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企業ESG實踐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機理與路徑

陳寧 王科

摘? ?要：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施背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而展開對微觀經濟主體運營轉型升級的探討，將人民幸福感獲取納入經濟發展質量范疇，引入行為主體的自律性和社群性特質，對ESG實踐的動機與訴求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第一，以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為首要目的的企業運營生產轉型升級，將促使各經濟主體在治理理念與方式方法上趨于一致，全社會對于環境的關注、對于人的價值的尊重與重視將促進企業ESG實踐。第二，出于自利性，企業也將因為爭取和享有更大的科技紅利、數字紅利而促進自身ESG實踐與表現。第三，與國家發展方向保持一致的基本認知，將促使企業不斷進行創造性、前瞻性實踐，使生產運營的方向更符合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繼而獲得更大的社會認可。未來可基于制度建設從政府層面完善引領措施，基于戰略規劃從企業層面加大綠色研發創新，基于社會責任從員工層面提高個體滿意度，共同推進企業ESG實踐的有序、充分、能動開展，積極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關鍵詞：企業ESG實踐；數字經濟；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數字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832.5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24）02-0046-09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4.02.005

一、引言

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中國發展壯大不單是經濟規模的可持續增長，而且是綠色協調發展基礎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更是立足人民利益、正視龐大人口規?，F狀基礎上的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這就意味著，微觀層面企業主體的經營管理、創造財富的過程并不能只關注絕對利潤，還必須兼顧生態環境，以一種有利于社會的方式進行生產運營，提高自身履行社會義務的積極性與效率性。換言之，企業運營管理需更全面地關注環境、社會與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以下簡稱ESG）。以更為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的發展理念開展經濟建設并非新事物，最早可追溯至社會責任履行，但當時關注的重點多為道德倫理層面的積極正向行為實施，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尚未從經濟金融和企業管理層面就經濟行為的正確選擇和綠色實施進行深入探討。隨著全球碳排放規模的持續增長，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威脅人類可持續發展，出于對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務實考慮，200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次提出ESG投資概念，提倡在投資中關注ESG問題。2006年，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UN PRI）發布，對ESG理念的落實推進進行更為細致的界定與指導。同年，高盛集團在其所發布的ESG研究報告中首次實現了“環境、社會、治理”概念的有機整合，并形成清晰、明確的內涵界定。雖然我國ESG起步較晚，始于2017年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開展實施的ESG專項研究，但早在21世紀初我國事實上就已經從戰略層面納入“可持續發展”理念，與ESG高度契合。2022年5月，國務院國資委專門制定印發《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質量工作方案》，以中央企業集團上市公司為切入點明確要求：一是探索建立健全ESG體系，完善企業綜合治理；二是全面推動中央企業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專項報告，并力爭到2023年完成相關專項報告披露“全覆蓋”。為加速上述政策落實，同年11月，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ESG研究院牽頭起草的《企業ESG評價體系》《企業ESG報告編制指南》團體標準正式發布。

由此可以看出，ESG理念的提出與成型植根于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訴求，基于資源有限性的客觀背景，微觀經濟主體在對資源的耗費與使用中日漸意識到只顧自身的大規模投入將難以維系，合作、協同方能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優化生產模式而保持長期有效增長。即自利目標的實現需建立于利他、互惠和平等的基礎上，經濟主體將綜合權衡ESG社會目標下自身利益的長期獲取，繼而表現出更強社會偏好而積極主動推進社會合作，自主發現、認同并共同推動ESG理念運行。具體來說，微觀經濟主體的ESG理念踐行又可分為“ESG實踐”和“ESG投資”，前者為企業層面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實施的ESG實踐，即在管理運營中全面納入環境、社會、治理等因素；后者指投資層面的ESG，著重于投資機構在投資策略生成、實施過程中將被投資者的環境、社會、治理績效全面納入考量，一改傳統的財務績效型投資理念（王嘉鑫等，2023）[1]。

