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敘事研究的理論視角、理論困境與實踐指向

唐欣羽 陳先紅

摘 要： 伴隨著二戰后“民族國家”國際秩序的確立，“國家敘事”作為一種特定的敘事形式逐漸受到多學科、多國家、跨文化關注，近年來更是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命題，引發了學界的諸多討論。目前的國家敘事研究在理論視角、理論困境和實踐指向方面均沉淀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就視角而言，存在批判性解構與建設性探索兩大研究脈絡；在理論困境方面，焦點主要是國家敘事中一致性與復雜性的取舍、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平衡，以及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與對內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的問題；在實踐方面，目前的國家敘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維度：時間、空間、超越時空的價值，每一維度下都有較為清晰的敘事主題，以及相應的敘事路徑與策略?；谏鲜稣J識，本文指出中國國家敘事研究可以進一步發展的四個方向為：一是更多地關照與對話既有的批判性學理傳統；二是探究如何調和國家敘事策略研究中存在的兩組內在沖突；三是梳理國家敘事對外困境與對內困境的內在關聯及雙向影響機制；四是系統地從時間維度、空間維度與價值維度構建更具整體性與戰略眼光的國家敘事方案。

關鍵詞： 國家敘事； 國家形象； 中國故事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3.06.005

中國既是一個沉淀了厚重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是一個煥發著旺盛生命力的現代化國家；既是一個強調自身制度與文化優勢的國家，又是一個力圖推動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國家；既是一個社會差異化與個體化程度不斷增強的國家，又是一個著眼于凝聚社會共識與推進一體化進程的國家。社會變遷、國家發展、國際關系調整等多重脈絡相互交織，形塑了當今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發展挑戰，國民也在某種程度上經歷著認同危機、身份困惑以及價值觀模糊等困境。因此，在這一時期面對國內受眾和國際受眾建立完整清晰、圓融自洽、豐富厚重的國家敘事，關系到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成果能否獲得認同，進而關系到整個民族的未來。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來，構建一種嶄新的國家敘事或中國話語越來越被視作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使命。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故事、中華民族求解放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大國崛起的故事、中華文明連續演變的故事，是當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需要共同關注的重要命題，許多國際傳播、戰略傳播、國際關系、公關關系等領域的學者都投入到這一研究領域之中。大多數學者立基于“外宣”與“內宣”，探究如何通過“講故事”塑造出能夠獲得國際和國內受眾認同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這些研究不乏創見，但較少關注到既有的國家敘事研究傳統，也未能與之形成對話。事實上，“國家敘事”（National Narrative），也叫民族敘事、國族敘事，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與二戰后“民族國家”國際秩序的確立而逐漸興起?？梢哉f，在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命題之前，“國家敘事”就已經是一個學脈深厚的，受到多學科、多國家、跨文化關注的研究議題。經過數十年的積淀與發展，既有的國家敘事研究在相互交融、相互印證的同時，又呈現出一些根本性的矛盾與張力。相應地，實踐層面的國家敘事在這些理論資源的指引下，也成為多重路徑與策略的集合。

一、 國家敘事的概念界定

作為人類文明的產物，國家在歷史上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發展歷程。不同學者對這一發展歷程有不同的闡釋視角，更為學界所普遍認同的論述是：國家形態經歷的是從“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變①[1]。民族國家與王朝國家最為根本的區別在于：王朝國家以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為標志，而民族國家的形成往往伴隨著對王朝專制統治的反對和推翻王朝國家的革命實踐，其重要標志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意識覺醒以及對民族的認同。由這種轉變可以看出，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在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為了形塑這種國家認同，“國家敘事”應運而生。

人類天生就是“會講故事的動物”。與“經濟人”假設不同，“敘事人”假設認為，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源自敘事，包括神話、寓言、史詩、戲劇、漫畫和新聞報道等各種敘事形式[2]。一般認為，敘事指政府、組織或個人等敘事主體，通過增加可理解的復合元素，為行為和事件賦予意義，講述一個由“場景”“角色”“情節”“因果關系”共同構成的“故事”[3]。當敘事主體是擁有影響力的社會參與者，敘事可以成為一種知識性權力，通過為行為與事件賦予意義并將這一對世界的重新解讀加以推廣，可以重新塑造共識，并服務于講述者的行動。圍繞同一主題出現不同版本的敘事，就會產生敘事競爭，不同講述者講述有所區別的情節與角色，由聽眾進行選擇。

