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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分析

2024-03-24 10:43馬逸初孫曉紅馬斌
經濟與管理 2024年2期
關鍵詞:耦合協調經濟高質量發展公共文化服務

馬逸初 孫曉紅 馬斌

摘 要:建設“文化強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京津冀協同發展” 國家戰略疊加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解決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問題。通過構建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個子系統的耦合模型,采用熵值法、耦合協調度模型、空間自相關、面板回歸等方法,對2010—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較低,且兩極分化嚴重,大部分城市處于失調衰退區間;(2) 京津冀城市群呈現中心-外圍的空間特征,空間相關性低,相互依賴性較弱,集聚性不高;(3)影響因素方面,除了年底常住總人口對耦合協調度影響不顯著外,人均財政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限、鐵路營業里程、公路里程和地區生產總值各項指標與耦合協調度均呈現出正相關關系。

關鍵詞:公共文化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京津冀城市群

中圖分類號:F127;G249. 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24)02-0017-10

一、問題提出

協調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是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的重要課題。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對公共文化消費支出的刺激作用,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能。近年來,京津冀城市群成立京津冀圖書館聯盟、簽署聯盟戰略合作協議書和合作發展框架協議,在公共文化服務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相對滯后、供給規模不足、區域內發展不平衡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诖?,對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就顯得格外重要。

關于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研究,國外學者以公共文化服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單向作用研究為主,認為公共文化服務的設施區位種類、財政投入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不同學者側重點有所不同。Strauf et al. [1] 通過對瑞士和德國的四個案例進行對比研究,提出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的區位、種類等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有積極作用。Kim et al. [2] 利用固定效應模型,研究發現公共文化服務支出的增加,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Li et al. [3] 從空間角度出發,論述了公共文化服務在區域經濟差異中的作用,發現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較高的區域經濟發展較好。Ella etal. [4] 提出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提升能說明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惠及民生,通過激發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提高勞動生產效率,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內既有側重公共文化服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研究,也有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公共文化服務作用的研究,但大部分局限于單向作用研究。有的學者提出公共文化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增長動能[5] ;有的學者以人力資本質量、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等為出發點,研究發現高等教育層次結構、類型結構與質量要素促進了規模要素取得更大的經濟增長收益[6] ;部分學者從公共文化服務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層面進行剖析[7] 。此外彭雷霆等[8](借助VAR 模型)、李少惠等[9](基于空間計量模型)和張蓉[10] 提出經濟增長對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是對于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互作用國內外研究較少,只局限于全國整體層面。為此,推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關系建設是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項緊迫任務。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多集中于探索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單向作用,雙向研究寥寥可數,對兩者耦合協調研究還處于初步研究階段;在研究對象方面,只局限于對全國層面上的研究,對區域層面的研究非常匱乏;在研究內容方面,僅限于從時間單方面研究,而從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全方位特征描述的較少。鑒于此,本文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通過構建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探索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情況,對耦合協調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進而為京津冀城市群協調發展提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二、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機理

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雖然屬于不同的層次,但兩系統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二者互為前提、相輔相成。

(一)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財政與資源支持

區域經濟的發展可以在資金、市場與政策資源等方面給予相應的支持,以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一是區域經濟總量和質量的提高,意味著當地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文化產業發展等方面,能夠加大財政資金保障力度。二是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帶動當地居民收入增加,大部分居民對公共文化相關產品與服務的需求也會增加,同時也為文化產業發展培養出更多消費群體,市場需求增多會使得政府對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加大。三是居民只有在物質生活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后,才會去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這時政府也會為進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出臺一系列的政策。

(二)公共文化服務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新的增長動能

公共文化服務能夠培育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并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文化產品與服務。一是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高促使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日漸完備、居民生活水平提高,這說明在經濟發展中其能夠以獨有的方式來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從而促進區域發展更加協調。二是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可以為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基礎設施,進而推動文創、旅游等多個行業發展,拉動市場消費熱情,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增長動能。三是公共文化服務憑借自身富足而厚重的文化資源為大學生、社會人員提供多種就業渠道和教育方式,進而提高公眾的文化素養,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高素質、更加優秀的勞動力。