基于上述對ESG發展過程與概念內涵的分析可知，當企業不再以獲取短期超額利潤為首要經營目的而敷衍應付綠色環保和社會責任履行要求時，意味著其將不再以利潤作為唯一目標，而是更強調生產運營過程中的環保性、安全性，以對社會的更大貢獻實現自身生存發展環境的持續優化。這就會促使企業更積極主動地進行綠色創新，以更強社會偏好取向實現自我聲譽、形象的良好維系與正向示范，繼而促進更多企業踐行ESG理念，進而優化運營管理表現。如此，立足于企業自身的自律性與社群性特質，揭示其實施綠色創新的動力所在與激情維系，可跳脫出傳統研究的“利潤激勵”視野局限，更具針對性和效力性地助力外部激勵與引導政策制定，從激發企業特質層面出發，通過強化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提升企業綠色創新的積極性。綜上，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施背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而展開對微觀經濟主體運營轉型升級的探討，將人民幸福感獲取納入經濟發展質量范疇，對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動機與訴求進行分析，引入行為主體的自律性和社群性特質，形成對原有理論的拓展，使新視角下的企業綠色創新行為解釋更契合中國社會經濟特色，也與西方國家企業前沿展現的屬性相契合。

二、企業ESG實踐與經濟發展

（一）起源：從社會責任履行到ESG實踐

企業存續于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這就意味著企業發展不可脫離外部環境而只專注于自身利益滿足，企業一旦因對公共資源的占據、使用而侵害他人合法利得，則必然招致抵制與反對，甚至難以存續。由此，企業在運營發展中必然考慮自我行動的外部影響，ESG實踐的前身即企業社會責任履行（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CSR）。CSR作用下，企業在戰略決策和投資發展上將考慮除財務利益之外的其他可行性，重視人的價值實現和對環境、消費者的保護，若決策結果可能對社會公共利益與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即使其在財務收益表現上十分出眾，依然不能被實踐、推進。早在18世紀，衛理工會創始人John Wesley就呼吁不要投資酒精、煙草、色情和賭博等“罪惡行業”，之后該理念拓展至環境保護領域，逐漸加大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強調。此時倡導積極推進社會責任觀的主要理由在于道德倫理層面對正確價值取向的堅持與推廣，但與信托法相沖突。企業作為經濟主體，其策略選擇與行為實施應遵從信托法的單一利益原則，必須優先選擇風險調整后經濟收益最高的項目，這就造成長時間內經濟領域中CSR實踐推進的緩慢與有限。

伴隨全球碳排放的持續增長和人類生存環境污染的日趨嚴重，人們開始從企業長期收益的穩定獲取層面意識到社會責任履行的價值所在，基于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出企業運營與管理不應也不能只關注財務收益，而應將碳排放、能源消耗、水資源管理、廢物管理、健康與福利、社會公平與包容等可反映經濟主體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納入其中。而從企業財務表現上來看，更全面的社會責任擔當與履行以及對人的價值發揮的充分重視，將促使企業在運營管理中更具謹慎性與統籌性，也可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支持，從而提高財務回報。由此，在CSR基礎上更進一步凝練總結提出了ESG實踐，并基于經濟主體、組織、國家可持續發展目標完成ESG與“單一利益”原則的調和，即ESG因素開始更具體地關聯于可持續發展實現而被納入企業運營決策過程。ESG實踐將促使企業采取更有利于中長期收入持續增長的模式路徑，減少企業負外部性影響，提高市場競爭力。

（二）發展：ESG表現的經濟后果

ESG的本質內涵即企業運營管理中將環境、社會與治理綜合起來統籌考量的理念，將通過規避和減少企業負外部性影響、提高產品質量與運營效率而提升自身競爭力（劉江濤等，2023）[2]。從這個層面來看，ESG實踐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擔當與履行，還關乎企業自身市場占有率與可持續發展動力，著力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要求的滿足和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的構建。關于ESG表現的經濟后果的研究也顯示，從企業自身價值實現層面來看，ESG表現可通過改善公司外部信息不對稱而提升長期利益，繼而提升企業價值（韓一鳴等，2023；王三興和王子明，2023；喻驊等，2023）[3-5]。良好的ESG表現同樣被視為一種積極的企業成長信號，有利于提高其市場認可度，帶來企業賬面價值與市場價值的共同提升（王波和楊茂佳，2022）[6]。從財務績效表現來看，ESG信息披露將顯著提高企業運營過程的透明度，減少企業與外部利益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性，并積極塑造企業負責任形象，繼而獲得更大社會支持，強化與各利益主體的關系，顯著提升企業財務績效（Fatemi等，2015；李井林等，2021）[7，8]。也有學者提出，ESG的強外部性也可能加劇企業的自我獲利傾向，反而導致企業業績下降（Atan等，2017）[9]。從企業融資成本來看，部分學者認為，ESG實踐為企業帶來的正外部效應將提高其市場認可度，繼而降低融資成本（邱牧遠和殷紅，2019；廉永輝等，2023；梅亞麗和張倩，2023）[10-12]；尤其是ESG理念的興起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了新的機遇（張晨等，2023）[13]；企業ESG表現也能通過影響應計盈余管理水平而改善投資效率（徐祥兵等，2023；高杰英等，2021；高彥彥和黃建博）[14-16]，并助力資本市場穩定運行（帥正華，2022）[17]。但也有學者指出，企業在環保與社會責任履行上的支出增加，將產生投資擠出效應而有礙企業績效增長，造成其后續融資困難（Friedman和Kelman，2007）[18]。

