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平臺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塑造

華喬　于鳳靜

【內容提要】新媒介社會中，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塑造不僅取決于傳播內容，也依賴于受眾評論。短視頻平臺從個體、群眾、公共三個層面構建內容語境，以保留、削弱、衍生為方法塑造如下留守兒童媒介形象：一是保留“早當家”的成人化形象；二是削弱“問題兒童”刻板形象；三是增強留守兒童的單純天真形象。研究發現，短視頻平臺在塑造留守兒童媒介形象中存在諸如受眾情緒化嚴重、新標簽化、缺少親緣關系印證等問題，導致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塑造偏移、失真。短視頻平臺應從培養平民意見領袖、客觀塑造形象、強化親緣關系出發，塑造更為立體、真實、全面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

【關鍵詞】留守兒童? 媒介形象? 短視頻平臺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編寫的《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我國留守兒童達6693萬人，留守兒童能否在社會化歷程中健康成長將會影響到我國未來社會的發展。在中國知網檢索發現，“留守兒童教育”“留守兒童心理健康”仍是研究主流方向，“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研究較少，相關文獻共計43篇，多以傳統紙媒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建構研究為主，短視頻平臺中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研究僅1篇。新媒介社會中，留守兒童的媒介形象塑造不僅取決于傳播內容，也依賴于受眾評論，短視頻平臺以多元化視角建構內容語境，使得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塑造呈現差異化、鮮活化特征。研究短視頻平臺所塑造的留守兒童媒介形象，一方面可以重塑社會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認知，另一方面力圖結合新媒介時代背景識別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塑造新誤區、探索新策略。

一、短視頻平臺建構的留守兒童內容語境

從官方媒體的單向輸出到短視頻崛起后的多元聚合，圍繞留守兒童的傳播不再囿于官方單一傳播主體，政府、團體組織、個人等均可進行內容呈現。傳播主體改變勢必造成傳播內容差異，進而影響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呈現。在抖音、快手等主流短視頻平臺中，以“留守兒童”作為關鍵詞檢索內容，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影視解讀類

此類短視頻以解說留守兒童類電影、電視劇、紀錄片等為主要傳播內容，影視作品多以“貧困山區”“生活困苦”“父母缺席”“問題兒童”為題材，短視頻博主只做客觀講解，不發表主觀意見，此類短視頻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呈現多見于評論區的受眾互動。如博主@人間放映廳解說紀錄片《三姊妹》，點贊量12.5萬，評論量1.2萬；博主@七言掘劇解說電影《念書的孩子》，點贊量8.5萬，評論約6000余條；博主@小怪探片解說電影《遙望南方的童年》，點贊量11.5萬，評論約8700余條。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到影視作品的影響，此類短視頻中受眾多以同情、憐憫、無奈為情感輸出，留守兒童也多以悲情形象呈現。

（二）自制短劇類

此類短視頻主要以留守兒童為題材，自選角度后進行內容創作，由于內容角度受博主個人主觀意識影響，因此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呈現為積極正向與消極悲情并存。如博主@正陽哥創作的短劇《故鄉暖陽》，從兒童、少年、成人三個階段講述了該留守兒童幼年成長、少年讀書、城市工作、情感問題、回報家鄉的故事，呈現了留守兒童成長中被溫暖的感恩形象、成人后因留守造成的磨礪形象以及幫助家鄉擺脫貧困的勵志形象；而博主@田野_chinatyam創作的短劇《留守兒童》則以家庭生活為核心，多呈現留守兒童對父母思念的可憐形象、祖孫生活溝通難的郁悶形象以及生活窘迫造成的自卑形象。

（三）后留守兒童自述類

回憶個人留守經歷、從現實問題出發揭露留守“后遺癥”是此類短視頻的核心內容，因博主的親身經歷頗具說服性，因此此類短視頻對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塑造多受博主個人傳播偏向影響。后留守兒童的自述共性在于其與原生家庭親緣關系的疏離，由此衍生出留守兒童對諸如安全感缺失、極度不自信等留守“后遺癥”無法自愈的形象。