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本文延續翟邁云等人的定義[4]，將“國家敘事”界定為：行為體通過對國家歷史、國內事件以及角色行為進行重新解讀，講述一個以個人、黨派、組織為“角色”，以國內社會結構為“場景”，以發生事件為“情節”的“故事”，主要回答國家有怎樣的歷史與傳統，有怎樣的主張與成果，未來將走向何方，從而引起一種“群體性”的感覺，強化個體作為國民的身份認同。

二、 國家敘事的理論視角

（一） 批判性視角

作為政治傳播的主要路徑，國家敘事的本質是“通過話語塑造認同”。自20世紀以來，許多重大的政治性災難，如戰爭、種族屠殺等，都被直接或間接地視作國家（民族）敘事的產物[5]。伴隨著西方的后現代主義與解構主義思潮，哲學社會科學界也掀起了聲討宏大敘事的浪潮。因此，批判導向的研究一度占據了中西方國家敘事研究的主流。這些研究主要牽涉了兩大理論脈絡：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與?？碌呐行栽捳Z理論。葛蘭西認為，如今西方發達國家在實現“霸權”時逐漸淡化其暴力和強制的手段，轉而憑借其政治及經濟上的優勢將本國的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觀推行為其他國家所普遍接受的準則，其影響力并不是透過暴力統治強加于人，而是通過積極的“認同”來實現的。而?？碌呐行栽捳Z理論則旨在尋找“限定了知識的可能性條件”，也就是尋找對人們思維方式起到限制作用的一系列話語。這些話語的至高地位往往伴隨著對其他話語的利用和壓制，因此通常與權力緊密相連，將何為“真理”、何為“正確”的知識深深地嵌入全體社會公民的靈魂。

這兩大理論脈絡啟發了豐厚且龐雜的研究成果，在國家敘事領域，最為顯著的是圍繞歷史教科書、主流媒體報道、法定節日與儀式等敘事載體所展開的研究。由于歷史教科書是不同社會和政治議程的載體，在不同的國家和國際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社會和政治需求，因此，每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都會傳播特定的價值觀、規范、行為和意識形態[6-7]，這往往會引發學界的質疑與挑戰。如詹姆斯·格溫所著的《老師的謊言：美國歷史教科書的錯誤》，基于對美國流行的12本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在課堂上的觀察以及對高中學生和教師的采訪，揭露了教科書中虛構的、不準確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同時強調了如“剝削奴役黑人”等被美國教科書忽視的歷史主題[8]，“政治驅動下教科書對事實存在遮蔽甚至扭曲”的例子也可以在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法國、希臘和以色列的教科書中找到[9]。從這個角度看，Elie Podeh將教科書描述為“國家操縱集體記憶的武器”、“最高歷史法院”和“身份政治”的工具[10]。

除了歷史教科書，主流媒體如何完成歷史大事件的書寫與傳播也是研究者重點考察的對象。新聞框架在突出特定價值和事實的過程中會塑造人們的態度和情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會在潛意識里形成一種相對穩定和固化的價值判斷和認知模式。如周海燕通過在《人民日報》中檢索大生產運動中的核心政治話語——“南泥灣精神”，來探析這一政治話語的流變，以及大生產運動的相關記憶是如何“服務于現存秩序的合法化”的[11]。

在上述傳統國家敘事載體外，也有學者循著?？碌穆窂?，通過在學術研究與文學作品中探尋“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闡明國家敘事是如何作為一種潛在的“知識型”，形塑著學者乃至大眾的知識再生產過程，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薩義德所著的《東方學》與《文化與帝國主義》，其詳細地論述了文化與帝國主義是如何達成共謀的。西方世界中盛行的“東方學”研究，看似是一門研究東方及東方人的學科，實則是西方國家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權力話語方式，是一套通過對東方的“妖魔化”和“扭曲化”來處理東方的機制，是服務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即使是在風格各異的小說、詩歌、游記中，也難掩權力話語所形塑的根深蒂固的觀念和意識。

