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判與圖景重構：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進路

李培鑫

摘? ?要：對于生態危機的思考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一大元問題。在西方生態危機理論譜系中，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安德烈·高茲圍繞生態危機問題而闡發的“生態危機論”內涵豐富，意蘊深遠。經由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高茲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危機受市場經濟的刺激不斷強化，并伴隨著科技的資本主義使用而達到極峰;隨后高茲轉入對人類文明現代性的思考與對舊社會主義模式的生態批判，否定了生態原教旨主義的理論主張與舊社會主義模式中的生態治理，重申了社會主義愿景背后所蘊含的生態啟迪;最終提出了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三個維度超越資本主義的生態重建思想，搭建了生態社會主義整體模型。不難發現，高茲在界定生態危機性狀、挖掘生態危機根源和謀求生態危機治理時，充分吸取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智慧，其“生態危機論”的闡發亦彰顯出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價值。通過梳理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進路，可以為當今我國生態危機治理提供思路啟示和路徑啟示。

關鍵詞：高茲;生態危機;經濟理性;生態社會主義;人與自然和諧

DOI：10.16397/j.cnki.1671-1165.202103064? ? ? ? ? ?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自人類社會進入到工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問題日益成為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改善生態環境，克服生態危機，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哲學維度的再思考，是謀求可持續發展的必需。關于生態問題的思考貫穿于高茲全部理論體系之中，國內學者對高茲生態思想的研讀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以小見大”，以高茲的生態理論為錨地，從不同切入角度對高茲生態思想進行剖析。有學者對高茲資本主義科技觀進行研究，提出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會導致勞動的異化、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異化[1];有學者對高茲資本主義消費觀加以研讀，指出異化消費會引發超額生產、奢侈消費和巨大浪費，并由此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2];有學者從高茲資本主義勞動觀入手，提出從破除異化勞動、解放非物質勞動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解放路徑。[3]這種研讀路徑由表及里，可以由研究剖面縱向窺視高茲生態思想深度，但其視角局限存在認知片面化的問題。二是“把握線索”，抓住高茲生態思想中的核心線索，宏觀把握其思想的構思、運作邏輯。有學者以高茲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4]或生態社會主義[5]理論為線索，揭示了高茲對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和對未來社會構想的完整思路和烏托邦性特征。這種研讀路徑橫向連綿，可以展現其理論的內在邏輯脈絡，但因高茲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就是涵蓋要素較多的要素集，所以研究中存在指向寬泛化、因果不匹配、推理有跳躍的問題。本文沿用第二種研讀路徑，嘗試以高茲關于生態危機的論述為線索來串聯高茲理論中的相關元素，有機整合高茲資本主義批判視角。高茲對生態危機的直接感知與分析，是高茲生態思想的起點，也是貫穿其全部理論的隱性脈絡，更能凸顯高茲生態思想強烈的現實指向性，發掘高茲烏托邦精神的真實根基和謀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理論旨趣。那么高茲“生態危機論”因何闡發，內涵如何，指向何處，有何價值呢？

一、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起點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異化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作為充分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智慧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高茲追隨馬克思的思想軌跡，著眼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狂飆突進、工業化進程迅猛增速的現實維度進一步開拓了生態危機理論視野。高茲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制度、經濟模式、科學技術的反生態辨析，是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起點。

（一）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

高茲從社會制度層面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予以揭露和批判，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馬克思曾有過從社會制度層面思考生態問題的嘗試，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破壞的內在耦合關系，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最終結論是要求徹底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第二，高茲發現生態危機的地理空間分布是有規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危機問題最為嚴峻顯著，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又具有同構性。因此，高茲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態問題與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并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性進行深刻辨析。

