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的成因、影響及對策

趙 月 郭安寧

（沈陽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遼寧·沈陽 110161）

群體極化現象最早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詹姆斯·斯通納在1961 年研究群體現象時發現，并稱其為“冒險轉移”。 而后美國哲學家凱斯·桑斯坦正式提出“群體極化”這一概念。 桑斯坦認為，“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 ”[1]網絡群體極化是網絡迭代發展下的應然現象。 網絡的便捷性、自由性和多元性改進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作為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網絡一代”， 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現象時有出現。 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不僅影響大學生主流價值認同、網絡人際交往及個體身心發展，甚至還催化網絡暴力行為，危及高校意識形態安全。 因此，剖析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成因并提出應對措施，對推動大學生“三觀”形成和能力發展，保障高校意識形態安全具有現實意義。

一、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的形成原因

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指大學生在網絡空間因某一特質參與形成群體，并因群體偏向等問題出現情緒及觀點的極端傾向，最終出現極端言論行為的現象。 因此，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是技術、社會、心理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從這三方面分析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發生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分析并改善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現象。

（一）網絡技術助推群體極化形成

網絡是大學生學習生活的重要手段，但大學生依賴網絡卻也被網絡影響。 網絡群體極化亦是大學生用網過程中出現的異化現象。 首先，網絡技術促進大學生網絡群體聚集。 現今“流量為主”的網絡特殊性讓網絡技術有時發生異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了迎合受眾喜好會選擇性篩選信息，進行精準推送， 并強化推送受眾感興趣的信息，排斥其他內容。 由于有的大學生自制力不足，容易被網絡推送機制影響，習慣性接收蘊含自身喜好但存在同質內容的信息，導致自己沉湎在被信息構成的“繭”里，即“信息繭房”。[2]在同質的網絡信息環境影響下，大學生逐漸接觸愛好相似、觀點一致的網絡用戶并結成網絡群體。 這為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和擴散創造了基礎。 其次，網絡傳播強化大學生群體認知。 自媒體、新媒體等網絡信息傳播媒介增強了信息傳播頻率和范圍。 與以往“一傳多”的傳統傳播方式不同，網絡傳播呈現出“多對多”的即時傳播方式。 這種去中心化的傳播特點模糊了信息生產者、傳播者、接收者之間的界限。 大學生心智尚未成熟，有時無法準確識別群體信息的優劣真假，而群體成員對群內共享信息的傳播擴散影響大學生對群體信息的判斷。 尤其在社會熱點事件發生時，即時往返的網絡信息會促使大學生短時間內接收到和群內共享信息相似的內容。 無法辨認傳播來源的網絡信息一定程度上會加深大學生對網絡群體的依賴性，進一步強化大學生的群體認知。 最后，網絡交互加速大學生情緒積累形成極化。 成員之間的交互行為是網絡群體極化發生的重要條件。 一方面，以興趣愛好和價值傾向為紐帶的群體成員在進行信息交互時， 往往會裹挾個人情緒進行觀點輸出。情緒化的言論會影響大學生的個人判斷，群體情緒渲染下容易促使大學生產生偏激甚至極端的言論。另一方面，群體外部通過網絡技術與不同意見的群體進行碰撞交互， 群體意見和情緒進一步得到強化，最終促使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發生。

（二）“意見領袖”操控群體極化過程

意見領袖一般指處于社交網絡的核心地位，提供具有影響性觀點思想的少數核心人物。 他們表現活躍，且表達的觀點大多能得到認同或正向肯定的反饋。 意見領袖一般具有一定的信息生產能力和傳播能力，他們結合自身知識儲備針對相關事件提出獨特見解，并通過廣泛的信息傳播途徑在網絡平臺分享觀點信息，引導受眾思維方式和網絡行為。 意見領袖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容易影響一些大學生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網絡輿情報告發生時，意見領袖的態度選擇和價值引導影響輿情走向和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 意見領袖在對社會事件或者公共事件發表見解時，可能被誤導或心存偏頗，發表一些偏激言論。 這些偏激觀點發布后在各個群體擴散并引導持有相似想法的群體積極響應。 而得到同質聲音回應的群體引發“回音室效應”，群體成員意見趨向極端化發展。 情緒感染下群體情緒逐漸極端發展，而有些大學生在群體情緒裹挾下，容易受情感驅動參與到網絡群體極化過程中。 如“肖戰粉絲集體舉報AO3 事件”，起因是意見領袖的引導和組織，導致群內成員出現極端情緒并催發極端行為，加之涉及其他群體圈層，引爆其他群體圈層情緒，從而導致多重群體極化現象。 此外，在網絡平臺上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引導力的網絡媒體也是網絡意見領袖。 網絡媒體不同于主流媒體，其追逐利益的職業特殊性往往會影響網絡媒體在輿論引導時的價值傾向。 某些不良網媒甚至特意選擇容易造成負面影響的方面進行引導。 大學生涉世未深，無法識別網絡信息背后的價值取向，容易被影響產生偏激情緒并參與到網絡群體計劃的進程中。

