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桐城耆舊傳》中女性傳記的書寫

陶 月

（安徽大學 歷史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引言

《桐城耆舊傳》 記載明初至清末桐城耆老事跡11 卷，附列女事跡1 卷，共計12 卷900 余人，是補足正史和地方志的重要私修史書。近年來，《桐城耆舊傳》的學術價值受到學界重視。許結[1]從鄉邦文獻研究的角度，將《桐舊集》與《桐城耆舊傳》進行對比，揭示了桐城鄉邦文獻的傳承；徐希軍[2]論述了《桐城耆舊傳》的史學價值、教化作用和學術史價值；陶家韻[3]以明清桐城士人德行氣節為線索解讀《桐城耆舊傳》文本；陳二祥[4]分析了《桐城耆舊傳》所刻畫的鄉賢群體形象。前人多從桐城文獻傳承、《桐城耆舊傳》史學價值和前十一卷文本內容進行研究，但對《桐城耆舊傳·列女》鮮有問津。文章以《列女》作為文獻基礎，檢索《列女》卷史料來源，對其進行深度文本考察，并援引《抱潤軒文集》中女性墓志銘、行略等，旨在探討晚清桐城派學者馬其昶在私修史書中對女性入史的采摭與書寫，進一步剖析近代私修史書撰寫者對于女性傳主的選取標準和書寫女性傳記的原因。

一、《列女》卷史料來源分析

其一，《桐城耆舊傳》的史料主要來源于地方志和正史?！锻┏顷扰f傳·列女》卷對《續修桐城縣志》的具體征引信息見以下表1。

表1 《續修桐城縣志·人物志》征引信息

除了戴均衡妻李氏和馬其昶母張清徽外，《桐城耆舊傳》其他傳記史料皆來源于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人物傳》。在《戴烈婦傳第十二》末尾“馬其昶曰”中，作者提到“粵寇之亂，吾邑婦女，義不辱身，而烈婦事尤著。以夫有文，騰播易也?！堕|閣幽隱》述事大同。余次女德，掇其尤異之行，作規來世，不求備也。其已旌朝者皆有祠祀，固無俟廣搜云?！盵5]戴烈婦事跡發生在太平天國時期，該時段桐城縣由于戰亂，史料多散佚，馬其昶認為戴烈婦事跡具有典型性，故采其事例收入《桐城耆舊傳》。此外，馬其昶母張清徽史料來源于《抱潤軒文集》[6]。陶鏞妻鐘氏、吳仲淇妻楊氏、高文學妻王氏、李棟妻張氏、吳道震妻姚氏、錢秉鐙（又名錢澄之） 妻方氏史料來源于 《明史·列女傳》，“以上所述節烈共十一人，皆見《明史》”[5]。綜上可知，《桐城耆舊傳·列女》 除戴烈婦和馬其昶母親外，其余史料全部來源于地方志和正史。

其二，《桐城耆舊傳》兼引大量文集、族譜內容。馬其昶在編纂《桐城耆舊傳》時，受到徐璈《桐舊集》以家族為中心的編纂方式影響[1]，呈現出以方、姚、馬、張四姓為中心的特征?！锻┏顷扰f傳》中四姓人士共計156 人，四姓女子（按夫族姓計）共計9 人。方、姚、馬、張是清代桐城縣域四大簪纓門第，四大家族子弟間存在師承、交游和姻親等多重關系。例如，馬其昶的母親出自張氏，妻子出自麻溪姚氏，又與妻弟姚永樸、姚永概私交甚篤。四大家族密切的社會交往，使得身處其中的馬其昶獲取一手資料更為便利。尤其是晚清時期，桐城派學術進入融匯整合時期，內部高度私密的文獻“交流網絡”健全[7]，較為封閉的書籍文獻交流圈令外部人士難以獲取內部素材。馬其昶身為桐城派殿軍，編纂地方性傳記史時，得到四大家族和桐城學人的支持，姚氏兄弟、吳汝綸等人皆為《桐城耆舊傳》著有序跋，姚永概更是編《言行錄》于《桐城耆舊傳》相輔。馬其昶易于獲取原始資料，故在編撰《桐城耆舊傳》時，征引了大量先賢文集和桐城世家族譜等文獻資料。

