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標下企業履行ESG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研究

馬從文，湛 泳，楊 潔

（1.湘潭大學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2.湖南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株洲 412000）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緩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徑。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則是不協調發展的重要表現。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奠定社會最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礎，勞動收入份額則反映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其既是對初次分配公平程度的直接測度，也是衡量勞動者是否充分共享經濟發展紅利的重要指標［1］?！吨袊y計年鑒》數據顯示，進入21 世紀以來，中國勞動收入份額整體呈下降趨勢，2001—2007 年，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由51.45% 下降至39.74%，下降幅度達22.76%，盡管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有小幅回升，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勞動收入份額（50%以上）。隨著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勞動者難以充分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導致收入兩極分化［2］，貧富差距擴大［3］，甚至會引發社會沖突［4］，嚴重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勞動收入份額的驅動因素，對中國實現共同富裕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為推動企業發展成果惠及全體員工，企業應重視內部勞動關系建設，加快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長期以來，股東至上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一直在企業各方關系中占主流地位。股東至上理論強調“利己”，該理論認為，企業以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為其唯一責任，忽視了股東之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不利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甚至可能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利益相關者理論強調“利他”，該理論認為，在考慮股東利益的同時兼顧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分散了企業的經營目標，甚至可能導致利潤受損［5］。社會運動和文化變革使人們開始意識到環保和社會公正問題的重要性，并開始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直到1987年，聯合國環境署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確立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將環保、社會等外部因素內部化，在股東至上理論的“利己”與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利他”之間找到了平衡并實現共贏，這也標志著ESG（Environmental、Social 和Governance 的縮寫）理念首次被公開提出［5］。ESG理念倡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社會責任和提高治理水平，以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的ESG 發展較晚，自2002 年證監會出臺《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以來，相關監管部門相繼出臺了《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報告編制指引》和《綠色投資指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構建了符合中國國情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ESG制度體系，同時也為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提供了新思路。

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企業也應當積極承擔責任推動收入公平分配。因而，企業履行ESG責任會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影響。首先，企業通過關注員工的福利、健康、安全、培訓以及職業發展等方面，提高員工的生產力和忠誠度，從而增加員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6］；其次，企業在實施ESG戰略時，需要合規的管理供應鏈和生產過程，確保不違反勞工權利，有助于推進勞動力市場平衡發展，為員工提供更公平的就業機會和條件［7］。那么，有一些問題亟須回答：企業履行ESG責任能否提升勞動收入份額？若提升，企業履行ESG責任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機制是什么？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存在何種異質性？為回答上述問題，本文以2009—202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究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勞動收入份額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分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兩個維度展開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分析。宏觀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技術偏向［8］、產業結構［9］、財稅政策［10］、外商直接投資［11］、資本市場開放［12］、社會保障法規［13］、網絡基礎設施建設［14］和人工智能［15］等；微觀層面的影響因素包括客戶集中度［2］、會計信息可比性［16］、黨組織嵌入［17］、數字化轉型［18］、融資約束［19］、企業金融化［20］、國有企業改制［21］和集團共同審計［22］等。

“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明確提出，要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增強全社會生態環保意識。ESG理念正符合這一發展要求，隨之企業履行ESG責任的經濟后果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圍繞這一話題，學者們主要從企業績效、經營狀況、融資成本和資本市場表現等維度探討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經濟后果。第一，關于企業績效。企業履行ESG責任，可以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23］，增加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度［24］，同時也有助于企業拓展新的市場機會，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二，關于經營狀況?；谛畔⒉粚ΨQ理論，企業積極履行ESG 責任，有助于投資者充分了解企業，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降低企業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強投資者的投資意愿，為企業創新提供充足資金［25］，降低金融資產的配置［26］。第三，關于融資成本。利益相關者理論和資源依賴理論指出，企業積極履行ESG 責任，降低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滿足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更容易以較低利率獲得融資［27-28］。第四，關于資本市場表現。企業積極履行ESG責任，有助于外部利益相關者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增加管理者操控信息的成本和難度，進而降低股價崩盤風險［29］。特別地，企業積極披露ESG信息有助于審計師收集證據，既提高了審計效率，也降低了企業與審計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影響審計人員的風險感知水平，使其更容易發表標準審計意見［30］。

