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賦能”破解鄉村三大“失能問題”

倪羌莉 王奎山 章洪娟 李敏

摘要： 數字鄉村市場發展空間巨大，我國的“三農”包含農業、農村、農民，當前鄉村圍繞“三農”普遍存在三大“失能”的共性問題：一是農業的“經濟”失能，二是農村的“治理”失能，三是農民的“情感”失能。針對鄉村三大“失能”問題，通過數字鄉村“資源賦能”破解“經濟”失能，通過數字鄉村“結構賦能”破解“治理”失能，通過數字鄉村“心理賦能”破解“情感”失能。當然，從本質上看，數字賦能屬于技術層面，為了讓數字賦能得以實現，還需要從政府、企業和村級層面健全組織賦能機制，為技術層面提供保障，以此真正將數字鄉村建設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優勢轉化為實際效益。

關鍵詞： 數字鄉村；賦能；失能問題；機制；對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323.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1302（2024）02-0259-06

自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數字鄉村戰略后，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數字鄉村試點、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工程等課題，其本質是以“數字”推進農業現代化為起點，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產生活需要為重點，以全面實現鄉村振興為目標，最終達成以“數字”助力“三農”這一最終目的。為了加快數字鄉村建設，2021年9月，農業農村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了《數字鄉村建設指南1.0》，指導各地區按照實際情況與自身特點，開展數字鄉村建設，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目標。

數字鄉村發展戰略提出后，理論界就數字鄉村建設的基本問題展開了研究。關于數字鄉村的基本概念。王勝等闡述了數字鄉村的基本內涵，并分析其作用機理和啟用場景［1］。一般認為，數字鄉村是信息技術在農業農村的全面領域和深度融合，也普遍認同數字鄉村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建設農業強國的現實需要具有戰略意義。關于當前數字鄉村的發展現狀。從北京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2022年發布的報告來看，2020年全國縣域數字鄉村指數達到55，比2019年增長6%，已具有較好的發展基礎［2］。從實施途徑來看，曾億武等提出應該堅持設計與試點實踐相結合的方法［3］。沈費偉等研究從數字鄉村與鄉村振興之間的內在邏輯，并認為應該從頂層涉及、系統集成、技術支撐、應用創新、保障機制等方面構建實施路徑［4］。綜上，學者就什么是數字鄉村建設、為什么要建設數字鄉村、數字鄉村如何建設等宏觀問題形成了基本的認識。但從具體實踐來看，微觀層面如何通過數字賦能，切實解決“三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從問題角度出發，切實挖掘“數字”在鄉村實踐中的運用，真正將數字鄉村建設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優勢轉化為實際效益。

1 鄉村失能的原因和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我國基礎網絡設施建設的不斷發展，國家數字化轉型戰略帶來的影響，數字鄉村發展市場空間巨大。我國“三農”包含農業、農村、農民，當前鄉村圍繞“三農”普遍存在農業的“經濟”失能、農村的“治理”失能、農民的“情感”失能等三大“失能”的共性問題，僅僅依靠傳統思維破解較難，需要創新思維，另辟蹊徑，通過數字鄉村建設解決問題，從而助力鄉村振興。

1.1 農業的“經濟”失能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爸袊獜?，農業必須要強”，但我國農業“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狀況仍未解決，傳統農業還是靠天吃飯，自然環境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很大，農業粗放經營為主，很難做到精準化和利益最大化，造成農業競爭力不強。國際上，進口均價大幅上漲，自身優勢農產品出口壓力大［5］。而農業具備較強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正是農業強國非常重要的特征。國內供求失衡，小農戶無序化生產極易帶來農產品周期問題，一窩蜂地種植生產，造成來年農產品滯銷，越來越多低端農產品面臨“賣難”問題，農產品結構性失衡越發明顯。而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綠色轉型難度大，與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比，化肥農藥投入量大，農業復種指數高，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農業強國，單位耕地化肥使用量均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土壤肥力過度消耗，地下水資源過度開發，導致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農產品品質和安全難以保證［6］。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程度還不夠高，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依然是突出難題，農業產業結構亟待進一步優化，大部分農村地區缺少旗艦型、航母型的農業龍頭企業，尚未能打造出知名的品牌［7］。與世界農業強國對照來看，我國更是缺少具有重要影響的跨國農業企業。同時，在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動力轉換的背景下，農民增收致富的工具與渠道挖掘得還不夠深入，農民收入持續增加難度加大；此外，勞動力成本、農資價格等持續攀升，再加上更多農民尋找外出就業的機會，農村勞動力進一步減少，農業勞動力兼業化、老齡化現象明顯。以江蘇省南通市為例，全市300多萬鄉村勞動力中，兼職農民一般占 60%以上，平均年齡在 58 歲以上，如果仍以傳統小農戶模式發展農業，勢必難以滿足我國農業發展的需要。