對文集的征引以《張夫人傳第八》為例。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人物傳》載如下。

張英妻姚氏，英，大學士，謚文端，龍泉學博孫森女也。于歸之初，舅深識其賢淑，輒獎勵之。文端年二十染疾，經三年，簪珥盡行典鬻，手自調治果餌，飲食未嘗一刻倦。癸丑禮闈，文端為同考官，入闈后，家人經旬乏食，搜得家中有面數斗，遂舉家食面湯一月。長子廷瓚；次子廷玉，官翰林。教之惟謹，嘗曰：“自子為汝家婦，見汝父于試事皆冰清玉潔，汝等宜謹守之?！焙笸懼髟嚿綎|，廷玉丙戌壬辰乙未三為會試，同考官遴選矜慎，所取士皆得人。雖秉文端家訓，亦夫人佐成之也。素性謙抑，小心慈愛，居京師二十余年，比鄰孺婦皆呼為老佛。及歸，里鄰人咸舉一觴，祝之嘆曰：老佛去矣！ 累封一品夫人，壽六十九，先文端三月卒，合葬于龍眠之雙溪。[8]

可知，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人物傳》突出刻畫張英夫人姚氏賢淑、節儉、教子有方以及慈愛。馬其昶所撰《張夫人姚氏傳第八》除上述品質外，還凸顯了張夫人姚氏深明大義、富貴不淫、文采斐然的特質?！锻┏顷扰f傳·張夫人姚氏傳第八》載如下。

張文端公配姚夫人，龍泉學博珠樹公女。文端初以翰林官京師，貧甚，或私饋千金，文端弗受也，故入言之夫人，夫人曰：“貧家或饋十金、五金，則童仆皆欣相告，今無端獲此，人問所由來，將無慚乎？ ”文端笑而卻之。

每典質以辦朝餐，后祿入稍豐，夫人率初不改。居常茹素，不事珠玉紈綺。衣浣濯躬自，補綴一青縑舊，數歲不易。

文端既為輔相，諸子先后入翰林，屢膺崇封，以象服偕老，家門貴盛。而夫人彌自謙抑，下至臧獲、仆妾，皆恤其艱苦。嘗有戚黨遣婢候問，夫人方補故衣，不識也，問：“太夫人安在？ ”夫人逡巡起應，婢大驚，慚沮而退。

文端壽六十，夫人為禮佛。忽念：人家生日例召優設宴；今既不爾，胡不移此費以利濟乎？ 即制棉衣百領，施道路饑寒者。其節已好行德類如此。

……

子文和公嘗值南書房，圣祖一日顧左右語曰：“張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獨父訓也?！鄙w夫人居京師久，故賢聲徹宮壺焉。

女令儀，字柔嘉，適姚湘門士封。中年喪偶，習靜一室，圖史插架，顏曰蠹窗。好辨析古今事，援筆歌賦，動逾千言。二子皆登仕籍。晚筑南園別墅，池榭亭館，皆胸中溝壑所營構。著《蠹窗集》十四卷。

馬其昶曰：夫人能為詩，有《含章閣詩鈔》，間與文端酬唱閨中，不以才自矜衒也?！璠5]

從上述兩段文字對比可知，張夫人姚氏傳記內容與《續修桐城縣志》內容并非完全一致，《桐城耆舊傳》中傳主部分生平事跡來自于文集。如對張夫人富貴不淫、深明大義的描述，源于張英所作《誥封一品夫人亡室姚氏行實》“不事珠玉，不尚紈綺，常服之衣躬自補紉，至老不衰，不以為嫌。蓋五十余年未嘗有異，布衣蔬食終身，泊如也?！奔啊巴?、臧獲，皆知其艱苦，恩恤周至，獨至于自奉，則從來未有之儉約。居常茹齊之日甚多，一月嘗及半月，而瓜葅蔬菜以為常?！薄胺蛉讼嘀^曰：‘貧士家，有人贈三金五金，則童仆欣相告，薪米仆欣相告，薪米皆充然盈庖廩，下至嬰兒孺子皆知之，歡然有喜色。今入闈而忽有千金之獲，后將何面目對家人孺子？ ’”[9]。