在更為宏觀的視角下，劉江濤等（2023）[2]指出ESG優勢顯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海外經營收入，ESG轉型為企業帶來的差異化優勢及其與東道國市場偏好的趨同是促進企業ESG優勢向海外經營表現轉換的重要因素；而從經濟發展質量來看，企業提高ESG表現既可以顯著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也能顯著促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綜合而言，關于企業ESG表現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表明，ESG實踐已不再只是道德倫理層面的正確價值取向表現，還關乎企業、國家的發展路徑選擇與經濟質量提升，可通過作用于企業融資成本、社會聲譽與研發創新影響其財務績效與可持續發展能力。鑒于此，對于當下數字嵌入更為深入與全面的社會情境，企業ESG實踐將呈現何種變化，其又會如何影響企業自身發展乃至整體經濟運行值得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企業ESG實踐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機理分析

在更強調協同綠色發展的當下社會，數字技術工具和數據要素在生產生活中的廣泛使用，使得傳統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加速經濟發展的模式被日漸否定與代替，企業在現代社會的存續發展必須適應新的社會需求與特點趨勢。以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為首要目的的企業生產運營轉型升級，將促使各經濟主體在治理理念與方式方法上趨于一致，全社會對于環境的關注、對于人的價值的尊重與重視將促使企業加大ESG實踐。而從企業自身利益獲取來看，日益先進的生產要素使用和生產模式構建，也使得企業享有科技進步紅利而提高單位生產效率，簡單人力資本支出的減少和資源創新配置能力的提升將使其愈發擺脫高投入高能耗的低效生產方式，代之以科技化、智能化的高質量發展。即出于自利性，企業也將因爭取和享有更大的科技紅利和數字紅利，而搶占更有利市場，促進自身ESG實踐。

更為重要的是，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國家始終將人民置于首位而統籌布局、協同發展，滿足人民需求、維護人民利益是國家經濟建設的初衷與落腳點。即國家經濟運行是在一個有引導的市場機制下展開的，國家從戰略層面將環境、社會、治理納入統籌考量必然引導資本有序擴張，雙碳目標下國家將更加呼吁和支持ESG屬性的企業實踐。這就決定了企業生產運營固然首先強調自我利益的有效獲取，但在國家發展目標指引和國家政策引導下，其價值追求和發展定位必須與國家發展方向相一致，這是企業維系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基礎。外部政策引導、社會趨勢的牽引和企業對于自身競爭力、存續性的理性判斷，將共同作用于企業在生產運營中的反思與探索，促使企業不斷進行創造性、前瞻性實踐，使生產運營方向更符合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獲得更高的社會認可度。由此，ESG實踐既是企業自身歸屬之所在，也是符合整個社會群體利益的共同目的表達，企業ESG實踐將加速經濟發展質量提升。

