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雜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植入及內涵衍變

摘要：“混雜性”是當今文化理論研究的熱點，是后殖民主義理論的關鍵詞?；祀s性本為生物學術語，在十九世紀殖民種族主義話語中，沾染了負面的種族與文化內涵。法農等反殖民族知識分子批判了種族主義的混雜觀。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混雜性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薩義德強調了文化混雜性的普遍存在，駁斥了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化本質主義與文化純粹觀?；裘住ぐ桶蛷恼Z言與文化層面論述了混雜性的顛覆力與能動性，建構了混雜性理論體系?！盎祀s性”概念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植入與內涵衍變，反映出不同的意識形態理 念。

關鍵詞：后殖民主義理論；混雜性；混雜化；文化身份；第三空間；霍米·巴巴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202?05

隨著全球化的縱深發展，新殖民研究的進一步勃興，混雜性愈發成為文化與文學批評理論界的研究熱點。目前，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對于混雜性的研究多集中于闡釋霍米·巴巴對混雜性的界定?；祀s性是霍米·巴巴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構成部分，自提出以來，對后殖民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影響甚廣，同時也引發諸多爭議與批評。本文試圖另辟視角，探討從十九世紀到當代，混雜性的界定與內涵衍變，希望以歷史的維度來更加體系化地闡釋這一后殖民主義理論關鍵詞。

一、現代殖民種族主義者對“混雜性”

概念的繆用

混雜性（hybridity），也稱為雜合性、雜交性或雜糅性，本意指混合，該詞起源于生物學，在十九世紀被陸續應用于語言學與種族理論?；祀s物（hybrid），也稱雜種，一詞起源于拉丁語，指家養母豬與野公豬所繁衍的后代。牛津英語詞典將之界定為：雙親是不同種族的、混血兒。該詞在十七世紀早期有一些使用的例子，但直到十九世紀，一直使用的很少。在十九世紀，混雜物主要指一種生理學現象。[1]（5）1837年，查爾斯·達爾文在進行異花受精實驗中，首次使用現代意義上的“混雜性”一詞，在當時的語境下，混雜性只是純粹的生物學用語，指的是物種意義上的雜交，其中包括人種方面的混雜。伴隨著現代殖民主義的全球擴張與

發展，本為生物學用語的混雜性被殖民種族主義者借用，并輔以偽科學的繆解，搖身一變，成為種族理論的重要概念，轉而為殖民統治服務，為種族壓迫正名。

其實，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就曾有過種族優越論等種族主義思想。例如思想家與哲學家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認為希臘人天生就優越于外族人。亞里斯多德認為其他一些族裔的人只是“植物”，或天生的“奴隸”[2]（17），因而主張保持希臘種族的純正性，認為跨種族生育的后代將給社會帶來動蕩與不穩定。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尤其是在新帝國主義時期 （1880—1914）盛行的科學種族主義，借助身體人類 學﹑人體測量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按照人類個體所表現出來的生理特征和形態特征，劃分出不同等級的優等種族與低劣種族，宣揚殖民者相對于被殖民者的種族優越性。種族主義者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進行發揮，將人類進行分類的同時宣稱：白人與非白人的混雜，將會導致白人種族的退化。

在殖民種族話語中，混雜性被認為是對種族純凈與社會?政治秩序的嚴重威脅，將會造成種族與文化的退化。由此，“混雜性”從話語層面被推廣到更廣泛的文化語境中，由一個單純的生物學用語轉變為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負面內涵的文化概念。從種族概念衍變為文化概念，混雜性從最初指代種族的純正或混合，轉而指向文化分立或混合。羅伯特·揚指出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混雜性是殖民種族主義話語的核

