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貿易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勞動要素報酬

陳思萌 馬洋

摘?要?本文以2006年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作為準自然實驗，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及雙重差分法實證分析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加工貿易轉型能夠提升企業平均工資水平，且在加工貿易轉型的次年尤為明顯；技術進步效應、績效提升效應及資源配置效應是加工貿易轉型推動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傳導機制。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高新技術產業、東部沿海地區、受政策調整政策沖擊較大的加工貿易企業轉型，能帶來更為明顯的勞動要素報酬改善效果。此外，加工貿易轉型程度越大、技術創新質量越高的轉型企業，越有助于促進勞動者報酬的提升。著眼于進一步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改善國內勞動要素報酬水平、加快貿易強國建設，應適當調整國內財稅政策，引導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引導加工貿易企業融入國內生產循環；推動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促進行業內勞動要素優化配置。

關鍵詞?加工貿易轉型?勞動要素報酬?出口退稅?對外貿易?要素收益水平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中國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出口大國，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升。以開放型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崛起、改善民生的道路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然而，改革開放初期，從加工制造的低端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發展模式，難免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等非典型特征

例如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羅德里克之謎”（Rodrik，2006），出口企業生產率水平的“生產率悖論”（李春頂，2010），出口總值與增加值差異明顯（Koopman?et?al.，2010）等。?（賈根良，2010；張幼文，2005）。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引導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推動自主創新，鼓勵加工貿易向基于自主品牌的一般貿易轉型。盡管近年來開放型經濟轉型步伐不斷加快，加工貿易在中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仍占據較高比重

以江蘇省為例，根據江蘇省統計年鑒數據，2021年實現出口貿易規模5035.44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出口占比達42%。?。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就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強調“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那么，出口模式轉型是否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尤其是改善勞動要素報酬，其傳導機制是什么？

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指出，按照比較優勢開展對外貿易和國際分工，在推動出口商品密集使用要素（國內相對豐裕要素）報酬提高的同時，將降低國內相對稀缺要素的報酬水平。有關出口貿易對要素所有者報酬的影響，大部分文獻得出了肯定性結論。而包群等（2011）考察了1998—2001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對員工收入的動態影響，指出沒有充分證據表明企業的出口行為顯著提升了員工收入，即企業出口對勞動力報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顯。邵敏和武鵬（2019）發現“世界工廠”式的出口擴張使得高技能產業工人難以支撐和無法推動產業升級，對建設貿易強國產生了負面影響。然而，對于出口模式轉型對工資收入的影響，已有文獻鮮有涉及。本文將以此為視角，討論出口模式轉型對企業勞動者報酬的影響。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一是以2006年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作為準自然實驗，從加工貿易轉型的角度研究出口與要素收入分配問題；二是與邵敏和武鵬（2019）、包群等（2011）僅以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出口交貨值判斷出口企業相區別

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產品銷售分類數據質量并不高，出口交貨值不僅存在許多數據缺失，而且數據并不準確。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海關數據庫的匹配數據相比，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出口交貨值差距明顯。更為重要的是，大量中國海關數據庫有出口統計的工業企業，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出口交貨值顯示為0。，綜合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海關數據庫，采用傾向得分匹配（PSM）和雙重差分（DID）法，分析加工貿易轉型引致的勞動者報酬改善；三是從技術進步、經驗績效提升和資源配置優化三個方面，探討加工貿易轉型提升工資收入水平的傳導機制。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的理論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經驗分析；第四部分為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傳導機制分析；第五部分為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異質性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二、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的理論分析

（一）加工貿易轉型的特征

加工貿易的具體形式包括“三來一補”，即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及補償貿易。一方面，由于缺乏產品自主品牌和市場銷售渠道，加工貿易企業僅承擔價值鏈的加工組裝環節，獲取非常有限的加工費。在進口中間品議價能力缺失的前提下，企業勢必最大限度壓縮用工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核心競爭力缺失，低成本是加工貿易企業唯一的競爭優勢，甚至出現“逐底競爭”（race?to?bottom）現象。在雙重成本擠壓條件下，加工貿易企業勞動強度較大、勞動報酬及福利與生產效率并不匹配等問題不容忽視。