（一）自律性反思下企業ESG實踐的市場競爭力優化

邁克爾·桑德爾認為，行為主體對自身的理解與定位并不是通過“選擇”加以實現，而是通過不斷地“發現”來獲得（桑德爾，2021）[19]?；谶@一觀點，就企業ESG實踐來看，這一行為是否發生并非不同利潤率下做出的差異化選擇，而是企業通過對周圍環境和其他主體的觀察與發現，實現自我目標追求的更精準、更先進定位。在此，企業通過觀察而進行的戰略決策和發展定位將更具自主反思性和自主發現性，更能把握社會趨勢特點和國家發展定位，繼而實現企業自身價值追求的正確調整。展開而言，當國家、社會在回應人民需求的過程中已經表現出對舊的生產力、生產要素和生產模式的不適應時，其將通過制度政策的率先調整而向經濟主體傳遞相關信號，借由更契合民眾訴求的政策措施加速對先進生產要素和生產力的吸收運用，這就為企業“發現”行為展開提供了有益的材料內容，可保證企業“發現”過程中自我認知與理念的轉型升級，加速先進想法和創新資訊的傳播，企業將對未來發展和定位重新進行更具前瞻性的判斷。在企業不斷“發現”并自主反思的過程中，其將對自身落后的生產方式和資源損耗度形成更為理性的認知，新理念和新資訊的啟發也同時帶來先進知識和技術，出于對社會發展趨勢的迎合和對國家政策的響應，企業對是否要進行ESG實踐的抉擇將更為明確與主動。有別于單一利潤促動下的“選擇性”實施行為，基于自我反思而更具自律性的ESG實踐是企業在理解國家政策要求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出于對自身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而形成的科學認知，會使其對生產模式轉型升級、組織架構和生產要素創新配置展開更主動的探索。即因為企業的自律性，其將在發展中更主動地關聯多方、統籌多元，走和諧、綠色、協同之道，探索符合社會前景的新的發展點。這將直接帶來企業自身運營理念和發展思維的質變升級，以更大的社會責任感減少企業運營的負外部性影響，以更強的市場競爭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社群性互動中企業ESG實踐的群體利益兼顧

ESG實踐要想得到企業認同而自發推進實施，不僅在于其自律特質下的自我反思與有效觀察，還在于ESG表現所帶來的社會認可度與企業聲譽的提升。即ESG實踐將通過更長期的、持續性的利益回報而使企業切實感受到其先進性與必要性，如此，企業方能更主動地踐行社會責任、關注綠色生態，而不再單一追求財務利潤目標。對于市場中的各企業主體而言，由于其自身的充分關聯性和社會交易性，企業生產運營就是一種社會性活動而非個體性活動。企業想要獲得社會性承認，就必須首先贏得社會信任，也必然要求企業生產運營不能只考慮自身利益，必須結合社會發展和民眾多元需求，在兼顧多元主體利益表達與獲取的前提下表現出相當的社會性偏好。換言之，企業的社群性特質決定了其將通過觀察、反思和自我調適而主動參與到自身所認同的群體中，并通過對群體要求的充分回應而使自身具備更高認可度，獲得更廣泛的社會性承認，以此獲得更優社會形象，保證自我社群利益的充分實現和社會其他主體利益的有效獲得。企業對ESG實踐的積極推進正是其適應當前社會群體需求、贏得自身良好社會形象的關鍵，其越是想要獲得中長期利益，就越需要通過對社會群體利益的保障與回應而得到認可與支持，促使企業更為優先且充分考慮自我治理中的社會、環境等因素，以對社會責任的積極主動履行來向外展示負責任形象和積極發展態勢，從而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市場運行規則的持續優化改善，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多層次滿足感中企業ESG實踐的經濟效果優化

上述分析表明，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訴求，ESG實踐的展開是經濟主體自律性和社群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將因為自我前瞻性的反思、融入社會的需求和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而主動進行ESG實踐，在改變自身理念認知、價值定位和生產模式的過程中實現高質量發展。這看似與“單一利潤”論相背離而難以兼容企業自利目的，但事實上從長期發展來看，企業ESG實踐并不排斥追求自利目標。相反，正是因為最初的“有利于自我更長久更穩健發展”的訴求，企業才會不斷觀察與發現，從外部社會汲取先進生產要素和知識，又以自我的能動調適、轉型升級來回應社會發展趨勢，追求自我的更加完善，這就會直接帶來從生產要素到生產模式再到生產力的持續升級，實現企業價值追求和目標定位的高級化，此時，自利目的依然存在且成為助推企業自身積極改善ESG表現的直接動力。從這一層面說，自律性與自利性事實上是企業多元目標追求的不同表現，自律性可以包容自利性。自律意在實現企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自我發展的持續性保證自身更加完善、更加契合社會發展大趨勢，實現能動升級，繼而經濟主體共同開啟健全完善市場治理秩序的進程，實現高層次的自利目標，最終實現經濟整體發展質量的不斷提升。