綜上所述，雖然已有研究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大量探討，但尚未有學者考察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同時，關于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經濟后果研究已經得出豐富的研究結論，但鮮有學者在研究企業履行ESG責任的經濟后果時將勞動力市場納入分析框架中。與本文聯系最緊密的研究僅驗證了企業履行ESG 責任可以提高營業總收入，實現“做大蛋糕”的功能［31］，但尚未證實企業履行ESG 責任可以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即未證實企業履行ESG責任具有“分好蛋糕”的功能，更未探究企業履行ESG責任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機制和異質性特征。然而，企業履行ESG責任也具有“分好蛋糕”的功能。首先，企業在履行ESG 責任的同時也會更加重視員工權益和福利，如改善員工的勞動條件、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險和退休金計劃等，這些舉措可以提高員工的薪資待遇和生活質量，從而實現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其次，企業履行ESG責任會對企業聲譽和經營可持續性產生影響，進而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的長期價值。若企業的ESG表現不佳，致使企業面臨長期的經營壓力和風險，甚至經營利潤受損，進而導致員工收入的下降，不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因此，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滬深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構建企業履行ESG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的理論框架，并提出相應假設，以探究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

（二）研究假設

企業履行ESG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除了追求經濟利潤外，也要考慮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良好治理等問題。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有著積極影響，具體而言：第一，企業履行ESG 責任需要在生產過程中采用低碳、節能、環保型技術，并強化污染控制和廢棄物管理，以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企業為履行ESG 責任，需要雇傭和培訓節能減排設備的維修工人以及具備環境監測和故障排除能力的員工，增加了企業對與環境保護活動相關的高技能勞動力需求，助推企業人力資本結構升級，從而實現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32］。第二，企業履行ESG 責任需要改善員工的薪資、福利、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等，激發員工勞動積極性，提升勞動要素邊際收益，進而促進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2］。此外，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用工過程的合規性，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合理劃分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權利與義務，并按時足額繳納社保和發放工資，不僅充分保護了員工的合法權益，還優化了勞資分配結構，實現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17］。第三，企業履行ESG 責任需要在內部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和流程，以確保管理層遵守法律和職業道德規范，并使其決策符合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需求。代理理論認為，企業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擴大了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矛盾，管理層可能會濫用職權給予某些員工不公正待遇，以換取他們對管理層的支持和配合，進而降低了員工薪酬與績效的匹配度，抑制了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33-34］。而企業通過履行ESG 責任提高了內部治理水平，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保障員工合法權益，提高員工的勞動積極性，最終表現為員工薪酬待遇的提升，從而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1。

H1：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

融資約束是導致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重要影響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當企業外部融資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時，為緩解外部融資約束，企業更傾向通過提高利潤留存率的方式完成內源融資，將擠占員工對利潤的分享，進而降低勞動收入份額［35-36］。其二，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從要素投入到成果轉化存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兩者并不同步［37］。在生產過程中，企業投入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以生產出產品；在銷售過程中，企業將產成品售出，并收回資金；但在資金收回之前，企業需要穩定的現金流購買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以保證生產經營的可持續性。此時，若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較大，企業可能會通過減少員工雇傭或降低員工薪酬的方式緩解資金壓力，這將導致企業勞動收入份額降低。其三，若企業不存在融資約束，那么資本與勞動要素分配的收入份額主要由其邊際產出決定，但隨著企業融資困境加劇，以固定資產為代表的資本要素不僅具有邊際產出價值，還可以通過抵押的方式獲取額外的融資收益［16］。在此情況下，原有最優要素組合將被打破，企業將會擴大以固定資產為代表的資本要素投資額，減少勞動要素的投資額，以額外增加的融資收益彌補偏離最優要素組合的損失，進而導致企業收入份額下降。若“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得到緩解，企業將擁有更多的融資渠道和更低的融資成本，這將降低資本要素的融資收益率。此時在投資決策中，企業會重新考慮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分配比例。如果企業發現其過去因為融資困難而導致勞動力配置不足，從而影響了產出和效益，那么在新的融資環境下，企業會增加勞動力投入以彌補之前的損失，進而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企業履行ESG 責任有助于緩解融資約束。首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于2006年出臺了《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該原則倡導投資者將環境、社會及治理納入其投資策略和實踐中，并尋求被投資者對環境、社會及治理等因素進行披露，即企業踐行ESG理念有助于獲取投資者的資金支持。同時，在綠色信貸政策的指引下，企業的ESG責任履行狀況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重要考核標準之一。若企業積極履行ESG責任，采用節能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開發符合環保標準的產品或服務，滿足社會需求并保護環境，企業可以獲取更多的信貸額度和更容易得到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優惠。其次，企業履行ESG責任，向投資者傳遞更多的非財務信息，有助于投資者充分了解企業，降低其投資失敗風險，進而降低融資成本［38］。特別地，企業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面擁有健全的機制，并充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投資者可能會為企業支付更高的溢價［39］。因此，企業履行ESG 責任，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得到投資者、銀行等利益相關者的認可，進而緩解資金壓力。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2。