（四）日常生活記錄類

與紀錄片的立意深遠、周期漫長不同，短視頻平臺中對于留守兒童的現實生活記錄更為碎片化，留守兒童生活瑣事是其傳播重點。在此類記錄中，模糊“特殊群體”標簽，淡化“早當家”式成熟，相較于紀錄片的沉重，此類短視頻中的留守兒童形象更趨于回歸兒童該有的被照顧形象。

（五）新聞報道類

與傳統新聞紀實報道無異，短視頻平臺關于留守兒童的新聞報道仍多以生活艱辛、缺少陪伴等為主題，留守兒童或被塑造為問題兒童、網癮成性的負面形象，或因新聞報道為中性，既無積極宣揚，亦無貶損負面，導致媒介形象模糊。整體而言，在新聞報道中仍缺少積極正向媒介形象的塑造。

二、短視頻平臺留守兒童形象塑造的保留、削弱與衍生

（一）現實的困境與無力：保留“早當家”式成人化形象

在短視頻平臺中，以“留守兒童”為核心的傳播內容仍然保留了大量描繪現實生活的無奈、父母缺席兒童成長過程、留守兒童生活環境艱苦的畫面，這些內容仍然塑造著留守兒童“早當家”式的成人化形象，這種形象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點：

第一，過早承擔起家庭生活瑣事。留守兒童因多與祖輩生活，導致其在兒童時期便承擔起諸如洗衣、砍柴、做飯、打掃等家庭生活基礎勞作，如賬號@峰勇團隊于2020年8月24日發布的短視頻中，年僅10歲的女孩便開始承擔家庭重擔，既要照顧弟弟妹妹，又要做家務，這些勞作背后實際隱藏的便是“我已經長大了”的固有心理。

第二，語言表達隱晦收斂。在觸及個人成長經歷、父母無法陪伴等現實問題時，他們多以“不怪父母”“無所謂”“理解父母”“體恤父母辛苦”等字眼表達自我感受，本我表達有所收斂，用看似波瀾不驚的語言隱藏內心真實的想法。Moeller 在戰爭難民新聞報道的研究中首先提出“無辜者層級”的概念，此后他進一步發現，在同等前提下，更無辜的人往往比較容易使得別人產生共鳴，所以他們更容易被挑選成為新聞報道的采訪對象。[1]按照層級分類，留守兒童顯然處于“無辜者較高級別”，關于其“早當家”造成的苦難形象顯然更容易引發情感共鳴，在社會討論度和短視頻的流量機制下，該形象塑造顯然更易得到保留。

（二）他者的凝視與期許：削弱“問題兒童”刻板形象

李普曼在談及刻板印象中提到，媒介在塑造、維護以及改變刻板印象中起重要作用。為吸引受眾，短視頻平臺傳播中固然不乏“問題兒童”的內容議程設置，但本質區別在于是否把留守兒童“面臨的問題”和“自身的問題”進行了混淆。

在以往的媒介形象塑造中，公眾在充分接受信息的過程中，誤認為這些面臨的問題就是留守兒童群體的一個最基本的形象特征，即認為留守兒童便是“問題兒童”。短視頻平臺則以“反標簽化”“后留守兒童”為切入點，在探討留守兒童問題時，淡化“自身問題”表述，強化“面臨問題”揭露，不再塑造“問題兒童”單一形象，亦削弱“問題兒童”與“留守兒童”的等同關系，從他者期許的視角，以小見大反思留守兒童背后的社會問題，并塑造“后留守兒童”新形象。