（二） 建構性視角

理論的演進通常表現為一種建構—解構—再建構的過程，它以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形式向前曲折發展。當歷史被諸多“小敘事”肢解成零散碎片、落得一地雞毛時，學界也逐漸重拾對國家敘事的關注與認識。因此，相當一部分學者是以中性或建設性的眼光看待國家敘事，認為國家敘事本質上是以國家為主體，圍繞著“我們是誰”這個核心命題開展的一系列敘事，既向后看，追索“我們從哪里來”，也向前看，指引“我們向何處去”，其承擔的功能與作用是其他任何主體敘事無法替代的，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摒棄了國家敘事。

具體來說，國家敘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內的層面，國家敘事可以起到凝聚共識和形塑國家認同感的作用，通過神話傳說、歷史、文化、文學藝術等形式，國家敘事可以幫助國民更好地認識本國的價值體系和文化傳統，并理解國家是如何發展而來的，以及這個國家為何存在。二是對外的層面，國家敘事可以向其他國家展現本國形象，是國際社會認識與了解這個國家的重要窗口。有效的國家敘事，可以吸引國際關注，在國際社會中塑造較為正面的國家形象，從而提高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話語權。

在理論資源方面，建構性視角提供了多種國家敘事的分析路徑，其中最主要的分析路徑是工具性話語分析、溝通行動理論以及后結構主義視角，分別指向國家敘事的三種不同功能：話語強制、共識溝通和身份認同。通過這些理論視角，可以深入探討國家敘事是如何塑造和影響國家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現實。

工具性話語分析主要關注話語在塑造利益關系中的強制作用。理性主義者認為，話語可視為一種影響協商平衡的利益工具，以協調意見和解決分歧為前提。在這種觀點下，話語的有效性在于其是否具備“實際權力背書”，基于實際力量的威脅性言辭可以在談判中施加壓力以實現既定目標。Ronald等揭示了國家A如何通過語言策略來反駁國家B的主張，迫使國家B接受最初不支持的觀點[12]。此外，建構主義者從規范壓力的角度分析了話語的強制力。Finnemore等人指出[13]，一旦規范成為說服工具，它能對態度與行為產生影響，在合法性規范壓力下，行動者為了維持其言辭和行為的一致性，會被迫調整其立場。

溝通行動理論關注共識溝通的爭論性邏輯。該理論基于尤爾根·哈貝馬斯的觀點，假設互動者共處于一個“共同的生活世界”之中。在這個共同生活世界中，敘事者可以通過事實陳述、邏輯論證，以情感和理性的方式，促使目標對象在爭論過程中被說服。從這個角度看，政治的本質不在于競爭，而在于通過溝通與協商實現目標。在理想的話語條件下，敘事者并不希望依靠物質條件或支配性的權力來強制對方，而是試圖憑借理性邏輯說服對方，并承認對方有權反駁。因此，國家敘事并非工具的施加，而是觀點交流和信息溝通的媒介。即便在理性的情況下，當行動者發生利益沖突時，話語使用者可以主動提供新信息并重新構建國際議程，以促進在特定問題上達成共識與合作。

最后，后結構主義路徑認為話語塑造本體性安全與身份認同。激進的反思主義者將話語賦予本體性地位，主張沒有話語就沒有構建世界的可能。過去及未經刻意回憶和認知之前的當下只是一團無秩序的混亂。然而，人類通過敘事的方式將這個客觀的信息呈現出來，從混亂中提取信息，賦予秩序和意義[14]。這種詮釋和賦予意義是人類理解生命意義的方式之一，當今社會，個人命運與民族國家命運緊密相連，人們難以脫離國家敘事來構建完整的個體身份。