1.2 農村的“治理”失能

鄉村村域廣、事務多、人口少、管理壓力大，因而找人、傳遞信息均比較困難，容易錯過重要通知，甚至還會造成村民對村組織的不滿和不信任［8］。尤其當下鄉村出現“人地分離”現象，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傳統“熟人社會”構成的鄉村秩序逐漸瓦解，“治理主體缺失”成為鄉村治理面臨的困境之一。鄉（鎮）政府所制定的規劃、推進的工作等無法及時傳達給外出人員，外出人員對鄉村建設的建議也無法及時反饋給相關人員［9］。村民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主體，更多的關注點在家庭發展上，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不高，融入感不強，再加上留守村民以婦女、老人為主，精英外流，主體缺位，治理活力不足，在現實中往往出現“政府搭臺，村民看戲”的現象，前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用于鄉村治理，后續村民主體性缺失，治理成果難以為繼，形成了“他治”模式，村級組織不斷承接政府任務，而非自主解決村內事務。此外，傳統的鄉村治理更多的是依靠經驗決策，垂直式的管理模式，缺乏制定決策的科學依據，現實中難免會有失偏頗，長期以往會難以滿足鄉村治理中各項事務要求。 同時，以往鄉村治理更多是“事后”治理，缺乏必要的手段做到對村務提前判讀和事前預控，治理的實效性受到限制［10］。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還有4億多人口，但目前城鄉在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供給之間還存在較大差異，隨著農民需求的日益多樣化，現有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更是難以滿足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是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時，鄉村凸顯出在社會發展和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如醫療服務水平相對滯后、衛生環境較差、信息傳播效率較低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為有可能出現的常態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準備”，這需要鄉村能在未來可能出現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加強管控治理，有效防范風險。

1.3 農民的“情感”失能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鄉社會人員流動日益頻繁，青壯年大量外出打工，造成鄉村“空心化”，村民“原子化”，加上信息工具的缺乏，留守在鄉村的老年人、婦女、兒童與外出務工人員之間交流匱乏，感情淡薄，日漸疏離，加劇了距離感和疏離感。一些老年人長期缺乏子女的關愛與陪伴，常感到寂寞、孤獨，在家庭之外也很難找到可以傾訴的對象和精神寄托，加重了負面情緒，導致心理健康出現問題。同樣，留守兒童與父母之間的互動較少，缺少關愛，容易在心理方面產生問題。汪義貴等認為，農村留守兒童極易出現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與非留守兒童相比，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表現一般，甚至非常差［11］。留守婦女因夫妻之間長期的遠距離情感交流，缺少丈夫的安慰和照顧，更容易引發心理問題［12］。焦慮、抑郁、失眠、自卑、無助等這些問題不僅會影響到留守婦女的身心健康，甚至會影響到家庭和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沖擊加大，村莊社會流動性加快，村民之間由于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相互之間的交流也更加有限，彼此的心理距離越拉越大。隨著彼此的疏離感加深，村莊社會的“原子化”特征日益明顯，對自身村集體成員身份的認同日漸式微，鄰里間融洽和緊密關系難以建立，利益關系逐步弱化［13］。這也導致一些違背道德的不合理行為缺乏社會約束，難以得到譴責和社會的制裁，村民與村莊的利益相關性更加淡化。此外，在鄉村文化的傳播上，一方面文化資源相對匱乏，各項資源投入較少，鄉村文化建設中的問題難以及時得到反饋與解決；另一方面，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相對簡陋，鄉村文化的供給難以滿足村民的實際需求，如斥巨資建造的農家書屋普遍使用率較低。這使得群眾難以或不愿意在集體文化活動中進行交流并尋找情感的寄托。

2 數字賦能破解鄉村失能問題

數字鄉村即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發展，作為一項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重大戰略部署，對于農業發展而言，“數字”是新的生產力要素，全方面重塑農業的生產經營，由此形成新的產業、業態和模式。而數字技術通過搭建互聯網平臺，以技術彌補傳統治理的經驗導向、經驗決策，由此提升治理的科學性和時效性。同時，數字技術構造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之間的溝通網絡，加深鄉村各主體之間的聯系，有利于維持鄉村人文環境的和諧有序［3］。

