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傳播的情感結構與干預路徑*

—姬德強 鄒 宇—

一、問題意識:國際傳播的情感問題

(一)情感轉向:從實踐走向理論

“情感化”是人類社會傳播實踐的重要特征。隨著社交網絡為代表的數字平臺的崛起，“觀點、情緒、立場等情感化訴求已經成為網絡傳播時代的重要傳播手段和訴求點，甚至其重要程度已經超過了事實本身”①。人們進入到以訴諸情感為主要特征的后真相時代，“以興趣和情感為核心尋求身份認同和共同體重建，進而形成一種基于特定情感的社會性的人際關系網絡”②。

在虛擬與現實共生、人與機器交互的實踐背景下，媒體與傳播研究開啟了情感轉向，將情感的討論從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數字與網絡技術的興起，突顯了媒體的情感和情感日常使用，以及數字媒體中情感的動員、利用和資本化對新聞生產、內容和消費的影響。③而網絡平臺將專業新聞與不受抑制、情緒激動的用戶評論并列，通過提高內容的情感強度，在暴露不同觀點的用戶中引發意見的兩極分化。這不僅可以通過“回聲室”效應發生，還發生在情感化的信息促使個人重申自己的先前觀點，從而表達更極端的立場這一過程中。④有學者提出“情感表達的實踐”這一概念，進一步討論中國國內公共輿論中的情感，指出情感表達實踐與媒介規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構關系。⑤

就國際輿論場而言，“情感化”的特點在國際媒體以及互聯網平臺上同樣顯著。2015 年被沖上海灘的3 歲敘利亞男孩照片激起了全世界人民對于難民的同情，甚至影響了歐洲各國對于難民的接受政策。人們對于事件的情感表達深刻地嵌入到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中，既連接著全球多元群體的文化心理，又造成不同民族之間的認知區隔。當情感體驗成為國際傳播的日常實踐，情感聚集乃至情感極化成為國際傳播的新常態，情感也應作為一個新維度被納入到國際傳播研究中。

(二)情感維度:超越理性主義

國際傳播是民族國家間的傳播過程、傳播關系以及相應的雙邊和多邊、全球和地區的傳播秩序，多基于建制化的力量(如政府、政黨、媒體、文化機構、互聯網公司等)，也日益征用流動的主體(如跨國旅行者、網絡社群、意見領袖、社交機器人等)。國際傳播的主體有清晰明確的立場選擇，國際傳播的基本單元并非是廣義上去中心化、隨意的，而是狹義上與國家立場和國家意志保持一致互構的行動主體。然而，沿著這條思路進行的國際傳播知識生產容易走入一個誤區——國際傳播的絕對理性化，即國際傳播被簡化為一種現實主義乃至功利主義的傳播邏輯，將多樣化的傳播實踐視為單一維護國家利益的工具理性，以能否達到目的和實現效果作為國家行動選擇與評估的標準。這與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理性人”假設存在共通之處，將國家視為原子般的個體，國家擁有人的理性。⑥

自柏拉圖(Plato)將理性與情感置于對立的位置，情感一直作為非理性因素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袄硇耘c情感的二元對立思想長期影響著社會科學對情感的研究，令它未能獲得足夠的重視?！雹呷欢?，理性主義能夠為國家的發展與對外傳播提供動能，但也極容易造成“主體與客體的分離”，造成“我與他者”的認知二元對立?！叭绻麌H傳播完全以工具理性為選擇標準……有悖于國際傳播實踐的初衷……這種情況下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是不全面、不協調的，也是不可持續的?！雹喈斚氯藗儗τ凇袄硇苑妒健毕碌难芯窟M行反思，看到了在國際傳播、國際關系領域中非理性的一面，逐步認識到人性、文化結構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同樣有效，非理性因素與非理性行為并不能畫上等號。

從非理性的哲學層面出發，情感是人性論意義層面的非理性因素，“情感的產生是有其獨特的心理特征的，情感是一種心理的感受與體驗，是一種自然流露的過程。因此，情感的產生不完全是以人的意志、人的愿望、自覺努力為轉移的”⑨。在這樣的前提下，國家形象構建與情感之間既存在密切的關系，“人們建構他國形象不只是發自經驗知識及媒介報道，內心的情感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也參與并影響著這種建構”⑩。也就是說，高度理性與完全知情的國際傳播是一種理想的模式，“一呼百應的‘烏合之眾’及受情感驅使所產生的‘搭車’效應才是網絡傳播的常態”?。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強調的情感是對“情感—理性”二元對立框架的超越，而不是認為情感與理性二者無法在國際傳播領域內兼容。正如有學者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研究國家話語時指出，當我們在國際傳播領域談論主體間性時，我們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其中的情感因素與共情效應，也需要理性的國家知識來尋求理解和認同。?

