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

華景天

一、問題的提出

一直以來，人類的生存都與生態環境休戚相關。世界衛生組織曾在2019 年做過具體的數據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百分之七十的疾病與百分之四十的死亡都與環境污染脫不了干系。[1]宋茂勇、江桂斌：《加強環境與健康研究 助力美麗中國建設》，《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 年第11 期，第1317-1320 頁?！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以下簡稱《民法典》) 順應時代的潮流，在其侵權編中創設性地引入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對于具體的適用未盡詳細，為此也引發學界的諸多探討。懲罰性賠償在環境私益訴訟領域中的適用毋庸置疑，私益侵權訴訟作為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大本營”，諸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懲罰性賠償在內的很多私益侵權訴訟均可適用懲罰性賠償。然而，對于環境公益訴訟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卻在學界眾說紛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侵權糾紛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以下簡稱《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為《民法典》1232 條作出了部分的解釋與拓展，同時也在其第12 條中明確了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可以參照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侵權糾紛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法釋〔2022〕1 號）。此后，司法實務中涌現出大量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司法案例。在這些多由檢察院提起的公益訴訟中，大部分也都主張進行懲罰性賠償，各地法院對此也都采取了較為一致的做法，默許了懲罰性賠償制度可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然而，在實踐中對法條的如此理解和適用又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與初衷？基于《民法典》第1232 條和相關的司法解釋，懲罰性賠償是否能適用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二、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困境與反思

（一）現實困境

我國有關環境公益訴訟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 年，當時所修訂的《海洋環境保護法》中規定海洋環境監督管理部門可以對破壞海洋生態環境的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3]《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保護法》第89、90 條。隨后在2012 年的民訴法修正時新增了民事公益訴訟制度，[4]《中國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12 年修正）第55 條。逐步為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搭起一個整體框架。在2014年的《環境保護法》中又進一步明確了可以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社會組織的條件。[5]《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58 條。爾后的2017 年民訴法修正中又確立了檢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訴訟的條件?？梢?，隨著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愈發成熟。將懲罰性賠償制度引入到環境民事訴訟是《民法典》的一大創舉，但《民法典》只是作了總括性的規定，并不能做到細致劃分。而從《民法典》有關環境侵權的條文出發，能否將懲罰性賠償運用于環境公益訴訟，則在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分歧。

從《民法典》第1232 條前半部分所規定的“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造成嚴重后果”這幾個要件出發，可以顯而易見地得出環境生態侵權中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前提，而后半部分“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則是從懲罰性賠償的請求主體的角度對其適用范圍作出了限制。在此，“被侵權人”的界定成為了能否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關鍵。有學者從該條的文意解釋出發，認為該條中的侵權人是指侵害環境健康、生態系統的作用者，在此所發生的侵權，侵害的是不特定社會公眾所享有的正常健康的環境生態權利，系社會公眾的公共利益，也是國家利益。[6]申進忠：《懲罰性賠償在我國環境侵權中的適用》，《天津法學》2020 年第3 期，第42-47 頁。因此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符合起訴主體條件的國家機關或者社會組織代表著的是全體社會公眾，在此時就是與“侵權人”相對的“被侵權人”，顯然這是站在廣義的角度對文意進行解析。然而，從體系解釋的角度解析《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有關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的七條法規（第1229 至第1235 條），可將其劃分為兩個部分，前五條（第1229 至第1233 條）為一個整體，規定了環境生態私益侵權責任問題，而后兩條（第1234 條和第1235 條）的重點則是落在公益侵權責任的方面。按照常規的法律規范制定邏輯而言，若懲罰性賠償在環境公私益訴訟中均可適用，則理應將該條款置于二者之后，而現實卻是，懲罰性賠償條款（第1232 條）恰出現在了前一部分。從這幾條規范的表述中也可察見端倪，前一部分中請求賠償的主體皆是采用“被侵權人”的表達，而后兩條款中皆變為“國家規定的機關和法律規定的組織”作請求主體。[7]徐以祥：《〈民法典〉中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的規范解釋》，《法學評論》2021 年第2 期，第144-154 頁。所以從《民法典》立法的初衷來看，第1232 條的設置更傾向于私權益救濟過程中向侵權人主張懲罰性賠償。

