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高等教育改革創舉及其教育家精神新探

王運來 杜淑惠

【摘 要】 陶行知是一位實現了教育家精神和改革家實踐耦合發展的大先生，是“革命的教育家”和“教育家的革命”的典范。在投身平民教育運動之前，他業已在我國高等教育革新方面做出了若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舉，包括力主首開“女禁”，開辟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新天地；首倡“教學法”，以“學”為中心引領全國；引進“選科制”，拉開我國高校通識教育大幕；創辦“暑期學?！?，發出以教育改造社會之嚆矢。除了大愛、奉獻、創造、求真這“四種精神”之外，“平等精神”也在陶行知精神圖譜上占有重要位置，因為他主張師生平等、男女平等；呼吁教學相長，“教”“學”平等；倡導知行合一，“勞力”與“勞心”平等；追求“立腳點上求平等，于出頭處謀自由”。

【關鍵詞】 陶行知；高等教育改革；平等精神；陶行知“五種精神”

【中圖分類號】 G647 【文章編號】 1003-8418（2024）01-0041-08

【文獻標識碼】 A【DOI】 10.13236/j.cnki.jshe.2024.01.006

在第39個教師節到來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致信全國優秀教師代表，充分肯定以他們為代表的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展現了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那就是“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念，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的道德情操，啟智潤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學篤行、求是創新的躬耕態度，樂教愛生、甘于奉獻的仁愛之心，胸懷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這既是對新時代我國廣大人民教師所展現出來的教育家精神的高度褒獎，也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其“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等至理名言的陶行知等“大先生”的教育家精神的精辟概括。

陶行知是一位極具創造力的教育家和竭力踐行“教育救國”思想的社會活動家，是“中國近現代原創力最強、真正形成教育學說體系并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教育家”［2］。當代美國知名學者戴維·漢森在其主編的《教育的倫理視野——實踐中的教育哲學》一書中，介紹了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一位中國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他將陶行知與美國的杜威、意大利的蒙臺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見陶行知在國際學術界的巨大影響以及被國際人士的高度認可”［3］。

對陶行知“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思想的研究經久不衰，成果汗牛充棟，但是有關他的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研究論著卻并不多見。其實，陶行知在1923年前后實現了一個巨大的身份轉換，亦即世人常說的“脫去西裝穿草鞋，不當教授做平民”。他在華麗轉身成為平民教育的領軍人物之前，業已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做出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舉。這些業績又鮮明地映襯出他的教育家精神和改革家實踐的耦合發展，既可以說是其教育家精神引導下的改革探索，又可以說是這些改革舉措彰顯了其教育家精神。而這也正是陶行知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知行合一的生動例證。筆者之所以以“新探”之名對陶行知的精神和實踐進行研究，是因為就精神層面而言，陶行知的教育家精神包括但并不限于為世人所公認的“四種精神”，即大愛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和求真精神，尚有其他精神需要我們去發現、去提煉、去弘揚；就實踐層面而言，他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所做出的許多創舉也還遠沒有達到廣為人知的地步，尚需我們去發掘、去探究、去體悟。

陶行知（1891—1946年）是南京大學的雙料校友，求學于金陵大學（簡稱金大），后又執教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簡稱南高）暨國立東南大學（簡稱東大，與南高實為一家），兩者都是南京大學的前身。陶行知是安徽歙縣人，原名文浚，在金大求學時改名知行，43歲時又改名行知。需要說明的是，除原文出現“知行”外，本文統稱陶行知。他在高中時期即就讀于金陵大學附屬中學，后成為金大首屆學生，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赴美留學，獲得伊利諾大學的碩士學位；后師從杜威學習教育，獲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憑證。1917年歸國，受聘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全國率先講授“教育行政”等課程。1918年主管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工作，后又兼任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1923年。由他主導的南京大學歷史上的若干項教育改革在全國均屬首創，極具影響，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之先河。

