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文春暉 郭騫謙

摘 要：農業全球價值鏈（AGVC）作為全球國際分工的載體對各國現代產業體系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產生重要影響。文章在構建農業全球價值鏈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運用2007—2019年全球6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了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發現：①AGVC嵌入通過產業融合中的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兩條途徑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從而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AGVC參與度越高的國家，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程度越高，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也更快；②AGVC上游嵌入對結構高級化和結構合理化均產生較明顯的促進作用，而AGVC下游嵌入僅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影響，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不顯著；③AGVC嵌入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于發達國家而言，AGVC嵌入僅通過農業服務業化帶動產業結構高級化。未來，基于我國新發展格局和產業結構發展階段判斷，需要堅定不移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戰略，形成高水平的農業對外開放發展新格局；加快農業領域科技創新與國際合作，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堅持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雙輪驅動，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關鍵詞：農業全球價值鏈 產業融合 產業結構轉型

DOI：10.19592/j.cnki.scje.410594

JEL分類號：Q17，L7? ?中圖分類號：F31，F746，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6249（2024）04 - 132 - 19

一、引 言

產業結構轉型是理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差異的一個核心變量，也是后發國家加快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干春暉等，2011）。但最近的部分研究表明，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傳統的結構轉型在發展中經濟體中并不常見，出現了跨越式銜接，農業轉向服務業（Diao et al.，2017；Newfarmer et al.，2019），即出現了農業“服務化”?！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在強調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深度融合的同時，明確提出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這與“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加快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進一步提高服務業比重”相比，政策基調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必須認識到，在產業融合的過程中，現代制造業的引擎功能并沒有“消失”，而是“下沉”。因此，農業服務業化以及農業工業化如何更好地充分發揮價值，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將是未來中國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和政策著力方向。

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各國AGVC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中國成為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參與者。融入AGVC的經濟效應理論，從宏觀角度來看，加入AGVC后能夠創造更加有利的市場地位（Boffa，2016；Taglioni，2016；Montalbano et al.，2018）。同時，將倒逼產品質量不斷提升，產品競爭力逐步提升（Mergenthaler et al.，2009）。參與農產品出口過程時也可以學習更多的市場經驗，提高市場競爭力（Minten et al.，2009；Kawakami and Sturgeon，2011）。再者，融入農業全球價值鏈也有助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促進傳統農業產業升級（Negash and Swinnen，2013）。除了對國家農業整體影響外，加入AGVC會促使各地當局者努力提高土地征用標準、保護土地權利和土地所有權（Derek et al.，2011）。農業價值鏈影響經濟發展的另一種方式是通過與農業經濟政策的相互作用，例如自由化戰略（Swinnen，2014）。從微觀角度來看，全球農業零售公司通過為發展中國家地區提供更多的學習和就業機會，促進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另外，促進農村小生產者可持續融入全球價值鏈對于消除貧困至關重要（Cattaneo et al.，2013），農村家庭通過參與AGVC，能夠形成合同農業模式，以此擺脫農村家庭貧困（Bellemare，2012）。盡管AGVC的興起改變了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但尚不清楚AGVC的興起如何影響參與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Barrett et al.，2019）。國內外文獻在研究AGVC與產業結構的關系時，大多采用基于投入產出表的增加值分析法，研究關注點集中在各國融入AGVC時該國某一特定行業增加值的變化情況，少有涉及到產業結構的變化。部分學者對AGVC與農業產業升級進行了理論研究，茹玉等（2019）以湄潭茶產業為例，從理論層面分析融入全球價值鏈對農業產業升級的作用機制，總結實踐做法和經驗，并探討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可行路徑，但本質上是產業內升級，并非產業結構升級。隨著AGVC分工的深化，生產跨越國際邊界擴展速度加快，農業價值鏈生產和服務各環節不斷以新的方式拆分和重組，價值鏈重組各環節需要產業融合中的農業工業化、農業服務業化兩條路徑來連接和協調。AGVC、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存在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如何基于AGVC有效地理解產業融合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這就需要充分理解產業融合中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兩條路徑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邏輯關系。理論上看，雖然兩者的產業融合方向不一致，但其融合的結果都改變了農業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性質，擴展了涉農生產經營活動的邊界，提升了農業的價值功能，更為重要是兩者的融合機制都離不開土地、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轉換與整合?？梢?，兩種融合方式盡管“內外有別”，但“殊途同歸”“互聯互通”。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具有兩方面貢獻：其一，突破傳統轉型升級理論，將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直接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因，并通過農業工業化到產業結構合理化與農業服務化到產業結構高級化兩條途徑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并從全球60余國家給出經驗證據，為當前理論提供了有益補充；其二，在全球經濟遭遇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背景下，經濟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爭論已經被推至風浪口，特別是各國貿易保護的加碼對農業全球價值鏈的沖擊與爭論達到前所未有之大，本研究的結論將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如何定位農業發展政策提供政策參考，特別為打破當前國際農業貿易保護加碼與競賽，倡導全球化經濟格局、抱團走出經濟困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的發展思路。

