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從“城鄉一體化”到“城鄉一元生命體”

于煒+艾慧

摘 要：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綠色發展”、“美麗中國”之“綠色”和“美麗”，其根本是人類聚居模式應順應“天”意——尊敬和回歸自然和諧的原生態環境與生命體系統機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其實質為突出“人”本——新型聚居模式（新型城鎮化）目的是讓人生活更美好；究其其初心和愿景，就是營建“天人合一”持續發展的聚居環境；因此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從源頭分析人類聚居理念的初衷，反思傳統城鄉一體化理論的認知局限，對塑造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新環境，對構建人類聚居的全新模式——城鄉一元生命體，具有理論的糾偏作用和實踐的引領意義。

關鍵詞：聚居模式；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元生命體；可持續發展

Abstract：Because of Cognitive limitations on the tradi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ity building and rural living space is becoming much more serious. The theor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promoting in China today. Analysing urban design concept and rethinking the traditiona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can have rectifying effect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the sustainable urban-rural human settlement. This effect is reflected in five recognizations.

Key words：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 urban-rural integr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圖分類號：C9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12-30（7）

人類聚居學長期聚焦什么樣的環境才是適合人類生產、生活的最佳環境等問題，這在城鄉環境問題不斷出現并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逐漸成為人類共同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針對這些問題所做的研究最終目標是以地球村為整體視域，以天人合一為最高根本，將人居環境塑造成綠色、有機、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聚居生命體系統。

國內學界，1993年中國科學院在技術科學部會議上提出建立“人居環境科學”，并建議提出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環境的深入研究命題。政府層面，從本世紀初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提出人居環境理念：“以創造良好的人居環境為中心，加強城鎮建設和污染綜合治理”，到“十三五”規劃的“綠色發展”、“美麗中國”、“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時至今日，改善城鄉人居環境仍然是政府關注的民生焦點。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對改善人居環境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人居環境方面舊問題未解決、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我們對人居環境的現狀及挑戰做全面分析，反思傳統理論認知的欠缺和不足，尋找促進人類聚居環境可持續發展之路。

1 歐美城市聚居理論與系統設計研究脈絡及影響

歐洲傳統社會以庭院經濟和手工勞動為主體，17-18世紀的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聚居這一城鄉形態發展模式，城鄉結構日趨復雜，研究重點也隨之轉變為城鄉形態變更和改造方面。1853-1870年間奧斯曼（George Hanssmann）的巴黎改造計劃推動了城市近代化價值性探索。在此期間產生了極具創造性的城市模式，如歐文（Robert Owen）的“新協和村”，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馬塔（Arturo Soria Y Mata）的“帶形城市”、戛涅（Toni Gamier）的“工業城市”等等。19世紀末，田園城市理論、城市藝術空間設計和市政工程設計理論成為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核心。20世紀對城市規劃提供了新的理論貢獻主要理論有賴特（Frank Lloyd Wright，1935）的《廣畝城市：一個新的社區規劃》和柯布西埃（ Le Corbusier，1922）的《光明城市》，但在系統性、深刻性上存在局限，對于人類聚居的城市形態系統性認知缺失。直到20世紀60年代，凱文·林奇（Kevin Lynch）完成代表作《城市形態》和《城市意象》，斯皮若·卡斯托弗（Spiro Kostof）完成《城市塑形》和《集合城市》，兩者針對城市形態的問題和城市形態的建筑元素成因機制，以更新的角度——類型學角度和社會經濟技術的角度進行探討和論述。20世紀60-80年代，學術界普遍出現單一區域規劃的傾向，然而現實是城市功能具有多元化和復雜性的特征，針對這一理論研究缺陷，雅各布（Jane Jacobs）提出了城市交織功能論；杜克賽迪斯（C.A.Doxiadis）注重城市交通樞紐建設，并在此基礎上建設動態城市；麥克哈格（ IL. Mcharg）將自然與城市規劃相結合，提出自然生態城市觀；科林·羅（Colin Rowe）和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從歷史傳承角度，提出城市結構與形態的繼承性拼貼城市（collage city）著名理論。