一、力主首開“女禁”，開辟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新天地

“五四”之前，中國除私立大同大學（1916年開始招收女生）和教會所辦嶺南大學（1918年開始招收女生）等個別大學之外，我國沒有同時招收男生和女生的公立高等學校。教育史上稱這種男女不能同學的現象為“女禁”。那時的公立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和教會開辦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則是只招女生，亦無法做到“男女同學”。在1919年12月7日召開的南高第10次校務會議上，秉持著“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信念［4］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教務長，相當于教學校長——筆者注）陶行知提出了《規定女子旁聽辦法案》。有鑒于“中國女子高等教育最不發達，中等學校畢業以后，女子幾無上進之路”，陶行知在該提案中建議“本校各班有余額時，除本校職教員、學生（當指該校附中女生——筆者注）、畢業生（當指該校附中畢業女生——筆者注）旁聽外，得酌女子旁聽生”，以達到“遂其向學之志愿”和“輔助女子教育進行”兩個目的［5］。他認為大學不許男女同學，毫無道理。南高應該首破禁區，融通辦理。校長郭秉文、學監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劉伯明、教育系主任陸志韋等對于陶行知的提案頗為認同，校務會議一致通過。

成文于1920年的《南京高師招收女生經過情形》——該文毫無疑問地代表了南高教務主任陶行知等學校決策者的觀點——這樣闡釋了招收女生的動因、要旨和經過：自“教育趨重共和精神”以來，不獨是“教育上貧富貴賤之階級當泯”，而“男女不同教之說亦無存在之理由”；并以“世界潮流”加以論證開放女禁的合理性，“歐洲法、意諸國大學皆已開放，即以保守著稱之劍橋、牛津大學，鑒于世界趨勢，亦不得不開放女禁”；至于美國大學，“在歐戰前多數業經開放，其男女教育間之畛域幾于消滅則不待言矣”［6］。而我國既已共和立國，近又接觸世界潮流，男女自應受同等教育。1919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曾有改革女學制度之提案，經全體議決，“高等師范學校學生應同校同班”，其目的，“非徒為經濟人才故，抑亦統一教育思想所不得不爾也”，既是為了培養高等師范女生，更是為了統一教育思想［7］。當時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集聚了郭秉文、陶行知、陸志韋、楊杏佛、劉伯明、竺可楨、孟憲承、陳鶴琴、鄭曉滄等一批從歐美歸來的教育家，他們的國際視野以及先進的教育理念，引領風氣之先，為學界所推重。南高被時人寄予厚望：“社會中既有開放男校之議，其視線遂不得不集中于本校?！保?］南高為回應社會的熱切期盼，同時又為“審慎籌劃，詳晰利害”起見，立即組建了“招收女生委員會”及其 “招收女生研究會”，經過數月的調研論證、十余次的開會討論，形成了“就教育原理及世界趨勢而言，固絕無不可同校之證。就國內情形及吾國女子教育前途而論，尤不得不應社會需要而資提倡”的研究結論［9］。1920年4月7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第十次校務會議專門審議《南京高師招收女生委員會報告》，在聽取了招收女生委員會議決案說明和“陶君知行報告赴京與教育部接洽情形”之后，校務會議議決，自下學年起除體育科外， “各部各科均招收正式女生”，并要做到“三個必須”：“須規定女生入學資格以期程度相當”“須備有宿舍使學生起居妥善”“須有相當女職員負指導責任”［10］。南高首開女禁的目的是“二為”——“為推廣教育計，為補救女子教育計不得不爾”，而不是為了“趕潮流”和學歐美——“非惑于潮流率爾更張，專以仿效歐美為事也”。并認為這是“不泥于古，亦不惑于今，率真而行，慎重將事”的南高做派［11］。為造成更大的聲勢，南高的郭秉文、陶行知、楊杏佛等人與北大校長蔡元培、蔣夢麟及胡適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動共同開放“女禁”。消息傳出，社會嘩然，甚至就連思想比較開明的張謇和老校長江謙也明確表示反對。經過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多方解釋、疏通和不懈努力，南高終于如期開考。當時有一位叫張佩英的女生，在陳獨秀、茅盾等人的鼓勵下，專程從上海趕來南京投考。那年投考南高師的女生有百余人，大半是在各省女中或師范多年任職的教師，正式錄取的只有8人，同時還招收了50多位旁聽生。她們被安排在不同系科，與男生同班學習。八女生之一的張佩英回憶說：“不知何故，1920年蔡校長僅接收幾名旁聽生。這樣1920年秋南高師正式開‘女禁，成為中國第一所招收女生的高等學府?！笔聦嵉拇_如此，北大雖然在1920年2月和3月間招收了9名女子旁聽生，但當年暑期并未正式招生，只是在當年10月通過考試將7位旁聽生轉為正式生，而另2人則一直是旁聽生。南高和北大首創男女同校，實行了男女學生的同班學習，揭開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肮ｉL、陶教務長”——女考生張浣英對郭秉文和陶行知的稱謂——還因此被人譽作“女界之天使”：“高師即招收女生，誠與北大后先映輝，我女子由是得有進取之機，是則先生實為福我女界之天使也?！保?2］