首先，高茲發覺到了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人的主體因素、主觀情感全部被抹殺，利潤至上、“利潤掛帥”成為生產的常態。他從哲學層面上對生產者盲目追求利潤的動機進行界定，指出這種動機實質上是一種“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一項行動如果以投入種種要素賺取最大產出為目的就是經濟理性行為”[6]48。經濟理性是工具理性的一種，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經濟理性追求的是經濟效益最大化。理性本是人類主體性的確證，但資本主義制度使理性走向了人的對立面，純粹的經濟理性迫使人從理性的主體淪為了理性的奴隸?；诮洕硇缘纳a動機必然會打破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劣質的產品、嚴重超標的工業廢棄物。生產活動在破壞自然的同時，也破壞了人的生存條件，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7]776。其次，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干預經濟十分有限，其制度設計缺乏生態視角，政府部門因其利益博弈困局難以做出實質性生態調控舉措，公共政策體系缺乏對可持續發展的考量。而唯經濟效益至上的發展理念只會使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再次落后，甚至從根本上威脅國家的運轉和維系。最后，高茲指出“最令人恐懼和失望的根源”并非是生態問題本身，而是一個社會對生態破壞的無視和冷漠。利潤“傳達出強迫、固執、暴政的資本信息，除了‘更多、更大、更快外別無其他”[8]106，經濟理性塑造了目光短淺、自私自利的社會風氣。在這樣的社會中，人類不斷貪婪地向自然索取資源，劫掠大自然來滿足自身無窮無盡的逐利欲望，最終導致人的發展與自然的發展難以兼容甚至是尖銳對抗。

（二）生態危機的強化：市場經濟帶來異化消費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生產能力的提高，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于異化問題的研究出現了從異化勞動到異化消費的內容轉向，異化消費的反生態意蘊也愈發凸顯。馬爾庫塞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充斥著“那些特殊的社會利益集團為了壓制個人而加之于個人之上的需要”[9]，這本質上是一種虛假的需要。異化消費就是由虛假需要所引起的、人們盲目順從而難以自制的消費行為。高茲進一步從生產和消費兩方面辨析資本通過引導消費而獲益的本質，從中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模式本身就缺乏生態考量，這體現了高茲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斷由制度形態批判轉向經濟學批判。在生產端，資本主義生產服從“要么積累，要么死亡（accumulate or die）”這一法則。為了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而盲目競爭，所有生產者都變成市場經濟語境下的“經濟人”，生存的意義喪失了，道德的視野褪色了。譫妄焦躁的生產者只關心自己產品完成“驚險的跳躍”，只有“企業意識”而無“社會意識”，早已主觀排除了對產品有用性、質量、道德因素的權衡，“從經濟推理中得出倫理是不可能的”[8]24。在消費端，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商品的飛速積累要求匹配足額的消費，為了規避產品滯銷就需要不斷刺激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包裝、廣告、樣式翻新便是常用手段。在瞬息之間就能完成產品更新迭代的市場里，破舊的物品不僅在物理層面上“過時”了，而且在經濟理性塑造下成為“貧窮的標志”，在道德層面上也“過時”了。[8]106也就是說，人為制造“稀缺性”成為必需，攀比、求異和從眾的消費模式成為必要，“消費帶來安全感”的認知模式成為必然，資源有限性和欲望無窮性的尖銳對立成為必定?？傊?，無限度生產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無限度消費必然帶來浪費，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然承載力趨于崩壞。

