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專家信任危機看青年價值觀引領

摘要：數字傳播時代專家信任危機與青年價值觀危機具有強關聯性。專家信任危機表現出“困境”與“陷阱”的雙重危害，而風險認知的主體差異性是危機產生的中介性原因。青年在網絡“泛娛樂化”和盲目跟風的“質疑權威”影響下出現了與專家信任危機相伴而生的價值觀危機。為應對危機，各方主體應協同發力，在分眾傳播中疊加信任式傳播，將風險事件中的及時回應與希望式回應相結合，在不遺余力打擊謠言的同時建立引導式框架，而學校價值觀教育則要特別關注青年對“專家”的狹隘式理解。

關鍵詞：專家信任危機；青年；價值觀；風險

DOI：10.15938/j.cnki.iper.2023.06.022

中圖分類號：G６４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23）０6－０131－０8

專家是網絡傳播時代的重要信源，專家信任和人格信任、貨幣信任“支撐著社會中的全部信任”［1］。網絡媒體對新聞的深度解讀離不開專家的專業支持，而如今令人目不暇接的“專家稱”又往往跟隨著鋪天蓋地的負面評價，網絡傳播在依賴專家的同時又在不斷消解專家的權威性。專家言論及其社會態度反饋深深影響著青年價值觀的塑造和引領效果。受閱歷和判斷能力的影響，青年在“專家稱”的網絡傳播游戲中難以堅定地堅持一貫的價值觀，青年價值觀危機和專家信任危機由此混為一體。對此，有必要廓清專家信任危機的表現及原因，分析兩種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探尋網絡傳播場域中鞏固和引領青年價值觀的新策略。

一、專家信任危機的表現與原因

相當多的年輕人在網絡上已經從碎片化閱讀走向瞬時化閱讀，新聞標題和視頻封面的大字才是他們的重點閱讀對象。逐新逐異的網絡媒體深諳此道，因此重點包裝新聞的標題和視頻的封面。于是，各種驚世駭俗的“專家稱”標題、封面在賺夠眼球的同時也引發了大規模的信任危機——一般而言，由于背景知識和生活經驗的差異，包括青年在內的社會公眾對專家言論的理解起初是一種多元化的模態，但在同一化地負面呈現和多次重復性的認知轉碼后，多元化逐漸走向一元化，那就是“專家稱”基本不可信。顯然，這種不恰當的理解危害重重，所以必須深度透析專家信任危機的表現和原因。

1.困境和陷阱——透視表現的危害

專家的定義并不統一，有時等同于科學家，有時是技術權威，有時又是社科學者。通常來說，專家應當在某個領域擁有其他人所不具備的專業知識或獨特技能，他們往往在特定領域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并從事專業性的研究和實踐工作。然而，在網絡時代，“專家”語義發生變化，借助自媒體而變身為專家者眾，專家身份、種類、性質和公眾對專家的態度也在不斷更新，反映到信任危機上呈現出“豪豬困境”和“塔西佗陷阱”兩種危害表現。

（1）困境中的專家：想說的和不敢說的傳統上對專家的分類有很多種，比如業內專家和名人專家、領域內專家和領域外專家以及國外常用的工業街專家和學術界專家等［2］。網絡使專家門檻一降再降，出現了一批自封專家和部分公眾認可的專家，這些專家中最常見的是“意見專家”，他們可能本身就是意見領袖，也可能是意見領袖的合作者。除此之外，魚龍混雜的網絡專家中還有數量不少的假專家，流量利益驅使他們在各種不同場合競相發聲，制造話題，引爆流量。

青年思維活躍，樂于接受新事物，但被說服的門檻較高，不會輕易認同證據不足、說理不夠的觀點。由于閱歷所限，青年對于一些新聞話題沒有切身感受，對專業人士的解讀有相當大的依賴度，并且由于網絡時代和大數據時代重疊，各種信息鋪天蓋地，青年不可能擁有足夠多的時間和精力對之進行深度解讀與分析，由此產生了對“專家稱”的普遍需求。對于渴望參與各種熱點議題以彰顯自身獨立性的部分青年來說，他們通常處于一種矛盾心理中，一方面不愿輕易相信專家，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專家獲得對問題更進一步的理解，這時便出現了“豪豬困境”。網絡中除了對“專家稱”的負向調侃外，也有“這次我站專家”的認同性表達，這正是“豪豬困境”的形象展現?！昂镭i困境”在網絡時代也變成了許多專家的自我困境。一方面，“專家稱”是專家贏得社會性名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專家稱”所引發的負面評價又使一些專家望而生畏。因此，這一表現所帶來的危害可以從專家和青年兩個層面來看。