本文其余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第三部分是構建AGVC嵌入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計量模型與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

（一）AGVC嵌入與產業融合

產業融合是產業滲透與重組的過程，該過程的特征是產業鏈延伸、產業邊界拓展、產業功能互換（姜長云，2015）。產業融合的核心要義是以農業為依托，整合二三產業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促進產業結構的整體升級（馬曉河，2016）。因此對產業融合的理論分析從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兩條路徑展開。

經典的工業化理論認為，“工業化”主要表現為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和從農業占主要比重的經濟結構向以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工業化實質是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而且不僅包括工業部門的發展，也包括“工業化了的農業”的發展。農業工業化的過程是農業“基要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即生產要素組合方式從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過程。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升級和農業制度安排演化構成了農業工業化進程的兩個維度。一方面，農業要素稟賦結構從勞動要素豐裕逐漸向資本要素豐裕，并最終向技術要素豐裕升級；另一方面，農業制度安排的重點則從破除城鄉二元身份制度，向有利于農業規模經營的土地產權制度、引導資本下鄉的農業反哺制度以及滿足農業需求多樣化的多功能農業制度的方向演化（羅浩軒，2021）。

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農業產業如何實現農業工業化，主要源于兩個方面的作用：第一，在AGVC分工下，由于高技能農業勞動者通常承接勞動密集的高級生產階段或資本技術密集生產階段，要素稟賦結構更臨近其臨界水平，且由于可替代性較弱，要價能力更強。而對中低技能勞動者來說，承接的通常是勞動密集生產階段，由于要素稟賦水平的束縛，其可替代性較強且要價能力極弱（劉勝等，2016），導致中低技能勞動者有序向高技能農業勞動者轉移。此外，農業資本投入越來越多，農業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農業要素稟賦結構迅速升級；第二，農業全球價值鏈強調以全球農業市場為載體，各國農業企業按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分工合作的過程，在獲取市場信息、確定產品價格、供產銷等各環節更依賴于國際市場，鏈條上的各參與主體共享全球化收益，同時共同承擔全球化背景下更大的貿易風險、金融風險及其放大的傳導效應。不同于農業傳統的產業鏈模式，全球化農業價值鏈擁有更大的市場空間，參與更大范圍的國際競爭（茹玉等，2019）。因此，農業產業加入全球價值鏈會促使各地當局者推動構建自由、開放的農業要素市場機制供給農業制度。提高土地征用標準、保護土地權利和土地所有權，降低農業要素交易費用，提高要素市場配置效率，推動農業制度進一步演化。

假說1：一國農業產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能促進當地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提升農業工業化的程度。

農業社會化服務是農業“三產化”的一種體現，屬于內源型產業融合的重要形式（孔祥智、周振，2015）。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農業服務業化的代表，本身屬于服務的范疇，而服務也是一種生產力，即服務的手段、效果可以通過滲透到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中，提高運作效率從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Deng et al.，2020）。農業社會化服務是由公益性農業服務、準公益性農業服務、經營性農業服務有機聯系所構成的復雜系統。其中，公益性農業服務組織主要由提供農業水利、良種推廣、動植物防疫、農業信息、農業氣象、農產品質量安全監測和糧食收儲烘干等服務的主體構成；準公益性服務組織主要由提供人才培訓、農資供應、農技推廣等服務的主體構成；經營性農業服務組織主要由提供育秧育種、農業機械、農產品加工、農產品流通、農業金融保險等服務主體構成（王定祥、李虹，2016）。