近30年來，信息網絡的發展使得信息網絡與城市結構形態相結合的模式成為國際研究的熱點。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強調連接、流、網絡和節點等是未來世界空間結構體系賴以建立的基礎，在其著作《信息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1996）三部曲中有翔實論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在其《市民之城》一書中對城市體系以城市結構網絡為標準進行了縱向劃分。同時，信息化技術推動了城市形態的發展，在此背景下探討全球化城市體系成為熱點，除了湯森得（Anthony Townsend）提出網絡城市理念，莎琦雅（Sassen Saskia）的《全球城市》《世界經濟中的城市》、珊卓拉克（Sandercock）的《朝向寰宇都會》等最具代表性。許多新的城市概念如連線城市、知識城市、智能城市、虛擬城市、信息化城市等逐次產生。

在以上聚居理論與思想影響下，西方歐美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聚居模式漸次轉向城市模式，但城市自身的內涵與外延在幾百年間也被西方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在不斷催化和演變，基本脈絡可歸納為：從鄉到城再到生（生態），從農到工再到經（經濟），從橫到縱（芝加哥建筑學派為代表）再到空（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從聚到堵再到通（流通），從子到集再到群（城市群），從實到虛再到互（互聯網）。

2 國內城市聚居理論與系統設計研究脈絡及影響

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低水平的生產力使得人類對外部環境產生敬畏心態，聚居形態的設計充分考慮了與外部環境的和諧關系，其布局因貫徹天人合一的理念而呈現合理狀態。當時，城鎮作為特定功能的綜合系統，其形態深受中軸、對稱、方正、高低與大小等級皇權思想的影響。近代以來，東南沿海沿河的城鎮形態仍然以傳統的規劃及建設范式為主導，但同時附加了一些殖民地特征。新中國成立后，盡管城鄉獲得長足發展，但與西方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城鄉現代化進程較慢，有關城市形態的研究成果零星出現。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相關研究才隨著城鄉的快速發展而逐漸興盛起來，主要集中在城市形態和鄉村聚落形態方面。

寧越敏（2008，2015）主要從中國城市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問題來探討中國城市發展進程中種種顯性及隱性問題。劉士林（2013）針對我國城市群發展做出的報告，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全面回顧了三大中國城市群發展的總體概況和階段特征，并從多因子要素對未來中國城市群發展態勢進行了分析與梳理。孫施文（2007）針對現代城市規劃發展進程中的歷史性問題和理論問題進行分析討論。長期從事區域與城市研究的胡序威（2008）從經濟地理學與區域科學對于區域和城市發展問題進行系統綜合研究。葉南客（2011）基于當代中國推進城市化進程30年來取得的成果，以南京為標本系統探索中國城市轉型發展戰略與創新路徑。何一民（2012）闡述了中國城市的緣起及數千年的發展演變，梳理出一條較為清晰的中國城市發展史脈絡。針對城市化大潮裹挾下的鄉村聚居相關問題，張建云（2012）針對當前城鄉問題，為如何提高農村基民公共生活質量和妥善的鄉村結構提供了指導性意見。

國內外對城市形態問題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大規模的研究聚焦在城市蔓延、城市更新問題，反思傳統的社會形態模式，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開展理想城市、生態城市、智慧城市等形態研究。如上所述，隨著城市聚居跨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入，其所涉及的領域不再僅局限于空間設計，而是更多地將全球的政治經濟、城市經營、低碳低熵的前沿領域融會貫通于其中。然而后工業化時期人類聚居問題的重心轉移為發展中國家的城鄉融合及一體化過程的城鄉形態，這樣的系統研究近30年才有較快的發展。盡管如此，城市聚居與設計理論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新型城鄉形態及其發展趨勢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3 國內外城鄉結合或融合的研究思考

城、鄉研究的人為割裂有違人類聚居的系統本質和辯證規律，不利于現實聚居應用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國內外有關城鄉結合或融合方面的研究日益收到重視，為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一體化等人類聚居研究與實踐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與理論支持。

3.1 城鄉共生理念

最早應用于生物學中的“共生”一詞及其理論，1950年代以后逐漸被其他研究領域所借鑒，主要擴展于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和政治學等。日本建筑大師黑川紀章（Kisho Kurokawa）在《新共生思想》中明確指出，“共生概念涉及人與自然的共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共生……城市與鄉村的共生……等不同層次內容的共生?！痹谥袊?，袁純清（1998）系統化研究了共生理論，將共生理論應用于小型區域經濟的研究中，并對共生理論的本質、發生的條件以及其影響因素進行解析，并提出共生關系在行為方式上，存在寄生、偏利共生、非對稱互惠共生以及對稱互惠共生四種關系[1]。如今，在區域發展與城市群競合關系的研究中共生理論得到廣泛運用，并成果豐富。