綜上，當我們再度審視國際傳播的基本問題時，跳脫出理性主義范式的禁錮是一種視角和知識創新的選擇，尤其是應該看到理性化所遮蔽的情感維度，打破“情感—理性”的二元對立框架，以更完整地看待情感在國際輿論場上的作用，考察在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聯系又彼此刺激之下，是否存在更為復雜的情感結構。

二、理論脈絡:國際傳播的情感維度

(一)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

“一個時代或一個具體的歷史—社會群體的意識形態……我們關心的是這個時代或這個群體的總體性思維結構的特征和構成?！?沿著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對于意識形態與知識社會學的考察，我們認為，意識形態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意義結構，是某個時代或某個群體的意義網絡，“構建了人類體驗的場所和結構，把社會認同與具體的社會體驗連接在一起”?。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了“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的概念，形容“個人情感對思想意識的塑造作用……發展到如今常常被用來考察特定社群的意識結構和心理結構”?。情感結構處在客觀的結構與個體的主觀感受之間，處在“溶解狀態的生活經驗”中，是情感對于思想的動力。將意識形態與情感結構兩個概念相勾連，可以分析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表明情感在意識形態結構之間的巨大張力，突出理性化的意識形態背后也有強大的情感因素，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也處在一個塑造和再塑造的復雜動態中。換句話說，國際傳播不僅僅是國與國之間的信息傳遞與交流，更是國與國之間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如何相互碰撞和互相影響的過程。當討論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的動態塑造過程時，我們所要考察的是情感與意識形態概念相勾連的形成與構成的過程。

首先，情感在所有的意識形態表達形式中存在某種權力機制，換言之，情感在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中存在一個可放置的空間。?回顧歷史可知，國際傳播一開始就和情感、認知、態度這類心理學研究綁定，和戰爭時期的宣傳研究以及冷戰時期的心理戰緊緊聯系在一起。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在著名的《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中明確指出: “宣傳關注的是通過直接操縱社會暗示、而不是通過改變環境中或有機體中的其他條件，來控制公眾輿論和態度?！?從本質而言，宣傳就是通過社會中的情感渲染與群體暗示來完成的心理操縱術，因為“公眾是低智商的，他們對信息刺激的反應是非理性的和情緒化的”?。美利堅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認為，心理戰在后來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傳播，“成為一種帝國管理的工具，而不是解決沖突的工具”?。而這樣的“脅迫之術”是美國利用大眾傳媒進行的世界觀之戰，“意思是刻意將宣傳、恐懼和國家壓力作為對付敵人的手段，并獲得意識形態的勝利”?。

其次，情感成為某些社會目的優先于其他社會目的的重要考量，換言之，情感也會在議程設置的過程中賦予各項議題不同的顯著性，在相互競爭的欲求中進行選擇。在華為與高通之間發生的5G 競爭，媒體往往將中國與美國牽扯進其中。民族國家的始終在場，使5G標準之爭被“納入國家利益、民族情感以及話語權爭奪的框架，企業自身的商業利益在其中被淡化處理，而基于地緣空間和想象共同體的民族主義傾向則被凸顯”?。從這個角度而言，正是民族主義的情感干預，讓5G 技術的標準定義從一個國家與市場的發展問題轉換為一個國際傳播、國際關系問題，賦予了國際話語權議題更高的顯著性。隨著全球數字地緣博弈的加劇，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博弈中的角色日漸鮮明，其所引發的虛擬情感聚集和互動也成為國際傳播平臺化轉向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后，情感會直接受到國家意識形態制約并影響其在特定語境中發生效果的路徑。有學者分析了為什么法國和德國可以在戰后達成一種深層次的“和解”，而這種層次是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無法達到的，中日之間僅僅存在一種戰略妥協，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主要原因就存在于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使中日兩國無法在情感上感到親近。?例如，“日本長期的‘脫亞入歐’的觀念、制度和心態傳統，決定了日本的‘西方國家’定位”?。其媒體報道態度傾向長期與西方國家保持一致，無視中國對于世界經濟、和平等做出的貢獻，利用人權等議題，大力散布“中國威脅論”?。這也就造成了兩國之間情感結構的巨大分野，更不用說戰爭記憶所帶來的集體性的心理創傷，這些結構性因素持續引發中日之間的政治認知差異乃至分歧，從而影響著兩國之間的溝通效果。