H2：企業履行ESG 責任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企業進行創新投資有助提高其勞動收入份額。首先，技術創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具備穩定的資金支持和人才儲備才有可能創新成功，特別是高學歷、高專業素質的研發和科技創新人員更是決定創新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方面，企業只有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待遇，才可以吸引和留住這些高素質人才；同時，高學歷、高技能的研發和科技創新人員在勞動力市場中擁有較強的薪酬議價能力，而隨著員工議價能力的提升，企業的勞動收入份額也隨之提高［18］。另一方面，高素質人才掌握著核心技術并具有較強的知識溢出能力，可以幫助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員工也可以借此分享更多利潤，進而實現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40］。其次，企業進行創新投資必然促進技術進步，在增加高素質人才需求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減少了重復性、常規性的崗位需求。即企業進行創新投資可能擠出低技能勞動力，優化人力資本結構，進而推動企業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

企業履行ESG 責任有助于促進創新投資。第一，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推動企業進行創新投資。企業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創新過程中存在許多風險，包括創新項目可能會失敗的投資風險、企業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可能無法獲得市場認可或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市場風險、企業在研發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技術難題的技術風險、企業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可能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以及合規性問題的法律風險、被競爭對手超越的競爭風險以及企業內部組織架構和人員管理等方面的組織風險，因此，企業進行創新投資時需要具備較高的風險承受能力。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企業信息透明度，增加了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了解，增強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信任，有助于緩解企業內外部代理問題，抑制管理層短視行為，進而提高企業風險承擔水平［41］。第二，為滿足投資者和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需求，企業需要增加創新投資，研發治污減排技術，改善生產工藝，提供綠色產品［32］。

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設3。

H3：企業履行ESG 責任通過促進創新投資提高勞動收入份額。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華證ESG評級數據最早可追溯至2009年，本文選取2009—202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文中涉及數據均取自CSMAR 數據庫和Wind 數據庫，使用軟件STATA16.0 進行以下處理：①剔除關鍵數據缺失；②剔除在2009—2022 年被ST、*ST 處理的公司；③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④在1%分位數上對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處理。據此，得到22 420個樣本數據。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勞動收入份額（Ls）

參考方軍雄（2011）［33］、羅明津和鐵瑛（2021）［20］的研究，以支付員工薪酬與工業增加值之比衡量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具體計算公式如下：勞動收入份額=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營業收入-營業成本+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固定資產折舊）。此外，為了使勞動收入份額更符合正態分布，還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得到經對數化后的勞動收入份額（Ls），計算公式為：Ls=ln［勞動收入份額/（1-勞動收入份額）］。

2.解釋變量：企業ESG責任履行狀況（ESG）

參考已有研究（方先明和胡丁，2023）［41］，本文以華證ESG 評級為基礎衡量企業履行ESG 責任狀況，因華證ESG 評級為季度數據，以每年各季度均值反映企業年度履行ESG 責任程度。其中華證ESG 評級為9 檔（C、CC、CCC、B、BB、BBB、A、AA 和AAA），本文依據評級檔次從低到高，分別賦值1至9，數值越大，表明企業履行ESG責任程度越高。

3.控制變量：

參考已有研究，本文選取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資產報酬率（Roa）、股權集中度（Cr1）、管理層持股比例（Mrs）、董事會規模（Board）、獨立董事比例（Pid）。具體變量解釋見表1所列。

表1 變量定義

（三）基準模型設定

為檢驗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i、t分別表示公司和年份；β0為常數項；β1、β2為變量回歸系數；Controls 為控制變量集合；Year、Ind 分別為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ε表示殘差項。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所列，可以看出，勞動收入份額最大值為0.766，最小值為-2.469，均值為-0.918，與熊家財等（2022）［42］計算結果基本一致，結合標準差發現不同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差異較大；企業ESG 責任履行的最大值為8，最小值為1，均值為4.166，表明不同企業的ESG 責任履行狀況也差異較大。此外，其他變量的取值范圍均在合理范圍內，表明本文選取的變量是合理的。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見表3所列，為保證結果的可靠性，列（1）未控制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此時ESG的回歸系數為0.013 8，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列（2）僅控制了時間固定效應，此時ESG的回歸系數為0.014 4，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列（3）僅控制了行業固定效應，此時ESG 的回歸系數為0.012 9，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列（4）同時控制了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此時ESG的回歸系數為0.013 7，且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上述結果表明，企業履行ESG責任顯著提高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H1得到驗證。

