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與文化整合：以歷史上傣族農耕稻作文化為中心

李 蓮

普洱學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云南 普洱 665000

歷史以來，云南始終保持著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顯著特征。學界通常認為這是云南具有地域環境多樣性、族群多樣性和經濟文化類型多樣性使然。其中，傣族作為一個古老的稻作民族，其農耕稻作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漢魏時期西南地區就居住著“夷越”“滇越”“駱越”等越人，過著“飯稻羹魚”“食物常足”的生活。遠在兩千多年前，傣族地區就有種植水稻的灌溉農業出現。除了傣族和壯族外，布依族、水族、仡佬族、侗族等也是百越民族的后裔，都是古老的稻作民族。在云南，還有氐羌系的白族、哈尼族等都較早從事水稻栽培。古滇國主體民族為越人，是稻作文化的開創者。稻作文化是歷史上的傣族先民及后裔得以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自身文化不斷整合而薪火傳承的不竭動力，也是其文化傳播力所及并使周邊其他民族受到浸潤而產生文化整合的重要驅力。

一、云南各民族的稻作文化

中國是原生稻作文化的發祥地，盡管云南地區已發現的栽培稻遺存年代較為晚近，從考古上看，先后在昆明、呈貢、晉寧、安寧、元謀、賓川、江川、劍川、曲靖等二十多處出土文物中，發現有碳化稻粒、稻穗凝塊或陶制器具上的穂芒壓痕。在賓川白羊村遺址發現的碳化稻粉末，為公元前3770 年左右的遺物。據此推斷，云南的稻作歷史至少在四千年以上[1]。這說明中國作為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其自發軔之時即呈現多“元”一體的特征。由于包括云南在內的中國西南地區和中南半島是古代民族（族群）遷徙的大通道及其聚集的大舞臺，加之云南古代民族（族群）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作為農業文明重要標識的稻作文化的持有者的民族中，傣族先民的稻作歷史和文化較為凸顯，傣族聚居區逐漸成為了云南的主要栽培稻地區。

稻作文化又分為水田稻作文化和陸地旱谷文化，但它一般是指以水田稻作為主的經濟形態所產生的文化，包括稻作生產活動及其與之相關聯的社會生活和習尚，如生產生活方式、信仰、習俗，以及稻作民族的性格、愛好與文化心態等。云南歷史上由于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的關系，稻作民族的種植或耕作形式不盡一致。例如，傣族、壯族、白族等從事的主要是壩區水田稻作；哈尼族由畜牧文化轉型為壩區稻作文化，然后又轉型為梯田稻作文化；景頗族、怒族、傈僳族、彝族、獨龍族、納西族、拉祜族、布朗族、佤族、德昂族等由畜牧文化轉型為陸地旱作文化后有旱稻種植（其中部分居住在壩區、河谷的有水田稻作，如彝族等）；苗族、瑤族等游耕民族，據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或陸地旱作或水田稻作。20 世紀50 年代以前，景頗族、佤族、納西族等以種植旱稻為主，少量水田的開辟是向漢族或傣族學來的?？傊?，山居民族“分別以輪作、雜糧栽培、游耕的形式從事旱稻種植，并與居于壩區、河谷的傣、壯、漢、白、哈尼等水田、梯田稻作民族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1]。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相對封閉而又相互依存的“文化——地理單元”之中，所創制的稻作文化特色是多樣并存又相互聯系的。

在云南的各稻作民族之中，傣族的水田稻作較為突出，它是傣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案鶕W者們的研究及各民族稻作歷史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到，盡管雜糧栽培中有旱稻栽培，但旱稻只是雜糧栽培的一個品種之一，而對水稻栽培民族而言，水稻是其主要的生產作物，也是其主要的生活資料，稻谷成為經濟生活的中心，并影響和構造了以水稻生產為特色的文化形態”[1]。在云南各民族農耕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大致經歷三個階段，即前農耕階段、以雜谷為主的刀耕火種階段和以稻作為主的階段。有的民族經歷了前兩個階段，直到20 世紀中葉之后實現了直接過渡；而傣族、壯族等在古代就發展到以稻作為主的階段。相較于其他山居民族而言，傣族擇水田而耕，居多傍水，是古老的稻作民族。