3.2 城鄉結合部

傳統上，人類社會學的研究一般以城和鄉作為分類，但對于城鄉之間結合部研究較少。顧名思義，城鄉結合部主要指城市與農村的交接地帶。關于結合部范圍的大小，并沒有嚴格的界定。美國社會學家伯德格和羅吉斯綜合研究認為城郊交界處城市與農村兩個區域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呈現重合狀態。從功能上看，這部分土地同時承擔著城市和農村用地的功能，從形態上看，這部分土地上農田和建筑共生共存。因此城鄉結合部同時具有城市和鄉村的特征。關于城鄉結合部的研究，土地利用和生態問題是研究的焦點?？评铮–ory. D. C，1985）認為在城鄉結合部，稀有的自然生境和重要的農業用地均處在城市建成區不斷擴張的壓力之下[2]。羅賓遜（Robinson.L，2005）認為城市擴張不僅導致該區域自然和農業用地面積不斷減少，而且還造成原有自然生境的破碎化、孤島化和退化[3]。扎薩達（Zasada. I，2011）、因伍德（Inwood S M，2012）認為，城市化對城鄉結合部也存在正面影響，主要在于城市化對多功能農業的發展激勵。[4]

3.3 城鄉一體化

城鄉融合概念及城鄉融合理論可以追述到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恩格斯指出要使得社會全體成員共享社會生產帶來的福利，社會全面公平的發展，那么就需要打破舊的分工制度，進行生產教育、變換工種。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城鄉關系類型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城鄉差距越大，會加重社會不協調程度，從而進一步阻礙社會的發展，因此將來需要彌合城鄉發展的差距，而不是任由兩者嚴重分離。

法國思想家圣西門19世紀提出，構成社會的主要力量包括從事農業勞動和受雇于工廠和國家的居民，他們應平等享有社會組織體系中的種種福利[5]。歐文提出組織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工農業結合社會化大生產，并以 “新協和村”來解決生產私有化與消費社會性的矛盾。另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則提出“法朗吉” [6]的理想社會單元。

加拿大學者麥基（T.G.Maggie，1989）提出“城鄉融合區”概念，即在同一地域內同時發生的城市性和農村性的雙重行為之產物。[7]美國著名城市地理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989）指出：“城與鄉，同等重要，不能截然分開；應當有機的結合，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8]。從價值取向上來說，明顯是傾向自然環境。英國城市學家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1898） 在其代表作《明日：一條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書中提出以農村為主體的鄉城一體化理論，提出用鄉城一體的新社會結構形態來取代城鄉對立的舊社會形態的“田園城市”概念。1970年代后，美國經濟學家利普頓（Michael Lipton））認為城鄉發展過程中容易形成城市偏向的城鄉關系是極端錯誤的。

從城市規劃角度來看，最初對城鄉一體化的探討，有兩種觀點：一是以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湯正剛（1995）認為以中心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帶動市域城鄉一體化的城鎮建設[9]。二是城鄉改革和發展齊頭并進。甄峰（1998）認為城鄉一體化是政治、經濟、人口、文化、生態的一體化，而城市規劃是城鄉一體化的保證，但在如何進行城市規劃上并沒有具體闡述[10]。十七大提出城鄉一體化之后，我國學界進行了大量研究。羅湖平（2011）基于共生理論視角透析城鄉一體化進程，賦予城鄉系統以鮮活生命體，各中心城市、中小城鎮以及農村成為其能量互換、信息交流的共生單元，探索城鄉共生體與環境間的動態雙向激勵舉措和共生界面優化的共生機制。[11]陸銘（2015）對我國的城市化歷程及存在[12]促進市場統一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為手段，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實現區域經濟在人均意義上的平衡發展是根本出路。顯然，關于城鄉一體化，并非消滅農村，也不是單純地以城市帶動鄉村發展，而是通過一系列制度的統一和創新，完成經濟和區域規劃上的一致和互補。

3.4 “山水城市”思想

中國“山水城市”之理念源泉可追溯數千年前的中國風水學說與理論。英國托馬斯（St. Thomas More）的“烏托邦”設計以及帕克（R.E.Park）的城市生態學說和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園城市”等理論是代表著作。山水城市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未來城市發展模式理論。