融入全球價值鏈的農業產業實現農業服務業化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的作用：（1）一國農業產業加入全球價值鏈，融入AGVC的網絡，需要滿足更加嚴格的國際標準，這對該國農產品質量提出更高要求，農產品將更加精細化、復雜化、多樣化，農產品同質化現象逐步減少，農產品競爭力逐步提升，推動了農業公益性服務的發展；（2）AGVC從區域到全球，能為參與AGVC的國家提供更多的學習和就業機會，生產效率大大提高，在產品進出口過程中也可以學習更多的市場經驗，在全球化框架下把握消費者需求，對產品不斷改進創新，促進準公益性農業服務的形成；（3）將農業產業融入到AGVC中能夠創造更加有利的市場格局，加快市場流通速度，使流通市場更加豐富和多樣化，更大范圍消化過剩產能，降低價格波動風險，減少交易成本，實現農業經營效率較快的提升，保證農業生產流通和消費的有效對接。同時在全球零售公司的帶動下，農業產業融入全球價值鏈也有助于農業產業鏈的延伸，促進傳統農業產業升級，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滿足多樣化的農業經營性服務需求?；诖?，本文提出：

假說2：一國農業產業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能促進當地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提升農業服務業化的程度。

（二）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的基本理論，產業融合促使區域政府充分地利用“蒂伯特選擇”機制的功能，通過將先進工業技術及信息技術嫁接到傳統產業當中，加大了技術改造的比例和力度，強化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循環積累效應（吳福象、朱蕾，2011）。傳統產業結構演進理論認為，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為主導產業向更高層次產業為主導產業漸次推進，然而產業融合作為一種突破傳統范式的產業創新形式，正如一股浪潮沖擊并變更著傳統的產業結構。分工理論認為，分工能全面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農業與服務業及農業與工業的融合發展問題，本質上是社會分工的結果。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農業生產經營環節不斷的細化和分離，服務業與工業分別為農業提供服務與技術，這樣大大縮減了農業經營主體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在不同工種之間轉換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其次，專業化的服務與技術促進了相關領域經驗的積累和服務水平的提高，這樣反過來又能夠促進服務業與工業的全面發展和提升，進一步強化了產業結構升級的循環積累效應。產業融合對產業結構的影響表現為三個方面：（1）遵循傳統產業結構變動的規律，促進產業結構的有序發展。（2）打破傳統產業結構變動順序，各產業部門多元化并行發展。產業間的技術滲透和交叉，使各產業增長的速度差異縮小，產業間替代的動力減弱。（3）產業融合形成柔性化的產業結構（趙玨、張士引，2015）。農業產業融合的突出表現是農業與高新技術產業，與傳統的二、三產業，以及農業內部子產業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具有融合性產業屬性的農業新形態（或業態）出現（梁偉軍，2011）?；诋a業融合的三種表現形式：滲透、交叉和重組（胡漢輝、邢華，2003），本文進而探究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在對應層級的要素、組織結構和制度耦聯的作用機制，分析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的耦聯表現，探究耦聯效應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相互作用關系。

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系統間要素、組織結構和制度耦聯逐步上升的相互作用、共生演化過程體現在以下三方面：（1）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關于資本、勞動、技術等創新和傳統要素的耦聯。資本耦聯為資源稀缺性背景下，用于傳統農業產業改造和新興產業創新的資本要素合理配置。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產業沖突的存在，農業中先進生產要素被逐漸剝離，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逐步流入工業和服務業，促進了工業和服務業的崛起，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由于產業融合的存在，工業和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農業的發展，對產業結構而言，伴隨產業融合的不斷深入，產業間的合作更加深入并且最終走向產業和諧，形成新的產業關系（胡亦琴、王洪遠，2014）。（2）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在組織結構方面的耦聯。產業結構內部的效應逐漸延伸作用至產業結構外部系統，跨部門甚至跨區域的變化皆可以反映產業間融合的效應。農業產業鏈末端發生產業組織結構轉變，產業間的關聯度不斷提升，最終通過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產業鏈交融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3）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在制度方面的耦聯。從產業間融合的先后來講，產業融合效應的體現在時空上會出現一定的差異性?；谵r業全球價值鏈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效益則是以農業為首逐漸蔓延至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最終引發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制度體系的改變，產業融合的效應會促進產業內生及外生性發展，使得產業結構有序化、多元化、柔性化發展（趙鈺、張士引，2015）。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的融合推動產業結構跨越式優化升級，通過該兩種融合可以促使傳統農業產業迅速過渡為高科技農業產業，促使較低層次的產業結構拋棄一般的演進過程，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質量服務業轉變，獲得跨越式優化升級。如此，根據上述理論分析，農業工業化、農業服務業化的出現將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诖?，本文提出：

假說3：提升一國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程度，有利于推動其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三、模型設定

（一）模型構建

為驗證AGVC通過影響農業服務業化再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本文構造如下實證模型：