通過對上述云南各民族稻作文化的起源及其比較分析后認為，農耕稻作文化顯然為傣族帶來了文化上的優勢地位。即水稻因富含人體所需優質蛋白質、粗纖維少易消化吸收、易儲存和加工、產量較高，使傣族人口得以大量繁衍生長；水稻單作利于生產技能和生產力的提高，利于定居生活，利于傣族形成以稻作為主的經濟生活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稻作文化在傣族農耕文化體系中逐漸居于主導的地位。除傣族之外，白族、哈尼族等氐羌系族群由畜牧文化轉型為稻作文化，稻作文化也逐漸在其農耕文化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稻作文化的傳播致使傣族與周邊各族之間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加強，產生了文化整合，形成了一定區域內的民族共同體文化。

二、 稻作文化是傣族文化轉化、整合的推動力

（一）文化整合既是一個歷時性的過程，也是一個共時性的結果

文化整合是指構成文化的諸文化事象或諸文化元素的相互吸納、融合, 并使之趨于一體化的過程。亦指不同文化經交匯、選擇后，積淀、轉化為一種多元和諧的文化體系。文化整合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經濟因素有密切關系。就傣族而言，政治因素是外因，經濟因素是內因。筆者認為，政治上的整合自元代在云南設置路府州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直到明清時期最終完成。元代傣族的世居之地“夷方”與中央王朝的政治歸屬性得以強化，到明清時傣族地區繼續成為中央王朝西南邊疆經略的重要地區之一。而在特定區域上的“夷民”及相應的地理空間就被逐漸整合為一體，并使傣族先民的文化心理發生了變化，對中央王朝產生了較為穩固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清代的傣族，其分布基本承襲明末，靠內地區則范圍有所擴大，省內十五府皆有之。但總體上仍以普洱府（今寧洱）、順寧府（今鳳慶）、景東廳（今景東）、鎮沅廳（今鎮沅）、騰越廳（今騰沖）、元江州等地為其傳統的主要聚居區[2]。

以上元明清時期逐漸整合形成的云南境內的傣族轄地空間，其后雖有所分散或分化，但現在傣族及相應的地理空間分布格局基本上是延續下來了的。當然，政治歸屬性的強化并非意味著中央王朝對傣族地區的治理從此就強化起來。如“勐卯果占璧”政權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 年）始受封為麓川路，傣族土司政權從此趁元王朝初期對其統治無暇顧及之機悄然強大起來，到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 年）思可法繼任“勐卯王”時，已經建立了強大的“麓川政權”。明朝時，繼任麓川主思倫法、思任法繼續向四周擴張，甚至威脅到云南腹地，致使朝野震驚，最終于1441 年至1448 年間，明朝廷三次派王驥率大軍征討，史稱“三征麓川”。此后，中央王朝治理漸成守勢，甚至部分靠外而“白夷”較集中的孟養、木邦、孟艮、八百、老撾等土司地區先后被緬甸洞吾王朝攻占而脫離云南[2]。傣族地區并非像云南（昆明）、楚雄、曲靖、臨安、大理等靠內地區是中央王朝在云南統治的核心區?！段鲌@聞見錄》記載：“今云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3]?！赌现须s說》亦云：“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云南、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澄江而已，余皆土司歸命，而授之號，曰土府”[4]。說明政治上的整合屬于外部因素而非傣族文化整合的內生動力。

上述歷史上所形成的人文地理空間是傣族先民的活動區或傣族文化傳播、輻射的核心區。傣族文化圈是云南的栽培稻地區，在傣族文化圈內作為農業文明重要標識的稻作文化占有非常突顯的地位，是傣族文化轉化、整合的內生動力。所以，傣族自身在歷史上因早已產生了以稻作文化為核心的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交流，至遲在明代以后，就從單向的“縱向發展”轉向與異質文化交流互動的“橫向發展”，乃至轉型發展，形成了新的文化模式，實現了文化整合。

