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策略選擇

王瑛 曹軍輝

摘 要：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治理結構性因素和治理構建的策略選擇具有密切關聯，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解及相應的策略選擇大相徑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需要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治理研究范式進行理解和創新。在此基礎上，通過不斷促使國家、市場和社會制度的重構，從而形成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市場、社會共同構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體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模式。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治理研究范式

中圖分類號：D616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4-0007-03

經過幾十年的現代化建設，社會利益主體呈現多元化、社會力量趨異質化成為我國社會的重要特征。整合這些異質的社會力量，制度化并維持“妥協的不平衡”，確保國家的合法性資源不流失，顯得十分緊迫。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比欢?，受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制約，當前我國的國家治理無論是公共治理，還是私人治理都出現了功能紊亂與協調失靈，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機，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剖析當代治理理論范式的差異及其內在矛盾，努力創新一種基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治理研究范式和相應的制度建構方案，就成為研究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大的、具有極高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命題。

一、相關理論研究綜述及問題的提出

“治理”一詞擁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其詞源來看，英語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臘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與統治（government）常常交叉使用[1]。賦予治理一詞現代意義的，學界公認為是1989年世界銀行在描述當時非洲國家的情形時首先使用的“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詞[2]?！皣抑卫淼母拍钍乾F代國家所特有的一個概念，是在揚棄國家統治和國家管理概念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概念，它吸收了治理和善治理論與公司治理理論的合理內容。國家治理是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等多元行動者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其目的是增進公共利益維護公共秩序”[3]。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總體而言，國外學者對當代的國家治理研究表現為自由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第三條”道路三種研究范式。這三種國家治理的研究范式的共通之處在于都強調了治理過程的多中心治理主體的協商、合作和互動以及制度創新。差異在于：自由主義更強調中立的國家、自由公眾（民間社會）以及自由的“自我”行為模式，如Landell-Mliis（1991）的《Governance，civil society and empowerment》;馬克思主義從階級、政治關系出發，既強調社會合作共治也強調國家的元治理作用，如BobJessop（2002）的《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第三條”道路理論則在政治方面強調打破左右兩分法，在治理方面強調雙邊多層次的國家治理體系，如Anthony Giddens（1998）的《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在國內，伴隨著治理理論的引入，國內一些學者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研究也取得豐碩的成果。從總體上看，我國已展開的相關研究在宏觀層面大致有五個方面：一是以鄧正來、何增科為代表的對當代中國國家與“公民社會”關系理論的研究;二是以俞可平、楊雪冬為代表的對“治理理論”和“善治”、多層治理結構的研究;三是以謝慶奎、林尚立為代表的對“中央與地方關系”“政府間關系”改革的研究;四是以徐勇、賀雪峰為代表的對地方治理改革實踐的研究;五是以郁建興、肖揚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與現時代研究。

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理論成果頗豐，值得借鑒。特別是治理打破了長期存在的政府或市場的兩分法傳統思維方式，強調全球性和社會合作共治的新型民主治理形式，這些對推進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鑒。但不同的治理研究范式的競爭以及治理失敗都表明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無論是研究范式還是研究視角以及研究工具都有待進一步拓展。

首先，治理的最大作用在于辨識重大問題。由于社會、歷史、文化的差異，契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研究范式還需進一步創新，大量反思性的理論資源有待進一步引入治理研究中來;其次，面對著復雜的現代性社會，治理本身存在著失敗的風險，要建立良性互動的治理結構則必須對社會共同體的價值規范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歷程與轉型障礙