心組成部分，這種旨在保持種族純粹和不同種族隔離的話語，同時包含了白人殖民者對其他種族被殖民者的恐懼與渴望這兩種背離的心理動機。

二、法農等反殖民族知識分子對殖民種族主義混雜性觀念的批判

面對殖民種族主義理論的荒謬以及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殖民地本土文化的凋零與低等化，一些有識之士提出要捍衛殖民地民族文化的純粹性，針鋒相對地對殖民主義及其所謂的種族與文化混雜性理論進行批判與斗爭。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一些西方的以及殖民地旅居西方的知識分子對殖民種族話語中混雜性的負面內涵進行了批判，但他們大多倡導的是民族主義的民族本真性，給出的同樣也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簡單化藥方，在批評方法上，仍未擺脫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例如，著名詩人與作家賽薩爾（Aime Cesaire）是該時期著名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者，思想影響甚廣。賽薩爾是一位來自西印度洋的黑人，從小接受法語教育，在法國用法語寫作。但后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賽薩爾與桑戈爾等人在巴黎發起推崇“黑人特質”（Negritude）的運動，以此來捍衛黑人的歷史與文明的尊嚴。他反對拋棄黑人特有的身份來完全融入西方文化，強調黑人應保持自己種族的文化意識和歷史遺產。

另一位反殖民民族革命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將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診斷方法運用于研究非洲的殖民化和殖民主義。雖然早期受到了老師賽薩爾的影響，但法農并不認同賽薩爾的文化本質論，他認為賽薩爾的思想未能擺脫西方黑?白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一味強調“黑人特質”， 正合殖民主義者與種族主義者的本意，黑人將一直被看成不可改變的，與白人對立的“他者”。 法農對殖民地的種族與文化混雜性有深刻的洞悉，他批判了殖民話語中為了維持種族隔離、殖民統治而對混雜性所賦予的負面內涵以及殖民文化所推崇的黑白對立、不可越界的荒謬性，并進一步分析了這種殖民種族文化給被殖民者主體性建構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

法農指出殖民主義是一種形式的神經功能癥，這種種族對立的思維模式對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心理建構都具有毀滅性的后果?！逗谄つw，白面具》描述了黑人的主體性如何在白人殖民者的注視下，或可以稱為種族主義的凝視（gaze）中產生。這種凝視把黑人客體化，使他與其他人分開，成為物體中的一種物體，粗暴地干預了黑人主體性的建構。法農認為結束黑人神經癥的方法，并不是宣揚黑人特質，讓白人發現黑人的不同之處，而是拋棄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

事實上，法農在批判殖民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二元對立模式時，已經切入了對殖民地文化的混雜性以及殖民地人民自我文化認同問題的研究，也論證了混雜性不僅僅存在于種族與血緣上，而且存在于文化精神層面上?？梢哉f，法農已經為后殖民主義理論中的混雜性研究揭開了一線縫隙。但法農對于混雜性的探討也止步于此。在法農的思想體系中，他更強調暴力對于殖民地人民凈化靈魂的作用以及革命暴力的必然性。應該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法農提出的暴力與革命是摧毀有形的殖民體制與機器的重要手段，但卻未必能有效地實現殖民地國家獨立后的民族文化重建。

三、薩義德對文化“混雜性”的探討

法農的研究視角與實踐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諸多后殖民主義理論家，促進了后殖民文化語境中混雜性理論的形成與進一步發展?？傮w來講，隨后的后殖民理論家大多側重文化的混雜性研究，對文化的本質主義與本真性持懷疑與批判態度。

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薩義德曾提出“文化混雜化”的概念，他認為：“所有的文化都交織在一起，沒有一種是單一的、單純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樣的、極端不相同的?！盵3]（22）薩義德借文化混雜化這一概念來質疑并顛覆了殖民文化的權威與優越性，同樣，薩義德也批評了民族主義者對本土文化原始本真性的追求。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進一步指出：“各個文化彼此之間太過混合，其內容和歷史互相依賴、參雜，無法像外科手術般分割為東方和西方這樣巨大的、大都為意識形態的對立情況?！盵4]（3）薩義德的“文化混雜化”概念的提出，是對他本人前期后殖民主義研究的一種突破。在早期著作《東方學》一書中，薩義德主要借用?？碌脑捳Z理論與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旨在顛覆東方主義學者建構的東-西方二元對立，而未過多論及被殖民者自身的能動性與反抗力，被殖民者大多數時候僅僅是一個沉默的他者，被動地被殖民話語體系所建構。