三、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指標體系構建

公共文化服務,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設施、文化產品、文化活動以及其他相關服務①。本文基于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相關政策文件,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視角,以及財政投入、基礎設施、從業人員、公共文化產品和公眾參與五個維度,構建了19 個三級指標,如表1 所示。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則是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五大發展理念”的論述,及學者們對高質量發展內涵的深入討論,參考已有研究成果,從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五個層面,構建了11 個三級指標,如表2 所示。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時序分析

通過綜合指數模型和耦合協調模型得出2010—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情況,如表5 所示。

從京津冀城市群整體看,一是在耦合度方面,2010—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度C 值極高,且處于(0. 8,1]區間,達到了高度耦合的狀態,這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兩個系統緊密相連,依賴性較高,兩個系統良性協調發展。二是在耦合協調度方面,京津冀城市群2010—2019 年的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的態勢,發展形勢較好, 這與相關政策有關,如京津冀文化協同發展行動、國家提出建立高效便捷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

2020 年耦合協調度小幅度下降。京津冀耦合協調度處于0. 313 與0. 440 之間,協調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并且河北省內大部分城市相對于京津冀城市群平均水平的耦合協調度低,區域發展不平衡。

從區域內個體來看,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度呈現三級階梯狀分布。第一階梯為協調發展區間,只有北京耦合協調到達了良好協調型;第二階梯為過渡調和區間,耦合協調處于瀕臨失調和勉強協調型,城市為天津、石家莊和唐山;第三階梯為失調衰退區間,耦合協調處于中度、輕度失調型,城市為衡水、保定、邯鄲、滄州、廊坊、張家口、邢臺、秦皇島、承德,這些城市占城市群的69. 23%,主要表現為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較為滯后。區域內協調性兩極分化嚴重。

具體來看,2010 年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處于初級協調階段,耦合協調度最高,為0. 687,其余城市與其差距較大;天津位于勉強協調階段;石家莊和唐山處于輕度失調階段;廊坊、滄州、秦皇島、邯鄲、保定、邢臺、張家口、承德處于中度失調階段;而衡水處于嚴重失調階段,耦合協調度僅為0. 184。北京、廊坊、滄州、秦皇島、邢臺、衡水和張家口是公共文化服務滯后,天津、石家莊、唐山、邯鄲、保定和承德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滯后。

2020 年北京的耦合協調度上升到0. 882,與2010 年相比增長了0. 195,進入到良好協調階段;天津上升到初級協調階段;石家莊、唐山、廊坊和保定上升到瀕臨失調階段;滄州、秦皇島、邯鄲、邢臺、承德、衡水和張家口上升到輕度失調階段,其中衡水的耦合協調度上升至0. 309。北京、廊坊、滄州、秦皇島、邯鄲、邢臺、衡水、張家口和承德是公共文化服務滯后,天津、石家莊、唐山和保定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而邯鄲和承德由原本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滯后,轉為公共文化服務滯后。經過十年的發展,京津冀13 個城市的耦合協調水平都有提升,但是發展速度較為緩慢,而且區域間耦合協調發展的差距并沒有縮小。

(二)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空間分析

1. 空間分布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在地理特征、經濟發展程度及資源稟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故探討公共文化服務的空間分布特征非常必要。本文通過ArcGIS 軟件繪出圖1。從圖1 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進,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不斷提高。然而從空間格局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是兩個數值較高的中心,且明顯高于河北省11 個城市,就河北省內城市而言,石家莊和唐山耦合協調程度較高,區域整體呈現出非常典型的中心-外圍的空間結構。

核心-圈層狀特征明顯。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與周圍圈層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較高。北京和天津為第一核心、石家莊為第二核心,而京津周邊城市是唐山、廊坊和保定。京津兩個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和極具優勢的地理位置對耦合協調高水平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就2020 年而言,北京為0. 882,屬良好協調型;天津為0. 617,屬于初級協調型;石家莊為0. 457、唐山為0. 454、廊坊為0. 406、保定為0. 409,均屬于瀕臨失調型;而滄州為0. 392、秦皇島為0. 345、邯鄲為0. 386、邢臺為0. 334、衡水為0. 309、張家口為0. 324、承德為0. 313,均處于輕度失調型??梢钥闯龊诵?圈層狀特征較為明顯。