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領域，軟實力的競爭與硬實力比拼同等重要，各國都將改善國家形象和提升國家聲譽作為一項重要且緊迫的任務，尤其是在當前主要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國際話語權的背景下，中國、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都將軟實力與話語權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地位[15]。而衡量軟實力與話語權強弱的一項重要指標就是敘事能力的高低，通過國家敘事來幫助人們了解不同文明的根基，勾勒世界的整體圖景，塑造對于群體間利益與沖突的認知[16]。能夠更好地傳達和傳播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和發展戰略的國家，往往更有可能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對于中國而言，“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主張在邁向世界范疇的過程中普遍面臨困境，因此，如何向世界展現“和平崛起”的歷史大國形象，傳遞“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當前中國國家敘事研究的核心命題。

三、 國家敘事的理論困境

將目光聚焦到對國家敘事進行建設性探索的研究，會發現這些研究圍繞多個核心議題的矛盾與沖突構成了國家敘事領域的多重理論困境。

（一） 敘事策略的多重爭議

1.一致性與復雜性的取舍

在國家敘事研究中，最清晰、最富學術張力的軸線就是敘事一致性與復雜性的爭議，這一爭議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性視角與建設性視角爭議的延續，其本質是國家敘事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取舍及平衡。

在傳統的國家敘事研究中，諸多學者指出國家敘事需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一致性，同時保障國家認知的連續性[17-18]。對于中國而言，國家敘事的一致性與連續性也是一以貫之的：在國際層面，從宣揚儒家文化浸染下中華民族非競爭、非對抗和防御性的民族文化，到近代史中被西方列強多番侵略的屈辱經歷，都指向中國不同于西方諸國的“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而在國內層面，以“革命—改革開放—發展”這一脈絡為敘事主線，中國共產黨被描繪為唯一能夠廣泛發動群眾、成功抵抗外國侵略，并逐步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代中國政黨，從而為其國家治理權賦予了無可辯駁的合法性[19]。實現敘事一致性與連續性的前提就是，在敘事過程中以高度抽象、高度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與政治信仰為內核，有選擇地呈現議題及議題間的組接，如圍繞著以“高、大、全”的人物與“偉、光、正”的決策與行動展開，話語內部是高度自洽且一致的，不容許出現“矛盾和歧義”。這種政治宣傳式的國家敘事，雖然能夠塑造出清晰的、便于國民理解認同的國家形象，但在學理層面上極易成為上文中批判性研究所劍指的靶子，在現實層面上的傳播效果也面臨著重重挑戰。

因此，一批學者主張國家敘事不應一味訴諸高度一致的國家共識與團結話語，而是在兩個維度上延展其“復雜性”：一是縱向維度，國家敘事應更多地重視自下而上的視角，即在宏大官方敘事之外，對個體的鮮活歷史和深邃感悟予以應有的重視；二是橫向維度，國家敘事不應是封閉性的、空心化的自我確證，而是需要更多地與他國敘事進行對話交流。

在縱向維度上，周曉虹將宏大的國家敘事與以個人表述為主的口述史進行比較，并指出口述史使得國家敘事獲得了個體體驗的具體補充，更為生動可感；同時使得常常被傳統國家敘事所忽視的下層民眾、婦女和少數族裔也獲得表達自己的意見、感受、榮耀甚至不滿的可能[20]。趙新利等認為，比起晦澀的政治理念，人們更傾向于接收故事化、趣味化的信息。對國內和國外的受眾宣傳時，需要將高度抽象的詞匯具體化，用生動的中國故事對其進行闡釋和展現，且中國故事應是由個人故事與地方故事匯聚與抽取而成[17]。王昀等也指出建構具有全球性的中國故事應多關注圍繞政策話語誕生的具體故事元素[21]。循著這一指引，許多學者挖掘出了如《山海情》、《國家寶藏》等去除了政治化色彩、見微知著的國家敘事成功案例。

在橫向維度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全燕將美學與音樂領域的“復調”理論運用到對外傳播領域，指出對話的本質就是復調的，是不同話語互不相融的和聲。當今中國的對外傳播應盡快走出“獨白”式的、自我重復的國家敘事，以理性與包容的心態面對與回應質疑，在與他國動態的、持續的溝通對話中尋找突破點，尋找新的中國故事“增長點”[22]。換言之，國家敘事應從單向的宣傳和說服模式轉向雙向對等的溝通對話模式。