第6期王少：從專家信任危機看青年價值觀引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年專家和專家千差萬別，本文結合以往研究和數字傳播時代實際情況將專家分為業內專家和業外專家兩大類，前者可細分為業內普通專家和業內知名專家，后者可區分為跨界專家、意見專家和假專家。業內專家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其隨著新聞事件的變化而變化，某一新聞事件中的業內專家到了另一新聞事件中可能就成了跨界專家。所謂跨界專家就是面向自己不熟悉領域而發聲的專家，其既可以在其他領域中找到自己專業的交叉點，又可以只以本領域專家身份發表外行言論。業內專家的發聲具有通過知識輸出履行社會責任的強制性，他們中的知名專家在熱點和緊急事件中的發聲尤為重要。但跨界專家、意見專家和假專家的各種發聲不但稀釋了業內專家發聲的響度，還為“專家稱”添加了諸多音色，因而增加了公眾的辨別難度。

對于青年來說，他們分辨“專家稱”音色的能力不足，在難以分辨對錯和真假的前提下不得不堅持一條簡單的“鐵律”——常識一致性原則。這一原則是大多數公眾面對紛繁復雜的觀點時首選的辨別標準，但在青年那里，社會經驗的不足被主觀性強行補位，強硬的主觀態度使“這是說真話的專家”的語義變成“說的是我想聽的話的專家”，“真話”的內涵被解構，而不愿承認自己無法分辨真偽的面子心理又將被解構的七零八落的“真話”粉飾成真話本身。這一心理過程往往會被青年選擇性忽視，又被假專家、意見專家和假借專家之名（比如一些新聞文本中出現的“業內人士”“專業人士”等，又如自媒體直接將爭議言論冠以專家稱）的媒體輸出的偽裝成專業見解的常識性觀點所強化。當然，一些不負責任的、追名逐利的業內專家、跨界專家故意發布的符合常識但不符合專業的言論更具有迷惑青年價值認知的危害性。

為了避免被“豪豬刺”所傷，業內專家在發聲時可能會出現兩個極端：一是僅從專業知識出發討論事件本身。這部分的“專家稱”雖然具有專業價值，卻缺少新聞價值，往往會被媒體或公眾忽略。二是為了迎合公眾而發表專業含量少的言論。這時的業內專家和跨界專家、意見專家區別不大，有時歪打正著成為青年認同的“說真話的專家”，但更多的時候卻會被知識渴求度高的青年視為水平不夠的虛名專家。同時，存在一批激進的業內專家，他們可能會在媒體邀約發聲之前就在自媒體上發表觀點，由于時間倉促，觀點的組成往往在邏輯或專業上存在瑕疵，在遭遇其他專家或公眾的批評后，為了挽回顏面，在心理補償作用下他們很可能會為這些爭議觀點進行強硬辯護，最終越描越黑越走越遠，徹底敗于“豪豬刺”下。

（2）陷阱中的公信：要說的和不相信的在突發事件（特別是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或者引起廣泛關注的社會熱點事件中，專家發聲不僅是其社會服務責任的要求，也是相關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重要保障?！皩＜曳Q”由此呈現出“要說”的特點，此時專家信任問題經由專家“要說”而指向政府公信。此外，影響政府決策也是不少跨界專家和意見專家的重要目的。公信力在“專家要說”的不被信任和渴求影響決策的不夠專業的“專家稱”的雙重影響下面臨極大挑戰，信任危機逐漸發生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困境會慢慢變成陷阱——“塔西佗陷阱”。陷阱中的公信幾乎不復存在，這為政策執行帶來強力阻礙。