在強調文化混雜化普遍存在的前提下，薩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指出，當今的世界，“作為知識分子責任的解放運動產生于對帝國主義限制和破壞的反抗和對抗中，從一種固定、穩定和內化了的文化轉變成一種沒有限制、沒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化身是移民；它的靈魂是流放中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它的政治人物是那些處于領域邊緣、形式邊緣、家邊緣和語言邊緣的人?！盵3]（472）流放中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典型特點應是其文化身份的混雜性，以及此混雜性所賦予他們的獨特視野。他們的移動性與移民混雜身份書寫，構成了對帝國權威雖然有時略顯消極，但又極為復雜的反敘事，而這也正是薩義德賦予厚望的文化的反叛力量。

薩義德試圖以“文化混雜化”的概念來瓦解文化本質主義，在批評殖民文化優越性的同時，也反對追求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在薩義德后期的研究中，他認為雖然混雜性會帶來身份的混亂與歸屬感的喪失，但移民知識分子應跨越身份的限制，進行反抗性敘事，來顛覆已有的敘事權威。薩義德所倡導的移民知識分子反抗性敘事的觀點，實質上是在殖民話語與反殖民話語之間劃下了一道截然分明的界限，由此，他對文化混雜性的認識依然難逃東?西、正?反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困擾，而這也是薩義德的后殖民主義研究中，受到批判最多的理論弱點。

四、霍米·巴巴對混雜性的重新界定

與理論化

在后殖民主義理論發展中，霍米·巴巴承襲前人的影響，對混雜性進行了新的界定與理論化?；裘住ぐ桶驼J為殖民話語充滿含混，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在實質上也遠比薩義德等人論述得更為矛盾與復雜?；裘住ぐ桶蛯Ψㄞr的殖民心理研究評價頗高，他認為在使用精神分析方法進行文化混雜性的研究方面，法農為后殖民主義研究做出開創性的貢獻。但同時，霍米·巴巴對法農也有一些批評，如，他認為法農在進行殖民關系復雜的心理狀況研究時，急于從認同的矛盾情感研究轉向文化敵對身份的研究，從而失去了其理論研究的棱角與鋒芒。

霍米·巴巴借鑒巴赫金復調理論，積極利用拉康的重要觀點，即自我的建構依賴于他者時，并超越了法農的殖民心理研究，突出了混雜性的積極作用?；裘住ぐ桶驼J為殖民者的主體建構也依賴于被殖民者“他者”的存在，由此糾結于“自戀”與“侵略”之間，這主要反映于殖民話語自身的斷裂與矛盾含混。同時，被殖民者也并非僅僅是消極被動，在《模擬與人》一文中，霍米·巴巴引入了模擬（mimicry）這一術語，模擬是指被殖民者對殖民者變形了的，“幾乎相同卻又不一樣”的模仿，霍米·巴巴認為，在一些語境中，模擬可以稱之為被殖民者的一種抵抗策略。羅伯特·揚指出，在《奇跡的符號》中，霍米·巴巴用混雜性這一概念來取代了模擬，因為混雜性比模擬更具有積極的能動性，也有理論家認為模擬本身是混雜性的一種手段與實現模式。其實，霍米·巴巴的諸多概念普遍具有一定的承襲性，混雜性可以被界定為對模擬這一概念的進一步發展。在《狡詐的文明》《奇跡的符號》《質疑認同》等一系列文章中，霍米·巴巴分別從殖民者與被殖民的角度，對混雜性問題進行了探討?；裘住ぐ桶驼J為混雜性是“殖民權力生產力的標志，它表示所有存在于被歧視和壓迫中的必然變形與置換”，[5]（112）并將混雜性定義為：“一個殖民地話語的一種問題化……它逆轉了殖民者的否認，于是‘被否認的知識進入了主宰性話語并疏離了其權威的基礎……?！倍摇叭绻趁駲嗔Φ男Ч灰暈榛祀s化結果……它使一種顛覆成為可能……這種顛覆將主宰的話語狀況轉變為干預的基地”。[6]（116）由此可見，霍米·巴巴認為混雜性瓦解了殖民話語的權威性，具有一種內在的顛覆力與能動性?？傮w來說，霍米·巴巴在其混雜性理論的建構中，試圖顛覆本質主義與二元對立，在研究的側重點上，也體現出強烈的后結構主義的所謂文化研究語言化轉向的特點。