南北呈現分異態勢。京津冀城市群南北兩區域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差異明顯。北部的北京和天津,與南部的石家莊,形成兩個較高數值的中心。京津兩市北部的秦皇島、張家口,受到正向空間輻射效應影響的程度較大。而南邊的邢臺和衡水,雖然位于石家莊周邊,但受到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相對較弱。

東西差距較大。京津冀城市群東部地區包括北京東邊的城市如天津、唐山、秦皇島等,西部地區主要是北京西邊的張家口、邢臺等城市。與西部地區相比東部地區的耦合協調性相對較高,而且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從圖1 中可以看出,相對于張家口和邢臺,唐山與天津耦合協調性較好,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差距不斷拉大。

2. 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為進一步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的空間特征,基于兩者的耦合協調度,利用GeoDa軟件計算出2010—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全局莫蘭指數,如表6 所示。Moran's I 指數都為正值,說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在空間上呈現正相關,且形成空間上的集聚。但Moran's I 指數均較小,相關性普遍不高,空間差異大,相互依賴性較弱,說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但空間作用比較有限。整體上趨于隨機,說明京津冀城市群在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方面相互合作性不強,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同時,大部分年份未達到0. 1 的顯著性水平,僅2010 年的莫蘭指數達到了0. 1 的顯著性水平,這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度并沒有呈現出顯著的聚集性特征。在2019 年的京津冀藍皮書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各城市間及城市群整體公共文化服務協同發展與規劃相比,仍存在相當大的差距。而且近年來,京津冀城市群注重產業、生態、交通等方面的協同發展,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公共文化服務協同發展力度不夠,形成了京津冀城市群“各自為政”的局面。

3. 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局部空間自相關是從單個市域的微觀角度出發,測算每個研究對象在其鄰域空間的分布情況。運用GeoDa 軟件構建耦合協調度局部散點圖②和LISA 集聚圖(見圖2),呈現京津冀13 個城市耦合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特征。

散點分布在四個象限中,每個象限表示該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局部空間關系。第一象限是高值集聚(H-H),表示該城市與周邊城市耦合協調發展的水平都較高;第二象限是低高集聚(L-H),表示該城市自身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較低,但鄰近城市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較高;第三象限是低值集聚(L-L),表示該城市自身與周邊城市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都不高;第四象限是高低集聚(H-L),表示該城市自身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較高,而周邊城市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較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相鄰城市具有較高空間正相關,空間格局呈現出集聚性;而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相鄰城市具有空間負相關,空間格局呈現離散性。

根據散點圖可知,京津冀城市群局部空間相關性較低,2010 年、2013 年、2016 年和2020 年的散點圖并沒有明顯變化,且主要分布在第一象限、第二象限和第三象限,其中處于第一象限、第三象限的城市數量分別為3 個和4 個,處于第二象限的城市數量為5 個,第四象限則為1 個。說明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耦合度的空間自相關以高-高、低-高和低-低三種類型的空間集聚形態為主。耦合協調度均高和均低的城市比耦合協調度高低和低高的城市數量相對較多,說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協調空間上具有一定集聚性。

耦合協調LISA 聚集圖(圖2)顯示共有高-高集聚區域、低-高集聚區域、低-低集聚區域、高-低集聚區域和不顯著區域五種不同的集聚模式。其中天津為高-高集聚區域,表明天津自身耦合協調度較高,同時周邊城市耦合協調度也較高,呈現雙高的特征。而廊坊為低-高集聚區域,表明廊坊自身耦合協調度較低,但其周邊城市的耦合協調度高。

其他城市均不顯著。天津作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依托其較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優越便捷的地理條件以及國家政策扶持,使其公共文化服務、城鎮建設、生態環境和民生福祉等領域供給水平較高,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表現出良好的耦合協調發展趨勢。廊坊自身經濟基礎薄弱,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水平滯后,導致兩個系統落入失調衰退區間。由于廊坊未充分發揮好與鄰近的北京、天津的協同作用,因此與北京和天津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三)影響因素分析