城市與鄉村、人造空間與自然生態空間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近百年來，西方先哲們致力于統籌、協調，為解決上述矛盾進行了長期探索研究。讓城市回到自然中去的理想與中國傳統天人合一觀的風水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體現了東西方在這一領域研究的殊途同歸之處。美國馬爾什（G.P，March）、奧姆斯特德（F.L.Olmsted）在19世紀中葉提出了“城市公園運動”；英國社會學家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在1898年提出的“田園城市”理想模式，其主旨是希望人們能生活在既具有充分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又具有美好自然環境的新型城市之中；恩溫（Raymond Unwin ）的“衛星城鎮”理論；美國建筑師佩利的“鄰里單位”理論在1920年代先后提出；1930年代，法國建筑大師柯布西埃 “綠色城市”的概念和美國建筑師賴特（F.L.Wright）“廣畝城市”思想等影響日盛。

4 中國傳統“城鄉一體化“的認知局限

對于城鄉融合式發展，在政策層面我國經歷了較長的研究過程。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5個統籌并將統籌城鄉發展列為首位；十七大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目標、十八大首次指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闡述城鄉發展一體化問題，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強調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中外文獻反映出較為多樣的城鄉融合理念，就當時當地的微觀層面分析，有其積極意義與價值。時代在發展，筆者認為其中不少尤其是對傳統城鄉一體化理念的認知及其實踐，因其顯現出其政治經濟上的片面詮釋、設計理念上的狹隘理解以及在經濟關系、空間定位、生態環境、制度體制等方面的局限制約，還沒有把城鄉背后的聚居本質特性與規律真正揭示出來，對聚居生態背景下的生命特質缺乏深層認知，因此很難解決現階段中國所面臨舊有城市疾患和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諸多現實問題。結合人類聚居環境理論的發展路徑，對傳統城鄉一體化認知問題反思，有助于避免在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實踐過程中做出無效甚至負面的規劃。

中國的城鄉一體化推進至今，基本是城鎮作為主要出發點和歸宿，鄉村地區只是作為輔助與點綴，將城鎮規模無限制地擴大，鄉村卻被不斷擠壓乃至迅速消亡，進而導致了城鎮與鄉村各種問題的出現與惡化。中國傳統“城鄉一體化”思想歸根結底是政策理念型和經濟結構型的狹義模式，并帶有嚴重的重城輕鄉偏見，先天缺少“綠色的、有機的”生命屬性與“生態、生命、生長”的廣義內涵。

正是由于長期對城鄉一體化在理論和實踐過程中理解有偏頗，因此加劇了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造成城市膨脹、鄉村空心，鄉村的消失和功能退化不僅已經引發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還威脅到國家社會穩定、糧食保障、文化多元甚至政治安全等核心利益。必須正確理解與科學統籌城鄉關系及其發展中的地位和定位成為當務之急，本文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

4.1 認清城鄉發展根本動因

農村發展進程整體落后于城市發展并導致不均衡發展引發新社會問題是目前國情或隱患。因此，研究城鄉統籌必須明確鄉村落后于城市的突出表現、根本誘因與后果問題到底是什么、如何有效破解，特別是對城鄉發展現狀進行“SWOT”意義上的客觀全面正確評析，探明城鄉統籌的理論驅動力所在，才能根本明晰城鄉統籌研究的科學發展問題。

4.2 認清城鄉統籌根本任務

城鄉統籌根本任務是消除城鄉二元桎捁，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差異化和諧發展，不是簡單的經濟一體化。解決二元結構帶來的問題，但絕非磨滅鄉愁和割斷文脈地消滅農村。傅崇蘭在2012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首發式上指出，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必然對城市管理造成巨大壓力，但目前的問題在于大規模造城運動超出實際有效需求造成閑置浪費的同時，鄉村的生存空間被迅速擠壓萎縮，形成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更多應該考慮的是農村經濟的特色挖掘和公共設施的發展，讓人們在農村過得更富裕和舒適，而不是通過城市的擴張來吞噬農村從而達到城鄉一體化的目的。

4.3 認清國家安全之嚴峻

糧食、生態、社會、文化等安全是一個多米諾連鎖效應問題，核心是糧食安全。對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中國必須自給立足國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保障主要農產品供給。如若糧食安全收到威脅，恐怕連生存能力都不可能有了。耕地流失導致生態破壞和糧食危機，進而導致社會不穩、文化消亡，其后果難以想象。