霍米·巴巴混雜性理論的主要內涵可以概述如下：

首先，霍米·巴巴認為應該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混雜化（hybridization）。他強調混雜化不是各個不同文化的簡單相加，而是持續的、未完成的交融混合的過程。他認為混雜并不一定是殖民主義的消極的副產品?；裘住ぐ桶头磳⒅趁耜P系定位于對稱對立的觀點，試圖將混雜性轉換為一種政治顛覆的策略，借助混雜性理論來顛覆本質主義二元對立理論。

其次，霍米·巴巴的混雜性反對將任何種族與文化集團看作同質的，尤其反對將不同種族與文化集團看作是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的做法。由此，霍米·巴巴理論中的混雜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反敘事，是對經典及經典對其他敘事排除在外的做法的一種批判，同時也顛覆了殖民話語中涇渭分明的本質主義與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文化的不同形式都處在不斷地混雜化的過程中，霍米·巴巴認為混雜性是使不同立場得以發聲的“第三空間”，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間是一個漂浮的隱喻，指一種混雜的、居間的空間，這一空間產生于文化翻譯，或稱文化轉換的過程中。第三空間否定文化的原始性與本真性，反對任何追本溯源的沖動，在此空間中，混雜性占據主導，權威話語被顛覆。

混雜性理論提出之后，得到了不少學者的響應與發展。例如，羅伯特·揚認為，混雜性可以視為與十九世紀的辯證思維相對立的、二十世紀的文化特征?；裘住ぐ桶完P注“文化接觸、侵略、融合和斷裂的復雜過程的機制”。[1]（27）混雜性挑戰了殖民話語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的對立與區分?！盎祀s性使不同變為相同，相同變為不同，由此在某種程度上使相同不再是相同，不同不再僅僅是不同?！盵1]（26）

保羅·吉洛伊（Paul Gilroy）在《黑色的大西洋：現代性與雙重意識》（1993）中，指出混雜性是他所謂“黑色的大西洋”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黑色的大西洋”是他定義的“跨文化與跨國界的構成”，連接著區域與全球，挑戰著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點和種族特質的理念，顛覆了一切形式的本質主義。吉洛伊進一步發展混雜性的內涵，推崇一種“后種族人文主義”思想。[7]（147）

但同時，霍米·巴巴在一定程度上過分強調文化的延展性與滲透性，強調混雜性的反叛作用與非沖突及包容的性質。他的理論向極端發展，就會產生所謂“快樂的混雜”。許多理論家對“快樂的混雜”這一概念以及隨之產生的所謂“多元文化和諧”理念進行了強烈的批評。

對霍米·巴巴混雜性理論的批評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批評指出該混雜性理論集中體現了后殖民主義理論研究在語言學與文化批評轉向過程中，對現實物質世界問題的刻意回避與冷漠。在此類批判中，固守在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聲音最為引人關注。例如，艾賈茲·阿赫默德（Aijaz Ahmad）認為霍米·巴巴提出混雜性理論，以混雜性來代替民族性，是因為他是屬于遠離故土、生活于西方的“學術精英”階層的一員。這些人無視后殖民問題的社會階級現實性，推崇后結構主義的敘事，否定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在為跨國資本主義服務。在混雜性理論的語境中，前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努力，不會得到理解。