1921年秋季入學后，南高各系“已有女生30余人”。曾擔任過國務總理的熊希齡來?？疾旌笊畋碣澷p。一些歐美人士對此事也都極為支持。美國克蘭公使夫人來華游歷，參觀南高、東大，在了解了首屆男女同學的學習和生活之后，“極為稱許”，“特捐銀四千元，資助東南大學女學生學額2名，高等師范女生學額10名，兩校合辦之暑期學校女生學額20名，以為提倡女子高等教育之助”［13］。

南高首開“女禁”影響巨大。1920年10月，國民政府在江蘇召開全國教育會議第六次會議，會上《促進男女同學以推廣女子教育案》得以通過。從此，國內公、私立大學紛紛開放“女禁”。1922年政府頒布的“壬戌學制”，則正式明確了女子與男子一樣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到1923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七所院校共招收122人，占男女大學生總數的1.99%，其中“北京大學11人，東南大學（由南高派生而出）44人、東南大學商學院（由東南大學開辦于上海）10人”，東南大學女生占到全國女生的半壁江山［14］。這百位女生堪稱是中國的第一代女大學生。另據1928—1929年對34所高校學生的一項調查，“有29所大學兼收女生。女大學生1485人，占大學生數（17285）的8.59%”［15］。

就世界范圍而論，20世紀30年代以來被認為是男女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時期。中國能夠較早地融入這一世界潮流，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北京大學等居功至偉。1962年南京大學60周年校慶時，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盛贊此舉：“東南學府，為國之光。男女同校，唯此首創。外御強敵，內抑豺狼。天下有道，黌舍乃昌?！保?6］

二、首倡“教學法”，以“學”為中心引領全國

“教”與“學”的問題近些年來已成為國內外教育界的熱點問題，而且是方興未艾。陶行知先生一百年前就給人們帶來嶄新的教學思想。

清末民初，我國的各級學校在教學上都一直使用“教授法”的提法。但陶行知卻認定“教授法”很有改革的必要。因為這不僅是名稱問題，還關系到教育的實質和內涵，反映了人們對教育的理解是“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學”。而這種情形又“以大學為最壞，導師叫教授，先生以被稱為教授為榮，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識來賑濟人的”［17］，但卻很少考慮學生，很少考慮學生“學”的方面，不注意啟發學生學習的自覺性，不考慮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所以，教師的知識再多也無法滿足學生走上社會的需要，而且再優秀的學生也難以超過教授的“知識量”。

陶行知把當時的教師劃分為三個層次：教書的人，教學生的人，教學生學的人，他在1919年發表的《教學合一》一文中寫道：“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保?8］

陶行知主張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其理由為：第一，教師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教學生“學”；第二，教的“法子”必須根據于學的“法子”；第三，教師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學生學的法子“聯絡”，還須同自己的學問“聯絡”起來，做教師的應該一面“教”，一面“學”，并不是販賣知識。在1918年南高的一次校務會議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上述主張，但因有人認為此類改革純屬“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而未獲通過。陶行知一邊向同事釋明觀點，一邊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評說傳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弊端，極力倡導教學改革。五四運動興起之后，各種新思潮和新的教育觀點紛至沓來，許多教師態度大變，反對之聲漸低。在郭秉文校長的支持下，身為教務主任的陶行知毅然決定：在南高將所有關于“教授法”的說法一律更名為“教學法”。由于改得合理，符合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客觀實際，遂得到教育界的認可，“教學法”的提法便因此而風行全國。