(二)心理與文化的共情傳播

在國際傳播的復雜情感面向中，共情似乎成為了一個新興的學術共識，也代表了跨文化傳播思維對國際傳播的補充。從共情傳播的角度，吳飛反思了國際傳播的現代性和理性交往維度，提出“共情”(empathy)是一種心理天賦或文化訴求，核心是“一種與他者共在的理念”以及溝通達成這一目的的可能。同樣，共情可以作為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維度?，情感的流動也可以發生在工業文明下的民族國家之間，讓民族國家之間彼此溝通促進共情，實現“我們”的超越。

“從跨文化傳播的視角來看，共情體現的是一種主體間性，是不同文化主體之間形成良好信息互動關系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有利于消除文化折扣，增強文化交流效果?！?目前，從共情角度切入國際傳播，試圖解決國際傳播困局的研究比較豐富，大多帶有較為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比如將共情、共通、共享視為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體系范式轉變、國際傳播能力提升的新進路?，或者“訴諸情感共鳴的跨文化共情傳播可成為國家形象建設的破局之道”?;抑或表明共情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機制，是打開新時代國際傳播的實踐路徑?。

簡言之，目前的研究大多強調尋找文化與文化、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力圖達到一種可能且順暢的溝通狀態。然而，完美的共情傳播模式并不存在，即便情感是人類的普遍屬性，但也不存在一套普世的情感承接所有文化心理以及意識形態。國際傳播在歷史維度和空間維度上都是語境化的存在，這也意味著國際傳播中的共情也必然是跟隨語境差異而有所不同的。從這個角度出發，任何追求單一模式或普遍標準的共情傳播理念，實際上都抹殺了國際傳播中的多元互動主體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或意識形態立場差異。在國際傳播的文化解碼過程中，情感、文化、價值判斷、意識形態立場都是我們的心理構成部分。因此，當我們在談論國際傳播的心理與文化共情時，是否可以超越理想式的主體間性，關注到沖突的情感與心理面向? 正如威廉斯所分析的情感結構的動態過程，共情是否也在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中存在一個動態的流變，共情是否是微觀的、具體的，是否是政治的，是否也是與矛盾或沖突共存的?

在特定的社會與政治語境下進行考察時，共情可能會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意義。有學者在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進行田野觀察，探索兩國共情的動力，指出共情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和情境性，共情會與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相互勾連，進而形成特定的共情與認同，從而維持著特定的政治和社會條件。?除了維持穩定，共情還可以視為沖突中的干預因素，與信任和對話共同作為變革和轉型的潛在工具。?甚至有學者更激進地打破我們的常規認知: “共情并不存在于我們的基因中?！?共情可以通過新穎的體驗來增強和改變，也可以通過社會變革來打破，是一個習得的過程。

因此，共情并不僅僅存在“互惠式理解”?這一層面，其同樣應該被視為一個多層次的情感結構，處在塑造與被塑造的動態過程中。換一個視角，共情同樣可以被視為一種策略被使用，并不是簡單地被認為是人的本能。共情也存在多個維度: 文化接近性、認知、情感、心理、生活經驗等。這樣的解讀打開了對共情的目的與意圖的新理解——共情可以激發特定的互動形式，可以維持特定的政治社會情境，可以制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信任與對話。當我們不再回避共情可能為誰服務以及其傳播目的的時候，就擴大了共情對于目前國際傳播中的沖突與矛盾、競爭與博弈的解釋力。

(三)媒介化的情感傳播

從云端交往到元宇宙生存的想象，從傳統大眾媒體到國際互聯網平臺的傳播實踐，人們之間日漸產生“一種基于媒介的精神和情感連接”?。伴隨著技術與資本驅動的社會信息系統再造，人類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深度媒介化的時代?！懊浇榛币亚度霐底謺r代的國際傳播過程中，國際輿論場中的情感生成與媒介邏輯的滲透過程相輔相成，人們的認知與情感生成、表達、實踐都強烈地受到媒體的中介化影響。因此，“媒介化”對于理解數字媒體時代情感的建構產生重要影響。?