盡管近年來愈來愈多的學者提出要發展更具復雜性與層次感的國家敘事，但也有學者強調國家敘事與日常敘事有所不同。日常敘事中通常存在講述者和合敘者，合敘者能夠作為互動成員與講述者進行顯性互動，并對事件進行解釋、質疑、修正，共同確立話語走向，構建話語輪廓[18]，而國家敘事更多的需要體現權威性，復雜化的趨向存在著損害國家敘事清晰度，造成理解障礙與競爭力降級的風險[23]。因此，如何在一致性與復雜性、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敘事間達成平衡，也是國家敘事領域學者需要探究的重點議題。

2.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取舍

國家敘事策略中另一爭論焦點則是特殊性與普遍性間的取舍與平衡。一些學者認為，國家敘事所首要追求的都是體現國家自身的特殊性，即國家品牌研究中所強調的區分度與辨識度——開發具有本土特色的概念表述和話語體系，在國際社會紛繁的光譜中將國家錨定在一個具體的位置，幫助本國國民和國際社會了解該國在歷史及現實中的定位與使命。

但也有很多學者認為國家敘事應更多融入普遍性的要素，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國際層面，一味強調特殊性在國際社會中的傳播力有限，國家敘事應更聚焦世界共享話語。強調特殊性的對外傳播困境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中國特殊的政治話語一直缺乏世界性的對話基礎，話語的離心力明顯大于向心力[24]；另一方面，在闡釋政治、外交話語時，頻頻將“大同世界”“仁濟天下”等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作為修辭，但又通常不會闡釋這些文化理念的具體意涵及其與政治外交話語之間的邏輯關聯，導致如果接收者對儒家文化語境缺乏了解，就難以理解中國國家敘事的真正含義[22]。因此，有學者提出在國際話語場域，中國國家敘事應更多地圍繞“文化—發展—開放”等具有世界共通性的關鍵性概念展開[23]。

二是在國內層面，國民對國家敘事的接受度相對更強，甚至將國家敘事作為其看待與解釋事物的唯一框架。這種接受的作用是一體兩面的：國民既會在其生活處于順境時調用國家敘事，表達其自豪感與榮耀感，也會在生活處于逆境時調用國家敘事，生發出對國家的怨懟與不滿。Brooks對一些歐洲國家政策影響者的采訪摘錄表明，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中都出現了相似的趨勢：以就業為中心、政治冷漠、對學術教育而非職業教育感興趣，但各國的政策影響者都會從各自國家的國家敘事來解釋這一趨勢，并未意識到這一問題是為歐洲地區學術所共有的，也未從全球化壓力與流動跨國教育的視角來對其進行解釋[25]。Jarausch在分析德國的國家敘事時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國家敘事的主導地位如何有助于掩蓋各種跨國和全球問題[26]。在國家敘事形塑了社會主流話語的國家，國民傾向于低估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和民族國家之外的影響因素。

（二） 對外敘事困境與對內敘事困境的關系

有大量研究表明，中國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與對內傳播都存在一定困境。兩種傳播環境下的困境存在共通之處，如國家敘事的命題與邏輯的不自洽、傳播土壤的適應問題等，但也存在著一種分歧，即對內傳播困境與對外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

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主要由國際傳播、國際政治、全球公關等領域的學者進行研究，在他們的研究視域下，中國的國家敘事困境源于一個相對清晰的他者——掌握了國際話語權的西方社會，這個他者既構成中國發展國家敘事的一定參照，同時給中國國家敘事的傳播帶來了困難與挑戰，是中國國家敘事需要形成區分、警惕被同化的對象。在此背景下，國家形象的“我傳”與“他傳”之間的對比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大多數對比研究表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敘事主要聚焦于中國社會的陰暗面，緊盯權力與民眾、中國女性、環境問題、法制建設漏洞等問題，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進步輕描淡寫[24]。這與更多聚焦發展進步面向的國家敘事存在巨大差異，從而導致在現實世界里，媒體、民眾對國家敘事的信任缺失，破壞甚至瓦解公民對公共體系/部門/機構以及彼此之間的信心，并最終影響到政治效能及社會共識?？梢哉f，在研究國家敘事對外傳播困境的學者眼中，中國的對外傳播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對內傳播困境，因此首要提升的應是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傳播力，以賦予國民以認同感與信任感，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國家敘事的對內傳播問題。