（三）生態危機的極峰：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

長久以來，在浩瀚無垠的自然界中，人類顯得無比渺小，掌握科學技術使人類得以揭開晦澀神秘自然界的面紗，世人熱情謳歌著科學技術的社會作用，通過科學技術來控制自然、駕馭自然的能力成為判斷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高茲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審視中，卻發現了這一現象：醫藥技術進步，人的體質卻下降，在某種意義上，藥物成為“病因”;車輛方便出行，擁堵卻在增加，出行工具反而造成出行困難;自然本是人生存的前提，生態災難卻造成人類傷亡——隨著科技的發展，似乎人的生存因素全部變成了人的滅亡因素。不可否認，科學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發展，但是由于一系列復雜的原因，人們在進行科技研發、使用和推廣的過程中，也造就了如人口爆炸、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等生態問題，不斷激化人與自然的矛盾，科技的發展使現代性過程中出現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二元悖論。高茲指出，發展科技本就是資本邏輯運作的關鍵一環，“資本主義只發展那些與其邏輯相對應并與其持續統治相適應的技術”[8]28，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科技的占有也就意味著對利潤的占有，因此科技在使用中無疑會打上經濟理性烙印。隨著社會發展，科學技術從一種附著性的生產要素逐漸轉變為一種獨立性的生產要素?？茖W技術作為獨立性生產要素并非不偏不倚地佇立于民眾與資本家之間，而是存在靠攏于資本家的傾向，成為壓迫人的工具;生產勞動是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中介，科學技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固然就存在于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馬克思曾使用“裂痕”概念來揭示由工農業生產所造成的人與自然在物質變換上的斷裂與疏離。高茲認為，當科學技術由被經濟理性塑造了的人的主觀意志來操控與使用，這種人與自然的疏離進一步嬗變為人對自然的壓迫，科技成為壓迫自然的工具。在諸多科學技術中，核技術尤其體現了資本主義的威權本性。這種威權以對自然的傾軋為標志。在現實中，由于受到經濟和政治因素的驅使與裹挾，對科學技術的生態批判往往被遮蔽或無視了?！翱茖W技術”成為現代性話語體系中絕對正確的概念，“科技即好”成為人們新的精神枷鎖。因而，與被經濟理性塑造的生產和消費相比，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更強、危害更深，會使生態危機問題成幾何倍數增長，引發生態危機極峰。

二、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演進

經由對資本主義一系列的準生態批判，高茲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生態危機爆發的必然性、人與自然關系沖突的尖銳性和生態破壞的不可逆性。同時，高茲也認為，不能僅局限于批判，更應該積極構想一種能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主體，以開創“一個使經濟服務于社會最高目標而非迫使社會服務于經濟的社會”[6]4。而擺在面前的問題是：以人類發展的現代性為坐標，是選擇“退一步”，放棄發展以求生存，還是“進一步”，依靠發展來解決問題？

（一）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退一步還是進一步？

在應該以倒退還是前進的方式去激活嶄新“歷史主體”的迷思中，高茲首先否定了以生態原教旨主義為代表的“退一步”觀點，并以富有歷史穿透力的論據對此展開批駁。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一文，揭示了人類面臨著嚴峻的資源枯竭、能源危機與環境污染等生存困境，戳穿了人類沉溺于破壞自然而又妄求永續發展的美夢，同時也促使許多對人類前途命運持有悲觀態度的研究流派和社會團體紛紛涌現，其中以生態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力最為廣泛。生態原教旨主義所倡導的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而徹底取消工業技術，通過建立“小而穩定”的社會秩序，實現以生存為目的的自我生產，破除大量生產、過度消費和大量廢棄。高茲態度鮮明地指出，經濟全球化趨勢加速，南北兩極分化嚴重，世界經濟格局愈發動蕩不安，這種所謂的“小而穩定”并不現實，為了生態問題而讓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貧困國家放棄工業化，是置其于死地之舉?！胺艞壒I化”的構想本質上是“崇尚大自然善心”的“準宗教信仰”，是對“茹毛飲血”時代的回歸，而丟失了社會發展的現實維度，其結論必然是無比荒謬的。在前工業化時期，自然是完全異己、與人無涉的自然，雖然生態問題遠不如今日嚴峻，但此時的“社會有機體尚未體悟到自身的主體性，面對強大的自然界，社會有機體展現更多的是敬畏姿態”[10]。高茲認為，人類應以共生共榮、協同進化的態度面對大自然，工業引發的問題要靠工業增長來解決——煙霧過濾和污水處理裝置、以遺傳學和優生學為代表的生物工程、循環經濟和生態農業等等，均對人與自然協調共進起著積極作用。隨著科技的發展，工業甚至已經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并因此是自由的資源和條件”[8]13。人類應在工業化的成果之上，去尋求不以破壞經濟的發展能力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引導經濟發展走生態之路，而非為了保護環境去放棄經濟發展。這也體現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念，將再生產自然界納入人的生產過程以實現“物我兩旺”。需要指出的是，高茲強調發展科技的觀點并沒有陷入偏執的“技術樂觀主義”，他始終堅持用辯證法的原則看待科技，支持發展具有生態效用的科技，而對科技的資本主義使用一直持有堅定的批判態度。