當前數字鄉村建設雖已取得不錯的成效，但因數字鄉村建設的內容眾多，在創建過程中，不同發展模式的發展目標往往定位模糊。因此，圍繞破解上述三大“失能”問題，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數字鄉村建設的水平。

2.1 通過數字鄉村“資源賦能”破解“經濟”失能

從世界農業歷史發展來看，農業經歷了傳統農業（農業1.0）、機械化農業（農業2.0）、重型化農業（農業3.0）以及目前的數字化農業（農業4.0）。而農業4.0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息技術與農業機械、裝備和設施深度融合，實現農業數字化和自動化生產。根據《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規劃要求，到2025年，農業數字經濟占比要從2018年的7.3%提升至15%，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占比要從2018年的9.8%提升至15%，農村互聯網普及率要從2018年的38.4%提升至70%?？梢?，數字農業是數字鄉村中重要的產業核心內容。而將數字技術與農業農村發展相結合，也是世界農業強國優先發展的重點方向。

第一，推進農業生產領域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實現數字化農業生產。通過靈活的服務能力和展現方式，為生產者、管理者、涉農企業提供多樣化的數據服務，實現水肥一體化的精準管理，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規避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實現綠色發展。同時，重塑以市場需求為核心的供需體系，通過數據賦能，打造綠色、便捷、健康的產業體系，切實解決產品公共供求失衡問題［14］。如廣東省陽江市陽西縣是首批國家數字鄉村試點地區，其標志性農產品東水山茶在生產環節改變原來靠經驗、憑人力的模式，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了精準化種植、標準化生產和智能化銷售，促進農業增收，帶動農民致富。第二，在農業領域的第二產業（一般以農產品的冷鏈、加工和倉儲為主）中推動數字應用。在農產品的采摘和加工領域，通過數字化布局，改變傳統人力方式。大力發展數字化全程冷鏈，通過冷鏈智能化運輸，提升冷鏈物流效能，確保食品的質量控制和安全。如廣東省茂名地區是全世界最大的荔枝生產基地，通過信息化管理系統，解決了荔枝保鮮“最先一公里”的難題［15］。第三，在農產品營銷領域探索新業態，如“直播帶貨”（集銷售與宣傳于一體）、CSR模式（將供給與需求結合的社區支持農業）等模式，全面打通農產品線上線下營銷通道。積極培育農產品電子商務主體，提升“新農人”電子商務應用能力，進一步推動實體經濟與信息技術的融合，搭建市民消費和農民銷售農產品的橋梁，促進電商主體交流合作，加強自產農產品的整體宣傳推介［16］。

此外，積極推動鄉村各類產業數字化，通過現代信息技術重構價值鏈和產業鏈，打造全新的鄉村經濟發展模式，如“農業生產+電商”“農業基地+平臺”等，進而發展如遠程醫療、智慧養老、數字教育、智慧旅游、數字金融、文化創意等多種形式的鄉村產業。

2.2 通過數字鄉村“結構賦能”破解“治理”失能

縣域數字鄉村指數（2020）研究報告顯示，縣域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縣域鄉村治理數字化增長最快［2］?？梢?，鄉村數字化治理是鄉村順應時代所需、數字化轉型的具體表現，鄉村數字化治理將數字技術應用到當前鄉村治理中，成為破解鄉村治理難點、痛點、堵點的一把鑰匙。第一，村社內部治理。首先，通過信息溝通平臺的構建，突破時空限制，暢通外出村民與本地村民、村民與村民、村民與社區之間的溝通渠道，重新構建多元化的村治主體；其次，推動“數字民主”，為各類群體創造參與鄉村治理的機會，村民可以圍繞鄉村議題展開線上交流討論，建立情感紐帶，強化彼此關系，促進線下行動，從而培育村民公共精神，使其有序參與村莊治理；最后，通過數字化治理加強政府、村民、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互聯互動，匯聚民心，匯集民智，加深熟悉感，從而有效維護鄉村社會秩序。第二，鄉村基層管理。一方面，通過信息化手段為村民提供智慧化服務，讓村民第一時間感知到農村社會態勢，促使村民話語權回歸。發揮數字技術在村務公開、基層黨建、民主選舉、農村集體資產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改變自上而下的傳統鄉村治理模式［17］。拓寬村民參與權利監督的渠道，提升村民決策、參與村務的機會和能力。另一方面，方便村民查閱辦事指南、政策通知，通過網絡辦理更多涉農事項，提升服務效率。進而利用大數據進行精準施策，實現對鄉村全范圍、全領域的治理，轉變思想觀念，改善干群關系，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增強村民信任感，實現協同治理、有效治理［18］。第三，鄉村行政監督。首先，利用信息技術，有效鏈接垃圾治理、違建管理、出租屋管理等業態，實現鄉村綜合整治互通互聯，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敏捷性；其次，升級農村治安防控體系的技術防控手段，加強現代科技運用，推進治安數字化，及時有效應對鄉村社會治安隱患、疫情蔓延、輿情擴散等風險，減輕基層工作的壓力；最后，通過數字治理體系加強人居環境監督，拓展農村生活垃圾治理智慧化，實時監控，提供更好的人文環境。