從“教授法”到“教學法”的改變，表明了教育活動中對于學生學習主動性的重視，教學過程要變單向的傳授為雙向的互動，師生關系要達到教師的主導作用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的統一。教育應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的目的是教會學生學習。陶行知深諳此道，所以他才大聲疾呼：只重視傳授的“教授法”已然過時，“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生學”?！敖淌诜ā迸c“教學法”，一字之差，云泥之別。

三、引進“選科制”，拉開我國高校通識教育大幕

民國初年的高校普遍實行學年制，此種辦法，不利于因材施教和優異人才的脫穎而出。經過反復醞釀，南高決定自1920年9月起采用“選科制”。在1919年11月19日召開的南高第三次校務會議上，“臨時提議課程改良案一件”，“陶行知說明改良課程委員會經過情形，并提出議案理由。眾贊成，通過”［19］?！陡牧颊n程案》規定：“本校適用選科制”，但須含下列四項之要素，即“學生所習學程，一部分為必修，一部分為任選”，“一科之學生可以選擇他科之學程”，“學生成績以學分計算”，“學程之統附以學科為根據”（如國文、英文等是學科，英文中的作文文法、國文中的自形學等是學程）。學生所習學程，“必修及任選兩種”，“各種分量按各種情形而定”。至于各學程的內容，“大綱應行規定，至于教科書或參考書應否寫出，可按學程性質分別規定”?！胺材硨W程與某學程有連帶關系者，須注明學習之次第”，即預先告知先修課程、后續課程?！懊恐苌险n及自修合3小時，歷半年者為1學分?！薄皾M120學分者畢業?！痹试S學生修讀學分的多少還與成績掛鉤，“學生學習學分之多寡，第一學期以15學分為標準，第二學期以后須參考上學期之成績而定”［20］。

由于南高擁有許多深孚眾望而又學有專長的教授，開出了許多新穎的課程，因而深受學生的歡迎。如有的學生主修理科，兼修工科，畢業后工作得心應手，受到社會好評。對教師而言，這既是壓力，又激發了鉆研業務、跟蹤前沿和開拓學科新領域的熱情。

采用選科制，帶動了課程計劃的改革。陶行知主導的“在必修中選修”的選科制，拉開了我國高等學校通識教育的序幕。這一教學制度的改革源于郭秉文、陶行知留美時的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比后來風靡世界的哈佛《紅皮書》早了20多年。

東大選科制的具體規定是：（甲）必修科（科目）。國文6學分，英文12學分，共18學分。另從下列5組中選修，每組須選4～8學分。A組：國文、英文、西洋文學；B組：歷史、政治、經濟；C組：哲學、數學、心理學；D組：生物學、地學；E組：化學、物理。 （乙）自選主系、輔系。由學生于本科各系中，自選一系為主系，然后由主系教師提出若干系，任學生選取其一為輔系，主系學程（課程）至少應修40學分，最多不能超過60學分；輔系學程至少要選15學分，最多不能超過30學分。（丙）自行選科（科目）。除（甲）、（乙）兩項規定外，只要征得指導教師的同意，學生還可自修別科的課程。例如，當時國文系開設的本科必修課程、供輔系學生自選的課程、供他科學生自選的課程，共有25門；數學系本科（本學院）必修學程有22門；而土木系開設的各類課程更是多達40門［21］。

這是一種非?？茖W的選科制。因為可供選擇科目過少，便達不到選科的目的，也難以培養寬基礎的人才；可選科目過多，則又容易分散學生精力，只能培養一些“萬金油”式的人物。而東大這種讓學生在規劃好了的一系列經典性、通識性的“課程組合”中自主選擇的做法，既避免了“過于空泛”的漫無邊際的隨意選科，又防止了“過于狹隘”的應付式選科，是“任意”和“必須”的有機結合，是個人興趣和成才需要的合理體現，是培養既不空泛又不狹隘、能保持“通才與專才”平衡的合格人才的有力手段。