（二）解決生態危機的參照：社會主義愿景

想要謀求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找準參照物——參照物可以幫助人們判斷發展的速率與效益。如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審視生態問題，可以得出：當一種社會制度阻礙了人與自然和諧，那么這種社會制度就喪失了歷史必然性，必然要被可以促成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制度所代替。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普遍認為生態和諧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實現， 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未來社會。[11]在高茲看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典描述——“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7]185，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已自我定義為反對資本主義發展范式的社會形態，“放棄以社會主義為參照意味著我們將同時放棄超越資本主義”[7]4。社會主義美好愿景實質上就含有破除資本邏輯和經濟理性的意蘊，可以為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變革提供方向指引。

對以蘇聯為代表的舊社會主義模式進行反思，是20世紀末以來社會主義理論學者必須直面的問題。高茲也積極從生態視角對舊社會主義模式進行審視和反思，并指出舊社會主義模式并沒有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發展范式的參照主體絕非是舊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政府在決策時往往對經濟發展和技術發展采取無條件肯定的態度，興建了大批的鋼鐵冶煉廠、石油化工廠等重化工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來了工業增長奇跡。其造成的生態危機問題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如烏克蘭地區的核電泄露，咸海、貝加爾湖、波羅的海的水污染等等。高茲認為，這其中固然有社會和政治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在舊社會主義模式中，環境信息無法自由流動，即在政府縱向的組織架構中、在中央與基層之間、在計劃經濟的供與求之間缺乏有效的“民主反饋”。一旦缺乏“民主反饋”的提醒，政府極易走入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去擴大生產規模的歧路。鋪天蓋地的核能建設和重工業鋪建就是最鮮明的例子。在舊社會主義模式中，能源生產和分配高度集中化，經濟政策強制化，政府運作方式單向化，一切經濟活動都要服從中央的指令性計劃，而無法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和生態需求作出實時反饋和調整。因此，與資本主義相比，舊社會主義模式同樣缺乏生態考量，甚至對生態的威權性占有和破壞更為強烈。在這種社會模式中，社會組織和民眾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認知與實踐，是源于政府強制性、政治性脅迫，而非發自內心的生態保護自覺。

由此，高茲認為，雖然舊社會主義模式背離了社會主義愿景，但社會主義愿景的光輝仍在閃耀。需要對社會主義進行重新定義——以批判資本主義反生態性為契合點，將現代生態科學應用于社會主義建設中，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模式。

三、高茲“生態危機論”的邏輯歸宿

生態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資本邏輯及其發展范式的根本顛覆，“資本主義文明的所有價值都需要重新審視”[8]101。高茲主要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三個維度去探索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現實路徑，搭建了生態社會主義整體模型。至此，高茲由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準生態批判轉入了對未來社會形態的構想，也就意味著高茲開始從社會現實的土壤之上構筑“綠色烏托邦”。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構想與不切實際的空想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一）生產方式上，對社會進行“生態重建”

“生態重建”的含義是依據生態化的指標變革整個工業社會體系，按照生態標準來評估發展效益、生產水平、消費水平與科技使用情況等等。在高茲看來，想要達到這一目標要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必須要限制經濟理性的輻射。高茲并不否定經濟理性的存在意義，經濟理性可以存在于生產、發展和交換過程中，而關鍵在于明晰經濟理性蔓延的界限（即經濟理性自由表達的范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理性功能邊界無止境的惡性膨脹，資本只會狂熱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生態平衡的破壞并不會增加企業的財富負擔”[8]12。限制經濟理性并非是像生態原教旨主義那樣在宏觀上徹底否定經濟和工業化發展，也并非在微觀上取消商品流通或者限制企業的收益，而是要限制市場主體對收益和盈利的盲目追逐行為，使社會中的純粹經濟理性不至于壓倒其他層面的考慮。這樣經濟理性才能服從于社會發展的整體目標，避免經濟理性主導全部社會生活，尤其是在生態、政治、倫理、健康、人際關系、價值體系等非經濟的領域內。