表3 基準回歸結果

（三）作用機制分析

前文驗證了企業履行ESG 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那么企業履行ESG責任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作用機制是什么呢？基于前文理論分析，下文將從融資約束和創新投資兩個維度進行檢驗。借鑒江艇［43］的研究，構建模型（2）檢驗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影響機制，回歸結果見表4所列。

表4 作用機制檢驗

其中，Med 為中介變量，包括：①融資約束（Kz），借鑒Kaplan和Zingales（1997）［44］的研究，構建KZ指數，該數值越大表明融資程度越高；②創新投資（Innovation），以研發投入的自然對數表示。

1.融資約束

融資約束抑制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升，已經得到較多學者的驗證。因此，本文僅檢驗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融資約束的影響，由表4 列（1）可知，ESG 的回歸系數為-0.106 5 且在1%水平上顯著，即企業履行ESG 責任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提高勞動收入份額，H2 得到驗證。上述結果表明，企業履行ESG 責任能夠緩解融資約束。ESG 是企業在經營決策中應該考慮的重要因素，它不僅關乎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也涉及投資者、員工、客戶以及整個社會的利益。一方面，許多金融機構開始將ESG 作為重要評估指標之一，通過對企業ESG 表現的評估，決定是否提供貸款或其他金融支持。如果企業能夠證明自己具有良好的ESG記錄并積極改進其表現，則更容易獲得金融機構的支持和更優惠的融資條件；另一方面，在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履行ESG 責任也可以幫助企業獲取政府部門、消費者等各方面資源和合作機會，這些合作關系有時可以轉化為實質性收益，并進一步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而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得到緩解，資本要素的融資收益下降，企業投資分配比例將取決于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的邊際產出價值，在此情況下，企業可能會增加勞動要素投資比例，以彌補前期因融資約束導致勞動投資不足的損失。因此，企業履行ESG 責任通過緩解融資約束推動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

2.創新投資

創新投資推動企業勞動收入份額提升，已經得到較多學者的驗證。因此，本文僅檢驗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創新投資的影響，而由表4 列（2）可知，ESG 的回歸系數為0.090 3 且在1%水平上顯著，即企業履行ESG 責任通過促進創新投資提高勞動收入份額。上述結果表明，履行ESG責任可以對創新投資產生積極影響，通過履行ESG 責任，企業能夠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聲譽，吸引更多社會資源的關注和支持，包括投資者、客戶、員工和政府等各方面的力量，這些力量將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創新投資機會。隨著創新投資的增加，企業需要雇傭更多高素質人才，甚至可能擠出低技能勞動力，因此優化了人力資本結構。而高素質人才往往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企業也需要付出高額的薪酬才可以吸引和留住這些人才，進而提高了企業勞動收入份額。因此，企業履行ESG 責任，可以通過促進企業創新推動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

（四）穩健性檢驗

1.變更變量衡量方法

參考王雄元和黃玉菁［11］的研究，本文分別以應付職工薪酬貸方發生額與營業收入之比、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與營業收入之比衡量勞動收入份額，同時為使被解釋變量更符合正態分布，對其進行對數化處理，分別得到Ls1 和Ls2，并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5 列（1）、列（2）所列?？梢钥闯?，ESG 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前文結論一致，即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為保證結果可靠性，本文重新度量中介變量：借鑒Hadlock和Pierce（2010）［45］的研究，構建SA指數并對其取絕對值，數值越大表明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分別以研發投入與營業收入之比（Innovation1）、研發投入與總資產之比（Innovation2）衡量創新投資，重新進行多元回歸?；貧w結果見表5 列（3）、列（4）和列（5），表5 列（3）可知，ESG 的回歸系數為-0.010 7 且通過1%水平顯著性檢驗，H2 得到驗證；由表5 列（4）可知，ESG 的回歸系數為0.001 0 且通過1%水平顯著性檢驗；由表5列（5）可知，ESG 的回歸系數為0.000 8 且通過1%水平顯著性檢驗，H3得到驗證。