學術中立是專家作為學術人的基本操守，在“要說”中仍然需要保持，但兩個原因導致學術中立變成一件需要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情。一是專家和政府決策部門“之間存在信息交流偏差和互動障礙”［3］；二是媒體在新聞建構中曲解專家本意。交流偏差和互動障礙體現在政治話語和學術話語的差異上，政治話語謀求過程的模糊和結果的確定，而學術話語只能在確定的過程中推導出可能的結果，在遇到突發事件時，兩者的裂隙更加明顯。大多數突發事件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科學難題，專家對情勢的判斷失真失準在所難免，這對決策制定和執行的影響極大，而一次失誤會導致一連串的信任危機，公眾在心理喚起的作用下會降低對專家和政府在任一突發事件中言行的信任度。雖然偏差和障礙客觀存在，但“要說”使專家和政府捆綁在一起，信任危機的轉嫁現象不可避免，“陷阱”逐漸形成。青年與政府和專家打交道的機會不多，通常不能理解政策實施和背書之間的關系，也不能理解面對突發事件時，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治理難度有多大，他們僅從“專家稱”出發，加入到“陷阱”填與挖的角力中。新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建構的現實，媒體不滿足于專家只說耳熟能詳的話，而希望他們說出具有新聞價值的新穎言論，于是，媒體一邊尋找配合的專家——這時大量的業外專家進入采訪視域中，進一步加劇了不夠專業的“專家稱”的負面影響；一邊又抓住業內專家言論中難以理解或容易引發歧義的內容大做文章，引發誤解甚至有意誤導，以此來契合部分公眾貶低精英的心態，使所謂的“專家稱”越來越成為貶義詞，信任危機因此變得綿延不絕。缺乏生活實踐而過度依賴網絡媒體的青年并不了解新聞建構的過程和其中隱含的商業目的，他們在被媒體扭曲的“專家稱”中尋找與自己常識和眼前利益一致的話語，而對與之不一致的“專家稱”嗤之以鼻。

意見領袖是傳播學中的重要概念，那些在信息傳遞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便具備了意見領袖的特質。占有專門知識和特殊技能的專家成為意見領袖的可能性極大，他們只要學會新聞場的游戲規則，將大眾想聽的話包裝成“專家稱”參與到新聞建構的過程中就很容易化身為意見領袖。在成為意見領袖的名利吸引下，跨界專家和意見專家越來越多，他們甚至走向業內專家的反面，與“要說”對立，假借學術批判行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世俗化的同時徹底放棄學術中立原則，雖然可能獲得一時的名利，卻把“陷阱”挖的越來越大。與此相對，業內專家在新聞場中的迷失更多是被動的。部分業內專家僵化地運用理論，對書齋外的世界實踐缺乏觀察和體驗，導致發聲雖然具有理論性，卻沒有實踐價值，甚至有害，他們的發聲看似在維護學術中立，事實上卻遠離了學術中立的本意，因為在突發或熱點事件中的學術觀點必須要與社會現實緊密相連。青年也許不具備專家的專業水平，但他們看到、聽到和體會到的實際情況與“專家稱”的差別會一步步將他們推向“要說”的對立面。

2.風險和認知——作為中介的原因

專家信任危機通常在風險溝通中達到頂峰。風險溝通是突發事件和常規事件異化后必須實施的引導措施，政府部門通過風險溝通向公眾闡釋風險的可能后果以及將要采取的防治策略，目的在于獲得公眾對政策實施的支持和理解。專家是風險信息的權威解讀者［4］，原有的風險溝通經由專家-政府-公眾的單維路線實現，在政府和公眾致力于將單維路線轉化為雙向通道后，風險溝通中的專家和公眾（特別是青年）兩大主體的風險認知差異便成了信任危機發生的中介。

（1）專家風險認知：學術的與合目的的由于風險的不確定性，從學術出發有時很難對風險結果給出確定的答案，而突發式的風險事件導致專家結論的模糊性特點更加突出，由此，為了給出一個相對確定的答案，風險溝通中發聲目的的確定成了“專家稱”的前提。由于政策執行是風險溝通的基本目的，一些專家便習慣于從宏觀大局出發提出建議，沒有考慮到微觀意義上群體之間的差異和個體對民生的感知，而這卻是政策執行必需的依賴。

合目的的“專家稱”產生了結論先行的后果，專家在預設結論后不知不覺地調整了學術觀點的結構和內容，專業的學術解讀被“公共性”踐行破壞了機理，專家提供給公眾的不再是學術性的風險認知，而是教導式的風險管理，理性思考被目的消解，風險治理只能迎來批判?！皩＜业难孕衅x角色，公眾對專家的信任預期就會下降，相應地不再有信任行動?！保?］專家當然不止于學術專家，其社會服務功能確實需要在政策制定與實施中得到體現，但無論如何，面向公眾的發聲不能稀釋學術性，否則專家的信任危機會經由合目的性轉向目的背后的政策及其制定與實施者。