而司法實踐中對該條款的理解適用卻不盡然。自《民法典》出臺后，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在一起檢察院訴化工廠的環境污染侵權案件中，首次援引《民法典》第1232 條，判決被告按照環境功能性損失費的三倍承擔環境污染懲罰性賠償。[8]江西省浮梁縣人民法院( 2020) 贛 0222 民初 796 號判決。爾后，許多法院也紛紛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據此條款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但結合上文分析，《民法典》第1232 條目的在于：特定民事主體在受到因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而引發私權益侵害時，被侵權人能夠以此為由主張侵權人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該條所主張的適用懲罰性賠償是對于環境私益訴訟領域而言，而非立足于救濟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引起公益性侵害的環境公益訴訟領域。司法實踐中，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領域頻繁地對該法條進行引用顯然背離其立法初衷，不恰當地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作出擴張。故以《民法典》第1232 條為據，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與該條文的私益性本意背道而馳，實為不妥。

（二）現狀反思

新制度的引入并非空穴來風，法律規范的訂立也往往回應著時代的訴求。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我們曾一度以消耗生態環境資源來換取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等事后再回首時才驚覺環境資源、生態系統的瘡痍，因此保護生態環境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成為了永恒的命題。我國《民法典》更是在全球范圍內首次將綠色原則作為一項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在總則部分確立，在《民法典》各分編中也有多處積極回應了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其實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最初公布的草案征求意見稿中并未將懲罰性賠償置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部分，但為了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的要求，貫徹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的決策部署，[9]編寫組：《民法典立法背景與觀點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8 頁。在之后公布的一次審議草案稿中立法機關專門新增了環境生態損害懲罰性賠償制度，足見我國強化生態環境保護力度、嚴格治理生態環境問題的決心。

可以看出，《民法典》第1232 條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應運而生，是為了積極應對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問題，維護環境生態領域穩定健康的防線。從上文分析可得知，《民法典》第1232 條的規定并不能作為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理據，而司法實踐中卻頻繁適用，其背后折射出的問題是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的保護效果并不理想，未能滿足生態環境治理的現實需求。在環境私益訴訟中，在大多數案件中的個體受害人往往所遭到的人身財產損害并不大，而維護自身權益所需要投入的時間、金錢成本較高，且因為信息地位不對等、缺少專業知識等因素導致個人舉證難度較大。故映照進現實，即使是發生此類生態環境私益侵權的事件，被侵權人在計較得失、權衡利弊后，鮮有主動提起訴訟的。且即便通過私益訴訟主張懲罰性賠償，獲得的賠償金額僅是以受害個人的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為基數進行計算，一般不得超過該數額的二倍。[10]《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侵權糾紛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法釋〔2022〕1 號）第九條、第十條。以此所得的賠償金確實可以彌補受害個人的損失，但對于同時引發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現實來說卻于事無補。除此之外，盡管還可以通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來治理環境領域的弊病，但由于公共的司法資源有限往往導致執法效率不高難以落到實處，且所得罰金未必能全部用以修復治理。也正因私益懲罰性賠償適用效果不佳、公法層面懲處不力，讓一些企業工廠更愿意鋌而走險，以較低的違法成本來換取高額的利益輸入，而最終受害的仍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生態系統。私益懲罰性賠償的困境也促使各方在實踐中積極尋求新的出路，而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的適用仿佛讓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從各地法院已有判決的成功案例來看，由檢察院或法律規定的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并主張懲罰性賠償，公權力的介入使得前期的證據收集壓力減輕，也不需要擔心個人的維權成本。且從環境公益的角度入手，在計算賠償金額時也要對環境生態系統作整體的考慮，所訴請的賠償金額往往較大，既能真正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威懾作用，又為事后生態環境的修復治理提供了資金保障。以此角度觀之，二者之結合確實能夠發揮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應有作用，同時亦能滿足強化環境生態保護的現實需求，但以1232 條作為適用的依據，確實存在文意與邏輯上的抵牾，故仍需法律規范上的進一步明確。

三、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

（一）懲罰性賠償的工具性

懲罰性賠償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最早發源于英國。但自1970 年之后，英國便對這一制度的使用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并表明不會再對該制度進行增設。[11]王澤鑒：《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2 頁。后來，該制度又流轉進入到美國，并在美國生根發芽，得到了極為普遍的適用。美國在適用懲罰性賠償時，與我國大不相同，其更多考量的是侵權行為人在進行不法侵害時的主觀惡意，而非與我國一樣限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相關案件種類。所以在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范圍隨著時代更迭不斷地擴張：從一開始的侮辱他人、侵害他人名譽權的自然人個人侵權案件，到20 世紀初對企業惡意濫用優勢地位侵犯消費者權益的群體性侵權案件，之后又再次擴張到產品責任和商業侵權的社會不特定群體案件?？梢娫诿绹鴼v史的發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注意力慢慢地從個人轉向企業，保護對象也從對個人轉向了社會群體，大有突破私法保護界限的態勢；其目的也從起初的補償轉化為懲罰賠償。[12]劉尉：《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再省思》，《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5 期，第66-80 頁。