[Sit=α0+α1AGVCit+α3Zit+ωit+φit+uit ]? ? ? ? ? ? ? ? （1）

[agr/serit（agr/indusit）=β0+β1AGVCit+β3Zit+δit+εit+?it? ]? ? （2）

[Sit=γ0+γ1agr/serit+γ3Zit+θit+?it+μit ]? ? ? ? ? ? ? ?（3）

其中，i表示地區，t表示時間，[Sit]是反映t年i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指標，本文采用測算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SH）和合理化指數（SR）；AGVC是表征一國嵌入AGVC的程度的變量，包括全球農業價值鏈總參與度（Gagri）、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總參與度（Gbagri）、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總參與度（Gfagri）、全球農業價值鏈下游總參與度（Dagri）、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下游參與度（Dbagri）、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下游參與度（Dfagri）、全球農業價值鏈上游總參與度（Uagri）、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上游參與度（Ubagri）、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上游參與度（Ufagri）；[agr/serit]是衡量農業服務化的程度，[agr/indusit]是衡量農業工業化的程度。[Zit]為表征其他控制變量的向量。（1）、（2）、（3）式中的第四項和第五項分別均為時間固定效應和各國家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1）中系數[α1]衡量AGVC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對于數值越大，產業結構優化程度越高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SH）來說，如果[α1]顯著大于零，表明AGVC顯著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模型（2）中[β1]衡量AGVC對農業服務業化的影響程度，如果[β1]顯著大于0，表明一國農業產業通過加入AGVC會促進該國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發展。模型（3）中[γ1]衡量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對于農業服務化的程度（[agr/serit]）來說，如果[γ1]顯著大于0，表明農業服務業化能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二）變量說明以及數據來源

1.核心變量

學術界研究農業問題時通常僅局限于農林牧漁第一產業，這在農業產業的研究范疇中，較大程度上限制了升級的空間和力度。國務院辦公廳于2016年12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促進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意見》將農產品加工業作為促進農業產業升級和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因此，在界定農業產業范圍時，將農產品加工業的12類行業并入農業領域，包括農、林、牧、漁業、農副加工、食品制造、紡織、服裝纖維、皮革毛皮、木材竹藤、家具制造、橡膠制品業、酒飲料茶、煙草制品、造紙制品和印刷記錄業（王亞靜等，2010）。農產品出口的界定范圍則為以上各行業的產出品貿易，亞洲開放銀行規定貿易行業為35類（C1-C35），并且將家具制造價值統計在木材竹藤、皮革毛皮、橡膠制品業中，為規范統計口徑，本文進行了逐一對照篩選，具體范圍如下表1：

根據關于全球價值鏈的大量文獻（Koopman，2014；Los，2018；Wang，2017；Federico et al.，2020），本文將出口總額分解為三類增值活動。首先，國內增加值（DVA）是指由國內生產要素創造的出口價值，是對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其次，外國增加值（FVA）是源自進口投入的出口價值。FVA被認為是后向GVC參與（下游）的一個組成部分。最后，嵌入其他國家出口的國內增加值（DVX）是指由伙伴國進一步再出口的中間產品的國內增加值。DVX被認為是前向GVC參與（上游）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衡量國家i在t年的GVC參與度（[Pit]），參照Borin and Mancini（2019）采用其他國家出口的國內增加值（[DVXit]）占農產品的總出口數（[Gross exit]）的比例來測度上游參與率（[P?it]），國外增加值（[FVAit]）占農產品的總出口數（[Gross exit]）的比例來測度下游參與率（[Plit]），具體計算公式為：

[Pit=DVXit+FVAitGross exit]? ? ? ? ? ? ? ? ? ? ? ? ? ? ?（4）

其中，[P?it=DVXitGross exit，Plit=FVAitGross exit]。

本文采用表1農業行業分類來分別衡量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和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總參與定義為：

[Gagritotalit=DVAbagriit+FVAbagriit+DVAfagriit+FVAfagriitGross exbagriit+Gross exfagriit]? ? ? ? ? ? ? ? ? （5）

價值鏈分解及測算stata命令參照Belotti et al.（2020）。

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的定量評估是橫跨學術界和政策界的一個前沿問題。部分學者通過構建多層次農業工業化評價指標體系，以層次分析法確定各層次指標的權重，建立農業工業化指數計算公式（曾福生等，2008）。然而，構建指標體系具有極強的主觀性。在農業服務化的衡量上，以往文獻主要使用鄉村從業人員中從事農業服務業相關行業的從業人數占農業從業總人數比重（郝愛民，2015）、農業服務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比重（李明文等，2020；高維龍，2021）作為農業服務業的代理指標，此外，部分學者則通過抽樣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農業服務業化的農戶需求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王釗等，2015）。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本身屬于農業與工業、農業與服務業相融合的范疇，對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的衡量可以轉化為衡量農業生產過程中對工業和服務業產品的消耗程度（Deng et al.，2020）。