另一方面，要將生態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貫穿于社會發展的全過程。生態理性是一種價值理性，從“人之為人”的層面說，生態理性是比經濟理性更為高級的理性。價值理性側重對非物質的探求與人生意義的實現，生態理性意味著以一種長遠的目光來考察發展的可持續性，無法用“計算與核算”的相關話語表達。與功能邊界不斷畸形膨脹的經濟理性相比，生態理性自帶“限制和維持”意味，其內涵是指投入可回收可循環的原材料資源，采取環保型的生產方式，以提高產品的耐用性、可維修性為重點，并且注重產品的社會效用。因此，這是一種“使生活更好”而“勞動和消費更少”的發展理念，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節約資源、避免浪費。高茲認為，生態理性不僅是規制資本主義經濟理性肆意蔓延的隱喻，而且會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制度下盲目追逐利潤、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的動機，真正開創“一個不再由效率、盈利和競爭等經濟價值主導一切的社會”[7]4。一旦經濟活動以生態理性為基底，社會就可以實現生態化轉型，催生出以太陽能節能產品、氫氣發動機、綠色農藥為代表的“生態-商業”、“生態-工業”綠色發展思路。

（二）生活方式上，改造國家權力關系

以布克欽為代表的生態學者認為，生態問題根源于“社會支配”，即人對自然的壓迫來源于政治統治中人對人的壓迫。高茲也指出，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理性不僅存在于經濟領域，經濟理性在政治領域內也塑造了以發展速度為政績考核標準的“官僚-工業機器”，“龐大的官僚-工業機器及其領導地位也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經濟理性擴張的表達”[7]87。要想將經濟理性納入生態理性之下，尤其需要在缺乏生態考量的公共政策體系中拓展民眾的選擇權等民主權利，保障民眾的政治生活與政治參與，以實現“使經濟和技術沿著深思熟慮與民主辯論的模式與方向發展”[6]10。

“計劃—反饋機制”是高茲在政治生活層面解決生態問題的設想，其含義是：政府主體事先制定發展計劃，以確定宏觀上的發展方向，排除結構性變化;公民主體通過政治參與程序（甚至是非程序性的抗議和社會運動）以反饋發展結果，促使政府主體調整發展計劃，進而重塑和引導下一階段的發展?！坝媱潯答仚C制”是一個閉合的線路，其中公民對于發展結果的反饋會作為信息影響下一步的決策活動，由此形成反復循環。該機制的最大特點是可以將政府決策和人們的切身愿望與需求建立“返回式聯系（Ruckbindung）”，用規范的機制來代替決策者直觀判斷，使決策更加體現公眾的真實愿望與切身利益，而非屈服于資本發展的要求?！坝媱?反饋機制”體現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和民主參與，是一種基層民主，有助于使人們從長期性的視野出發看待問題，緩解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由于人們只顧短期利益而忽略長遠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問題?；诿癖娨庠?、彰顯環保理念政策的落實，又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可以實現制度的功能性與每個人的目標相吻合，這種民主決策模式突破了以往的專家決策模式，形成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貫通、去中心化的決策閉環，在高茲看來，只有工人、農民、技術人員等勞動者才能明確感受到自身生產行為對生態的實際影響，而非高居“廟堂之上”的官僚與專家。

高茲不斷探索生態問題背后的政治根源，并由此創立了跨學科性質的“政治生態學”，成為當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構成。但是在現實中，由于政治地位的位差，公眾的生態訴求仍有被官僚政客忽略的隱患;而且，官僚政客為了中飽私囊和獲取政治籌碼，往往會鼓吹重經濟而輕生態的舉措。這些煽動帶有很強的欺騙性與蒙蔽性，底層民眾難以辨別。這些現象引起了高茲進一步的思考，他開始尋覓造成生態危機的深層心理和認識根源。

