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黨報理論形成軌跡與新時期黨報理論創新思考

趙勛

摘要：文章探討了延安時期黨報理論形成的歷史軌跡以及新時期黨報理論滯后于實踐，導致黨報影響力下降，面臨邊緣化危機。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黨報必須正視現實困境，以黨報理論創新為突破口，使黨報走出自我封閉的小圈子；強化黨報新聞功能，提高黨報設置議題能力和輿論引導能力，形成有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適應時代發展的黨報。

關鍵詞：延安時期；黨報理論；創新發展

中圖分類號：G2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2-0108-04

延安時期，黨在根據地創辦了一系列報刊，并出現了一份完全意義上的黨報——《解放日報》，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報理論的第一個實踐。這一時期形成的黨報理論，至今仍是黨報理論基石。在新的歷史時期，黨報所面臨的社會背景、媒介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探索延安時期黨報理論精神內髓，推動黨報理論創新與發展，是改造并形成適應時代需要的新時期黨報的必由之舉。

一、延安時期黨報理論的形成及其特征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建立和共產黨創辦報刊的重要實踐期。無論是在新聞理論還是新聞實踐上，延安時期的報刊在我國新聞事業史上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的。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創辦了一系列報刊，包括《新中華報》《解放》《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共產黨人》等；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創辦了《八路軍軍政雜志》《前線畫報》等刊物。同時，工、青、婦和文化協會創辦了《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文化》等；中央各局和陜西省委主辦了《抗日日報》《邊區群眾報》《團結》《西北》以及分區創辦的《晉察冀日報》等。尤其是《解放日報》的創辦，標志著真正意義上的黨報的形成。

隨著《解放日報》的實踐，逐步形成完整的黨報理論體系，包括黨報的基本任務與定位、黨報的領導模式以及黨報新聞理論等。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正式創辦，毛澤東在《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彪S著《解放日報》改版，黨報的功能與定位日益明確，黨報成為黨的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完全服從于黨的任務。1942年3月16日，中宣部發出《為改造黨報的通知》，指出：“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副其實的黨報，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的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么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過為別人通訊社充當義務宣傳員而已?！?/p>

陳力丹認為，也是在這一時期，黨報領導模式初步形成，黨對黨報的領導具體化、集中化，黨報成為黨的一個部門，并在理論上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黨報理論，在實踐中確立了黨報特色的編輯、寫作方式，突出了政治性、思想性，突出了黨報為黨的政策服務的使命?！督夥湃請蟆犯陌嬷?，實際上使得黨報成為黨的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1942年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通過《關于<解放日報>工作問題的決定》，規定：“各級黨委要把幫助與利用《解放日報》的工作，當作自己經常的重要業務之一”。

黨報的新聞理論是黨報創辦初期的一系列失誤與模索之后逐漸形成的。在延安整風中，《解放日報》改版社論《致讀者》提出了黨報應當具備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與此后一系列關于黨報新聞工作的文章、講話和文件，對一些重大的黨報理論問題進行了闡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黨報理論在總結自身政治宣傳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初步形成。

延安時期黨報理論體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強烈的戰斗性與鮮活的創新性。延安時期的黨報理論具有以下顯著特征：一是鮮明的時代性。以《解放日報》為代表的黨報，把握時代脈搏，站在時代的高度，提出“一切有利于抗戰的話就說，不利于抗戰的話就不說……務必使我們的宣傳完全符合黨的政策”。處于初創期、青年期的黨報，一開始即站在時代的高度上，使自己自覺地服從于黨的方針、政策，抓住主要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體現了黨報的時代使命和時代責任感。

二是強烈的戰斗性。革命戰爭年代的黨報，服從服務于全民族抗戰，具備強烈的戰斗色彩。在延安根據地時期，《解放日報》等各級黨報在反抗侵略、凝聚力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每一篇報道、每一期報紙都散發著強烈的戰斗性，激勵人們為同一個目標奮勇前進，這種強烈的戰斗性正是黨報這一思想武器的完美發揮。黨報在團結一切抗戰力量、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企圖、鼓舞全國軍民的抗戰熱情方面，起到難以替代的作用。