（三）個體緘默導致反對意見“失聲”

個體緘默也是群體極化發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當群體觀點和情緒都極端化發展時，部分持有理性思維的大學生保持緘默。 而未接收到反對信號的群體情緒持續高昂擴散， 最終加速形成群體極化現象。 個體緘默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網絡自身虛擬性和匿名性削弱了現實道德的約束力，有些大學生在網絡社會自身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大幅削弱，再加上其自身對網絡道德和網絡法規的認識也存在不足，無法正確認識到群體極化后的思想行為是違背道德法律底線的。 二是群體行動下的責任分散效應。 當一些大學生以群體形式共同行動，個體責任感減弱，產生責任分散效應。 心理學研究表明，當群體共同完成任務時，群體中個體需要承擔的責任會被分散，個體會因為自身責任感減弱而逃避自己需要承擔的責任。 群體極化過程中，“法不責眾”的心理會讓大學生忽視極端想法行為的后果，放任極化現象的產生與發展。 三是“沉默的螺旋”效應。 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提到，群體中持反對觀點的少部分人， 由于害怕被群體孤立和攻擊，會在大多數人持相同觀點的情況下保持沉默。 處于極化群體中的大學生，為了避免成為群體極化情緒的發泄對象，會選擇放棄表達觀點并保持沉默。 “優勢意見占明顯的主導地位，其他的意見從公共圖景中完全消失”[3]。 群體觀點和情緒都極端化發展時，那些持有理性思維的大學生保持緘默，而優勢意見主導群內觀點輸出，未接收到反對信號的群體情緒持續高昂擴散，最終加速形成群體極化現象。

二、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的負面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青年，用黨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青年群眾的引路人。 ”[4]大學生知識體系搭建還未完成，價值觀尚未定型，情感心理并不成熟，容易受到網絡環境影響發生群體極化現象。 當他們參與形成網絡群體時， 情感和思想均容易被群體力量引導。 網絡群體極化發生時的極端情緒和極端觀念容易覆蓋大學生原有情緒認知， 導致大學生群體網絡罵戰、網絡欺凌乃至網絡暴力現象。

（一）極端群體觀念影響大學生價值認同

一些大學生在網絡社會因相同的愛好取向，一致的身份角色和相似的價值觀念聚集形成群體，并容易受到群內成員的影響。 當某一社會議題發酵時，有的大學生因自身認知限制無法準確地做出價值判斷， 而群內成員一旦對社會議題產生偏激想法，就容易激發網絡群體極化現象。 網絡群體極化現象發生時，偏激想法在群內成員“商議”下發展為極端觀念，并在大多數人的反饋支持下發展為群體價值觀。 一些大學生處在極化的網絡群體中，接受群內成員對群體價值觀的發散“洗腦”，逐漸遺忘自身曾經接受的主流價值觀教育，轉而接受并遵守群體價值觀。 此外，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影響下，關注某一社會議題的網絡群體會產生交集。 持有不同價值觀念的網絡群體因此在網絡空間敵對交鋒，而有的大學生在群體交鋒中進一步鞏固已經接受的群體價值觀， 甚至進一步內化成自己的價值取向，將主流價值觀拋諸腦后。 由此可知，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現象容易消解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認同。[5]

（二）極端“道德標準”催化大學生網絡暴力

網絡暴力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審判和道德約束行為，自行定位為道德的制高點，審判他人思想行為，從而對他人進行強制干涉的現象。 區別于現實暴力的肢體接觸，網絡暴力更多地表現為網絡言論的異化。 施暴者通過輿論引導借助媒介對受害者進行言語攻擊，損害其身心健康及基本權益，對受害者生活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網絡群體極化的負面表征之一就是網絡暴力。 勒龐在著作《烏合之眾》中提到，“群體的情緒是極端情緒化的，他們易于被最為矛盾的情感所激發”。[6]當社會事件發生時，人們往往裹挾個人情緒進行評判并進一步擴散，從而引發大范圍的群體情緒失控。 在網絡媒介平臺和某些心存惡意的網絡領袖推波助瀾下，社會網絡輿論逐漸失控， 受害者被迫受到道德審判和言語攻擊，最終形成大范圍的網絡暴力。

