；trauma；specter；the other；subjectivity；traumatic repres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