三是鮮活的創新性。黨報理論誕生于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在根據地外部，是嚴酷的戰爭環境；在根據地內部，也存在著各種思想的交錯和斗爭。因而，黨報自誕生起就要面對極為嚴酷復雜的環境。黨報發展初期，也難免出現一些問題?！督夥湃請蟆穭撧k初期存在一些嚴重問題，表現在黨性不強、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一些其他根據地的黨報也有類似問題?！犊箲鹑請蟆肪椭赋觥包h八股”的四大罪狀：一聾(聽不到群眾的聲音)，二盲(看不到群眾的斗爭)，三啞(不能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四軟(對敵斗爭、對內部批評無力)?！督夥湃請蟆穭摽?，存在著“重國際、輕國內”、主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意識薄弱以及某些自由化傾向、與地方黨組織及群眾存在隔閡等問題。1942年4月1日，改版社論《致讀者》進行了自我批評，旗幟鮮明地提出加強黨性的問題。9月22日，發表重要社論《黨與黨報》，指出“報紙是黨的喉舌，是這一巨大集體的喉舌。在黨報工作的同志，只是整個黨組織的一部分?！薄包h報不但要忠實于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呼吸相關，息息相通；要與整個黨的集體呼吸相關，息息相通?！边@些關于黨報黨性原則的準確系統的闡述，對于黨的新聞事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新時期黨報的現實困境及原因

建國以后，黨報基本上延續著既往的理論軌跡前行。隨著社會變遷以及媒介發展，輿論環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黨報理論越來越滯后于社會實踐，黨報影響力不斷衰減、發行量節節下滑，“陣地”不斷縮小。尤其是在新媒體環境下，黨報引導輿論的手段和能力越來越缺乏，這不能不說是黨報當前面臨的極為嚴峻的困境。黨報的現實困境表現在：

第一，讀者群越來越“單一”。黨報逐漸退縮到各級機關與企事業單位，讀者群越來越“純粹”，主要是各級黨政機關干部群體。長此以往，黨報的群眾性無從談起，被“邊緣化”也就難以避免了。目前，各級黨報基本上都是依靠“紅頭文件”發行、公費訂閱的，因而其讀者群越來越狹小，逐漸集中于各級機關與“體制內”的企事業單位，走出機關大院，便很難閱讀到黨報。為了解決“閱讀難”現象，也曾多次推行“黨報上報攤”活動，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卻依舊在街頭難覓蹤影。即便“紅頭文件”保證了黨報的發行，卻保證不了黨報的閱讀率、競爭力，黨報成為“庭院式”的報紙，越來越失去活力，不利于黨報的長遠發展。

第二，黨報功能偏廢，主導議題的能力逐漸弱化。黨報在讀者中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影響力弱化，尤其是在當前如火如荼的新聞競爭中，缺乏設置傳媒議題的能力，失去其引導輿論的能力，逐漸被“邊緣化”。黨報的部分功能弱化，某種程度上出現功能性缺失，即能夠給讀者提供的功能出現偏廢，一部分功能過于強化，由于自主生存能力減弱，越來越依附于黨政機關，因而作為黨政機關的“傳聲筒”——宣導功能過于強化；而另一部分功能，亦即為受眾提供新聞信息的功能卻越來越弱化。由于黨報越來越依靠黨政機關的自上而下地征訂，使得黨報“只唯上、不唯下”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第三，黨報的指導性單一化。如果不能反映多元意見、協調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就很難達成社會共識、疏導社會矛盾。在社會階層分化加劇的社會背景下，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是主要的矛盾，黨報如果不能及時地疏導沖突和矛盾，而是一味回避的話，就不能起到“意見領袖”的作用，那么正確地引導就只能是說些大話、套話，缺少針對性。

從表面上看，黨報面臨的是影響力下降、發行量下滑的局面，實際上則是深層次的理論創新不足問題。當前的社會背景與輿論環境，與延安時期相比，已經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傳媒業蓬勃發展，網絡傳播極大地改變了傳媒格局，對黨報輿論引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長期以來，黨報難以突破體制束縛或自身無法解決的外部因素，不得不向內自我約束，以至于侵蝕了自身的創造性和發展能力，面對外部環境變化，不能主動適應而只能被動應付。由于創新不足，黨報不得不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上“挖掘”——由此造成內蝕現象，其結果便是“紅頭文件”征訂、黨報體制固化，沒有隨著時代變化而發展。創新是對現有理論的發展，是外延性的理論發展，而理論“內蝕”，是在難以突破現有理論框架的情況下，只好在現有理論框架內徘徊，使黨報固步自封、失去活力。