對族譜的征引以馬方思妻姚氏的傳記為例?！斗鲲L馬其昶族譜·貞節姚太君事例》載如下。

貞節姚太君，廩生屏菴公配，刑部尚書端恪公女也?！藲q知聲韻，能為小詩。九歲，母夏夫人病目失明，為茹齋誦經……俱措置如夫人母。十七歸……屏菴公病，太君衣不解帶，八月至，刲股進不愈，誓絕粒以殉，眾以撫孤，請乃忍死……

縞衣蔬食，督課長源菱塘、次潛宕渠……日課夕必覆之，隋必予杖。每赴試必諭之曰：“吾出入兩家，見科名仕宦多矣?！勺銥閼n喜第祝汝曹，行益修，學益績……”菱塘兩除鳳陽校官，謂曰：“……勿因閑長惰，須以儉成廉……”

……

所著《玉臺新詠》一卷、《陸舟吟》三卷、《凝暉齋集》二卷、《陸舟日記》別為四十三冊，蓋自三旬后，歲為一帙，記日用言動，逮子孫婦女程課，以及甕醬瓶蔬造作之細，而經傳史事，旁及《九章》算法，六壬數術、子平星家諸說，亦間見云。①見桐城扶風馬其昶族譜，卷之七，4a、5ab、6a。

《桐城耆舊傳·馬節母傳第十》部分原文如下。

節母姚氏，端恪公女也。八歲知聲韻，能為小詩。九歲，母夏夫人病目失明，為茹齋誦經，代治家事皆井井。

……年十七來歸，江公有清才，體羸善病且劇。刲股救之不效，誓死殉夫。眾責以撫孤為大，乃不復言死。

縞衣蔬食，教督二子。日課必復，惰必予杖?！唬骸拔岢鋈雰杉?，見科第仕宦多矣。愿汝曹無忝祖考，行益修，學亦績；至于窮達，非所宜計也?！逼浜罅馓翞轼P陽校官，母謂此席卑貧可居也，寄詩云：“勿因閑長情，須以儉成廉?！币娬邆鳛橹裂?。

著《閨鑒》三卷，《凝暉齋集》二卷，《陸舟吟》二卷，《玉臺新詠》一卷。其《陸舟日記》別為四十三冊，蓋自三十后，歲為一帙，記日用言動，以逮子孫女婦程課，甕醬瓶蔬造作之細皆具；而經傳史事，旁及《九章》算法，六壬數術、子平星家諸說，亦間見云。[5]

上引兩段文獻對比可知，《桐城耆舊傳·馬節母傳第十》大部分內容與《扶風馬其昶族譜·貞節姚太君事例》相符。馬節母傳記中詳細列出馬節母姚氏著作，但道光《續修桐城縣志》刪去傳主姚氏生平細節，僅記述馬節母的節行，提及馬節母著有閨閣教本，《扶風馬其昶族譜·貞節姚太君傳》并未顯示馬節母著有《閨鑒》。馬其昶將地方志中的信息與族譜相結合，著成 《馬節母傳第十》。此例是《列女》卷征引族譜的有力證據，也體現了《桐城耆舊傳·列女》不同于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不拘泥于刻畫女性傳主的“貞孝節烈”特質和是否受到旌表。

像上述多方援引史料的例子在《桐城耆舊傳》中層見疊出，如在女詩人方維儀傳記中，馬其昶并未完全遵循地方志和正史以丈夫性別定義傳主身份的慣例，而是令方維儀以“清芬閣詩人”的身份再現青史，姚方氏傳記題名為《姚清芬閣傳第五》。馬其昶為姚方氏作傳時，跳出方志中對姚方氏生平三言兩語的概述，援引《清芬閣集》中姚方氏《擬謚述》《未亡人微生述》，借方維儀之筆敘述姚孫棨的背景和品格、方維儀選擇守節而非殉節的原因，以及方維儀回歸母家后對亡夫的思念。