參照以往文獻運用投入產出法對制造業分行業服務化水平進行測度（杜傳忠、金文翰，2020），本文運用各國投入產出表中的產業間的直接消耗系數與完全消耗系數來衡量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的程度，主要包括以下兩項指標：（1）直接消耗系數，其計算公式為[cij=yijYj]，[{i，j∈1，2，...，n}]，其中[cij]為j部門對i部門的直接消耗系數，[Yj]表示投入j部門的產品數總量，[yij]表示i部門投入j部門的產品數量。（2）完全消耗系數，其計算公式為[dij=cij+sdiscsj]，[{i，j∈1，2，...，n}]，s表示中間產品部門，用矩陣的形式可表示為D=C+DC，其中C、D分別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和完全消耗系數矩陣，可解得：

[D=1?c11?c12…?c1n?c211?c22…?c2n?????cn1?cn2…1?cnn?1?10…001…0????00…1=（I?C）?1?I]? ? （6）

但在推進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的過程中，往往會受到技術、政策、市場的影響，表現一定的隨機性，并且往往只受前一時期的狀態影響，而與以前各期無關。馬爾科夫鏈方法用來分析主體從一個狀態空間轉移到另外一個狀態空間的概率，通過條件轉移概率得到產業的動態演進（楊明海等，2017）。因此，本文在完全消耗系數上進一步優化，引入獨立隨機增量過程——馬爾科夫過程演繹區域內每個個體現象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過程，即將連續離散數值劃分為Ｋ種類型來反映不同類型時間和狀態下的分布及演變（劉秉鐮、秦文晉，2022）。馬爾科夫鏈是指滿足以下條件的一種動態的隨機過程{[Zt，t∈T}]：

[P（Zt=k|Zt?1=j，Zt?2=i，...，Z1=i1，Z0=i0）=P（Zt=k|Zt?1=j）]? ? （7）

其中隨機過程{[Zt，t∈T}]中所對應的不同狀態為[i0，i1，...，it?2，i，j，k]式（）表示隨機變量Z在t時期取狀態k的概率僅受到t-1時期所取的狀態j影響，即說明該隨機過程具有馬爾科夫性。狀態轉移概率[Pij]是指隨機變量Z在一個周期后從狀態i轉移到狀態j的概率，[pij]的表達公式為：

[pij=qiqkqjoiioijoikojiojjojkokiokjokk]? ? ? ? ? ? ? ? ? ? ?（8）

其中[qi]為狀態i的概率，[oij]為一個周期后狀態i轉化為狀態j的程度。按照國家統計局三次產業劃分規定將各國產業部門分為[I1]、[I2]、[I3]，選取上一年度的完全消耗系數為農業、農業工業化、農業服務業化的狀態概率，當前年度的完全消耗系數為農業轉化的程度。

關于產業結構的測算，本文主要從產業結構高級化（SH）與產業結構合理化（SR）兩個維度進行測度。產業結構合理化指產業之間的比例均衡和關聯協調程度；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從較低水平向高度水平演進的過程（韓永輝等，2017）。其中借鑒泰爾指數來測度各國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該指數具有兼顧度量不同產業產值與就業的結構偏差以及各產業不同經濟地位的優良性質（袁航、朱承亮，2018），并結合結構偏離度指標（干春暉等，2011）構建了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本文以各產業部門產出占比和勞動生產率的乘積作為度量（韓永輝等，2017）。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SR=1?q3yi，q，tln（yi，q，t/li，q，t），q=1，2，3]? ? ? ? ? ? ? ? ? （9）

[SH=q3（Yqt/Yt）（LPqt/LPqt），q=1，2，3]? ? ? ? ? ? ? ? ? ?（10）

其中，[yi，q，t]表示q產業在i國t時期的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li，q，t]代表q產業在i國t時期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Yqt]代表q產業在t時的總產出，[LPqt]為q產業在t時的勞動生產率。若SR值為1，說明產業結構處于均衡水平，SR值越大，代表合理化程度越高。若SH的值越大，說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

