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活力與秩序的辯證統一

董 慧,杜曉依

(華中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是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道世界性難題”[1],強調活力與秩序的關系是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的系列重大關系之一,首次將處理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問題上升至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過程,是活力逐漸激發與釋放的過程,也是秩序逐漸形成與完善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呈現了活力與秩序有機統一的美好圖景,充分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科學性與有效性。當前,從國際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復蘇乏力”[2]26,國際環境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加;從國內來看,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2]14,創新能力不能完全滿足高質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迫切需要構建活力與秩序更加協調的現代社會?？梢?如何做到既能在百年變局中確保社會穩定有序,又能在穩定秩序的基礎上謀求新的發展、使社會煥發蓬勃生機活力,是我國在新征程上面臨的重大考驗與挑戰,對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

一、活力、秩序與現代化

活力一詞產生于人們對生命起源和生命本質問題的追問與探尋過程,指“富于生機的生命狀態和精神狀態”,也指“具有生機和生氣的努力與奮斗”,還可以表示獲得旺盛生命力的行為主體,“在行為過程本身中展現出來的積極的努力和昂揚的斗志”[3]18?；盍Φ谋举|是生命力,孕育于事物運動發展之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水是中國活力觀的隱喻,代表著萬事萬物自我更新的生命創造力;在西方文化中,火是西方活力觀的隱喻,是活力、力量的象征。馬克思深入到生產關系的本質層面思考活力問題,認為現代社會是“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4]10-13,指出雖然資產階級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5]36還要大的生產力,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對活力具有制約和束縛作用,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4]683才能得以實現,社會的活力才能充分展現。

秩序“是對社會穩態、和諧、規律及有序的狀態的揭示”[6]3。秩序與混亂、無序相對,是社會運行的基本條件,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根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將“禮”作為構建現實社會整體秩序的根本規范,強調通過禮治和法治解決戰亂和社會無序問題。在西方文化中,秩序概念的產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數”代表著自然界的內在秩序。后來,秩序逐漸從自然領域延伸到人類社會領域,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從社會分化、理性化、個體化等視角探討了社會秩序重建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推動著人類社會由不平等走向平等,由無序走向有序,同時,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影響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必然導致社會秩序的變革,無產階級要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彼時“各盡所能,按需分配”[7]436將成為支配社會秩序的準則。

現代化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轉型,也是社會結構、社會形態、社會生活、社會制度、社會文明的全面變革”[8]。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馬克思一方面認為資產階級起到過“非常革命的作用”,“開拓了世界市場”[5]33-35,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另一方面,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弊端,如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剝削、物對人的統治等,揭示了資本主義現代化所具有的霸權、剝削、掠奪特性。雖然學界普遍認為現代化“發源于西方社會”[9]2,但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條途徑。中國共產黨肩負起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大成果,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向世界展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美好圖景。

現代化內蘊著活力與秩序的辯證統一?；盍εc秩序是現代化的兩個關鍵要素,二者在本質上是相關聯的,均源于人類的實踐過程,均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單一到多元的過程?；盍κ乾F代化的動力之源,活力意味著共同體中的成員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創新創造,從而革新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交往方式,為現代化提供不竭動力;秩序是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在一定的制度和規范作用下,能夠促進社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遵循著不同的內在邏輯,對活力與秩序關系的處理也呈現出差異化的特征。中西方現代化對活力與秩序的實踐探索,能夠幫助我們更加深入理解活力、秩序與現代化的內在關聯,更好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處理好活力與秩序關系的時代價值與偉大意義。

從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來看,資本主義現代化遵循資本邏輯,以資本增殖為目的,致力于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制約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能從根源上平衡好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現代化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動力較強。但隨著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問題開始突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在資本逐利本性的驅動下,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犧牲工人階級利益,最終造成勞動產品“同勞動相對立”[10]156、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等現代性問題,社會呈現出“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11]403,阻礙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過程展現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不可持續性。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緩和社會矛盾,進行了自我調節與改善,如“二戰”后,英國、德國、瑞典等國紛紛建成現代福利國家制度,擴大社會福利供給,在保障公民權利、促進社會穩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積極成效,但由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化大生產與私有制之間的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穩定社會秩序而采取的系列措施,本質上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與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相悖,這些措施加重了財政負擔,造成了“福利陷阱”等社會問題,束縛和制約了社會活力,活力與秩序之間的矛盾沒能得到有效破解。

