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變局下涉外法治建設的時代邏輯

【關鍵詞】涉外法治??全球治理??百年變局??時代邏輯

202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第十次集體學習，聚焦進一步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領導集體首次專門就涉外法治建設進行專題研討、謀篇布局和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涉外法治建設事關全面依法治國，事關中國對外開放和外交工作大局。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要從更好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認識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1]

涉外法治體系建設提上法治中國建設重要議事日程，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戰略判斷的豐富內涵，牢牢把握大變局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的重大機遇和風險挑戰，對于準確理解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時代邏輯具有重要指引意義。

世界大變局催生涉外法治時代命題

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近年來更是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植乐髁x沉渣泛起、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烏克蘭危機延宕加劇、中東沖突硝煙再起，整個世界亂象紛呈。但這些只是百年大變局之表象，折射出的是世界經濟基礎之變、世界政治格局之變、科技和產業之變以及全球治理之變等深層次動因，呼喚的是全球治理變革，也催生出涉外法治的時代命題。

一、世界經濟中心之變——邁向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百年大變局的基礎是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全球化深入演進。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東岸向西岸轉移，世界霸主易位。百年后，世界經濟中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擴展，其覆蓋范圍之廣、涉及人口之多均遠超上次，“亞洲世紀”真實再現，新的世界經濟中心蓄勢待發。2021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歐盟27國，東盟超越美國和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洲中心論話語范式的經濟基礎難以為繼。同年，中日韓三個東亞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和首次超過美國，美國在經濟上“一超獨大”的局面發生改變。

從全球范圍看，傳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總體差距也在不斷縮小。2022年，七國集團（G7）GDP總和的全球占比從二戰結束初期的80%下降到43.1%，其中，美國GDP的占比從46%下降到25.41%；同期，擴員后金磚國家GDP全球占比從2011年成立時的不足10%提高到28.92%。高盛預測，到2050年，世界前十大經濟體的排名將是：中國、美國、印度、印尼、德國、日本、英國、巴西、法國、俄羅斯。[2]屆時，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將大幅超越七國集團。

2020年9月3日，海軍第三十六批護航編隊從青島某軍港起航，奔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

世界經濟中心之變將為“東升西降”的國際政治格局之變提供堅實經濟基礎，有助于順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要求，推動世界經濟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實現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還將為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并對中國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提出新要求。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要在法治基礎上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擴大開放中推進涉外法治建設，不斷夯實對外開放的法治根基。

二、世界政治格局之變——構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

百年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力量對比變化以及由此引發國際格局大洗牌、國際秩序大調整，“東升西降”成為大趨勢。國際關系民主化曲折前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愿景展露曙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逐漸發展成為西方陣營的領袖和世界秩序主導者。從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到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再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全球秩序歷經數次重構，東西方對峙的兩極格局宣告終結。美國獨享戰爭“紅利”，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并謀求建立以其為主導的世界單極秩序。

然而，21世紀以來，冷戰后出現的力量失衡狀況逐步改變，世界多極化漸進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作為格局之變中最大的增量和變量，對世界政治格局變化產生重大影響。[3]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集團的世界主導地位持續走弱，特別是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愿、決心和能力明顯下降，“多強”之間國際地位變化的均衡化趨勢日顯突出。數百年來西方“地中海文明”主導國際政治的情況開始發生根本性改變，國際權力在少數幾個西方國家之間“倒手”的局面正在走向終結。[4]

“東升西降”對人類發展進步影響的深度、廣度、力度前所未有，深刻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特別是將大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法治化，有利于推動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也將由此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

然而，國際政治格局之變將是一個長期、漸進、曲折的過程。在新舊格局、新舊秩序交替演進過程中，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競爭、摩擦乃至沖突此起彼伏、難以避免。因此，要確保國際格局之變有序演進、多極化進程總體穩定且具有建設性，確保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被顛覆，確保在國際關系中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得到遵守。要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營造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同時為促進國際法治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三、科技與產業之變——搶抓未來發展制高點

百年大變局的動力是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萍嫉陌l展和新型產業的興起，是推動人類文明持續進步和世界不斷前行的不竭動力。歷史上每一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的發展面貌和基本格局。大國的興衰和不同形態文明的起落都在反復演繹這個邏輯。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云涌、方興未艾，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空間科技、生命科學、區塊鏈、新能源、新材料、核聚變技術等高新科技蓬勃發展。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革命、數字革命將實現突破性進展，數據成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這是改變世界的力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歷史機遇。

科技和產業之變不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革命性影響，考驗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還會對國際關系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一方面，科技和產業之變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使國際社會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極大地壓縮了國家間使用武力的空間和法律基礎，降低了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同時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為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和手段；另一方面，科技和產業之變對各國維護國家安全提出新挑戰，導致大國間科技軍備競賽加劇，網絡安全、信息安全問題更顯突出，尤其是國家間的高科技競爭愈演愈烈，新一輪“制海權”“制空權”“制天權”“制網權”之爭將在新的起點上深度展開。[5]