與加工貿易存在缺乏自有品牌及營銷渠道、產品科技水平及出口附加值較低、國內本土關聯并不顯著等問題相對應，其轉型更加依托于創新驅動提升出口產品質量，努力向自主研發、市場渠道等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延伸出口的國內前后產業關聯、提升出口的國內增加值率，由此改善本國的貿易收益水平。

加工貿易轉型通常包括以下兩種路徑。其一是加工貿易的價值鏈升級，即隨著技術水平提升，加工貿易企業在生產工藝、產品結構、價值鏈環節等方面實現逐步升級。從形式上看，這些企業已出現由原始的貼牌生產（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OEM）、承擔部分設計環節的原始設計制造（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ODM），到培育自主品牌的原始品牌制造（original?brand?manufacture，OBM）的飛躍。

其二是貿易模式轉型，即由加工貿易轉型為一般貿易

由于不同形式加工貿易企業難以識別，本文主要關注貿易模式轉型的加工貿易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單純依靠委托加工方的市場渠道相區別，一般貿易企業通常擁有自有產品并且需要開拓海外市場，由此決定了其不僅僅依靠低成本優勢，而且更加重視品質競爭，以品牌、商譽及產品技術含量提升出口競爭力。一般貿易模式更加強調中間品的本土配套及國內供應鏈體系構建，對國內產業上下游關聯能產生較為明顯的拉動作用。

（二）勞動要素報酬的影響因素

勞動要素報酬是勞動者付出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的對價，體現的是勞動者創造的社會價值。工資是勞動要素報酬的主要表現形式，一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

關于工資水平的決定因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工資是在勞動力市場中根據勞動力生產費用和勞動供求關系而形成的。除了市場供求關系及勞動力市場有效性（Helpman?et?al.，2010）外，技術進步是影響工資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普通勞動力要素的可替代性相對較強，現代技術創新通常表現為勞動節約型特征，即技術進步在增強對高技能技術人員需求的同時，往往降低對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此外，勞動者工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企業經營績效，通常利潤率較高企業的勞動者會要求相對更高的工資。同時，貿易開放進一步強化了行業競爭程度，具備較強競爭優勢、經營績效較好的企業將依托國際市場擴大生產規模，進而推動勞動者報酬不斷提升；而缺乏核心競爭力、經營不善的企業將出現持續虧損，由此進一步壓低勞動者報酬（Egger?&?Kreickemeier，2009）。

（三）加工貿易轉型影響勞動要素報酬的傳導機制

通常而言，加工貿易轉型影響勞動要素報酬的傳導機制包括技術進步效應、績效提升效應和資源配置效應三個方面。

首先，加工貿易轉型的技術進步效應體現為企業不僅關注加工制造環節，還必須通過加大研發投入、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培育向中間品制造、市場渠道乃至自有品牌延伸，而企業價值鏈定位攀升和產品技術含量提升對員工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斷加大科技研發投入、研制進口替代產品的過程中，企業必須加強對現有員工的職業教育培訓，在優化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同時，改善員工報酬。

其次，加工貿易轉型的績效提升效應意味著企業生產增加值率的提升，即企業在產品價值形成過程中承擔了更大比例的增值環節，同時也分享了相對更多的價值鏈分工“紅利”。具體而言，對于只賺取微薄加工費的貼牌生產企業而言，更多參與產品設計及品牌創建等高端價值鏈環節，能為加工貿易企業帶來更大比例的貿易增加值，而擁有自主品牌乃至營銷渠道的一般貿易企業更是能獲取可觀的品牌及市場收益。此外，通過加工制造環節的外包，一般貿易企業能對行業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從中獲取更高的收益水平。在要素收入分配結構不變的前提下，企業經營績效提升將會帶來勞動者報酬的改善。

再次，加工貿易轉型的資源配置效應表現為，技術水平的提升要求更高技能的勞動力，由此引致勞動要素在行業內重新配置。由貼牌生產的加工貿易向產品復雜程度更高的一般貿易轉型，企業對勞動者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推動企業勞動者整體素質的提升。從勞動者增量來看，企業傾向于雇用技能水平更高、工資報酬也更高的勞動者，由此推動勞動者報酬水平整體提升；從勞動者存量來看，技術進步對低技能勞動者產生了顯著的替代效應，在工資黏性條件下，低技能勞動者將向生產效率較低的企業流動。因此，勞動者的行業內重新配置提升了轉型企業的勞動者整體素質，促進勞動者報酬水平的改善。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1：加工貿易轉型有利于改善勞動要素報酬。