從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來看,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探索中,高度重視活力與秩序的辯證關系。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后,就肩負起民族復興重任,在發動和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既注重激發全國人民的“自覺的能動性”[12]477,又強調“建立革命秩序”[12]367,最終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良好的新秩序;同時,秩序的穩定為活力的釋放創造了條件,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國家、工廠和合作社等“十大關系”,致力于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13]720,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激發活力動力。但是,在該時期,由于我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現代化發展活力沒有得到有效釋放。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辯證認識社會矛盾,實行改革開放,明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14]203,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5]226,提升了經濟社會活力,并注重加強各領域發展的協調性,強調“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全面發展”[16]67,表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將活力與秩序視為有機的統一體,描繪了一幅活力與秩序動態平衡的現代化圖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從中國式現代化高度思考活力與秩序的關系問題,強調現代化的社會要“既充滿活力又擁有良好秩序”[17]338,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證明社會主義不僅“不會滅亡,而且煥發出蓬勃生機活力”[18],將活力問題上升至世界社會主義演進的高度;關于秩序問題,強調要發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秩序構建中的顯著優勢,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創造“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19]50。這些重要論述較好地詮釋了活力與秩序的辯證統一關系,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活力、秩序與現代化認識的深化與拓展,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指引。

可見,只有在活力與秩序之間適度張力的作用下,現代社會才能實現活力迸發且健康有序的良好狀態?；盍?、秩序與現代化三者緊密相關,從世界現代化進程來看,良好的社會秩序是活力的基礎與前提,活力的充分激發是社會發展有序的重要支撐,活力與秩序既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基礎與目標追求。相比于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處理活力與秩序辯證關系的顯著優勢,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需要進一步厘清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活力與秩序的作用機制,展現充滿活力且穩定有序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圖景,探討未來如何構建活力與秩序更加平衡的現代社會,這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理論與實踐課題。

二、活力: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機制

活力不僅是充滿生命力狀態的展現,還是一種社會動力機制,作為社會運動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規范并決定著現代化的前進方向。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活力以自主探索開拓創新為建構取向,依靠人民力量探索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通過人民創造活力、改革創新活力、精神文化活力的激發,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動力支撐,不斷開辟現代化發展新境界。其中,人民創造活力是其他一切活力的生成基礎,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內核動力;而人民群眾在物質生產實踐中所展現的生命力,轉化為改革創新活力,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動力;人民群眾在精神生產實踐中的生命力,體現為精神文化活力,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人民創造活力、改革創新活力、精神文化活力三者具有緊密的內在聯系,在黨的自主探索、開拓創新中共同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機制。

(一)人民創造活力

人民創造活力是其他一切活力的源頭,是一種基礎性和前提性的活力。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認為“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0]519是人類歷史的首要前提?，F實的個人在改造世界的欲望和動機驅動下,將自身潛在的生命活力外化,從而獲得一種自由自主的主體性和實踐活動的能動性,人獲得了自己的社會本質,人的自由、個性得到充分張揚,由此產生了社會主體的創造活力。在人的生命活力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主體的創造活力生發出一種動力因素,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前提性力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激發人民創造活力”[2]37,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主體意蘊。人民創造活力的激發,成為社會有機體自我更新的不竭動力,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凝聚起強大合力。

人民創造活力的充分迸發,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內核動力。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這一特征,為中國式現代化既帶來了風險,也帶來了機遇。能否激發巨大人口的潛力與活力、匯聚起現代化建設合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高度重視對人民創造活力的激發,推動實現人民的利益主體、實踐主體與價值主體的有機統一。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人民的利益主體地位,以人民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聚焦人民群眾重大關切,匯集人民群眾意見,實現了國家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辯證統一;堅持人民的實踐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激發人民的積極主動性,使“基層民主活力增強”[2]9,人民群眾在現代化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得到多維體現;堅持人民的價值主體地位,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持續滿足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主體活力與潛力得到充分釋放,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匯聚起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偉力。

(二)改革創新活力

改革創新活力是社會主體在變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以及創造出新事物與新思想的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生機活力,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改革是對現存事物的修正與變革,改革開放具有“決定當代中國命運”[20]82的歷史地位;創新是對舊事物的揚棄,是“民族進步的靈魂”[21]3,二者均是突破發展瓶頸、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也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途徑,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前進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全社會“改革創新活力競相迸發、充分涌流”[22],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成效的客觀評價,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創新活力的全面激發,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根本動力?！案母镩_放……是黨和國家保持生機活力的關鍵”[23]208,中國式現代化“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事業發展”[1],全面推動思想理論、組織方式、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等領域的深刻變革,以改革創新永葆社會主義生機活力。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一方面,我國將改革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上,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國有和民營關系問題上,扎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等,多措并舉激發民營經濟發展活力;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上,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領域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破解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使全要素生產效率得到提升、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需求結構不斷改善,推動著中國式現代化逐步從粗放走向內涵、從局部走向全面。另一方面,我國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在理論創新方面,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等創新理論,以黨的理論創新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創新;在科技創新方面,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新時代十年全社會研發經費增長迅速,從一萬億元增長為二萬八千億元,研發人員數量居世界第一,科技創新支撐發展能力不斷提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活力和動力持續增強[2]8。