未來，高科技制高點之爭將成為大國間綜合國力競爭的主戰場。為保持高科技龍頭優勢和壟斷地位，遏制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趕超，美西方國家不斷強化“泛安全化”的外交政策取向，動用國家力量，使用法律手段，在高科技領域對新興國家及其企業實施封鎖、遏制、打壓，其構筑“小院高墻”、實施“脫鉤斷鏈”的霸凌行徑將趨于常態化、法律化。高科技領域遏制與反遏制的外交法律斗爭將更趨激烈。

2023年9月11日，隨著一架中國民航包機在重慶江北國際機場降落，18名電信網絡詐騙嫌疑人被重慶市警方從老撾押解回中國。

因應科技與產業之變，既要充分發揮高新科技發展對人類文明進步和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共同發展的促進作用，確保數據流動的安全和便捷，也要堅決反對美西方借助科技優勢在全球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在高科技領域推行逆全球化、泛安全化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司法霸權。這是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又一當務之急。

四、全球治理之變——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百年大變局的關鍵是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變革和調整。當今世界正處在全球治理變革的關鍵階段。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另一方面，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斷加重，大國關系的合作面明顯下降、競爭面明顯上升，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加之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恐怖主義、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難民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亂而思治，危而望安，全球治理變革勢在必行，但也充滿荊棘和險阻，迫切需要先進思想理念的感召引領和負責任大國的身體力行、持續推動。

從法治的角度看，世界之變最終將體現為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的演變。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秩序、規則、制度之爭，核心是國際“游戲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國際法作為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穩定器”以及國際治理準則的作用將更趨重要，而制度性權力和未來秩序主導權之爭將成為21世紀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外交博弈的一條主線。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正致力于實現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6]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自主選擇，也是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邏輯。

外部風險挑戰增多使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成為當務之急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家的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層次高速度拓展，同外部世界的利益融合不斷加深，“海外中國”加速形成。[7]海外國家利益保護正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課題，涉外法治建設在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方面的作用更加凸顯。中國由大國向強國邁進與世界大變局產生歷史性交匯，為中國更好運用法治方式維護國家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了歷史性機遇。同時，在涉外法治領域，中國也面臨更為復雜嚴峻的國際安全形勢和外部環境，需要妥善應對。

一、美國對華全面遏制打壓

自特朗普政府起，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戰略競爭對手，遏制、圍堵、打壓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主軸。[8]

在政治上，美國意識形態外交沉渣泛起，極力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拋出“民主對抗威權”的偽命題，通過一系列涉華消極法案，在涉疆、涉藏、涉港、涉臺、涉海、涉疫以及人權、宗教、網絡、科技、金融等領域常態化干涉中國內政，鉗制中國發展。[9]

在經貿上，美國鼓吹并強推“脫鉤斷鏈”，破壞國際貿易規則，打貿易戰、科技戰，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把經貿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制定“小院高墻”的技術管制戰略，全力圍堵中國高科技發展，同時濫用“長臂管轄”，對諸多中國企業進行單邊制裁。

在軍事上，美國在亞太地區搞封閉排他的政治軍事聯盟，排出“五四三二”陣勢，即強化美英加澳新“五眼聯盟”，兜售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拼湊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強化美日、美澳、美韓、美菲等雙邊軍事同盟，并謀求將其升級為“亞洲版北約”，破壞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近年來，中美關系遭遇嚴重困難，美方雖然口頭上對中國承諾“五不四無意”，但實際上一直在玩弄地緣政治把戲。在此背景下，相互尊重，以法治方式管控矛盾分歧，解決競爭中的摩擦矛盾，尋求“斗而不破”的和平共處之道，是防止中美關系失控、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種明智選擇。

2020年9月1日，山東煙臺海域，中國海警6307艦進行海上維權執法。

中美關系關乎人類前途和地球未來。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全面沖突對抗的嚴重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必須加以避免。兩國應冷靜處理分歧和意外，共同有效管控分歧，而遵守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既是雙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對抗沖突的關鍵，也是中美關系最重要的防護和安全網。[10]

二、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制度、規則、法律之爭

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進入關鍵期，國際關系中的法律因素明顯增強，主動設置國際議程、塑造國際規則，謀取制度性權力成為各大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尤其擅長將本國意志轉化為國際規則。國際立法、國際司法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不斷上升，外交與法理愈加密不可分。

圍繞伊朗核問題、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相關各方均十分注重以法律為抓手謀劃應對之策，國際博弈中的法律戰更趨激烈。例如，在烏克蘭危機中，沖突雙方在激烈的政治和軍事較量之外，都十分注意運用法律武器，搶占法治和道義制高點，圍繞沖突性質、國際法院訴訟、戰爭罪行調查及烏東四州“公投入俄”合法性等問題展開法律戰。法理之爭成為塑造國際秩序、贏得制度性權力的重要方面。[11]