假設2：加工貿易轉型改善勞動要素報酬的傳導機制主要體現為技術進步效應、績效提升效應和資源配置效應。

三、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經驗分析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中國政府以出口退稅等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加工貿易企業生產制造及開展對外貿易。然而，隨著生產制造及出口創匯能力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入世”以來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及其貿易收益問題不斷凸顯，中國政府開始更加關注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其中主要抓手為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引導加工貿易企業通過加大科技投入增加其產品技術含量，向價值鏈兩端攀升。在此背景下，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五部門于2006年9月聯合發布了《關于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商品出口退稅率及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

其中，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覆蓋進出口稅則的第12章、第21章、第22章、第25章、第27-29章、第41章、第44-45章、第51章、第68-69章、第74-76章、第78-81章、第85章共255個稅目；同時，對來自第25章、第39章、第41章、第44章、第50-56章、第59-60章、第63章、第69-70章、第72章、第74-76章、第78-80章、第87章、第94章、第96章共1130個稅目商品降低出口退稅率；退稅率降低水平分為三種情況，包括由17%降至13%，由13%降至11%、8%和5%，由11%降至8%。此外，將此前已經取消出口退稅以及本次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對此類商品一律征收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稅。。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規定，“2006年12月15日以后報關出口的，一律按調整后的出口退稅率執行”。按照2005年中國海關數據庫統計，剔除中間商

參照張杰等（2013）的處理方法，剔除企業名稱包含“進出口”“經貿”“貿易”“科貿”“外經”的樣本。出口行為，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涉及加工貿易出口規模169472億美元，占當年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4105%；涉及加工貿易出口企業22578家，占當年加工貿易出口企業數量的5414%。

（一）傾向得分匹配分析

稅收優惠的降低或取消，進一步壓縮了加工貿易企業的盈利空間。加工貿易企業發展可能出現三種情況：一是因持續虧損而退出；二是“破釜沉舟”并加快轉型為一般貿易企業；三是選擇堅守，繼續從事加工貿易出口。

鑒于此，本文以2006年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作為準自然實驗。首先，按照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稅目，篩選出與政策調整關聯企業樣本。在此基礎上，對2000—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海關數據庫進行匹配，即借鑒Yu（2015）的思路，先采用企業名稱進行匹配，再采用郵政編碼及電話號碼后七位的聯系方式進行二次匹配。

在此基礎上，將匹配企業樣本分為兩類，一類是在2007年之前僅從事加工貿易，此后開始轉型為一般貿易或混合貿易企業，且在樣本期間維持不變的3251家企業；另一類為持續經營并在觀察期內始終從事加工貿易的1926家企業

兩類企業樣本數量差異從側面印證了貿易模式轉型是加工貿易轉型的主要形式。，進而觀察兩類企業人均工資水平（Wage）的差異情況。如表1所示，在加工貿易稅收優惠調整政策導致第一類企業轉型之前，兩類企業的人均工資水平差異不明顯；而在此之后，加工貿易轉型企業的人均工資明顯要高于加工貿易企業，兩類企業人均工資的差距達到5063元。

為更好地識別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平均影響效應，本文進一步基于反事實分析進行準自然實驗，即將加工貿易轉型企業定義為處理組樣本，從加工貿易企業中篩選出與加工貿易轉型企業特征相似的企業作為對照組。在此基礎上，引入二元虛擬變量Upgrading={0，1}，處理組企業表示為Upgrading=1，對照組企業為Upgrading=0。同時，定義二元虛擬變量Post={0，1}，其中Post=0、Post=1分別表示處理組企業實現加工貿易轉型之前和之后的時期。Wage1it、Wage0it分別為企業i在兩個時期的人均工資水平。企業在t期實現加工貿易轉型對其平均工資水平的平均影響效應（ATT）為：

ATT=E（Wage1it-Wage0itUpgrading=1）=E（Wage1itUpgrading=1）-E（Wage0itUpgrading=1）（1）

其中，E（Wage1itUpgrading=1）代表處理組企業在t期實現加工貿易轉型時的平均工資水平，E（Wage0itUpgrading=1）表示該企業在t期不實現加工貿易轉型條件下的平均工資水平?；诜词聦嵎治鏊悸?，以沒有實現加工貿易轉型的對照組企業在t期的平均工資水平作為替代，因而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平均影響效應為：