“媒介化”研究源于歐洲大陸文化與傳播研究的新轉向，“媒介化應被視為與城市化和個人化同等的現代化進程，媒體以類似的方式既有助于將社會關系從現有環境中剝離出來，又將其重新嵌入新的社會環境中”?。戴雨辰提出，媒介化研究已然成為歐洲傳播與社會研究的一門顯學，“信息化社會”和“媒介邏輯”指向“強”“弱”兩種研究傳統。?本文更傾向于從社會結構和符號表達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這一視角入手，“在某種程度上，媒介化將其他社會或文化領域細分為媒介的邏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對于其他國家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媒介話語的影響，形成“我們頭腦中的世界圖像”?！拔覀儗ι鐣母惺?，或者對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感受，都會受到我們通過媒介體驗這個世界的影響?！?不論真實還是虛假，媒介話語都會讓我們對這些信息感到恐懼、悲傷、焦慮、憤怒、高興。因此，媒介化應被視為一個改變全球各國文化與社會情感互動模式的長期過程。

一方面，國際社會中的情感傳播越來越呈現出媒介化的特征?！安煌拿浇榧夹g形態會影響人們的情感體驗和情感表達方式?！?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不同的媒介技術以不同的方式將人們連接起來，而每一種技術形態也塑造著相應的情感規則——嚴肅的、娛樂的、神圣的、低俗的，這必然影響人們的跨國情感表達模式，也就進一步形塑了媒體中人們的交往方式。近年來，學者們集中討論了數字媒介的情感偏向。數字媒介憑借自身強大的中介能力表征生活中大部分情感元素，甚至數字媒介產品的目的正是喚起情感，而非簡單的信息傳遞。?在數字媒體環境中，符號和情感流連接著全球各地的人們，媒介化的日常交流導致全球各國的情感交流，引發對媒介化事件的集體元評價，導致了話語、情感和意識形態的一致或者沖突。?以短視頻社交平臺TikTok 為例，在俄烏沖突期間，大量的假新聞以視頻的形態配上對于俄烏沖突的情緒化渲染，在平臺上廣為傳播。來自全球網友制作的大量情緒化的視頻致使俄烏沖突這一嚴肅的國際爭端一定程度上演變為一場情緒化的鬧劇，造成了更大規模的信息混亂、信任危機和消極對抗的國際輿論環境。

另一方面，媒介化的情感深度參與國際傳播秩序變革，與國際政治和多元文化形成互構關系。例如，有學者通過考察《中國日報》對于四次全國哀悼日媒介化儀式的構建，指出對于“新冠肺炎”的哀思構建弱化了苦難維度，強化了國家力量的表達，對災難的哀思這一情感參與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傳播語境中，“展現的是中國國內秩序井然、中國的對外援助和中國主導的國際合作”?。相比而言，本文所要強調的是類似哀悼、憤怒、痛苦等媒介化情感在國際傳播的過程中如何與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力相勾連。媒介化的情感對于國際傳播而言，不僅連接著例如粉絲這樣的跨國社群，更具有多重意義:第一是國家權力的操作，媒介化的情感如何進行社會整合，調節社會秩序;第二是象征意識形態的情感政治，不同的媒介化情感在不同意識形態社會中扮演何種角色，造成了怎樣的沖突或和諧;第三是商品化的情感經濟，情感本身就是一種資本，其在媒介化的過程中如何流通與再生產，如何被裹挾進權力爭奪中。從這個視角出發，或許會打開目前對于國際社交平臺傳播政治經濟批判的新情感視角。