對于普通家庭的貞節烈婦來說，鑒于資料稀缺，馬其昶撰史必以正史、方志為依據?！拔覈氖穫?，自古就已形成了述而不作的重要傳統，要求史家在為人物立傳時，不是拋開既有的歷史文獻重新自撰，而是充分尊重這些歷史文獻，運用自己的刪述剪裁之功來處理它們，合乎歷史邏輯地保留其原始面目?！盵10]馬其昶并未完全抄錄正史內容，而是重新對內容進行梳理歸納，比正史的描述摹寫更為簡潔生動。如對陶鏞妻鐘氏的書寫，《明史·列女傳》所載原文為192 字，而馬其昶撰文僅176 字?！拔邑M忍貽兩世羞乎？”[5]將陶亮妻含悲立志守節的畫面情景再現，使史傳更具可讀性。此外，馬其昶在《桐城耆舊傳》中仿司馬遷“太史公曰”之法，結尾以“馬其昶曰”加以評論，在立足客觀史實的同時以恰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將個體作為置于特定的歷史時代，特殊的人物個性下，以特別磊落的史家胸懷作了辯證人文的觀照?！盵11]

綜上所述，馬其昶編纂《桐城耆舊傳·列女》卷的文獻來源主要有正史、地方志、文集和族譜，間或采摭《閨閣幽隱》中不為正史所錄的當代異事，史料來源多樣、內容豐富、征信可靠。

二、《列女》卷文本內容分析

除貞孝節烈品質特征外，馬其昶《列女》卷還呈現出傳主生活年代多為明末清初、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特質區別刻畫兩個特點（見表2）。

表2 《桐城耆舊傳·列女》傳主詳細信息

（一）傳主生活年代以明末清初為主

從時間來看，《桐城耆舊傳》中的女性多為明末清初時人，只有死于太平天國運動的戴烈婦李氏和馬其昶母張氏生活在晚清時期。首先，清代朝廷主導當代史的編修，非史官難以看到館藏當代人物傳記資料[12]。當代人物史料較前代難獲取，尤其是對于以德行著稱的普通家庭婦女，若無正史為依據，僅靠口耳相傳的生平事跡并不足以入傳?！耙鸯撼⒄呓杂徐綮?，固無俟廣搜云?！盵5]《桐城耆舊傳》中不乏朝廷旌表之輩，但馬其昶采集史料的標準并非以官方旌表為依據。沒有受到旌表的當代女性生平資料無從獲取，更無從編入《列女》。其次，《列女》卷更傾向于收錄有極端道德行為的才女。馬其昶在《桐城耆舊傳》中記載“兩朝學術風趨，盛衰得失之林”[5]，梳理桐城學術體系。明清時期閨秀文學昌盛，女性對家學的傳承之功不容小覷。受市民文化影響，有心之人將女性讀書與行為不檢聯系在一起。而明清時期的女性文化問題，實際上是性別得體問題[13]，其要點在于道德培養與文化教育的恰當平衡[14]，“婦德不修，世乃頗以才為詬病”[6]。易代之際，貞節成為儒家學者的意識形態武器，被儒家學者賦予反清的意義，精英家庭的女性受到道德楷模的感召，將極端道德行為作為實現道德理想的手段[15]，導致明清之際貞潔婦女數量劇增?！豆沤駡D書集成》所收錄的節烈婦女傳記中，崇禎朝節婦占全書29.91%、烈婦占52.89%；《明史·列女傳》主傳及附傳所述及的400 余人中，節烈約300 余人?？梢娒髂┴懝澚遗當盗窟h高于前代。明末清初極端道德行為頻發，節烈婦女數量龐大。閨秀文學昌盛、節烈異行頗多，明末清初滿足才德兼備標準的女性事跡較盛清時期更多。

綜上，由于當代人物傳記資料獲取不易，且易代之際滿足采擇標準的閨秀事跡更多，故《列女》卷雖名義上綜錄明清兩代桐城善女，但實際上明末清初時期人數占比更大。

（二）不同身份背景傳主區別刻畫

從身份背景來看，《桐城耆舊傳》中收錄的女性可劃分為書香門第和普通家庭出身兩個不同的類型?！读信肪碇?3 位傳記主的父系家族為仕宦或文學家族，稱其出身書香門第；8 位傳主或有明確記載為貧農或身份背景不可考，稱其出身普通家庭。因兩個群體女性形象刻畫有所差別，故分以論之。