例如博主@火然Fire講述個人童年遭遇家暴、校園霸凌的留守經歷，但仍選擇自我救贖；博主@汪順順不吃蔥表示留守兒童內心缺乏的安全感需要一輩子去彌補，引發評論區關于“原生家庭對留守兒童心理影響”的探討。這些博主引導大眾關注留守兒童，“網絡成癮”“性格偏執”“暴力傾向”等“自身的問題”不存在于每一個留守兒童，拋開“問題兒童”這一形象，他們更多的是“無辜者”“受害者”“被輿論裹挾者”。

（三）本我的流露與釋放：增強留守兒童單純天真形象

如前文所言，由于新聞報道中負面與中性內容的呈現，導致留守兒童多以負面或模糊的媒介形象示人，加之“問題兒童”的刻板印象，以往媒介對于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鮮少展現兒童單純天真的一面。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是民眾認知留守兒童的重要途徑，短視頻平臺不再滿足聚焦于單一個人化敘事，在用戶生產內容過程中，從留守兒童與他人互動中塑造其作為兒童本該具備的天真形象。

例如博主@大山深處的孩子王記錄為山區留守兒童提供午餐日常，在其視頻中留守兒童是“被照顧的”“敢于表達的”“喜歡‘捉弄老師的”“愛笑的”，他們可以勇敢表達自己的喜好，諸如有哪些不愛吃的菜、想和老師做哪些游戲、與同學之間相互調侃等，同時他們也是“善良的”“感恩的”“有禮貌的”，他們會主動幫助同學、會大聲說“謝謝老師”。

相較于苦情形象和“問題兒童”，這里的留守兒童形象更自信開朗，同時也更貼近于正常兒童形象。此類短視頻淡化了特殊群體標簽，鮮少刻畫家庭的困苦、社會的矛盾，而是將留守兒童群體放置于兒童群體中，從普通視角塑造留守兒童形象。

三、短視頻平臺留守兒童形象塑造存在的問題

（一）受眾參與形象塑造，情緒比重漸濃

網民的評論態度即代表了網民對一個社會議題的認知與情感態度，同時網民的評論也是最具有情感色彩的。[2]短視頻平臺在塑造留守兒童形象時固有特色即是“受眾參與”，受眾對于留守兒童存有的情感特征以及個人持有的情緒狀態是構成其語言表述的主要來源，他們以評論、點贊等方式表達個人見解，從而參與進留守兒童的形象塑造，但此類參與仍缺少一定客觀性。

拉扎斯菲爾德等學者研究發現，受眾更傾向于接觸那些與自己原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選擇性接觸的結果不是導致原有態度的改變，而有可能是強化原有態度。[3]通過對前文所述的幾大類留守兒童類短視頻評論區進行觀察發現，受眾對于留守兒童的形象認知較為固定，多數仍表現為對留守兒童的憐憫與同情，由此導致短視頻平臺雖力圖從多方面展示留守兒童形象，但鑒于受眾情感認知體系的固化，關于留守兒童形象的塑造與傳達并不十分成功。如在博主@大山深處的孩子王評論區中就曾出現“午餐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留守兒童還是太可憐”“好可憐的小孩”等言論，甚至包含對短視頻內容真實性的質疑言論，導致討論重點偏離留守兒童本身，轉移至對作者不擇手段吸取流量的批駁。

（二）新刻板印象出現：城市化進程“受害者”

長期以來，以城鎮化、工業化為基本表征的現代性元素并非自由地流轉于城鄉社會空間中，而是被嚴格地限定在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框架之內，從而造成“經濟接納、社會拒斥”原則作為一種潛在規則和默認話語而存在，留守兒童問題即是該原則指導下的必然產物。[4]短視頻平臺中無論是影視解讀、新聞報道等客觀內容，還是自制短劇、個人自述等主觀產出，始終不缺少對城市化進程的“批駁之聲”。傳播者與受眾對于父母選擇、家庭問題多表示予以理解，他們認為造成此現象的最終原因在于社會制度，城市化建設務必需要廣大勞動力，由此導致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而他們的子女便成為城市化建設中的最終“受害者”，也成為了城市化建設中的“浮萍”。