而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主流觀點都是“私法屬性論”。自1999 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開始引入懲罰性賠償，到逐步將其適用范圍擴展至商品房買賣合同、食藥品領域、產品責任領域、知識產權領域等等。直到《民法典》出臺，又加入了生態環境領域，至此將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帶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但也正是因為懲罰性賠償的私法屬性導致在將其運用到環境公益訴訟時頗有爭議。誠然在《民法典》出臺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多局限于對私益的救濟，似乎已經快被大眾默認為“私法領域的工具”。但在現有的理論基礎下，其實很難對懲罰性賠償制度作出明確的公私法劃分。在公法視野下，因為懲罰性賠償并不遵從傳統的民法填補性原則，能夠主張多倍的賠償以發揮公法所具有的威懾懲罰作用，符合公法的價值功能。在私法視野下，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主體、程序框架、賠償金的最終流向等又符合私法的外觀，能夠為私法服務。從比較法的視野來看，盡管英美法系并無公私法之分，但結合上文所述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展，也不難發現懲罰性賠償制度具有雙重屬性，在具有填補、賠償的民法私屬性的同時兼具懲罰、威懾不法行為的公共屬性。因此，從多角度觀測懲罰性賠償制度，其作為一種普適性工具，在面對到環境領域中私法救濟乏力、公法功效發揮不充分的問題時，可以有效緩和這二者之間的沖突，并解決強化環境生態保護的現實需求。

（二）懲罰性賠償與環境公益訴訟之間的共通性

從制度本身的發展來看，懲罰性賠償相繼在我國消費者保護領域、食品安全領域、產品責任等領域確認，依托私法的程序機制維護受害人自身私益，同時采用帶有公法色彩的懲戒性手段威懾不法行為人。而民事環境公益訴訟也是通過國家機關或者有關的法定組織，來提供相較于個人維權更具保障力度的民事訴訟救濟以達到懲治破壞生態環境的違法侵權人的公益目的。對比這兩者，皆通過私法救濟途徑，以民事訴訟的程序，來達成一定的公共目的。故二者的運作機理上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懲罰性賠償制度通過多于彌補損失的賠償來懲罰侵權行為人，同時震懾其他抱有僥幸心理的不法行為人，以此方式預防或抑制侵害作用于不特定的社會群體，故其最終價值也指向對公共利益的維護，這與環境公益訴訟的價值追求殊途同歸，故二者在價值功能上亦存在共通性。

此外，懲罰性賠償的多倍賠償的形式迥異于一般民事責任中所適用的同質補償原則，也正是當下環境侵權領域中所迫切需要的。傳統民事責任中的同質補償原則旨在以直接救濟的方式填補受害人的損失，一般以實際所受損失為限額作出補償，避免受害人從中獲利，以達到公平的目的。而在環境侵權這一特殊領域，生態環境不同于一般的客體，其并非是一種靜止狀態的物體，而是處于不斷的動態變化中，因而當生態環境損害出現時，其影響會實時地擴張，并非是發生侵權當時所產生的損害，而是會因該生態環境損害產生連鎖的反應。所以在侵權損害賠償過程中若是遵循同質補償原則，以侵權當時所造成的損害結果為限作出補償，恐不足以彌補對生態環境所產生的破壞。而此時懲罰性賠償突破同質補償原則，發揮其多倍賠償的功能，無疑能夠為實踐中后續的生態環境修復治理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真正地讓環境公益訴訟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落到實處。