四、數字嵌入對企業ESG實踐的影響

（一）數字嵌入對企業技術轉型升級的支持

隨著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工具嵌入生產生活范圍的擴大與力度的加劇，企業生產運營模式甚至發展理念都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也將影響其ESG實踐?；谏鲜鲅芯恐兴峒暗钠髽I的自律性與社群性特質可知，企業是否愿意主動開展ESG實踐，以及推進實施的程度首先決定于其對自身發展目標的定位和價值取向設置，自利與利他的有機融合是其中的關鍵所在。而從經濟層面來看，這就取決于企業開展ESG實踐的成本收益率，換言之，經濟主體在兼顧社會效益和他人利得基礎上能否完成既定收益目標，將顯著影響其ESG實踐的積極性與持續性?，F實社會中部分企業之所以不愿率先開展ESG實踐，或在推進過程中表現出猶豫與遲滯，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于為減少環境污染、推行綠色技術而投入的設備改良成本、工藝改進支出和教育培訓費用過大，造成了企業資金流負擔。同時，ESG實踐所帶來的正外部效應難以在短時間內直接量化評估（龍子午和張曉菲，2023）[20]，其與前期投入的大量成本費用間形成嚴重的不對等態勢，進一步加劇了企業持續推進的躊躇情緒。而數字嵌入生產生活力度與范圍的迅速擴大，不僅直接帶來企業生產技術的轉型升級，還通過資源利用率的顯著提升和對高能耗資源使用力度的降低，有效提升企業負責任的社會形象，既通過數字工具使用帶來組織結構、治理流程和資源耗費的顯著優化改善，也通過社會聲譽、客戶商譽和產品質量的提升有效彌補前期ESG實踐中的成本支付?？梢哉f，數字經濟時代企業運營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逐漸引致其經營理念的轉變，從而作用于盈利模式的現代化轉型，可在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拓展產業間關聯度的基礎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保障多元主體利益獲取并保護生態環境，最終加速推動企業ESG實踐并優化其ESG表現，使企業運營發展呈現出更顯著的可持續性和高質量性。

（二）數字嵌入對企業發展質量的助力

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在企業生產運營中廣泛使用的直接后果即對傳統模式的徹底改變。無論是資源配置還是經濟利潤獲取，都將因為高科技元素的嵌入而持續升級優化，企業將更注重自身研發創新能力和現代化結構體系構筑。即數字時代所倡導的智能化生產將一改傳統高投入高能耗模式而更具綠色生態性，依托技術升級而實現的企業生產力與生產效率發展也將通過綠色生態效應強化、資源配置優化而更好地服務社會群體。具體而言，一方面，數字時代技術本身的助推就將加速企業創新變革，基于持續更新的設備工具和先進理念，行業間障礙被進一步破除，跨時空協同生產日漸普遍，企業獲取創新資源的門檻顯著降低，統籌環境、社會與治理本身就變得更加容易，將有效促進企業ESG實踐。另一方面，數字化生產對物質資源利用率和利用方式的持續改善，還將加速綠色生產的普及。對于企業而言，采用數字化生產、實現智能化轉型本身就是對綠色生產的實踐，不僅可以向外界傳遞持續創新和綠色環保的信號，樹立負責任、有潛力、有能力的良好形象而贏得更多外部認可，還可通過綠色生產轉型獲得國家政策支持，在融資成本與融資規模上享受更大幫扶，繼而提高企業價值與財務表現。社會聲譽、融資成本和綠色技術的共同助力都將加速企業高質量發展，促進其擴大ESG實踐而尋求更優ESG表現。

（三）數字嵌入對企業信息披露范圍的優化

企業ESG實踐的本質即更積極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改變傳統思維理念下的“唯利潤”取向，關注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群體利益，以高質量發展積極推進企業生產運營的綠色化、智能化轉型，使產品與服務更契合社會需求。這意味著企業成本投入并非一定都以利潤形式表現與回報，還可能表現為非財務績效，即社會責任履行。若完全依靠企業自身的自律性而持續推進，將難以實現。完善法律監管固然是重要手段，而媒體第三方監督也可適度增加企業高質量生產運營壓力從而促使其改善生產方式與理念態度。數字媒體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擴大社會公眾獲悉企業相關信息的渠道，數字化工具的嵌入也使得企業ESG實踐與表現可通過相關數據指標直觀展示，相較于傳統信息傳播模式下的“黑箱化”運作，企業ESG表現的優劣情況都將得到更迅速更全面的傳播。此時，越良好的企業ESG表現，越能迅速轉變為外部正向助力而提高企業聲譽，擴大企業融資規模，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相反，越被動的企業ESG實踐，越容易招致社會譴責與政府幫扶政策排斥。這會促進企業以更負責更全面的眼光思維決策企業發展目標與路徑措施，也使其更有動力采取積極的社會責任舉措，積極承擔外部責任，減少企業生產運營過程中的負外部性影響，提高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能力，從而對企業的ESG實踐產生促進作用。