1. 影響因素指標選取。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性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本文在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取對兩個系統均產生影響的關鍵要素,包括政府財政、人口因素、交通條件和經濟水平進行回歸分析。本文在影響因素指標選取方面,與兩系統評價指標體系無重復指標。而且由周亮等[16] 學者已有研究可知,影響因素選取的指標與評價指標體系中的指標可以相同。

經濟總量與質量的提高也會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投入加大,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人口集聚和人口素質的提升都會增加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為經濟向高質量發展提供高素質勞動力。而經濟高質量發展能夠吸引人口聚集,為培養高素質人才提供基礎。較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可以促進各城市文化交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而經濟增長,有利于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公眾對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需求更多,更有利于經濟質量的提升。綜上所述,政府財政、人口因素、交通條件和經濟水平對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不同作用,而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也需要這些因素發揮作用。

政府財政用人均財政支出來衡量;人口因素用年底常住人口和作為人力資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交通條件主要用鐵路營業里程和公路里程來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由于改革開放后主要以GDP體現,因此本文選用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見表7)。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多個城市在多個年份的面板數據,為更好地量化其影響因素,故使用面板回歸進行分析。

2. 影響因素結果分析。在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時,需要確定是使用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一般使用Hausman 檢驗得到。本文進行Hausman 檢驗,結果p 值達到了0. 001 的顯著性水平,表明拒絕原假設,應采用固定效應進行回歸。

本文采取固定效應,運用Stata 軟件,對數據進行面板回歸分析。從表8 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度很好,模型調整R2 為0. 913,且p 值達到了0. 001 的顯著性水平,這說明模型所選擇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具有較強解釋力,也就是說這些影響因素對耦合協調發展存在顯著影響。

在政府財政方面,人均財政支出的回歸系數為0. 001,t 值為3. 580,達到了0. 001 的顯著性水平,表明人均財政支出對被解釋變量耦合協調性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即人均財政支出越高,耦合協調性也越高。政府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重視程度直接影響到兩個系統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地方政府的重視,能帶來政策和資金的支持與優惠,在政府投入為主的財政體制下,資金投入越多,公共文化服務資源配置水平就越高,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就越高,兩個系統耦合協調性就越高。

在人口因素方面,用年底常住總人口來表示人口的規模,其回歸系數為-0. 002,但p 值大于0. 5,表明年底常住人口對協調發展的影響效應不顯著。人口集聚對公共文化服務效率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人口數量較多的地區能夠降低人均公共文化服務管理成本和供給成本,但是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較弱,故人口規模對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性的影響并不明顯。

平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了人力資本,其回歸系數高達0. 440,且達到了0. 1 的顯著性水平,表明受教育年限能夠顯著提升耦合協調性。人口素質的提高意味著對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增多,促使政府部門加大對公共文化的投入,促進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高素質的人才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要素,高素質人才可以提供高精尖技術,引領創新,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經濟向高質量發展,因此,人力資本對耦合協調發展具有正向影響。人口因素的兩個指標反映出,要想提高耦合協調性,單純增加人口是不夠的,還必須提高人口的素質。

在交通條件方面,鐵路營業里程和公路里程表示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兩者均達到了0. 001 的顯著性水平, 其中鐵路營業里程的回歸系數為0. 017,公路里程的回歸系數為1. 048,表明無論鐵路還是公路,都能夠顯著改善地區的耦合協調性。鐵路與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對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提升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一方面,能帶來更多人流量,激發更多潛在文化需求,推動文化服務發展;能夠降低公共文化服務物流成本,與周邊地區進行文化交流更為便利,有利于推動文化產業、文化事業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區域間在經濟上的往來日益加深,人、財、物等資源合理配置,城市間合作不斷加強,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此同時,強化了中心城市對外圍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影響,一定程度上能夠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給發展較為落后的城市帶來新的發展契機,因此,其對區域協調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地區生產總值回歸系數為0. 000 3,且達到了0. 1 的顯著性水平,表明GDP越高,越能夠促進耦合協調發展。地區生產總值可以體現一定時期內該地區經濟發展情況。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對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效率相對較高,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規模的擴大都相對較好,當地居民也會由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高層次精神文化需求,促使政府在政策上重視公共文化服務。經濟水平較高地區,在科技創新、城鄉協調發展、產業結構優化、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資金投入也會增多,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五、結論與對策