如果人們要判斷由專家提供的專業知識是否值得信賴，往往取決于這些知識是否與公眾自身經驗所驗證的知識相矛盾。［6］科學和公眾經驗之間的裂隙確實是專家遭到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科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證否或證實經驗的，在證否時引發抵觸心理不難理解，但只要說理透徹、論證有力，公眾并不是不能被說服，放棄了學術性而一味追求目的性只能加劇科學和公眾之間的矛盾。專家的風險認知即使在學術性上有所欠缺也不會直接導致信任危機發生，但當專家風險認知和公眾風險認知產生矛盾后，信任危機會在公眾中，特別會在批判精神強烈的青年人中彌漫開來。

（2）青年風險認知：經驗的與陰謀論的年輕人反感被教育、被勸誡、被命令，契合青年壓力感知心態的專家言論往往會受到追捧，而加重青年心理或生活負擔的專家言論則會被鄙夷和抵制。在風險事件發生后，缺少社會經驗的青年對于風險的畏懼所導致的焦慮和憤怒特別容易被加重。和大多數人一樣，青年在認知風險時，傾向于采用直覺經驗的模式，他們的風險認知邏輯與自身價值認知和價值判斷緊密相連，而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的風險決策則與價值選擇趨于一致，當專家風險認知與青年風險認知出現反向撕裂后，信任危機便直接導致青年價值觀發生異變。近年來，學術不端、論文灌水、浪費經費、無用的研究、部分關鍵科技領域的落后導致學術權威性一再受損，隨著“破五唯”等一系列學術評價改革的開展，以敢于質疑權威為傲的青年對專家的淺層理解落在了專家不學術的象限里。在風險發生后，青年會在經驗的支撐下自主參與風險溝通，在政府民主決策職能的引導下，雙向通道很快就能建立。專家作為風險溝通中的特殊主體，其學術性本身就受到一部分青年淺層固化思維的質疑，而合目的性所稀釋的學術性進一步加劇了質疑，質疑會逐步走向否定，從而使信任危機逐漸擴大。

不可否認，某些公眾確實會在懷疑主義的影響下而在風險事件發生后選擇一種陰謀論式的認知，這通常是因為陰謀論簡單而可重復套用的解釋框架很容易被風險中處于憂懼狀態的人們所接受。一旦產生陰謀論式認知，公眾就很難被說服，他們會在持續不斷的懷疑中糾纏不休，又會在風險事件的一個個節點中用陰謀論繼續強化自己的認知方式。青年善于想象，他們對世界、對社會、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認知既會被理想美化，也極易被故事化的陰謀論敘事誘騙。當“專家稱”以合目的性為主要導向后，專家對風險的認知與解讀會使自身被青年視為政策站臺者，青年由此便很容易接受將專家納入“官商勾結”等陰謀論的敘事框架中，在敘事中疊加日常經驗對風險的認知框架，雙重框架進一步導致青年產生風險巨大甚至不可控的認知，這種被渲染的恐慌情緒既不利于風險溝通，也不利于青年價值觀塑造。

對于青年而言，他們的實踐經驗大多來自于課本和網絡，專家形象在課本上和網絡中呈現出巨大的反差。課本上甘于清貧、淡泊名利、嚴肅古板的描述是很多青年對專家形象的基本認知，而一部分業外專家早已跳出這一刻板形象，他們也不以專家自居，卻獲得了本應屬于專家的擁躉，在風險事件的發聲中占據更大的主動性，甚至超過業內專家。在媒體“社會風險放大效果”［7］的助推下，業外專家的言論更加符合青年對風險的想象和認知，而他們不以專家自居的特征則進一步加劇了專家信任危機。

二、青年價值觀在信任危機中的危機

專家信任危機絕不僅僅是一個領域性話題，而直接關涉國家政策（特別是風險防治政策）的制定執行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效果。因此，專家應當“既有特定的專業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專業人士所無法有效地知曉的知識和技能的準確性”［8］，品行是專家發揮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重要保障，品行和準確知識的供給相結合則直接為青年價值觀引領提供支持。專家信任危機的出現消解了專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造成對應的負面影響，從而使青年價值觀遭遇危機，其中尤以政治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為甚。

1.“泛娛樂化”滲入信任危機消解青年政治價值觀

青年對“專家稱”的荒誕感受和不能接受的態度需要尋找發泄的渠道，網絡“泛娛樂化”為此提供了空間。對于媒體而言，大家都知道的、都如此認為的、都同意的、與人們常識一致的信息不具備很高的傳播價值，在“泛娛樂化”中將“專家稱”的信息內容解構成“異乎尋常的”便成了媒體吸引流量的重要方式，“泛娛樂化”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此顯露。網絡“泛娛樂化”“生產奇異話題解構青年在整體認知基礎上形成的價值觀”［9］，在“專家稱”場域，奇異話題特別容易建構，青年政治價值觀因此處于被引導和被誤導的雙重交叉地帶，“泛娛樂化”的影響更加明顯。