（二）傣族以稻作文化為核心的文化整合表現

1.傣族的共同體文化基因

從稻作文化發軔時起，久遠的原始觀念和文化形態與之相整合，形成了以稻作文化為核心的原生文化，奠定了傣族的共同體文化基因。首先，流傳久遠的谷種起源神話在傣族起源類神話體系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猶如水之源木之本，獲取谷種是稻作農業的源頭活水，谷種起源神話便是農耕稻作文化開始出現的表征。傣族谷種起源神話的類型多樣，主要有飛來稻型、動物取來型、英雄盜來型、穗落型、神人給（授）型等。這些作為傣族原生文化重要標識的谷種起源神話都與傣族特定的地域環境、特定的經濟文化類型、特定的原始（民間）信仰、相關的祭儀，以及稻作民俗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其中，不僅反映出人們對已被神圣化了的谷種一直保持著某種敬畏、崇拜心理，甚至將谷種視為是“谷魂”的載體，尊稱它為“谷魂奶奶”。其次，傣族的原生文化的主體是以稻作文化為中心而展開的，其文化活動也都圍繞著稻作生產而展開。傳承至今的稻作生產中的祭祀活動保留了許多傣族的原始文化，特別是對谷神、水神、山神、龍神和魚神的崇拜。

2.傣族原生文化與邊際文化相整合

傣族原生文化與滇文化、南詔文化、大理文化、漢儒文化、東南亞文化等邊際文化相整合，形成了具有鮮明的原生文化標識以及邊際文化共同特征的特色文化。

首先，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漢文獻記載對傣族先民的稱謂變化當中，可以看出傣族在這方面文化整合的軌跡之一斑。例如：先秦時稱為“濮人”“越裳”，說明還存在與其他族群相混稱的情況；秦漢魏晉時稱“滇越”“撣”“鳩僚”，此時與其他族群有了較明顯的區別；唐宋時稱為“金齒”“黑齒”“銀齒”“茫蠻”“繡腳蠻”“繡面蠻”等，說明傣族居住的地域較廣闊，歷史上因為戰爭等因素遷徙流動頻仍，地域分割突出，有的與其他民族間隔錯雜聚居，由此導致傣族各地的文化風貌各有不同，也因此而出現了不同的分支（部落）稱謂。但從另一方面又證明各方傣族先民壯大起來后分支（部落）繁多的同時，還與南詔文化、大理文化等有密切接觸，傣族先民及其文化與周邊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區分度更加明顯，具備了較為顯著的傣族共同體文化特征。元代時對傣族先民統稱為“金齒百夷”或分別稱為“金齒”“百夷”（或“白夷”），表明伴隨著傣族的悄然崛起，文化整合進一步加強，具有鮮明的人文地理風貌和社會文化特征的傣族文化圈開始產生；明代時傣族先民的族名有了一個比較同一的稱謂即“百夷”(或“白夷”、“伯夷”），只不過因各地風俗的殊異區分為“大百夷”和“小百夷”，但共同點是他們此時都因佛教文化的滲入并居主導地位而使得傣族文化實現了佛教化轉型，以他們的聚居地為代表的傣族文化圈正式形成；清代及民國時期稱為“擺衣”或“擺夷”，其中又分為“旱擺衣”和“水擺衣”兩個支系，大致為“傣那”和“傣泐”的區別，延續了元明以來所形成的傣族文化圈內的文化風貌和特征。

其次，傣族原生文化在吸納、融入了邊際文化之后整合為特色文化的一些基本情況。例如傣族古風俗諸相：“乘象國”（滇越）[5]“漆齒”“養象以耕田”[6]“檳榔致禮……凡遇親友及往來賓客，輒奉啖之，以禮之敬”[7]等。又例如經濟模式和經濟行為文化的嬗變：“交易五日一集……以氈、布、茶、鹽互相貿易”，“地多桑柘，四時皆蠶”[7]，已與當時中國內地的農桑無異；“一歲兩收，春種則夏收，夏種則冬收”[8]，“地產五谷……輸納糧稅”[9]，“其谷則稻、黍、稷、粱、麻、豆、蕎、稗”等[10]。又例如語言文字方面從“記識無文字，刻木為約”[11]，到“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12]。又例如文化教育方面也受到了儒學的浸潤：元明清時期傣族地方先后辦起了廟學、社學、義學、府州縣學和書院等，建學以祀先圣，學習儒學，出現“昔惟緬字，今有書史；民風地宜，日改月化”的局面[13]。

上述記載，無不體現著傣族以稻作文化為核心的鮮明的區域文化特色。稻作文化使傣族先民變得安土重遷，無大故不肯輕去其鄉，利于傣族文化與異質文化的交流、吸納與整合。史載傣族主要聚居地的德宏、保山、騰沖、永平等地山川秀麗，號稱西南富庶之地。在這些地方“正統間始建學，選衛子弟之秀者而立師以教之，于是士風漸振，以讀書自勵而舉于鄉試者，科不乏人”[14]。這些地區，一方面崇佛教，以米蒸熟齋供緬佛，聽僧誦經，頂禮膜拜；另一方面，自元明設衛分屯，駐軍鎮守多江南人，“遂沿用江南風俗”，加之“聲教涵濡，風氣日上，民勤耕織，士重詩書，漢夷相安”[15]。