（三）司法解釋的導向性

2022 年1 月開始實施的《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第12 條規定了國家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可以被侵權人代表的身份向法院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請求，因此也有不少學者將其作為懲罰性賠償能夠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適用的理據，并據此在實踐中將《民法典》第1232 條運用于環境公益訴訟。但在全面考察《解釋》第12 條與《民法典》第1232 條的具體關系，仔細梳理《解釋》第12 條的內在邏輯后，筆者認為并不盡然。對于《解釋》第12 條與《民法典》1232 條的具體關系，前者是由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展現的是司法機關對于法律規范的實踐運用，而《民法典》則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表達的是立法機關對于法律規范的設立意旨。司法解釋是對法律在具體運用中所產生的問題的進行解釋細化，在作出解釋時也應遵從有關法律的立法初衷，不能隨意突破。特別是在《民法典》頒布以后，相關的配套司法解釋更應該維護《民法典》的權威，保持應有的謙抑性，尊重《民法典》的立法初衷，作出具有針對性的司法解釋。[13]黃忠：《論民法典后司法解釋之命運》，《中國法學》2020 年第6 期，第44-63 頁。結合上文所述，《民法典》第1232 條的立法本意是在環境私益訴訟領域的救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并未明確指向公益領域也可以同樣適用，故在《解釋》第12 條中將懲罰性賠償制度引向環境公益訴訟領域，是對《民法典》1232 條內容的過分擴張，恐有突破立法意旨、損害《民法典》權威之嫌。

另外，回歸《解釋》第12 條本身，從設置該條的內在邏輯來看，也存在一定的疑慮?！督忉尅返?2 條規定，只有在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作為“被侵權人代表”時，才能夠擁有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此處所指的“被侵權人”，在該《解釋》的第2 條中也作出了具體解釋：“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受到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贝颂幩信e的被侵權人主體所受到的損害在民法體系中自然是指向人身或財產的相關損害，也正是基于人身、財產的損害，被侵權人有權提起懲罰性賠償。此時，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作為代表所提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亦限制于人身、財產所遭受的損害，并不能要求對生態環境所遭受的損害作出懲罰性賠償，如果提出對生態環境所遭受的損害作出懲罰性賠償，則明顯超出被代表主體所需要維護的利益。

綜上所述，如果以《解釋》第12 條作為在環境公益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依據，顯然并不妥帖，只會適得其反地引發懲罰性賠償濫用的司法亂象。盡管如此，該司法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現實中司法的導向，面對環境公益訴訟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現實需求，司法機關也寄希望于司法解釋來得到落實。因此，針對現行法律無法明確懲罰性賠償在環境公益訴訟的適用、司法解釋亦無法對此作出有力回應的痛點，我們應重新審視現有制度，對環境公益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更適配的合理設計。

四、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要件重構

在不同土壤的滋養下，同一種制度往往也會結出不一樣的果實。盡管懲罰性賠償制度在環境私益領域和公益訴訟領域中注定不會相同，但其本源仍為懲罰性賠償，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定的共性。所以在構筑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時，可以以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參照，在其一般構成要件的基礎上，結合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的特性，設計出適配于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的特定構成要件，最終形成相似而又區別于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的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同時亦能維護現行法律的統一性、穩定性。

（一）一般構成要件

通過解構《民法典》第1232 條所確立的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得出其中的主體要件、主觀要件、行為要件以及結果要件。

1.主體要件。就主體要件而言，可分為責任主體和請求權主體。在《民法典》第1232 條規定的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中，責任主體即因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導致損害個人權益而承擔賠償責任的侵權人。此時的環境侵權人同時侵害了生態環境資源和公民的民事權益，需要承擔兩種責任。因此采用“侵權人”這一表述足以涵蓋環境公私益懲罰性賠償中的責任主體，對于責任主體無需作出區分。對于請求權主體則不然。在環境私益訴訟中擁有懲罰性賠償請求權的主體是“被侵權人”，即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遭受民事權益損害的特定主體。然而，在公益訴訟中往往是以不特定的受損害對象為主體，且公益訴訟中的實際行權主體一般也為國家機關或者法定組織而非一般的民事主體。所以再以“被侵權人”作為請求權主體顯然不妥，需要另行確立。

2.主觀要件。在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中，“故意”作為侵權行為人的主觀過錯要件?！肮室狻泵枋龅氖乔謾嗳说闹饔^心態，對侵害行為所產生的破壞環境、損害生態的結果是一種積極追求或者消極放任的心理狀態。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國家均會采用“故意”“惡意”“明知”等作為主觀要件。[14]梁勇、朱燁：《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構成要件法律適用研究》，《法律適用》2020 年第23 期，第113-123 頁?！肮室狻边@一主觀要件同時強調了侵權行為人主觀惡性極大，因此對其適用具有懲戒性功能的懲罰性賠償也更加合理，所以這一主觀要件在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中同樣適配。

3.行為要件?！斑`反法律規定”作為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中的違法性要件，要求侵權人的行為存在“違反法律”的情形，不法的行為才可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違法行為作為可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前提條件需要優先考慮，若存在違法阻卻事由，則應當排除適用，違法行為才是懲罰的基礎，以此契合懲罰性賠償的懲戒功能。另外違法也不僅僅指違反民法，還有其他的行政法律法規也應該囊括其中，所以在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中，違法性行為要件同樣也值得適用。