此外，在村級黨組織建設中普遍存在黨員流動性強、組織渙散、功能弱化等問題。數字化的黨建系統對加強黨員教育、管理和考核起到積極作用，尤其是村級黨建工作中，可以提供及時、精準和有效的數據支撐，增強凝聚力，促進黨建工作水平的提升［19］。

2.3 通過數字鄉村“心理賦能”破解“情感”失能

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8.8%，農村互聯網基礎設施全面強化，數字化轉型持續深入，數字技術重塑鄉村生活已成為不爭的社會現實。

在心理賦能方面，基于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空巢化”的現狀，通過電子信息渠道，搭建社交平臺“云上鄉村”，將不同群體吸納進來，重塑“網上熟人社會”，以此為村民提供情感交流類功能，增加村民之間的情感交流渠道［20］。信息平臺可以成為鄉村孤寡老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織部分，幫助其緩解因親朋疏遠而造成的遺棄感和孤獨感。為了更好地滿足老年人和特殊人群的需求，工業和信息化部在2021年組織啟動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和評估，讓智能生活有溫度。更應該摒棄老年人即是負擔的定勢思維，吸納老人參與社區建設，推進群體社會組織的建立，讓“老有所為”成為現實。而對于在外務工的父母，也能通過信息平臺了解孩子在校情況，和教師及時取得溝通，緩解留守兒童引發的社會問題。再者，良好的數字社交媒體形成的社區鄰里關系，也會使得留守兒童體驗到周圍的關愛，獲得安全感或社會支持力量。

同時，通過數字技術，鄉村可以實現農村教育、醫療、養老等服務的升級，更好地解決老人、兒童和村民的后顧之憂，這會進一步增強村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營造良好的物質環境，共助心理健康。如重慶市忠縣通過“未來校園”的實踐，借助數字資源，讓貧困縣留守兒童在教育“變道超車”上成為可能。江西省撫州市通過“智慧百鄉千村醫養服務工程”，為空巢老人安裝智慧養老關愛系統，惠及千家萬戶。

此外，鄉村文化是農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形成的，是其思想意識的反映，不少留守婦女更是成為鄉村文化振興的主力軍，鄉村文化的繁榮可以極大豐富村民的精神生活，提升自我價值，是鄉村振興的根基所在。一方面，通過鄉村數字平臺，整合各類文化資源，建設一批符合群眾需求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傳送喜聞樂見的節目，推進文化數字資源進鄉村，豐富村民的業余生活，滿足其精神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發揮農民主體性，村民可以通過網絡直播、微信公眾號、短視頻等新媒體形式，將優秀的鄉村文化通過互聯網展現出來，實現自我表達，擴大鄉村文化影響力。當然，鄉村社會畢竟是一個“人情社會”，即使受城市文化所影響，鄉村禮俗、關系網絡仍然存在，因而不能簡單地將數字技術作為手段“冷冰冰”地運用在情感交流中，更多地應該是對鄉村社會關系的重塑，在強調現代技術價值的同時，引導鄉村情感共同體的構建［21］。

3 進一步完善數字賦能的對策建議

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要“深入實施數字鄉村發展行動，推動數字化應用場景研發推廣”。進入新階段，更要充分挖掘數字技術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的巨大潛力，在當前具有較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讓人民群眾在信息化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睌底仲x能屬于技術層面，為了讓數字賦能得以落實，還需要從政府、外部力量（企業、科研院所等）和村級層面健全組織賦能機制，從而為技術層面提供保障。