3.傣族文化轉型發展為具有鮮明佛教化色彩的傣族文化模式

南傳上座部佛教傳入傣族地區并居于支配地位之后，傣族原生文化、特色文化與佛教文化相整合，轉型發展為具有鮮明佛教化色彩的傣族文化模式，其間是稻作文化起到了耦合作用。景谷地區流傳的召西塔（佛祖釋迦牟尼在未悟道成佛以前稱為召西塔）的傳說講道：菩提樹下苦修了6 年之久的召西塔，直到最后不飲不食整整49 天，不省人事。就在召西塔生與死的緊要時刻，天神叭雅英下凡來施救，只見他變成一個娜哨（姑娘），小心翼翼地往召西塔的嘴里足足喂了49 個“好麻途”（傣語一種糯米飯團），使召西塔慢慢地蘇醒過來?，F在傣族群眾“賧帕召”（“帕召”新雕塑的佛像），要備上49 個“好麻途”去佛寺告賧，以此來紀念召西塔再次獲生[16]。又例如傣族神話傳說谷魂奶奶就是谷神，人類要敬奉她并得到她的保護，才可能有收獲。因此，森林中的諸神都很敬佩她，稱她為“至高的谷王”。但佛來到森林之后，不尊敬她，她也看不起佛，見到佛不肯下跪，并且氣沖沖地飛走了。于是，田地里的谷物干枯，谷倉里的谷種全都飛走，人類沒有糧食吃。人類無法活下去了，要求佛到天上把谷魂奶奶請回來。從此，人們更加尊敬谷魂，不敢得罪谷魂，每當播種收獲時節都要祭谷魂[17]。

但是，稻作文化在轉型以后的傣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傣族人民文化心理結構中的重要作用始終沒有動搖。而佛教文化在和原生文化、特色文化經歷了最初的沖突、碰撞之下選擇了與后者相互包容吸納，發生聯系互動，從而產生了原生文化、特色文化和佛教文化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聯動效應，相互調適、融合。這些原先不同質的、有差異的文化在傣族共同體的框架之下走向整合，這是稻作文化在其間起到了耦合作用的結果。正如有學者指出：“正是在發達的稻作文化基礎上，才為上座部佛教的傳播提供了溫床，才有了傣族繁榮的民間文學和豐富的歷史文獻，才使傣族在哲學、藝術、科學、宗教、醫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宏富的成果和一系列獨創性成就”[18]。

三、傣族稻作文化的向外傳播及文化整合

傣族歷史上與其他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交流互動，就是稻作文化的傳播。傣族稻作文化在其傳播過程中使與之接觸較密切的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發生了變化，從而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