現代科學分工的細化使得一個研究領域出現眾多研究方向，每個研究方向均存在難以突破的專業壁壘，專業意見變得越來越精細化，大而化之的“專家稱”在準確性方面難免出現瑕疵，再加上部分專家偶爾發出的脫離百姓生活實際的“驚世駭俗”言論使“專家稱”的污名化情況愈發嚴重。當青年聽慣了與自身認知和經驗偏離極大的專家言論后，在娛樂化心態下創造出“建議專家不要建議”之類的段子就不難理解了。網絡媒體以娛樂流量為導向，在“泛娛樂化”傾向下，斷章取義、包裝文題、片面發布等行為在各類以“專家稱”為看點的新聞中成為慣常手段。特別是一些事關民生的專家建議，如果不能客觀解讀，特別容易引起社會矛盾，比如對建議增開某些稅目的專家言論，在媒體“泛娛樂化”傳播下，“建議對專家收專家稅”的娛樂話語迅速出圈，本應該由公眾參與而進行客觀分析和辯論的政治性議題被帶偏到諷刺娛樂場域，專家建議的公共性價值被銷蝕。

網絡時代，媒體成為專家建立公眾政治信任的中介，但“泛娛樂化”的錯誤傾向使媒體在專家言論傳播中不再只是傳聲筒和交流器，而更多發揮了公眾情緒催化劑的作用。一方面，在很多新聞報道中，媒體必須依靠專家才能完成深度寫作；另一方面，嚴肅刻板的“專家稱”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以獲得新聞競爭優勢。于是，在“娛樂一切”的態度誘導下，媒體戲劇性、荒誕性、嘲諷性的解構手段與部分青年玩世不恭的心態一拍即合，創作出一系列削弱專家政治權威性的網絡話語，而少數專家在名利迷眼之下濫用專業知識發表具有娛樂效果的言論以吸引流量的行為則進一步加劇了“泛娛樂化”對專家政治權威性的侵損。

迷失在“泛娛樂化”浪潮中的“專家”一詞逐漸發生語義蛻化，蛻化造成青年對政治見解的價值認知和價值判斷失準，既使青年接受政治價值觀引導的難度增加，又使經常需要引用專家見解的政治價值觀教育陷入“泛娛樂化”困境，信任危機由此引發青年政治價值觀危機和政治價值觀教育危機。

2.信任危機夾雜“質疑權威”虛化青年公共價值觀

今天，敢于質疑、挑戰權威在很多青年人那里已經成為彰顯個性和善于獨立思考的象征，特別是在權威身份被溶解、質疑聲音被匿名的網絡場域，質疑在青年人中隱隱有無限發展的趨勢。不可否認，質疑對于青年思維成長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質疑權威恰是青年運用自身知識突破思維屏障的重要手段，畢竟權威并不總是正確的，對權威的盲信盲從會導致錯誤無序擴散。但質疑權威本身不應成為盲目跟風的做法，沒有弄清質疑的目的而質疑只會為質疑帶來新的質疑。

“公共價值觀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一種穩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惡觀念，其以對社會公共價值的認可和承認為前提?！保?0］在公共生活中，專家更多地是提供一種參考意見以滿足公共爭論的需要，由于部分業內專家忽略了新聞場和學術場的差異，常常發表一些容易被公眾曲解的言論，業外專家便獲得了更大的發揮空間。許多業外專家以站在百姓立場自居，他們將自身言論包裝成面向公眾思考、維護草根利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言論，由此獲得發聲正當性，也獲得了挑戰權威的能量，但是，業外專家對專業知識的缺乏卻被他們自己有意無意地忽視了，而這種缺乏終會露出馬腳。因此，業內專家和業外專家都有可能導致專家權威性削弱，青年的公共價值觀在一次次的專家“失誤”中被虛化。

