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為鑒 可知成敗

以史為鑒，既可以知興衰，也可以知成敗。這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文化，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為了有資于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社會的各類矛盾。

在中國，實際上寫一部現代中國歷史是相當困難的；那么，如果寫一部“文化大革命”歷史，更是難上加難。一是1981年黨中央通過了政治決議[1]，鑒于當時的政治環境，鄧小平、陳云提出“宜粗不宜細”的原則[2]，該《決議》全文有3.4萬字，其中涉及“文化大革命”專文僅為6500余字，只占不足全文的1/5。二是不少中國學者先后出版了多種“文化大革命”研究專著[3]。但是相對這十年的歷史而言，仍顯得研究不深、專著不多，既沒有能夠形成多部真正集大全的通史性專著，也沒有能夠全面反映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全景性畫面。從學術著作角度看，缺少詳細注釋、文獻出處、數據來源，缺乏嚴格的學術規范，也缺乏基于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框架，更缺乏專業化定量分析。隨著中共中央歷史文獻的大量公布，使我們能夠做到“宜細不宜粗”，有條件可以在占有大量資料的情況下，比較完整的、全面的、準確的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重新評價十年“文革”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政治社會影響；也隨著我們對社會科學理論的融合和多樣性研究方法的運用，能夠提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框架，對它進行實證分析、深入研究、驗證假設，并對這一時期的重大政策及影響做出事后評估和定量評估。這是極富挑戰性的歷史研究，又有可能做出許多原創性的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對當代中國決策機制的深入認識和深刻研究。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歷史研究案例，它是由一系列的重大歷史事件構成的。

寫作《毛澤東與文革》并不是我預先設定的學術研究目標，我本人也沒有想到會寫出這部歷史專著。盡管我熱愛歷史，但我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而是一名經濟學家和當代中國研究專家以及公共政策專家。我主要是研究中國宏觀經濟，提供比較系統和全面的中國發展知識，特別是中國所面對的重大發展挑戰，為制定國家長遠發展戰略、五年發展規劃、重大的發展政策直接提供背景研究、規劃設計、政策咨詢。我本人直接參加《國家“十五”計劃綱要》（2001）、《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設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2010）、《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2010）設計，現在正在參與《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設計。正是在直接參與發展背景研究、公共政策辯論、重大決策咨詢的過程中，使得我更感覺到對中國而言，“重大決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決策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4]。因此，如何保證重大決策成功，避免發生重大的決策失敗，就顯得尤為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那么，中國怎樣才能避免重大決策失誤呢？這就不僅需要“干中學，學中干”，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法，還需要從歷史上重大決策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失敗教訓中汲取歷史營養，同時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決策體制，即符合中國國情的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機制。

我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時，就總結和評估了毛澤東的三大決策失誤：一是大躍進失敗的教訓；二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三是關于人口決策的教訓[5]。而后，我一直就圍繞著決策機制這一核心問題，學習和梳理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政策的變化、影響及事后評估。1994年我在《經濟波動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一書，又進一步深化了對大躍進等經濟決策失誤的機制及后果的定量分析。2005年5月，我完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的書稿，并提交給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正式出版，2008年第二版）。在此書第六章的基礎之上，我又進一步拓展為《文化大革命史論》（共分四冊），于2005年底和2006年初，以《國情報告》（?？﹥炔砍霭?，送中國領導決策者及省部級主要負責人參閱，使他們能夠獲得向歷史學習的機會，可以從毛澤東晚年的決策失敗中獲得歷史啟示。正如有的領導人所言，治理如此巨大的、復雜的、變化的中國，我們誰都沒有資格重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事實上，中國的決策體制已經不可能再出現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現象。2006年4月和5月，我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先后做了四次《文化大革命》講座，場場爆滿，學生不僅來自清華大學本校，還吸引了來自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生。這可能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三十周年之際，在北京地區唯一舉行的公開的學術講座，參加人次超過1200人次。連我也沒有想到這一系列講座會引起青年學生們的極大反響，使他們能夠了解幾十年前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經濟文化后果以及深刻的歷史教訓。而后，我在內部版的基礎上，不斷擴充，直到2008年11月才在香港正式出版了《毛澤東與文革》一書（大風出版社）。在我先后收到清華大學唐少杰教授[6]、夏亞峰教授[7]轉來的海外四位專家對該書的評論稿之后，一方面我糾正了他們所指出的文獻引用的錯誤或事實不符之處，對他們在評論中所提出的某些質疑做了適當的解釋或注釋。這里我需要感謝他們專業化的評論以及對我的批評和建議。另一方面我又進一步閱讀文獻、挖掘信息、強化理論分析，將此書擴展為第二版，約79萬字，于去年（2010年）7月以國情研究中心的名義內部出版第二版，再次送給中國的決策者和省委書記（他們是中國政治領導人的主要來源）參閱，同時也分送給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主要大學圖書館，以非正式出版物保存。