1.《桐城耆舊傳》中出身書香門第的女性特征

多守而少殉。書中13 位名門閨秀傳記中8位閨秀有守貞、守節、殉節和殉節未遂的事跡。不同于普通家庭以極端道德行為入青史的女性，名門閨秀守貞守節者多于以身殉節者，8 位貞節婦女中，僅張秉文妻方孟式一人以身殉節成功。清代統治者為使婦女家庭功能最大化，提倡守節、反對殉節，雍正帝指出守節難于殉節，說：“蓋從死者取決于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夫艱難”[16]。又因為桐城士紳家族普遍的現實主義作風，女性需將家族發展置于個人感情之上，盡自身之力保證家族持續發展[17]。對于桐城士紳家庭來說，女性對家族的輔佐作用不容小覷?！锻┏顷扰f傳》共13 篇傳記強調大家閨秀對家族的輔佐作用。如書中所載13 位閨秀中有10 人為家族綿延后嗣，若妻子產育男孩不順，就要主動為丈夫納妾，如張夫人方孟式，因無子而為丈夫置媵妾，并把庶子當作親子教養。此外，當丈夫去世，妻子不僅要承擔起教養子嗣的重擔，更要代替丈夫侍奉親長、傳承家學。相比于殉節，守節對于家族發展，尤其是子嗣稀薄的家族支脈至關重要，故桐城閨秀守節行為多于殉節。

識文斷字。13 位閨秀中7 名女子頗通詩書?！霸谥袊奈幕瘋鹘y內，才華橫溢的男性、女性作者所具備的文化（文）實際上是一種男性獨占特權”[13]。在帝制中國，男性受教育的目的是通過科舉入仕實現階層晉升，或通過自我完善獲得高貴人格。女性深居宅院，不具備科舉入仕的資格，耽于詩書不事女紅的女性普遍被認為不務正業①18 世紀的中國官員和學者認為，女紅是女性德行最精粹的標志。詳見曼素恩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后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4 頁。。馬其昶通過7 名才女事跡，說明了女性適當受教育的益處。姚節婦方維儀、孫恭人方子耀、馬節母姚氏、胡節母潘氏和姚太夫人倪氏是家宅女師，以才學教育后嗣；其中孫恭人方子耀、馬節母姚氏及胡節母潘氏事跡，更表明女性才學對后代科舉具有襄助作用。姚節婦方維儀和張夫人姚氏是閨中良伴，以才華與丈夫聯吟，體現女性才學對促進婚姻關系和諧的作用。姚節婦方維儀、孫恭人方子耀、張夫人姚氏、張夫人方孟式和馬節母姚氏是家學繼人，以寫作傳世，體現女性才學對家學傳承的作用。

2.《桐城耆舊傳》中出身普通家庭的女性特征

極端道德行為頻發。書中所載9 位普通家庭女性中8 位為成全道德行為而歿，僅陶烈婦鐘氏守節至八十二歲終老?？梢婑R其昶采編普通家庭女性事跡時注重極端道德行為，又以貞節為重?！伴|閣幽隱，述事大同。余次女德，掇其尤異之行，作規來世，不求備也?！盵5]“異行”是馬其昶采集傳記主的標準之一。對普通家庭女性來說，除了符合程朱道德規范的極端行為而外，幾乎沒有其他“異行”可被載于史冊?！叭粍t出于人倫之中不幸者，即為人倫之中不朽者乎！ ”①見《左氏家譜》載《左君掄公元配劉太孺人暨子以升公元配謝孺人合傳》。極端道德行為在今人看來是女德標準扭曲化的體現，但對于古人來說卻是名留青史的不朽之事。如 《明史·列女傳》把貞節作為女性入選的首要標準，且重視對極端貞節事件的采編[18]。方志中的女性傳記，也是從理學教化出發對歷史進行符合要求的建構，并非為了存史[19]。正史和地方志撰寫女性傳記僅需要滿足貞孝節烈基本要素即可，入史的普通家庭女性生平也被簡化。由于生活細節缺乏記載，馬其昶沿襲正史和方志書寫方式，突出刻畫傳主貞節烈行，故普通家庭女性傳記呈現出極端道德行為頻發的特征。

因普通家庭女性史料匱乏，名門閨秀資料更為豐富，馬其昶對不同身份背景的女性做出了區別刻畫。普通家庭女性多以極端道德行為入傳；書香門第女性多飽讀詩書，且因家族職責選擇守節者居多。綜上所述，從文本內容來看，《列女》卷呈現出明末清初女性占比更大、不同身份背景女性區別刻畫兩個特征。