（四）數字嵌入對企業治理水平的提升

ESG實踐的持續有效推進要求企業妥善處理環境、社會與治理間的關系，企業對經濟利潤的追求不能被否定與忽視，但也不可不顧生態協調與社會穩健而追求“唯利潤”。在兼顧多方、統籌多元的背景下，企業治理不僅要實現結構模式的開放包容，也要動態推進技術工具的實時更新，以先進生產要素的有效使用助推生產力持續升級。數字技術在社會中嵌入力度加強為企業治理帶來的益處，首先，是信息獲取的更加便捷與充分，使其可以及時了解自身需求和外部環境變化，繼而提升決策部署的精準性和適用性。其次，更加充分與便捷的信息互動交流也密切了企業與各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將有效強化外部監督效力，增進主體間信任，并加速信息資源等的共享，為企業治理能力提升帶來更優外部力量。最后，數字工具以及相關平臺的持續動態升級在加速企業運營模式路徑轉型升級的同時，務實展示了更為綠色環保的生產服務方式，使企業可在優化生產力、提升生產效率的過程中逐漸擺脫對物質資源規模的依賴，更注重生產資料的質量與創新配置，這將加速企業統籌、和諧、綠色經營理念的完善，進而對企業的ESG實踐與表現產生促進作用。

五、數字時代企業ESG 實踐影響經濟發展的一般路徑

（一）企業ESG實踐、積極信號傳遞與綠色創新研發

數字時代數據工具在企業生產運營中的廣泛使用使得企業信息獲取和互動更加便捷，跨時空、跨領域關聯更加緊密，這將有助于改善經濟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使企業發展運營更加透明。但更加透明、發達的信息環境同時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和綠色生產轉型的程度、速度將被更充分披露，企業ESG實踐與表現將成為影響自身發展可持續性的重要因素，外界將通過企業的ESG表現對其成長狀態、管理者的視野格局和未來潛力進行更全面的評估（李立卓和崔琳昊，2023）[21]。更具體地說，在數字工具設備全面嵌入的現代社會，企業ESG實踐與表現不單作為更全面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還將成為外界評判企業發展穩健性、可持續性的重要信號。在其他經濟主體看來，企業更為主動積極的ESG實踐無疑傳遞出管理者對社會發展趨勢的精準判斷和對國家政策的深刻理解，企業自身更是具備相當資金實力和技術實力，敢于通過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環保責任而加速運營生產的智慧化數字化轉型，從而向外界傳遞出積極發展的強烈信號，可實現信息不對稱的降低與市場預期的改善。企業通過ESG實踐所彰顯的綠色發展轉型態度和智慧化生產運營承諾，同時向社會大眾明確表達了其生產運營并非唯財務利潤至上，而是在兼顧社會群體、保護公共利得基礎上的協同發展，這將獲得市場多元利益相關者的普遍認同，從而贏得更大發展空間。

借由ESG表現的持續優化，企業將獲得良好的外部評價與市場預期，同時收獲更大社會支持與行動空間，政策與資本的雙重賦能將助推企業加速自身生產方式轉型升級以及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社會大眾和其他社會主體對企業ESG實踐的認可，也將使企業獲得更大的包容空間與協同支持，其為綠色轉型生產展開的各類實踐會因為更加寬松的外部環境而從容、持續推進，顯著弱化綠色研發風險的輿論壓力。由此，企業ESG實踐的順暢、持續、穩健推進不僅加速自身生產運營的轉型升級，還將因為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的質變革新形成有效的智慧型綠色低碳轉型驅動力，助推整個社會經濟以更加綠色和諧的方式全面推進，基于持續優化的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企業ESG表現、風險平滑與高質量資本獲取