第二類批評針對霍米·巴巴混雜性理論的方法論展開，認為混雜性理論試圖借助其對話性，顛覆本質主義與二元對立，但始終難逃此二者之困。例如，巴特·穆爾?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認為混雜性這一概念的提出明顯要依靠一種有關力量對立存在的設想，“這不僅涉及一種新的二元對立，而且還要冒混雜（和后殖民空間或它代表的身份）本身被本質化的危險”，[8]（117）霍米·巴巴借混雜性反而是重寫了而不是代替了（新）殖民和后殖民文化之間的二元對立。由此可見，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理論深陷方法論循環的陷阱。

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理論主要從語言與文化層面論證了混雜性的顛覆力與能動性?；祀s性既是對帝國話語中心意識的顛覆，又是對民族主義追求本真性的批判?；裘住ぐ桶蛯⒒祀s性闡釋為一個極具顛覆性功能的后殖民文化研究關鍵詞，從而揭示了殖民種族話語與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性與虛假性。在這一點上，霍米·巴巴的理論天賦與學術貢獻是毋容置疑的。但同時，霍米·巴巴在混雜性理論建構中，更多地體現出的是一種論辯與解構的態度，混雜性所隱含的“非政治化”傾向昭然若揭。批判霍米·巴巴借助混雜性理論來回避具體的歷史時間與地理區域中的現實問題，可謂切中要害。而且此類批判不僅在混雜性的研究中有效，將文化視作社會斗爭的決定場域，同時也是諸多后殖民主義理論家理論體系中所共有的問題。確切地說，應辯證地、具體地看待混雜性。作為敘事與話語的特征之一的混雜性，其本身未必具有激進性，只有結合混雜性發聲的具體語境，才能解讀或利用混雜性的顛覆力與能動性，而在霍米·巴巴的混雜性理論建構中，明顯對該要點強調得不夠，這可謂他的混雜性理論的一個顯性缺陷。

對霍米·巴巴混雜性理論的方法論的探討，則主要反映出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們對西方理論工具的倚重。當今最主要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大多長期浸染于西方的哲學理論與意識形態中，在他們的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中所采用的主要的理論來源，諸如心理分析法、后現代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等等，無一不是來源于西方。而運用西方的理論工具，能否真正有效地顛覆與批判當今西方的帝國主義思想，一直備受質疑。在新殖民主義研究日盛的今天，發掘獨立于并且不同于西方的理論工具，也是諸多第三世界理論家所努力的方向。

五、結論

文化混雜化是當今世界，從前殖民地國家到前宗主國中心，普遍存在的一種現實狀態，對混雜性的內涵進行理論探討，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從混雜性在后殖民文化語境中的內涵衍變來看，混雜性可以被加以不同的界定與使用，反映出不同的意識形態理念。因此，只有具體地、辯證地考察混雜性，才可以既充分發揮混雜性的能動性，借以擺脫西方中心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又不會過分夸大文化反抗在社會斗爭領域中的決定性作用，墮入“快樂的混雜”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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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Demarc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text

MIAO Yi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Hybridity is a hotspot in current culture studies as well as a key term in postcolonialism. Hybridity is a biological term in origin. It is contaminated with negative ra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racist discourse. Fanon and other anti-colonial intellectuals criticize the racial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1980s and 1990s， there is further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ybridity. Said emphasizes permeating existence of cultural hybridity to refute imperialist and nationalist concept of cultural purity and essentialism. Homi Bhabha explores the subversive and initiative nature of hybridity from language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hybridit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demarc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ybridity in postcolonial cultural context from historical dimension associating with different ideologies， which shows that hybridity should be studied dialectically and context-specifically.

Key Words： post-colonialism； hybridity； hybridization； cultural identity； third space； Homi Bhabha

[編輯： 胡興華]

收稿日期：2013?06?18；修回日期：2013?09?11

作者簡介：苗穎（1975?），女，遼寧丹東人，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上海電力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文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