三、實踐面向:國際傳播的情感干預

面對國際傳播的復雜情感結構，以及因應媒介化進程而出現的情感傳播問題，中國的國際傳播實踐需要充分考慮情感干預的重要作用，避免理性主義的偏狹，充分發揮心理機制在投射民族立場、有效管控分歧、塑造更多共識，以及推動秩序變革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激發意識形態表達中的情感成分

情感從意識形態表達形式、社會目的顯著性以及受到意識形態制約三個方面發揮作用，因此，相應的實踐創新就需要考慮如下三個維度:

第一，通過強調特定概念來為情感安排可用的空間，激發意識形態中的情感動能。比如，“可親、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正是近年來中國試圖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方式之一，使用“可親、可愛、可敬”等概念目的，就是在展現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和可親近的文明形象。從云南大象遷徙事件的廣泛關注到冬奧會中國式浪漫的全球感動，中國已經多次喚起國際社會的情感共鳴。

第二，通過相對顯著性來區分現有的意識形態概念，凸顯情感的合法性。作為意識形態概念的“西方”是一個“充滿傲慢與偏見的美歐主體性文明敘事”?，扭曲了“中國”等其他文明的歷史性和主體性，也致使“中國”在認識論上更多依賴西方中心主義話語。解構作為人工建構物的“西方”話語霸權，才能真正讓“中國”話語落地。唯有如此，講好中國故事中的情感因素才能真正凸顯，完成“推動各國人民情感交流、心靈溝通”的使命，更好地講述作為“中國”的情感話語。

第三，將不同的意識形態概念進行排列組合，使不同情感在特定語境中發揮作用。意識形態的情感結構是復雜的構成，存在多個面向。不同的國別之間，意識形態存在差異，文化接近性也存在差異。比如，中國與非洲各國之間的情感交流必然與中美之間的傳播存在巨大的差異，“國際傳播中如何把握不同的社會心理需要和特征，是能否增強傳播效果的重要因素”?。這要求我們在推動意識形態敘事時，充分考慮目標國家和地區社會的情感結構，聚焦認知的在地性和正義性。

(二)警惕單向和單一的共情傳播

當共情不被看作一種個人與文化的本能，而被視為一種策略時，我們關注到的便是共情面對復雜關系尤其是沖突的能力。這里所強調的是，共情不一定將沖突轉化為和諧，也可以利用共情構建特定的人和國家身份。

就當下流行的共情認知而言，中國的國際傳播需要追求最廣泛的跨文化共情，試圖與世界各國達成一種互惠式理解。在這個層面，我們需要厘清的是，共情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互惠式的理解必然是雙方彼此共情達到的理解模式。然而，長久以來，以西方視野為主導的國際社會卻存在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中國所追求的“和平對話”很大程度上會演變成“獨白”的文化想象，難以實現與其他各國及其復雜社群的心理與文化共情。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單向的共情傳播都有可能導致規范意義上國際傳播的本質主義陷阱和普遍主義迷局，或者成為依附于他者情感結構的有機參與者，從而消弭了自身情感的自主性和合理性。

與此同時，共情背后也存在特定的語境和結構，因此，共情傳播必須考慮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具體的互動模式與傳播語境。共情不應該被單一地理解為沖突的結束、國家之間分歧的彌合，國家身份的認同和國際沖突的敘事同樣影響著共情。從跨文化傳播的角度而言，共情所代表的文化融合并不是跨文化傳播的常態，文化沖突往往才是跨文化傳播的主旋律。更重要的是，“似乎很難有一種原因必然會導致跨文化沖突，更無法以一種原因去解釋全部的跨文化沖突現象”?。這契合國際傳播中，共情無法解決所有的國際爭端和文明沖突的說法?；谶@樣的認知，我們試圖將共情視作一種國際傳播的手段，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沖突同樣對于國際傳播產生意義。對于處在沖突中的國家而言，共情可以視為一種非暴力的手段，凝聚相同意識形態并產生共鳴，從另一個層面維持著穩定與和諧。這個意義上，我們要警惕簡化而單一的共情傳播，忽視共情想象所遮蔽的多元結構與特定立場。

(三)國際社交媒體的情感干預

在一個深度媒介化時代，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數字平臺成為國際傳播最活躍乃至最重要的場域，也是多元輿論交往和交鋒的重要陣地。