如果從治理的結構性因素來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總體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前，第二個階段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直至今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歷程的這兩個階段在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大治理結構方面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構性特征，對中國今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有著重大的影響。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第一階段，國家百廢待興，國家治理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將一個飽受戰爭創傷、社會日益碎片化、傳統而又落后的農業大國向現代化國家轉變。受制于當時國內外復雜的環境和嚴峻的挑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國家治理本質上是一種延續了濃厚的階級意識形態為價值導向、以革命為手段的群眾運動治理路線。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政治方面凸顯了國家尤其是政黨的力量對社會的控制，行政權力深入到社會各個領域和鄉村基層，社會力量極其弱化;同時，計劃經濟的全面實施，進一步強化了國家的社會控制力，市場的作用幾乎消失殆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這種國家治理模式對于新政權的建設、龐大人口社會的有效組織和國家快速現代化的優勢和弊端已被歷史所證明。最終，這種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國家治理模式以“文革”的方式結束而畫上句號?！啊母锇岩磺惺虑橥频綗o可復加的地步，‘文革的最終失敗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中國社會大變動時代的國家治理將是朝向建國后成功經驗的某種復歸?！盵4]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第二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模式的開端。相對于第一階段國家治理模式而言，這一階段國家治理方式更傾向于理性、開放的特征。在政治方面，國家治理轉變了以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為主的社會治理方式，國家與政黨開始分工合作，國家的理性官僚精神得以加強，社會自組織力量得以壯大，追求“政績合法性”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方式[5]。同樣，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理目標下，計劃經濟逐步讓渡給市場經濟，市場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強化。與蘇聯的“休克式”改革不同，總的來說，第二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改革，具有“漸進式”道路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式特點，國家、社會和市場三駕馬車的治理格局逐漸成形。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對于政治民主的增量改革、社會穩定和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撐，但其改革負面效應也在不斷累積：“漸進式”改革方式導致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不公平日益明顯;追求經濟快速發展的目標導致了國家（政府）粗放式管理，國家（政府）對經濟社會的過度干預使社會和市場的力量難以真正發揮治理作用，國家的腐敗問題也日益凸顯。并且，這些問題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被進一步放大，國家治理改革方向和路徑的爭議不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勢在必行，并且成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正是在這種歷史和現實環境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升為改革的總目標。構建現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有學者稱之為歷史的發展正在賦予中國共產黨去完成的第四件大事[6]。然而，要完成改革的這一總目標和偉業，僅僅是挪用、借鑒或者照搬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延續、積累、總結和創新是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按照學者何增科的觀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衡量標準至少有四條，分別是：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學化[3]。此外，國家治理現代化還涉及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問題，它們分別涉及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7]。也就是說，國家治理現代化包含了應然和實然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換句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策略選擇需要同時兼顧價值和治理結構兩個層面。

第一，在國家治理的價值層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需要堅持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治理研究范式進行理解和創新。國家治理的價值層面將決定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和具體路徑選擇。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各種社會思潮的涌起和社會觀念的變革，中國改革的方向和方式包括國家治理的價值爭議不斷出現，復雜了改革的布局安排。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三個自信”理論，表明了我們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決心和信心，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提供了價值導向。這就要求我們在全面準確地研究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國家思想與理論的同時，必須帶著當代人的生活旨趣去解讀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凸現那些對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有著重大意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傳統資源，構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研究范式，以指導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型，從而研究解決新的問題[8]。

第二，在國家治理結構層面，要創新治理的組織結構，構建一種基于“政黨為中心的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共同構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體系”的新型國家治理模式。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由于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四個多樣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傳統的社會管理形式已越來越不適應”，對此，“要深入研究社會管理規律，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和政策法規，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9]。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決定》中進一步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社會，要加強國家治理結構創新，及時地從過去單一的行政管理體制創新轉換為以政黨為中心的多元治理體制。在當代全球化不斷挑戰傳統民族國家的地位、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弱化了國家階級屬性的背景下，當今社會安全、和平發展、生態環境、傳染疾病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公共性問題顯得尤其重要。公共性問題的解決顯然需要國家力量與私人力量的協同共治。而這首先需要合理界分國家與社會及個人的合理邊界;然后通過變革國家機器、注重國家的制度建設和考慮提高國家策略能力，將國家的合法性訴求由經濟增長轉變為公共制度建設。實踐證明，適度的黨政分離，不僅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能力，而且增強了國家（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爸袊摹h——國家體制嘗試通過實行——作為體制改革的——參與的新機制，在地方政府范圍內不僅加強其社會和政治控制，而且加強其政治合法性，并以這種方式形成更多的制度信任和制度穩定?！盵10]事實上，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次政府、市場、社會從配置的結構性變化引發現實的功能性變化再到民主參與的主體性變化的制度型塑。

參考文獻：

[1]喬耀章.略論領導的綜合治理理念——把綜合治理理念引入領導科學[J].理論探討，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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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增科.理解國家治理及其現代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1）.

[4]唐凰鳳.新中國60年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遷及理性審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9（5）.

[5]曹軍輝，祝小寧.政府合法性價值的自我求證——政府改革的價值觀[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7（2）.

[6]桑玉成，劉建軍.第四件大事：構建現代化的民主政治和完善的國家治理結構[J].新視野，2012（6）.

[7]俞可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J].前線，2014（1）.

[8]曹軍輝.從“沖突”到“和諧”：國家理論研究范式的轉變[J].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4）.

[9]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394.

[10]托馬斯·海貝勒，君特·舒耕德.從群眾到公民——中國的政治參與[M].張文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