例如賬號@太原廣播電視臺曾發布一則關于外出務工爸爸回家后，女兒哭喊爸爸終于回來了的短視頻，評論區多見諸如“城市讀書戶口無法解決”“城市務工要比農村賺錢更多”“城市里面機會多”“帶孩子去城市生活不是那么簡單”等言論。在言語討論中，受眾逐漸塑造了留守兒童的新形象——城市化建設“受害者”，他們認為留守兒童與其父母都沒有太多選擇權，是社會矛盾造成此局面，留守兒童只能被動承受。

（三）持續依靠他者塑造，缺少親緣印證和本我釋放

不可否認，他者傳播是短視頻平臺塑造留守兒童媒介形象的重要渠道，問題在于當前他者身份仍較為局限，他者劃分仍固定為官方、后留守兒童個人、無親緣關系的記錄者以及素不相識的旁觀者，而留守兒童本人、父母、祖父母、親戚等始終處于缺位狀態，這就造成對留守兒童的形象塑造缺少本我釋放下的客觀呈現以及親緣關系的印證。他者從碎片化的日常、主觀選擇的記錄、自己的特殊經歷、個人的片面理解來定義留守兒童，真實性有待考證的同時，缺少對留守兒童的全面呈現，形象自然易形成刻板特征。

調查數據顯示，80%的農村留守兒童傾向使用智能手機和數字電視獲取外界信息，以數字電視和移動終端為代表的熱媒介成為農村留守兒童接觸的核心媒介，[5]但留守兒童在接觸使用媒介時仍偏愛“從符號向現實的圖景飛躍”，鮮少嘗試“創造圖景”為個人“辯白”。

另一問題是雖個別他者會通過采訪親友以驗證個人觀點表達，但親友或鮮少言語，或表達感謝，或埋怨生活，或陳述個人艱辛，或講述遭遇和原因，甚至有些親人年歲已高，且受教育程度有限，無法明確其中利害，更鮮少提及留守兒童成長歷程中的正向內容。例如博主@金燕子（送溫暖）創建《浩浩》合集，記錄留守兒童浩浩的生活，在其短視頻中鮮少出現長輩形象，奶奶偶爾以哭訴形象出現，表達對兒媳的不滿、自己照顧孫子的不易和心疼孫子，卻鮮少提及浩浩的獎狀、樂觀、懂禮貌等積極形象。

四、短視頻平臺留守兒童形象塑造反思

（一）重視擬態環境建構，培養平民意見領袖

新媒體時代，傳播形態與傳播模式的改變促使擬態環境被重新建構，大致可細分為個體、群眾和公共三個層面。短視頻平臺為受眾構建擬態環境時雖個體獲得的信息是個性化的，但相似人群的匯聚顯然十分容易，而群體互動的結果，常常會帶來“沉默的螺旋”或“回聲室效應”，甚至在某些時候群體之間也會產生較大的差異或沖突，[6]與此同時平臺的公共熱點、內容結構、流量分布等也在影響著受眾的話語情境。

短視頻平臺構建下的擬態環境從個體、群眾、公共三個層面為留守兒童形象塑造提供了土壤，作者發布什么、平臺扶持什么、受眾接觸什么、圍繞什么展開討論、對話題持有什么態度均可對其產生影響，平臺端若想削弱受眾對留守兒童的固有認知，塑造更為全面鮮活的媒介形象，一方面可借助算法技術流量扶持優勢鼓勵積極正向角度的留守兒童內容傳播，受眾接觸內容多元化，引導受眾從社會矛盾、家庭環境、兒童個人成長多方面看待留守兒童現象；另一方面在群眾性擬態環境中培養平民意見領袖，使其不被情緒裹挾、不被輿論綁架，讓其看法、意見和行為在層層遞進和擴散中發揮巧妙的引導作用，進而影響公眾對留守兒童的正向情緒表露和意見表達。[7]