而研究國家敘事對內傳播困境的學者——主要來自社會學、政治學、政治公關、馬克思主義等學科，他們的研究視域中缺乏一個“西方”那樣相對清晰的他者，而是將眼光更多投向自身。巴基斯坦學者Syed Talat Hussain認為，成功的國家敘事應是合理且可信的——需要從全國辯論的進程中提煉出來的，是大多數人都贊同的愿景；同時必須與相應的政策和行動相結合。而巴基斯坦的國家敘事則沉浸在當權者的偏見或需求中，并且與現實相背離，這樣的國家敘事是難以在國際社會得到認可的?！拔覀冊趪鴥然ハ嗵统龅蹲?，卻希望呈現一個統一戰線，向國際社會展示一張愉快的面孔。不要指望當管弦樂器壞了時，交響樂會流動?！盵27]Laurie也在《官方故事：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政治與國家敘事》中表明，雖然公共外交的學生和從業人員都很清楚國家品牌的重要性，以國家軟實力的視角對國家敘事進行了充分的探討，但敘事征服的內部風險非常高，有時甚至是致命的[28]。因此，在研究國家敘事對內傳播困境的學者眼中，是國家敘事的對內困境導致了對外傳播困境，首要改變的應是國家敘事的話語生產機制，使其與最廣大人民的意愿相統一，同時將其付諸實踐。只有國家敘事在國家內部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才能最大程度上改善其在國際社會的傳播境況。

四、 國家敘事的實踐指向

（一） 時間維度的國家敘事：國家歷史與國家傳統

從時間的維度看，國家敘事主要包含兩個主題：歷史與文化倫理傳統。這兩個主題所共享的基本問題就是如何合理連接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系，將歷史與文化傳承下來的國家觀念融入到當下的生活實踐之中，建構一套可以延續至未來的心理與文化模板。

在歷史主題下，時間維度下的國家敘事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一是為了理解國家從何而來、走向何方，以及國家在當下應該擔當怎樣的時代使命；二是為了闡釋國家選擇現有制度的歷史源流與時代背景。在時間維度上，既有研究所涉及的國家敘事命題包括對過往歷史的邏輯梳理、對重大事件的態度、歷史作用和影響的把握等等。國內學者大多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呈現出現代中國，尤其是社會主義中國誕生、成長和發展的必然性與合理性。這類研究主要遵循歷時性的線性邏輯，涉及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跨越數千年歷史的傳統中國，這個階段的國家敘事幫助受眾建構對“文化中國”及其獨特的國家觀念的認同；第二個階段是鴉片戰爭以來在內外交織的困境中坎坷前行的近現代中國，這個階段的國家敘事幫助受眾建構對現代共和國的認同；第三個歷史階段就是1949年以來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實踐中取得碩果的當代中國，這個階段幫助受眾建構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在中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歷史敘事也是頗受關注。美國的國家敘事主要呈現為英雄的國父——拓荒者敘事，這種進步主義的神話而后發展成為主流的自由主義敘事，以羅斯福新政、民權運動、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為標志性事件[4]。學界對日本國家敘事的關注著重在日本戰后記憶的重建上，指出日本戰后文化記憶錯綜復雜，存在受害者敘事、加害者敘事、英雄主義敘事三種“相互抵觸的創傷敘事分類在爭奪道德優越性”，且受害者敘事由于規避了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逐漸在日本社會占據主流地位[29]。

