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遠流長，歷久彌新：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

喻靜 中國藝術研究院

蘇浩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連續性應是我們理解與把握中華文明諸多特性中最鮮明且最直觀的一個，也是中華文明最基礎的特征。世界歷史上曾產生過諸多文明體，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等，但這些文明后來都因各種原因而中斷，消散在歷史的塵埃中，未能延續下來。唯有中華文明始終一脈相承，從未中斷，綿延至今，這在世界歷史上獨樹一幟，彰顯了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

一、中華文明源頭深遠

在世界各種文明中，中華文明起源時間甚早。目前所知，中華大地上早在200 萬年前就已出現人類活動的跡象，這些早期人類后來不斷演化，并與早期現代人相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先祖。在距今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稻作和粟作在我國的南北方分別出現，并逐步形成“南稻北粟”的二元農業體系，從而奠定了中華文明起源和其后幾千年農業文明的基礎。然而文明起源的標志是什么？怎么才算進入文明時代？學術界曾流行將文字、青銅器和城市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起源的標志，這是從物質層面所作的界定；亦有學者提出一些“軟性”標準作為補充。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從“軟性”標準看，中華民族都在較早的歷史時期進入了文明時代。

在文明起源的物質要素方面，中華文明走在世界前列。中國已發現最古老的銅制品是陜西姜寨遺址出土的黃銅殘片，經檢測該殘片為冶煉所得，距今6700 至6500 年。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已知的中國最古老的青銅器，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經碳-14 鑒定距今約5000 年，在世界青銅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就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其品種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銅器可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比擬。這也是中國古代銅器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獨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視的原因之一。

目前所知，中國最古老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由于甲骨文已經形成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可以推斷漢字的產生一定遠在比目前所見甲骨文更早的時代。其實在甲骨文之前，還有刻于器物、巖壁上的符號或繪畫，比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缽，口沿上的符號多達二三十種；再如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墓葬出土的彩陶器，其上的刻劃符號多達五十余種。這些符號排列規整，有的像是對現實中某些具體事物的描摹，雖不能被視為成熟的文字，但應當具有某種特殊的含義，并非胡亂為之，可以視為刻劃者對信息的記錄，已具備文字雛形。

在城市方面，中國發現了諸多規模宏大的史前古城。距今5300 至4300 年的良渚古城遺址，有近300 萬平方米的內城，古城外圍有發達的水利工程，是目前所知中國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遺址。古城出土的諸多精美玉器，見證了史前的階層分化；而埋藏地下、儲量可觀的炭化稻米，則反映了稻作農業的發達，它與手工業遺存共同成為社會分工復雜化的寫照。良渚古城為實證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早期文明。陜西榆林神木縣的石峁遺址，其時代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繁盛期距今4300 至3800 年左右，面積達到400萬平方米，是目前所知中華大地乃至東亞地區最大的史前城址，有專家稱之為“華夏第一城”。

除此之外，彩陶文化是文明產生之初黃河流域極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前，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先后進入彩陶文化時期，其中馬家窯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最具代表性。諸彩陶文化，各有地域特色，但彼此之間相互影響的痕跡也十分明顯。有學者研究指出：“距今8000 多年前中國大部地區的考古學遺存，可根據陶器等物質文化的差異性分為四個文化系統，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已經初次凸顯出來。其中黃河中游地區屬于‘探腹罐—雙耳壺—缽文化系統’的裴李崗文化，位置居中、實力強勁，和周圍地區發生交流并對外施加影響，將四大文化系統初步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從而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盵1]韓建業：《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4期。

以上論及的均為物質要素層面，在文明的“軟性”標志方面，如上文提及的良渚遺址，除了具有規模宏大的內外城以及完善發達的水利設施，內城中還有30 萬平方米的“臺城”，上有大型宮殿式建筑[1]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版。，在城內還發現了隨葬600 多件玉器的高級別大墓[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反山》上冊，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有學者指出，良渚古城大規模城址、水利設施以及墓地的建造都需調動廣闊空間范圍內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而遺址中的神徽、鳥紋、龍首形紋的普遍發現，可能意味著整個太湖周圍良渚文化區已出現統一的權力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體系[3]張弛：《良渚文化大墓試析》，《考古學研究》（三），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7頁；韓建業：《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4期。，存在一種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網絡[4]趙輝：《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論一處中國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17頁。。在黃河流域，石峁遺址、慶陽南佐遺址均發現規模宏大的宮城建筑，鞏義雙槐樹遺址和秦安大地灣遺址亦發現100 多萬平方米的中心聚落，這意味著區域性的王權和古國已經出現。以上說明，在距今5000 年左右，黃河和長江流域已經進入了文明時代。

二、中華文明一脈相承

中華文明自產生之后，便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傳播力，飽經幾千年風霜而綿延不絕，生生不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具有諸多突出表征，可以從這些表征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一）禮樂文明的連續性

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也是中華文明迥異于其他文明的鮮明特征。在中華文明起源之初，先民們便創造了發達的禮樂文化。出土于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的骨笛距今9000至7800 年，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樂器，這些骨笛多為七孔，有兩個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內半音階齊全，反映了我國史前音樂的高度發達?？梢哉f，這些骨笛開啟了其后華夏禮樂文明的先聲。而在良渚遺址、紅山遺址、石峁遺址等處，均發現了大量的玉禮器，這些玉器或用于祭祀，或用于某種儀式。商周時期創造了發達的青銅文化，目前所見大量的青銅禮器、樂器無不反映中國歷史早期禮樂文化的豐富內涵。中國歷史早期的兩位圣人周公和孔子，均強調禮樂的教化作用，其后歷代均十分重視禮樂，通過禮樂制度達到凝聚族群、強化認同、規范秩序的目的。禮樂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影響。