三、對新時期黨報理論創新的思考

總結和回顧延安時期黨報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對今天黨報理論創新具有頗多啟示。在新聞傳播事業迅猛發展的當下，媒介環境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束縛黨報的創新能力，無異于拱手交出傳媒的主導權、輿論的引導權。在建黨90周年來臨之際，要保持黨報的活力，就必須正視黨報的現狀，創新黨報理論，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要求。

(一)加強黨報理論創新，使黨報走出自我封閉

一個有創新能力的黨報，一個占據輿論主陣地的黨報，才是真正有戰斗力的黨報。反之，如現在的一些黨報，發行量萎縮、影響力下降，只能越來越失去其戰斗力。如果滿足于對既往理論的反復咀嚼和回味，是難以適應新的媒介環境的。在新的歷史時期，隨著互聯網興起，媒介格局巨變，輿論環境愈加復雜，黨報的下一步發展，不能長期封閉于黨政機關的“小圈子”里，不能脫離廣大的普通群眾。我們需要將黨報置于輿論競爭的叢林中，使其恢復“野性”——黨報的戰斗性，要讓黨報在日趨復雜多元的輿論市場上真正具備號召力、影響力，而不是將黨報置于溫室中，利用種種優惠政策扶持其生存。

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在改版前也走過一段彎路，經歷過挫折和調整。但這種挫折不是毫無意義的，它使我們更加認清了黨報的任務、定位，進而形成了完善的黨報理論。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允許黨報進行理論創新及嘗試，進一步增強黨報的創新能力，賦予黨報更多的自我發展、自我調整的權力，應鼓勵黨報沖破體制束縛，勇敢地面向市場，使各級黨報能夠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路徑。應該相信絕大多數黨報在這一過程中，是能夠正確把握自身定位、自覺服務于黨的事業的。

(二)增強黨報的新聞功能，提高黨報設置議題能力

當前，隨著傳媒業格局變化，黨報的吸引力下降、影響力減弱，尤其是在當前如火如荼的新聞競爭中，日益缺乏設置傳媒議題的能力，引導輿論的能力弱化，甚至逐漸被“邊緣化”。因而，黨報首先應該是“報”，其次是“黨報”。這一提法，不是將“報”與“黨報”對立起來，而是正視黨報面臨的嚴峻局面，增強黨報的新聞功能，提高其設置議題能力，以更好地發揮黨報的功能。一份沒有影響力的黨報，無論我們的愿望多么美好，都是毫無意義的。

延安時期，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下辦報，面臨種種復雜局面，黨報必須在復雜的輿論環境中保持黨的絕對領導。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已經建立起完備的黨報管理體系，形成政治覺悟高、業務素質強的黨報工作者隊伍，在新的媒介環境下，在堅持黨管、黨辦，堅守黨性原則的基礎上，應該大力提倡放開黨報手腳，增強黨報的新聞功能，使黨報首先成為一份“報”，其次是“黨報”。長期以來，一味強調黨報的宣導功能，反而使黨報越來越曲高和寡、脫離讀者，而恢復和增強黨報的新聞功能，將使黨報具備更強的議題設置能力和輿論引導能力。

(三)加強黨報輿論監督能力

黨報輿論監督功能弱化，使得黨報成了“黑板報”。改革開放30多年來，現實生活中以及政府工作中存在著諸多問題，黨報不但要加強輿論監督，而且應該給予黨報以更大的自由度，使得黨報能夠真正成為政府工作的“啄木鳥”，指摘政府工作失誤與不足，盡最大限度促進政府“權為民所用”。

新的媒介環境促使黨報改變舊的思路，要走在時代的前列。隨著互聯網興起，網絡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網絡輿論監督也存在諸多問題，一些所謂“爆料”“投訴”等多有夸大、不實之處。黨報具有權威性，如果能夠站在輿論監督的前沿，揭露不合理現象，維護公眾利益，就能夠使黨報真正成為受眾信賴的報紙，而不是讓受眾“敬而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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