表5 穩健性檢驗

2.替換數據

本文分別使用商道融綠ESG 指數和彭博ESG指數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6所列。其中，列（1）、列（2）和列（3）為彭博ESG 指數回歸結果，列（4）、列（5）和列（6）為商道融綠ESG指數回歸結果?；貧w結果與前文保持一致，驗證了本文結論的可靠性。

表6 穩健性檢驗

3.滯后一期解釋變量

考慮企業履行ESG責任具有滯后效應，因此滯后一期解釋變量，并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7 列（1）、列（2）和列（3）。LESG 回歸結果與前文保持一致，驗證了本文結論的可靠性。

表7 穩健性檢驗

4.控制高階固定效應

本文使用高階固定效應模型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7 列（4）、列（5）和列（6）。ESG 回歸結果與前文保持一致，驗證了本文結論的可靠性。

（五）內生性檢驗

1.Heckman兩階段回歸

考慮華證并非針對所有的公司進行評級，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差導致的內生性，本文采用Heckman兩階段法克服這一問題。首先，以是否納入華證評級為標準，設置虛擬變量作為第一段回歸中的因變量，其中納入華證評級的企業賦值為1，尚未被華證評級的企業賦值0；其次，采用Probit 模型進行回歸，得到逆米爾斯比率（IMR），并將其放入模型（1）中回歸分析，即Heckman的第二階段，同時進行方差膨脹因子檢驗，回歸結果見表8 列（1）?？梢钥闯?，Imr 的回歸系數為1.911 0 且在1%水平上顯著，即為樣本選擇偏差導致。但在控制逆米爾斯比率（Imr）后，ESG 的回歸系數為0.016 0 且在1%水平上顯著，VIF 值也小于10，即在控制樣本選擇偏差后，企業履行ESG 責任仍然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

表8 內生性檢驗

2.工具變量法

本文運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進一步克服內生性問題，借鑒方先明和胡?。?023）［41］的研究，以ESG 基金持股數據作為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工具變量。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ESG基金主要通過高管接觸改善企業的ESG責任履行，滿足相關性檢驗，但不直接參與企業經營決策，更不會直接干涉企業的員工招聘和工資發放，也滿足排他性檢驗?；貧w結果見表8 列（2）、列（3），其中，列（2）為第一階段回歸結果，IV的回歸系數為0.388 3且在1%水平上顯著；列（3）為第二階段回歸結果，ESG的回歸系數為0.218 2 且通過1%水平顯著性檢驗。即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表明本文結果是穩健的。

五、異質性分析

（一）雇員類型的異質性

企業履行ESG 責任需要嚴格實施低碳節能管理，從而提高了與低碳轉型相關的高技能勞動力需求，且這類人才大多數為維修節能減排設備、環境監測和環境分析的普通員工，企業需要給予較高薪水和待遇才可以吸引和留住他們。此外，企業履行ESG責任有助于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抑制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避免管理層侵蝕普通員工合法權益。因此，企業履行ESG責任對普通員工勞動收入份額和管理層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鑒于此，本文將員工分為普通員工和管理層，進一步探究不同雇員類型下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其中，普通員工勞動收入份額為（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董監高薪酬）/（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固定資產折舊+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管理層勞動收入份額為（董監高薪酬）/（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固定資產折舊+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并分別進行對數化處理，回歸結果見表9 列（1）和列（2）。表9 列（1）為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管理層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ESG回歸系數尚未通過10%水平顯著性檢驗；列（2）為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普通員工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ESG 的回歸系數為0.013 8 并在1%水平上顯著，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梢?，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普通員工勞動收入份額，但對管理層勞動收入份額影響不明顯，體現了企業內部共同富裕。

表9 異質性分析

（二）企業規模的異質性

企業規模是企業異質性的重要來源。大型企業具備完善的管理體系和監督機制，也擁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支持企業履行ESG責任。相比之下，中小企業面臨資源限制和經驗不足等困境，使得它們與大型企業在ESG責任履行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此外，在勞動力市場上，大型企業擁有更多的部門和職位，涵蓋廣泛的專業領域，能夠為高端人才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和穩定的職業軌跡，高技能人才更傾向于選擇大型企業進行就業［46］，而高端人才具有較高的議價能力，其勞動收入份額更高。因此，受企業規模影響，企業履行ESG 責任可能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存在差異。鑒于此，考察不同企業規模下，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企業規模均值為臨界值，將大于等于均值的企業定義為大型企業樣本組，小于均值的企業定義為中小企業樣本組，并重新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9列（3）和列（4）。其中，列（3）為大型企業樣本組回歸結果，其ESG的回歸系數為0.028 4且在1%水平上顯著；列（4）為中小企業樣本組回歸結果，其ESG 的回歸系數為0.002 7，但尚未通過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梢?，企業履行ESG 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在大型企業樣本組中更為顯著，而在中小企業樣本組中則不明顯。上述結果表明，大型企業ESG 責任履行狀況較好，充分保障了員工權益，能夠提供具備競爭力的薪酬和職業發展空間，調動了員工工作積極性；相較而言，受外部競爭和內部資源限制，中小企業ESG責任履行狀況較差，未能充分保障員工權益。因此，大型企業履行ESG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更為明顯。