(三)精神文化活力

精神文化活力是精神文化的旺盛生命力,指精神文化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所展現的一種積極向上的繁榮景象,具有積極的能動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雖然物質存在方式是起因,但是“思想領域也反過來對物質存在方式起作用”[24]586。精神文化屬于社會意識范疇,其在一定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以后,又會對實踐活動起反作用,進而對社會歷史發展起推動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2]22-25是未來主要目標任務之一,表明奮發昂揚、充滿活力的精神文化對于現代化建設具有突出作用。

精神文化活力的持續煥發,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精神動力?！皟r值先進、思想解放,是一個社會活力的來源”[25]19。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極借鑒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中社會精神危機、價值觀念缺失等困境的超越以及精神文明的中國式建構,彰顯了蓬勃旺盛的精神文化活力。尤其是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26],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積極發展新時代新文化,加強文化傳承、促進思想解放、強化精神紐帶;堅定文化自信自強,使文化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文化自信的偉力不斷轉化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精神動力;營造良好社會輿論環境,以馬克思主義勞動觀抵制輕視勞動、不勞而獲等不良思想滋長蔓延,“充分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1],形成了銳意進取的活力景觀。

三、秩序:中國式現代化的平衡機制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需要將活力作為社會前進的動力機制,還需要將秩序作為社會發展的平衡機制,實現活力與秩序的動態均衡。作為平衡機制的秩序并不是固定的、靜止的,而是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存在于復雜事物的動態變化之中,是社會各要素在一定的制度和規范下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的結果,表征著相對穩定和平衡的狀態。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秩序以人民至上為價值內核,明確堅持人民至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層依據和價值根基。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人民至上貫穿現代化建設各領域,推動經濟發展安全有序、民主政治穩定有序、精神文化健康有序、社會治理和諧有序以及生態環境優美有序,以良好社會秩序化解社會矛盾、平衡社會沖突、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穩步前進,有力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特質。

(一)經濟發展安全有序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安全有序的經濟發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物質基礎,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物質前提,展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追求。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極大地發展了生產力,但是,在資本的逐利本性作用下,“生產力的無限制的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大規模的生產”,產生了超出社會需要的“現代生產過?！盵27]817,引發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呈現出混亂和失序狀態。相比于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能夠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多重矛盾,具有促進經濟發展安全有序的顯著優勢。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面臨更為復雜的發展環境和更高層面的發展任務,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在發展布局方面,協調好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在發展環境方面,守好經濟發展的安全底線,從2014年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28]200,到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國家安全作為一個獨立章節進行論述,切實營造高質量發展的安全環境,不斷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在收入分配方面,堅持“整頓收入分配秩序”[29]77,持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體系,持續擴大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例,拓寬農民增收渠道,2012年至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65萬元增長至3.51萬元[2]10,中等收入群體人數約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確保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民主政治穩定有序

民主政治穩定有序,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長期追求,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性的重要體現。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屬于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關系,資本主義社會秩序建構的目的在于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權利得不到根本性的保障;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壓迫和剝削才能被消滅,“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30]191才能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將人民當家作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31]17,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拓寬民主渠道,使人民積極有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合法權益,促進政治穩定與秩序構建;與此同時,加強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堅持和完善我國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描繪了以民主、穩定、有序為特征的政治建設畫卷,展現了中國政治文明的價值內核與顯著優勢。

(三)精神文化健康有序

精神文化健康有序是秩序在文化層面的具體體現,有助于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為中國式現代化整合社會意識、調節矛盾沖突、凝聚思想共識?！敖洕A的變更”必將呼喚“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5]592的變革,“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17]309,表明了與生產發展相適應的健康有序的精神文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復雜的多元文化相互交織,以犧牲多數人自由為前提的新自由主義、以唯心主義為基礎的歷史虛無主義、建立在資本邏輯之上的拜金主義等,均對我國文化建設造成威脅。我國積極應對精神文化層面的現實挑戰,在國內層面,警惕錯誤思潮,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構建了具有強大感召力、凝聚力、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凝聚了全社會的思想共識;在國際層面,以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堅決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向世界展示了一條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倡導和平的現代化新路。