云南是人類的發源地之一，是古代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槃瓠遷徙流轉繁衍融合之地，種族的雜交、文化的交流極為頻繁。這些歷史悠久的古族群，在古代都創造了相當發達的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與其他民族交往聯系，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用于豐富自己。吸收最多的應該是較為先進的農業文化，其中就包括百越系統的稻作文化。因為作為農業文明的重要標識，稻作文化在農耕文化體系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隨著民族遷徙及文化傳播，傣族稻作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和帶動力是比較突出的，甚至對某些民族而言，如果引入了傣族先進的農耕技術，如果吸納了傣族的水田稻作文化，即可視為走向了農耕文明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從傳播路徑上看，首先，世居于或活動于傣族文化圈內及其周邊的與傣族交往較為密切的一些民族（族群），應該是傣族稻作文化傳播的重要吸納者（如景頗族、納西族、布朗族等）。其次，隨著傣族的遷徙，又將稻作文化傳播到新的定居點上，帶動起當地的土著民族學會水田稻作（如佤族、拉祜族等）。納西族以種植旱稻為主，少量水田的開辟早年傳習于傣族。史載納西族先民男女皆刀耕火種，“稻有黑背子、老烏谷、羅羅谷、水長谷、糯谷數種”，又載“麓川稻，種自麓川來”[19]，在引入了水稻谷種的同時勢必也引進了傣族的種植方式；于16 世紀以后遷徙到德宏地區定居下來的景頗族，學會了傣族的水田稻作，稻谷成為了他們的主糧；歷史上居住在傣族周邊的芒景（今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惠民鄉境內）布朗族學會了傣族的水田稻作。芒景布朗族由于長期受到傣族文化的浸潤，在保留本族原生文化以及原始信仰的同時，也積極吸納傣族文化，其中就包括傣族的文字及其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信仰。遷徙到普洱地區景谷、孟連等地的傣族先民，一方面融入了原住民的某些習俗和文化，另一方面也傳播了先進的稻作技術和文化，帶動了原住民生產力的提高和文化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哈尼族由畜牧文化轉型為稻作文化，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傣族的影響。這在遷徙史詩《哈尼阿培聰坡坡》（意為“哈尼族祖先的搬遷史”中有清晰的描述。史詩敘述了哈尼族先民從祖先誕生的“虎尼虎那”高山南遷到哀牢山的歷程，較全面地反映了哈尼族歷史文化形成、演變及發展的軌跡。其中講到了“惹羅普楚”與文化轉型的事象：因森林大火，哈尼祖先繼續南遷到住著稻作民族阿撮（傣族）的嘎魯嘎則之地，向阿撮人學習了農耕稻作文化，接著南遷到雨量充沛的惹羅普楚。在這里正式成為稻作農耕民族，并安寨定居（產生了選寨基習俗，發明建造蘑菇房），建立起社會組織制度（推選了西斗做頭人，頭人兼有祭司的職責），逐漸形成南方強大的部落民族。以后無論如何遷徙、分支，惹羅普楚的生活模式一直伴隨著他們[20]。這當中傳遞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信息，就是吸納了傣族的農耕稻作文化對哈尼族早期的文化轉型、文化整合起到了較大的影響作用，哈尼族遷徙中向傣族學會了稻作生產是該族群走向農耕文明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古代，先進的生產技術包含著相關的信仰、神話傳說、祭祀儀禮等，具有濃厚的復合文化的性質。因此，水田稻作作為先進的生產技術，它的傳播很可能伴隨著各種相關的文化和信仰習俗。相鄰的地區或相鄰的民族間類似的共同性的民俗文化多數是因直接傳播而引起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口大規模移動，造成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整合，形成各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和合相通。這些情形通常表現出先進文化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在文化傳播、整合中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以西雙版納為例，歷史上就是多民族地區，除壩區居住著傣族外，山區還有布朗、佤、哈尼、拉祜、基諾等民族。相較而言，稻作文化能夠提供比較充裕的糧食，支撐著傣族在經濟上成為先進民族，同時作為經濟基礎，支撐著傣族在政治上成為統治民族。傣族文化以稻作文化作支撐，向山區民族廣泛傳播，使得眾多山區民族學會了傣族語言，有的還接受了傣族的服飾，布朗族則在傣族影響下信奉了南傳上座部佛教[21]。在西雙版納區域內，稻作文化以及與稻作相關的民間信仰與習俗等諸文化事象在壩區和山區交融，逐步整合成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為各個民族所共同擁有的體系文化。

歷史上云南是多民族（族群）遷徙、交匯、融合的大舞臺，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獨特性，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互補性。這樣，歷史上以傣族稻作文化為核心的文化整合，其形式是一定區域內的松散的諸民族共同體文化，其關系是整體性文化之中彰顯、包容著民族特色文化，整體性文化通過諸民族對它的認同獲得發展與傳承，其文化風貌是呈現一定區域內的具有多元、包容、互補、和諧特質的諸民族共同體文化。

四、結語

傣族所具有的稻作民族的文化特質和信仰體系是經過長期的歷史形成的結果，也是傣族在歷史上以稻作文化為核心與外來文化碰撞、交流、整合，獲得文化轉型、文化再造的結果。傣族的原生文化、特色文化以稻作文化作為的重要支撐，從而沒有被佛教文化所完全覆蓋或替代；稻作文化在不同文化系統之間起到了耦合作用，而使不同系統的文化在稻作文化共同體的框架之下走向整合。文化整合與文化多樣性并行不悖，受到傣族稻作文化長期浸潤的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在既保持著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的同時，又融入了傣族文化的因子，從而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這些民族的特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外來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也是文化整合的體現。稻作文化以及與稻作相關的民間信仰與習俗是一定區域內的具有多元、包容、互補、和諧特質的諸民族共同體文化的主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