（三）政府補貼的異質性

前文驗證了融資約束是企業履行ESG 責任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機制，而政府補貼作為一項資金轉移，可以提升企業的資金儲備，使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內部資源進行融資。此外，政府會通過政府補貼對企業履行ESG責任狀況進行干預，企業獲得政府補貼即向投資者傳遞了企業在ESG 責任履行方面表現良好，進而增加投資者對企業的信任和興趣，緩解企業外部融資壓力［47］。因此，考察不同政府補貼下，企業履行ESG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政府補貼的均值為臨界值，大于等于臨界值定義為高政府補貼樣本組，低于臨界值定義為低政府補貼樣本組，并進行多元回歸，回歸結果見表9列（5）、列（6）。列（5）為高政府補貼樣本組回歸結果，ESG 的回歸系數為0.016 4 且在1%水平上顯著；列（6）為低政府補貼樣本組回歸結果，ESG 的回歸系數為0.004 0，但尚未通過10%水平顯著性檢驗，且組間系數差異顯著?？梢?，企業履行ESG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在高政府補貼樣本組中顯著，而在低政府補貼樣本組中則不明顯。上述結果表明，政府發放補貼，鼓勵企業踐行ESG理念，有助于提升企業內外部融資能力，充分激發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動力，進而推動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

六、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勞動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我國社會經濟領域的熱點問題，雖然關于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研究非常豐富，但尚未有學者關注企業履行ESG責任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鑒于此，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究企業履行ESG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結果表明：①企業履行ESG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即企業履行ESG責任有助于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此結論通過了一系列穩健性及內生性檢驗。②融資約束和創新投資是企業履行ESG 責任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內在機制。③企業履行ESG 責任能有效提升普通員工勞動收入份額，但對管理層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不明顯，即企業履行ESG責任改變了管理層與普通員工的勞動收入分配格局，實現了企業內部共同富裕；同時，企業履行ESG 責任的勞動收入分配效應在大型企業和高政府補貼樣本組中更為顯著，而在中小企業和低政府補貼樣本組中不顯著。

（二）政策建議

第一，將企業履行ESG責任視為提高勞動收入份額的新動能，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目前，政府多基于產業政策、財稅政策、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法規等一系列宏觀政策，通過完善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推進共同富裕。而本文基于微觀企業視角研究發現，企業通過履行ESG 責任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因此，政府應加強宏觀微觀有機結合，在已有宏觀政策基礎上，優化頂層設計，考慮微觀企業行為的影響，重視企業ESG 責任履行的收入分配效應，以合力效應提高勞動收入份額，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第二，增強企業責任感，積極引導企業履行ESG 責任。當前中國仍有許多企業沒有將ESG 理念融入企業發展規劃中，沒有意識到履行ESG責任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政府應培育一批ESG 表現良好的企業，樹立行業標桿企業，給予相應獎勵，以帶動其他企業積極履行ESG責任，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而對于企業ESG 履行較差甚至不履行ESG責任的企業給予相應懲罰。

第三，因企業規模和政府補貼等差異，政府應因企施策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大型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和項目，具備廣闊市場份額，能為員工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和晉升機會等，有利于勞動者收入份額的提升。因此，政府應加大監管力度，確保大型企業按照法律規定給予員工合理的薪資待遇；同時，政府應強化對大型企業的補貼，鼓勵其增加就業機會和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而對于規模較小的企業，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減負、提供貸款支持和技術培訓等措施來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企業利潤空間，推動中小企業投資擴產，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進而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鼓勵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合作，共享資源和技術，提高中小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率，避免對員工工資的擠占，進而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份額。此外，對于政府補貼較低企業，政府需要積極宣傳各項扶持政策，讓更多企業了解政府的補貼取向和補貼力度，并能夠主動申請相關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