ESG實踐的核心是企業在生產運營中不僅要關注財務因素，還要從長期視角注重非財務因素的平衡與兼顧，滿足多元需求而減少自我治理中的負外部性。這既是對企業自身治理水平的更高要求，也可透過企業ESG表現對其科技研發實力窺見一二。由此，企業越是注重ESG實踐，越是通過協同治理實現自我ESG表現優化，將越能展示自我良好的綜合實力和發展潛力，也就越能吸引追求長期收益的優質投資者，而這類優質資本的加入將迅速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和穩健成長性，從整體經濟發展來看，企業的高質量存續與運營將帶來整體市場環境的顯著改變，從而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從企業自身的抗風險能力來看，對于ESG實踐的能動推進本就是多元協調與兼顧的過程，更是長遠謀劃與統籌布局的過程，企業戰略決策將基于更可觀的數據要素嵌入和算法模型推理，從而更具科學合理性，這可形成更堅實、完善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譚勁松等，2022）[22]，從而減少企業在“短平快”領域的涉足，推動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在ESG的高標準要求下，企業自身為兼顧多方、統籌多元而進行的各種研發創新和改善努力，都將使其具備更優市場表現和競爭力，從而更迅速地融入社會發展、把握前沿機遇，形成先進生產力、先進生產要素與潛在市場機遇間的良性互動（盛明泉等，2023）[23]，這將進一步增強企業平滑風險的能力，并不斷鞏固市場地位（陳嬌嬌等，2023）[24]。在這類優質企業的積極示范與引導下，其他社會主體也會進一步增強ESG實踐與表現，最終加速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綜合而言，企業良好的ESG表現在外界看來無疑是其使命感和實力的全面體現，企業既是負責任的社會主體，又是善于培育優質、可持續市場競爭力的前瞻性經濟主體。借由ESG表現，企業從多維度展示了自我財務的穩定性、資源配置的先進性和潛在發展的無限可能性，這不僅能有效吸引外部優質投資者參與，還可通過企業自身生產運營轉型升級實現內生動力提升，實現優質資本的全面獲取，進一步推動企業綠色低碳生產和社會責任履行，加速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企業ESG表現、綠色活力強化與現代產業體系構筑

強調企業ESG實踐與表現，歸根結底在于引導企業將發展重心和關注焦點從單純的財務領域轉向涵蓋范圍更廣的社會責任領域，以更包容和更具發展性的眼光視野定位企業，這對于提升企業綠色活力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企業對于ESG的重視將引導其轉變發展思維，從傳統的擴大資源投入規模轉向數字化智能化基礎上的資源利用率提升和資源創新配置（李媛媛等，2023）[25]，在評價決策議案可行性的過程中更全面地關注財務績效與環境效益、社會效益，這將使其具備更強的減排動力和綠色研發創新激情，持續優化生產過程，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其次，企業ESG表現將通過展示負責任形象和良好發展勢頭而吸引優質資本，企業綠色創新研發和生產轉型升級得以更順暢穩健推進，彼此間的良性互動將激勵企業在低碳綠色生產運營上表現更積極，加速綠色創新項目的不斷設立，并促進企業向低碳綠色產業鏈拓展（王翌秋和謝萌，2022）[26]。從經濟高質量發展來看，企業對傳統生產模式的淘汰和對產業結構的現代化、綠色化調整將提升經濟動力源層次，加速現代產業體系構建。最后，基于綠色規劃、綠色發展路徑而不斷推進的數字化智能化生產運營，在改變企業生產模式和生產力的同時，還將持續引導管理者轉變思想認知，使企業更加積極主動地關注外部環境變化和社會創新變革，注重新事物新思想的引入使用，構筑動態發展的創新理念，以此構筑企業核心競爭力（方先明和胡丁，2023；李慧云等，2022）[27，28]，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這將使企業發展始終緊跟時代趨勢，對先進事物表現出熱情并予以吸收，繼而助力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四）企業ESG表現、企業價值與能動創新熱情