在和平時期，應始終堅持外交在先、軍事保底、法治維穩的戰略方針，充分發揮國際法治和涉外法治在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外交交涉和武力決斗處于維護國家利益安全鏈的首尾兩端，其間，法治作為維穩和解決紛爭的重要力量擁有巨大的運作空間，應該善加利用。

通過涉外法治聯動國際法治，在外交博弈中提升國際法話語權，是中國積極拓展制度性權力的一條有效路徑。中國應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構建以國際法治為基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反干涉、反制裁、反制“長臂管轄”斗爭激烈

美西方一方面對外長期奉行干涉和滲透戰略，在全球范圍內濫施“長臂管轄”，大搞所謂的“次級制裁”，推行司法霸權；[12]另一方面，對內小心翼翼地構筑防范外來干涉風險的“小院高墻”，制定諸如外國使團法、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游說披露法等眾多專門性反干涉法律。

遭受美西方干涉、滲透威脅和霸凌主義打壓的國家不斷加強反對干涉、反制裁法律斗爭。例如，俄羅斯制定《不受歡迎組織法》《外國代理人法》等反滲透立法。伊朗制定《反制裁戰略法案》。古巴、委內瑞拉等國也出臺了本國的反干涉立法。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德國等歐洲大國一方面追隨美國對俄羅斯等國發起單邊制裁，另一方面也通過國內立法或歐盟立法，抵制美國的“次級制裁”和“長臂管轄”。

在激烈復雜的外交博弈中，法律既是規則更是武器。中國走向世界，以負責任大國身份參與國際事務，需保持戰略定力，既要發揚斗爭精神，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敢于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堅決回擊美國的霸凌行徑，又要善于斗爭，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占據法治制高點，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有效應對挑戰、防范風險，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這是在新形勢下不斷完善和加強對美西方外交斗爭法律“工具箱”的必然選擇。

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

法治是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氨仨毎淹七M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13]

要堅持立法先行，立、改、廢、釋、纂五措并舉，盡快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不斷豐富外交法律斗爭的法律“工具箱”；要建設協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實施體系，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推進涉外司法審判體制機制改革，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要積極發展、做大做強涉外法律服務業，培育一批一流的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和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努力將中國內地打造成為國際商事仲裁新目的地；要深化執法司法國際合作，加強領事保護與協助，加強境外中資企業安全保障，建強保護中國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鏈；要強化合規意識，引導中國公民、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自覺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運用法治和規則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要不斷夯實高水平開放的法治根基。用好國內國際兩類規則，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堅定法治自信，積極闡釋中國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張和成功實踐，講好新時代中國法治故事；要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培養機制，培養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

綜上所述，在百年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背景下，堅持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方略，一體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服務和保障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加強涉外法治的時代邏輯和根本目的。

作者系武漢大學國際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客座教授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涉外法制建設?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載《人民日報》2023年11月29日，第1版。

[2]?《高盛預測到2050年世界前十大經濟體！》，網易，2023年8月17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ICB7B4PK05562I83.html。

[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79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121.02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世界占比由1.8%上升到18.67%，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

[4]?關銘聞：《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建黨95年光輝歷程看“三個前所未有”》，載《光明日報》2016年6月30日，第1版。

[5]?黃惠康：《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與國際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頁。

[6]?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7]?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外工作、學習、旅行或定居的中國公民日益增多，對領事保護和協助提出更多需求和更高要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貿易國，2022年對外貿易額高達6.3096萬億美元，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還是世界排名前三位的海外直接投資大國，2022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2.75萬億美元，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企業4.7萬多家；“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合作版圖從亞歐大陸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加入其中。

[8]?黃惠康：《當前中美外交博弈中的若干法律問題》，載《國際法學刊》2020年第3期，第1-22頁。

[9]?據統計，第117屆美國國會（2021-22）提出的涉華法案達681件，經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14件。第118屆美國國會（2023-24）迄今運作僅一年，已提出涉華法案450多件，成為法律的3件。此外，美國還有多項針對中國的“總統行政令”和財政部規章?！耙苑ǘ羧A”的手段花樣繁多。

[10]??《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舉行會晤》，央視網，2022年11月15日，https：//tv.cctv.com/?2022/11/15/VIDEfhSDSWWgm17I9D6jZSyU221115.shtml；《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新華網，2023年11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11/16/c_1129977979.htm。

[11]?黃惠康：《闡述中國主張，應多用國際法話語》，載《環球時報》2023年9月8日，第15版。

[12]?例如，美國國會于1996年頒布“赫爾姆斯—伯頓法”（Helms-Burton?Act），禁止任何美國企業及其海外分支機構與古巴進行交易，拒絕給在古巴投資、貿易的外商及其家屬發放赴美簽證，禁止別國向美國出口含有古巴原材料的產品，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向古巴提供貸款，授權美國公民可以就古巴革命政府“沒收”其財產，在美國法院起訴古巴企業以及與其有經濟往來的第三國企業。

[13]?黃惠康：《新形勢下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根本遵循》，載《人民政協報》2024年2月5日，第3版。