（二）語言文字的連續性

文字是文明產生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文明傳承和傳播的重要載體和媒介。漢字在中華文明幾千年傳承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保證。漢字中藏著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傳達出中國人特有的人格風范與性情志趣。目前所知，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統，距今至少3600 年；此后根據書寫載體的不同，又有金文和簡帛文字；根據書體的不同，有籀文、六國文字、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的區別。漢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但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漢字幾千年來始終是記錄和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沿用至今，從未中斷。從南到北、由西而東，盡管“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各地風俗大相徑庭，南腔北調千差萬別，但最終大家書寫下來的文字是統一的。漢字在中國廣大的疆域內甚至在東亞地區都展現出極強的文化承載力和傳播力。最明顯的對比，就是面積與中國差不多的歐洲，由于宗教、血緣等各種原因，分為數十個國家、數十種語言文字。從這個角度來說，漢字所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對于中華文明的延綿不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文化精神的連續性

文化精神是一個民族長期堅持、代代傳承的意識和觀念，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整體風貌和獨特精神氣質。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頑強生存、不斷發展呢？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道：“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盵1]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頁。中華文明產生之初即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主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大自然是一個統一的和諧體，人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敬畏自然。中華文明還強調社會和諧，主張講信修睦、親仁善鄰。同時，中華文明還注重個人精神品質的鍛造，主張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道德理想高于物質利益，提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中華文明的文化精神富于理想主義和人文主義，既追求天人合一，社會和諧；也追求自我修養，力圖通過道德來塑造理想人格。魯迅先生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盵2]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中華文明的文化精神綿延幾千年，為歷代所遵循，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

（四）政治制度的連續性

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歷史上雖歷經戰亂變革，卻在大部分時候保持大一統國家的統治秩序，這與政治制度的連續性密不可分。中華文明形成之初，在黃土高原和太湖周圍等局部地區出現了早期國家的雛形，當時有了萌芽狀態的“天下王權”，成為政治上中國的起源。夏王朝建立后，已初步具有號令四方的政治王權，“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政治上的中國形成。周王朝建立之初即實行分封制，實現了在廣大疆域內的有效治理。秦朝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形成中央集權郡縣制的“大一統”國家。此后兩千多年，中國的疆域、版圖雖時有變化，但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其發展始終未被外力中斷，中央王朝長期保持著對廣大疆域的有效治理?？梢哉f，政治制度的連續性為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中華文明在事實上塑造出了一個超穩定的、自上而下、政令統一且暢通有效的國家政治體制模式。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獨一無二的”[3]楊須愛：《試析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五）歷史記錄的連續性

中國具有悠久且發達的歷史記錄傳統，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1]法國學者魁奈說：“歷史學是中國人一直以其無與匹倫的熱情予以研習的一門學問。沒有什么國家如此審慎地撰寫自己的編年史，也沒有什么國家這樣悉心地保存自己的歷史典籍?！眳⒁奫法]弗朗斯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談敏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57頁。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中國人具有最準確的國史……凡是有所措施，都預備給歷史上登載個仔細明白?！眳⒁奫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頁。。中國對“歷史”的記錄是相當早的，在文字產生之前，上古先民通過口耳相傳、結繩記事、刻劃符號等形式記錄和保存“歷史”。文字產生以后，歷史記錄進入新的階段。目前所見，“史”字在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現，殷人已經有意識地進行歷史記錄，并有專門負責歷史記錄的人員，《尚書·多士》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大量的甲骨文包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本身即說明先民格外重視對歷史的保存和記錄。甲骨文所反映的這種濃烈的史學意識和發達的史學傳統，是對更早時期歷史記錄傳統的延續，也為其后歷代所遵循。東周《墨子》一書中有“吾見百國《春秋》”的說法，足見其時各諸侯國修史之盛。漢朝時，司馬遷撰《史記》，開創紀傳體通史之先河，中央政府設蘭臺為檔案機構，專門負責存史修志。唐朝設史館，詔修前代史，此后為前朝編史成為傳統。記史、修史的傳統貫穿了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史書編纂即為明證。

除了正史之外，中國歷代同樣重視地方志以及各種檔案史料的存續和編撰，這些汗牛充棟的典籍是中華文明幾千年輝煌歷史的見證，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它們跨越時空，代代相傳，涵育了中華民族一貫的精神風貌和民族氣度，奠定了中華民族歷史自信的深厚基石，如同一條滔滔不息的長河，承載著厚重的中華文明，一直奔涌向前。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一脈相承，歷經幾千年風霜，綿延至今，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體，可謂獨樹一幟，反映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特征。中華文明的這種連續性，具有諸多突出的表征，其在禮樂文明、語言文字、文化精神、政治制度和歷史記錄等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只有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演變脈絡，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面對現代中國、未來中國。中華文明所具有的這種突出的連續性，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偉大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歷久彌新，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歷史，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推動中華民族更加堅定地走自己的路，是新時代建設中華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