4.4 認清城鄉統籌立足模式

中國城鄉一體化終極立足點在哪，此乃一個發展路徑和發展目標問題，體現出城鄉統籌發展水平問題。198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城鄉統籌發展研究進入了城鄉統一發展的田園化階段。據國際的發展趨勢，尋找我們的合適的落腳點或立足模式，是個重要的問題。

4.5 認清城鄉統籌目標所在

在目標設定上要清醒認識到未來城鄉統籌發展的本質目標必須在于經濟協調發展基礎上的城鄉人口社會保障平等化。無論農工同屬國民，當生存、社會、政治等待遇平等后，精神文化待遇也必驅平等，這是體現以人為本發展的終極目的，也是城鄉統籌發展的目標。中國城鄉一體化亟待理論創新，前提是必須打破目前的各種認知局限如經濟關系局限、空間定位局限、生態環境局限。如何能統籌發展，構建起健康科學系統的運行機理，多學科交叉則代表著一種未來發展方向。

舊有的城鄉一體化理論體系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現時代尤其未來中國社會新城鎮建設和城市化推進的客觀要求，必須突破僵化陳舊思維，大膽破局創新，探索符合當代國情和未來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規律的新型聚居理論和應用模式。

5 走向“城鄉一元生命體”

城鄉一元生命體，是具有生命有機屬性和獨特生命范疇或活性生命模式的聚居體系，可歸納為具備從客觀背景系統支持到自身原生機制，再到未來衍生體系三大類別的生命類型子系統，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意義上的聚居生命系統。所謂客觀背景系統類：生態學意義上生命一元體主體，本身就是一個有機的生命模式系統，既非簡單的機器產品系統，又非僵化的物質建筑空間的復合疊加，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簡單消除非農戶口的城鄉一體化。所謂自身原生類：生物意義上的包括客體聚居在此的人類和相關動植物所形成的一個生命系統，他們不是彼此水火難容相互割裂排斥分居（舊有的城鄉一體化多數是如此的簡單湊合），而是和合友好相處的共同聚居，共同形成一個有機生物圈生命體系統。所謂未來衍生類：基于信息化智能構建的智慧生命體，基于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未來人工智能生命系統，是一個巨大的人類聚居智能機器人系統。城鄉一元生命體在時間上遵循從誕生、發展到衰退（自始至終）的一個生命規律；在空間上，與生理意義上的生命體之系統、組織、器官、細胞所分別對應，包括生命結構內在體征系統、外在保障系統，以及城鄉一元生命體形成機理等內容，并通過模仿（仿生）設計、系統設計、交互設計手段等來實現其功能和作用。其基本內涵應包括生態系統的有機構成（自然環境、一元體、人、系統）、城鄉合一的辯證統一、生命體征的具體體現（大腦、中樞神經、生命的體征與機理）?；緳C理如下：

5.1 城鄉一元生命體生命結構內在體征系統

生命是自然的造化與有機構，生命體則是指一切具有穩定的物質和能量代謝現象而具有生命活性的獨立個體。而最復雜的生命體形式莫過于人體本身，人即具有有形實質，又具有思想這種無形生命體征，同時受到社會、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多方面的影響，是一個神奇而富有活力的個體。城市與農村也可被視為一個具有穩定物質形態和能量代謝現象的生命體，與人體相類似，它也由不同的細胞體構成，而不同的細胞形成了組織與器官，具有生命的體征與活力。

眾所周知，人體內在體征由四大組織和八大系統所構成，筆者認為，城鄉一元生命體內在結構也是由不同的組織和系統構成，與人體內在體征系統可以實現一一對應。

5.2 城鄉一元生命體外在支持保障系統

城鄉一元生命體的運轉需要外在保障系統支持。筆者將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分析城鄉一元生命體的外在支持系統。

5.2.1 外在微觀支持保障系統

人是城鄉一元生命體中的主體，也可以被視為城鄉一元生命體中的微觀核心部分。由于人本身就有具有主觀能動性而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中起到主體作用。城鄉二元結構中凸顯的重重矛盾出現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協調好人本身的生存發展問題，許多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實質是忽視了對人本身生存發展的保障和天賦人權價值的支持。因此在構建城鄉一元生命系統中，應該重視對微觀支持保障系統的建設與規劃。外在微觀支持保障系統，可以簡要的用吃、穿、住、行、學、工、休、排概括。