在公共風險管理場域，專家具有非常重要的輿論引導和政策實施價值，但專家對公共風險的解讀方式與公眾天然不同。專家需要找到證據和學術的結合點，然后在科學精神指引下認知風險。公眾則以個體認知和自身利益作為公共風險解讀基礎，他們依靠自身的價值認知和取向作出對風險中專家建議的價值選擇，從而決定是否要相信特定的風險防范政策。兩種解讀方式的差異導致對權威是否可信的疑問叢生，而不同專家在解讀過程中的不一致性——既可能由于學術研究方向的不同造成不一致，也可能因為對風險證據的獲取不同而造成不一致——加劇了青年對權威的不信任，從而進一步影響了他們的公共價值觀。青年“質疑權威”由此獲得了新的理據，他們跟隨大眾一起嘲弄權威專家的不專業和另有企圖，而對自身質疑行為的深度思考，包括是否應該質疑、是否需要質疑、質疑的對象是否準確、質疑的內容是否恰當等均被盲目跟風所消解——既然大家都質疑，甚至連專家相互之間都質疑，我還有什么理由不質疑？

權威專家是公共生活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還是公眾行動的選擇與執行，權威專家都起到了引導和教育的作用，而民主社會中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交流互動，也需要權威專家作為潤滑劑。質疑權威是需要的，但應當在一個合理的框架中進行，盲目跟風的質疑不僅沖擊了權威的權威性，妨礙了權威引導、教育和潤滑功能的發揮，也對青年公共價值觀造成不利影響：部分青年可能因為無限質疑而陷入懷疑主義怪圈中，也有可能在盲目質疑中解構自身的獨立思考能力，從而被別有用心者反向解讀“專家稱”而扭曲固有的公共價值觀。

三、塑造和鞏固青年價值觀的新策略

專家僅僅依靠專業知識取得公眾信任是不牢靠的，知識與現實的裂隙、知識的非中立性、知識豐富所帶來的傲慢等都會將公眾推向不信任專家的境地，而青年對“泛娛樂化”的癡迷、活躍思維下的跟風質疑則使他們的價值觀在專家信任危機中變得危機重重。專業不等于客觀、客觀不等于權威、權威不等于信任，在多次衰變之下，信任危機越過專家-公眾的對象化場域，而糾纏于多重主體之間，特別是將公眾聚焦于青年的情況下，“專家稱”從一個傳播問題轉變為教育問題。各方協同發力成了解決專家信任危機中青年價值觀危機的必然要求，網絡傳播監管部門、新聞媒體、學校和風險防控中所涉及到的機構均要負起青年價值觀塑造和鞏固的責任。

1.信任理論融入傳播機制引領青年避開價值觀危機

分眾傳播是數字時代傳播的主要形式，由此在精準思政理念下催生了分眾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然而，作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對象的青年在分眾傳播中對信源通常采取“策略式信任”，這種信任“非常脆弱，特點是難于建設，易于破壞?！保?1］建立在利益衡量基礎上的策略式信任常常會將信息直接拉到個體的自我視野中，利用自身理性在目之所及的范圍內比較分析信源的可信度。在“專家稱”的分眾傳播中，信息傳遞的集中化導致青年在信任策略建構時很難進行比較驗證，進而在圈層化的固定思維中不斷加劇信任危機和價值觀危機。通常認為熟悉是信任的基礎，中外學者都有過類似的論述，比如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12］。盧曼關于人際信任的理論也以熟悉為重要粘合劑。但熟悉也可能導致不信任，一個熱衷于撒謊的人、一個無知的人通常被熟悉的人視為無法信任，而中國人特別看重的面子問題在熟人社會中體現的更加明顯，當不信任的想法被話語表達出來后，面子會讓個體在面對熟人時不停地為自己的不信任態度進行辯護。青年在分眾傳播中會非常容易進入圈層化的網絡空間，在這個空間里會構建出網絡熟人社會，上述導致不信任的情況會反復出現并強化，信任危機難以消除。

分眾傳播疊加信任式傳播是解決傳播中專家信任危機和青年價值觀危機的重要方法。首先要將專業傳播和事實傳播相結合。既要看重專家的專業建議，又要保持新聞的真實風格，所以這要求新聞媒體必須區分真專家和假專家，如果因為時效性而來不及分辨，至少不能在新聞中抹去專家的利益身份，也即要賦予青年判別專家真偽的基本條件。其次，主流媒體之間要保持事實一致性。在現實中，一些地方媒體面對其他地方發生的熱點事件，通常會采取“泛娛樂化”的報道方式，不同媒體對新聞報道的角度和策略當然可以多元化，但基本事實不能被標新立異所稀釋，當形式大于內容，歧義就會不斷出現，因此，任何媒體的“專家稱”都要建立在共同且一致的事實基礎上，專家的不一致不能是因為事實的不一致，而只能是角度的不一致。再次，以信任為內核引導自媒體。網絡傳播監管部門不能放任自媒體通過“泛娛樂化”的方式隨意解讀“專家稱”，更不能任由自媒體捏造“專家稱”。最后，將信任式傳播滲入到新聞評論中。青年熱衷于對新聞事件發表言論，評論區是備受他們關注的空間，評論區的誤導效應不容忽視，大多數“帶節奏者”都會利用評論區大興風浪。信任式傳播要求在評論區通過置頂的方式條分縷析地列舉事實，對于誤讀“專家稱”并已引發不良情緒的評論，媒體要將其核心問題予以剖析并及時回應以正視聽。