三、《列女》卷編纂動機分析

馬其昶認為桐城先賢事跡不應被后世淡忘，故“竊取遷、固之法遺，始足賡揚盛美，誘迪方來，因不自揆，著為此編?！盵5]下文擬從史書功用、示范作用和作者個人志向三個方面，分析作者編纂《列女》的主要動機。

（一）發揮史學垂訓功能

從史書的功用角度來說，馬其昶編纂《桐城耆舊傳》，旨在垂訓后世。晚清以來，城市對于鄉紳地主的吸引力變大，士紳日益與鄉村社會疏離，導致鄉村社會的教化大為減弱，鄉紳日趨劣質化，農村喪失了自治所必需的文化和人才資源。加之19 世紀中期太平天國運動對桐城的一系列破壞，使得整肅地方亂象、重塑地方秩序迫在眉睫。面對該局面，馬其昶堅守傳統，以復興儒學為個人使命，以復興封建道德為宗旨，撰寫《桐城耆舊傳》。晚清以前的桐城“至純美矣：凡世族多列居縣城中，薦紳告歸皆徒行，無乘輿者；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絕；士人出行于市皆冠服，客至亦然；遭長者于途必側立，待長者過乃行；子弟群出必究其所往，不問其姓名誰何也；或非義，輒面呵之，即異姓子皆奉教惟謹”，但“乃今亦不可復睹矣！ ”[5]故馬其昶試圖通過承仰先賢之澤，恢復“至純至美”的桐城?！皼r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20]，對于傳統治史者而言，史書的主要功用之一就是在敘事的同時，具備懲惡揚善的評價能力[21]。經世是桐城派史學思想的特征之一，桐城派名家治史多注重史書服務社會的功能[22]。面對晚清大變局，馬其昶希望“有魁儒杰士能持世者，操其本以齊其末，通其變，使民不倦”[6]，故其作《桐城耆舊傳》目的之一在于使桐城先賢善女事跡發揮垂訓后世的作用。

（二）凸顯婦女示范作用

作為文化符號，馬其昶刻畫德高品端的女性，以彰顯桐城縣域道德水平高為出發點，也希望對后世女性有更為可行的效仿案例。

18 至19 世紀，社會對婦女貞節行為的旌表網絡發展完備。在中央，雍正年間為了推廣官方道德價值觀，并創造君與民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使貞節現象官僚化[23]；在地方，官員對遺漏的貞節行為給予補償性獎勵。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號召，在官方體系之外，部分文人也熱衷于記錄宣傳貞節故事。桐城派人士多對貞潔大肆鼓吹，如方苞為其金陵近支二節婦所作傳記后提到二位節婦守節之行“并闡先王制禮之意，與今功令之可法后王，匪直于吾宗有耀也”[24]，認為女子守節行為是光耀門楣、惠及后世之事，值得樹碑立傳?！盁o論是士庶工商階層，還是已婚、未婚的女性群體，均以女性貞節作為光耀門楣的道德評價標準?！盵25]馬其昶深諳此道，尤其是對于普通家庭婦女而言，“當其生，一委巷之女子耳，國史傳其名氏，所以風厲世也?！盵5]清代對貞節烈女的隆重旌表，導致地方、宗族及女性個人把貞節視為邦家之光。清代女性是儒家道德的主要體踐者[26]，貞節烈女數量越多，儒家道德內涵則被詮釋得越徹底。故馬其昶收錄女性懿事入史，旨在以女性典范彰顯桐城縣域道德風尚。

再者，《桐城耆舊傳》所載的賢婦模范效仿可行性高?！巴┏菋D女以極端婦德相標榜，久而自成一具有獨立之生命的道德傳統，婦女耳濡目染既深，一旦事臨己身遂能矢志效行”[26]對于晚清桐城女性來說，《列女》卷所載桐城女性事跡皆為當地口耳相傳，傳記主甚至為讀者的長輩或鄉鄰，更具備親切之感，故更具效仿可行性。如馬其昶在方孟式傳記末尾稱方大鎮二女因貞烈被當世女子宗仰，強調方氏姊妹貞烈行為的示范性作用。陶家受陶節婦守節影響，一門三代出現四位節婦的故事，也說明了事生肘腋的貞節烈行對后輩的巨大影響力。