ATT=E（Wage1itUpgrading=1）-E（Wage0itUpgrading=0）（2）

在引入反事實分析方法基礎上，需要為處理組的3251家企業尋找其類似特征的對照組企業。參照已有文獻（包群等，2021；毛其淋和盛斌，2013）的做法，本文選擇的匹配指標包括：（1）資本密集度（Ki），采用固定資產合計與職工人數比值的對數來度量。其中，固定資產按照固定資產價格指數統一平減為2000年的價格。（2）融資約束（Fi），使用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的對數來表示，該取值越大表明企業融資約束越小。（3）行業競爭程度（Hhi），根據四分位行業的企業銷售額計算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該取值越大表明企業擁有更大的市場話語權。（4）企業年齡（age），使用企業當期年份與成立年份差值的對數來表示。（5）是否為國有企業（SOE），按照注冊類型將國有企業、國有聯營企業、國有與集體聯營企業和國有獨資公司定義為國有企業并賦值為１，否則為０。（6）是否為外資企業（FDI），根據企業注冊類型，外資企業取值為１，其余為０。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本文分別采用逐步評定（logit）回歸及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uc）指數檢驗，篩選出用于與處理組進行傾向得分匹配的指標

經兩種方法篩選，采用資本密集度、融資約束、企業年齡、是否為國有企業、是否為外資企業五個特征變量進行匹配。，由此采用匹配比例為1∶2的最近鄰匹配法，按照傾向得分值尋找對照組企業。從匹配的平衡性檢驗（balancing?property?condition）結果看，相對于匹配前，匹配后各變量的標準偏差均大幅縮小，表明該匹配方法的有效性

受限于版面，匹配變量平衡性檢驗結果備索。。在此基礎上做平均處理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即使控制了企業特征，處理組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仍然顯著高于對照組企業，初步說明加工貿易轉型有利于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改善

受限于版面，匹配前后的平均處理效應估計結果備索。。由此，假設1得以驗證。

（二）基準估計分析

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前文發現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改善有促進作用。然而，傾向得分匹配法觀測到的僅僅是該影響的平均效應，為進一步探析加工貿易轉型影響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特征、動態效應及機制原因，需要采用雙重差分法進行深入研究。

為此，本文構建雙重差分法回歸模型如下：

Wageit=b0+b1Upgradingi×Postt+gXit+μs+μk+εit（3）

其中，下標i、s、k、t分別代表企業、行業、地區及年份。被解釋變量Wageit為采用各地區消費價格指數平減后的企業人均工資水平。二元虛擬變量Upgradingi取值為1時表示處理組企業，取值為0時代表對照組企業，Postt為時間虛擬變量，2007年及其之后的年份取值為1，2007年之前則取值為0。交互項Upgradingi×Postt的估計系數b1刻畫了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因果影響?？刂谱兞縓it如前文所述

，μs、μk分別為行業固定效應和地區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及中國海關數據庫的匹配。

在建立計量模型基礎上，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就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要素報酬的影響進行檢驗。表2逐步引入控制變量及固定效應，以剔除可能影響勞動要素報酬的不可觀測因素。其中，交互項估計系數b1的符號及顯著性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由此，可以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與始終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相比，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該結論也與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結果相呼應。

在控制變量方面，資本密集度（Ki）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平均工資水平，表明要素稟賦結構升級沒有對勞動力要素產生明顯的替代效應，反而促進了勞動力報酬的整體改善；融資約束（Fi）的改善也有助于企業勞動者報酬提升，即企業變現能力提升對平均工資水平產生了促進作用；企業年齡（age）與其勞動力報酬水平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關系，表明相對于傳統企業，新進企業往往能提供更高的勞動者報酬。在企業所有制屬性方面，國有企業在勞動者報酬方面并沒有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優勢，而外資企業及港澳臺地區企業平均工資的整體水平則相對更高。

（三）雙重差分設定的有效性檢驗

1.?預期效應檢驗

為檢驗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之前，加工貿易企業是否產生了預期效應而提前進行了加工貿易轉型，本文以稅收優惠政策調整的當年作為時間虛擬變量，對式（3）進行再估計。由表3預期效應檢驗結果可見，在同時引入雙重差分項Upgrading×Post06和Upgrading×Post07后，Upgrading×Post06的估計系數并不顯著。這表明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之前，企業并沒有產生明顯的預期。事實上，盡管該稅收優惠調整政策在2006年9月頒布，但正式實施時間為該年的12月15日，給予加工貿易企業3個月的時間用來調整生產經營。