（三）思維方式上，重塑個體價值觀

馬克思的自然觀指明，與其他動物相比，人類具有自覺意識，人的實踐具有目的性和計劃性，因此人類要對維護生態平衡負首要道義責任。也就是說，“生態問題的本質及其影響首先是人的問題”[12]。受馬克思的自然觀和濫觴于古希臘的西方人文精神的熏染，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普遍注重在生態危機中日益凸顯的“人的問題”。威廉·萊斯將倫理和道德視為調控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因素，主張依靠人的倫理自覺與道德進步來實現人與自然和諧;薩拉·薩卡認為要利用自然倫理觀對人的行為進行約束，從而培養具有環保意識的“新人”。作為“人本主義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高茲的理論構想中也有濃厚的人文關懷。他認為，要想實現社會宏大敘事中的“生態重建”，需要從公眾的認知根源入手，使每個人在心理層面上對經濟理性深惡痛絕，讓生態理性真正“發于思，止于行”，落實在公眾的日常生活中。與其他生態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是，高茲發現現實中普通民眾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愈發薄弱，應對生態破壞的手段較為單一，所以他更加注重依托于外部力量對人的價值觀進行生態化改造，如以“削減工時-工會教育”為手段來重塑公眾下班后的文化生活，從而培養公眾正確的生態行為，使公眾掌握正確的生態知識，提升公眾的環境保護自覺。與對人的素質有較高要求且見效較慢的“倫理約束”和“道德進步”相比，高茲的觀點無疑是更富有成效的。

高茲深入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公眾的日常行為習慣，并敏銳地發現了這一現象：工人、雇員勞動時間漫長，導致其下班后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所剩無幾，為緩解疲勞和滿足欲望，這部分時間大多用來去消費，“快樂地投入精力進行消費”的人們缺少獨立思考、審視生活的時間。在這種狀態下，人們被禁錮在物質、消費、科技編織的“理性鐵籠”之中，作為“人的精神的無機界”的自然界與人漸行漸遠?！八{天、白云、碧水、凈土”等田園牧歌式的意象成為被時代所拋棄的蒼白幻想，人們缺失自然界對精神的滋養，失去了對生命底色與自然本真的探尋。人類精神的源泉日益枯竭——僅僅將工作視為謀生手段，發放工資后立刻通過消費獲取自我滿足感，而對自身消費、浪費所造成的自然環境負擔渾然不覺。

以這種“虛假的滿足，空虛的生活”為靶，高茲探索出“更少的生產，更好的生活，理性的消費”完整邏輯鏈?！案俚纳a”是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使生產效率不斷提高，企業可以借助電腦程序和自動化系統來取代人力勞動，工人完成生產任務的時間得以大大縮短，因此，企業可以對工人的工作時長進行削減，“如果要減少商品消費（這對保護環境而言必不可少），同時讓每個人最大限度獲得主導生活的自主權，則時間政策是最好的杠桿”[6]105。工人完成既定工作后就可以下班休息，企業為保證自身盈利，可以在剩余時間內雇用臨時工繼續勞動，這樣在不損失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還可以一定程度上緩和失業情況?！案玫纳?，理性的消費”是指提前下班后，工人將會獲得個人生活的主導權，這部分時間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去使用，“或學習充電，或更換工作，或體驗另一種生活或職業生活之外的‘第二生命”[6]92。在工人的“第二生命”里，工會要發揮生態教育功能，如馬克思所言“而實際上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實實的教育的，只要這種教育不摻雜資產階級牟取私利的伎倆”[7]130，公眾可以有組織地在工會里集體思考、公開討論特定環境議題，去辨析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既豐富了自身的環境知識儲備，又可以使勞動者用生態理性的觀點審視自己的職業生活，培育節約、環保的價值取向，重新建立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性思維和對生命本真意義的探求，反省由生態環境破壞所帶來的精神缺損，最終擺脫金錢關系和經濟理性的束縛，實現個人對消費的自我設限和對自然的親近。