3.1 針對建設數字鄉村的迫切需要

當前國家已陸續出臺一系列制度文件，數字鄉村建設已融入信息化規劃和鄉村振興重點工程，在上級頂層設計之下，市縣級層面應圍繞補短板、創優勢，統籌本區域數字鄉村建設項目規劃，引導城市數字資源向農村擴散，實現數字資源的城鄉均衡配置，為鄉村注入新動能，夯實數字化發展基礎，特別是要營造能夠包容鄉村數字化創新、應用的制度環境。顯然，一定水平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離不開財政保障，要加大資金薄弱地區的支持力度與傾斜，在保證政府財政資金投入的同時，應創新農村互聯網金融發展，引導市場力量的參與，滿足數字賦能對資金的需求。同時，加大數字鄉村治理人才的培育，增加人員配備，對于很多欠發達地區，這點十分薄弱。因此，一方面可以依托項目和產業引導人才回流，如通過農村電商培訓基地的打造，招募數字人才，逐步建立數字人才信息庫。另一方面加大數字人才的定向培養力度，購買數字人才培養服務，形成訂單式精準培訓工程，強化督促落實，理順部門職責，確保人才培養的質量［22］。鄉（鎮）層面應全力貫徹和落實好上級政策，在數據的搜集、提供與對接上做好工作，創新宣傳形式，充分引導廣大村民參與數字鄉村建設，更要契合本地實際，聚焦自身資源稟賦，突出特色，瞄準重點、難點問題，探索適宜的創新模式，做到數字資源取之于“三農”，用之于“三農”。

3.2 針對數字鄉村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

一方面需要當地政府開展好試點工作，數字鄉村建設涉及面廣，內容眾多，在一個地方不可能面面俱到一次性展開建設。因此，可以分內容、分階段逐步開展［3］。同時，具體的內容和安排應根據鄉（鎮）當地的資源稟賦、現有基礎、規劃布局及特色優勢來確定，選擇合適的切入點漸次挺進，推進理論在試點中的實踐，逐步總結共性化的知識和差異化的經驗，開展交流活動，展示數字化惠農成果，由此探索具有當地特色的數字鄉村實施路徑，最后進入全面推廣階段，從而避免盲目推進導致政府資源浪費和農戶利益損失。另一方面需要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吸納外部力量，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機制［23］。推進傳統農業企業向數字化轉型，鼓勵相關企業的集聚和項目落地，突出信息化企業的核心帶動作用，以信息流帶動資金流、人才流、技術流和物資流等。依托科研院所，開展農業農村信息化基礎研究和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數字化創新，多途徑吸收先進的科技成果，推進技術手段深度融合，開展推動數字鄉村的“產-學-研-用”的有機合作，為推進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指導與服務。此外，針對現階段數據收集效率和處理水平相對較低，政府應進一步推動前沿技術的集成化發展，整合各部門已有的信息資源，優化鄉村數字資源，提升農村綜合服務檔次，滿足農民信息服務的需求［24］。

3.3 針對數字鄉村推廣中諸如村民接受能力弱、使用效果差距大等問題

需要政府、村莊、企業三方面共同協作。政府自上而下地推進顯然是最有力的保障，政府需要在行政層面推進部門間數據庫和信息庫的共享，整合職能部門功能，促進部門合作，形成互促合力與疊加效應。根據不同群體分類制定培訓內容，對一般農戶農業，可以安排生產技術、智能手機應用、電商入門技能知識培訓；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如家庭農場主、種養大戶、農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負責人）開展智慧農業建設、數字鄉村建設相關政策的培訓［1］。當然，在數字鄉村的建設過程中，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避免“重數輕人”，堅持科學性與人文性有效結合。當然僅僅是自上而下的推進方式顯然是不全面的，還需要其他組織的共同配合。村莊一方面要理念先行，強化數字文化宣傳教育，提升村民的數字素質，夯實組織基礎，提供智力支持［25］。另一方面，搭建村級數字平臺，構建與農民的聯動機制，暢通參與渠道，降低參與成本，提供良好的數字環境和高效公共服務，農民充分參與的同時，也享有成果。而企業需要在技術層面提供支持，將多種數字技術融入鄉村治理平臺，實現技術的耦合，賦能鄉村帶頭人，使其具備專業化的知識和技能，通過技術打消不同主體、多種活動之際的隔閡，與政府攜手，優化數字鄉村建設體系，提高數字服務的適農性與適老性水平。同時，也可以積極發揮職業院校、培訓機構的作用，培養相關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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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稿日期：2023-03-15

基金項目： 江蘇省南通市社科熱點課題（編號： RB21-12）。

作者簡介： 倪羌莉（1981—），女，江蘇南通人，碩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三農”經濟研究。E-mail：51445631@qq.com。

通信作者： 李 敏，碩士，副研究員，主要從事農業農村政策研究。E-mail： alice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