在文化倫理傳統主題下，中國國家敘事的研究主要是闡述中國傳統文化倫理的特質性，并挖掘其中正向的部分作為國家的獨特標識。比如，中國的文化內核是倫理本位而非宗教本位[30]，因此，相對于西方哲學傳統中“他者－自我”的二元對立視角，中國更傾向于對其他民族、國家都持共存、包容與交融的態度。林尚立指出，與世界歷史上其他的文化與文明相比，中國人與國家的關系應是最為緊密的，這是由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其一，傳統中國講求“家國天下”，家與國具有同構性，國家被視為由家庭擴展而成的政治共同體；其二，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制度根植于以“修齊治平”為軸的生活體系，國家權力深入到人們的生活理念和實際生活中；其三，中國缺少宗教傳統，以世俗生活為主體，國家是組織、協調和宰制世俗生活的唯一力量[31]。

（二） 空間維度的國家敘事：制度合理與人民幸福

從空間的維度看，國家敘事需要闡述的是國家在空間維度所設置的結構關系，也就是國家是如何組織、安排與協調當前的種種利益關系，以及在既有的利益結構體系之中每個公民的權益水平、自由空間與發展資源。據此，空間維度的國家敘事主要包括兩個主題：制度合理與人民幸福。

制度合理性的評判需要以人民的自由、發展與幸福為準繩，而人民的幸福離不開國家制度的保障。因此，在絕大多數研究中，這兩個主題是相互咬合、嵌套的。在制度主題下，近年來國內學界關注較多的是中國相對于西方“一人一票”制民主所提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從各個角度闡釋了其理論基礎、制度內涵和價值，構建了較為完備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此外較多被討論的是政黨、社會與國家的結構關系，其關鍵是政黨的角色與功能定位；中央與地方的結構關系，其關鍵在于中央與地方的職能分配及互動關系；民族關系，其關鍵是實現各民族享有平等權利的制度安排；城鄉結構關系，其關鍵是城鄉一體化；等等。這些結構關系都是國家建設和發展階段的重要問題，不僅需要整體的規劃安排和具體的制度設計，更需要以敘事的方式將其傳遞給國內與國際受眾。

而人民幸福主題下的國家敘事，則更側重微觀視角下“普通人的日常實踐和真實表達”。為避免國家敘事落入日常敘事過于細碎的結構劃分與情境解讀，劉子曦提出用“故事形態學”的方法關注不同故事背后敘事結構的同構性[32]。這種方法遵循了Vladimir Propp以來的形式主義傳統，即認為故事中的人物盡管各不相同，但人物的功能卻具有形態學上的統一性與穩定性。如果將故事看作一個個復雜的工程，研究者可以梳理提取出構成工程的多個功能系統。也就是說，研究者可以在拆解研究大量故事后，創建這類故事的功能總覽，并將這些故事以圖示化的方式呈現。這種對故事要素的提取建立在對大量故事的總結與理解上，能夠融入制度與歷史層面的思考，捕捉到融會在日常表達和敘述中的社會心理與普遍感受，從而突破個人故事不具備推廣性和普適性的局限。

（三） 超越時空的國家敘事：基本價值與共享議題

盡管任何國家敘事都根植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尋求能被國際社會所共同理解的世界共享話語，從而增強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信度與效度，也是十分重要而關鍵的議題。超越時空限制的國家敘事也有兩個主題：基本價值與共享議題。

基本價值是指人類所公認的價值，包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互助等。在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由于社會結構和社會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敘事的交流變得復雜而低效。因此，既有研究多立基于社會學中的“主體間性”概念和語言學中的“互文性”概念[32-33]，其指出國家敘事需要更多地關注多個主體之間、多個故事文本之間共通的意義空間，簡單來說，就是雙方主體能夠共同理解的事物、共同的價值追求以及共同的情感訴求——如人類的親情、愛情等，并以此為切入點建構國家敘事。例如，電影《流浪地球》就敘述了一個全人類共同面臨的生存困境，不論國家、種族，全人類天然地成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團結合作才能尋求生路，這些都是在人類基本價值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故事建構。國家敘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將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與這些當代人類基本價值相連結，并使其成為國內社會遵從、國際社會認同的國家核心價值體系。