2.控制行業時間趨勢

為檢驗非觀測的產業特定因素是否會對本文估計結果帶來實質性影響，借鑒Liu?&?Qiu（2016）的思路進一步控制行業特定的線性時間趨勢項（μs×t）。表3行業時間趨勢的估計結果表明，交互項Upgrading×Post07的估計系數仍顯著為正。由此可見，非觀測的行業特定因素并未對本文核心結論產生實質性影響。

3.兩期雙重差分法

借鑒Bertrand?et?al.（2004）的做法，通過構建兩期雙重差分法模型重新進行估計。以2007年作為時間節點，把樣本期劃分為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之前（2000—2006年）和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之后（2007－2013年）兩個階段，對第二階段每家企業的變量求算術平均值，由此比較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平均工資水平的長期平均效應。表3兩期雙重差分法的估計結果表明，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要素報酬改善起到了明顯的促進作用。

4.考慮一般貿易占比實際增幅

在DID設定中，本文僅觀測了受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影響的加工貿易企業表現。為驗證該設定的有效性，進一步核算政策出臺前后各企業一般貿易占比的變動水平（ΔGenerali=Generali2007-2009-Generali2000-2006）。由此，構建新的交互項ΔGeneral×Post07。其中，Generali2007-2009、Generali2000-2006分別為政策沖擊前后企業的一般貿易出口占比。估計結果顯示，在政策出臺后，隨著企業一般貿易出口份額增加，勞動者報酬得到明顯改善。此外，本文同時采用企業每年一般貿易出口占比lnGenerali替代交互項，使用簡單普通最小二乘（OLS）法對式（3）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

5.安慰劑檢驗

本文采用在政策沖擊下，由一般貿易向加工貿易轉型的企業樣本進行安慰劑檢驗。具體而言，以觀察期間始終進行一般貿易或混合貿易的企業作為對照組，而以2007年開始僅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作為處理組。表3安慰劑檢驗結果表明，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沖擊下，隨著部分企業由從事一般貿易或混合貿易向加工貿易轉型，其勞動要素報酬趨于惡化。該結論從側面驗證了本文DID設定的有效性。

（四）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基準估計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受限于版面，穩健性檢驗結果不在此呈現，備索。：

1.變更匹配方法

與基準估計的匹配方法相區別，分別采用匹配比例為1∶1的最近鄰匹配法及馬氏距離匹配法再次對樣本進行匹配，其中交互項Upgrading×Post估計系數的符號及顯著性并未根本改變，由此證明該結論的穩健性。

2.變更樣本范圍

為驗證基準估計結論的穩健性，分別采用加工貿易轉為一般貿易（整體轉型），以及加工貿易轉為混合貿易（部分轉型）的企業樣本對式（3）進行再估計，結果表明無論是整體轉型企業還是部分轉型企業，加工貿易轉型均顯著推動了勞動要素報酬提升，且由加工貿易直接向一般貿易轉型對勞動者報酬的改善更為明顯。

3.考慮多產品企業

在政策沖擊下，企業可以進行產品轉換作為應對。為剔除多產品企業的影響，本文以單一產品企業為樣本對式（3）再次估計，結果顯示單一產品企業的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要素報酬提升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4.考慮企業生產效率

勞動者報酬改善往往是其生產效率提升的表現。為進一步控制企業生產效率變動的影響，借鑒Liu?&?Qiu（2016）的思路，以全要素生產率度量企業的生產效率，以此剔除企業生產效率變動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正向促進作用仍然顯著存在，從而印證了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5.考慮國際金融危機影響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企業出口造成巨大的外部沖擊，為剔除該影響，除固定年份效應外，本文僅采用2000—2007年的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再次驗證了本文基準估計結論的穩健性。

四、加工貿易轉型與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傳導機制分析

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及雙重差分法，本文論證了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者報酬的促進作用。然而，加工貿易轉型究竟通過何種機制提升企業的勞動者報酬水平，仍需要進一步檢驗。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及已有文獻研究，本文引入技術進步效應（tfpit）、績效提升效應（profitit）和資源配置效應（allocationit）作為中介變量（Mediatorit），構建以下檢驗模型：