明清時期，婦德成為宗教化儒學的最佳載體，“士人所強調的道德內涵，大都與婦德相關，婦女具體的事跡（但不一定全為事實）則成為儒家宣揚其道德主張的重要‘范本’?！盵27]馬其昶深悉女性節行在民間的影響力，故采摭德行符合程朱道德的女性事例以“作規來世”，其目的在于彰顯鄉邦之德、發揮道德楷模的示范作用。

（三）抒發作者個人志向

首先，桐城文人普遍文化責任感較高，對地方文獻著述、史料整理抱有極大熱情。徐雁平引尼克·克羅斯利《走向社會關系學》中“一般化視角”理論①“當我們從自己所隸屬的社群的角度來判斷自己的行動、計劃和選擇時，就產生了責任感。它將行動者從其個人觀點的特殊性中提升出來，意味著他們接受自己的社群（或他們所隸屬的一個社群）的普遍觀點。因此，行動者需要在某種程度上與網絡中的他人互動，并產生了一般化的視角之后，才會擁有責任感?！?見克羅斯利著、劉軍譯《走向關系社會學》，格致出版社2018 年版，第78 頁。，來證明桐城文人體認桐城人文傳統后產生明顯的保存文獻的責任感[7]。明末方學漸采桐城忠孝節烈之士集成《桐彝》一書，開啟了桐城文人的地方文獻整理工作。此后，從事地方文獻整理的桐城文人比比皆是，如潘江《龍眠風雅》、徐璈《桐舊集》、馬樹華（馬其昶伯祖）《龍眠識略》等。明清桐城地方文獻整理編纂呈現出易代之際、嘉道年間及光緒年間三個高峰期，其間或受政治環境和戰爭的影響間斷，社會環境一旦趨于穩定，桐城文人的整理編纂熱情便再度復蘇[28]。桐城地方文獻數量龐雜，個人往往難以完成整理編纂工作，如徐璈之《桐舊集》，未及刊刻而編者卒，“方植之、馬元伯、光律原、姚石甫、馬公實諸丈，為之籌畫，蒙慨然資助，遂續剞劂”[29]，眾鄉黨為桐城“不可缺之書”慷慨解囊，可見桐城文人對于桐城地方文獻整理編纂的自主性與責任感。此外，馬其昶伯祖馬樹章編輯《龍眠識略》，并參與編纂《桐舊集》。受家學影響，馬其昶“少有志于鄉邦文獻”[5]；“是故君子在上則軌度一世，而大為之坊；在下則堅貞碩立，宏己之學，而不惟獨善自完”[6]，可見馬其昶其人頗具儒士獨善其身、兼濟天下之質。作為桐城籍桐城派殿軍人物，受其鄉整理編撰地方文獻的傳統、家學淵源與個人志向的驅使，馬其昶著《桐城耆舊傳》，分列桐城鄉賢善女，以完成桐城文獻著述最后一筆，傳播桐城鄉賢嘉名雋譽。

其次，晚清時期，桐城派進入融匯整合階段，馬其昶欲通過《桐城耆舊傳》建構明清桐城學術體系。雖只有部分女子符合馬其昶這一編纂目的，但正如前文所述，馬其昶在《列女》一卷中不忘著書初衷。13 位書香門第閨秀中5 位傳主有著作傳世，張夫人方孟式有《紉蘭閣集》、姚節婦方維儀有《清芬閣集》、孫恭人方子耀有《訓子說》、張夫人姚氏有《含章閣詩鈔》、馬節母姚氏有《凝暉齋集》《閨鑒》等。才女既是家門學風的體現，又可惠及后代，更是桐城學術昌盛的表征。