數字傳播時代，人人都是專家的現象變得突出，專家門檻的降低也使專家權威性同步降低。分眾傳播疊加信任式傳播的一個核心任務是過濾假專家并將業外專家和業內專家相區分，幫助青年將“專家稱”的語義歸位到真正的專家建議上。專家要保障自身的權威性必須樹立自律意識，一些專家不停地參加各種娛樂活動、論壇、節目，將專家身份解構成娛樂者，權威性和公信力自然下降。因此，網絡傳播監管部門和教育、科技行政主管部門要對專家進入娛樂場域的行為進行合理規制。

2.樹立希望信念引領青年言行與政策保持一致

“信息傳播的‘首因效應說明，第一時間得到的信息對個體的未來認知作用最強?！保?3］在公共風險事件中，青年和普通公眾一樣，最希望獲得及時而準確的信息，從而幫助自己判斷目前情況的危急程度。面對公共風險事件，專家具有引導輿論、緩解恐慌、消除迷霧的社會服務責任，但公共風險事件所指向的科技問題往往是前所未見的難題，在及時回應的效率需求下，專家“失誤”的頻次增加，專家信任危機甚至成了擴散風險中焦慮與恐慌情緒的推手。

在向公眾普及專家知識存在局限性和滯后性的同時，需要謹慎對待“公眾參與科學”（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問題。作為科學民主化的重要渠道，“公眾參與科學”對科學的進步與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盡管大多數情況下，由于公眾欠缺相應的科學素養，這一模式通常由科學界主導，通過科學專家和公眾的互動而使科學問題的解釋為公眾所理解和接受，但由于公眾切身參與對話，并在互動中與科學專家共同確立科學的邊界，所以民主的價值永遠存在于“公眾參與科學”中并將持續發揮作用。然而，當公共風險事件發生，科學專家身份往往會與政策專家身份合二為一，公眾，特別是對科學知識渴求度高的青年不僅對科學問題本身感興趣，還對科學問題和政策實施之間的關系以及專家的立場和動機產生疑問，這時專家知識的局限性和滯后性問題就會被放大，既然專家言論本身是有漏洞的，那么“專家稱”就很可能是專家假借專業知識行政策實施目的之實的謊言。因此，公共風險事件中的專家必須更加謹言慎行，在證據不足、數據不夠的情況下，可以在宏觀層面依據專業知識對問題進行經驗性指引，而不能為了及時回應而回應。在各路“專業”觀點紛紛揚揚之時，網絡傳播監管部門必須嚴厲打擊業外專家混淆視聽的行為，加強對“公眾參與科學”的引導，將科學問題交給專業的人。

希望是應對風險的最佳武器，對未來的希望和憧憬也是青年接受價值觀引導、保持正確價值觀不動搖的基石。由于科學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一時不可控性，專家確實很難給出明確的結論，有時甚至連時間表也難以確定。但是，缺乏閱歷的青年人特別容易在風險中感到焦慮和沮喪，如果不能讓他們看到希望，專家信任危機終會轉化為更大的政策危機，甚至對青年價值觀造成不可逆的損害。因此，“專家稱”的話語表達應當充滿希望，在最大限度內給出事件解決的大致方向和時間范圍。及時回應與希望式回應相結合，既做到及時，又做到飽含希望，既不違背科學求真的一貫原則，又使青年在接受科學的同時認可政策的執行，從而使青年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的正確價值觀得到鞏固。