Mediatorit=b0+b1Upgradingi×Postt+gXit+μs+μk+εit（5）

Wageit=α0+α1Upgradingi×Postt+φUpgradingi×Postt×Mediatorit+λMediatorit+gXit+μs+μk+εit（6）

其中，中介變量Mediatorit分別以全要素生產率tfpit、企業利潤總額profitit和高技能勞動者占比allocationit表示。在數據來源方面，tfpit、profitit所需數據來自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allocationit數據來自2004年和2008年的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借鑒劉啟仁和鐵瑛（2020）的做法，以雇用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員工數占企業雇員總數的比例來衡量。

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影響的技術進步效應如表4所示。其中，列（1）的估計表明，加工貿易轉型顯著促進了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列（2）表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有利于勞動要素報酬改善，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tfp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加工貿易轉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越高，對勞動者報酬提升的促進作用愈加明顯。同樣，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影響績效提升效應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3）的估計結果表明，加工貿易轉型推動了企業經營績效提升，而列（4）的估計結果表明，企業經營績效提升顯著促進了勞動者報酬改善；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profit的估計結果表明，經營績效越好的企業進行加工貿易轉型，對于勞動者報酬改善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此外，表4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影響的資源配置效應結果顯示，加工貿易轉型促使企業雇用更多高技能勞動者，產生了明顯的行業內資源配置效應，而隨著勞動者整體技能水平的提升，企業勞動者報酬得到了顯著改善。值得注意的是，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allocation的估計結果表明，對于勞動者技能結構較高的企業而言，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促進作用愈加明顯。由此，假設2得以驗證。

（6）的被解釋變量均為Wage。

括號內為在企業層面聚類穩健標準誤下對應的t值；*表示在10%的置信區間上顯著，**表示在5%的置信區間上顯著，***表示在1%的置信區間上顯著。受篇幅限制，未匯報三重交互項的兩兩交互項，備索。

五、加工貿易轉型對勞動要素報酬影響的異質性分析

為深入剖析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者報酬影響的異質性特征，本文進一步進行以下異質性特征檢驗。

1.行業異質性

為進一步探究加工貿易轉型對不同行業企業勞動者報酬的影響，引入識別高新技術產業的虛擬變量tech。當企業歸屬高新技術產業時，賦值為1，否則為0，由此構建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tech。由表5高新技術產業的結果可知，三重交互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對于傳統制造部門，高新技術領域的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將產生更為顯著的工資改善效應?？赡艿慕忉尀?，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更為迂回、分工更加精細，但也導致了其“微笑曲線”各環節的收益分配差距更加突出。因此，從加工制造環節向中間品制造、品牌設計及市場營銷兩端攀升，其附加價值的提升將更為明顯。

2.區域異質性

為揭示加工貿易轉型對不同區域企業勞動者報酬的影響差異，引入識別東部沿海地區的虛擬變量coast。對于沿海地區企業，該虛擬變量取值為1，否則賦值為0，由此構成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coast。由表5東部沿海地區的結果可知，三重交互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相對于中西部地區，東部沿海地區企業的加工貿易轉型，更加有利于勞動要素報酬的提升。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東部沿海地區技術創新能力較強、高素質人才更加集中，更容易滿足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所需的技術及人才需求。因此，該地區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將引發更為明顯的行業內資源重新配置，從而實現高素質人才高回報的市場均衡。

3.稅收優惠調整力度異質性

如前所述，2006年9月頒布的稅收調整政策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優惠；另一類是削減出口退稅優惠力度。為分析不同稅收優惠調整力度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影響的差異程度，引入度量企業維度稅收優惠調整力度的指標tax。其核算方法為，以企業每個稅目的出口占比作為權重，乘以該稅目的出口退稅調整比例。該指標取值越大，代表該企業受本次稅收優惠調整影響越大，反之則反。由表5稅收優惠調整力度的結果可知，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tax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出口退稅優惠削減幅度越大的企業，其出口轉型導致的勞動要素報酬改善力度越明顯?？赡艿慕忉屧谟?，對于加工貿易企業而言，稅收優惠政策調整的沖擊是一場“大浪淘沙”。受較大沖擊的企業有兩種反應，要么因持續虧損而退出，要么通過技術投入及市場開拓走上轉型之路。對于受政策沖擊相對較小的企業來說，稅收優惠力度降低并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為維持正常經營，一些繼續經營加工貿易出口的企業有可能壓縮勞動者報酬，從而進一步拉大與加工貿易轉型企業的工資差距。