四、高茲“生態危機論”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進路啟示

在成功奪取全面小康偉大勝利的今天，人們的物質財富積累達到了歷史新高度，但環境污染現象和奢侈浪費之風仍然存在，加之以新冠疫情為代表的生態危機呈現出全球性蔓延態勢，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遭遇了瓶頸與生態治理赤字。高茲“生態危機論”中所呈現的環境保護思想，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破解日益突出的生態治理“進路”難題、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秉持綠色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生態主導型的現代化發展

“我們應如何發展？”是現代性向人類提出的永恒問題。高茲在理論構建中始終在追求一種人與自然之間適度的張力與動態的平衡，例如他要求限制經濟理性，而非根除經濟理性;要求限制科技的資本主義使用，而非徹底取締科學技術。這體現了高茲肯定現代性的發展方向，經濟的復蘇、科技的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無不依賴于現代性，他的尖銳批判所指向的是現代性過程中產生的負面效應。我們要看到，中國目前正處在浩浩蕩蕩的現代化進程之中，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是中國當下尤為迫切的任務。然而，國際上高呼“碳排放正義”的西方生態霸權話語極力鉗制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并與國內的極端環境保護組織、極端生態中心主義思潮里應外合、愈演愈烈，妄求以環境問題為砝碼剝奪中國的現代化資格。同時要看到，將表現為貨幣形態的經濟發展總值作為衡量發展水平的唯一指標也是不可取的。曾盛行于國內的傳統發展觀認為，只要經濟實現快速發展，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跋任廴竞笾卫怼钡沫h境整治思路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這種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方式打破了自然界的內在循環機制，對大自然造成了難以彌補的破壞。因此，尋找一條實現“生態-經濟-社會”各要素有機整合、協調發展的道路至關重要。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有著精辟洞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13]316，準確把握了“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從而突破了工業化時代下對于人與自然關系機械的認知方式，以生態化、整體化、可持續化的視角來辯證性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揚棄了人與自然簡單的二元對立關系?；诖?，我們應明確建設工業文明、實現工業現代化與建設生態文明、實現生態現代化的雙重任務，正確認識和理解現代化與綠色經濟發展之間并行不悖、相互融合的耦合性關系，賦予我國現代化發展以新的生態內涵與指向。具體地說，在農業方面，要加強研發優質化肥產品，搭建循環利用畜禽糞便、秸稈、農藥包裝物的產業閉環，以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為抓手提升、優化、打造農產品的品種、品質、品牌;在工業方面，摒棄以高消耗、低產出、低質量為基礎的粗放型工業模式，發展以低耗能、低排放、高質量為特點的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將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應用于工業發展過程中，以最低生態代價謀求滿足當代人需要，并造福子孫后代的永續發展。

（二）聚合科技要素，賦能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

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并非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高茲對市場和科技的存在合理性持肯定態度，但他指出必須將市場限定于某些契合經濟理性的領域內，限制市場與經濟理性邊界的畸形膨脹，發展具有生態效用的技術。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騰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對于資本的接納也帶來了諸如填湖造景、私挖濫采、占用耕地等掠奪自然、破壞環境的現象。逐利的本性使資本紛紛向低成本、高利潤、回報周期短的行業涌動，反觀以高成本、回報周期長為特點的環保行業，其生態科技、生態生產力和生態資本的有效供給明顯不足。要逐步解決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需要從兩處著手：

一是堅持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應用。資本主義妄求使用“技術的魔杖”來減緩經濟增長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但無數事實已經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成為輔助資本主義劫掠自然的幫兇。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的切實需要，“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生態環境同樣也是為了民生”[13]362，科學技術才得以成為人與自然互利共進的助推器。國家要繼續引導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科技創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利好民眾和利好自然作為科技研發與創新的重要指標，消除科技研發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以犧牲人體健康為代價的陳舊觀念，扶持研發更多優質、精良的綠色科技產品和服務。

二是完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國外自由市場經濟對于經濟理性的無限度放任和縱容，已然造成能源枯竭、物種滅絕和全球性生態災難等攸關人類存亡的危機，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血淋淋的負面素材。只有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發揮國家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約束和抑制資本的貪婪本性，才能防止追求不斷增殖的資本合理化和制度化，才能駕馭和利用資本助力于生態環境的恢復和改善;而“生態”二字賦予了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以更高層次的含義，有利于根治市場經濟下資源利用不充分、配置效率低下、短期逐利決策行為密集等生態市場頑疾和體制桎梏，從而在經濟體制層面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堅持以人為本，以生態教育為手段培育生態意識