2.控制變量

基于已有文獻，影響產業結構轉型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1）政府支出，本文采用政府公共財政支出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測度；（2）國外直接投資，采用國外對國內直接投資表示；（3）城鎮化水平，用地區城鎮人口與地區年末總人口的比值測度；（4）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對數值測度；（5）家庭消費水平，采用各國居民消費水平數據；（6）對外開放度，采用貿易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測度；（7）人力資本，采用接受過初中教育及以上的人口數測度；（8）技術水平，采用一國高科技產品出口金額的對數值測度。影響產業融合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1）金融服務可獲得性：采用各國每萬人擁有自動取款機數量；（2）信息化程度：采用每萬人擁有安全互聯網數量和每百人寬帶用戶數量來綜合體現，并用等權加總的標準化方法計算出信息化程度;（3）投資增速。將相鄰年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額的差值除以上一年投資額；（4）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對數值測度。

本文采用2007—2019年6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AGVC嵌入、農業服務業化與產業結構升級。所用數據均來自歷年亞洲開發銀行多區域投入產出表（ADBMRIO）、各國統計局官網、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世界銀行。文中所有價值變量統一核算成了以2015年為基期的不變價，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2。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AGVC嵌入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檢驗

表3匯報了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對我國產業升級的影響。其中，模型（1）—（3）是嵌入農業全球價值鏈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的回歸結果，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模型（4）—（6）嵌入農業全球價值鏈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影響的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基本顯著。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核心解釋變量的估計系數顯著。就核心解釋變量而言，AGVC與產業結構合理化之間的估計系數均為正值，且在至少10%的置信水平下顯著。

具體而言表明我國農業產業在嵌入全球價值鏈過程中可以獲得產業升級紅利，且在農業加工業嵌入的積極影響要大于基礎農業，即農業加工業嵌入相較基礎農業嵌入更有利于產業升級?？赡艽嬖谝韵略颍哼M入農產品加工部門是全球價值鏈上農業部門獲取更高增加值的途徑。一國農業產業進入全球價值鏈，在滿足外國加工商要求和消費者需求時，通過一系列的生產任務使農業產業整體具有更高的市場競爭力，帶來產業的“增值”，即實現更高附加值環節的攀升。這種變革對農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和農業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產生積極影響，提升其在農業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獲利能力，促進產業結構升級（Greenville and Kawasaki，2018）。在模型（5）中，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嵌入（Gbagri）的系數不顯著，即基礎農業產業嵌入全球價值鏈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存在顯著影響，基礎農業由于未能拓展農業功能，導致缺乏與其他產業的融合互動、深度融合的增值效益，由此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帶動作用未能顯現?？刂谱兞康幕貧w結果顯示，政府支出、國外直接投資、城鎮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家庭消費水平、對外開放度、人力資本、技術水平對于產業結構升級均存在穩定且顯著的正向效應。

在嵌入農業全球價值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AGVC嵌入方式不同對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可能會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影響效應與演化路徑。本部分將深入研究AGVC嵌入方式，更加細致和縱深地考察兩種參與價值鏈方式在與產業的互動過程。理論上講，通過下游嵌入農業全球價值鏈對產業升級的拉動效應弱于上游嵌入。即與最終需求越近或離初始要素端的距離越遠，通過向價值鏈上游移動能實現更高程度的產業融合，會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表4中的結果顯示，一國通過參與AGVC下游和上游都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但從估計系數大小來看，Uagri估計系數（0.843）相較Dagri估計系數（0.123），表面嵌入AGVC上游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效應強于嵌入AGVC下游。究其原因，說明AGVC上游環節參與度越高的企業，會進行更豐富的研發價值創造，出于防止核心技術外溢和對研發創新訣竅的保護動機，便會設計出更高的包括農業技術、農產品質量等參數來提高其他國家同行業其他企業的學習難度和模仿成本，這些戰略提升了各產業間的融合質量，最終引致產業結構更合理。在模型（1）、（2）中，當一國參與全球農業價值鏈下游時且僅在參與全球基礎農業價值鏈下游時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存在顯著的正向作用。即下游嵌入全球價值鏈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呈現異質性特征，表明當中國的基礎農業通過下游嵌入全球價值鏈，會對產業升級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在模型（5）、（6）中，參與全球基礎農業與農業加工業價值鏈的上游都能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有正向影響。表明通過上游嵌入全球化分工的產業升級效應更加明顯。

進一步研究AGVC嵌入方式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表5中（1）—（3）的結果顯示通過嵌入AGVC下游對產業結構高級化不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處在AGVC的領導國為保證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壟斷勢力，會迫使下游環節嵌入國家始終依附于領導國從事低附加值環節，阻礙其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而（4）—（6）列表明嵌入AGVC上游能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其中一國通過嵌入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上游能在較大程度上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農業全球價值鏈與其他產業有所不同，在分工方面呈現出以下特征。首先是較高的前向參與度。相較于大多數工業部門，農業全球價值鏈更加注重前向聯系，其分工主要體現在前端環節，具有較高的前向參與度。這一分工特征與農業作為基礎性產業的地位相符，農業生產作為其他產業生產的上游供應部門，為眾多產品生產提供必要的基本投入品，因此在農業全球價值鏈中，農業具有較高的前向參與度。

