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

高焰

摘? ?要：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以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并通過中介模型識別其影響機制。研究發現：第一，企業數字化轉型能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第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與緩解融資約束是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機制。研究不僅可以為企業推動數字化轉型提供有力的經驗證據，拓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研究，而且還為驅動上市公司積極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和完善我國企業高質量發展路徑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關鍵詞：企業；數字化轉型；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5?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3）23-0116-03

近幾年來，在全球數字化大浪潮的背景下，云計算、區塊鏈等新一代數字科學技術取得了突破性的創新，并逐步深入到各行各業。數字經濟已成為新的增長動力。而企業數字化轉型是發展數字經濟、打造數字中國的重要載體。企業數字化轉型具備科技性、創新性和革新傳統商業模式的特點，以高效的數據流為基礎，運用前沿的數字化技術來有效整合各類資源，幫助企業供應鏈和產業鏈更科學高效地運轉，促進企業生產模式的根本性變革。在綠色可持續發展背景下企業需要高質量轉型，而現階段以“綠色”為核心引領要素的可持續發展是中國企業在新形勢下面臨的必然選擇。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綠色技術創新在為我國企業實現綠色高質量發展這一目標下不謀而合。

一、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

文章選取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企業數字化轉型和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之間的關系。

（二）變量說明

本文參考申明浩等[1]的做法，采用上市公司綠色專利申請數量測度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同時本文將其加1并取自然對數來緩解這類綠色專利數據具有典型的“右偏性”分布問題。本文以公司綠色專利申請數量來衡量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其優勢在于專利授權數量在反映企業創新成果時具有時滯性，專利申請數更能代表企業當期的創新成果。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與區塊鏈為代表的“ABCD”四大核心技術，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技術基礎?；诖?，本文參考吳非等[2]的做法，首先，對與數字化相關詞匯進行分類統計，構建數字化詞典。通過建立的詞典對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報進行文本分析，從而獲得關鍵詞頻率，進而形成一個特征詞圖譜。在此基礎上，以Python為基礎，對上市公司年報文本進行檢索和詞頻統計，并對相關技術領域的詞頻進行分類匯總，生成最終詞頻，建立企業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了加1取對數的方法對樣本進行量化處理。

（三）模型建立

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下的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之間的關系。

GTIi，t=γ0+γ1EDAi，t+ΣControlsi，t+ΣIndustry+ΣYear+εi，t（1）

其中，下標i代表個體企業，t代表年份；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GTIi，t）；核心解釋變量為企業數字化轉型（EDAi，t）。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ε為模型隨機誤差項。

二、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下頁表2中列1只控制了固定效應，列2加入公司層面的控制變量，由結果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的綠色創新能力與水平。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內生性問題

本文采用了工具變量法解決基準回歸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擇企業所在地與杭州的球面距離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杭州是支付寶等數字金融核心企業的所在地，我們認為杭州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因此，可以預期，如果企業在地理上距離杭州越近，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應該會更高。另一方面，企業與杭州的距離關系并不會對其的綠色技術創新程度的高低產生直接影響，這滿足排他性。所以該工具變量能達到所需的相關性與外生性要求。利用上述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的結果。第一階段工具變量對疑似內生變量的參數估計值系數為0.0178，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工具變量是具有良好相關性的，第二階段的臨界值同樣否定了弱工具變量假設。表中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在排除內生性問題后，仍可以獲得和基準回歸一樣的結論，進一步驗證了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這一結論的可靠性。

（三）穩健性檢驗

1.更換回歸方法。針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數量連續時極易出現的正值連續分布、零值堆積與截尾數據造成的模型回歸偏誤等問題，本文使用了Tobit模型對其展開穩健性檢驗。其中得到的Tobit模型的結果也與基準回歸結果相同。

2.替代測量。本文更換了企業數字化轉型衡量指標，參考趙宸宇等人[3]的做法，從數字技術應用、智能制造、現代信息系統和互聯網商業模式四個維度統計99個數字化相關詞頻，以此來反映出企業在各個方面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然后對詞頻數據做出標準化處理，運用熵值法來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最后得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對其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到的結果依舊與原結論一致。

3.傾向得分匹配法?？紤]到企業初始情況與數字化轉型意愿都會影響到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為了緩解基準回歸中可能存在的遺漏變量導致的估計偏誤問題，本文首先將樣本數據中存在數字化轉型事實的企業分為實驗組、沒有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分為對照組，然后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進行穩健性檢驗。