最后，馬其昶作《列女》卷旨在以學術維持桐城風俗。截至1864 年太平軍退出安徽，太平軍和清軍在安徽的爭奪戰不下百場[30]。安慶保衛戰尤其對安慶地區經濟造成了實質性的破壞。不僅經濟上被消耗，太平天國初期天國政府對戰爭區的家庭倫理道德也重新進行整肅，如天國婦女擁有婚姻自主權②太平天國設置“婚娶官”處理婚姻事務，男女結婚由雙方本人向所屬營館中負責結婚事務的專司提出申請，再由專司向婚娶官申請結婚證書。[31]。此外，清末西方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發展使得“日益彌漫的物質實利主義摧毀了中國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32]。世風日下，廢經說盛行，馬其昶認為圣諭寓于經典之中，絕不可廢，“‘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曰：嗚呼！ 盡之矣！ ”，故“天下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盵6]因時之趨，或可黜章句崇良知、或可棄漢學興新學，但六經之為根本，“廢六經而國不可為矣”，“根本之相承者”絕不可變[6]。正所謂“人心風俗之憂，甚于敵國外患”[6]。馬其昶試圖通過重現“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將混亂的秩序拉進文明、有教養的倫理當中[33]。且“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女性美德和性別得體強化了由家庭團體和國家構成的同心圓。夫妻關系的融洽被視為五種核心社會關系的基礎”[13]，通過在地方傳記史當中刻畫具備傳統美德的女性、褒揚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為，可以恢復地方民風，達到以學術維持風俗的作用。

從編纂動機上來說，受文化責任感驅使，馬其昶強調女子學問，以構筑桐城學術體系；褒揚女子符合倫理道德的行為，以學術維持舊式風俗。須知，馬其昶等傳統士大夫持守儒家學說的動機并非完全出于重建社會秩序，他們普遍對西學難以適應，西學對于時代的適用性使得其聲望地位受到損害，“儒家思想作為其安身立命之依傍，同時也作為政治制度安排下的進身之階，挽救儒家思想不能與階層利益無涉”[34]。

綜上所述，馬其昶作《列女》一卷，旨在仿照遷固之法，發揮史書垂訓后世之功用，列諸善女懿行供現世法；又在于盡八斗之學自覺維護儒家綱常倫理，倡導傳統社會秩序，維持自身聲望。

四、結語

桐城為文獻名邦，先賢遺著浩如星海，馬其昶作《桐城耆舊傳》“網絡放佚，都為一編，又無不各肖其人平生氣象以出，豈非三百年先輩英靈所式憑，而海內學者所共為愉快者歟！ ”[5]馬其昶以學術為脈絡，收集桐城先賢善女事跡匯為一冊，不僅綜述明清兩代桐城學術軌跡、重現明清桐城先賢嘉行懿事，更傳承了桐城文獻著述傳統、補充正史對地方人物記述的不足之處。姚永樸稱其書“傳所取之人為詳，而事則非其大者不載；是錄所取之事為博，而人則非其大者亦不載。其詳略異同之間，蓋有可相輔者?！盵35]在傳主選擇上不偏不廢，在傳記撰寫上詳略得當。

縱觀《列女》一卷，雖所錄人數不多，但史料來源豐富，文本內容簡明，編纂原因復雜。相比于士林耆老，女性史料來源范圍更窄，《列女》卷史料主要來源為《明史·列女傳》、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以及文集、族譜等。除了正史和地方志反復強調的貞節烈行，《列女》顯示出明末清初多于晚清時期人數、不同身份背景女子區別刻畫兩個特征。論及其編纂原因，不可忽略史學、社會和作者個人志向對采摭女性傳記主的影響作用，具體可歸為發揮史書垂訓功能、賢婦模范作用，以及抒發作者身為傳統舊式學人以學術正風俗的文化責任感三個方面。中國傳統史家的人物傳記與西方不同，是史家經嚴格篩選、刪繁就簡地用于訓誡教化的模范頌歌。經作者篩選后，《桐城耆舊傳·列女》入傳女性僅二十有一，但通過對這些女性傳記或合傳的書寫及其內容深入分析，可透視晚清桐城派學者馬其昶采擇史料的標準，體現晚清私修史書中，女性傳記側重點與正史和地方志之間的差異。

馬其昶以其自身高度的文化責任感和專業的史學素養，在桐城派進入融匯整合階段以《桐城耆舊傳》一書交出高分答卷。溯回地方學術史之舉既反映了桐城史家的文化自豪感，又發揮傳統史學懲惡揚善功能對現實進行回應，體現了桐城派學者立足傳統、學以致用的學術立場，也體現了桐城派學者整肅社會風氣的責任感。附《列女》于學術傳記史后，既說明桐城派學者具備較為開放的婦女觀，更說明女性的地位事實上早已受到廣大文人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