5.2.2 外在中觀支持保障系統

外在微觀支持保障系統是以保障人的生存發展為根本出發點，而中觀層面的對城鄉一元生命體的支持與保障則是以產業布局、制度安排等經濟建設為核心的。從靜態角度來看，產業布局是指不同產業各要素、各部門在空間中的分布和組合情況；從動態角度來看，產業布局是各種產業資源在空間中的流動與重組。產業布局是影響產業和區域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決定著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

5.2.3 外在宏觀支持保障系統

借鑒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從系統論視角出發，可以將城鄉一元生命體中的聚居區域、居民旅客視為不同的子系統，放入自然、社會、經濟、文化所支撐的宏觀系統環境中，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結構調適。東方哲學思想推崇天人合一理念，認為天時、地利、人和是萬物運行之根本，筆者認為，城鄉一元生命體系統的外在支持保障系統從宏觀層面來看，也可視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部分的整合作業。

5.3 城鄉一元生命體機理分析

5.3.1 城鄉一元生命體機理的組織結構系統

空間硬件（物體）結構集合組織?？臻g設施（靜態）結構集合組織：公共設施類物質硬件系統；機動產品（動態）運行聯動組織：交通移動型物質硬件系統。

有機體系生命運行組織。濕件（生命人體）——聚居者，治理服務者等等之間的互動、關聯、網絡、組織等人因系統。

精神文化系統設計組織。軟件一：城市文化風格與品牌形象（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等）；軟件二：虛擬性數碼信息、智慧城市科技之“智”與文化之“慧”；軟件三：非物質傳承文化、聚居地基因圖譜、記憶性鄉愁年輪胎記等；軟件四：社會記憶時間保持系統——聚居地文脈保持傳承之情感化設計機制與法制保障系統。

5.3.2 城鄉一元生命體的機理分析（運行機制）

生命體自運行機制（自然生態基礎上的生命及生命聯合體的原動力內驅力）：生命化生態城鄉體；科學技術引領機制（現代科技文明基礎上的生產力之推動力牽引力）信息化智慧城鄉體。

5.3.3 文化治理輔助機制（人文基礎上的生產關系之作用力和牽引力）

政府、社會、個體齊抓共治自治之文化藝術作用及功能，有類似防火墻緩沖帶隔離帶及按摩椅凈化器等效）審美化的城鄉文化體。

總之，人是生命的高級形式；人是城鄉生命體系的組成部分及這種宏觀生命形式的體驗和體現者；人是生命體系的真正深度4 維（3D 加時間維度）和零距離沉浸式交互的有機構成主體；城鄉各自優勢特色的有機結合與汲取，1+1 大于2 的有機生命體系，具有生命的活性特征；因此，城鄉一元體設計是一個歷史的動態過程，是所有設計中時間維度最長的設計。幾乎伴隨整個人類的城鄉生命一元聚居體系的始終。同時又是一個綠色的有機的生命構成系統，其一元生命構成系統包括以下4 個層次關系：

①城鄉生態環境層（外圈，初級，背景，原生態第一自然特征體現為主）；

②建筑景觀空間層（2 圈，2 級，骨架，固定形態第二自然設計為主）；

③公共生活產品層（3 圈，3 級，介質，移動媒體和工具系統為主，包括現實與虛擬）；

④人類生命運動層（核心，4 級，主體，生命生物生態特征為主）。

城鄉一元生命體是一個真正城鄉兼融、天人合一、充滿生機的生命復合系統，城鄉相互之間水乳交融、有機構成，且可續續發展。

6 結語

傳統的城鄉一體化存在理念滯后、認知局限以及操作上的簡單生硬，造成狂飆躍進式的城市化或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粗暴病態的造城運動、農村綠色生存空間擠壓崩塌、城鄉文化的排斥扭曲乃至多彩歷史文脈式微割裂等等一系列嚴峻問題。突破“城鄉一體化”之狹義理念與時代局限，構建城鄉一元生命體聚居新模式，實現自然和諧的原生態（動植物）環境與人類和諧共生的綜合生命體聚居機制，其初心和愿景必然是營建天人合一持續發展的新型聚居模式（新型城鎮化），讓地球村上的人們和人類的朋友都能和諧共生地更加美好，這些已經不是傳統意義或狹義認知上的舊有城鄉一體化理念所能解決的。因此，從源頭分析人類聚居的初衷理念，反思傳統狹義城鄉一體化理論的理論陳舊和認知局限，對塑造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新環境，對構建人類聚居的全新模式——城鄉一元生命體，具有理論的糾偏作用和實踐的引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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