（二）穩健性檢驗以及內生性問題

1.穩健性檢驗

（1）指標變換。一方面，本文借鑒支宇鵬等（2021）學者的研究使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比值來衡量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另一方面，借鑒左鵬飛等（2020）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標進行替代，計算公式為：

其中，[Yi，j，t]表示[i]地區第[j]產業在t時期的產值增加值，[Yi，t]表示地區生產總值，[Li，j，t]表示[i]地區第[j]產業在t時期的從業人員數量。本文的核心結論并不因衡量方法的不同而發生較大變化1。

（2）估計方法變換。若因變量的分布存在偏斜或存在異常值，則可能引發模型估計結果偏誤問題，應用分位數回歸方法能夠緩解上述問題（張夢玲等，2023）。因此，利用分位數回歸分析方法對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效應進行檢驗。本文的核心結論不因估計方法的變化的不同而發生較大變化2。

2.內生性問題的解決

通過添加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弱遺漏變量的影響，矯正靜態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偏差，使回歸結果更加準確、可靠（趙蓉等，2020）。表6模型（1）—（2）中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一階滯后項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從時間維度上看，當期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確實會受到上一期的影響，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也進一步表明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連續的動態過程?？紤]到農業全球價值鏈的嵌入、產業融合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間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導致的內生性問題，造成估計結果的偏差性，以滯后一期的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根據表6模型（3）—（8），結果依舊穩健且符合預期。除上述外，依據與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度高度相關，而與隨機誤差項不相關的原則，由于港口分別作為國際貿易的重要通道，是影響國際分工的重要因素（馬丹等，2021），將各區域的港口泊位數作為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度的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Wald檢驗和F檢驗均顯著，工具變量有效，回歸結果見表7模型（1）-（6）。由此可以判斷，通過嵌入農業全球鏈能顯著推動一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估計結果與前文研究結論保持一致，故結論具有穩健性。

3.進一步討論：機制驗證

以上分析初步驗證了嵌入AGVC促進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本部分進一步分析AGVC如何通過影響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再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通過表8的（1）—（3）列可以得出農業工業化與AGVC中的全球農業加工業價值鏈總參與度的相對彈性為0.107，證實了通過參與AGVC中的加工業價值鏈能促使農業部門更好地與工業部門相融合，而參與AGVC中的基礎農業價值鏈對農業工業化無顯著影響。通過以上研究，在農業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農產品加工業正是處于發展極的位置（張潤清、李崇光，2004），中國大力推動農業產業參與AGVC可以顯著促進中國農業工業化進程。同時，AGVC對農業服務業化影響的檢驗結果也匯報在表8中，由（4）-（6）列結果可知，一國通過嵌入AGVC能顯著提升該國農業服務業化程度，驗證了理論假說1和2。對傳統農業的根本改變是產業融合的主要作用，也是經濟增長和產業優化的關鍵驅動力，農業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將加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了更好地描述在不同產業結構階段，農業工業化和農業服務業化會對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將未工業化和服務業化的農業（以下簡稱未化農業）、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程度與產業結構放在同一框架下進行分析。從表9中（1）—（3）的結果可以看到，在各國當前產業結構下，未化農業、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都能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尤其是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而從（4）—（6）列可知，農業服務業化程度越深越能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農業工業化程度與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不顯著的正向關系。隨著全球化迎來由服務領域工資率差異套利所推動的“第三次解綁”，包括農業社會化服務在內的底層嵌入式服務的拆分越來越細化，對產業結構升級帶來深刻影響。一國嵌入AGVC后，出于自身的戰略意圖以及獲取全球農業價值鏈中更多的分工價值，會更加專注經營AGVC中原有三大產業組織間的關系網絡以及全球化農業產業生產體系，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促使AGVC分工地位攀升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關聯度不斷增強，進一步驗證了理論假說3。

4.異質性分析

雖然上述分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理論假說：通過嵌入AGVC促進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仍然面臨著一些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農業、工業化、服務業水平差異較大，通過嵌入AGVC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究竟是更適合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具體推動路徑是什么？本部分將區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重新度量產業結構調整效應并進行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檢驗。