4.加工貿易轉型程度異質性

按照貿易模式劃分，加工貿易轉型企業包括兩類，一類是一般貿易企業，即由加工貿易徹底轉為一般貿易；另一類是混合貿易企業，即在經營一般貿易的同時，仍然從事加工貿易。為揭示以上兩類企業對勞動者報酬影響的異質性，引入一般貿易出口占比變量nomal，以此度量加工貿易轉型程度。該變量取值越大，表示加工貿易轉型更為徹底，反之則反。由表5加工貿易轉型程度的結果可知，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nomal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加工貿易轉型力度越大的企業，其勞動者報酬改善幅度愈加明顯。其中的原因在于，加工貿易轉型程度越明顯的企業，將產生更為顯著的技術進步效應及績效提升效應，由此推動勞動者報酬以更大幅度增加。

5.技術創新質量異質性

對于加工貿易轉型企業而言，通過擴大研發投入、加快技術創新是其獲取自主品牌、提升行業競爭力的必由之路。為探討加工貿易轉型企業不同質量技術創新行為對其勞動者報酬的影響差異，本文借鑒寇宗來和劉學悅（2020）做法，將2000—2010年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中國專利數據庫進行匹配，在此基礎上參照張杰和鄭文平（2018）的方法，以企業專利知識寬度度量加工貿易轉型企業的技術創新質量。由此，引入以均值法核算企業專利知識寬度度量的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knowedge1、以中位數法核算企業專利知識寬度度量的三重交互項Upgrading×Post×knowedge2。由表5技術創新質量的結果可知，兩個交互項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隨著加工貿易轉型企業技術創新質量的提升，其對勞動者報酬改善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

六、基本結論及政策啟示

通過大力發展以外資企業為主體、加工貿易為主要形式的開放型經濟，中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并一舉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然而，與美國、日本、德國等出口強國相比，中國對外貿易“大而不強”，出口規模的快速擴張并不能掩蓋價值鏈分工定位及貿易收益的不對等。如何加快貿易強國建設，在穩定對外貿易市場份額的同時提升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是中國當前遇到的重大現實問題。

在出口迅速膨脹的同時，不斷提升出口貿易國內增加值率，以出口擴張改善國內收入分配、提升勞動要素報酬，是建設貿易強國的主要體現。本文從中國加工貿易不利于國內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現實問題出發，以2006年中國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作為準自然實驗，采用傾向得分匹配及雙重差分法實證分析加工貿易轉型對企業勞動要素報酬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加工貿易轉型提升了企業平均工資水平，該效應在加工貿易轉型的次年尤為明顯。技術進步效應、績效提升效應及資源配置效應是加工貿易轉型推動勞動要素報酬改善的傳導機制。異質性分析結果表明，高新技術產業、東部沿海地區、受政策調整政策沖擊較大的加工貿易企業轉型，能帶來更為明顯的勞動要素報酬改善效果。此外，加工貿易轉型程度越大、技術創新質量越高的加工貿易轉型企業，越有利于促進勞動者報酬的提升。

本文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可行路徑，即加快加工貿易轉型，不斷提升出口貿易對國內要素報酬的拉動作用。而進一步推動加工貿易轉型，關鍵在于從制度層面設計更為合理的財政稅收政策，引導加工貿易企業通過加大研發投入、促進技術創新，實現向基于自主品牌的一般貿易轉型，由此促進行業資源優化配置；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快融入國內大循環，延伸國內生產環節，以此增加中國的貿易收益水平；引導

加工貿易企業改善國內勞動要素報酬水平，加快貿易強國建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適當調整國內財稅政策，引導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對于國內產能過剩、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制造產品，應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稅優惠。充分利用財稅政策的激勵作用，鼓勵具有一定技術基礎的高新技術加工貿易企業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加快向基于自主品牌的一般貿易轉型。第二，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引導加工貿易企業融入國內生產循環。徹底打破各種形式的地方保護、貿易壁壘行為，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加大國內產業資源整合，梳理國內主要制造部門的產業鏈價值鏈，培育本土“鏈主”企業，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圍繞本土“鏈主”企業延伸國內生產環節，加快融入國內產業鏈供應鏈。第三，推動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促進行業內勞動要素優化配置。充分發揮東部沿海地區人才集聚的優勢，鼓勵東部沿海地區通過技術創新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在培育高技能人才、提高行業勞動者整體素質的同時，優化行業內勞動要素配置，以推動行業整體勞動生產率水平提升。

參考文獻：

［1］包群，郝騰，梁賀.?出口經歷的價值——來自中國再出口企業的經驗證據［J］.?經濟學動態，2021（11）.