盡管“文化大革命”發生在中國，并長達十年時間，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及學者都親身經歷過這一刻骨銘心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學術研究卻在海外。以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所著《毛澤東最后的革命》為例，文獻極其豐富，有752頁及1962個注釋[8]，可堪稱為海外“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集大全”。我也是完成本書寫作之后才看到此書，因此沒有來得及引用該書。不過我也是感到欣慰，因為我自己作為中國學者也寫出更有厚度、更有特色的原創性專著[9]，有826頁，2243個注釋。相比之下，我還做了專業化的定量分析，在本書中提供了34個正文表和附表，7張圖，18個專欄[10]，這首次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定量研究，如經濟損失約占1976年模擬GDP總量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城鄉居民消費福利累計損失為1976年水平的15%-27%，出口損失相當于1976年出口額的40%-80%之間等（747-753頁），從而有利地支撐了定性分析的重要結論。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我研究當代中國的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也顯示了我個人在歷史研究方法的特色。

從歷史中來，是要回到未來的歷史之中。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是為了推動中國決策機制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的歷史過程。后來的人會發現并研究這段“新歷史”。與海外中國文革研究者不同的是，我是以內部人的方式寫作《國情報告》的，針對的讀者也不主要是海內外的學術界，而是針對中國的特定讀者群，即決策者及重要的黨政干部。因此，我在寫作過程中是“換位思維”，即根據他們的需求、疑問和難點來“自問自答”[11]，讓他們能夠全面了解毛澤東決策失敗的根源、歷史邏輯和影響，作為一面真正的歷史鏡子。

首先，本書建立了一個獨特的關于中國政治決策機制的分析框架，即兩個不對稱性：一是領導集體信息和知識的不對稱性、不確定性的程度直接影響決策者的信息結構和決策結果；二是領導集體權利的不對稱性、不確定性的程度直接影響決策機制，進而直接影響其決策信息分享程度和決策結果。我的結論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所看到的毛澤東晚年錯誤都是源于這兩個相互作用的失效：一個是信息結構失效；另一個是決策結構失效（第9-12頁）。這就不同于以往分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敘述方法，只有描述沒有理論，而是按著這一理論分析框架的線索來實證分析毛澤東是如何信息失效和決策失效，并使之貫徹始終。這一分析框架不僅具有決策理論的獨創性，而且是真正符合中國決策機制及決策過程的。我是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度，不僅認為它是一個“好”制度，而且還認為它還是一個對中國十分“合適”的制度，因為它本身會大大降低這兩個不對稱性。這樣我才能夠從歷史的角度，既可以解釋當毛澤東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并帶頭遵守這一制度，是他及領導集體決策成功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解釋當他帶頭違反了這一制度，就成為他個人決策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僅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大躍進也是如此[12]。這就超越了通常的以“權力斗爭”極其淺膚解釋。同樣我也能夠解釋當改革之后鄧小平沒有廢掉這一制度反而又要重建和完善這一制度，它又成為改革決策成功的根本原因。我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要全面實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證決策成功，否則就難以避免失敗。這是在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以來執政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之后得出來的基本結論，今后也將進一步證明這一結論。

其次，本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對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決策進行了定量的評估，包括經濟評估、社會評估、政治評估和國際地位（見第六章6.2節至6.5節）。這就不同于以往的定性的描述，它是“讓數據說話”（約有18個數據表），“讓事實證明”（約有6張圖）。從機會成本的角度，即不搞文化大革命的話會是什么樣？如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什么影響？我的結論即中國就會提前在60年代中期進入經濟起飛階段，而不是延遲到1978年之后。這就比以往的用“三七開”[13]粗枝大葉的做法要精細化得多、專業化得多和科學化得多。對中國讀者而言，特別是黨政軍干部而言，把可定量的政策評估方法引入有助于極大地改善決策機制。最近的一個成功案例是我們于2005年10月對國家“十一五”規劃進行第三方獨立評估，引起決策者的高度重視，并將規劃評估正式寫入《國家“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2006年3月經全國人大正式批準）的第四十八章[14]。2008年8月，我們正式為“十一五”規劃進行中期評估。這樣做的話，即使決策有失誤也會及時調整，而不至于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種“一錯再錯，錯上加錯”（71頁）。