（二）客觀塑造形象，警惕“新標簽化”出現

短視頻平臺創造的擬態環境是以現實環境為基礎，但并非“真”的客觀存在，也并非現實環境的鏡像，而是浸潤著一系列價值觀的客觀事實的“映像”，體現一種“象征性的環境”。[8]在該環境中充斥著“高流量”“強變現”“新話題”“多討論”等吸引要素，原始的“家庭問題”“問題兒童”不能滿足于短視頻平臺的要素需求，社會問題已成為其聚焦的“新陣地”，而城市化進程便是“著陸點”。在過分強調矛盾沖突中，短視頻內容創作者逐漸脫離本心，以“想象”“造假”等手段夸大既有顯示問題，在不斷的強調與重復中為受眾刻畫新的標簽形象。

一方面，短視頻平臺應規范傳播內容，針對蓄意渲染矛盾沖突的短視頻內容及評論區加強審核機制，引導短視頻傳播回歸留守兒童本身，真實客觀記錄留守兒童生活，講述留守兒童故事。另一方面，受眾應提高個人媒介素養，增強辨別意識，警惕短視頻中的“暈輪效應”，避免在碎片化信息的基礎上進行個人主觀推斷的泛化、擴張和定勢，理智看待留守兒童問題，警惕過分帶入留守兒童的“受害者”形象。

（三）強化親緣關系，增加留守兒童“辯白”語境

基于學者對留守兒童問題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問題常集中發生于家庭、學校和社區中，而這三個領域既是人的社會化的主要場所，也是展開實務服務的現實領域。[9]短視頻平臺顯然很好地抓住了學校和社區等半熟人社會，但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熟人社會中觸及甚少，這既體現在形象塑造中親緣關系印證的缺失，同時也體現在留守兒童的“辯白”語境缺失。

以上文分析總結，短視頻平臺要想更為權威專業地展現留守兒童媒介形象，首先應健全傳播者的身份構成，不能只滿足于半熟人傳播，熟人以“被訪問者”或“傳播者”的身份參與，為形象塑造增添佐證。其次應提高留守兒童媒介接觸使用素養，鼓勵記錄創作內容。當前短視頻平臺中雖已有涉及留守兒童的本我釋放傳播，但在相關內容中留守兒童仍然是“被記錄者”，他們對于個人的媒介形象評定仍缺少話語權，因此應提升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媒介素養，以此培養留守兒童正確地使用媒介、客觀地評價媒介、理性地對待媒介的能力，進而參與媒介形象塑造流程，為錯誤媒介形象予以“辯白”。

【本文為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依托手機社交功能創新農村留守兒童家教對策研究”（項目批準號：21SKGH244）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楊嬌嬌. 短視頻中留守兒童媒介形象呈現研究[D].安徽大學，2021.

[2]王宇榮. 留守兒童媒介形象與社會支持研究[D].江西師范大學，2019.

[3]拉扎斯菲爾德，貝雷爾森，高德特.人民的選擇：選民如何在總統選戰中做決定（第3版）[M].唐茜，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65-71.

[4]王進文，張軍.“關系”視域中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社會工作生態介入[J].社會工作，2018（01）：71-81+111.

[5]韋文杰，馬海嬌.媒介偏倚理論視角下農村留守兒童媒介使用現狀與媒介教育研究[J].西部廣播電視，2019（02）：32+36.

[6]彭蘭.新媒體時代擬態環境建構的變化及其影響[J].中國編輯，2022（12）：4-9.

[7]紀楠，關倩.短視頻新聞中公眾情緒引導的誤區與對策[J].新聞世界，2023（04）：11-14.

[8]李耀鋒.擬態環境下的媒介傳播及其社會治理探析[J].新疆社會科學，2022（02）：142-148.

[9]張軍，王進文.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社會工作介入研究——基于關系為本的實務視角[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6（05）：70-75.

作者簡介：華喬，武漢東湖學院文法學院專任教師，助教；于鳳靜，武漢東湖學院文法學院特聘教授

編輯：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