按照國際貨幣與基金組織（IMF）公布的世界發達國家名單分類后進行回歸結果見表10，相關核心解釋變量估計系數的符號和顯著性與前文基本一致。橫向對比發現發展中國家通過嵌入AGVC會對其產業結構合理性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通過嵌入AGVC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現象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進一步的機制檢驗結果見表11和表12，發達國家基本處于工業化后期甚至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現代服務業發展迅猛，嵌入AGVC后較低勞動生產率的服務業部門份額的提升帶動了農業服務化；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特別是作為“支柱產業”的先進制造業，從而使得嵌入AGVC對農業工業化的促進作用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與農業和工業之間的發展水平、產值份額以及就業總人數比重之間具有較大的差距。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整個國民經濟部門的產值份額不斷上升，農業服務化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而農業工業化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呈不顯著的正向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生產要素不斷流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之間具有正向顯著關系，證實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農業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趨勢，即從農業到農業工業化主導農業服務化為輔再到農業服務化為主。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下，AGVC改變了各國現代產業體系，已經成為各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本文利用2007—2019年全球60個國家面板數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嵌入AGVC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嵌入AGVC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以及產業結構合理化，即AGVC參與度越高的國家其產業結構越好。第二，AGVC參與度越高的國家產業融合程度越高，且產業融合的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兩條路徑均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存在正向影響。第三，在不同的AGVC嵌入位置下，AGVC參與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參與AGVC上游環節相較下游環節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更大，其參與AGVC下游環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不存在顯著影響。第四，未化農業、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都能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尤其是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能在最大程度上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農業服務化程度越深越能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農業工業化程度與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不顯著的正向關系，而未化農業會拖慢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第五，發展中國家通過嵌入AGVC會對其產業結構合理性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通過嵌入AGVC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現象主要出現在發達國家。由于發達國家基本處于工業化后期甚至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現代服務業發展迅猛，嵌入AGVC后較低勞動生產率的服務業部門份額的提升帶動了農業服務化；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還主要依靠工業特別是作為“支柱產業”的先進制造業，從而使得嵌入AGVC同時帶動了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業化，并且對農業工業化的促進系數更大。證實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農業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趨勢，即從農業到農業工業化主導農業服務化為輔再到農業服務化為主農業工業化為輔。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人口大國，需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以農業全球價值鏈嵌入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夯實我國糧食安全和產業安全基礎；同時以農業全球價值鏈分工促進我國現代產業體系變革，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堅定不移地構建以國內大循環主體的雙循環發展戰略，推動農業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當前，我國農業國際合作需要由傳統分散式貿易、投資合作上升到緊密、穩定的全產業鏈合作的新階段，合作的重點需要從大食物觀和結構互補角度重構產業鏈，以價值鏈驅動產業鏈，以產業鏈帶動供應鏈，形成自主可控和穩定農業發展和糧食生產體系，提升世界糧食供給水平，并且要打破國際壟斷的農產品貿易格局，政府應加大以嵌入AGVC為核心的農業產業發展戰略調整力度，推進農業貿易創新發展，提升農產品出口質量，自上而下引導農業產業向嵌入AGVC方向發展，發揮農業全球價值鏈對產業結構轉型的促進作用。其次，加快農業領域科技創新與國際合作，增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種源自主可控、農業科技自立自強和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三大基本要素，要鼓勵農業技術創新，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參與AGVC上游環節，打破長期以來的“低端鎖定”，推進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發展，發揮AGVC作為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發展的引擎作用，助推整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最后，促進農業產業內結構升級。要發揮農業在“符國情”與“調結構”之間把握戰略平衡，特別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堅持農業工業化與農業服務化雙輪驅動，處理好兩者之間關系并形成良性互動，促進產業融合和整體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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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ment，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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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 Chunhui? Guo Qianqian

Abstract：The Agricultural Global Value Chain （AGVC） serves as a conduit for globa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countries. Building upon a theoretical model promoting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this study employs panel data from 60 countries spanning 2007-2019 to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AGVC integr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1） AGVC integration，facilitated through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cization，promotes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with higher AGVC participation associated with faster transformations; （2） Upstream AGVC integration notably fosters structural advancement and rationalization，while downstream integration predominantly affects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with insignificant impact on structural advancement; （3） AGVC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 and advanc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ereas in developed countries，it primarily drives structural advancement through agricultural servicization.

Looking forward，based o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structural development，it is imperative to steadfastly construct a dual-cy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focus. This aims to establish a high-level patter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openness，accele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enhanc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veness，and persist in the dual-drive approach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servicization to propel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words：Agricultural Global Value Chai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責任編輯：謝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