再有，本書對共產黨幾十年的制度安排做了歷史的梳理，由此來說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是如何帶頭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度，黨內的有效制約制度又是如何失靈的？（第60-70頁）從而解釋了為什么毛澤東可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同時也梳理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進一步破壞民主集體決策的制度，建立個人專權制度。從而解釋了為什么“文化大革命”可以持續十年，而又因為毛澤東的“自然死亡”而自然結束。我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是他本人廢除好的制度、推行壞制度的必然結果（第777-779頁）。這一分析的現實意義就是告知中國的決策者要歷史地繼承和堅持好的制度，不斷地完善和創新好的制度。這表明，國家制度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制度基礎，國家決策制度現代化又是國家制度現代化的決策基礎。但是這一現代化是不斷漸進的、不斷改進的，又是不斷適應性的，而不是像毛澤東那樣“推倒重來”（75頁及第一章第240注釋）或與此相違背的。

最后，本書從歷史的邏輯出發，說明了中國決策機制的改進，是一個不斷學習前人經驗特別是教訓的過程。毛澤東晚年的“文化大革命”失敗是鄧小平改革成功之母，而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把“壞事變好事”，將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危機轉化為中國改革開放與發展的重大契機。他從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和決策機制入手，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重建和制度創新（第788-793頁）。這也說明，歷史發展是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任何事物都會有“好事”和“壞事”。誠如毛澤東自己所講：“在一定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盵15]本書就是作為一名嚴肅的中國學者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總結，就是旨在將壞事變成好事。中國改革的巨大成功就是鄧小平及后來的人通過痛定思痛轉變為巨大的成功。我們對過去的失敗理解得越深刻，我們未來的成功就越有可能性。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古人總是把歷史作為一面鏡子的原因[16]，過去如此，現在是如此，未來還是如此。

總之，我希望對“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界帶一個好頭，真正做到嚴謹科學、求真務實，對讀者負責、對后代負責、對歷史負責。今后，我還會不停地修改這部著作，可能還會有第三版、第四版……不斷地超越自我，真正留得下一部經得起歷史學家或相關專家的嚴格的挑剔的“文化大革命”的專著。為此，我非常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讀者和專家的評論。

[此文系作者應夏亞峰之邀，他所組織的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對我的中文著作《毛澤東與文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一書的介紹和評論，其中有四位專家對此做了評論；作者特意對本書做一說明，寫于2010年8月9日]

注釋：

[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2]陳云對《決議》起草工作負責人講，小平同志提出《決議》宜粗不宜細，我是同意的。見李悅：《陳云的幾段名言考釋》，載《中華兒女》2005年6月總第217期。

[3]如金春明、于南等的《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講》（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柳隨年、吳群敢編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皋、嚴家其的《1966-197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2005年版）；王知明等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2005、2006年版）；張化、蘇采青主編的《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

[4]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國科學報社編：胡鞍鋼等執筆：《國情與決策》，1990年；郭慶、胡鞍鋼：《中國工業化問題初探》，[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胡鞍鋼：《中國：走向21世紀》，[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1991年版。

[6]該文是唐少杰：《“剪不斷，理還亂”——評胡鞍鋼的〈毛澤東與文革〉》，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12月號，總字第一一六期。

[7]Yafeng Xi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and Diplomatic history at Long Island University in New York.

[8]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8， 2006)

[9]Guoqiang Zheng評價道：《毛澤東與文革》一書既有嚴謹的敘述，也有深入的分析，稱得上是一項優秀的原創性研究。

[10]在本書的第二版（2010年7月）的文字已經擴展到79萬字，比第一版增加了近15萬字。

[11]在本書中我都將提出的問題以黑體字的方式標出，以使讀者一目了然，同時也使他們能夠看到作者是如何回答這些問題的。

[12]更詳細分析參見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第五章，[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3] “三七開”的提法是毛澤東提出的，這是他做的自我評價。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介紹，毛澤東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如果后人能夠給我以‘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编囆∑剑骸秲蓚€“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1977年5月24日，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2006年3月14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第四十八章中規定：在本規劃實施的中期階段，要對規劃實施情況進行中期評估。中期評估報告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經中期評估需要修訂規劃時，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

[15]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北宋時期的著名史學家司馬光（公元1019-1086）編撰史書，旨在“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拌b于往事，有資于治道”，遂有《資治通鑒》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