人類是作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而存在。人的存在，不僅要對自己負責、對社會負責，而且要對生態系統的穩定運轉負責，生態危機實質上也反映出人們價值觀念的失準與偏頗。高茲聚焦于馬克思筆下“現實的人”，指出生態危機的解決最終取決于對個人價值觀的生態化改造，即通過生態教育來培育人的生態意識。生態意識，內化為人類尊重自然、親近自然的道德修養和價值觀念，外化為污染整治、生態修復等具體的環境保護實踐?！敖ㄔO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14]，生態文明的產生、建設與固守，都需要“現實的人”來承載。根據我國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20年）》顯示，我國公共生態意識與行為已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著明顯的“高認知度，低踐行度”現象，人們呵護自然的責任感與道德感亟待加強。究其原因，這與我國目前生態教育在總體上的滯后性不無關系，具體表現為生態教育體系不完備、生態教育內容不深入、生態教育主體不專業、生態教育方法不健全、理論教育與生態實踐不連貫等等?；诖?，我們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根本遵循，建構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相承接，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區教育相整合的生態文明教育體系，革新生態文明教育內容話語，促進生態文明教育內容既“轉時態”又“轉語態”，建立科學的生態文明教育督導機制，對生態文明教育工作的實效進行考察與評估，借助新媒體技術的傳播途徑多元化、傳播渠道扁平化優勢，擴大生態文明教育覆蓋面，以期在社會層面平衡“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厚植公眾環境倫理道德，呼喚人們心中向往“枕山臂江”“天人合一”的本真良知和勤儉節約的質樸美德，使每個社會成員真正踐行生態理性指導下“夠了就行”“知足而樂”的可持續性消費觀，超越經濟理性指導下“多多益善”“越多越好”的不可持續性消費觀。

五、結語

高茲的生態思想一直遭到諸多質疑。學界普遍認為，高茲要求限制經濟理性、打破資本主義發展范式的構想具有鮮明的烏托邦色彩，有悖于現實實際。然而，當我們轉變固有的對高茲生態思想的解讀視角與理解范式——將高茲生態社會主義構想納入“生態危機論”中進行審視和考察，我們可以看到：高茲的生態思想始終貫徹了對生態危機問題的關切這一邏輯主線。他提出的“生態-商業”和“生態-工業”發展思路、在制度設計中增加生態視角、發揮社團的生態教育功能等“應然”思想，無不在現實中存有積極的“實然”要素，彰顯了其思想滋生于社會現實土壤之上的現實關切。他本人也曾說，“重要的不是要定義一種新的、一致的政治方案，而是要提出一種新的、有想象力的態度，這種態度將是激進和顛覆性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改變我們發展的邏輯”[8]83，并且由此嘗試去尋找一種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主體，求解“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難以兼容的悖論。因此，我們正確的態度不是苛責前人，而是審慎思考，吸收借鑒其思想中的精華來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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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朱? ?凱? ?李? ?亮）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ecological crises is a major meta?problem in the overseas Marxist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pedigree，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expounded by André Gorz， an ecological Marxist， is profound in meaning and rich in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Gorz believed that the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es. The ecological crise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vere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reach the peak with the capitalized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rz then reflected on the modern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ade an ecological criticism on the old socialist model， negating the claims of ecological fundamen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old socialist model and reaffirming the ecological enlightenment behind the socialist vision. Finally， he proposed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ought that would surpass capitalism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mode， life style and thinking mode， and thus set up the overall model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It can be found that Gorz fully absorbed the wisdom of Marxism view of nature whe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crises， digging for the root cause and seeking for the treatment of ecological crises. His exposi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showe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Sorting out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Gorzs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can provide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and path for Chinas ecological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Gorz; ecological crisis; Economic Rationality; ecological socialism;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