(一)結論

1. 從時間維度來看,2010—2020 年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但是耦合協調水平并不高,大部分城市處于失調衰退區間,城市占比為69. 23%,主要是公共文化服務滯后。北京、天津和石家莊處于第一、二梯隊,其他城市處于第三梯隊。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協調兩極分化嚴重, 北京最高值為0. 801,衡水只有0. 251,河北省11 個城市大部分低于平均水平,但耦合協調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2. 從空間維度來看,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總體上呈現典型中心-外圍的空間特征,核心-圈層狀特征明顯、南北呈現分異態勢、東西差距較大。通過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可知,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空間相關性普遍不高、空間差異大、相互依賴性較弱,呈現正向集聚現象,但集聚性不高,京津冀城市群“各自為政”現象突出。通過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發現,高-高、低-高、低-低聚集型城市數量較多,空間非均衡集聚特征明顯。

3. 對影響因素分析后的結果顯示,除了年底常住總人口對耦合協調性影響不顯著外,人均財政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限、鐵路營業里程、公路里程和地區生產總值各項指標與耦合協調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二)對策建議

1. 發揮城市群核心城市的輻射帶動優勢。通過以強帶弱的方法,發揮發展較強城市的帶動作用,縮小各個城市之間的差距。根據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時空演變呈現出的不均等化特征,依托北京市和天津市兩個核心城市,培養出更多次級中心城市,發揮核心城市輻射優勢,逐步實現多核心扁平化網絡,推進區域均等化發展。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轉移部分行政性、事業性服務單位和企業總部,然后在北京周邊打造“微中心”,建設“副中心”,實現區域內部規?;突ブ?、資源有效整合、功能合理互補,以最先進的理念和最高的標準,規劃建設公共文化服務設施,進而吸引產業、文化和人口要素不斷涌入。二是推動雄安新區協調發展率先突破,把雄安新區作為先行示范區域,吸納北京優質資源,增強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實現從外輸血推動發展轉向自我造血自主發展的格局轉變,進而帶動周邊重點地區公共文化服務與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

2. 深化城市群內部間的交流和合作。通過加強資源流動,完善區域協調交流機制以及因地制宜優化產業布局,強化城市間的有機聯系、優勢互補的區域發展格局。一是破除文化、創新、資本、人才等資源流動障礙。京津冀三地加強文化資源流通、文化產業轉移,提高資源匹配效率,實現對口幫扶。尤其對于耦合協調發展較弱、資源相對匱乏的邯鄲、邢臺、衡水等地,展開對口幫扶。二是完善協調機制。京津冀三地要健全制度保障,制定有約束力的協調規則,對政府合作事項的實際情況及時監督反饋,提高政府合作的法制化、規范化程度;要加強三地政策協同,深化三地在公共文化服務、生態環境、民生福祉等相關政策領域的配套銜接。三是因地制宜優化、制定差異化的區域產業政策。石家莊和唐山吸納京津產業和資源,強化科技創新力量,建立科學技術創新體系,培育具有創新力的研發中心。要將北京的一般性制造業、商貿批發等轉移到周邊廊坊、保定等城市,激發其內生增長動力,推動數字創意產業等快速發展。邢臺、邯鄲、衡水等城市,要基于自身特色和傳統產業優勢,重點發展節能環保、文化創意、教育培養等產業,促進產業對接與升級。

3. 發揮影響因素作用,推動城市群協調發展。根據各地區資源稟賦差距,制定更科學合理的政策,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從縱向和橫向出發,加大對各城市的財政投入,可設立京津冀轉移支付基金,通過“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模式,縮小區域間的差距。完善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加強三地交通互聯互通,打造“軌道上的京津冀”[17] ,推動資源要素暢通流動,加快推進交通一體化,完善現代綜合交通體系,發揮各城市交通區位優勢,加強京津冀內部合作。加大教育資金投入,均衡教育資源,為京津冀城市群的協調發展提供高素質人才,對于衡水、邢臺和邯鄲等冀中南資源相對匱乏地區,加大力度推行教育服務優質資源對口幫扶。

注釋:

① 該定義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

②受版面所限,耦合協調度局部散點圖略去,留存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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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關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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