大學生作為新世紀的“數字一代”，長期接觸網絡，對網絡事件的參與敏感度高，其中部分人參與并促進網絡群體極化的形成與發展。 在群體意識影響下，極端情緒激發極端觀點，并自行生成一套貌似合理實則偏激的“道德標準”。 大學生同極化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一樣，自引為“正義”，以極端化的道德標準對他人進行“道德審判”，并施行網絡言語霸權，甚至參與人肉搜索，將網絡暴力延伸到現實世界，對受害者造成身心傷害，影響網絡社會環境。

（三）封閉群體圈層影響大學生人際交往

網絡群體極化不僅會影響大學生價值觀、道德觀的形成， 還會阻礙大學生認知能力的形成發展。大學生在網絡社會進行交互時，會在網絡平臺分區化、標簽化的運作下，以興趣愛好、價值立場等為基點形成社交網絡圈層。 健康的網絡圈層會促進大學生與社會的交互聯合，促進大學生創新思維、提升能力。 但實際上，流量為主的網絡平臺會促使封閉圈層生成。 網絡群體極化的現實樣態之一是形成封閉的網絡圈層。 封閉的網絡圈層壁壘界限分明，為了維護內部結構的穩定，會本能排斥外部圈層文化和思想觀點。 一些大學生能力未發展成熟，思維認知還在發展階段，而封閉的群體圈層會阻隔其與外在其他圈層的聯系，造成大學生思維片面，認知固化。 因某種特質形成的網絡群體存在一定的同質性，缺乏多元信息的比對和多樣觀點的交流。[7]一些大學生原有認知和觀點被不斷強化，甚至會影響現實認知，導致其與現實脫節。 此外，封閉圈層的排他性還會影響大學生的人際交往。 封閉網絡圈層內部具有很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對外則具有極強的排他性。 不同圈層文化思想各不相同，形成開放互通的網絡交往格局。 但封閉圈層將一些大學生網絡交往固定在特定的社交環境中， 并排斥不同圈層之間的思想交流，形成了群體并存但又彼此割裂的“網絡巴爾干化”現象。 一些大學生在“網絡巴爾干化”中逐漸形成“排他性”的交往方式，甚至在現實交往中也采取相同的人際交往準則。 當他們在現實中以一種排斥異己想法的方式進行社交時， 人際交往就會舉步維艱。

三、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的應對策略

大學生是網絡參與的主力軍，而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現象不僅不利于大學生全面發展，也不利于營造良好網絡生態環境。 因此，基于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的形成原因及負面影響， 從推動技術革新、多元主體監督和思政教育引導三方面提出約束路徑，促進網絡社會的健康發展。

（一）推動數字技術革新，破解信息繭房

網絡異化歸根到底是人的異化，因此克服網絡異化要圍繞“人”這個主體，要強化從“工具”出發的技術理性服務于從“人”出發的價值理性[8]，推進技術價值與人文價值協調統一。 首先，著眼于網絡技術本身，加快推進技術革新。 提升網絡技術對價值觀念的匹配識別，通過設定特定關鍵詞來減少影響國家網絡意識安全的信息被進一步選中分發，并通過機器學習等方法進一步提高數字技術對非主流意識信息的識別。 此外，應管制算法推送的使用范圍，在具有明顯不良價值導向的特定網絡場域避免或禁止使用算法， 減少不良網絡信息的分發擴散。其次，針對“流量至上”的技術邏輯，將主流價值融入算法邏輯中形成算法價值觀。 利用“流量”這一互聯網技術產物，通過合理包裝，適度引領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擴散。 以流量為主要動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大學生群體的引領教育，矯正不良價值觀對大學生的影響， 營造良好的網絡社會氛圍。最后，針對大學生“信息繭房”現象，要精進算法技術突破信息壁壘，處理好大學生成長需求與個人偏好的關系。 通過大學生上網蹤跡形成興趣模型，從技術角度分析大學生群體是否存在信息偏食。 采用逆向設計思維，加入異質網絡信息的比重，增加大學生“可能不喜歡”、“稍微感興趣”和“應關注但未關注”的信息占比，加強學生關注主流思想信息的興趣引導。[9]通過算法分發破除大學生“信息繭房”“回音室效應”等網絡異化現象。