四、創辦“暑期學?！?，發出以教育改造社會之嚆矢

五四運動以后，教育界有識之士深感中國教育的落后是影響我國全民族素質和阻礙國家富強的根本原因，而僅憑現有學校及其師資隊伍的水平，恐無濟于事，必須輔以各種形式的教育，以“利用暑假時期推廣高等教育，為地方辦學人員及中小學校教職員謀增進其效能，兼為中等以上學生補助其學業”為宗旨［22］，提高各類教師、各級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水平，于是國內遂興起大辦暑期學校的熱潮，而南高正是“這股教育新潮的發源之地”。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想以暑期學校為杠桿，提高全國的教育質量，推動教育的改革，進而撬動整個社會的變化，一如陶行知、韓國鈞和蔣竹莊所期待的那樣。1920年南京高師首次舉辦暑期學校，陶行知在與胡適、王伯秋、任鴻雋、陳衡哲、梅光迪“彼此談論志愿”時抒發了他“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的宏大理想［23］；而江蘇省省長韓國鈞在參加1922年東南大學暑校歡迎會時慷慨陳詞：“學問能轉移時局”，“不特社會為之變易，即國家亦為之改弦易轍”；“學說為世界潮流之南針，為社會輿論之先導”。與韓國鈞同行的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蔣竹莊也深有感觸：“須知教育家負有指導社會之責，應當轉移社會，不宜為社會所轉移?！保?4］

1920年夏，南高在全國率先開辦暑期學校。校長郭秉文自豪地宣稱“本校辦理暑期學校為全國教育界倡”［25］；擔任暑期學校主任的陶行知（1922年3月由南高預科主任兼化學系系主任孫洪芬接任）在邀請胡適來暑期學校講學時言辭懇切地說：“這次暑期學校，事屬創舉，關系重大?！保?6］前后開辦4期，每期4～6周，每期學員多達千人（其中女學員約占1/10，特聘請畢業于金陵女大的徐亦蓁為女生指導員），首屆學員“來自全國17省份”（全國共22?。采w到近八成的省份，其中有大學、?？?、中專畢業生，也有中學畢業生和私塾先生，以及各類學校的教學及行政管理人員；“年齡最高者59歲，最幼者16歲”。根據學員的文化程度及其工作需要分組，課程有二十余種，均為學員極為關注者，包括小學組織法、社會教育學、實驗心理學、天演學說、中國古代哲學史、文學概論、歐美文學趨勢、社會問題、白話文法、英語語音學、個人及公眾衛生學等。授課者多是全國的著名學者，如校內的郭秉文、陶行知、朱進之、廖世承、任鴻雋、梅光迪、劉伯明、張士一、陸志韋、竺可楨、陳鶴琴、楊杏佛、王伯秋、何魯、盧頌恩、張信孚、俞子夷、朱經農、舒新城、梅光迪、鄒秉文等以及校外的杜威夫婦（美籍）、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黃炎培、張東蓀、蔣夢麟、陳衡哲等。此外，還聘請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士傳經送寶，如德大紗廠經理穆藕初、華商紗廠植棉總場場長過探先、金陵大學棉場主任郭仁鳳（美籍）等被聘為“演講員”，與農科學員進行零距離接觸。美國加州大學東亞旅行音樂團等國外藝術團體也曾經應學校邀請給暑校學員進行演奏。在全國各地的暑期學校中，南高、東大開辦的暑期學校的規模和影響之大，師資陣容之強，辦學效果之好，都是首屈一指的。

不乏創意的是，北大和南高還“交換辦理暑期學?！?，即兩?！皳癖舜酥L，交換設立暑期學校于北京、南京兩處”，南高設校于北京，設教育學、心理學、理化、體育諸科；北大設校于南京，設文學、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諸科。除了“聘任教員，組織教科”由暑校辦學主體負責之外，一切具體事務均由對方大學管理，“交換辦理”。兩校各派“暑期學校委員”2人，組成委員會，推出一人為委員長，共商辦理暑校事宜［27］。