一方面，就國際傳播的情感問題越來越受到媒介邏輯的影響這一事實而言，首先把握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的媒介生態特性，充分考慮到“特定媒介的質地、被人們使用的方式，以及因為使用媒介所發展出來的思考或生活習慣、環境配置，甚至世界觀……”?情感呈現越來越媒介化，本質而言就是媒介介入到了國際傳播的情感實踐過程中，因此，這要求我們最大程度上理解各國用戶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情感化的卷入過程。在把握情感卷入的過程中，使情感成為關系的聯結，而不是僅僅關注如何進行情感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這個層面上的情感干預就是把握情感如何在媒介化的過程中進行不斷地連接再連接，進而擴大國際傳播影響力，以使傳媒業成為國際關系的建構者，并基于關系建構所創造出的價值和功能。

另一方面，因為媒介化的情感與全球社會、政治、文化是互構關系，所以將媒介化的情感看作國際傳播的推動力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將媒介化的情感與國際傳播實踐相結合，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維度入手讓媒介化的情感成為國際傳播中強而有力的一環，例如國際援助的政治儀式、流量生產的情感經濟以及超越國界的文化景觀。媒介化的情感可以被視為一種形塑的力量，重建媒體故事的情感敘事，“哪些情感更容易流通，哪些情感被禁止，都包含了權力的影響”?。與此同時，注重國際社交傳播的情感回應與撫慰、積極促成每一次情感流通是一個閉環的過程，要防止情感的認知和感受處于“斷裂”的狀態。

注釋:

① 馬廣軍、尤可可:《網絡媒體傳播的“情感化”轉向》，《青年記者》，2020 年第5 期，第19 頁。

② 吳翠麗:《“后真相”時代網絡空間中情感的負性轉向及其防控策略》，《學習與實踐》，2019 年第10 期，第121 頁。

③ Wahl-Jorgensen Karin，Mervi Pantti.Introduction:The Emotional Turn in Journalism.Journalism，vol.22，no.5，2021.p.1150.

④ Asker David，Elias Dinas.Thinking Fast and Furious:Emotional Intensity and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Online Media.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83，no.3，2019.pp.506-507.

⑤ 袁光鋒:《邁向“實踐”的理論路徑:理解公共輿論中的情感表達》，《國際新聞界》，2021 年第6 期，第63 頁。

⑥ 余文全:《超越理性假定:情緒、信念與國家決策行為》，《社會科學文摘》，2018 年第4 期，第41 頁。

⑦ 白紅義:《“媒介化情感”的生成與表達: 基于杭州保姆縱火事件報道的個案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 年第5 期，第139 頁。

⑧ 胡正榮、王天瑞:《系統協同: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基礎邏輯》，《新聞大學》，2022 年第5 期，第11 頁。

⑨ 胡敏中:《論非理性的三層含義》，《社會科學輯刊》，1993 年第2 期，第14 頁。

⑩ 張鐵云、張昆:《回歸理論之維:重新確證國家形象生成中的非理性面向》，《編輯之友》，2021 年第11 期，第64 頁。

? 史安斌:《尊重傳播規律，開掘“情感市場”》，《環球時報》，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1r0BMToBAA，2021 年2 月9 日。

? 陳薇:《作為知識生產的國家話語:國際傳播中的知識理性與主體性認同》，《南京社會科學》，2021 年第9 期，第112 頁。

? ［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姚仁權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版，第115 頁。

? 張濤甫、趙靜:《媒體融合的政治邏輯——基于意識形態安全的視角》，《新聞與傳播研究》，2021 年第11 期，第71 頁。

? 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 版，第282-284 頁。

? Freeden Michael.Emotions，Ideology and Politics.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18，no.2，2013.pp.4-5.

? ［美］哈羅德·D.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張潔、田青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22 頁。

? 胡翼青:《大眾傳播學抑或大眾心理學:對美國傳播學主導范式的再書寫》，《國際新聞界》，2019 年第8 期，第42 頁。

? ［美］克里斯托弗·辛普森:《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王維佳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版，第7 頁。

? 柯澤:《美國傳播學研究的心理戰爭背景——一種新的傳播學史觀》，《新聞大學》，2016 年第2 期，第46 頁。

? 束開榮:《互聯網基礎設施: 技術實踐與話語建構的雙重向度——以媒介物質性為視角的個案研究》，《新聞記者》，2021 年第2 期，第48 頁。

? Ren Lin.Rationality and Emoti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Franco-German and Sino-Japanese Reconciliations.Wiesbaden:Springer VS.2014.pp.127-137.