［2］包群，邵敏，侯維忠.?出口改善了員工收入嗎？［J］.?經濟研究，2011（9）.

［3］陳思萌，黎峰.?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的出口競爭力：一般規律與中國特征［J］.?現代經濟探討，2023（4）.

［4］賈根良.?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12）.

［5］寇宗來，劉學悅.?中國企業的專利行為：特征事實以及來自創新政策的影響［J］.?經濟研究，2020（3）.

［6］李春頂.?中國出口企業是否存在“生產率悖論”：基于中國制造業企業數據的檢驗［J］.?世界經濟，2010（7）.

［7］劉啟仁，鐵瑛.?企業雇傭結構、中間投入與出口產品質量變動之謎［J］.?管理世界，2020（3）.

［8］毛其淋，盛斌.?貿易自由化、企業異質性與出口動態——來自中國微觀企業數據的證據［J］.?管理世界，2013（3）.

［9］邵敏，武鵬.?出口貿易、人力資本與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兼議我國產業和貿易的升級［J］.?管理世界，2019（3）.

［10］盛斌，黎峰.?經濟全球化中的生產要素分工、流動與收益［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5）.

［11］張杰，陳志遠，劉元春.?中國出口國內附加值的測算與變化機制［J］.?經濟研究，2013（10）.

［12］張杰，鄭文平.?創新追趕戰略抑制了中國專利質量么？［J］.?經濟研究，2018（5）.

［13］張幼文.?從廉價勞動力優勢到稀缺要素優勢——論“新開放觀”的理論基礎［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

［14］Bertrand?M，?Duflo?E，?Mullainathan?S.How?Much?Should?We?Trust?DifferencesinDifferences?Estimates？［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4，119（1）.

［16］Egger?H，?Kreickemeier?U.?Firm?Heterogeneity?and?the?Labor?Market?Effects?of?Trade?Liberalization［J］.?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2009，50（1）.

［17］Helpman?E，Itskhoki?O，Redding?S.?Inequality?and?Unemployment?in?a?Global?Economy［J］.?Econometrica，2010，78（4）.

［18］Huang?Q.?The?Impact?of?Job?Mobility?on?Earnings?Growth?of?Migrant?Workers?in?Urban?China［J］.?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2011（6）.

［19］Isgut?A.?Whats?Different?About?Exporters？?Evidence?from?Colombian?Manufacturing［J］.?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2001，37（5）.

［20］Koopman?R，Powers?W，Wang?Z，et?al.?Give?Credit?Where?Credit?Is?Due：?Tracing?Value?Added?in?Global?Production?Chains［Z］.?NBER?Working?Paper?No.16426，2010.

［21］Liu?Q，?Qiu?L?D.?Intermediate?Input?Imports?and?Innovations：?Evidence?from?Chinese?Firms?Patent?Filing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16，103.

［22］Liu?J?T，Tsou?M?W，Hammitt?J?K.?Export?Activity?and?Productivity：?Evidence?from?the?Taiwan?Electronics?Industry［J］.?Review?of?World?Economics，1999，135.

［23］Rodrik?D.?Whats?So?Special?About?Chinas?Exports［J］.?China?&World?Economy，2006，14（5）.

［24］Sobel?M?E.?Direct?and?Indirect?Effects?in?Linear?Structural?Equation?Models［J］.?Sociological?Methods?&?Research，1987，16（1）.

［25］Van?Biesebroeck?J.?Exporting?Raises?Productivity?in?SubSaharan?African?Manufacturing?Firm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5，67（2）.

［26］Yu?M?J.??Processing?Trade，?Tariff?Reductions?and?Firm?Productivity：?Evidence?from?Chinese?Firms［J］.?The?Economic?Journal，2015，125（585）.

（責任編輯：李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