南高暑期學?！坝商招兄珜Ш椭鞒帧保?8］。由他擔任主任的暑期學校的“第一、二屆的成就，依然昭著于人間”，“南高、北大辦理優良的呼聲，幾乎漫被于中華教育界，而南高之善，尤過乎北大”。1922年7月的《南高師東南大學暑校日刊》發文解答了其暑校受到學員熱捧的四個原由，即“為慕名而來”“為升學預備而來” “為需要學科而來” “為求證學理思想而來”。單就最后一項理由，該文坦陳：“現在學說雜出，思想歧異，各是其是，莫所適從。若然不求真解，漫作途說，將來社會國家大受影響，其危險殊甚。南高、東大為東南數省最高學府，并且在校諸先生均為一時名流，其學術思想，想定不至于謬誤。所以為求證學理思想而冒暑前來者，蓋欲求一正確之概念也?！保?9］

由此可見，南高舉辦暑期學校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教師隊伍的素質，進而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轉移時局”，“轉移社會”，最終創造一個全新的“四通八達的社會”。正如陶行知在離開南高3年后所說的那樣：“教育與政治是不能分開的，二者都同時并進，同時革新，國民革命才有基礎和成功的希望?！保?0］我們有理由相信，依據陶行知對于暑期學校的目標設計和制度安排，暑期學校已然具有涵蓋了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的“教師教育”中的“職后培訓”的意涵。

五、推重平等精神，彰顯教育家育人智慧

陶行知在中國教育史甚至是中國歷史上都具有極為尊崇的地位。毛澤東稱陶行知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董必武譽之為“當今一圣人”，宋慶齡贊之為“萬世師表”，郭沫若將“大哉陶子”與儒家至圣先師孔子相提并論：“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眰ト藗冄韵聼o虛。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的確確是博大精深的，宏富系統，堪稱“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值得我們終身去學習，去體味，去感悟，去踐行。如果把“革命的教育家”和“教育家的革命”的評價用在陶行知身上，當是十分恰當的。僅從陶行知五四前后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的改革創舉中，我們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這位教育家的革命精神。那就是力主首開女禁，敢為天下先的“大無畏精神”“百折不撓精神”“首創精神”和“平等精神”；那就是與時俱進，遵循教育規律，改“教授法”為“教學法”的“改革精神”“創新精神”“人梯精神”；那就是大力提倡“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的“創造精神”“創業精神”“拼搏精神”；那就是主張“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的“奮斗精神”“進取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等。

兩相對照，素為世人所稱道的陶行知的大愛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和求真精神等，均包含于習近平總書記所稱頌的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之中。不過由于社會發展變化、表述維度各異等因素，筆者認為，以習近平論述的“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作觀照， “啟智潤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這一維度并沒有在陶行知的“四種精神”中鮮明而集中地體現出來。其實，陶行知在育人智慧方面是有著真知灼見并卓有建樹的，那就是舉世公認的他的“平等精神”以及與此相輝映的業已銘刻于教育史冊的他的懿言嘉行。

其一，陶行知主張師生平等、男女平等?；趲熒降人枷?，遵循教育規律，他首倡并力主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基于男女平等思想，遵循社會發展規律，他為生民立命，極力主張首開“女禁”。前文已詳加論述，此不贅言。稍需補充的是，陶行知心目中的師生平等必須體現在方方面面，他稱其為“共生活”：“最重要的是教職員和學生共甘苦，共生活，共造校風，共守校規”，他認為這是“改進一切學校教育的大關鍵”，而且全校教職員要以身作則，“拿全副精神來同化新生”［31］。