（二）多元主體共同監督，凈化網絡空間

約束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需要政府、 媒體、高校共同監督，多元參與網絡空間治理。 一是政府要加大網絡監管力度。 網絡信息真假混雜、媒體素質參差不齊均會導致網絡群體極化發生。 因此，政府要嚴格把控虛假不良信息的產出和傳播，強化媒體及相關主體的監管力度，建立健全信息審核制度和懲罰機制。 針對因傳播虛假信息而造成大范圍負面影響的媒體及網絡用戶，要進行追責并采取一定的懲罰措施。此外，對媒體產出內容進行監督審核。政府部門要引導媒體產出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網絡信息，加強對不良信息、虛假信息管制，對產出高質量言論作品的媒體進行獎勵， 進一步凈化網絡空間。 二是媒體要樹立“把關人”意識，自覺進行網絡監督。 媒體要加大把關力度，充分發揮信息把關、價值引領的社會責任。 一方面，主流媒體要發揮信息優先權和話語權優勢，進行價值引領。 在社會事件發生時，主流媒體應及時發布官方權威消息，并進行專業全面報道。 既避免網絡謠言的產生，又滿足大學生對真實信息的需求。 此外，主流媒體應客觀公正對社會事件發表正面回應， 匡正負面網絡觀點，引導大學生群體正向思考，從而減少偏激觀點和非理性情緒的產生。 另一方面，網絡媒體應加強自我監督，嚴格把關信息產出。 網絡媒體從業人員要自覺提高自身職業道德素養，堅守職業準則和倫理底線。 應遵循職業素養，把關信息產出，避免發布存在媒體偏見的信息。 要觀點鮮明針砭時弊地引導輿論走向。 以主流價值形態為指引，引導大學生理性看待問題。 三是高校做好校園網絡監管工作。 網絡校園文化是大學生接受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 一方面，高校應通過校園文化建設來凈化校園網絡環境， 塑造積極向上的校園文化氛圍，減少不滿情緒和偏激想法的產生。 另一方面，高校要把握好大學生群體的思想動態和輿論走向，針對網絡輿情發生時頻繁出現的敏感詞設置詞匯庫，有效監測學生與敏感詞的重合頻率。 社會輿情發生時高校要牢牢把握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引領，引導學生主動分析輿情走向特征并形成正確的輿情認知。

（三）加強思政教育引導，規范網絡行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大學生接受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陣地，要針對大學生網絡實際情況進行教育引導。 首先，要強化大學生群體的價值認知教育。 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應堅持問題導向，聚焦大學生網絡群體極化進程中出現的價值取向問題， 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學生，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宣傳引導，以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學生進行價值選擇和價值判斷。 其次，要加強大學生群體的網絡素養教育。 大學生網絡素養水平不足是網絡群體極化發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思政教育工作者應就大學生網絡能力、網絡責任意識和網絡道德等方面進行網絡素養教育。 一方面，教育者可以利用線下課堂和輿論引導的形式進行教育。 要利用輿論熱潮， 以辯證思維對輿論事件進行解讀分析，提供多元異質信息。 以輿論引發學生主動思考，培養學生信息甄別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聚焦大學生網絡責任感缺失問題并進行引導，培養大學生主體責任意識，結合大學生實際發展狀態和認知水平，開展網絡責任教育課程， 引導學生進一步了解網絡責任與網絡擔當。 樹立大學生網絡主體意識，緩解責任分散現象和“沉默的螺旋”效應。 此外，還需強化大學生網絡道德教育。 道德底線是大學生在網絡空間不可僭越的基本紅線。 思想教育工作者可以在“思想道德與法治” 課程融入網絡行為解讀和網絡道德闡析，通過理論精講和行為解讀培育大學生網絡道德與法律意識，明晰網絡道德底線，使大學生自覺規范網絡行為。

最后，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結合群體極化發生原因， 發揮網絡意見領袖的教育引領作用。 意見領袖可能是不良觀點的提出，也可以是正向教育的引領者。 因此，一方面要挖掘大學生群體中的網絡積極分子，培育其成為意見領袖。 他們更貼近大學生網絡學習生活，能更好地進行大學生意識形態引導和網絡行為約束。 另一方面，要聯合處于社交核心地位的專業意見領袖進行教育，要督促意見領袖在主流意識引導下輸出自身觀點，為大學生群體提供有價值的輿情信息分析，對大學生過激或非理性言論進行積極疏導，以自身影響力引導大學生言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