? 朱鋒:《地緣戰略與大國關系:中日關系基本走勢的再分析》，《日本學刊》，2022 年第1 期，第5 頁。

? 王偉:《日本社會變遷及其對中日關系的影響》，《日本學刊》，2022 年第4 期，第114 頁。

? 吳飛:《共情傳播的理論基礎與實踐路徑探索》，《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 年第5 期，第72 頁。

? 唐潤華:《用共情傳播促進民心相通》，《新聞與寫作》，2019 年第7 期，第1 頁。

? 于運全、朱文博:《共情、共通、共享:中國話語國際影響力提升的新進路》，《現代傳播》，2022 年第2 期，第65 頁。

? 鐘新、蔣賢成、王雅墨:《國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傳播:北京冬奧會國際傳播策略及效果分析》，《新聞與寫作》，2022 年第5 期，第27 頁。

? 馬龍、李虹:《論共情在“轉文化傳播”中的作用機制》，《現代傳播》，2022 年第2 期，第77 頁。

? Head Naomi.A Politics of Empathy: Encounters with Empathy in Israel and Palestin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2，no.1，2016.pp.102-105.

? Head Naomi.Transforming Conflict:Trust，Empathy，and Dialogu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vol.17，no.2，2012.pp.49-50.

? Heyes Cecilia.Empathy is not in our Genes.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vol.95，no.12，2018.p.499.

? 肖珺:《互惠性理解的通路》，《跨文化傳播研究》，2022 年第1 期，第5 頁。

? 王敏芝、王軍峰:《從“交往在云端”到“生活在元宇宙”:深度媒介化時代的社會交往生態重構》，《傳媒觀察》，2022 年第7 期，第21 頁。

? 彭修彬:《文化接近性與媒介化共情:新冠疫情中的數字公共外交探索》，《新聞大學》，2020 年第12 期，第78 頁。

? Hjarvard Stig.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Nordicom Review，vol.29，no.2，2008.p.132.

?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會本體論? ——對歐洲“媒介化學派”的一個批判性考察》，《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 年第5 期，第51 頁。

? Hjarvard Stig.The Mediatization of Religion: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Religious Change.Northern Lights:Film ＆ Media Studies Yearbook，vol.6，no.1，2008.p.14.

? D?veling，Katrin，Elly Konijn.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motions and Media.London:Routledge.2021.pp.6-7.

? 袁光鋒:《公共輿論中的“情感”政治:一個分析框架》，《南京社會科學》，2018 年第2 期，第107 頁。

? 自國天然:《情之所向:數字媒介實踐的情感維度》，《新聞記者》，2020 年第5 期，第47 頁。

? D?veling，Katrin，Anu A.Harju，Denise Sommer.From Mediatized Emotion to Digital Affect Cultures:New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Flows of Emotion.Social Media+Society，vol.4，no.1，2018.pp.8-9.

? 陸佳怡:《哀思與力量:作為媒介化儀式的“全國哀悼日”之國際傳播》，《現代傳播》，2021 年第12 期，第72 頁。

? 吳雷、姜飛:《建構與解構:“西方”概念祛魅與中國國際傳播話語重塑》，《南京社會科學》，2022 年第10 期，第105 頁。

? 左路平、吳學琴:《習近平關于意識形態論述的社會心理意涵》，《湖北社會科學》，2021 年第11 期，第22 頁。

? 趙立敏:《理論、身份、權力:跨文化傳播深層沖突中的三個面向——以漢傳佛教在華傳播為例》，《國際新聞界》，2020 年第9 期，第25 頁。

? 唐士哲:《重構媒介? “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2014 年第121 期，第6 頁。

? 袁光鋒:《增值、轉化與創造邊界:論數字媒介時代的情感流通》，《南京社會科學》，2022 年第9 期，第11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