共享議題指地球氣候變暖、超人工智能等一系列人類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在討論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時，全球治理儼然已經成為一種基礎性的語境。國家不僅可以通過其獨特的敘事方式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還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持續發掘新的敘事資源，調整或創造敘事框架，以應對不斷演變的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需求。這一主題較有代表性的是王昀等人的研究，基于“互文性”的概念系統性地提出了國家敘事在涉及全球共享議題時的具體建構路徑：第一層次是全球治理中的中國擔當，在近年來西方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等浪潮推動的反全球化趨勢中，凸顯中國引領全球化進程的種種作為；第二層次是一系列對外政策與倡議理念，包括“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大國關系”等內容；第三層次是圍繞政策話語所誕生的具體故事元素[21]。

五、 研究結論

從上述研究回顧來看，國家敘事研究存在批判性解構與建設性探索兩大研究視角，其中批判性研究以揭示國家敘事中的權力結構為前提，建設性研究以論證國家敘事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為前提。然后將目光聚焦于建設性導向的國家敘事研究，會發現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理論困境：爭論焦點則主要是國家敘事中一致性與復雜性的取舍、特殊性與普遍性的平衡，以及國家敘事的對內傳播困境與對外傳播困境何者更為根本的問題。針對這些困境，目前的國家敘事策略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時間維度、空間維度、超越時空的價值維度，每一維度下都有較為清晰的敘事主題，以及相應的敘事路徑與策略。

基于上述認識，本文認為可以相應地從以下四個方面進一步發展中國國家敘事的相關研究：

第一，國家敘事研究要更多地關照到既有的批判性學理傳統，并與之形成對話。譬如可以將既有的批判性研究理解為學界對國家敘事扭曲化、偏狹化的一種警告與外部規制，其內在啟示是：如何使國家敘事不僅僅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是在最大程度上惠及本國國民乃至世界公民，從而獲得盡可能廣泛的支持與認同，這與絕大部分建設性導向的國家敘事研究實則是親和的。

第二，國家敘事研究需要更多地調和敘事一致性與敘事復雜性、敘事特殊性與敘事普遍性的內在沖突。就復雜性與特殊性這一維度的爭議而言，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議題是如何既能保持塑造清晰的并便于識別、理解、記憶的國家敘事，又不使其失去真實性、對話性與人文關懷。就特殊性與普遍性這一維度的爭議而言，需要進一步討論的議題是如何使國家敘事既能夠彰顯中華文化的獨特氣質，又符合其他國家的文化期待；既能強調本國獨特的歷史軌跡與價值體系，也能關照到國家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與文化潮流之變盛衰起伏的真實圖景。

第三，國家敘事的對外傳播困境與對內傳播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連續一貫、相互作用的。需要貫通性地梳理兩種困境的內在關聯及雙向影響機制，為中國國家敘事提出更具整體性與戰略眼光的改善策略。

第四，國家敘事可以在現有研究的指引下，更為系統地涵蓋時間維度、空間維度與超越時空的價值維度，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敘事方案，向世界呈現包容并蓄、海納百川、氣象萬千的新時代中國話語自信。

注釋：

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心主義話語下，西歐等區域在“王朝國家”之前還經歷了基于猶太-基督體系的普世國家階段，這一階段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并非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故在此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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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文 格）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Dilemmas and Practical Directions

in National Narrative Studies

TANG Xin-yu， CHEN Xian-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Abstract：“National Narrative”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since World War II，and in recent years，it has even become a strategic proposition in China.The current research on national narrative has deposited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eoretic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direction.Firstly，with regard to theoretical perspective，there are two research veins： critical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Secondly，when it comes to theoretical dilemma，the focus is mainly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consistency and complexity，the balance between specificity and universality，and the question of which is more fundamental—the difficultie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r in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Finally，in terms of practice，the current national narrative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time，space，and the value beyond time and space，each of which has its narrative themes and strategies.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direc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narrative： Firstly，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xisting critical theories and enter into dialogue with them; Secondly，to explore how to reconcile the two sets of inherent conflicts in the research of national narrative strategies; Thirdly，to sort ou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of national narrative and the mechanism of two-way influence; Fourthly，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more holistic and strategic national narrative including the time dimension，the spatial dimension，and the value dimension.

Key words：national narrative; national image; Chinas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