徐祥兵等（2023）[14]的研究顯示，企業ESG表現越好，其越想通過信息披露更全面地向外展示，企業的年報用語就會越積極，從而樹立良好企業形象，獲得更大社會認同，具有更優市場價值，因而樂于承擔更大社會責任。企業ESG實踐固然將因為對利潤的部分讓渡而造成企業財務績效的短期降低，但更高的社會聲譽和良好形象、更積極的信息傳遞卻可為企業贏得更多的無形資源，不僅吸引優質投資者的關注與參與，而且社會群體的信任與認可將為企業贏得更大發展空間，從而促進企業價值提升。與此同時，在社會高關注度下企業還將進一步規范自我言行與價值選擇，降低道德風險和減少逆向選擇問題，減少企業違約風險，提升自我市場價值的穩定性，從而獲得更高聲譽與認同。在此良性循環中企業既迫于高強度外部關注而不得不持續履行自我社會責任和進行綠色環保生產，也將出于穩定自我市場價值、獲得更多外部資源和更大生長空間的動機持續推進ESG實踐，加快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表現出能動創新熱情，并持續提高現代化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保證企業在長期發展中始終堅持可持續和長遠價值導向，繼而促進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

六、結語

ESG理念的提出與成型根植于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訴求，基于資源有限性的客觀背景，微觀經濟主體對資源的大規模投入使用將難以維系，合作、協同方能通過提升生產效率、優化生產模式而保持長期有效增長。換言之，自利目標的實現需建立于利他、互惠和平等的基礎上，經濟主體將綜合權衡ESG社會目標下自身利益的長期獲取，繼而表現出更強社會偏好而積極主動推進社會合作，自主發現、認同并共同推動ESG實踐。本文立足于企業自身的自律性與社群性特質研究發現：第一，以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為首要目的的企業運營生產轉型升級，將促使各經濟主體在治理理念與方式方法上趨于一致，全社會對于環境的關注、對于人的價值的尊重與重視將促使企業開展ESG實踐。第二，從企業自身利益獲取來看，日益先進的生產要素使用和生產模式構建，使得企業務實享有科技進步紅利而提高單位生產效率，簡單人力資本支出的減少和資源創新配置能力的提升將使其愈發擺脫高投入高能耗的低效生產方式，代之以科技化、智能化的高質量發展。即出于自利性，企業也將因為爭取和享有更大的科技紅利、數字紅利，繼而搶占更有利市場，而促進自身ESG實踐與表現。第三，滿足人民需求、維護人民利益是國家經濟建設的初衷與落腳點。即國家經濟運行發展是在一個有引導的市場機制下展開的，國家從戰略層面將環境、社會納入治理范圍而統籌考量必然引導資源資本有序擴張與利用，企業價值追求和發展定位必須與之充分契合，與國家發展方向相一致是企業維系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基礎。這就會促使企業不斷進行創造性、前瞻性實踐，使自我生產運營的方向更符合社會成員的普遍利益，繼而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可?？偠灾?，ESG實踐的推進實施既是企業自身歸屬之所在，也是符合整個社會群體利益的共同目的表達，在更具自律性、社群性的行為實施下，企業ESG實踐將更為能動積極，從而加速經濟發展質量提升。

為進一步推進企業ESG實踐的有序、充分、能動展開，政府層面上，一是從制度上完善ESG評估體系，結合國際標準與國內現狀構建適合我國的操作指引。二是為助力ESG實踐在全社會范圍的積極開展，政府應對在此問題上持不同態度、意見的企業分類施策。對于關心社會、兼顧生態環境的高度責任感企業，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資本幫扶力度，以綠色專項資金、市場準入條件、信貸資金獲取等方式激勵其可持續發展；而對于短視型的急功近利企業，則應加大環境污染懲罰和對融資規模、融資內容等的限制，督促其主動開展綠色研發創新，走高質量發展之路。三是從更為微觀的經濟行為層面入手，加強對企業ESG信息披露的監督與管理，可在完善非財務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礎上設計更具統一性和規范性的ESG信息披露模板，要求企業按時按要求進行填寫并公開披露，確保企業披露信息的準確性和運營發展的透明度，以強化其行為決策的綠色環保性與社會公益性。四是從資本信貸層面強化ESG投資的監督管理，引導金融產品、金融服務以及社會資本優先流入符合ESG標準的企業，加速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企業層面上，一方面，從戰略規劃層面意識到ESG實踐的必然性以及其與企業可持續發展間的緊密關聯，設置專門的ESG工作部門，就相關標準落實、信息及時披露等進行系統監管，以公開、可比、可追溯的方式展示ESG表現，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實現非財務標準與企業運營發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企業應加大綠色研發創新，從低碳、環保角度出發，對自身戰略規劃和路徑實施主動反思與完善，并以提高員工滿意度、發揮個體價值為抓手積極踐行社會責任，塑造和維護負責任的企業形象，積極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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