進一步，本文對匹配后的結果分別采取固定效應模型回歸和使用權重不為空的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貧w結果顯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前文研究結果一致。表明本文的主效應并沒有受到樣本選擇偏差的影響，說明基準回歸結果穩健，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確提升了企業綠色創新水平。

（四）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1.企業數字化轉型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發揮“資源配置效應”，能夠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進人力資本的培養與激活，提升管理效率進而促進綠色創新水平。數字化程度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而企業治理水平的提升可能在數字化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中起一定的中介機制作用。借鑒張會麗和陸正飛的做法核算公司治理指數來衡量公司的治理水平[4]，該指標越大，說明公司治理水平越低。

基于關于機制檢驗的理論分析與變量設定，這里構造如下回歸模型檢驗其中的作用機制：

MIDi，t=C1+a1EDAi，t+β1Controls+δI+ωY+εi，t（2）

研究結果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達到了0.0203，并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了公司治理水平對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和公司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存在一定中介機制的作用。

2.企業數字化轉型能緩解融資約束，提高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有效緩解公司的融資約束，進而推動綠色創新。首先，由于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的特性，造成投資者對非對稱信息更加敏感；其次，綠色技術創新往往會對其他公司產生知識外溢效應，因此綠色創新的成果很可能被其他企業效仿，其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企業難有動力去創新。在高融資約束下，企業對綠色技術創新投入的積極性會顯著下降。而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幫助擴寬企業的融資渠道，使得企業走出難以融資的困境，這是由于數字化平臺也可以幫助公司精準分析財務數據、提高財務信息透明度、減少投資者信息搜尋等外部交易成本。同時，數字化轉型可以搭建各種數字平臺網絡，有效利用企業的數據與信息資源，推動組織運轉的高效有序進行。這有助于企業實現最大化的資源共享，節省冗余成本，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向外界展示出企業良好發展態勢，有利于給企業帶來合適的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來資金。融資約束的有效緩解，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科研人才以及更智能化的硬件設備，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

本文借鑒陳富永等[5]的研究，采用SA指數為代理變量對企業融資約束進行研究。SA 指數的絕對值越大，則說明企業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0.0129，且在1%水平上顯著。上述結果說明，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融資約束的緩解，使得擁有更多資源的企業投入更多的研發支出促進企業綠色技術創新。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2010—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系統考察企業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及內在作用機制。文章在利用文本分析與詞頻統計法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的基礎上，同時結合綠色專利申請數量、綠色發明專利占比等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進行深度刻畫。研究發現，首先，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其次，中介作用機制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改善企業治理水平和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進而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正向影響。本文充實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應用研究，為企業在數字經濟時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證據。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在微觀層面上，企業應該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速數字化轉型。企業應根據自身特點積極引入前沿的數字化技術，并將數字化戰略和企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雙贏。其次，將數字信息技術合理地滲透到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提高綠色技術創新程度，加快企業低碳綠色轉型，為我國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在宏觀層面，政府可以健全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幫助企業擴寬各種業融資渠道，鼓勵宣傳激勵企業進行綠色化發展。借助企業數字化發展的有利優勢緩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幫助投資者及時準確識別到投資風險，引導優質資源流向具有綠色創新動機的企業，有效緩解企業外部融資約束問題，提高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程度，促進企業的高質量發展，讓企業在數字化轉型與綠色創新水平不斷提高的良性互動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申明浩，譚偉杰.數字化與企業綠色創新表現：基于增量與提質的雙重效應識別[J].南方經濟，2022（9）：118-138.

[2]? ?吳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業數字化轉型與資本市場表現：來自股票流動性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21（7）：130-144.

[3]? ?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J].財貿經濟，2021（7）：114-129.

[4]? ?張會麗，陸正飛.現金分布、公司治理與過度投資：基于我國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現金持有狀況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2（3）：141-150.

[5]? ?陳富永，周兵.基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區信任、約束機制與避稅效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21（9）：85-9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Gao 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is study take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dentifies its impact mechanism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model.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rstl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econdly，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for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Research can not only provide stro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nterprises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and related research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for driving listed companies to actively engage i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mpact; empirical research

[責任編輯? ?劉? ?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