其二，陶行知呼吁教學相長，“教”“學”平等。教學相長的思想源于戰國時期的教育學經典文獻《學記》。韓愈“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命題千年流芳。但是，直到近現代之交，師道尊嚴、“天地君親師”的神圣觀念依舊統攝著國人思想。陶行知對于現代“學?！睉摲Q作“教?！钡某爸S，他的教的“法子”必須根據于學的“法子”的主張，都顯示出他的學生應該是第一主體的觀點。這對于教學相長思想在現代的回歸，起到了公認的催化發軔作用。這是教學相長——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第一層含義，教與學同等重要，如果姑且不論是學比教更重要的話。教學相長的第二層含義則是教師的“教”和教師自己的“學”同等重要。陶行知對于柏林大學“教學相長的精神”十分推重：德國大學的教員就是科學家，科學家就是教員，“德國學術發達，大半靠著這教學相長的精神。因為時常研究學問，就能時常找到新理”［32］。當然，這里還包含了教學相長的第三層含義，那就是教學與科研平等的思想。

其三，陶行知提倡知行合一，“勞力”與“勞心”平等。知行合一、教學做合一，是陶行知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陶行知有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和“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長期思考與慎重抉擇，最終悟出了“行-知-行”的“知行合一”與“行知合一”，以及“教學做”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的道理，這個“一件事”就是“干”；不是“三件事”的“教”“學”“做”便沒有了順序之別、輕重之分，便也都是“平等”的了?！皠谛恼咧稳?，勞力者治于人”堪稱“孟子定理”，兩千多年來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而這也給我國帶來包括但絕不限于教育問題的巨大難題?！爸袊逃ú∈墙逃媚X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腦，所以一無所能。中國教育革命的對策是手腦聯盟，結果是手與腦的力量都可以大到不可思議?！保?3］陶行知認為勞心與勞力必須結合、不可偏廢，“勞力而不勞心，則一切動作都是囿于故常，不能開創新的途徑；勞心而不勞力，則一切思想難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證于經驗。勞力與勞心分家，則一切進步發明都是不可能了”?！皢螁蝿诹?，單單勞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一定是“在勞力上勞心”［34］。

其四，陶行知追求“立腳點上求平等，于出頭處謀自由”。陶行知認為，培養教育人需要因材施教，就好比是培養松樹和牡丹花需要使用不同的肥料?！笆紫纫J識他們，發現他（它）們的特點”，依據不同的情況實行教育，“這樣，他（它）們才能欣欣向榮，否則不能免于枯萎”［35］。區別不同情況、因材施教，也是平等精神的體現。陶行知強調要追求真平等，而非假平等，這就是“立腳點上求平等，于出頭處謀自由”［36］。陶行知深知，教育要以承認和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為出發點，在平等自由競爭的環境中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使學生自由自在地充分發展，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保證學生各顯其能，所體現、所需要的是平等精神和公平機制。這既包含了不讓一個學生掉隊的初衷，又擁有讓優秀者盡情發展的開放思想。

當然，眾所周知，陶行知是中國平民教育的拓荒者和生活教育理論的創建者，僅僅就此而論，平等精神亦無疑應該在其精神圖譜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平等精神，也與人們常說的那“四種精神”一樣，是陶行知胸懷天下、以文化人的一種弘道追求。

大愛精神、奉獻精神、創造精神、求真精神和平等精神這“五種精神”，是陶行知留給我們的巨大精神財富，對我國教育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具有極強的歷史借鑒、時代啟迪、思想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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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Xingzhi's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and the New Exploration of His Educator Spirit

Wang Yunlai，Du Shuhui

Abstract：Tao Xingzhi was a great figure who embodied the harmonious joint development of an educator's spirit and a reformer's practice， serving as an exemplar of both a "revolutionary educator" and an "educational revolutionary." Before dedicating himself to the common education movement， he had already made several groundbreaking moves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se milestone moves included advocating the lifting of the ban on female education， opening up new horizons for women's education; pioneering pedagogical methods， placing "learning" at the center of education nationwide; introducing the system of course selection， ushering in the era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establishing "summer schools，" heralding the early call for using education to transform society. In addition to the "four spirits" of profound compassion， dedication， creativity，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the "spirit of equality" also held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ao Xingzhi's spiritual legacy. This is because he advocated equal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en and women; he promote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teaching and studying， wher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re considered equal; he encourag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reating those who use their minds and those who use their hands as equals; and he also aspired to "seek equality at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trive for freedom at the top."

Key words：Tao Xingzhi;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the spirit of equality; Tao Xingzhi's "five spir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