3.構建防范謠言的引導式框架引領青年不盲從盲信

青年善于聯想，這一特質使他們很容易被陰謀論者等謠言制造者利用，但實際上受到誘導的聯想心理并不符合普遍聯系的原理。比如發生人口失蹤事件后，青年在謠言誘導下聯想到器官買賣，再從器官買賣聯想到權力濫用，這時他們的政治價值觀就會在無根據的個別聯系中產生異化風險。在聯想心理下接受謠言的青年，進一步將質疑推向極端。謠言和青年跟風的質疑習慣相遇所產生的“化合作用”不僅進一步強化了無限質疑的合理性，還使謠言披上了質疑的外衣。為此，必須構建引導式新聞傳播框架。該框架有兩個要點：一是引導青年正確認識質疑，明確質疑的目的是為了使質疑對象改正錯誤變得更好，而不是為了打倒質疑對象，也不是為了質疑而質疑，結果將質疑變成了無謂的發泄；二是及時回應真質疑，打擊引流式質疑和披著質疑外衣的謠言，不僅要依靠專家揭露謠言的荒謬，還要同步指出謠言的目的，讓不明就里的青年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被誤導。

“專家稱”在網絡媒體的轉譯下既可能變得通俗易懂，又可能被分解成邏輯不完整的碎片化信息。借助被撕裂而變得邏輯荒謬的“專家稱”，政治謠言乘風而起。因此，“專家稱”本身應當與上述引導式框架一致。專家應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發表學術和專業見解，見解本身要與實際一致，但不應帶有政治傾向性，所以一方面要以簡潔無歧義的語言進行表達，一方面要在回應真質疑和打擊謠言中彰顯專業性。當事件復雜到超出青年的一般常識認知、專家必須要發表與眾不同的專業見解時，專家就會面臨極大的信任風險。此時，不能在解決疑慮、打破偏見的基礎上發表言論就會被青年反對和謾罵，所以，專家要將自身言論納入傳播的引導式框架中，充分理解青年的質疑心理，在引導質疑方向的同時發表回應式言論就要比就事論事更具說服力。

4.糾正對專家建設的狹隘式理解引領青年形成辯證思維

“通過信任簡化復雜性，在越來越組織化了的社會架構中意義重大?！保?4］青年群體人數龐多，但大多數是在校學生，他們在學校組織中擁有趨同性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可以簡化復雜性的信任對于青年價值觀具有整體性引導意義。青年對“專家稱”的理解呈現出狹隘的特點，他們往往會把“專家稱”在應然上理解為中立，在實然上理解為有傾向性。事實上，專家無法在學術之外做到絕對中立，有時也是不應做到的。專家負有的社會教化責任使之不能隨意發表言論，特別是可能導致事態向不利的方向發展的言論。學校應當教育學生轉變對專家言論的狹隘式理解，在應然層面上更多地關注專家言論的學術價值和科普價值，學會從“專家稱”中了解事件的發生原理、過程結構和未來走向，而不是固執地認為專家如果不是完全站在學術立場上就不可信?！皩＜曳Q”確實不能具有政治傾向性，但面向青年時，“專家稱”應當具備正向價值觀引導作用，并要極力防止商業利益、娛樂效果或個人私心的影響。學校在面向青年的價值觀教育過程中，要引導學生學會以正確的心態看待“專家稱”，要準確辨別可能有錯誤傾向性的“專家稱”，同時要明白專家不是在進行專業教育或學術交流，而主要是在科普和引導。

狹隘式理解的另一種表現是僅僅抓住事實判斷，而不管專業論證，快餐式閱讀是造成這種狹隘式理解的重要原因。數字時代的這種閱讀習慣在青年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他們在面對“專家稱”時會自動過濾專業詞匯，對專家所用的通俗話語或媒體轉譯的新聞話語進行字面理解，而這些話語通常出現在事實描述和結論陳述中，當結論與常識不同時，青年便開始懷疑“專家稱”的真實可信性。學校要教育青年必須以辯證思維去仔細分析“專家稱”中的專業推理過程和證據使用情況，而不能僅僅關注結論。

結語

專家信任危機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信任問題，在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專家稱”呈現出越來越大的治理價值，如果不予以重視，“困境”很可能會轉變為妨礙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陷阱”。不惟如此，作為國家和社會治理效果實現重要基礎的青年價值觀塑造和引導活動在“專家稱”信任危機中變得微妙，“泛娛樂化”和盲目跟風的“質疑權威”將專家信任危機和對青年價值觀產生負面影響的危機捏合起來，為青年價值觀引領帶來極大挑戰。網絡傳播監管部門、學校和專家等主體需要為解決“專家稱”的信任危機和青年價值觀負面影響問題協同發力。信任式傳播為分眾傳播下的青年提供了突破圈層固化價值觀的機會，希望式回應在緩解青年焦慮心情的同時幫助青年強化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的正確價值觀，引導式框架重構質疑方式防止青年價值觀被謠言誤導甚至解構，而打破狹隘式理解訓練青年辯證思維則有助于提升青年價值觀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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