4.結果要件。在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中，結果要件以“造成嚴重后果”模糊地概括，早在《民法典》的一二審草案中，該條的相關表述仍為“損害生態環境”“損害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后果”，當時就被一些學者指摘，對民法的私益未盡保護，因而最終出臺時改成“嚴重后果”。最終形成如此立法表達，實則也是出于對環境侵權二元性特征的考量。環境侵權在對環境生態造成損害的同時也會間接對民事主體的私權益造成損害，但并不是所有環境侵權在對“環境”造成損害的同時都會對“人”也產生損害，在一些具體情形下造成的損害可能僅停留在“環境”這一層面，[15]呂忠梅：《“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法律辨析》，《法學論壇》2017 年第3 期，第5-13 頁。所以在重新構建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時，有必要對結果要件作出區分。

綜合上述分析，參照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的一般構成要件，其中責任主體要件、主觀要件、行為要件均可在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中沿用，但請求權主體要件與結果要件仍需兼顧公益領域的特殊性，作進一步的優化適配。

（二）特定構成要件

1.請求權主體。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最終落地仍需要依托公益訴訟的相關程序，在一般公益訴訟中多以國家機關和法定組織作為行權主體提起訴訟，而這類主體又是否能作為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主體呢？生態環境權益歸屬于全體公民，但顯然公民很難直接行使，所以最終交由國家進行信托管理。[16]蘇偉康：《公害懲罰性賠償及其請求權配置——兼論〈民法典〉第1232 條的訴訟程序》，《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4 期，第41-55 頁。在此種公共信托的情景下，一旦生態環境權益遭到侵害，國家有義務進行保護，因此國家有權提起訴訟，此時國家通過法律賦予有關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權利，并同時享有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17]孟穗、柯陽友：《論檢察機關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正當性》，《河北法學》2022 年第7 期，第135-148 頁。所以國家機關和法定組織在環境公益訴訟中獲取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權并非是如《解釋》第12 條所規定的“代表被侵權人”，而是因為其本身所具有的維護公益的性質進而獲得法律直接賦權。國家機關和法定組織獲取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請求權后也使得賠償金的歸屬順理成章。賠償金最終流向原告國家機關和法定組織手中，通過公權力的保障可以更好地將賠償款運用于修復治理生態環境。故將國家機關和法定組織作為請求權主體具有理論和目的上的正當性，但為了保持法律文本的統一性，參照《民法典》第1234、1235 條，該要件可以最終表述“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

2.結果要件。由于環境侵權所造成的損害具有二元性特征，在對環境生態公共利益直接侵害的同時，可能也會間接造成人身、財產等私益的損害。原有結果要件以“造成嚴重后果”進行籠統概括，在面對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公私益分立時，需要對該結果要件作進一步的細化區分，以實現法律規范的精細化。在環境侵權中，民事主體遭受人身、財產的損失可以通過提起私益訴訟進行救濟，若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主張懲罰性賠償。而對于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損害不特定公民所享有生態環境權益，通過公益訴訟的途徑進行救濟更佳。此時，若要主張懲罰性賠償，則也要達到“造成嚴重后果”。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突破常規填補性原則的工具制度，會對行為人施以加倍賠償的懲罰，因此在適用時存在嚴格的限制，只有在造成嚴重后果時才能主張，故在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的結果要件中也應當有所體現，最終的結果要件可以設置為“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

綜合上述對各要件的分析，最終可以形成環境公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表達，即“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同時，對于原有環境私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立法表達也作出部分調整：“侵權人違反法律規定故意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造成他人人身、財產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币源藢Νh境公私益懲罰性賠償作出明確區分，既不背離《民法典》原有條文的立法初衷，又便于在環境侵權的司法實踐中對懲罰性賠償制度進行精準化適用，同時也能回應現實需求，強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法律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需要經過時間的打磨與錘煉?！睹穹ǖ洹返?232 條將懲罰性賠償制度引入環境侵權領域無疑是我國在制度體系上的一大創新，同時也把我國的環境治理與保護帶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但顯而易見的是，面對現實需求與現有制度不匹配的問題，仍需要我們進行精細化的區分調配，而不是簡單籠統的一把抓。懲罰性賠償作為一種制度工具，在環境公私益領域都能發揮出不錯的功效，但其中的銜接與適配仍需依托法律法規的細化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