(四)社會治理和諧有序

社會治理和諧有序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保障?！吧鐣卫硎且婚T科學,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濤洶涌也不行”[20]221,表明社會治理需要科學把握活力與秩序的辯證法,實現“管”與“放”的平衡。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將人民群眾利益放在首位,運用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等手段推進社會治理,平衡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個人等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張力,建立起以人民利益為內核的秩序,確保人民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在前現代社會,社會治理建立在暴力、等級制度、宗教信仰等要素之上,權力和資源往往被少數人掌握,這就產生了為少數人服務的秩序。如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地主、貴族和皇室掌控權力和土地資源,憑借“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農民處于“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這種治理機制加重了社會不穩定性,導致社會長期“停滯不前”[12]624。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社會治理的新要求與新挑戰,明確“治國理政,必須‘立治有體,施治有序’”[32]18,在治理主體方面,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7]338,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在治理機制和制度體系方面,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8]90后,不斷強化國家制度體系的執行力,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的機制,努力實現矛盾糾紛的源頭化解;在治理手段方面,強調“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運行”[32]103,堅持“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2]41,有效防止了權力失范和社會失序;在治理結構方面,建立了國家、省域、市域、縣域、基層等多層級的治理秩序,各級政府分工明確、協力合作、和諧高效,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治理支撐。

(五)生態環境優美有序

優美有序的生態環境是中國式現代化秩序圖景的生態之維,是人民群眾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蘊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目標。資本主義現代化遵循資本邏輯,將自然界視為“人的對象”,選擇人與自然相對立的發展邏輯,使自然界“服從于人的需要”[33]90-91,最終破壞了自然生態的平衡與秩序,造成了生態失衡、生態惡化等嚴重問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使中國迎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生態文明建設成為“明顯短板”,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成為“國土之傷、民生之痛”[19]51,影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平穩有序運行。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人類文明高度考察生態環境問題,指出“生態環境變化直接影響文明興衰演替”[34]11,強調了生態環境對于秩序穩定乃至文明演進的重要作用?！爸袊浆F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23,中國共產黨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堅持底線思維,將生態環境作為“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34]11,高度重視并積極化解現代化建設中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沖突,樹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走出一條可持續的綠色現代化之路,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超越。

四、中國式現代化要實現活力與秩序的辯證統一

“中國式現代化應當而且能夠實現活而不亂、活躍有序的動態平衡”[1],既要長期堅持向改革創新要動力,使全社會創造活力得到充分激發,也要以不斷完善的體制機制保障秩序,促進人民安居樂業,實現活力與秩序的辯證統一。在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要運用好唯物辯證法,既要將人民主體的生命力持續轉化為社會活力,又要以黨的領導保障秩序;既要全面激發高質量發展活力動力,又要守住安全底線,打造高水平安全;既要激發文明的創新活力,又要保持文明的穩定連續性,構建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現代社會。

第一,發揮人民的歷史主動性和堅持黨的有序領導的有機統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活力之源;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根本保證,能夠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是社會長期穩定的關鍵。發揮人民的歷史主動性與堅持黨的有序領導具有高度的統一性,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人民性,始終將人民放在首位,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黨的有序領導既有助于充分激發人民創造活力,又能確保建立起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社會秩序。為此,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既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人才創新活力;又要堅持和加強黨的有序領導,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切實提升新時代黨員干部積極性和擔當能力,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洞察歷史趨勢、錨定奮斗目標、匯聚磅礴力量,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第二,促進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到黨的二十大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2]28,表明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長期追求與本質要求;同時,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需要以安全穩定的秩序為支撐,安全是社會運行有序的重要保障。發展與安全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和目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要更好統籌發展與安全兩件大事,既要堅持系統觀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改革創新破解發展難題,加快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深化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通過稅費優惠政策等方式激發市場活力、釋放發展潛力,激發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又要把安全擺在突出位置,進一步健全國家安全體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1],保障和提升產業安全,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第三,激發文明創新活力和保持文明穩定連續性的相互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35]。其中,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內蘊了活力與秩序的辯證張力,文明的連續是文明創新的重要目標,文明的創新是文明穩定連續的活力保障。只有不斷激發文明的創新活力,尊重文明的多樣性,秉持開放包容,促進交流互鑒,在文明傳承的基礎上實現開拓創新,才能保持文明的穩定連續性和文明的繁盛。因此,中國式現代化要處理好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既要在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基礎上,吸收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積極發展回應時代訴求的新文化,發展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使中華文明煥發新的生命力;又要堅定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堅定不移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弘揚中華文明中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中華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為人類文明發展注入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